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無罪? 性侵累犯一次又一次得逞後,會愈來愈清楚如何閃躲法律的制裁,我們能做的只有盡力保護自己,如果妳或你看到這個新聞台,請傳給你或妳認得的人,讓他們明白自己的權益與法律上應留意的事項,絕對絕對要在"法律上規定的第一時間"報警驗傷,即便是衣服上的DNA或口中的DNA,都可以成為加害人被定罪的重要證據。

在我身邊，有許多被害人，選擇對於曾經受到的傷害保持沉默，與文化界友人的對談裡，我們共同追溯記憶所及，上一回誰把事實寫成文字公諸於世？徐璐。她寫了『暗夜倖存者』。

今天，我問起一位學姐的近況，數年前她受到性侵的傷害，加害人是她的鄰居，或許因為加害人持刀劃傷了她，她很快的就醫取得所謂的“直接證據”，加害人很快的被定罪並且入獄服刑，好消息是：學姐復原的很快，而且很好。

於是我思考這當中，司法矛盾吊詭之處。

我的律師朋友在第一時間，要我走出家門去驗傷，當時我仍身處在被囚禁與侵害的恐懼裡，走不出門，所以我錯失了所謂的黃金七十二小時。然而，倘若我在第一時間，想到可以打１１０，並且由警察陪同驗了傷後，公訴罪即成立，我將擁有讓加害人被起訴的機會，以及讓加害人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
但如果我並不想經歷司法呢？是不是我不僅不能打１１０，也不能到署立醫院驗傷，更不能告訴署立醫院負責驗傷的醫師，我為什麼要驗傷？因為一旦說明驗傷理由是「性侵」，便會打開「白色小盒子」，然後進入司法程序。因為這是公訴罪。

那麼，六個月的法律追溯期有什麼意義？六個月內，被害人即使提出了告訴或者讓社會局及其它輔導單位知悉，只要被害人無法在第一時間取得「合法」的驗傷證明，對於加害人根本起不了任何「司法」的作用。那麼，這所謂的「六個月」，只不過是讓更多被害人受到司法二度傷害，以及讓更多被害人選擇沉默罷了。

我還是想不透，這六個月有什麼意義。


六個月之內，被害人都擁有告訴的權利，但這算公訴罪，一旦由警方在第一時間，帶到署立醫院，打開白色小盒子驗傷後，公訴罪就成立了，那被害人的心理狀況，是否準備好迎受司法的「痛擊」？被害人有沒有任何反悔的餘地？當他（被害人不受限於女性）不想面對司法程序時，有沒有決定最適合的療傷方式的權利？抑或是非得符合我所遇見的第一位女性檢察官的「適法標準」，沒在「第一時間」內，到「署立醫院」驗傷，就是「自願的」、「和意的」？即使在六個月內，讓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社工們，發現了被害人，也只是重覆加重被害人身心傷害而已，對於應當受到逞制的加害人，不痛不癢。

我無法歸結內心的疑問，無法好好敍述內心的「？」，因為我不懂，真的不懂。

這個性侵害防治法，到底要被害人怎麼做，才能最完整的保留和爭取自己的權益，又能好好在「六個月」的期間內，好好想想自己是否能夠面對司法殘酷的折磨？

第一時間去報警驗傷，公訴罪就成立了，那不就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非得上法院不可了嗎？

沒在第一時間去驗傷，那給被害人六個月的時間，立論基礎是什麼呢？讓被害人有時間想想，到底要不要上法院嗎？錯過黃金七十二小時，就會被如同我所遇見的第一位「女性檢察官」駁回，不起訴加害人，那這六個月不如不設，直接立法，沒在第一時間到「合法」的「醫療單位」「驗傷」，就閉嘴，否則即便是事實，即便是公訴罪，只要檢察官一句「沒在第一時間驗傷」便「證據不足」，緃放加害人，真的只是欺負受創的被害人，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意義。



性侵害防治法，關的是被害人，受到逞罰的是被害人，真正被起訴的加害人少之又少，起訴後被定罪的加害人更少，我真的想問，難道司法真的需要見到像學姐一樣，血流如注地爬到醫院的被害人，才會快速的定加害人的罪嗎？在定罪的漫長過程中，還會出現多少噤聲的被害人呢？

我不是徐璐，我沒有她的才華與勇氣，但我知道，如果我不寫，很可能得再等個十年，才有被害人願意勇敢地站出來，並且具備文字的力量，傳播婦女人身安全的真實情況，而且還不見得能達天聽。

依台中市社會局去年接到性侵個案數約三百人估算，加上逐年上揚的驚人數字，以及未被發現的被害人，平均二十個小時不到，台中市便有一名婦女受到性侵的傷害。十年很可能有上萬人受害。

請問，我們的司法單位，一年定了幾個加害人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