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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國的經濟改革對中港關係的影響

 

七０年代末期開始，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又有明顯的變化。隨著中國內地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建設四個現代化以後，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轉口貿易又恢復起來，且持續加強。自一九七八以來，中港貿易的增長是極為驚人的。從貿易總額看，十年間中港之間貿易額增加了二十倍。到一九八七年，共達港幣二千億元。（註　十三）香港對中國的出口及轉口主要是兩種用途：作為加工的原料及機器設備等資本財。中國經香港轉出的商品，很大部份是紡織品，其中絕大多數是加工產品，運回香港再出口。這些加工工業主要利用中國國內的廉價勞工，以香港的紡織品出口配額，運輸、通迅及商業服務與香港的國際行銷銷售網。另一方面，對於香港而言，大陸的開放，同時也提供香港進一步轉變中的相對優勢。在一九八八年，香港的轉口貿易總值為２５７４．０５億港幣，同年港產品出口卻只有２１７６．６４億港幣，轉口貿易總值與港產貿易比值為５６：４４。很顯然的，這個階段香港與大陸內地的經濟關係又恢復了以往的密切程度。（註十四）香港盡力發展與中國內地的貿易關係，主要的原因是：（一）香港如其它的工業發展國家一樣，經過六０、七０年的工業發展之後，面臨勞工短缺難題以及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為延繼港產品的低技術密集度、低加工成本和高適應性的競爭優勢，港商大量往珠江三角洲等地發展『三來一補』，產品作轉口貿易之用。目前，香港在內地的工廠雇用了二百萬工人，三分之一的港產出口值是由內地工人所創造的。（二）與戰前情況不同，香港在對內地的新轉口功能中，一併提供了銀行、保險、運輸、倉儲等服務，使轉口商品增值約１５％，這便出現了近年來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增加，至少有兩成是由內地轉口貿易幅射作用所創造的。（三）借助鄰近內地的地理優勢，香港在亞太地區的經貿中心地位更加鞏固，香港與周邊地區的經貿關係進一步加強。香港充當了海峽兩岸通商的『橋樑』，由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八，海峽兩岸經由香港的轉口貿易約增長到５３倍。（註十五）此外，中資機構在香港也有顯注的增加（從一九七九的五十餘家積增到一九八四的六百多家。對於香港而言，中資機搆的發展極有利於維持香港經濟。由於中資機構可以在香港進行投資的新嘗試，而香港的環境較易適應，實在難以找到別的地方可以讓中資機構發展的這麼快。也可以說，香港對於中國不單是一個外匯收入來源的市場，也不獨是一個轉口港，而是一個中國企業認識及利用市場經濟的試驗場所。

 

整個中港經濟在八０年代的轉變，事實上受到政治面的影響很大。一個重要的前題是：中國經濟的改革與開放，及其持續的時間。而這個問題又隨著一九八五年五月，中英兩國政府所簽定的『中英聯合聲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把中港未來的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接合成一個問題。『中英聯合聲明』決定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主權回歸中國。這意味，香港在成為英國殖民地的將近兩百年後，再度又恢復為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僅管中共宣稱『以港人治港』『讓香港維持現狀』，但是在九七之後，隨著香港的回歸，中國大陸的政治問題，是直接的影響香港的發展。對於港人而言，九七是一個無法改變的決定（況且，港人也知道在中英的協定中，港人的意願是不被重視的），而目前與中國之間的高度經濟關係也是一個事實。政治上的未來，是被決定的，然而，經濟上的發展則是在某種程度上港人具有自主能力的。因此，在看待未來的問題上，多半是從經濟上香港與中國的依存關係來著眼。假設中國能按國民發展計劃維持百分之七的平均年增長率。中國的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取得較佳的結果，及擴大加工及出口能力，則沿海城市與香港的關係必然更為密切。香港不但從中國出口方面得益，因為中國將以外匯購買外國的高科計產品，原料、機器設備等，而香港從事對中國轉口貿易將會擴大。然而，此種看法是建立在中國經濟的持續改革與開放的前題上。假如中國在經濟上的改革與開放態度，受到政治問題的影響而轉變，又回歸到社會主義的保守老路。無疑的對於香港是直接的影響。而從中共政權的歷史發展上來看，這種可能性又不能說不存在。對香港的經濟而言，這始終是一個存在的威脅。因此，決定未來中港經濟關係的主要變素，倒不在經濟問題本身，而是在中國的政治穩定性問題。

 

同樣的，未來香港香港社會文化的發展也是受到九七政治因素的影響。上述中港所面對的政治與經濟問題，將直接的投射在香港的社會文化上。從政治上來看，九七之後，香港在政治主權上是歸於中國，因此，它將成為中國社會的一部份。然而，若從幾年來香港所形成的社會文化形態來看，這個問題並不會因為只是政治上的主權宣稱所能解決。事實上，在經過了五０、六０年代香港與大陸內地體制上的差異，彼此的社會文化產生很大的不同。對於未來香港社會文化會有著什麼樣的轉變，又受到中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影響。在共產社會主義的政權下，維持香港目前自由經濟的市場運作，會產生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文化﹖這是香港未來社會所要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