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圖片：
http://www.8ok.com/bbs/travel/31628.shtml
http://www.8ok.com/bbs/travel/31652.shtml
在中時新聞對談時期，讀到過台灣網友 chm 寫的一些西藏片斷，為了保存這些我喜愛的資訊，特將這些文字存放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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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1/29 13:06
看過網路上太多有關西藏的謊言，許多人對真相毫不瞭解，只跟隨著謊言起舞，是可笑而無知的。看過寫西藏最好的書，是一位被共產黨政治打壓，被貶到西藏住了幾年的徐先生，今天要趕著回家，有關網路資料一時查不到，明後天再提供出來。
抄上他寫的一段，希望能糾正一些人錯誤的觀念。
一提起西藏﹐許多人的腦海裡馬上會出現一幅美麗的圖畫﹕深藍的天空﹐晶瑩的雪山﹐遼闊的草原﹐成群的牛羊﹐金色的寺廟﹐五彩的經幡﹐淳朴的藏民﹐神秘的喇嘛……許多西方人把西藏看作地球上最後一塊未被現代化污染的世外桃源﹐美國作家希爾頓（James Hilton）的小說《失去的地平線》（Lost Horison）中的香格里拉（Shangri-La）（1）。許多美國人還把西藏想象成類似開發前的美國西部那樣富饒的處女地﹑移民的天堂﹐這些說法並不符合實際。
初到西藏的人第一個感覺便是由缺氧引起的高山反應﹕頭痛﹑頭暈﹑胸悶﹑嘔吐﹑心跳加速﹑呼吸困難﹑食慾不振﹑全身乏力……如果原有心臟病﹐可能危及生命。即便只有點感冒﹐也會引發危險的肺水腫。因為西藏地處世界屋脊﹐大氣壓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左右。從海拔3700米的拉薩到有人居住的最高點珠穆朗瑪峰腳下的絨布寺﹐空氣裡的含氧率比海平面分別少37%到50%以上。雖然經過幾天﹐健康的外人也能適應缺氧﹐可以自如地呼吸﹑活動。但他跑步 ﹑登高時﹐馬上會發現自己的體力大大不如以前﹐一會兒便氣喘籲籲。汽車在西藏行駛時只能達到一半馬力左右。
事實上缺氧對人體的危害極大﹐外人長期在西藏生活﹐會引發脫髮﹑低血壓﹑高血壓﹑心臟病﹑高原紅細胞增多癥﹑腦水腫﹑肺水腫和癌等疾病。漢族婦女如在西藏分娩﹐嬰兒一出世就會死亡。據西藏衛生部門1978年統計﹐漢族幹部在藏10至15年﹐患肺氣腫的高達30%﹔患肺動脈凸出的為16%﹔患高血壓和心臟病的﹐拉薩為20%﹐那曲高達54% （2）。據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統計﹐在西藏工作過30年的漢人退休回漢地後絕大部分在兩年內死亡（這個數字從未公開）。而許多漢人還等不到退休（中國政府規定在西藏男性退休年齡為55歲﹐女性為50歲）就在西藏死亡。據調查拉薩於1976年至1984年間漢族死亡人數中有10.9% 是死於高山病（3）。鑒於西藏的漢人絕大多數是中青年﹐很少有老人和兒童﹐這個比例就格外驚人。
統計數字是枯燥的﹐讓我舉幾個例子。1984年1月15日﹐新任西藏軍區司令張貴榮在喜馬拉雅山區視察國防公路時﹐因勞累過度引發心臟病而死﹐年僅49歲。我在西藏時的上司﹐西藏文聯黨組書記張耀民50出頭就因肝癌去世。連四川藏人都怕缺氧﹐原西藏大學黨委書記﹑四川省巴塘縣藏人雍丕也在50出頭時因肝癌去世。大名鼎鼎的十世班禪原不怕缺氧﹐但他從1965年起長住北京﹐不再適應缺氧。 1989年1月28日﹐他在日喀則視察時也因心臟病而死﹐年僅51歲（4）。由此推想﹐如果達賴喇嘛回到西藏﹐恐怕也難以適應了。
享有特權的中共高官尚且如此﹐在西藏的漢族平民就更悲慘。1984年藏歷新年初一﹐我被藏族同事強敬了幾杯青稞酒。如果我在內地﹐這點酒本不算什麼。可當時我卻感到心臟狂跳﹑呼吸困難。要不是及時被送到醫院去吸氧氣﹐早就沒命了。
誠然﹐土生土長的藏人天生適應缺氧﹐但他們的人均壽命自古以來就很短。達賴喇嘛和西方人權衛士常常把這說成是中共統治乃至屠殺的結果﹐然而美國藏學家戈倫夫卻指出﹐舊西藏（中共進藏前的西藏）由於嚴寒﹑大風﹑缺氧﹑與世隔絕和缺少科學知識﹐死亡率很高﹐平均壽命很短﹔那時90%的藏人有性病﹐三分之一的藏人得天花（連十三世達賴喇嘛都在1900年得了天花）﹐痲瘋病也很流行﹐孩子的死亡率高達40%到75%﹔號稱聖地的拉薩之髒﹐可以從下文看出﹕“到處是垃圾﹐隨地大小便﹐據說到處還可以看到動物的屍體。情況非常糟糕﹐由於臭氣燻天﹐污物遍地﹐致使十三世達賴喇嘛幾乎總在害病。當貴族騎馬穿過拉薩市區時﹐總要用灑了香水的手帕捂住鼻子。（5）”由於空氣稀薄﹐紫外線強烈﹐藏人的面容衰老得很快。
西藏交通之險惡也堪稱世界之最。達賴喇嘛 1954年去北京參加中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解放軍士兵為了保護他﹐沿路站成一排﹐有三名士兵因此摔下山崖而死。達賴喇嘛在自傳裡說﹕“只死了三個人﹐實在是僥倖。（6）”川藏﹑青藏公路修通後﹐車禍極為頻繁。有人這樣描寫﹕
坑凸不平的搓板路車一跳老高﹐像匹野馬難駕馭。在山區﹐路的面貌千篇一律﹐一面是直直的陡壁﹐亂石飛滾﹐一面是峽谷或河流﹐車左跳右跳﹐一個不留神就落到外面去了。因此處理車禍的經過也幾乎千篇一律﹐把死者抬上來（如果沒有被激流帶往國外去的話）﹐車不用再多看一眼。同時路又狹窄﹐拓寬路面﹐等於把千仞陡壁垂直削去一層﹐工程量浩大難求。
車輛會搖頭。
在搓板路這種路況保持良好車況﹐簡直是逼花豬生熊貓。我們見到一輛嶄新的北京212吉普車﹐從接收地開到西藏腹地的軍營﹐車體各結合部多處開裂﹐重新焊接後 ﹐斑斑駁駁車容很不雅。甘偉銘大校9月19日乘日本三菱越野車趕往拉薩﹐1100華里爆輪胎6次。內地認可的好壞標準﹐在西藏要大打折扣。你說你身體好﹐ 在高原你可能反應強烈。你說是輛好車﹐高原路上卻讓它出盡洋相。相反你說是壞車﹐在雪域稀薄空氣中它湊湊合合一發動就¨﹐而所謂好車卻得了氣管炎和心臟病。
司機會搖頭。
路不行﹐車不行﹐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腳踏閻王殿﹐手把鬼門關﹐哪個司機想出車禍呀﹖那位副指導員﹐刮了鬍子換了新衣﹐高高興興到機場接妻子。航班改日﹐回去的路上發生車禍﹐副指導員的死難算不算因公頗令領導費腦筋。第二天妻子神采飛揚﹑左顧右盼下了飛機﹐接站的戰友閃爍其辭把她接到營房﹐領導同志表情肅穆﹐“你要堅強些”這句話實在說不出口。還有一位軍官﹐收拾好房間等接站車回來﹐左等右等妻子就是不來。久別勝新婚﹐軍官好不¨急﹐等來的卻是車禍噩耗。愛妻曾發誓再也不來西藏﹐坐車嚇死人﹐這回真應驗了（7）。
找不到西藏車禍的統計數字﹐讓我再舉幾個我親歷的例子。我在《西藏文學》編輯部時的兩位女同事兼女作家都死在西藏的路上。其中龔巧明1985年搭乘的車翻落到陡壁下的激流中﹐享年37歲﹔ 田文1987年在棄車步行穿越被泥石流衝毀的公路時﹐被一塊飛石擊中後腦勺﹐享年29歲。還有位女同事兼女作家1987年在車禍中大難不死。一個十來個人的單位﹐在短短兩年中就有三人出車禍。李白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其實比起藏道來﹐蜀道不過是小巫見大巫。這樣的地方﹐也能叫做“移民的天堂”嗎﹖
注釋﹕
（1）這本紀實小說發表於1933年﹐描寫一個美國駐印度的外交官和三個朋友乘飛機翻越中印邊境時因故迫降在一個雪山環繞的神秘峽谷中﹐當他們被當地居民救護後﹐發現那兒竟是一個神話般美妙的世界﹕沒有戰爭﹐沒有罪惡﹐沒有貪婪﹐沒有歧視﹐各族男女和睦相處﹐親如一家。這本小說發表以後立即轟動西方﹐被譯成多種文字﹐還被好萊塢拍成電影﹐風靡一時。那裡的地名據說叫做香格里拉（Shangri-La）﹐該詞從此進入英語詞彙﹐成為西方人心目中理想世界的代名詞。據中國學者根據小說描寫的地貌特徵和民情風俗考證﹐認為香格里拉位於中國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縣（鄧高如﹑陳德杰﹐《香格里拉何處尋﹖》﹐《人民日報》海外版﹐1997年12月15日）。
德國哲學家費爾巴赫說過﹕“凡是將自己交付於神的萬能的人﹐ 凡是相信一切發生和存在的事情﹐都是出於神的意志而發生和存在的人﹐他就永遠也不會想法去消除世界的缺陷﹐無論自然的缺陷或社會的缺陷。（13）”藏人既然認為世上發生和存在的一切都是前世命定的﹐並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了超度來世﹐就沒有心思和精力去改造社會或發展科技與生產。藏文典籍卷帙浩繁﹐幾乎都是有關佛學和文史
中國最大的五種少數民族語文（蒙古﹑維吾爾﹑朝鮮﹑哈薩克和藏）中前面四族都能用母語教授自然科學﹐惟有藏文因無成熟的科技詞彙而無法做到（14）。語言是思維的工具和表現﹐科技詞彙的闕如反映了科技思維的缺乏。科技需要理性思維﹐這和非理性的神話思維﹑宗教思維本來就是矛盾的。中世紀歐洲的宗教勢力百般阻撓科學研究﹑甚至殘酷迫害科學家就是一例。本世紀上半葉﹐西藏的宗教勢力千方百計地阻撓英文學校的開設﹐也是因為害怕引來西方的科學思想與理性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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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02 12:04
以前沒記下網站的名字，找了好一會兒，終於找到了 ==>
http://www.tangben.com/Himalaya。作家是徐明旭
沒去過西藏，不過倒在青海待過一些時間，和一些藏人交談過。交談過的感想是，網路上太多謊言，有趣的是，不少華人也無知地到處傳播。記得同隊的一個老美問當地藏人，聽說解放軍殺了一百二十萬藏人，藏人反覺得非常荒謬。
抄錄一段徐先生書上寫的，以我的經驗，也是值得相信的。
西藏的信息之所以混亂不堪﹑真偽莫辨﹐除了路途遙遠﹑與世隔絕和藏人的神話思維外﹐還由於有關各方出於自己的政治需要﹐故意誤導﹑歪曲和捏造。其中尤以達賴方面為甚﹐本書將詳加舉例。西方報刊的許多報道來自達賴方面﹐同樣不可輕信。達賴方面一貫把中國政府發佈的信息和中國藏學家發表的著述斥為“共產黨造謠” ﹐事實並非如此。中國出版的著述與調查報告對舊西藏農奴制的描述和精通藏語文的﹑經常去西藏各地調查的美國藏學家戈茨坦的描述就非常相似。戈倫夫則說過﹕ “在試圖總結五十年代的事件時﹐日益暴露出來的證據有助於證明中國對事件的說法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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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02 12:05
另外，以徐先生各人在西藏住了多年的經驗：
根據我在西藏生活的經驗﹐特別是對中共自1980年以來在西藏問題上的思維模式﹑心理定勢和政策慣性的體驗﹐對本土藏人和在藏漢人（特別是官員）的思維模式﹑心理特點和行為方式的體驗﹐我已形成了鑒別中共方面﹑達賴方面和西方報刊的信息真偽的敏銳嗅覺。
一般而言﹐中國政府公佈的有關西藏經濟﹑文化和社會的事例和數字大都是真實的。這是因為自1980年以來﹐中國政府確實真心實意地在西藏做好事﹐沒有必要撒謊。即便是嚴厲譴責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權”﹐堅決支持西藏獨立的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在其最近發表的報告《西藏﹕人權與法治》中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政府大大提高了藏人的生活﹑教育和醫療水平及人均預期壽命（44）。再說有關西藏經濟﹑文化和社會方面的信息要接受國際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糧農組織﹑人口基金會﹐世界銀行等）與外國商業﹑旅遊﹑金融﹑通訊等機構的監督﹐難以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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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02 12:13
當你們隨便到幾個藏獨的網站上看看，會嚇一跳，怎麼達賴畫出來的西藏如此之大，（包括了青海，新疆等），原來只要有藏人住的地方，他都叫”大西藏”。其實到西寧市繞一繞，有穆斯林，有漢人，有藏人，藏人遊牧多，在城市中反而少。結錄徐先生的一段：
達賴喇嘛一貫聲稱他所說的西藏是指“大西藏”﹐根據其自傳《流亡中的自在》（Freedom in Exile）裡的地圖﹐這“大西藏”囊括了整個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以及四川省西部﹑甘肅省南部和雲南省北部。而根據“西藏流亡政府”的地圖（45）﹐還包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南部和甘肅省的河西走廊。而本書所說的西藏僅指西藏自治區﹐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達賴喇嘛的實際控制區。當談到達賴喇嘛所說的西藏時﹐本書一律稱之為“大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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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02 12:24
小時候，不知道這印象從那兒來的，家裏？鄰居？學校？有一個感覺是，藏人很髒。
到了青海之後，那麼冷的地方，洗澡本來就是奢侈品，連我都幾天不洗澡，也沒怎麼樣。藏人虔誠地撲在地上，走幾步，五體投地地拜一下，讓我非常佩服。
和當地的漢人談了一些，當兩種差異很大的文化接觸時候，難免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漢人比較男性沙文主義，而藏人文化可以多夫，少女十六、七的時候，可以獨居在帳篷等男子夜間來訪，這種習俗，當然很難讓漢人文化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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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02 12:29
徐先生有一段可以回應一下欄主的題目：
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嗎﹖
達賴喇嘛從1991年起一貫反復聲稱﹕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32)。“西藏流亡政府”還在《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裡開列了明細表(時間範圍是1949年到1979年)﹕
中共在30年裡殺死﹑鬥死﹑逼死﹑關死﹑餓死了120萬藏人﹐這確實是駭人聽聞的罪行。這個數字經西方媒體大量引用﹐在西方激起了公憤﹐有人甚至把它與希特勒殺猶太人相提並論（34）﹐無怪乎西方人幾乎一邊倒地同情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然而當我把中共統治下的藏族人口增長速度與同期中國人口增長速度加以比較時﹐卻產生了懷疑。
據1950年11月3日噶廈政府要求聯合國“制止中國侵略”的呼籲信稱﹐當時藏族人口不足三百萬（其原文是﹕a weak and peace loving people, hardly exceeding 3 million）（35）。這個數字不可能是當時噶廈政府實際控制區（大致上相當於今日的西藏自治區）的人口數字﹐而是當時全體藏族的人口數字。當時噶廈政府實際控制區的人口據戈茨坦說是“至少一百萬”（這個數字包括昌都地區）（36）﹐據國民黨政府內務部1947年估計是一百萬（37）﹐據噶廈政府自己 1953年上報中國政府的數字是一百萬（這個數字不包括昌都地區）（38）。到了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演講時稱藏族人口六百萬（39）。由此可見﹐藏族人口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翻了一番還多。
又據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報告《生存與發展》﹐中國人口1949年為5.4億﹐1987年為10.8億﹐從1949年到1987年自然增長率年均1.834%（40）。由此推算出1986年中國人口為10.6億﹐可見中國人口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只增長了96%﹐比藏族人口同期增長率低了至少四個百分點。
對於這個奇跡﹐可能的解釋只有兩個﹕要麼是中共在消滅了120萬藏人以後﹐給予剩下的藏人以極其優厚的生活﹑醫療條件﹐使他們能以兩倍於漢人的速度高速增長﹐想必達賴喇嘛都不會接受這樣的解釋﹔要麼是中共並未消滅那麼多藏人﹐所以藏人能以高於中國人口平均增長率的速度增長﹐這也證明中共對藏族的迫害還不如對漢族的迫害嚴重。
達賴喇嘛說 “中共消滅120萬藏人”的時間範圍是中共進藏到1983年﹐而“西藏流亡政府”發佈的《用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卻說其時間範圍是1949年到1979年 ﹐我們應該相信哪一個呢﹖不管時間範圍如何﹐“中共消滅120萬藏人”都是彌天大謊。時至今日﹐達賴喇嘛仍然罔顧妄語戒﹐堅持這樣的彌天大謊。這也難怪﹐ 他作為“人權鬥士”的世界聲譽就是建立在“中國消滅了120萬藏人”等彌天大謊之上的。如果他承認這是謊言﹐他就會在全世界面前聲譽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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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02 12:31
從文化上來探討，徐先生也點出了一些有趣的題材。
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西藏的藏族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費﹐農牧區中小學推行寄宿制。中國政府還對部分藏族中小學生包吃﹑住﹑穿。1997年西藏有小學4251所﹐在校生 300453人﹐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78%﹐而舊西藏的適齡兒童入學率不足2%﹔中學90所﹐大學四所﹐中專16所﹐西藏青壯年文盲率比1951年前下降 41個百分點﹔1997年教育投資佔自治區財政預算支出和預算內基建投資總額的18%。從1985年以來﹐中國政府在內地一些省市創辦西藏初中班﹐在北京 ﹑天津和成都各建一所西藏中學﹐到1997年內地各類西藏班（校）共招收藏族學生18000人﹐已有5000大中專畢業生回藏工作。西藏所有學校與內地的西藏班（校）都以藏文為主課﹐實行雙語教學（60）。由於西藏地廣人稀﹑交通不便﹐西藏目前的教育事業當然無法同內地人煙稠密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相比﹐但與舊西藏不足2%的兒童有機會入學﹑而且只能學語文與佛經相比﹐可謂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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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02 12:32
他同時也指出：
問題出在傳統藏文沒有科技詞彙和現代社會科學詞彙﹐無法教授中學數理化生（物）與大學﹑中專理工醫農﹑社會科學課程。舊西藏識字的大多是喇嘛﹐只知有佛經﹐不知有數理化生﹑理工醫農與現代意義的社會科學（經濟學﹑法學﹑文藝學﹑美學﹑西方哲學﹑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當然不會創造有關詞彙。為此中國政府化了很大的力氣創造藏文科技詞彙﹐早在197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漢藏對照詞彙》中就有大量科技詞彙。1982年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員會成立了藏文名詞術語規範委員會﹐組織許多專家﹐花了12年時間﹐編篡了有史以來第一套藏語科技詞典﹕《藏漢英數學辭典》﹑《藏漢英物理學辭典》與《藏漢英化學辭典》﹐在1994年出版並通過鑒定﹐從而填補了藏文出版史的空白（61）。與此同時﹐1982年成立了五省區（藏﹑川﹑青﹑甘﹑雲）藏文教材協作領導小組﹐到九十年代初﹐編成全套中小學各科藏文教材（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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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02 12:35
徐先生也辯稱道：
達賴喇嘛一貫攻擊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學裡不得不用漢語教授數理化生是“毀滅西藏文化”﹐然而他自己在印度開辦的流亡藏人中學裡也不得不用英語教授數理化課程。達瓦才仁也承認﹕“以兒童村為主的各學校大部分已實現了小學數理化﹑社會科學等課程全部用藏語教學﹐初中以上才開始以英藏兩種語言教授。（66）”可見流亡藏人的小學還不能完全用藏語文教學﹐初中開始用英藏兩種語言教學﹐想必是用藏語文教授與西藏文化有關的課程﹐用英語文教授數理化﹐其因想必也是沒有藏文科技詞彙。如果說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學裡用漢語文教授數理化生是毀滅西藏文化﹐那麼達賴喇嘛在流亡藏人的中學裡用英語文教授數理化也是毀滅西藏文化。無怪乎戈倫夫要說﹕“達賴喇嘛經常譴責中國在西藏自治區的學校裡用漢語講課﹐這話聽起來令人感到虛偽﹐因為在印度的藏族學校裡﹐教學語言是英語。（67）”達賴喇嘛還利用絕大多數西方人不知道藏文沒有科技詞彙來欺騙西方輿論﹐例如他1996年12月3日接受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採訪時說﹐中國對西藏的“文化絕滅”的例子之一是﹕“在中國的高考中﹐中文成勣比藏文成勣更重要。”（68）既然藏文沒有大學理工醫農﹑現代社會科學的詞彙﹐那麼中國的大學裡自然只能用漢文授課﹐漢文成勣當然比藏文更重要。為了照顧藏族考生﹐中國政府一貫對藏族降低錄取分數線﹐降低率高達50%（下章詳述）。如此優待藏人﹐還能叫“文化絕滅”嗎﹖達賴喇嘛要求藏族只學藏文﹐不學漢文（否則就是文化絕滅）﹐這意味著他要求藏族永遠不學科技知識與現代社會科學﹐永遠停留在中世紀﹐這才是對藏族實行現代文化絕滅。
達賴喇嘛如此熱愛西藏文化﹐他一貫聲稱﹐惟有流亡藏人保存與發展了西藏文化﹐然而他們流亡印度40年﹐至今編不出一本藏文科技詞典來。中國政府至少編出了三本藏漢英三對照的藏文科技詞典﹐由此可見﹐至少從1980年起﹐中國政府比達賴喇嘛更加重視保存與發展西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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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02 12:40
舉例如下：
從另一位藏文專家的文章裡找幾個例子。其一為一身兩任類﹐即把兩個不同的術語翻譯成同一個藏文名詞﹐或者說用同一個藏文名詞表達兩個不同的概念﹐例如﹕“比重”與“重量”被翻譯成同一個藏文名詞﹐
類似的還有“密度”與“含量”﹑“氣候”與“氣象”﹑“音波”與“聲波”﹑“癌癥”與“腫瘤”﹑“遺傳”與“繁殖”﹑“光柱”與“光束”﹑“功率”與“能量”﹑“拉力”與“引力”﹑“壓力”與“壓強”﹑“鯨魚”與“鱷魚”﹑“節肢動物”與“無脊椎動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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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08 13:14
一個德國朋友告訴我他去西藏的經驗。
在空曠的草原上，一位藏人非常著急地奔跑過來，看他手上提著個中型白箱，以為他是紅十字會的，拖他幫忙，言語不通，好在有藏人導遊可以翻譯，原來這人的太太難產，在漫無邊際的草原上，情況危急，當時這個德國人才二十多一點，完全不懂接生之事，差點被架了過去。
在青海的時候，三百六十度，盡眼力所及，除了旁邊的藏包，真的是一個人都沒有，形容不出的空曠。
欄主的標題，西藏好像是二戰時候的南京那麼密集，縱使希特勒要殺猶太人，也花了好多精神，把各地的猶太人集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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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08 13:21
還有，在資訊泛濫的時代，如何判斷資訊的可信度，是對我們這一代人的考驗。
有些時候不得不依據數字。多幾個零，少幾個零，差別很大的，只靠自己臆測，反而失去了理智判斷的能力，提供”M”先生參考。
再貼上一段徐先生的文章，不妨從另一角度來看事情。
4、真相與是非
關於1959年拉薩暴動的真相﹐人們已經寫了很多。
雖然對於兩個關鍵的細節----是西藏軍區主動邀請達賴喇嘛去軍區看戲還是達賴喇嘛主動要求看軍區的戲﹔是誰開了第一槍或炮----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仍在爭論﹐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場暴動是噶廈政府主動發動的﹐其目的是要阻止改革﹐趕走解放軍﹐擺脫中國的主權﹐實現西藏獨立。
1956 年﹐隨著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作為《十七條協議》規定要成立的西藏軍政委員會的替代物）的成立﹐中國政府一度在西藏大發展﹐它在西藏成立的各類機構-- --基巧辦事處（相當於專署）﹑宗溪辦事處（相當於縣政府）﹑衛生院﹑獸醫站﹑郵局﹑貿易公司﹑糧站﹑氣象站﹑水文站﹑小學﹑幹部訓練班﹑青年聯誼會﹑婦女聯誼會等----多達406個﹐漢族幹部職工17631人﹐藏族幹部職工12673人（包括被中共請去做官的2613名藏族上層人士﹐佔上層人士總數近半）﹐後者已佔西藏藏族人口的1.05%﹐全年開支1億8千萬元。然而毛澤東為了貫徹慎重穩進方針﹐下令在西藏大收縮﹑大下馬﹐“減戶﹑減口”（撤銷機構 ﹑精簡人員）。到1957年秋﹐西藏的漢族幹部只留1500-1600人﹐漢藏工人只留500-600人﹐共兩千來人。解放軍只留13000人﹐其餘也內撤（31）。在作了這樣的大收縮後﹐中共怎麼可能主動挑起事端呢﹖毛歷來講究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他為什么不在大收縮前主動出擊﹖
達賴喇嘛的自傳說﹐1959年3月10日早上﹐三千多藏人包圍了他居住的羅布林卡﹐阻止他去軍區看戲﹐理由是軍區要綁架﹑毒死他。最後這句話一聽就知道是煽動。叛亂發生後﹐毛澤東尚且指示西藏軍區聽任達賴喇嘛逃亡印度﹐不要阻撓。他為什么要在叛亂前讓西藏軍區設鴻門宴綁架﹑毒死達賴喇嘛﹖退一萬步說﹐他真要綁架﹑毒死達賴喇嘛﹐只消召其進京朝覲即可﹐何必玩請客看戲的把戲﹖1954年達賴喇嘛就曾奉召進京參加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時藏人也不曾因懷疑毛要綁架﹑毒死達賴喇嘛而鬧事。可見1959年3月10日的拉薩事件完全是叛亂分子製造的陰謀。
聚集在羅布林卡門前的叛亂分子當場打死了一個藏族僧官﹐打傷了一個藏族軍官。達賴喇嘛在自傳裡寫道﹕“我懷著極大的悲痛﹐聽說一位叫帕巴拉索朗加錯的僧官受到憤怒的人群兇暴的虐待﹐最終被石頭打死。這人由於他與中國佔領軍的密切合作而聞名於拉薩。……這一暴力事件使我極為苦悶。我讓噶廈告訴中國將軍﹐我不能去觀看表演。”（32）。
這個被打死的藏官是西藏第三號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現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哥哥帕巴拉索朗加錯﹐時任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委員。他的屍體被持槍的康巴人（來自西康的藏人）捆在馬尾巴上﹐頭著地倒拖著馳過拉薩示眾。那個被打傷的藏官是西藏軍區副司令桑頗才旺仁增（33）。不久前有人稱1959年拉薩事件為“和平抗議活動”﹐並譴責“中共武力鎮壓”（34）﹐
連達賴喇嘛都說是“暴力事件”﹐天下有這樣的“和平抗議活動”嗎﹖
當時拉薩人口不足三萬（35）﹐竟能在一個早上集合起三千多人﹐並敢打死打傷親共藏族高官﹐按照政治學的常識﹐他們後面一定有個在藏人中具有極大權威的組織在動員與指揮。當時西藏只有兩個權威的政治組織----中共與噶廈﹐如前所述﹐中共不可能做此事﹐那麼只有噶廈會做此事。
事實上也是如此 ﹐9日晚上﹐拉薩市長命令說﹕“達賴喇嘛10日要去軍區赴宴﹐漢人準備在席上毒死達賴﹐每家都應該派一代表去羅布林卡情願﹐要求達賴不要去軍區。”10日早上﹐這一命令傳達到各個居民和各個寺廟。拉薩警察首腦﹑藏軍第六代本（團長）還親自帶人在街上來回奔馳﹐動員市民去羅布林卡（36）。
同一天﹐噶廈官員﹑叛軍頭目在達賴喇嘛居住的羅布林卡開會﹐宣佈西藏獨立。達賴自己則在逃亡印度前夕在邊境宣佈西藏獨立﹐可惜尼赫魯隨即當面告訴他﹕印度不承認西藏獨立（37）﹐聯合國與世上所有國家也都不承認西藏獨立。達賴喇嘛公開分裂主權國家的行為已經超出了“和平抗議”的範圍﹐變成了叛國活動。記得美國南方宣佈獨立時﹐林肯總統毫不猶豫地發兵鎮壓。1997年美國政府也用武力鎮壓了“德克薩斯共和國”。迄今為止尚無人譴責林肯或美國現政府“侵犯人權”。林肯紀念堂牆上的銘文還讚揚“他拯救了（國家的）統一”（In this temple as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for whom he saved the union the memory of Abraham Lincoln is enshrined forever）。為什么中國政府就無權拯救國家的統一﹖
當時拉薩的解放軍只有一千多人﹐而拉薩的叛軍約有七千人（38）﹐在這樣的實力對比下﹐解放軍怎敢主動挑舋﹖毛澤東3月11日的指示是﹕“西藏工委（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引者）目前策略﹐應是軍事上採取守勢﹐政治上採取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儘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如果達賴及其一群逃走時﹐我軍一概不要阻攔﹐無論去山南 ﹐去印度﹐讓他們去。”同日﹐解放軍總參謀部指示西藏軍區﹕“在敵人向我進攻之前﹐應嚴守自衛立場﹐不先打第一槍﹐以爭取政治主動。”（39）毛要西藏工委發動政治攻勢純屬空話。當時漢人全部龜縮在各個據點裡﹐被叛軍層層包圍﹐誰買他們的賬﹖
3月19日﹐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預感叛軍進攻就在旦夕（當時西藏軍區司令張國華在內地）﹐制定了主動出擊的作戰方案﹐上報中央軍委請示﹐遲遲得不到答復。20日凌晨4點後﹐全城槍炮聲大作﹐叛軍向軍區大院進攻。軍區電台卻生故障﹐告急電報發不出去﹐中央來電也無法接收。中央軍委不得不從郵電系統拍發加急電報﹕“按原計劃辦﹐不動。”
在叛軍的優勢兵力進攻下﹐上午8點﹐軍區大院已岌岌可危。譚冠三當機立斷﹐先斬後奏﹐下令全面出擊。各部隊按原方案﹐先用大砲猛轟俯瞰軍區大院的全市制高點藥王山﹐ 兩小時後攻佔該山。下午2點起﹐用大砲轟擊叛軍指揮部與大本營羅布林卡﹐晚8點半攻佔羅布林卡。然後用裝甲車堵住拉薩市區各路口﹐分片掃清叛軍。22日凌晨﹐大昭寺叛軍高舉哈達投降。同日上午9點﹐布達拉宮叛軍高舉哈達投降。然後﹐郊外的三大寺也高舉哈達投降。僅30小時（實際作戰時間23小時）就平息了拉薩叛亂。
就在全面反擊開始後六個小時左右﹐譚冠三通過修復的電台收到了國防部長彭德懷簽發的電報﹐電報說由於兵力懸殊﹐不同意主動出擊 ﹐要他們就地死守﹐縮小防區﹐等內地來軍增援。譚冠三立即復電﹐告知反擊已經開始。軍委馬上復電﹕完全同意你們的反擊。拉薩戰役結束﹐譚冠三電告中央﹐請求紀律處分。中央復電表揚﹐並說因拉薩取得戰果﹐故免予處分（40）。此役共打死叛軍545人﹐打傷﹑俘虜叛軍4800餘人。解放軍死63人﹐傷210人（41）。
從譚冠三平叛的戲劇性故事也可看出﹐當時中國政府對西藏叛亂毫無準備﹐兵力嚴重不足﹐根本不可能設鴻門宴綁架達賴喇嘛﹐所以拉薩暴動完全是噶廈政府的預謀。叛軍如此不堪一擊﹐這是毛澤東﹑彭德懷都未曾料到的。當時叛軍由三部分組成﹐一是噶廈政府的藏軍﹐二是西康﹑青海等地逃來的暴動者﹐三是西藏本地的民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三大寺的喇嘛）。就個人體力而言﹐大多數漢兵是無法同藏兵相比的﹐因為漢人不適應西藏缺氧。但藏人軍事素質極差﹐幾乎談不上訓練﹐沒有協同作戰的習慣﹐又攜妻帶子﹑以軍營為家。叛軍來自四面八方﹐派系林立﹐互相傾軋﹐爭權奪利﹐各自為戰﹐缺乏統一指揮﹐指揮者也不懂戰略戰術﹐而且紀律極壞﹐擾民太甚﹐又無頑強鬥志﹐稍有小勝則趾高氣揚﹑稱王稱霸﹑不可一世﹐一遇失利就灰心喪氣﹑棄甲投戈﹑望風披麾﹐大昭寺﹑布達拉宮及三大寺的叛軍都是投降的。本來西藏地廣人稀﹑地勢險惡﹑氣候嚴酷﹐解放軍既不適應缺氧﹐也不熟悉地形﹐後勤又困難﹐叛軍完全可以長期堅持游擊戰﹐ 卻在三年內被基本肅清﹐六年內被全部肅清（42）﹐出乎所有人的意外。當時美國名記者艾爾索普說中共平叛需要20萬軍隊﹐根本不可能成功。在台灣的大學者胡適也說西藏地廣山高﹐中共不可能消滅叛軍（43）。
事實上中共只用了幾萬軍隊。中共把平叛勝利歸功於“軍事打擊﹑政治爭取﹑發動群眾相結合”的方針﹐說叛亂是為了破壞祖國統一﹑破壞民族團結﹑反對民主改革﹑維護農奴主利益﹐違背了廣大農奴的根本利益﹐因而是不得人心的。廣大農奴紛紛支援解放軍平叛﹐使叛軍極為孤立（44）。叛亂當然是農奴主發動的﹐戈倫夫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叛亂決不是農奴和牧民發動的群眾起義﹐它們是由部族的頭人和富有的商人挑起和領導的。這些人如果沒有暗地裡得到外界勢力的援助﹐也一定得到了他們的鼓勵。”“西藏原來的寡頭政治集團認為漢人發起的改革是對他們的權力和特權的直接威脅﹐因此他們大力阻止這些改革。”（45）
然而西藏的農奴自古以來被農奴主剝奪了學習文化﹑過問政治的權利﹐既不知獨立為何物﹐也不知改革為何物﹐更不知獨立或改革能給他們帶來什麼好處或壞處﹐只知道轉經拜佛﹑超度來世。當他們的主人---貴族﹑官員﹑喇嘛告訴他們﹕“紅漢人”要消滅他們的命根子----佛教﹐達賴喇嘛號召他們拿起武器打紅漢人﹐爭取西藏獨立時﹐他們也會跟著起鬨。然而叛軍對藏族百姓的搶劫﹑姦淫又使他們退避三舍。
新華社記者林田的《西藏春潮》記錄了他1959年7月在山南採訪的見聞﹐當地藏人告訴他﹐叛軍在那裡把“吃的搶光﹐青壯年婦女姦污光﹐不給就掄起馬鞭”。在卡達卻德寺﹐“哲蚌寺來的一個參叛喇嘛要雞姦一名年青喇嘛﹐年青喇嘛不從﹐被用刀殺死了。還有兩個小喇嘛﹐每人被雞姦一﹑二百次。”（46）
與之相反﹐解放軍進藏已有8年﹐根據《十七條協議》﹐中共並不干預西藏的內政﹐因而與普通藏人毫無利害衝突﹐當然更未像西康土改那樣亂鬥亂打﹐而是紀律嚴明﹑待人和氣﹑買賣公平﹑尊重宗教﹑尊重風俗﹑樂於助人（免費看病﹑辦學﹑救災﹑施捨等）﹐已給許多藏人良好印象。他們僱用的藏族職工已嘗到了紅漢人的甜頭。他們培養的藏族幹部已有了“階級覺悟”。普通百姓也知道紅漢人並不像叛軍所宣傳的那樣是青面撩牙的魔鬼。他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和紅漢人血戰到底。
西藏全區有近九萬人次捲入叛亂﹐其中42.8%是投降的。考慮到有六萬多藏人（其中大部分是叛軍及其家屬）逃離西藏﹐被解放軍在戰鬥中打死﹑打傷和俘虜的（亦即抵抗到底的）叛軍只有兩萬多。
有不少藏人在平叛中站在中共一邊。中共在陜西咸陽辦的西藏公學與西藏團校的3000多名藏族學員提前畢業返藏﹐其中500人參加解放軍平叛﹐其餘當幹部“發動群眾”。還有藏人為解放軍帶路﹑運貨﹐甚至送情報﹑參加戰鬥。部份藏族中上層人士﹐明白了改革是歷史大勢所趨﹐始終與中共合作﹐班禪額爾德尼﹑阿沛阿旺晉美﹑帕巴拉格列朗杰就是這樣﹐有的上層人士還親上前線﹐向叛軍喊話勸降（47）。昌都戰役時“起義”的藏軍第九代本不僅未參叛﹐反而參加平叛戰鬥﹐被叛軍罵為“叛徒”（48）。總而言之﹐1959年西藏叛亂並不像達賴喇嘛說的那樣﹐是什麼全民族大起義。正如戈倫夫指出的﹐它不過是農奴主為了維護農奴制而發動的暴亂﹐雖然它打著保族保教的旗幟﹐因而能迷惑部份農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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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09 12:55
徐先生是不是新華社的，請看下一段。
作者： 徐明旭
書名：《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1﹑我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當讀者打開本書的時候﹐首先要問的自然是﹕作者為什么要寫這本書﹖然後想知道的是﹕為什么作者認為他能寫好這本書﹖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再回答第一個問題。
我生長在上海﹐家父因在國民黨政府裡當過兩年文職小吏而被共產黨迫害致死﹐這使我的生活自幼就蒙上濃重的陰影。每當我填寫“政審表”時﹐那“家庭出身”和“直係親屬中有無殺﹑關﹑管”兩欄總使我毛骨聳然。1964年﹐我僥倖考上華中工學院（今華中理工大學）（1）。
1966 年文革一開始﹐我就成了“黑五類”﹑“狗崽子”與“剝削階級孝子賢孫”﹐受盡“紅五類”同學的迫害和侮辱。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我因“惡毒攻擊”毛澤東﹑林彪﹑江青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批鬥上百次﹐然後流放到貴州大山溝一家小工廠打鐵。次年春又以“五一六分子”的罪名下獄﹐幾乎瘐死獄中。林彪事件後﹐我僥倖出獄（2）﹐但不平反﹐繼續打鐵。1978年﹐我僥倖考上杭州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生（3）。
1979年﹐我發表中篇小說《調動》﹐描寫中共基層官員的驚人腐敗﹐影射中共高級官員的鮮廉寡恥。次年春﹐鄧小平發起文革後第一場文藝批判運動﹐重點批判《在社會的檔案裡》﹑《假如我是真的》﹑《女賊》﹑《飛天》和《調動》等五大“毒草”。我遭到中共各大權威報刊如《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光明日報》﹑《文匯報》 ﹑《文藝報》﹑《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浙江日報》﹑《安徽日報》﹑《北京文藝》等的圍剿﹐新華社也專門發了這些報刊批判《調動》的消息﹐稱之為 “黑幕文學”（這個名稱非常恰當﹐《調動》的確揭露了共官的黑幕）。杭州大學當局自然不甘落後﹐校廣播台每天三次廣播批判文章﹐校報則頻頻發表批判文章﹐ 一時間大有文革初全國批判“三家村”之勢。又次年即1981年﹐鄧小平發起第一次“反自由化”運動﹐杭州大學黨委專門召開會議再批《調動》。剛好那年底我畢業﹐我被取消原定留校任教的資格﹐發配西藏。因為文字的緣故而流放西藏﹐有史以來我還是第一人﹐在我之前流放西藏的似乎只有南宋末代皇帝趙顯（該字右邊無“頁”字﹐可惜我的中文軟件無此字）一人。
1957年的右派有流放新疆﹑北大荒的﹐卻沒有流放西藏的。由於我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進藏的畢業研究生﹐西藏當局起先對我很客氣﹐讓我自由選擇單位﹐我於是變成了西藏文聯屬下的《西藏文學》雜誌的編輯。不久﹐西藏當局發現了我的底細﹐派人嚴密監視我。幸而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是胡耀邦﹐胡一貫反對整人﹐特別是文藝界人士﹐西藏當局不敢輕易加害於我。
1983年秋﹐鄧小平﹑陳雲發動 “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我在次年2月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召開的“清除精神污染”座談會上拍案而起﹐痛斥他們給《西藏文學》羅織的“搞精神污染”的罪狀﹐ 駁得他們啞口無言﹑惱羞成怒。早在1983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就發表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文藝組副組長衛建林的重頭大批判文章《社會主義實踐和所謂社會主義的異化》﹐又點了《調動》﹐與《在社會的檔案裡》﹑《在同一地平線上》及《晚霞消失的時候》並列﹐稱之為“社會主義異化論”在文藝創作實踐上的代表。西藏自治區黨委見文大驚﹐要對我“舊賬新賬一起算”﹐一時間“黑雲壓城城欲摧”。幸虧胡耀邦在1984年2月至3月主持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時說了一句話﹕“你們西藏連什麼是精神污染都沒搞清楚﹐就在那裡清除精神污染。”(我在西藏聽到官方傳達)方使我化險為夷。1986年﹐我因患高山病申請調回上海﹐西藏當局對我既恨之入骨﹐又無可奈何﹐趁機將我“禮送出境”。
在西藏工作期間﹐我不僅乘車從珠穆朗瑪峰與希夏邦馬峰之間的山口翻越了喜馬拉雅山﹐抵達中尼（泊爾）邊境的樟木口岸﹐飽覽了世界屋脊與頂峰的壯麗風光﹐而且深入社會﹐獲得了大量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社會﹑歷史﹑ 民俗信息。特別重要的是﹐由於我的身份是西藏某單位的一個僱員﹐而非臨時性的觀光客或考察者﹐我的藏族上司和同事自然不會拿我當客人招待。我因而得以從日常生活﹑公務活動乃至由利害關係引起的矛盾衝突中體察藏族的民族性格﹐這對研究一個民族來說至關緊要﹐卻是臨時性的旅遊﹑採訪﹑調查和考察所難以奏效的。所以我自信比那些從未去過西藏或只去西藏旅遊﹑採訪﹑調查和考察的記者﹑文人﹑學者和專家更能寫好西藏問題。
1990年我來到美國﹐讀了許多中英文報刊上有關西藏問題的報道和評論﹐也讀了許多達賴方面的宣傳品。我驚訝地發現﹐他們所說的東西和我在西藏看到的相去甚遠﹐乃至截然相反。我仔細分析﹐又驚訝地發現﹐那些報刊文章的作者大多從未去過西藏﹐少數只去西藏作過旅遊﹑採訪﹑調查或考察﹐幾乎沒有一個在西藏長期工作過。他們關於西藏的信息大部分來自達賴方面的宣傳。而達賴方面的宣傳在揭示了某些真相（如毛澤東的暴行）的同時﹐也散佈了大量謊言（如“西藏自古以來是個獨立國家”﹑“清朝駐藏大臣是外交使節”﹑“漢人要消滅藏人”﹑“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中國正在絕滅西藏文化和宗教”等等）。正如一位同情西藏難民的英國婦女1959年去印度採訪了大量西藏難民後發現的那樣﹕
我自己不得不從難民那裡收集“故事”﹐但憑良心說﹐沒有收集到一個我認為是“真實的故事”。
照我的經驗﹐我知道如果通過翻譯進行交談﹐要對如此眾多的重大而又微妙的問題（不管提供情況的人是否親歷其事）做出評估是不可能的。從本性上說﹐普通的藏人都是可信的﹑誠實的。但也要認識到藏人心目中的“事實”與西方人所認為的確鑿證據是不同的。認識不到這一點是危險的。藏農從生到死都習慣於把傳說和神話當作事實來接受（4）。
她的發現對我來說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我在西藏時就發現藏人有創造神話傳說的天才與把神話傳說當作事實來接受﹑傳播並深信不疑的天然傾向。借用文化人類學的術語﹐這是一種不同於理性思維的神話思維﹐是雖非藏族特有卻數藏族最發達的思維方式。然而我仍然難以想象﹐受過西方民主思想和理性主義燻陶的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竟能如此公開地﹑大量地﹑毫無顧忌地﹑堅持不懈地製造和散佈謊言﹐而且居然有那麼多西方人（我在美國生活近十年所接觸過的白人中的99%）居然會欣然接受並深信不疑。為此我發表了許多文章﹐試圖說明西藏的真相﹐並萌生了寫一本書系統闡明西藏真相的念頭﹐卻一直苦於找不到出版者。直到1998年初﹐我結識了明鏡出版社的何頻先生﹐方在他的鼓勵下動筆﹐這裡特向何頻先生致謝。
必須坦白說明﹐我不懂藏語文﹐“西藏流亡政府官員”達瓦才仁因此嘲笑我“不懂西藏語言而妄稱了解西藏﹐並以西藏專家的架式指點山河﹐不覺得有點底氣不足嗎﹖”他還說我不懂藏語 ﹐所以雖在西藏住過四年﹐但和住在北京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我在西藏看到的電視報紙都是中共宣傳﹐而中共宣傳全是“經過美化或修理﹑甚至完全編造的東西”。所以我在“國外寫的大量文章﹐除了中共宣傳----當然經過了改頭換面﹑重新組裝----真的還有什麼西藏以外靠看中共報刊而不能知道的內容嗎” （5）﹖
達瓦才仁說我的文章裡只有中共宣傳﹐這話完全不符合事實。讀過我的文章的人都會發現﹐我經常引用美國藏學家戈茨坦（Melvyn C. Goldstein）和戈倫夫（A. Tom Grunfeld）的著作﹐達賴喇嘛﹑西方媒體﹑西方組織與聯合國的言論﹑報導﹑書刊與文件﹐難道這些也屬於“中共宣傳”嗎﹖
我不懂藏語文﹐這對研究西藏確實是個缺陷﹐不過這並不等於說﹐不懂藏語文就不能研究西藏。在舊西藏生活過多年的中國老一輩藏學家柳陞祺說過﹕“藏文難學﹐懂的人不多 ﹐工具書也不夠多﹐口語和文字有相當大的距離﹐有點像漢語文的白話與文言。這些都是障礙。要研究藏族社會歷史﹐必須懂點藏語文﹐而且懂得越多越好﹐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但如果也把這一點簡單化了並推向極端﹐認為不懂藏文﹐就不能研究藏族歷史﹑社會﹑文化等等﹐我看也不盡然。因為語文畢竟是一種工具﹐它可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不能替代一切學科。……拿佛教研究本身來作個比喻。”接下來他說佛教的典籍是用古印度的梵文或帕利文寫的﹐藏文的佛典都是從那裡翻譯過來的。但懂梵文與帕利文的藏人是極少數﹐為何不懂梵文和帕利文的喇嘛也能研究佛學呢（6）﹖
我對柳老的經驗之談深有同感。眾所週知﹐許多西方中國問題專家並不懂中文﹐但他們照樣著書立說研究中國問題。達瓦才仁自己雖然是藏人﹐卻不懂藏文。他自己承認﹕“我喜歡藏文書﹐但是我讀不懂。”他曾在1996年與1997年“漢藏對話會”上親口告訴我﹐他也不懂英語文或其它外文。可見他既讀不懂藏文資料﹐也讀不懂外文資料﹐唯一能懂的是中國出版的漢文資料﹐卻被他認為都是“中共造謠”﹐那麼他就沒有任何資料可讀。他出生於1963年（7）﹐那時西藏的農奴制已被廢除多年﹐那麼他在九十年代寫的許多文章裡為舊西藏的制度辯護的資料是從哪裡來的呢﹖只能是憑空想象與捏造﹐無怪乎他所有的文章裡引用的數字與事例全都沒有任何出處。那樣的文章也能算研究嗎 ﹖
我在西藏時不僅僅讀報刊看電視﹐還與大量藏人交往。西藏的藏族幹部﹑職工﹑市民絕大多數能說流利的漢語﹐我和他們交談毫無困難。誠然﹐ 他們不會對我講知心話。但藏人天性外向﹑直露﹑坦率﹐尤其是與我朝夕相處的藏族上司﹑同事﹑鄰居﹑朋友﹐他們在工作﹑生活中會不知不覺地流露出內心深處的想法與感情來﹔我也可以通過他們的言外之意﹑表情﹑聲調﹑行為加以觀察與體驗。否則作家如何描寫與其差距很大的人物（諸如少女﹑高官﹑罪犯﹑妓女等）的心理活動﹖
我認識的許多漢族老同事（漢人稱之為“老西藏”﹐藏人稱之為“老漢人”）也給我很大的教益。他們五十年代就進藏﹐會說流利的藏語 ﹐到過西藏的各個角落﹐有的甚至娶藏女為妻﹐對西藏的歷史變遷與藏人的心理性格都有深刻的了解。當我們在飯桌上暢談時﹐我常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之感。
我還經常去拉薩各機關各單位及西藏各地縣採訪﹐了解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情況﹐這都是新聞媒體所不能取代的。
來美國後﹐我又從西方媒體﹑書刊獲取信息。西藏問題本與國際政治密切相關﹐有了西藏的經歷後﹐再從大洋彼岸返觀西藏﹐自有“更上一層樓”之感。
達瓦才仁認為中國的出版物全部是中共編造的謊言﹐這話留待後文討論。
注釋﹕
(1) 這裡所謂僥倖﹐係指當時華中工學院黨委書記朱九思本人出身大地主﹐三十年代的武漢大學學生﹐十分愛才﹐而我的考分特別高﹐因而被錄取。文革一開始﹐此事就成為朱“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罪證。
(2) 這裡所謂僥倖﹐係指林彪事件後毛澤東下令各地釋放一批“可關可不關”的政治犯。貴州當地的政治犯大都是文革初鬥過當權派的造反派﹐或與之有私仇者﹐惟有我是外來人﹐與當地的掌權者無冤無仇﹐故獲釋放。
(3) 這裡所謂僥倖﹐係指我在大學裡學的是工科﹐那年破例允許跨專業報考研究生﹐我因而得以改行報考文科研究生。
(4)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1996), p148.
(5) 達瓦才仁﹐《西藏藏人如是說》﹐《中國時代》﹐1998年9月號。
(6) 柳陞祺﹐《應該爭取有一個更大的藏學研究隊伍》﹐《中國藏學》﹐1991年第1期。
(7) 達瓦才仁不懂藏文與出生年份均見﹕亞衣﹐《讓西藏流亡者早日回歸家園----訪『西藏通訊』主編達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1997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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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09 13:13
1959年時期，西藏最大的城市 - 拉薩人口不足三萬。（比大安區還少）
縱使現在，光纖雖然是拉到拉薩了，人口冬夏差距仍然很大，就在夏天最熱鬧的時期，大概還沒新竹人口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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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09 13:19
達賴是個很成功的Sales & Marketing人員，尤其在包裝上，屬於上上選。好萊塢的許多著名演員都被他的風采著迷。這也是為什麼台獨比不上藏獨的地方，台獨還沒有找到像達賴這麼好的推銷員。
至於說到台灣上百萬人冒雨去聽達賴講道，這不稀奇，飯島愛來的時候，不也風靡了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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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m(#0)（累積文章︰124，會員積分︰183）
發表時間 2002/02/09 13:40
看過地圖的人應該知道，西寧，這青海的最大城，在青海的東東邊，從西寧西走，坐車幾個小時，到青海之前，有一座日月山，高度大約是三千三百多公尺，爬上去得慢慢的，不然氣都喘不過來。
拉薩的高度是三千五百多公尺，想當年大學的時候，身強體壯，冬天活蹦亂跳的爬上雪山看雪，還記得高度，三八八四，比日本的富士山還高。現在身體大不如前，爬個三千三百累得像個老牛一般，每爬十來步，必需好好喘一喘。
日月山上頂上有一座小廟，前幾年，我到廟裏觀賞，感慨萬千，上面注明著，大明疆域在此。當年若沒有大清，漢人的疆域大概只限於內地。
國父革命後，立刻宣揚繼承大清的疆域，漢、滿、蒙、回、藏、苗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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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20 11:45
第一次看天葬的紀錄片，是十多年前，在美國看的，當時比較年輕，對事情看法和現在不太一樣了，為什麼印象會如此深刻，我也不知道，只覺得好像在看恐怖電影，讓我有毛豎骨然的感覺。
在天葬的紀錄片裏，先看到幾個藏人，在祭祀台上焚燒某種植物，煙霧飄起，吸引老鷹過來。而能夠享受天葬的，只有高層次的僧侶階級。
隨著老鷹盤旋，在石板桌上，祭師開始誦經，拿著刀斧，把屍體剁開，分成小肉塊，只看老鷹飛下來，啣著屍塊飛走。
屍塊處理完畢之後，幾個藏人，一面撒尿，一面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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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20 11:59
老夫子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我們祖先傳下來的，詛咒人到極點，罵人”不得好死”。漢人的文化，死，也要死得有體面，死，最好要有全屍。
漢人和藏人在喪葬習俗上，差異很大，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天葬的影片，有點接受不了。從另一個角度去看，莊子好像就和人辯論過，人死了，草席一裹，丟到野外去餵虎狼，不也一樣。盛殮埋入土下，最後不也餵了虫蟻，為什麼要厚彼薄此呢？只是，莊子的理論，沒有被儒家接受。
有莊子的理論去看，天葬就沒什麼大不了，生死，不過是一種循環，葬禮，不過是一種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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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22 11:37
來這欄位的網友，多半對西藏有興趣，對藏人存著好奇和同情。從文化、自然地理環境，藏人的確是有他們非常特殊的地方。只是，好萊塢文化在電影大力推銷和侵蝕下，世界上許多文化和價值觀，都面臨嚴重的挑戰，藏人的文化也同樣受到些衝擊。拉薩隨著觀光客的造訪，拿著手機，跳迪斯可的年輕藏人開始增加，隨著都市化的蔓延，一般人慢慢地拋棄傳統的觀念，這二十年來，大陸多少的城市在劇烈改變之中，拉薩當然也逃不開這種潮流。
這個時代，每個人都有權相信自己相信的東西，有些數字，我是帶著很大的疑問，也沒什麼，用的普通常識，簡單的數學，就可以推理出來。
老共統治五十年，有對人民好的地方，有對人民壞的地方，冷靜分析，才不會被宣傳品弄昏了頭，客觀的人，在辯明事理上，比較不會失之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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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22 11:47
老毛做了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有一點，我認為他做的不錯，就是把女人給解放出來了。這方面，老蔣遠遠比不上他。
我是自己小公司的唯一女性，對同事非常仁慈，每天公司提供午餐，很明顯的，每天吃完飯，台灣來的大男性，轉頭就走，倒是那些說普通話的，一定幫忙收拾桌子，清理善後。
洛杉磯不少大陸來的太太常誇自己先生幫忙家事，體貼入微，不敢說所有的台灣男性都比較”大”，比例上，還是讓台灣來的十分羨慕。
所以，奧運金牌，大陸妹妹表現得很有解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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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22 11:49
網路上不只徐先生，還有一位王先生也寫了一本”天葬”。有些片斷，寫得十分生動。貼一點讓對西藏有興趣的網友看看。
在西藏，雪災的概念固然包括了交通阻塞，供應中斷，低溫對人的生存造成威脅等等，但是更主要的還在於大雪掩埋草場，造成牲畜吃不到草而大批死亡。如果雪比較淺，牛羊可以把雪拱開吃下面的草，雖然費力，還不至於餓死。雪厚就困難了，不過如果有大風，雪可以被刮開，也不會成災。最怕的就是雪後無風，又出來大太陽。西藏空氣稀薄，太陽輻射的能量比同緯度地區高一倍或三分之一。在秋冬或冬春之交，中午時分的日曬可以使表面的雪半融化，中午一過又重新結凍。那就慘了。雪上形成一層冰殼，如果雪淺，草被凍在冰殼中，如果雪深，則草被埋在冰殼下。牲畜沒有力量拱開冰殼，或者無法吃到凍在冰殼中的草，只有空著肚子忍受嚴寒，以至餓到彼此啃噬對方身上的毛，堅持不了幾天就會開始大批死亡。
為了挽救牲畜，牧民採取走圈放牧的方式，把牲畜分成小群，除了小孩和老人，每個家庭成員趕上一群，帶一袋糌粑，揹一口鍋，各奔東西去尋找可以吃到草的地方。在茫茫無際的高原上，他們往往一分開就是很多天，每個人都是獨自對付一切，夜裡就擠在畜群中睡覺。有時達到千里冰封的地步，趕著牛羊到處走，就是吃不到腳下的草，真是毫無辦法，眼睜睜地看著牛羊成片倒下。
有些牧民那時用死牲畜的屍骨熬湯餵還活著的牲畜，不過那又受燃料限制，草原上找不到燃料。有些牧民甚至把僅有的木質家具也劈成木柴燒掉。那無異是杯水車薪，絲毫擋不住死亡的蔓延，只不過表達一種悲壯和徒勞的掙扎。一場雪災過後，草原就像惡戰後的戰場，屍橫遍野，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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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22 11:50
近年發生的最大一次雪災在一九八九年，西藏北部連降一百五十多場大雪，平地積雪半米以上，陰坡積雪達到三米。二十四萬多平方公里的面積被這樣的大雪所覆蓋，那面積相當於整個英國或者是六個半臺灣。可以想像從天上下來了多少雪。雪災持續了八個月。
高原上的冰雹也極厲害。我在青海達日縣看到過一個鄉政府的報告，幾戶牧民的牲畜在一場冰雹中被砸死了九十%。這種事我聞所未聞，多大個兒的雹子才能砸死氂牛，且砸死那麼多﹖我問達日的縣長，報告中為什麼沒有提放牧者﹖高原草場平坦遼闊，很難找到躲藏之處。縣長回答得很平淡：一下冰雹，放牧者就會鑽到牛肚子下面，即使牛被砸死了，人也沒事。
夏日西藏往往一天可下好幾場冰雹，如果不砸死牛羊，就純屬正常。有時短短幾分鐘，地面就能積上半尺厚的雹粒，整個草原全部鋪滿，茫茫一片。那時我總是在算計冰雹的總重量會有多少萬噸，一邊驚嘆天空的承載力。
除了藏東南谷地，西藏高原大部分地區一年四季都離不了火。中共進藏時被派往藏北工作的崔善才對藏北的寒冷有生動描述，他回憶說﹕“那地方非常冷，扣子掉了，吐口水重新粘在棉衣上又凍結實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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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22 11:52
下面一段是有關西藏的”風”：
西藏阿里地區平均每年刮大風的日子超過一百四十天，其中改則縣的年大風日超過五十%。我在西藏高原上經歷過很多風，但是最讓我感到驚心動魄的卻是一個無風時刻。那次我進入一片如同月球一樣荒涼的地方，大氣寂靜到極點，紋絲不動，但是無邊大地上布滿了千年長風刻蝕的巨大風痕，一條條以風的姿態伸向天邊。我當時的感受是那每一條風痕展現的只是西藏的一絲風。那一刻我站在一絲風中，而那一絲風巨大得讓我膽戰心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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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22 11:54
西藏，高山上的”氧氣”，請看下面：
中國很早以前就有這樣的話──“人活一口氣”。“氣”無所不在，分分秒秒伴隨每個人，甚至連人死也叫“咽氣”。雖然古人指的“氣”含義很廣，但是人所呼吸的空氣肯定是其中最基本的元素。近代科學又進一步解釋，生命最不可缺的是空氣中的氧。人體就像一個靠熱量提供能量的鍋爐。火的燃燒是產生熱量的一種形式，其本質是一個氧化過程，氧越充足，燃燒就越充分，提供的能量也就越大。鍋爐使用鼓風機，目的就是讓更多的氧進入燃燒。誰都知道有沒有鼓風機的燃燒絕對不一樣。而所謂的“封火”，無論是把鍋爐下面的通風口關上，還是把爐火上面壓上濕煤麵，作用都是減少氧的進入。你也會看出，那時火是多麼暗淡，熱量多麼微弱。
海拔升高對人的作用就相當於人體鍋爐的“封火”。隨著海拔升高，空氣愈益變得稀薄，空氣的含氧量也按比例下降。海拔在三千五百公尺時，人只能得到海平面六十五%的氧氣，升至五千五百公尺，就只剩一半氧氣。從“人活一口氣”變成以“半口氣”支持人的生存和活動，其體能的下降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種說法，人在高原哪怕靜臥不動，體力消耗也等於在低地的中等強度體力活動。十九世紀的登山家Whymper對人在高原的感受總結得很貼切﹕“越向上，人們就會發現，他們不得不以自己越來越小的力量，去對付越來越大的困難。”〔4〕榮赫鵬也曾對此發表過意見﹕“一位從事科學研究的紳士曾經問過我，長期處於較高的海拔高度，最主要的感受是什麼﹖我告訴他﹕最主要的感受就是希望盡快回到較低的海拔高度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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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m 發表時間：2002/02/22 11:56
無關政治的一段故事：
有一個故事頗能說明氧氣對低地人的作用。我認識一位名叫劉勵中的攝影家。在一次騎馬穿越西藏高原的途中，他追蹤拍攝野生動物的照片，疲勞加風寒，當晚便出現感冒引起的肺水腫。那是一種被認為最危險的高原病，死亡率極高。其病狀被這樣描寫﹕“發出的聲音，簡直就像淹沒在他自身的液體中，始終伴隨著連續、響亮的水泡音，就像他的呼吸是通過液體一樣。棉花糖似的白色泡沫從他的嘴裡湧了出來......”〔6〕劉勵中當時已認定自己必死，那時他處於羌塘高原中心，海拔五千五百多米，前後幾百里沒人煙。對短時間就能致人死地的肺水腫而言，他根本沒有走出高原獲得救治的時間。
然而奇跡來自他的藏族嚮導。嚮導熟知那一帶地形，恰好離他發病處幾十公里的地方，有一條罕見的高原大裂縫。他被綁到馬上趕往裂縫。劉勵中說他那時昏迷在馬背上，只能偶然在顛簸中恢復一下知覺，看到夜空晃動的星星。但是他清楚地感覺到空氣中的氧在增加，每從裂縫向下走一段，窒息就緩解一分，無比舒服和清新的感覺在上升。裂縫底部的海拔只有二千多米，就是那迅速下降的三千米救了他的命。高原醫學有這樣的定論，只要能將病人迅速送到海拔二千四百米以下，三十分鐘到二小時，肺水腫癥狀就可以改善，最終甚至可以不治自愈〔7〕。劉勵中在那條大裂縫的底部躺了三天，全憑低海拔的氧氣恢復了健康，使他最終走出了高原。
而西藏人世世代代就靠“半口氣”生存繁衍。高原從來就是他們的家園，他們也從來不會像榮赫鵬那樣盼望去低海拔之地。是他們的體力比低地人強呢﹖還是他們抗受艱苦的能力更強﹖最近美國和西藏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有關空氣低含氧量對新生嬰兒影響的研究，告訴我們的結論是更為根本性的──藏人是一個適應缺氧狀態的獨特人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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