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集開始)
國際政治結構的性質佔更重要的因素
不可否認，甘乃迪總統本身的意志在這次的危機處理過程中佔了決定性的因素。從外交政策決策三層次理論來看，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會受到決策者個人理性模式、政府政治模式、組織流程三種模式影響。在這次古巴危機中，決策者個人理性模式主導了美國本身的外交決策過程，由於甘乃迪一心尋找能避免與蘇俄直接衝突的方式，因此美國的外交決策便呈現一種剛柔並濟的面貌—以強大的武力為後盾，而不放棄與蘇聯溝通談判的機會，最後探知蘇聯最高層領導的心意而免於一場浩劫。
但，如果那時候不是甘乃迪主政，整個古巴危機的處理方向會因此有極大轉變嗎？換言之，即若換了別人上台，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此開打？
從Kenneth 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來看，他認為國際政治理論可分兩種：簡約理論以及系統理論。而最能解釋國際政治結構的，不是簡約理論，而是專門講結構的體系理論。他把國際政治分成三層：國家能力（state capability）、行為者（actor）、體系（system）。當體系改變時，比如無政府狀態變成層級節制時，國際政治結構才會徹底改變。因此，探討行為者與國家能力的簡約理論不能解釋國際政治體系如何維持以及運作。
在waltz的思考中，認為結構是自發形成的，我們要發現結構必須要有那麼一點『靈光一閃』的wisdom才行。只要國際社會的本質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就表示國際政治結構就會一直持續下去。只要有一個強權崛起，體系內的行為者（國家）就會開始起而抗衡這個強權的權力擴張，國家會這麼做不是因為追求權力而是為求自保。所以從結構上才講，二戰後的二元體系是自然形成的，而且一個穩定的狀態。因為兩極體系具有預測容易、責任分明、強權國更容易掌握集團內成員國等優點。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發現，美蘇兩國在冷戰期間因為集團實力相差無幾，迫使他們必須更謹慎的面對自己的決定，因為盲目的行動更可能造成自身國力的浪費而衰退。Waltz曾說：『算計錯誤可能導致權力平衡的改變，甚至戰爭的發生；過度反應充其量只是多花氣力與金錢罷了。』所以我認為，就算當時不是甘乃迪執政，國際政治的結構與環境還是會迫使美蘇更警覺於自己的外交政策，也會保持彈性。總結而論，甘乃迪的冷靜與維護和平的意志固然令人敬佩，但探討國際政治運作時，必須提醒自己將思考投射在關鍵的變項—國際政治結構—上，才不至於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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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解說
圖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Adlai Stevenson展示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的空中拍攝照片，證據鐵證如山，令蘇聯大使當場愕然，無言以對。那種感覺好像現行犯被當場逮捕一般(因為蘇聯大使矢口否認該國在古巴部署飛彈)。聯合國辯論上的大勝，令白宮氣勢極為振奮，對抗蘇聯也更為理直氣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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