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本書法文版在二○一四年付梓，中國在經濟與金融層面上，又有了許多重大的發展。
首先，中國啟動了三項巨大工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俗稱金磚銀行，以及簡稱亞投行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第一項計畫，亦即「一帶一路」，是要在中亞以及俄羅斯等國進行巨額的投資，以連結亞洲和歐洲地區。除了陸路，這項計畫還擴及海洋航線，所謂「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要經由穿越東南亞、南亞等地的航線，然後經過蘇伊士運河，達成與歐洲大陸的聯繫。二○一四年，北京當局更成立了一個規模達四百億美元的「絲路基金」，以投資該計畫必要的基礎建設。第一筆投資，已經選定落在巴基斯坦，以建立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走廊」，而巴基斯坦正是中國一向的盟國，也是其南亞戰略的重要支柱。
第二項計畫是二○一四年七月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又稱「新開發銀行」。其建立的目的是為新興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建設融資，讓上述「南方」國家擁有除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以外的其他融資選項，總部設在上海。
或許更重要的是第三項計畫，也就是中國推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該計畫儘管受到美國的排斥，施壓要求歐洲和其他盟國不要加入，但仍然得到相當程度的支持，吸引全球五十七個國家加入成為創始會員國，可說是北京當局在外交場域的成功。如此一來，中國也在二○一五年順利站上全球國際治理的舞台上。事實上，在不斷叩關布列敦森林體系機構，期望其經濟地位獲得重視未果後，中國遂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家多邊開發銀行，希望能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互別苗頭，或至少補其不足。亞投行設立的宗旨，是要提供亞洲各國進行運輸、能源和電信等基礎建設的必要融資，儘管的確有助於亞洲的發展，但北京當局更期望收割的是重大的經濟與戰略成果。該行的資本額為一千億美元，其中七十五%由亞洲成員國出資，二十五%由其他成員國補足，而各國之出資額則依其國內生產毛額來決定，如此一來，中國將出資三十%，並享有總投票權的二十六%：可以想見，中國將在該行的治理政策上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更何況亞投行的總部設在北京。
實則，亞洲地區在基礎建設方面的需求，估計每年約為八千億美元，而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所提供的融資，卻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中國既然握有大量的金融儲備，的確可以藉由亞投行為上述基礎建設需求提供融資，同時也為中國營建廠商開啓廣大的市場。然而，亞投行所象徵的，其實是中國在與美國角力的戰場上，獲得了一場區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勝利。事實上，中國從不諱言其在亞洲的戰略目標是要遏止日本成為區域性強權，並且減弱美國在當地的影響力。自從華府宣布將戰略重心調整回亞洲地區，中國和美國的角力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對於中國來說，亞洲開發銀行 由於由美、日各持有十六%的資本，所以幾乎等於是美、日在亞洲的霸權象徵。因此，中國推動亞投行與其互別苗頭，等於宣示要在亞洲重建對其有利的經濟與金融秩序。然而，中國的企圖心決不僅止於成為區域性強權，其野心是要成為全球強權，並且重回其「應有的地位」，這當然包括金融層面。中國在國際關係領域所主張的多邊主義，使其不斷抨擊美國在金融上的霸權，不管是美元的地位、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享有否決權等都是。中國始終認為自己在國際性金融組織當中，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無怪乎其欲以創立新國際性金融組織的方法來進行對抗，如金磚銀行或者亞投行等。雖然如此，但單就亞投行的個別案例來看，該行應該會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密切合作，例如共同進行各種投資案。如此一來，既可以利用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長年累積下來的經驗，又可以善用中國雄厚的資本，將使得亞投行成為協助亞洲發展的一項利器。此外，無論上述功能發揮得如何，亞投行的創建都象徵著中國重新回到世界秩序當中。
除此之外，還有兩項元素有利於中國融入世界金融秩序之中，亦即人民幣在全球的運用增加，以及國際貨幣基金本身的改革。的確，自從二○一○年以來，人民幣作為貿易交易工具的使用量已經大幅增加：舉例來說，二○一一年中國貿易額有五%以人民幣計價，二○一三年已來到一三%，而二○一五年更已達二三%。以全球貿易來看，人民幣作為貿易交易工具的排名也已經從二○一三年的第十名，來到二○一五年的第五名，占全球貿易額的二?五%。更重要的是，二○一五年十一月國際貨幣基金已經決定將人民幣列為特別提款權的「一籃子貨幣」當中的第五種貨幣。如此一來，等於國際貨幣基金認可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分量，也承認其在金融自由化方面所做的努力。這樣的一個決定，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對於中國的國際地位如此，也會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化，讓中國的貨幣逐步成為各國中央銀行的儲備貨幣。
另一項重大的決定幾乎在同一時間發生。二○一○年，G20決議改變各國的資本和投票權份額，讓中國成為第三大出資國，出資比率從原本的三?八一%來到六?○七%。然而，是項改革卻由於沒有經過美國國會通過，而遲遲無法落實，直到二○一五年十二月美國國會才終於批准。這樣一來，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的投票權，將比較符合近幾十年來全球經濟的演變。
以上金融發展對於中國可以說是有利的，然而中國自己的經濟情勢卻在相當程度地下滑當中，尤以二○一四~二○一五年最為嚴重。中國的經濟成長率一路從二○一二年的七?七%下降到二○一三年的七?四%，二○一五年更跌到六?九%，來到極富象徵意義的七%之下。在此同時，中國股市也接連出現動盪，人民幣也再度貶值不受中國央行的控制。
中國當前的主要經濟指標皆呈現萎縮狀態（外銷、進口、投資、工業產出等），而經濟成長的下滑也造成北京當局沉重的壓力，擔憂會產生社會動盪。即便是在其他國家，中國的經濟成長趨緩也造成相當的擔憂，主要是因為中國在全球生產中的分量。國外分析師一般來說抱持較為悲觀的看法：他們憂心中國經濟的硬著陸，並且認為近年來中國的經濟成長是藉由過度借貸來支撐過度的投資；此外，他們也懷疑實質的經濟成長率低於官方數據，因為電力的消耗等數據根本不符合。
雖然如此，對中國經濟仍須抱持寬廣的視野，因為經濟成長趨緩本來就可以預期。首先，經濟「追趕效應」已經減緩，一方面是投資的邊際效益自然遞減，二是離鄉背井從鄉下來到都會區的人口遷移趨緩（中國工人的生產率不到中國農民的四分之一）。此外，人口結構的演變也逐漸變得不利。最後，中國經濟的競爭力正大幅流失，原因是近十年來的薪資幾乎成長了三倍。根據當局者的期望，中國經濟正在朝新的發展模式前進，不再像過去是由投資和外銷帶動，而是藉著內需、服務與創新成長。為了提高消費，必須要降低儲蓄率，如此一來又需要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才能讓中國一般老百姓釋出儲蓄，安心消費。當然，無可避免的中國政府也必須減少對各個產業的干預，特別是針對國有企業的營運方面，才能讓市場機制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就如同二○一三年十一月所決定的那樣。
橫跨二○一六~二○二○年間的第十三個五年計畫，已於二○一六年三月通過，確立了前一個計畫中設定要在二○一○~二○二○年間將國民所得翻倍的目標，如此一來，中國勢必得在接下來五年維持至少六?五%的經濟成長率。以二○一六年為例，中國總理便指示要將經濟成長率維持在六?五~七%之間。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其實有一定的難度，必須要有短期措施，也得要進行結構性的改革。舉例來說，要達到二○一六年的經濟成長目標，中國政府將得啟動各種財務和貨幣政策，並付出預算赤字達三%的代價，這比往年都要來得高，勢必也將加重財政負擔。在此同時，中國必須要降低其產能過剩的情形，尤其是在煤礦與鋼鐵工業方面，並且關閉一些長期虧損，靠著銀行支撐才能存活的「殭屍企業」。此外，中國也必須繼續進行產業科技升級，尤其要支持在這一方面往往一馬當先的私有企業，才能讓其產出的品質提高。
在金融產業方面，歷經二○一五年八月和二○一六年一月的兩次股災，中國投資人可以說是餘悸猶存。從二○一四年十月到二○一五年六月，上海與深圳股市的證券指數雙雙翻倍，然而從去年六月開始一直到八月，中國股市的市值蒸發了四○%，在短暫回穩後，二○一六年一月又再度崩盤。這樣的發展有好幾個原因：首先是經濟基本面的指標轉壞，讓接近八○%是散戶的中國股市心生恐懼，但不可諱言，中國有關當局的危機處理能力也同時出現問題。同樣在二○一五年八月，人民幣無預警地貶值三%也讓市場戒慎恐懼：投資人擔心中國以人民幣貶值發動貨幣戰爭，試圖讓中國外銷得利。雖然事後發現事實並非如此，中國央行只是想順應市場的趨勢來界定人民幣的匯率，但有關其決策的說明卻是失敗的。事實上，當時人民幣匯率確實承受多股向下貶值的壓力，包括過度的放貸，以及流出中國尋求更高報酬率的資本。因此，中國人民銀行當時非但沒有想要讓人民幣貶值，相反地還進場賣出美元以購買人民幣，試圖穩定匯率。正因為這樣的舉措和資金流出中國，使得中國的外匯存底一下子從二○一四年十二月的三?八四兆美元降到二○一六年二月的三?二兆美元。中國負債的持續擴大，尤其是企業的負債，但也包括中央政府與一般百姓的負債，是另一項令人憂心的趨勢，已經從二○○八年金融風暴前相當於其國內生產毛額的一五五%，來到如今的二四○%。除了本書後續會提到的其他問題，像是地方政府的負債和「影子銀行」等，企業的負債可能導致部分企業隨著經濟成長趨緩而倒閉，使得呆帳與壞帳率飆升，直接影響到中國銀行體系的健全。
鑒於以上難題，北京當局要達成第十三項五年計畫所面對的挑戰，可以說是相當嚴峻。因為一方面要在這段過渡時期繼續維持經濟成長，又要繼續進行深度的經濟與金融改革，以便讓中國經濟轉型為消費與創新取向。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寫於巴黎
註：該多邊金融機構是以世界銀行為範本，成立於一九六六年，一共有六十七個成員國，而中國僅持有其資本額的六?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