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自「奧圖行腳」
http://mypaper1.ttimes.com.tw/user/madpoet/index.html
---------------------------------------------------
「民族」與「人族」
──論楊逵《送報伕》的敘事結構
概觀
粗看之下，《送報伕》一文的取材除了抓住時代脈動外，可說是平凡無奇。然而，令人眼睛一亮的是，楊逵所用以顯露時代陰暗中的光芒的，竟是一個日本人(田中)。這讓人不得不重新用更深沉的思考來觀照這篇小說。於是，從伊藤與主人翁的大哥，田中與陳訓導、林巡查，以及報館哭泣的少年與主人翁的母親…等等，種種的對應裏，我們從窒人而浮泛的「唯民族意識」中跳了出來；在不被過份類化的民族情感裏，可以承認這是一篇「人」的故事，而給予肯定。
敘事結構的分析
一、場景與時代
故事不必一定有確定的場景，假如有，則當然可能具有某些意義。
《送報伕》是一篇「臺灣日據時代，一個臺灣青年在日本」的故事。作者採取的場景，從乏善可陳的派報所，到「不是人住的」壅塞的「半樓」宿舍，清冷而積雪的破曉街道，陋巷中的小飯舖，以及狹窄的「木賃宿」等。即使來到繁華的東京，主人翁並未從難以存活的家鄉中，獲得解脫。而家鄉原本是美好的，只有在異族的壓迫之下，才令人意欲掙脫，且掙脫只為將來期能強壯地回鄉繼續存活，並拯救親人於生活的苦況。
書中主人翁述及遠走東洋的理由為 :
從小學畢業以後，我也跟著鄉人，到處找零工……根本無法解決一家的生活問題。
……我讀過好幾個工讀出身而完成了偉大事業的人們的故事。我常常把這些故事講給母親聽，說我也要到東京去工讀。
家鄉的苦，是日本人欺凌而來的，但場景從大東京交代起，直至篇末，並未與被蹂躪的臺灣形成對比，反而是一種受壓迫的、淒苦的呼應。
雖然清靜的農村轉變到讓人走投無路，乃是因為××製糖公司「有日本政府做靠山」，但人的善惡卻不因這樣的「地域劃分」而取，「那些吸我們的血，剁我們的肉，想擠乾我們骨髓的人，在家鄉也沒有兩樣。」「否則，年老的母親怎能忍心把我送到這麼遠的地方來 !」因此，作者在兩地場景的運用上，並不標示出族與族之間的對立，也不做一種兩相激化的象徵。家鄉是貧苦的，窮困的；東京的印像卻也是窒息的，寥落的。家鄉是「不得不出賣耕牛和農具來糊口」，而「全國失業者三百萬」的日本也不曾述及壓迫者的生活情調；家鄉固然得開「隨身攜帶圖章」的會議，東京則有貼著「徵募送報伕」的派報館。
所以，處在作者的時代及地位，作品當中雖難免融入些許的民族意識，但在場景鋪排的操作上，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作者的用力之處，乃在於人對環境的抗爭，與人性的不同發揮。
就超越時代性及某些偏於狹隘的民族意識而言，本篇的場次布置的確達成了單純闡述人性的條件；而其中的對照，縱然色彩不同，卻都是灰階的。
故作者於時代背景上不作渲染，直是有所用心；既不刻劃臺灣島內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生活環境之不同，亦未突顯日本本土的富強。「日本」與「臺灣」的界限，在作者的處理下，是相當模糊的，異於時代的；作者既不以「時代」(日據)來積極烘托人性，也不以「時代」來擾亂故事的推展與人物的關係；以一個被侵略者的立場，而能脫出橫遭壓迫的悲情，而有此表現，不能不說難能而且可貴了。
但作者把焦聚不斷的調在「人」身上，即於「物」時，就淡漠了。就技巧上來說，這是不好的；或者說，是不完整的。因為「物」之為用，或環境的描寫，不但能豐富小說當中的意蘊，它常常還擔負著暗示、象徵、隱喻、襯托、連結等效果的任務，比如英人喬治 ž 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扛鼎之作《一九八四》就是一部成功的運用大量景物描寫的小說，其書寫景物表人性，寫景物對比人生，寫景物突顯人物，寫景物映照人格，這些無不可以的；景物的描寫，主要的目的不在裝點小說一個美麗的外觀，而在於賦與其更清晰的面貌、更真實的骨肉。
就「寫實」的角度而言，《送報伕》一文，作者捨棄了環境的描繪，可謂是殘缺的、缺陷的；甚至在技術上來說，可謂是不成熟的作品。文中除了「像沙丁魚罐頭」的「半樓」宿舍略有著墨而外，簡直找不到一個具體而明確的景致，於是通篇故事的演進，便顯得單調而貧乏，事件的衝擊也大打折扣；至於人物性格也被抹淡不少。
持平說來，本文場景的選擇是頗見匠心的，但在處理上，則是未竟全功。
二、角色運用
人物的刻畫，及人物間的關係、互動，實在就是一篇小說的靈魂所在了。《送報伕》文中的角色並不多，真正出場的，也少。作者並未特別著力於任何一個角色的描寫，所以，似乎沒有一個角色的性格是豐富的，所有的人物都是典型而乏味。主人翁的性格已不強烈，田中的善良、溫和又不加重色彩，只用贈銀、送鞋等幾處呆板而簡略的描述造成印象，提起田中君，除了善良、溫和，便不知如何，而他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或許誰也說不上來吧。另外，其他比較重要的角色，如積極冷靜的伊藤，如狡詐無情的派報所老闆，也是如此，一樣的模糊而籠統；作者只把人物角色用粗慥的剪影呈現出來，並不曾清楚地勾勒人物形像，更何況鮮活的躍然紙上。
再者，作者於故事中人物的互動關係的處理上，也極貧弱。父親被日本人逮捕的獄中生活不加書寫，以明顯的刻意淡化，造成一種「不堪回首」的深沉聯想，這是可以的。但被派報館老闆辭差的一段，則顯然是描寫不夠的，作者如能將此段的視界拓寬至包圍著的這個報館環境，其餘送報伕的反應，或運用其他角色、事端的穿插，而非僅日記式的平板書法，則本段將形成更大張力。又「大崎派報所老闆在送報伕團結之前，竟不得不低下了蒼白的臉。」這樣份量極重的事件，作者竟然能夠僅以幾句話帶到，而不加敷演，這，未免令人懷疑作者手握「彩筆」的勁道。
所以，作者在人物的創造、塑型方面的技巧是稱不上工巧的。而人物關係的張弛、衝突點，也不見緊密的掌控，使得全文讀來氣韻不足，而作品「靈魂的形貌」則又形削弱，稍顯貧血而拙稚。
在技法上較見匠心的，是人物的安排，排比及對照。
在臺灣部份，日本人代表「純然、超然的惡」，如糖廠人仕、警部大人。下轄的臺灣同胞則有當保正的父親所代表的「不屈的善」，「屈服的善」是解職的陳巡查，無力的人物如主人翁及其母親，完全妥協的如鄉長，「顯然的惡」如主人翁的大哥、陳訓導、林巡查等。
在日本部份，「積極的善」是伊藤，「顯然的善」是田中，無力的人物如主人翁、在「半樓」只住六天的哭泣少年，冷眼看世界的如「木賃宿」的老闆，惡的代表是派報所的老闆。
稍加對照，便可以發現，作者並不很情緒化地把「善」歸給臺灣人，「惡」歸給日本人；日本人的善並不遜於臺灣人，同樣的，臺灣人的惡也不下於日本人。因之，楊逵此篇小說所描畫的人性，是真正超越民族性，超脫侵略與受壓迫的「時代主觀性」象構，而實然入於人性的一部作品。
較為可惜的是，文中寫及了「鄉裏人的悲慘處境」，卻不曾對代表只能圖取勉力自保的一群送報伕多作點染，則「群」的對照還嫌不完。
三、敘述手法
楊逵的文字，讀來平鋪而明白，但如《送報伕》這樣凝重題材，敘述的筆調如此平凡，卻不多見。
本文的敘述手法採單線進行，依時而流，中間插入一段補述，極為單純。除了「半樓」初夜的如廁事件，與家鄉那次「隨身攜帶圖章」的會議之外，全篇可說無甚濃重、精彩的描寫。尤其伊藤出場後之情節，不但在場景、人物及事件的描摹上，都顯得草率而粗略。
其結局更是令人不能接受，本來全篇推展的速度並不為快，但自從伊藤出現之後，一切前文慢慢糾結起來的情緒，就在短短的交談當中如「強虜灰飛煙滅」了，一切事端與心緒驀然明朗，迎刃而解，急起直下，匪夷所思。至於主人翁回鄉的理由，更是與前情毫不搭調；兩者並置，便呈現一種游離狀態，中間的轉調，是突兀而無理的。
故就敘述手法而言，當說是極不重視技法的。
論定
小說，只是一種表達。那麼，它只是作者「意念的身體」，實在不能全以技巧論定。
小說創作的技巧，經歷代文人不斷地努力開發、經營，的確已有多方面的成果。則，依後段試驗而出的文學觀點來說評前輩作家，在技術的「優劣」、「精度」及「成熟度」等等方面，自是難免多所疵議；但這正可作為整個「文化生命」的反思與檢討；並且，此與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常常是無關的。
故，如果純就題材的處理技術而言，於今觀之，《送報伕》的表現固然是不足的，甚或是失敗的。但若回歸於作品的情感及思想層面的探討來說，楊逵確實是超越的，且具有某些不凡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