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長說明】這篇文章來自米國北卡大攻讀「永久性頭殼損壞症（Permanent Head Damage, PhD）」的朋友。他常常跟我說：「偶跟你縮啦，地荒派系啦，國民黨啦，截對沒有像外面縮的那麼簡單啦！唔信，啊沒咱來相輸！」
至於照片，跟文章無關，是克羅埃西亞首都Zagreb市中心「共和國廣場」下班時間的樣子。沒看過那麼悠閒的首都，很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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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的政治使用
By 王金壽
民進黨和司法體系一直有糾纏不清的關係。在戒嚴時期，國民黨就透過司法體系來鎮壓他們，沒有人會比律師出身的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更瞭解這一點。而在民進黨推動民主化的過程，街頭和選舉是最主要的路線。相反的以法律做為抗爭的手段最不被民進黨重視。這裡由相當簡單，如果法院是國民黨開的，為何還要去一個穩輸的戰場打仗。
司法體系的變革是臺灣民主化中最晚的。民主運動、工運、社運、婦運、學運都是在解嚴前就開始進行。相反的，臺灣的司法改革要等到一九九二年底台中地院改革派法官發起法官自治運動之後才開始。在這之前，少數檢察官（如高新武、彭紹瑾）的抗爭都是個人式的單打獨鬥，下場都是悲劇收場，然後退出體制進入政治部門從事改革。
但是自台中改革派法官之後從事改革的法官和檢察官和前一代的相當不同。他們不管改革成功或失敗，選擇繼續留在體制內改革而不是進入政治從事選舉。同時，這些人士的改革也較強調集體性而非個人英雄主義，同時有意的和政黨保持距離。幾名重要的司法改革人士拒絕了不同政黨的邀約參選。他們也瞭解到體制外的改革雖然重要，但是體制內的人如果不反省改革，那麼改革幾乎註定是失敗的。
但是，或許是臺灣政治人物的自大性格，他們無法理解新一代法官檢察官的不同，以為這些人都還只是政權的工具。許水德如此，余政憲也是。在台灣司法獨立史上，一九九八年檢改會的成立顯然是一重要的里程碑。在這群發起成立檢改會的基層檢察官中，有人在大學就參與民主運動幫黨外人士發傳單，也有人在大學時就至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這兩位檢察官在大學時期雖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但一進入檢察體系不久就發現，檢察官不是任何政黨的工具，而唯有獨立公正的司法體制才是維持臺灣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檢改會的成立也顯示出，任何政黨要對檢察體系做到百分之百的控制已經是不可能。
當黑金政治開始入侵臺灣社會各層面時，少數但較具有理想性格的基層檢察官開始對抗黑金政治。單靠選舉是很少讓這些政治人物下台，大部分的例子是政治人物被起訴判刑之後無法參選或是在選戰中失敗。這些「不聽話」的檢察官開始對國民黨政權，特別是地方政權，造成影響。這些檢察官對臺灣民主和掃除黑金政治的貢獻完全被忽略。他們是臺灣黑金政治的改革者，而民進黨是獲益者。說的更直接一點，這些檢察官幫民進黨搬除往執政路上的「石頭」，雖然他們沒有這個意圖。國民黨當然知道檢察官失控的危險性，一九九六年底時，當時法務部長廖正豪在毫無預警之下修理調動八名「搬石頭」的檢察官，這其中就包括最近被民進黨指為泛藍打手的楊大智。一些民進黨人士揚言要查楊大智的底，是的，他們應該去查而且將一定會發現楊大智在台東地檢署時抓了多少賄選掃除了多少黑金人物，他們將更會發現這些被楊大智起訴的大部分是國民黨人士和他們的樁腳。原來，楊大智和過去的李登輝一樣，都是民進黨的「自己人」。
楊大智只是這群基層檢察官的一個小縮影。在國民黨執政時，他們是臺灣掃除黑金政治的最先鋒，但也是被國民黨打壓的一群。在民進黨執政之後，檢察體系似乎也沒有隨著變天。檢改會和法務部長陳定南只有短暫的蜜月期。這些基層檢察官只是由「科員」提升到「科長」而已。雖然如此，以檢改會成員為主的特偵組還是交出一張漂亮成績單時。但是民進黨籍的立委和其他政黨立委聯合要求法務部裁撤特偵組。更為諷刺的是，最近幾次人事變動顯示受陳定南重用的人一部份就是過去受國民黨重用的人，有人更是過去被國民黨用來打壓臺灣民主運動和民進黨的工具。民進黨對於檢察體系必須要有深刻的瞭解，到底要重用像楊大智這種從過去到現在始終如一掃除黑金、堅持司法獨立的檢察官，還是要被舊官僚包圍。這似乎不是一個太難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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