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的小說家兼評論家─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在上個世紀三零年代，曾寫下《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這本引發廣泛討論的著作。整本書利用一個虛構的未來世界，來討論人們即將面臨的社會處境。
在未來世界裡，不論人的意志或情緒都可以透過標準化的設計程序而被製作出來，其目的則是為了確保社會可以從此不再受到威脅和質疑；並讓人們在「每一個人都屬於每一個人」的社會關係裡，過著相互依存的生活。未來，人們並不會孤獨，因為所有人都「與眾皆同」。
儘管未來人人都生活在一個互相貢獻的社會共同體裡；但是，每個人所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仍像現在一樣是存有差異的。這些社會差異，想當然爾地，仍是透過上述的標準化過程而被製作出來的。只是到時，任何人都將不再質疑自己與他人在身份和階級地位上的種種差異，因為一切的懷疑因子，早就在標準化的「製人」過程中，被徹底去除了。
在這本著作裡，赫胥黎區分了傳統集權主義和新式集權主義的差別，他說：「新的集權主義沒有必要會跟老的集權主義相同。以棍棒、行刑隊、人為飢荒、大量監禁和集體驅逐出境為手段的統治，不僅不人道（其實今天已經沒有人在乎人道了）；而且已經證實了效率不高─在科技進步的時代，效率不高簡直是罪大惡極。一個真正有效率的國家應該是這樣的：大權在握的政治老闆們和他們的經理部隊控制著一群奴隸人口，這些奴隸不須強制，因為他們心甘情願」。
後來，赫胥黎又在這本名著的1946年再版序言中繼續補充道：未來政府最大的「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gect） ，將不再是發明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由是由政府發起一連串的研究來探討所謂的「快樂問題」─這個「快樂」議題的主旨乃在於探究，如何使人們心甘情願地為奴。
顯然，快樂與壓抑是可以共生的；而其方法，就是利用「制約」（conditioning）手段，使人們以無需思考的習慣方式去喜歡自己無可逃避的社會命運。最後，每個人都會像是巴普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 1849-1936）所教的那隻狗似的，只要一聽到有人搖鈴，就立刻聯想到別人所要我們聯想的東西。
在該書中，赫胥黎還簡單模擬了未來社會的經濟制度。未來，科技進步將使生產再也不成為什麼問題，反倒是消費才是維持整個經濟制度與商業系統正常運作的關鍵。「丟棄好過縫補；愈縫愈窮」，未來教育將把如此的信念反覆灌輸給人們。
若將以上種種描述，對照於當代社會的發展現況，我們可以發現，赫胥黎筆下的未來世界，似乎已經提早來臨。
與赫胥黎相同年代的另一位德裔政治學者―萼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她的想法明顯地和赫胥黎類似。她在《集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和《人類處境》（The Human Condition）這兩本書中提到：當代社會的「集權主義」和傳統獨裁政治體制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並不像後者一樣，總是先把每一個人視作敵人，然後再想方設法地用各種暴力化的手段來剷除他們。相反地，新式「集權主義」高明的地方就在於，它自始自終都只有「受害者」，而無敵人；因為它懂得運用神話和意識型態來籠絡每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敵對者，使他們成為自己虔誠的信徒。
萼蘭認為，以消除社會創造力和個人反叛能力為最終統治手段的新式「集權主義」，正不斷地以有別以往的「匿名」方式悄悄地扼殺每一個人的生活創意空間；它為我們創造出一個「溫馴的狀態」，導致社會再也不需要耗費太多精力來進行暴力化的統治。除此之外，新式的「集權主義」還協助我們用物質滿足的追求來取代傳統的武力政治鬥爭；政治態度的庸俗化最終成為現代人極易染上的慢性自殺疾病。
按照赫胥黎和萼蘭兩人的意見來看，當代社會並不是以暴力，而是以制約；不是以禁慾，而是以縱慾來遂行其統治目的的。
顯然，新型的社會控制策略，正是以自由的手段來達成其不自由的統治目的。在新的矛盾社會關係裡，自由與不自由成為一種共生共存的「異質同構體」。
究竟萼蘭眼中的新世紀極權統治技術成功了沒有？而赫胥黎所謂的「快樂統治術」，目前又是以何種方式進行？以上這兩個問題，其實是每一個關心自由的人，都需要自我反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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