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曾走過激蕩工作坊1980年代那段'南陣北伐'，我稱之為本地創作歌曲最具大規模型的'啟蒙教育行動時期'；稱之為'開墾戰'，就因為它是否決華社繼續聽口水歌，要有自己值得驕傲的創作歌曲，所謂'我們的聲音'。我搭上的反而是從92年至94年兩屆的海螺新韻獎－－大力鼓吹中學生與大專青年勇敢地站出來，唱出'年輕的聲音'的本地音樂創作獎。
當然，如今的大家還是很期待這個獎的重來。但是，從兩間海螺的產物－－海螺Pub和海螺民歌餐廳的該名成'Wow Wow'，這似乎表明，我們應該放棄期待了，大馬人尊重歷史的曾經有過記憶，似乎是比不上唱片公司資本主義的巨輪碾尸。
從一些蛛絲馬跡，及追回1990年前出版，椰子屋與另類音樂人合作的《另類抒情方式》、紅地氈的專輯等，我開始拼輳出我個人擁有的音樂歷史觀，之前的大概藍圖。就以黃火獨立品牌1998年出現的轉淚點來看，'追求多元化的音樂形式，不單一模仿港台流行歌曲'的音樂訴求理念，開始組織化起來，雖非大規模，但從此訴之以行動。
為什么是樂隊形式才有可能'拋棄流行曲，追求多元式'？這是音樂創作的基本知識，與搖滾樂歷史從1960年代大力沖擊整個世界流行音樂，是有很大關聯的。
接觸了重陽、魔旋、KRMA、浪氓、九天、螺旋體（Helicoid）、RUSH、Mumster、風火輪等中文樂隊、讓我去思考年輕人組樂隊的問題。我不曉得一個社會的青少年大規模地學習組band，是否也說明這個社會需要先有一定的經濟水準。先撇開西方國家，全球值得參考的國家應該只有中國、香港、台灣、大馬和新加坡。中國地下獨立樂隊的蓬勃發展是毋庸置疑，香港是個資訊文化中心，相信這對音樂的熏陶有一定的影響。我相信歷史及文化背景占了很大的因素。
我去過台灣，也獲取了不少台灣流行、地下音樂、政治文化歷史的資訊，就嘗試以台灣的音樂場景對比大馬，來看出一些倪端。當然，在這個大馬經濟發展狀況有條件和其他亞洲國家對比優越時，樂手經濟問題應該不會是藉口。
在短短的8天裡，我與KRMA樂隊可以在台灣，輕易地見識到，兩支不可能在大馬出現的年輕樂隊︰第一個，是敢于用台語歌詞批判台灣社會政經文教狀況、連警察與立法委員（人民代議士）都不放過、以粗俗語話及手式加以表現出來、還在升學階段的充汽娃娃五人樂隊。他們雖不至于有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狂飆性的豐富音樂，但那種用音樂表達自己年輕叛逆的聲音和語氣，已經足夠強烈震撼群眾。
另一支樂隊，是來自台灣南部（我稱之為大城市以外的小城鎮）、平均年齡不超過18歲的三女一男樂隊－－乳溝消防隊。但這只是台灣其中一支，以女性為主導（意思是女主音、音樂類型以女性主體意識）的樂隊，我們大馬團員都還來不及見識到，在台灣不算少數的純女性樂隊。
在一個解嚴后，民主開放蓬勃發展的台灣社會裡，我本身深切地體會到，台北都市裡女性主體意識的抬頭站起來，面對父權社會的壓迫︰每個女生都自發性的走出來對群眾發表個人的、直接簡單、女生式但獨立的聲音。
有一個女生當著聽眾面前講出，她對醫師忽略她患上乳癌初期不顧，叫她"等到腫瘤生大時才切﹗"的不滿，由不甘于胸前如鏡無法展現父權社會樂于窺視的大胸脯，而不間斷地挺起胸膛，似乎在說︰"我沒了乳房還是女人﹗"的肢體語言，講到哭了流鼻涕眼淚，別人（雖然也是女性）給紙巾，也堅持用自己的衣領擦自己的淚水。
台灣社會會允許、接納並催生這些以女性主體為出發點的社會議題、搖滾批叛性聲音的存在，我相信此條件是與社會擁有民主機製，群眾擁有自主自治的能力大有關連。所以，我一直不忘保留，以政治、社會歷史的角度去看待大馬中文音樂發展的可能性。
在擴音版圖獨立品牌推出它的首張合輯《流行示威》時，我同時也正在聽著2001年在，音樂格林美獎（Music Grammy Award）獲得四大獎的愛爾蘭U2樂隊，在1980年推出的《Boy》和1981年《October》轉輯。
這兩張相信是U2剛出道組團，不及五年所推出的第一、第二或第三張唱片吧。但U2早期那種自發性、獨立創作音樂的質感，我似乎也都感覺得到，在本地中文樂隊推出《流行示威》內的精神血液裡流傳著。大家都流著同樣的血液，如何去肯定、提升和開拓自己社會的音樂場景卻是靠不斷的思考和努力。
當然，把U2這四人組合，主音Bono、吉它手The Edge、貝斯手Adam Clayton和鼓手Larry，1987年的《Joshua Tree》和1989年的《The Achtung Baby》狂飆主流唱片銷售排行榜，這兩張征服並得到全世界聽歌人的廣泛肯定，當成是我們要達成的目標也不為過份吧。
文﹕蔡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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