— 他特別會流汗，經常濕透床單，弗洛朗絲的弟弟說，當是因為他得時時刻刻照顧著他的漫天大謊。
我必須承認已經很久沒有一個故事像Jean-Claude Romand引起社會廣泛注目的犯罪事件令我震動。刊登於2000年4月21日的聯合報37版副刊關於此事的報導，所有細節之完整細膩使我不得不一字不漏張貼於下以表達我的敬意。
說謊的人
法國和瑞士交界的傑克斯（Gex）更等於日內瓦的郊區，住了許多國際機構或跨國公司的工作人員，他們每天通過邊境關卡去上班，最近的只要開十五分鐘到半小時的車。
江─克勞德‧霍曼（Jean-Claude Romand）就是這樣隨著來來回回的人潮跑了七年，所有人都相信他是到世界衛生組織去，他是那裡的醫學研究員和高級主管。一九九三年一月九日，凌晨四點，垃圾車經過他家門前發現屋子內起火，濃煙從一個開著的窗戶冒出來。消防隊員趕到時，拖出了三具燒焦的屍體，是霍曼的妻子弗洛朗絲和他們的兩個七歲和五歲的兒女；霍曼是唯一的倖存者，但陷入深度昏迷。他住在附近的好朋友呂克到了現場，這位醫生發現弗洛朗絲面部完好無損，將她的頭扶正時，手摸到她後腦上的一大塊傷口，他向消防隊員指出來，後者未太在意地說，很可能是被倒下的樑柱什麼的擊到的。但警方只花了兩天的時間，打了一些電話，就揭開了一個說了十八年的謊言。警方很快排除掉各種走私販毒或國際間諜等的推測，確定是霍曼殺了妻子兒女，以及他住在一小時車程外的父母——也就是說，所有他不願意他們為他的謊言傷心的人。這是他在法庭上的說法；他於一九九六年被判無期徒刑。
以畢生營造一個謊言的江─克勞德‧霍曼
今年年初，一本小說和一部電視紀錄片先後問世，又帶起了媒體的關注。小說的作者艾曼紐‧卡雷赫（Emmanuel Car-rere）上了由畢沃主持的著名電視書談節目，紀錄片在一月二十三日週日晚間播出。二者不僅不重複，而且相互為補。醞釀了七年的小說最後選擇了樸實中肯的敘述，作者在完結語中說，寫這本書「只能是一種罪行或一種祈禱。」他相信霍曼在監獄裡皈依宗教，向上帝懺悔是真心的：「我若沒有這一絲信念，根本不可能寫這本書。」由卡亞特（Gilles Cayatte）和艾荷爾（Catherine Erhel）合作完成的紀錄片，則填補了書中幾乎完全沒有的與相關人士的對談，採訪了弗洛朗絲的家人，在「沒有霍曼，也不談命案」的處理方式上，設法剖析這件百思不得其解的案子。他們說，到今天才拍這部紀錄片，因為需要時間的沉澱，早幾年時霍曼岳家的人，周圍的親近朋友都無法接受採訪，即使在這部片子裡，他們神色的倉皇無著依然遺留著受騙的驚悸（自己也許死裡逃生呢？），以及不知如何安頓價值判斷的茫然。
事實上，霍曼悲劇的重點到後來不再是冷血殺害他在世間最親密的人，而是他那個編了近二十年的謊言，尤其在這個「世界衛生組織」醫生的假冒身分之下，他沒有任何別的身分，離開了家庭這個舞台，他從不曾扮演任何別的角色，面對的是一片空白，他畢生精力就是在營造和維護這個謊言。他每天上下班之間的時間在做些什麼？他維持一個資產階級家庭的生活費是怎麼來的？為什麼從來沒有人懷疑他在說謊，沒有人打過一次電話到世衛組織去找他？他在法庭上說：「聽起來難以置信，但事實經過就是如此。」我們卻無法滿足於這樣一個說詞，這個聞所未聞的大悲劇，許多荒唐到極點的細節，他周圍的人，和今天這個過分注重外表的功利社會，難道沒有一點責任？
霍曼的案子也確實令人著迷，他把每個人都會說的一點小謊無限擴大，超出了一切虛構小說的想像力，刨根挖底，不也是赤裸的人性；卡雷赫則說：「這件事最神祕的，就是它根本沒有什麼好解釋的。」
「我們難得一見魔鬼的面孔！」
卡雷赫在九三年命案發生時就設法和霍曼聯絡，後者二年後答應了將他的事情寫成書。作家在書的形式上猶豫良久，最後放棄了重新組織的虛構手法，好像他必須儘量中肯，不能再編造謊言，因此霍曼的故事絕大部分是由法庭上的審判組合而成。小說定名為《對手》（La Adversaire），書裡解釋說，在猶太文中，《對手》有撒旦或魔鬼的意思。巴黎以高級知識分子為對象的中間偏左日報《世界報》的一名記者在報導法庭審判時，第一次用了「魔鬼」一詞：「我們難得一見魔鬼的面孔！」魔鬼是天主教裡與上帝對立的概念，江─克勞德‧霍曼卻是一個虔誠天主教家庭的獨生子。卡雷赫在書中說：「這個家庭裡有絕對禁止說謊的家規，虔誠地撒謊也就在所難免了。」霍曼從小到大都是父母師長眼中的乖孩子和好學生，大家都認為他將來一定光宗耀祖，成為地方上的人才。他的母親向來體弱多病，為了不要再增加母親的心理負擔，霍曼自幼學會了把所有苦水往肚子裡吞，只把笑臉和漂亮的成績單呈現給母親。小霍曼有什麼委屈只向家裡養的狗訴說，有一天狗不見了，他相信是被父親射殺了。在法庭上說到這段往事時，他突然全身劇烈顫抖倒在地上。
一九七五年夏天，他走上了岔路，十八年後導致這個滅門慘案。
他的父親是林務管理員，這是個很容易在小處作假，用謊報數字來貪污的職務，因此從事的人必須亮節廉正，也因為這一點很受地方上尊敬。霍曼本來想走同樣的路，後來改學醫，因為林務員受到的尊敬畢竟比不上醫生，也許他也抱著將來治好母親的疑難雜症的心願。一九七五年，醫學院二年級的夏天，這個好學生沒有去參加學期考試，確實如他在法庭上所說，在樓梯上摔了一跤，造成右手腕骨折嗎？還是他未來的妻子，當時不理會他追求的弗洛朗絲使他害了單相思？今天找不到任何可信的證據。後來他也沒有參加九月份的補考，在父母替他租的小公寓裡悶了幾個月，只向父母說，他考試通過了，升上了三年級。當時他還來得及回頭，但是沒有任何人注意到他的名字不在公布的名單上，假期中也無人理會他在做些什麼。當唯一的好朋友呂克終於來敲門時，霍曼也許覺得事情太過於荒唐，也感到羞恥，而錯過了這個告白的機會，給了對方一個合理的、人人都能接受（包括他自己）的說法：他這個好學生「順利升級」。至於怎麼好久不見人了，他說他得了癌症。這也不全是臨時杜撰，他倒希望這是真的。如果一個人快要死了，一個謊言還算得了什麼？說不定他潛意識裡也知道就此走上一條不歸路。十八年後，在他眼見即將真相大白時，他又謊稱得了癌症。
床頭人與親戚為何全被欺瞞？
霍曼無法面對他這第一個謊言，只好繼續用別的謊言來掩蓋。先從他直到一九八六年為止的醫科學業開始。卡雷赫在書中說，他在課業上所下的功夫不下於一個真正的醫生。他照常去上課，還經常借筆記給同學，寢室裡有全套當年的教科書和講義，考試前後在門口晃晃，趁人不留意時悄悄走開，至於通過考試的名單，他對法官說，名單那樣多，又是張貼在玻璃櫥窗後面，看不很清楚。這些邏輯上都說不過去，他說：「我知道你們不相信，可是事情就是這樣的。」因此霍曼在二年級重複註冊了十二年。
對里昂醫學院行政當局而言只是個「學號」的這名影子學生到一九八六年校長易人，不再混得下去時，便宣稱「畢業」了，成為正式的「醫生」。好朋友呂克做了得每天替人看病的普通科醫生，他則是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員，研究發明藥品，在日內瓦本部工作，後來升任主管。一直拒絕他的弗洛朗絲終於也嫁給了他，替他生了一女一兒。
弗洛朗絲本身是藥劑師，和霍曼在醫學院同學，因念醫科失敗而改念藥劑學。她怎麼從未懷疑到枕邊人在騙她、騙孩子、騙自己的父母親戚友人？日常生活裡面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露出破綻，或者她下意識地只看到她願意看的事？在紀錄片裡，她生前的一個鄰居女朋友說，在霍曼身邊，她像個被寵愛的孩子，很高興由他全權處理一切錢財出入、報稅、繳房租學費等等繁雜的紙張問題，自己從不過問；也接受了他將職業和家庭截然分開的態度。她的兩個兄弟在回答採訪時說，霍曼很會在恰當的時候說出恰當的話，有什麼要求總是透過弗洛朗絲之口，讓人找不出反對的理由。這裡指的特別是錢財方面，因為霍曼做了十幾年世衛的醫生，配得上他身分的「收入」，全是從岳家和自己父母親戚那裡詐騙來的。他對他們說，以他國際公務人員的特殊身分，可以在瑞士銀行以百分之十八的高度優惠利率存款，但必須存在他的名下。這些人有一筆不急著用的錢，準備多積存一些傳給子女，立刻信任了他。只有他的岳父一九八八年時想買輛新車，要求他還錢來。這位老人有一天從家裡的樓中樓上摔下來死亡，當時只有霍曼和他在一起。他在法庭上堅稱他是無辜的：「多承認一件有什麼不同呢？」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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