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跨文化視角開啟“傳統復興”？
梁捷
《歷史的召
gps車輛監控系統喚》
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的查克拉巴迪（Dipesh Chakrabarty）是全世界最富盛名的印度裔歷史學者之一，在歷史理論、庶民研究、後殖民研究等領域極富盛名。他的專著並不多，最有名的一本是《地方 化 歐 洲 》（Provincializing Europe），經常被多個領域的學者提起，可惜至今尚未見到中譯。前些年，“西天中土”項目曾編輯出版過他的一本文集《後殖民與歷史的詭計》，作為“印度當代新思潮”讀本之一種，可以大略瞭解他的治學思路。
而在去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推出瞭他的又一本力作《歷史的 召 喚 》（The Calling of History）。此書的副標題為“薩爾喀與他的真實帝國”，是研究近世最著名印度史學者賈杜納特·薩爾喀（Jadunath Sarkar）生平與學問的一本專著。
薩爾喀出生於1870年，孟加拉人，歷任多所印度大學的歷史教授。他在上世紀30年代采擷波斯材料撰寫瞭一套四卷本的莫臥兒帝國史，《莫臥兒帝國的 衰 亡》（The Fall of the Mughal Empire），至今仍是這個領域不可撼動的經典。薩爾喀的工作方法很傳統，對戰爭、軍事有極為細致的研究，全書寫得栩栩如生。可惜這些年來，西方歷史學界流行的研究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方法論之下的工作，使得薩爾喀極富功力的研究長期被低估。查克拉巴迪此書正有為大歷史學傢薩爾喀平反的用意。
查克拉巴迪也是出生於孟加拉地區的望族，與薩爾喀是同鄉，應當還與薩爾喀的後裔或族人保持著密切聯系，故而能生出同情與共鳴。在他看來，薩爾喀本就是最早被西方學界所承認的印度史學傢。他成名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美國學界得瞭不少榮譽，而當時印度尚未擺脫英國殖民。可在1947年印度獨立之後，印度學者反而比西方
gps衛星監控管理系統學者更堅決地壓制薩爾喀的工作。
查克拉巴迪閱讀瞭薩爾喀數以千計的信件，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殖民地政府如何在公共領域用直接、間接地辦法對學者的敘述方式施壓，構建起意識形態。而歷史學傢常要面臨公共話語和個人研究之間不可調和的張力。
《現代印度史》
另一本同樣值得重視的書是貝 納 吉 · 杜 比 （Ishita Banerjee-Dube）所著的《現代印度史 》（A History of Modern India），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貝納吉·杜比是墨西哥的墨西哥學院（El Colegio de Mexico）歷史系女教授。她在學界一直很活躍，研究興趣極為廣泛，小至性別研究，大至帝國主義，同時還編纂瞭大量印度史教科書。這本最新的《現代印度史》很有特點，引起學界的廣泛關註。
在貝納吉·杜比看來，歷史並不隻與過去相關，而是與當下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我們在討論當下問題時所關註的性別、種姓、生態、勞動等問題，在塑造“現代印度”的過程中同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過去大多數教科書把近代印度史區分為殖民史和獨立以後史兩部分，完全是民族主義的敘述方式。可不管是殖民地時代還是獨立後時代，性別、種姓等重大社會矛盾全都存在，難以消解，通過多個管道影響到印度的社會政策、意識形態以及制度變遷。印度是一個如此多元、充滿矛盾的國傢，這種多元性總是被民族主義敘述所掩蓋。而
gps車隊監控系統貝納吉·杜比的教科書終於揭破事實，為青年人研習印度史提供一個全新的基礎。
很多讀者感慨說，在貝納吉·杜比這本書之前，給人印象最深的印度史教科書應是薩米特·薩爾喀（Sumit Sarkar）出版於 1989年的 《現代印度：1885-1947》 （Modern India: 1885-1947）。這個薩爾喀的父親蘇 壽 凡·薩 爾 喀（Sushovan Sarkar）就是與查克拉巴迪研究的賈杜納特·薩爾喀齊名的孟加拉地區的史學雙峰。
薩米特·薩爾喀的那本書也跳出瞭傳統的獨立敘事，從一個遠離首都德裡的孟加拉認知角度闡述印度獨立史。那本書已經過去二十多年，有點過時，現在貝納吉·杜比終於接續上這個傳統。這些年有大量新史料被發掘，貝納吉·杜比卻覺得，那並非重點，繼承孟加拉批判精神才是歷史研究的關鍵。
《印度教與現代世界》
美國塔夫茨大學教授哈切爾（Brian Hatcher）去年也編纂瞭一本 《印度教與現代世界》（Hinduism and the Modern World）。印度教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始終是一種形象模糊的宗教，它缺乏統一的領袖，統一的經典，似乎也很少有嚴格可辨的行為規范。過去，研究者常把印度教教徒按照文化水平兩分，即精英和大眾的印度教。哈切爾指出，這種方法具有誤導性，過於靜態地看待印度教；我們應該把印度教納入更寬泛的分析框架，從歷史、民族志和當代社會理論等多重維度來認識它的豐富性。印度教和中國儒教一樣，內涵豐富，同時也充滿爭議，面對外來挑戰時還在不斷進行演化。要認識印度教，一定先要擺脫思維定勢，從認識它的豐富性開始。
《海得拉巴、英屬印度與世界》
去年，還有一本著作也試圖修正我們對印度認識的偏誤，那就是《海得拉巴、英屬印度與世界》（Hyderabad, British India, and the World），作者是紐約石溪大學的貝弗利教授（Eric Lewis Beverley）。
在我們的常識中，1857年印度人民大起義，被英軍鎮壓，從此莫臥兒帝國與東印度公司都告終結，印度處於英國的直接統治之下即英屬印度，印度殖民史正式拉開帷幕。但是南印度的海得拉巴是少數的例外。海得拉巴不僅在名義上一直是獨立的土邦，實際上也有高度的自治權力。
大英帝國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但它終究無法深入到城鄉的內部。海得拉巴在歷史上曾是一個伊斯蘭帝國，最強盛時，面積比英格蘭加上蘇格蘭還要大。在莫臥兒帝國晚期，雖然海得拉巴勢力衰弱，面積縮減，但是多年演化生成的復雜穆斯林關系網絡仍是支撐這片區域日常運作的關鍵。大英帝國明白這一點，所以從未在實踐中強行拆散海得拉巴原有組織系統，而是與它和平共處，相互利用。
印度獨立後，海得拉巴加入印度，後來又變成安德拉邦的首府，原有歷史逐漸湮滅。不過就在2014年，安德拉邦北部特倫甘納經過多年爭取，終於從安德拉邦中分離而出，變成一個獨立的邦。從這些當下事件中，仍然可以看到當年海得拉巴土邦的歷史影響力。
《我們曾是土著人：一個印度表列部落的抱負》
在南印度之外，加州聖克魯茲大學的青年人類學傢莫迪（Megan Moodie）出版瞭一本研究印度“表列部落”的民族志《我們曾是土著人：一個印度表列部落的抱負》（We Were Adivasis: Aspiration in an Indian Scheduled Tribe）。她在西北印度的齋浦爾研究一個名為丹卡（Dhanka）的部落。這樣的低種姓部落在當代印度一直很邊緣，而該部落的人既要繼承部落傳統，又不得不拒絕部落傳統，長期處於矛盾之中。為瞭在現代社會生存，他們被迫貶低自身的歷史，承認“我們曾是土著人”。
《忠誠的位置：孟加拉毗濕奴派的
座位與神聖經驗》
同時，也有學者在研究印度東部的社會生活。薩巴迪卡裡（Sukanya Sarbadhikary）的《忠誠的位置：孟加拉毗濕奴派的座位與神聖經驗》（The Place of Devotion: Siting and Experiencing Divinity in Bengal-Vaishnavism），很細致地對孟加拉地區毗濕奴派的宗教行為進行瞭調查。對於外人而言，一般隻能觀察到人們的宗教行為，對他們行為的意義和宗教感受不甚瞭解。薩巴迪卡裡則深入人們的生活，具體調查人們在宗教活動時的心理和感受。結果她發現，我們常常高估瞭神聖性，對人們宗教活動目的性的認知大有偏差。
《午夜之子》
本文討論的很多著作，作者都是印度裔外籍學者，或者工作生活於海外，或者專註於印度非主流群體和非主流敘事。他們在印度本土和海外都有廣泛的讀者。可以說，跨文化的視角才是閱讀研究印度的主流視角。所以最後我們要討論一本中譯小說，即印度裔作傢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午夜之子》。《午夜之子》是拉什迪在80年代初的成名作，得瞭包括佈克獎在內的很多獎，為拉什迪贏得全球性的聲譽。這本書氣勢恢宏地將個人歷史與國傢歷史結合在一起，“一切事物都融入其他事物，一切地方都是別的地方的一部分”。可是由於後來的政治、宗教原因，拉什迪幾乎所有的書在世界范圍內都成為敏感著作，不容易被讀到。此書的中譯在十多年前就已完成，但遲至去年才得以出版。譯者劉凱芳先生在年初不幸去世，但終於看到瞭這本書的出版。而中國讀者通過這本巨著，也可以對印度次大陸的神奇色彩有一些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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