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8.08 中國時報
重建信任 走出困境
◎吳宗憲
執政黨近來發生的兩次失誤，受到外界強烈的批評。一係呂秀蓮副總統提出的「原住民移民說」，遭到外界質疑「福佬沙文主義作祟」；一係第一家庭的幫傭羅太太濫用職權，引發外界認為陳總統「以謊言掩蓋謊言」的質疑。
究實而論，透過移民機制是否可以解決原住民的生活困境，或者說山林的復育是否可以透過遷村來完成，進而達成國土規畫的效果，其實是可以經過公民討論的政策議題。而陳總統的解釋恐怕是「誤傳」可能性高於刻意欺騙，外界以「謊言」稱之，亦不盡公允。
然而，吾人必須指出，之所以會有這些失真的批評，其實與國內目前的信任危機有很大的關聯。而「信任」之所以瓦解，執政黨實難推卸其責。
讓我們將場景恢復到四年之前，陳總統為核四政策邀請連主席商談，當收下連戰所提出的政策建議書之後，竟然在不到幾個小時之內宣布停建核四；在與宋楚瑜「密會」之後卻由自己宣布密會的事實；在盛讚唐飛院長數月後，卻惡之為「石頭」除之而後快；在就職文告對外宣稱「四不一沒有」之後，在個別的演說中卻不斷地鼓吹台獨的理想。凡此種種，均使政黨間基本信任煙消雲散，而這個危機終因總統槍擊案而爆發，迸發成一股反社會力量。
七二水災的捐款不到九二一的十分之一、中產階級的政治冷漠及移民潮、民眾以訕笑的言語揶揄執政黨的政策，乃至於反對黨以仇視的角度來批判副總統的「移民說」及「說謊總統」，都是「不信任」的個別現象。最終問題，就是「信任」環境的崩解。
哈佛大學的Putman曾以義大利一九七○年代之後開始實施的民主制度為例，說明不同地方政府因為民眾的信任感高低不同而造成執政績效的迥異差距，研究的結論：民主制度若未有信任作為基礎，不但無法使人民的生活「向上提升」，甚至比未實施民主的國家「向下沉淪」。至於如何能夠提高信任？作者提出了「互惠的規範」以建構「公民參與的網絡」的主張，吾人認為此主張亦可提供執政當局參考。
「公民參與」強調的是政府與民眾、民眾與民眾之間「無扭曲的溝通」，在公民透過實質的政策辯論之後，根據「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原則來由下往上形成共識，決定公共政策。在這樣的溝通平台之上，政府的重點工作是建構「論壇」，讓人民得以發表意見，爭取多數。並且根據公民形成的共識來進行施政。
惟觀目前政府的政策制定，與此一理想差距甚遠，甚至背道而馳。執政黨由上往下地透過空泛的「愛台灣」口號，將可能理性辯論的國家認同議題，簡化為「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對抗；行政院透過由上而下發動的公投綁大選來掩蓋贏取選舉的企圖，使得選舉成為「扭曲的溝通」過程。透過總統府主導作秀式的參觀潛艇來爭取軍購預算，凡此種種，美其名為「深化民主」，實則是透過民主的形式來悖害「公民參與」的實質民主。絲毫無法營造一個相互信任的環境。
吾人需不厭其煩地叮嚀執政者，「民主」絕非一蹴可幾，絕非引進了「公民投票」、「制憲權」等民主制度之後便完成民主改造了，「民主」更不應該是為了完成「建國使命」或者塑造「本土意識」的手段，「民主」就是民主，本身就是處理公共事務的最高目標。因此，「民主」必須容忍反對的勢力存在，必須尊重不同的國家認同，必須透過公民論壇的漸進討論，由下往上形成共識。
也因此，執政者不要私心操縱政治議程來影響政策的結果，應該無私地建構寬廣的言論平台，開放地鼓勵公民辯論及參與，讓民眾由小事而大事，由下而上地整合共識。只有這樣的民主，才可以慢慢地再恢復台灣民眾原有的信任關係。有了整合的共識，超越統獨爭議及國家認同的民主，才能夠務實地考慮軍購的項目、才能理性討論憲政改革、才能凝聚國內團結，我們也才能大聲地向國際說，而這種「團結的民主」是我們對抗中共強權的最好方式。
（作者為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博士生，曾任陸委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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