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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追尋(之二)/詹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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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消逝的追尋(之二)╱詹宏志

 

本文來源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410/1547037/

 

發表於《蘋果日報》2019年4月

 

 

 

在舊版的「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系列旅遊指南裡,每一本書的「出版者的話」(From  the  Publisher)的欄末,都會有一段話,說:「萬事變動不居──價格會上漲,時刻表會改變,好地方會變壞,壞地方會倒閉──沒什麼事持久不變。」(Things  change──prices  go  up,  schedules  change,  good  places  go  bad  and  bad  places  go  bankrupt──nothing  stays  the  same.)

 

雖然這段警語說得好像頗富哲理,彷彿勸世俗諺一般,但本質上它其實是一段「免責聲明」(disclaimer),意思是說,萬一閣下在書中讀到的資料不正確,那只是世事難料、或人心不古,千萬別找我出版者麻煩。但對我而言,連這段狡猾的辯詞也是古老美好事物的一部分,自從「寂寞星球」2013年賣給了美國媒體集團之後(它本來是一對旅行家夫婦在澳洲創設的獨立出版社),這麼浪漫俏皮的免責聲明也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冷冰冰、毫無幽默感的法律文字(因為真的很無趣,我就不要在這裡抄引了)。

 

唉,真的,世上事物變動不居,好地方會變壞,壞地方會倒閉,好人會墮落,壞人會凍蒜,這當然是自然之事,只是你也不見得會立刻適應。史坦福旅行書店遷址營業,只是地球運轉中很小的一件事,何況它還兢兢業業,重開一家更新潮、更明亮的書店,更不要說人家現在已經把網路書店整理得非常像樣,上網動動手指就可以輕鬆買書,你又何必說人家書店今不如昔?你根本就不該再去逛實體書店的,不是嗎?

 

傷心事其實不止於此,讓我再舉一個例子,我也來說說金彥鎬在他書序裡提到的倫敦「福耶爾書店」(Foyles)吧。愛書人金先生在他的《書店旅圖》書中提到「福耶爾書店」時說:「這間書店擁有的書架總長為世界之最,已載入金氏世界記錄中。福耶爾兄弟無心插柳柳成蔭,不但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也給世間許許多多迷戀書籍的愛書人造就了福利……。」

 

這裡提到的福耶爾兄弟的無心插柳,其實是福耶爾書店的「創世故事」,話說1903年福耶爾兩兄弟都去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雙雙落榜,灰心喪志之餘,乃決定把家中所有考試參考書都拿出來當二手書賣,不料都順利賣出,兩兄弟因而看到一個光明前途,他們聯手開了一家號稱最大的「考試與教育用書書店」,這個切入角度顯然獲得成功,賣書的範圍乃從考試及於各種教科書,再進而及於一般圖書;書店先開在查令十字路135號(其實最早在西肅庭),後來營業擴大再搬到121號,最後再把隔壁邊間買下來,一路增添建物書架,最後成了受到認證的世界最大書店。

 

福耶爾書店的全盛時期應該是1930年代一路到了1980年代,這段期間它幾乎做什麼都對,它辦的與作者會面的「文學午餐會」(Foyles  Literary  Luncheons),一場可以吸引兩千人;它辦了各式各樣的讀書俱樂部(兒童書、宗教書、歷史書、推理小說、羅曼史等),都吸引大量讀書人的目光與熱情參與;它的郵購部門據說一天要處理35000封採購信件;總之,那是實體書店的黃金歲月,而福耶爾書店是當中的天之驕子。

 

80年代後葉大概是福耶爾書店走下坡的時候,正好也是我開始來到福耶爾書店的時候。在我開始每年固定造訪倫敦覓書購冊的時刻(我當時還是一個力爭上游的圖書小編),我就聽到各式各樣關於福耶爾書店的笑話;評論者嘲笑它落伍的結帳系統,你拿著選好的圖書去「開單」,然後帶著單子排隊去結帳,最後再拿著付費收據去領書(如果你是80、90年代在大陸新華書店買書的人,看到這裡一定覺得很懷念);評論者也嘲笑它的書架上圖書眾多卻雜亂無章,人們說:「如果一本書福耶爾沒有,你就不用勞煩到別處去找了;但如果福耶爾有書,你也找不到……。」

 

我初次來到倫敦,循線索就來到位於查令十字路的「福耶爾書店」;那時候書店動線詭異(因為是兩棟不同高度與不同布局的樓面打通),結帳顧客大排長龍,木頭書架直頂天花板,架上圖書灰撲撲佈滿灰塵,圖書多到幾乎要從書架流溢出來,包含許多奇怪的書名與選題,並且很多書已經被翻到不成人形,似乎乏人整理。

 

這麼落伍不合時宜的書店,看起來和倫敦做為一個有歷史的老城完全對味,對書呆子如我來說,簡直如獲至寶;我就是害怕書店「井然有序」,那意味著你是什麼「寶」也淘不到的,只有被時間遺棄、遺忘的,才是蒐書者珍愛的寶庫。讓我先跳開來講一個我親身經歷的台灣故事……。

 

也是80年代後半,我坐在台北市公館的「金石堂書店」裡的「金池塘咖啡店」寫稿;突然間想到一段可能的引文,印象中似是出自錢穆先生的《中國思想史》,手邊沒有書,我想這不成問題,旁邊就是當時台灣最新、最大、最現代化的書店,幾乎可以當做我的圖書館。我走進書店,在架上搜尋,奇怪的,我竟然找不到;一本重要的書在這家大書店裡找不到,有點不可思議,我只好求助於店員,店員進入電腦檢索,狐疑說:「奇怪了,本來是有的,可能是賣完了。」因為用書孔急,我只好從咖啡店收拾起身,坐了車到「學生書局」(當時是錢氏《中國思想史》的出版者),一進門就看到該書擺在平台最顯著的位置,我拿了一本書準備去結帳,打開來竟然發現書中貼著金石堂書店的「書條」,所以這本書其實是金石堂的「退書」……。

 

這就是「現代化」書店的意義(今天我們可以再加一句,這就是「大數據」的意義);書店裡有「銷售統計」,如果你不是周轉夠快的書,書店意識到這是一本佔了位置不貢獻營收的書,或者庫存太多超過周轉效率,它就要跳出來「指定退書」了,任憑你是錢穆大師也不能留。

 

同一個時候,我到了當時比較「傳統」(落伍?)的書店,像台北重慶南路書街裡的「三民書局」,在它密密麻麻像圖書館一樣的書架中發現了錢穆先生的《民族與文化》,那是香港龍門書局出版的,本來是港幣定價,旁邊又用鉛筆寫上了台幣定價,但太久沒有賣出去,物價奔騰,所以那個鉛筆定價又被槓去,重寫一個價格,新價格又被劃去,再寫一個價格,那本書從香港出版再運抵台灣,在書架發黃、蒙塵、重寫三次價格,直到被我拿去櫃台結帳,已經度過二十幾個年頭,如果三民書局像金石堂書店一樣「有效率」,這本書早就消滅了,不會有機會來到一位渴慕者的手中……。(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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