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麟（大專生）
原子筆電子報發行時間已經超過一年了，還記得一年前的原子筆，不僅製作草率，事實上負責上傳發信的兩位工作同仁，根本不會做網頁，跌跌撞撞的發出了第一份電子報。寫了一年多的文化研究專欄，常常會遇到一些讀者問：「文化研究專欄應該要談一談原住民族文化之美，應該要有一些歌舞的介紹、祭典、狩獵……這些所謂的『傳統文化』，不然你們這份『原住民學子的』電子報，怎麼又能夠叫『原住民』的呢？」今天就跟讀者來回顧一下，什麼是「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演進
談到文化研究，我們就不得不提英國伯明罕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一九六四年成立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當時是以「歷史、哲學的研究」、「社會學的研究」以及「文學評論」三個部分作為其主要的研究重點。文學評論可以說是文化研究的起家的基礎，該中心創辦人之一的霍格特（R. Hoggart）就曾經表示，文學評論不能閉門造車，僅僅去強調作品的內在結構、語言或意象，相反的應該找出文學作品中的文化意義，而這樣的閱讀方式被他稱為「價值閱讀」，換言之，就是作為文學評論者，應該「描述」他在作品中所發現到的文化價值。
一九五八年出版，由威廉斯（R. Williams）的「文化與社會」一書擴大了文化的界說。文化研究過度侷限於文學評論的領域，反而將文化觀點限制在少數菁英論的立場，威廉斯主張，文化不只是生活方式的表現；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不同的「感知結構」，不僅以意識型態為基礎，同時也為當時的人們提供了產生共識與團結的憑依。他引用馬克思（K. Marx）的理論指出，文化與社會組織間具有不斷互動的關係，所謂「文化上的變革」就是每個社會組織處於轉型期的歷史階段，「文化」與「往昔存在的社會標準」出現對立。
從文學評論擴大到文化與社會組織間的互動關係，「意識型態」、「社會組織」以及「國家機器」間的互動聯繫，也必然會成為理論觀照的對象。葛藍西的文化霸權理論與阿圖塞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理論，描繪出統治階級如何利用學校、警察、法院、媒體、宗教、道德等社會制度或國家機器來鞏固其知識霸權的控制以及統治。因此，作為文化研究者似乎不能僅是埋首於少數菁英論的文化立場，必須觀照並批評整個意識型態。研究行動者時，研究者必須考量意識型態的存在以及人類的社會性存在，不能將行動主體當作完全自由的行動者，而要將個人視為受意識型態或社會存在意識所「改造」而成的行動主體。
意識型態的批判讓文化研究者有了一套工具去剖析「知識」、「傳播」以及「價值觀」的形成與相互關係。從而文化研究便不再只是研究特定對象（例如工人階級、特殊族群）的文化經驗或是行為描述，而是探討文化與意識型態間的辯證關係。基於這樣複雜的辯證關係，傅科從監獄的「全視監控」出發，強調「支配與從屬的權力關係」。他特別提到：「權力不是一種體制，也不是一種結構或佔有。它只是我們用以描述特定社會中複雜的策略形式之名詞。」他認為統治與階級這種簡單的二分法無法描述權力的樣貌，更無法清楚說明支配與受支配者間的辯證關係。因此，文化研究又進入了更為複雜的支配性分析中，一方面必須確認權力的作用存在，另一方面又要辨認出它的作用方式。
「再現」問題
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一書中有一個主題：「再現」，其核心問題在於，所有的描述行為都帶有自我的解構，換言之，所謂的客觀描述或是「完整呈現」是不存在的，不論是採用什麼何種方式，只要涉及符號的設定（語言的使用）以及人類行為（客觀外在形式與主觀行為動機的組合），客觀描述或完整呈現便只是一種假象。其原因在於，第一，人類的行為具有外在的客觀形式（例如走路、跳舞、歌謠等），但是人類行為更包含有主觀動機，而這些動機並不只是簡單的情緒而已，更包含這些動機的產生機制之社會情境脈絡，因此，對人類主觀動機描述的困難性便成為「完整呈現可能性」的鴻溝。第二，符號（例如語言）的設定不一定是意義既定性的設定模式，相反的，文化符號的意義往往會包含解讀者自己的價值座標，該文化符號的意義便只是個人的，而非「完全客觀」。
這一個問題讓許多被視為文化研究「聖經」的學科，例如「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甚至於「社會學」都出現嚴重的研究問題。我們如何能辨識文化記載（例如民族誌、田野調查或是民意調查）的真實性？我們如何從這些描述中辨認出「受描述者的真實」與「描述者的幻想」？所謂的民族性格、民族性、天性、傳統文化、民族精神……是不是只是規避「再現」問題的「學術陰謀策略」而已？
民族誌之流的田野報導，在再現問題的考驗下，即便沒有喪失全部的功能，至少也動搖了可信度。因此，在文化研究的專欄中，尤其是有關原住民族文化的分析當中，民族誌之流的田調有其嚴重的侷限性。相反的，既然可供掌握的「民族主體」只是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或社會學家的某種想像，既然所謂的「民族意識」只是政治動員的手段或策略，既然所謂的「民族性格」只是社會環境下的某種暫時性的反映，既然「民族文化」的內部也充滿著不亞於外部的差異性，我們又該如何完成我們的文化研究呢？
走向沒有理論與形式拘束的道路
目前台灣研究原住民族文化的科系很少，較負盛名的有台大的人類學系以及政大的民族學系，而台大人類學系的前身是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之「土俗人種學講座」（創設於1928年），其主要研究目標就在於協助日本統治者更加瞭解台灣原住民族，以方便日本政府進行統治。至於政大的民族學系前身是「邊政學系」，亦是著重培養統治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之人才。換言之，這些「科學部門」原本僅是國家統治機器的一環，客觀的學術研究背後有其獨特的政治目的。
在多年的殖民統治之後，原住民族本身的歷史記憶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以及國家教育的普及，也漸漸模糊。新生代的學子們在原住民族運動所帶動起的民族自主浪潮中，開始對文化產生興趣。由於他們普遍缺乏歷史意識，積極尋求有助於「協助回復記憶」的工具變成急迫的需求。因此，學生便把原本統治者的知識工具收為己用，藉由過去統治者的紀錄，作為填補自身歷史記憶缺洞的補丁。但正如前面所說的再現問題，民族誌的紀錄無法保證其客觀真實存在，相反的，作為統治工具之一的民族誌中所充斥的「描述者的想像以及描述者本身的價值座標」反而成為當代學子對自身民族的文化想像來源。再加上某些當代政治氛圍的需求，原住民族的新生代更加樂於利用那樣的文化想像，強化某些政治需求或合理化某些政治利益。
截至目前為止，這些文化想像在凝聚社群共識、強化政治需求以及合理化政治利益的面向上，確實表現出功效。但是相反的，某些文化想像對於原住民族社會自己本身的多元化發展功能上，也充滿了負面的功能。例如某些過渡強調部落的地域性固著想像、文化本質論、原住民族天性論……等等，反而限制了原住民個體在其他領域的發展與可能性。因此我們可以說，利用這些統治工具來反抗統治的原住民族，反而被這些統治工具再次統治。從而，如何建立一個沒有理論與形式拘束的文化研究思想，從觀察原住民族當代文化脈動的結果中，找尋原住民族自身的出路便成為有興趣於文化研究者所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文化研究」的目標
首先，文化研究的目光應及終於當代原住民族社會的脈動，至於那些作為過去原住民族社會呈現的民族誌，雖然可做為吾人參考原住民族歷史發展歷程的必要工具，但是發展出「辨識描述者想像與價值座標的工具」便乃必要的程序。無反思的全盤接受那些民族學者或人類學者對原住民族社會的描述，絕對充滿著危險。
其次，統治者的統治工具中最有力者，便是「文化本質論」。諸如傳統文化、固有文化、正統、道統之類的描述，往往都只是統治者維繫其統治正當性的藉口而已，我們不能陷入其中而不自知。我們必須要瞭解到，雖然以民族作為集體主體的存在，但是民族內部的歧異性往往不亞於兩民族之間的歧異，事實上，追求一個民族內部個體的全面一致性，只是一種民族學式的想像。因此，建立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原住民族社會學想像，比個體一致性的民族學想像更為重要。
最後，文化研究的目標不只是文學評論、文化評論、意識型態批判等形式外觀，更重要的是文化研究者作為知識份子，所應擔負起的知識份子責任，正如薩伊德所說的：「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人。而且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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