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遠走高飛》導讀／詹宏志
(本文摘自《遠走高飛》, 遠流出版)
本文轉載自 遠流博識網
‧ 推理小說的赫胥黎
《遠走高飛》(Obelists Fly High, 1935)的作者戴利．金(C. Daly King, 1895-1963)在世時常常被稱為「推理小說界的赫胥黎」。這裡的赫胥黎，指的就是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 1932)的作者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赫胥黎出身科學與藝術的世家，族中名家如雲，他自己也非常年輕就在歐洲文壇上嶄露頭角，享有盛名。而他的博識通雅，多種知識集於一身，被同世代的讀者與評論者寄以厚望，覺得他是「前所未見」最有科學知識又最有文學創造力的作家，這種左右逢源的背景，將有可能把「文學作家」這個僅屬於藝術創作的概念，帶到歷史上未曾有過「知識與藝術兩全」的境界。
戴利與赫胥黎是同輩人，本身是一位學養深厚的心理學家；他的心理學著作如《超越行為主義》(Beyond Behaviourism)等，都是當時望重一時的學術作品。一九三二年，他以一位學術重鎮，投身通俗創作，寫下他的第一本推理小說《海上謎雲》(Obelists at Sea, 1932)，這是一部以豪華郵輪為謀殺背景的本格推理；書中那如阿道斯．赫胥黎般濃厚的學術知識氣息，以及如艾勒里．昆恩般巧妙的謎題推理布局，立即引起當時的推理小說讀者無限的想像，大家莫不期待一位學術深度與通俗趣味兩全其美的新型態作家從此誕生，乃封給他一個「推理小說界的赫胥黎」的夢幻稱號。
但歷史上「出身」與「成績」有時不成比例，即使是赫胥黎本人，儘管三十歲以前已經暴得大名，四十幾歲以後卻不甚了了，除了年輕時的《美麗新世界》與《針鋒相對》(Point Counter Point, 1928)等傑作之外，他後來的作品在文學史並未掀起任何波瀾，與當時世人對他的評價和期許簡直不成比例。一流智慧的赫胥黎為什麼沒有更高的文學成就？這是後來許多傳記作家企圖解釋的問題，一般認為他一九三七年移民美國是重大關鍵；二次大戰在歐洲造成的重大傷害，他完全沒有參與也沒有感受，事實上後來重要的作家都是從大戰悲劇中反省世界與人性，深刻探究其中的荒謬與恐怖，這個探討赫胥黎是缺席了。赫胥黎當時在幹什麼？他被好萊塢高薪請去編劇，醇酒美人，蹉跎時光，十年時間只留下米高梅電影公司的《傲慢與偏見》和迪士尼的《愛麗絲夢遊仙境》等共同編劇作品，和他「大師」的身份實在太不相稱了；其他的時間，他在治療眼疾，實驗迷幻藥(他是正宗嬉皮的前驅)，反而寫了若干探索神秘經驗的「新心靈」書籍，如《感覺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 1954)和《天堂與地獄》(Heaven and Hell, 1956)等，現在，拜新心靈運動之賜，他的評價又被重估了。
三十年代被稱為「推理小說界的赫胥黎」的戴利．金，發展也與赫胥黎不無相似之處；他以一位學院裡德高望重之人委身從事推理小說創作，表現出來的確是兢兢業業，中規中矩。從一九三二年的《海上謎雲》，到一九三四年《鐵路奇案》(Obelists En Route)，再到一九三五年的《遠走高飛》，這「海陸空三部曲」(每一部都包含一項交通工具)，今天看起來仍然是一流的正統古典推理，布局嚴謹，故事曲折，案件設計推陳出新，寫作結構井井有條，推理過程也合情入理。但也許作品的數量不夠(連短篇在內一共只有七部)，或者類型的開發開創不夠(他創造了心理醫生在推理小說的分析解釋角色，但他太保守，只讓他扮演華生醫師的功能，沒讓他真正起破案的作用)，儘管他的作品部部傑作，論起對推理小說的影響，卻比同時代的艾勒里．昆恩或「密室大師」約翰．狄克遜．卡爾(John Dickson Carr, 1906-1977)差得太多，世人對「推理小說界的赫胥黎」的期待，也和對赫胥黎本人的期待一樣，大致上是落了空。
‧交通工具的謀殺案
我們雖然沒有如願得到一位「推理小說界的赫胥黎」，卻不是沒有一流的推理小說可看，戴利．金的「海陸空三部曲」就是至今仍感受到威力的絕佳作品。
這一系列的小說都以紐約警探麥可．羅德做主角，也都穿插了一位博學多識卻有點脫線的心理醫生彭斯，這當然是「福爾摩斯與華生醫師」的經典搭配設計。每一部小說都利用了海、陸、空其中一種交通工具(《遠走高飛》的場景在飛機上，《海上謎雲》在郵輪上，《鐵路奇案》則不用說，是在火車上)，小說更利用了這些交通工具「封閉隔絕」的特性，使故事發生在一個可控制戲劇性的緊湊場景，如果再加上它敘事節奏的明快，你可能沒注意到它是一部三○年代的古典作品，而誤以為它是八○年代以後的「當代作品」。
羅德與彭斯初識於《海上謎雲》一案，這部戴利．金的處女小說的最大特色是，謀殺案發生後，船上有四位心理學家分別就不同的理論提出他們的分析判斷；這一方面顯示了戴利．金豐厚的心理學知識，另一方面也呼應了先前推理作家巴克利(Anthony Berkeley, 1893-1971)的作品《毒巧克力案件》(The Poisoned Chocolates Case, 1929)的情節設計(這本小說則把案件破了六次，每一種推理都合情入理)。金的第二本小說《鐵路奇案》則是一件道地的密室推理，死者死在穿越美國大陸的直達快車的車廂中，一樣有四名心理學家的登場。
我們今天閱讀的《遠走高飛》的案件則發生在高空(每一章的飛行高度不同，都與情節有關)，故事的設計也是曲折離奇，有一場危及國家安全的謀殺案，有一位死兩次的人，有不同的毒藥和使用的目的；和其他正統的古典推理一樣，飛機中多數乘員都帶有嫌疑，但從犯罪時機或方法上看，卻又每一個人都不可能。偵探就要從與這些人的互動中逐步發現真象，找出凶手，還要讓你猜不著。這是正宗的推理小說閱讀樂趣。
小說是正宗的古典推理，故事卻寫得緊湊非凡，活像是好萊塢的動作片。故事開始時，凶手已經被揭露，而且持槍拒捕，立刻在狹窄的機艙中展開大戰，飛機即將墜毀。這是小說的終曲，但放在最前面；小說的序曲放在最後面，要到那最後一頁，你才明白一切的動機。這些巧妙的設計，以及一路情節推展的過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十足的通俗趣味，也幾乎是預告了未來通俗小說寫作方式，將從冷靜曲折逐步走向熱鬧動態。
戴利．金現在已經不是推理小說史上重要的名字了，許多推理小說史的專書已經不再提及他的名字，但他的故事仍然原創而清新，精彩而可讀；比較多的開創性貢獻可能出現在他的短篇小說裡(艾勒里．昆恩曾高度推崇他的短篇小說)，可惜已經絕版多年，難以尋找。一位在三○年代被期許為「推理小說界的赫胥黎」的作家，最後在歷史上或讀者心目中享有的地位僅僅如此，有時候還讓我有點感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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