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主義對於單一觀點的質疑，所仰賴的便是在同一再現空間中 (representational space)，視點無限移位的嶄新思考模式；而這套思考模式即是奠定在當時歐美社會全面快速移動的物質基礎上。十九世紀末以降，歐洲各國大抵已完成所有鐵路工程，而在戰爭與移民的過程中，造成大規模人口移動；電報與電話的發明，也造成資訊以前所未見的快速跨國流動。可以說，十九世紀以降的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特質，即是「移動」概念在人心的生根。
移動必然造成認知的改變。理性主義對於「時間」與「空間」等基本認知概念恆常不變的信仰，在現代社會裡，都因為身體、資訊與思想的快速移動而受到挑戰，原先二元對立的許多概念對照組，都因為不同形式的移動而拉近距離，乃至於逐漸模糊了認知疆界。十九世紀末期最明顯的例子，包括電燈的發明，模糊了「白晝」與「黑夜」的分際；攝影的逐漸普及與留聲機的發明模糊了「過去」與「現在」的分別；Ｘ光在視覺上挑戰了「內在空間」與「外在空間」的分界，而電話也在社會空間中模糊了「公領域」與「私領域」的藩籬。
在社會主體的形成上，工廠化大量生產的結果，在十九世紀後期開始促成大量消費，挑戰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二元對立思考，加上教育日漸普及，造成階級流動的可能，因而日漸模糊「中產階級」與「中低階級」的分野；婦女參政權運動在此時如火如荼地展開，也質疑「男性」與「女性」的差異；而全民投票權更模糊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二分。種種傳統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認知方式，皆在快速移動的現代社會中開始崩解。大規模的人身移位，社會整體的快速移動，自然仰賴全新的再現模式，方能有效傳達社會成員的感知與情緒。《小英的故事》便是一例。作者馬羅亦透過小英萬里尋親的歷程，不僅深刻描寫了歷史主體的跨國旅行歷程，更以此隱喻思想與認知方式的移動，充分展現了現代社會的集體心智狀態。
小英在旅途中以微薄的身體穿越重重的國家地理疆界，同時也隱喻她在社會空間中，種族、階級、年齡、性別等基本的個人身分疆界之間穿梭，在多重身分認同之間流動。作者馬羅對於這套僵硬分類法則的質疑，明顯地展現在小英這個角色的塑造上：與其他十九世紀社會寫實作品的角色相較，《小英的故事》主角小英的特殊性，也在於她不僅是單純的「社會邊緣人」。小英的身分，從各種角度觀之，皆是混雜而不純正的：在年齡上，小英是十三歲的青少女，以當代社會的眼光來看，既不算兒童，也不完全是大人；表面上小英是仍然依賴母親的小女孩，實際上卻經常扮演專職照顧母親與祖父的成人。在種族文化上，她是法、印混血，並且從小說的描述看來，小英的父母皆出身原生社會的上等階級，小英同時說得一口「純正不帶口音的英語和法語」，因此極難從膚色或口音單獨判斷她的種族國籍。在性別上，小英同時具有細心、體貼與看護的女性特質，卻在照顧母親與幫助祖父經營企業的過程中，同時展現了堅毅不屈、勇敢果決的男性特質。在階級上，小英既是社會底層的遊民，卻同時是大企業的繼承人，而在兩者之間，小英並且歷經了工廠女工（工人階級）與企業家的隨身翻譯（專業中產階級）等流動過程。這些模棱兩可的特質，使小英成為一個身分認同流動性極高的角色。
故事中一個重要的線索，便是小英剛到祖父開設的工廠謀生時，為了避免祖父或其他人立即認出她的真實身分，而暫用化名，直到祖父完全接受才回復真名，而此時小英的內在品格與性情既為祖父讚賞，姓名為何早已不重要。透過這個複雜多元的角色身分，作者馬羅重複地質問：性別、種族、階級、年齡等等一般人常用的社會主體分類，以及伴隨而來的刻版印象，真的足以定義一個人的人格特質嗎？而人的階級、性別、種族、乃至於文化認同，真的都是僵硬固定、無可改變的事實嗎？如果這些個人身分的分類判准都不是僵硬固定的，那麼這些分類方式除了矇蔽視聽，干擾（甚至扭曲）人與人之間最原初與直接的心靈互動，並因此為血肉人身帶來莫大的苦難，哪裡有什麼實質的意義？
這一連串的角色與劇情安排，一再挑戰布爾喬亞社會的分類法則與觀看之道；而這樣的顛覆精神與烏扥邦想像，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現代主義藝文創作中，也是吾道不孤。與《小英的故事》一般描寫主角多重身分認同的文學作品，最著名的尚包括英國女性主義作家維吉妮亞˙吳爾芙的作品《歐蘭朵》 (Virginia Woolf, Orlando, 1928)。在這部作品裡，吳爾芙以印刷革命為基礎，點出女人透過閱讀得以在浩瀚的歷史時空中穿梭旅行；在單一再現空間裡，透過雌雄同體的主角歐蘭朵，同時呈現多重性格與身分認同，以此挑戰傳統傳記的單線敘事，另闢傳記寫作的空間。傳記呈現的不再是主角的單一性格，而像破裂的鏡子中的看到的映像一般，是多重、扭曲而相互糾纏的面貌。
這種對主體「去中心化」的概念一旦放到二度空間的畫布上，便成了畢卡索的立體主義畫作。在這類作品中，主角的多重身分認同挑戰了既有的性別、年齡、公／私領域等等分類方式，正如當時包括Ｘ光、電話、電燈等發明模糊內／外、晝／夜等的界限一般。這樣的思考方式，在同一時期許多其他藝術作品及學術論述中有亦異曲同工之妙：以倫敦晶宮與巴黎鐵塔為代表的鋼架／玻璃建築，打破了所謂「室內」與「室外」的分別；前衛劇場亟思打破舞台／外在環境，以及表演者／觀眾的距離；以喬伊思 (James Joyce) 與吳爾芙為代表的意識流小說、以佛洛伊德為首的精神醫學及心理學，甚至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等等，某種程度上皆模糊了人的心智狀態與外界環境或社會的界限。舊社會中僵化固定的思考與分類方式，經快速移動的現代社會強力衝撞後，開始崩潰瓦解，亟待重新思考定義。而這現象正是當時西方社會的集體心智狀態，串聯起表面上各自獨立的思考與論述。《小英的故事》是同一個歷史時空，同樣的社會與心智結構下的產物。
這樣一部簡明易懂的兒童文學，竟陪著我走過二十多年，在人生的各個階段，帶來種種不同的想像與激勵。作者馬羅一百多年前對孩童的諄諄教誨，今日聽來依然如雷貫耳；當年的觀察與批判，即使從今日的標準看來，依然激越昂揚，充滿前瞻性。旅居異鄉多年，孤寂時刻，我經常想像自己就是小英，穿越地理與文化的重重藩籬，正視這百年前的帝國首府，並且小心翼翼地，偶爾偷偷一捋虎鬚。馬羅在二十世紀黎明破曉之際寫下《小英的故事》，彷彿預言了未來百年的演進：女人在地理與社會文化空間中的大幅移動，可說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歷史與社會變遷。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的持續擴張，造成無數女人從鄉村移到城市，從經濟落後國行至經濟強國謀生；經濟與教育資訊的發達，也使富裕國度的女性有能力跨越地理與文化疆界，到異地遊覽求學。而不論是何種形式或目的的旅行，都衍生了許多跨越階級、族群、甚至種族的愛情故事，踏上小英一家人的步伐，繼續對抗世人的成見與偏執，不斷開拓新的文化與思想空間。二十世紀大規模的女性移民經驗，可說是來自不同國籍、文化、階級的女人，透過各種不同的旅行故事，為吳爾芙的「女人無祖國；女人的祖國便是全世界」宣言重新詮釋，在百年後的今天，一點一滴地打造起馬羅寄情於《小英的故事》的烏扥邦；只要女人繼續旅行，這個工程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全文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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