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這一代面臨一個關鍵性的選擇。他們可以繼續欺騙自己，日本的侵略戰爭是一場神聖正義之戰，僅因為美國經濟強權，所以他們不幸戰敗了；他們也可以徹底斬斷國家的恐怖遺產，面對真相︰世界之所以變得更好，是因為日本戰敗，因為她不能把她嚴峻的 ‘愛’強加給世人。如果現代日本人不站出來護衛真理，他們在歷史的紀錄，將和他們在戰爭期間的先人一樣晦暗污穢。”
去年棄世的張純如在她記錄侵華日軍1937年在南京所犯暴行的《被遺忘的大屠殺》的後記裡如此呼籲。遺憾的是，日本政府顯然漠視張純如以至全世界良知的呼籲，而且變本加厲地掩飾自己犯過的種種罪行。
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曾多次深切反省及譴責自己國家在二戰中所犯的暴行，而且非常擔憂日本國家主義(即軍國主義)的一個特色︰鎖國主義的還魂再生，即 “日本人和日本國都非常封閉，缺乏作為個人自立、作為個人與外國人交往的態度。”如果將大江的 “鎖國主義”理解作鴕鳥主義，那正好說明當前日本不願面對歷史、面對自身過錯的 “封閉”特色。諷刺的是，這樣一個 “鎖國”國家，竟然想做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說到鎖國，“日本通”周作人指出過，日本由於獨處海上，歷史上沒有被異族征服過， “這不但使國民對於自己的清白的國土感到真正的愛情，而且更影響到國民的性情上可以使他比被征的民族更要剛健質直一點。”很可惜，這種對自家國土的愛演變成侵略別人領土的罪，而所謂的剛健質直就成了死不認錯的厚顏無恥。
Ruth Benedict在其論日本文化的名著《菊與刀》中非常深刻地指出，日本人非常重視 “恥感”，這種恥感的特點是 “有錯誤的人即使當眾認錯、甚至向神父懺悔，也不會感到解脫。他反而會感到，只要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在社會上，就不必懊喪，坦白懺悔只能是自尋煩惱。”今天的我們都知道，在面對侵華戰爭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前，日本的這種恥感文化，其正確稱呼應該是︰無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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