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四月二十五日台灣日報
在國人祝福下，李前總統終於順利赴日，這不僅使李前總統得償所願，在政府高層的強力動員下，也可視為台日關係的一大突破。這次彷彿如同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的美國康乃爾之行，當時李登輝身兼帶領台灣「走出去」的重責大任，而且李更是第一位踏上美國本土訪問的中華民國總統，故號稱「破冰之旅」。而這次李前總統的赴日成功，可謂又一次的「破冰之旅」，在國人欣喜之餘，背後仍有所謂「康乃爾效應」之疑慮。
不少人批評李登輝的康乃爾之行，因其結果引發一九九五年台海飛彈危機，惡化了兩岸關係，更導致一九九八年美國發表「新三不政策」，反而使台灣的國際空間被大幅壓縮。事實上，「康乃爾效應」應分為兩個層次來討論：１.就三角關係而言：台美間於一九九五年台海飛彈危機發生時，曾緊密結合成「準盟國關係」對抗中共，但隨後於一九九八年美國總統柯林頓為彌補惡化的美中關係，在上海發表「新三不政策」，等於正式宣布美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使台灣的國際空間被大幅腰斬，美中反而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擴大兩國在亞太安全議題的合作。２.就國際戰略層次而言：於台海危機發生後，美國加速重建亞太安全體系，總統柯林頓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於一九九六年發表「修訂美日安保條約指針」，擴大日本對「週邊有事」的認定，並加重日本對亞太防務之角色，建構起「東方北約」並於東亞部署區域飛彈防禦系統（TMD），大有在後冷戰時期重新「圍堵」中共之勢。
因此可知，在第一層次的「康乃爾效應」下，對台灣最不利，台灣因小失大，「贏了面子、失了裡子」，可謂得不償失。然而如果將戰略格局擴大至第二層次，我們可知台灣並非只能楚囚相對、無所作為。於台海危機發生後，美日等國皆因中共的窮兵黷武而心生警惕，因此有依「美日安保體系」的架構來圍堵中國之勢，且美國布希政府上台後，重新將美中關係之定位從「戰略夥伴關係」改為「戰略競爭關係」，所以台灣在亞太地區並非完全獨立對抗中共，情勢仍大有可為。本文依此架構，就李前總統赴日就醫的後續發展，作如下之討論：
就第一層次而言：這次與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的美國康乃爾之行，仍有很大的區別，即李登輝現今已是平民身分，基於人道精神，加上日本輿論的支持，日方本無理由拒絕，但不代表我國現任官員此後可以比照辦理，且因這次的風波，日本為顧慮中共的反應，以後可能會對台灣高層赴日更加敏感，台灣官員赴日的阻力可能因而加大。此外日本政府迫於輿論壓力，被趕鴨子上架，勉強同意李登輝赴日，可能導致日本政府視台灣為破壞日中關係的「麻煩製造者」。更有甚者，在中共強大壓力下，為彌補惡化的日中關係，日本可能進而犧牲台灣的利益，譬如利用外交場合，如十月份在中國舉行的亞太經合會，接受中共的「三不政策」，壓縮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
就第二層次而言：日中雙邊關係正值多事之秋，從日本凍結對中共的經援、限制中國大陸農產品進口，到新版教科書問題，一再與中共發生摩擦。對這次李登輝的赴日申請，中共不惜以撤回駐日大使、貿易報復與不邀請新首相訪問中國大陸作為要脅，日本政府仍核准李前總統的赴日申請，表示其「恐中媚中」情節已有所改變，日本將走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擺脫戰後「經濟超強、政治侏儒」的尷尬地位，邁向真正的政治大國。再加上日本核發李前總統的簽證之後，美國隨即核准李前總統五月的簽證，由此表示美國對日本這次的表現亦予以肯定。面對逐漸強大的中共，日本已將其國防戰略由防禦北方轉為向西，以配合美國布希政府的亞太戰略「聯日制中」，若美日皆能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共採取強硬立場，台灣務實外交仍將大有可為。
因此，如何使台日關係於李登輝赴日後，由「從零到有」的單點突破，進一步提升為全面的台日關係，並防止第一層次的「康乃爾效應」的發生，應是目前執政當局對日外交工作重點之所在，而台灣如能密切注意第二層次「康乃爾效應」的發展，利用大國間的利害糾葛，因勢利導，發揮合縱連橫、以小搏大的技巧，應有助於我務實外交之推行。因此國人不可因對第一層次「康乃爾效應」之疑慮，即不明就理地反對台灣推動務實外交，須知增加台灣的能見度，並擴大國際參與，仍是我國在國際社會上生存之所需。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