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向世界記錄和傳播“杭州”的三位歐洲人
內容摘要：在過去的研究中，學者們都認為首個向西方介紹“杭州”的外國人是馬可·波羅，但他並未使用“杭州”一詞，而是用“行在”（Quinsay）一詞指代“杭州”。有學者認為曾德昭是第一個記錄“杭州”的西方人，他在《大中國志》中首次將“杭州”和“西湖”的羅馬字母拼寫為“Hancheu”和“Sihu”。筆者認為，在西文文獻中第一個用“Hamceu”羅馬字母拼寫“杭州”的人不是曾德昭，而是利瑪竇。曾德昭不但將杭州標註為“Hamcheu”，還向西方人講述瞭杭州西湖的故事，明確將杭州與西湖的關系定義為西湖是杭州一大特色，修正瞭馬可·波羅以來將杭州作為西湖之上城市的誤會。在杭州居住瞭10餘年，最後長眠於杭州的衛匡國比同時期的其他西方人更有資格“引介”杭州。
關鍵詞：利瑪竇;西方人;歐洲;運河;神父;傳教;學者;首府;首府杭州;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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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研究中，學者們都認為首個向西方介紹“杭州”的外國人是馬可·波羅，但他並未使用“杭州”一詞，而是用“行在”（Quinsay）一詞指代“杭州”。有學者認為曾德昭是第一個記錄“杭州”的西方人，他在《大中國志》中首次將“杭州”和“西湖”的羅馬字母拼寫為“Hancheu”和“Sihu”。筆者認為，在西文文獻中第一個用“Hamceu”羅馬字母拼寫“杭州”的人不是曾德昭，而是利瑪竇。
利瑪竇是最早獲準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耶穌會士之一。據《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該書根據意大利國傢書店《利瑪竇史料》1942—1949年版翻譯）“1598年12月5日—1599年2月”條記載，利瑪竇赴京失敗，決定應瞿太素之請先到蘇州，“這樣，利神父穿過山東，來到徐州，又冒著嚴寒從徐州來到揚州……此後，利神父又在鎮江府渡過瞭長江，進入瞭通往蘇州的運河，然後又沿河到瞭浙江的嘉興和首府杭州”。根據這種說法，有兩個關鍵要素：第一，利瑪竇使用瞭“杭州”一詞；第二，利瑪竇於1598年底曾經到達過杭州。關於第二點，筆者認為值得懷疑。
倘若利瑪竇到達蘇州之前抵達杭州，那麼肯定會有更多關於杭州的記錄，但事實上沒有。如果利瑪竇沒有到過杭州，為何又在此處提及杭州？比較合理的解釋來自《利瑪竇中國札記》，“他橫渡揚子江後，經過一條實際是人工河流的長運河，達到當地的首府鎮江，又經過這條河可以航行到著名的蘇州和杭州，即浙江省的首府”。換句話說，利瑪竇是在談論運河時提及運河通向杭州。
利瑪竇1598年底到達蘇州後，再一次提及杭州。“利神父很快便到達瞭蘇州。蘇州這座城市，無論就其風景而言，還是就其富裕程度和豐富的物產而言，都是全國聞名的重要城市，因此人們常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裡的‘杭’指的是浙江的首府杭州，很早以前它曾經是中國的都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這一段話有兩層含義比較重要：其一，利瑪竇知道“杭州”曾是南宋都城，知道“杭州”是與“蘇州”並稱的兩個大運河旁的城市；其二，天堂在上，蘇杭在下，蘇州和杭州像天堂一樣美妙。顯然，利瑪竇明確“杭州”是“杭州”，不是“行在”。
在《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一書中，利瑪竇還有兩處提及“杭州”。一處是1601年他提到“李我存是浙江省杭州人。當神父們到達北京時，他已經是工部的一位高官瞭，也是一位很有天資的學者”。另一處是1608年9月—1611年5月上旬利瑪竇委派郭居靜開拓上海佈教工作不久，郭居靜說：“沒過多久，我們放慢瞭上海的傳教工作，以便以其人力和物力在浙江一座更大的城市——杭州開設寓所。雖然在上海也確實應該有我們的一處寓所，但我們的人手卻十分緊張，好在杭州離上海不是很遠，神父可以時常
牙醫椅推薦去照料……關於杭州的情況，我們到時會詳細地介紹。”可見，利瑪竇相較於1598年對杭州有瞭更多瞭解。
利瑪竇可以說是西方人標註“Hamceu”的第一人，比曾德昭早瞭40餘年使用“Hamceu”一詞。另外，利瑪竇與明末中國天主教徒李之藻和楊筳筠相交莫逆，他們都是杭州人。利瑪竇信任的郭居靜亦受他之命到杭州開山傳教，因此，利瑪竇應熟知“杭州”。
西班牙人曾德昭在中國生活瞭22年，其間曾經到過杭州。他於1637年從澳門返回歐洲，開始撰寫《大中國志》。由於曾德昭是利瑪竇後通曉中國語言的歐洲人，加之他曾在杭州生活過，因此他亦非常準確地用“Hamcheu”標註“杭州”。他在書中說：“第八是浙江省（Chekiam），位於北緯30°。它大部分濱海，肥沃，平坦，幾乎被幾條河分開，有的河流經城鎮。論富庶它超過其他許多省，可稱作中國商品潮流的最佳源頭……省會的名字叫杭州（Hamcheu）”。曾德昭不但將杭州標註為“Hamcheu”，還向西方人講述瞭杭州西湖的故事，明確將杭州與西湖的關系定義為西湖是杭州一大特色，修正瞭馬可·波羅以來將杭州作為西湖之上城市的誤會。
曾之後，另一位與杭州結下深厚緣分的歐洲人是衛匡國。他是意大利耶穌會士，1640年離開歐洲，1642年到達澳門，然後被派往杭州工作，1651年返回羅馬，1657年再次到中國，1661年在杭州去世。在歐
牙醫工作椅子推薦洲期間，他在1654年出版的《韃靼戰紀》中稱“浙江省首府杭州是一座華貴之城……此城之雄偉、美麗和富庶，我向你來描述，我是眼見為實，不信傳聞。我在該城住瞭三年，又從那裡赴歐洲。這個城有一條運河，也就是渠道，經水路通向中國北部。這條運河，與我提到城南那條江之間，隻隔一道高河壩，像一條大路”。
1655年衛匡國編輯出版《中國新圖志》，對“杭州”作瞭詳細考證說明。衛匡國說：“為瞭防止歐洲的宇宙學傢浪費時間而荒謬地去尋找馬可·波羅提到的行在城，我將再次撰寫有關它的文字……這個城市就是威尼斯人波羅提到的行在……該城是中國君主之所，在學者的正式言語中稱其為京師，行在（Kingsai）是社會下層的普遍叫法，稍欠準確，仍使用的‘Quinsai’就來源於這個詞。除此之外，應該指出，京師是所有皇城的尊稱，不特指某一個地方，實際上，京師隻不過是‘朝廷之所在’的意思，這個城市有自己的名字——杭州（Hangcheu）。”
在杭州居住瞭10餘年，最後長眠於杭州的衛匡國比同時期的其他西方人更有資格“引介”杭州。他關於“行在”即“杭州”的考證，修正瞭自馬可·波羅以來西方人對“行在”的看法，修正瞭西方人關於“杭州”的想象和描述。衛匡國向歐洲提供瞭完整而正確的中國地理知識。此後“Quinsay”基本上在西方古地圖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Hangchew、Hangchow、Hamcheu等拼法的“杭州”。
（本文系杭州市哲社重點課題“想象天堂：20世紀
台中馬鞍椅批發前西方人對杭州城的描繪”（2016WSJL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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