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週 國家公園的學術研究：學術做為一種志業
台灣環境復育之新方向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永續發展研究室教授 陸國先
壹、緒言
隨著人口成長，土地利用需求快速增加，人類擷取自然環境資源轉換為具有經濟價值的物質，但人類利用自然資源的速率遠超過自然界自行修復的速率，以致生態系結構逐漸惡化、生態物種歧異度降低，進而減少環境原本能提供的物質與服務。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在追求物質的滿足之餘，開始講究生活環境的舒適度，重視人類與環境的共存關係，以及人類行為對環境所造成的嚴重衝擊。
人為活動與自然環境的演替循環均會對環境組成物種造成一定的改變與損傷，然而健康的生態系具有自行修復的機制。一旦環境損害（damage）程度超過自我修復能力時，生態即進入惡化發展程序，環境惡化將造成動植物種的減少、生物量（biomass）漸減、環境主要生產力降低、食物鏈中的能量流（energy flow）削弱、營養源（macronutrient pool）耗盡，以及土壤穩定度的減緩（Whisenant，1999）。
現今世界適合人居的環境裡，多數土地已由人類農耕、飼養家畜、居住、都市化數百年，甚至環境開發達上千年，這些使用模式早已超過環境自然回復的能力，已須由人類施以一些人工措施進行環境復育，因此，許多專家學者均致力於尋求最適的復育方式與生態回復的最佳目標。Young更進一步指出，近來的復育概念不再僅關注於保存現存的稀有種群或防止未來棲地的惡化，而是更致力於提升整體生態系的完整性，整合並復育現存環境的危機(Young, 2000)。因此，復育不再是單一科學或僅止於科學研究的範圍，環境復育是需要各項學科之間的合作與社會經濟、國家政策的配套執行，才能有效的管理環境資源（Whisenant，1999）。
台灣的生態相當多樣，所具有的自然資源亦屬豐富，但我們的環境卻受到人類使用的衝擊而逐漸毀壞，隨著經濟的起飛，國民已由早期的環境保護的概念轉而逐漸重視生態保育的課題。現今生態多處於被開發或被破壞的狀態下，生態復育將成為生態保育的第一步，然而生態復育需要長時間才能見到成效，因此一般政府單位或地方權責單位並不願投資於不易見效的生態復育計畫，或是以工程手法解決現有的環境問題；再加上相關法規的不足，無法善導土地開發，以致環境復育常常流於口號與形式。本文擬引美國現行復育觀念、法令及河川溼地、垃圾掩埋場，以及歷史性環境等復育案例，提出對我國在生態環境復育方面些微建言。
貳、環境復育理論
一、環境復育概念
環境生態具有相當重要的功能，包括：生產生物量、提供動植物棲地、淨化環境、緩衝環境巨變、提升環境美質、提供休閒遊憩、發展社會經濟、養育歷史文化等功能。以前的生態理論認為環境在沒有人為干擾的情況下是朝向生物群落與環境平衡穩定的方向演化，但現今的理論則相信環境演化的真實過程中，存在有不連續的干擾、不可逆的變化、不平衡的群落，以及複雜的衝擊（Wyant, Maganck & Hams，1995），因此，若以維持生態不變為管理目標，將是不可行且不切實際地（Bradshaw，1997）。環境復育應以發展能自行修復（self-repairing）之生態系統為目標，故應重視自然環境演化的動態過程（dynamic process），為達到這個管理標的，須先將已損傷的環境修復到惡化前的最初狀態，再引發其自行繁衍（autogenic process）的生態功能與程序（Whisenant，1999）。
若只是創造〝歷史〞環境形態而不具備其原來的生態功能，或是該功能僅是人造結構表象，卻無法與自然生態具有相同功能，其仍不屬於復育的範疇。以台北鎦公圳復育計畫為例，雖然回復歷史環境之立意極佳，但僅以挖掘溝渠創造當年景觀，實不屬於復育範疇，復育是希望受損環境能回復至自然的狀態，在其所屬的地景中具有完善的自行繁衍系統。因此，復育需要多方面的知識與複雜的程序，例如：重建原有的物理環境、土壤與水文的化學調節、生物處理，以及引入已缺乏的原生動植物等。但相當多的國家公園保育計畫中，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環境復育計畫，仍著重於動植物的群落調查，並未整合各科學領域進行復育；或是僅注重稀有動植物的群落，但並未對其棲地的功能進行復育，如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停車場旁，因發現稀有水韭的群落，即將族群四周劃設保護區，但並未考慮該地是否能提供水韭族群自行繁殖演替的能力，也未考慮周邊的人為使用現況對環境的衝擊與限制。未能整體考慮環境功能、相關的物理、化學與生物等特性不屬於完善的復育計畫（Cairns, 1988; Lewis, 1989）。
二、環境復育相關政策發展
環境法是管理與我們生活有關的周邊環境，並提供解決環境污染問題與資源分配的方法，因此，環境相關法規是執行國家政策的工具，亦反應出我們社會對環境問題的關心程度，本文將透過美國環境保育法規發展歷程來瞭解近代環境保育之政策變化。美國直到二十世紀末期環境保育意識才逐漸提升，對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歐洲移民者而言，美洲的環境資源似乎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移民者只關心如何利用資源創造個人財富（Schoenbaum & Rosenberg，1982）。十九世紀，美國聯邦政府只關心如何鼓勵國民開發西部的土地，此時主要的資源管理權則隸屬內政部。
十九世紀末期，環境保育（conservation）與保存（preservation）成為當代環境主義的兩股新思潮。首先是環境保護運動的興起，該運動提倡者著重於自然資源不斷地開發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因此在1891年國會通過一般修正法案（General Revision Act），首次在國有地上設置森林保護區。並於1920年通過開墾法案（Reclamation Act）以促進西部的環境保護與水資源使用管理。在二十世紀初期，美國羅斯福總統相當支持環境保護相關政策，並於1909年舉辦國際性環境保護研討會。
環境保護運動在1930年代有更進一步的成就，在其十年間通過土壤保護法案（New Deal a Soil Conservation Act），同時成立土壤保護署負責執行土壤及水資源保護的相關計畫。於此時期環境保護者（conservationist）相信國家有責任控制大型的商業開發，國家亦應重視全民福祉勝於個人利益，其要求在西部的林地應提供民眾多種使用模式而非只提供伐木利益。然而環境保育者（preservationist）則提倡尊重自然環境原有的美、精神與道德價值。在環境保育人士努力下，於1872年成立黃石國家公園，也開始建立國家公園體系以保育自然環境，至1916年，國家公園署已有16座國家公園及18處國家級山嶽保護區。
環境運動很快成為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1970年，國家環境政策法案（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給予所有聯邦機關管理環境的權限，並成立國家環境品質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與環境保護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從前述變化中我們可以發現，美國逐漸加強對環境的重視與保育，並講求環境的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三、生態環境復育程序
在瞭解生態復育的基本意義與價值之後，我們可以知道復育計畫是無法藉由處理個別環境因素而完成，且一復育計畫需要有完整的程序或流程，以確保該計畫之落實。首先，每一個計畫都需具有一清楚且可行的目標，而這些目標須考量土地現況、自然棲地、空間尺度、美學價值與時間限制等重要因素(Zedler, 2000)，近來的復育計畫不僅考慮這些環境的自然因子，更擴大涵蓋將該地區的社會經濟背景與文化要素(Stanford, et al., 1996)，畢竟人類也是自然環境中的一份子，而非環境的旁觀者，環境的演化往往不能避免人類行為的衝擊，人類使用土地的形式、社會經濟問題、以及行政管理權責的限制，均將影響生態復育目標的訂定。生態復育除須完整連結環境中的各項因子，其更重要的任務是協調人與環境間的關係，當彼此能夠維持生存平衡時，復育目標才能真正落實。而復育計畫目標是整個計畫的核心思想，計畫中所採行的方法與策略的選擇亦以目標為依歸。
其次，再以環境現況與限制因子配合計畫目標，擬定發展替代方案與復育管理策略，進而選定減緩環境惡化或回復生態功能之方案，這些替選方案中需要包含苗床的形式、雜草管理技術，和自然回復、協助自然回復、與人工回復等配合策略（Whisenant，1999），此外，方案內亦需擬定計畫的地點、時間、植栽種植後的保護措施，以及長期維護的各項需求等。
經由所有的分析與現地風險評估，從替選方案組中選擇一完整且符合地景尺度的復育計畫，並儘可能設立比對樣區，並發展監測與評估計畫，以期有科學資料回饋，進而修正所採行的管理計畫。
四、復育方針與原則
復育的基本原則是將生態系的水循環重新連結，並為原生種重新建構食物網，為此須控管影響生物多樣性與生物生產量的多項門檻因素(Stanford, et al., 1996)，復育計畫的執行亦須維持自然棲地的基本功能與機制，而非僅仰賴人工繁衍的結果。Whisenant（1999）綜合許多生態復育研究結果，歸納下列生態復育計畫之重要方針：
（一）治療環境劣化的原因而非現存的現象
（二）重視修復過程而非僅替代現有結構
（三）修復行為須於適當的尺度下執行
（四）設計多樣化之地景使所涵養有限資源增加
（五）設計地景使備有種源與連結以維持演化程序的完整性
（六）設計地景以促進動物散佈與植物分播
（七）設計地景以促進動物間的正向交互作用
（八）設計地景以改善不同尺度間之微環境
然此處所談得〝設計地景〞並非國內現在重視的景觀設計，這裡所談得是為了改變現有環境狀態以達到生態自我繁衍，須以改變地景的手法來進行，然而，台灣於復育時，常常僅治療環境惡化的〝病徵〞，而非徹底去除其病源，以下提出幾個環境復育相關案例，以供台灣進行環境復育時的一個參考。
參、環境復育相關案例
每一個進行復育的基地均具其獨特的復育目的，該目的不僅可以是建構生態功能，亦可以是提升生活品質，更可以回復該基地之歷史環境。不同的復育目的將有不同的復育準則與方法，但不論計畫目的為何，均須以生態工程手法進行生態功能重新建構，後達到生態系統永續發展的結果，才能稱得上〝環境復育〞，而不是假環境復育之名，行〝景觀設計〞之實。本文分析下列案例，期能提供國內進行生態復育之參考。
一、河川之復育-Whitemarsh Run
於美國兵工署的Channel Restoration Design for Meandering Rivers（Soar ＆ Thorne，2001）研究報告中，提及一河川復育之案例，其在美國馬里蘭州（Maryland），因都市急速擴張為能有效控制洪水與地面逕流，利用許多工程方式進行河川整治，多數河川在整治後都能與都市擴張達到新平衡狀態，然而這種平衡只是一種表象，若上游的沖刷量與下游的沈澱量無法平衡時，河川生態並沒有達到真正的平衡點。
Whitemarsh Run 位於Gunpowder-Patapsco集水區內，並從巴爾的摩港市（Baltimore）的北方向東流經，與Bird River匯集後流入Cheshire灣，Whitemarsh Run 集水區雖然範圍不大卻變化頻繁，該集水區的瞬間流量常帶來相當高的細沙沈澱量。這條河川在進行整治工程前是流速緩慢且河道曲折，這樣的特色使該河川可以減緩洪水的氾濫，因此該河川的復育計畫有四項主要目的：(1)將流速緩慢的河道復育成曲折形式、(2)保護河岸免受侵蝕之害、(3)提升溪流的景觀美質與舒適度、(4)維持現有的防洪作用。
在這個案例中重要的不是河川的形式，而是河川應具有的功能，所以在復育設計前須先進行河川流速、輸沙量與地理特性的評估，以計算河道應有的寬度、深度、坡度、彎曲度、曲折波長等，適當的設計才能使河川朝向穩定的狀態演化，河川復育才算是成功。依據該計畫之目標與現況分析結果採取下列七種設計手法，以達河川復育的目的：
（一）在河道較寬較淺的地方築堤以防止洪水氾濫。
（二）增加河道的彎曲度以降低河床的斜度。
（三）河道彎曲度的增加方式是延續河道的彎曲角度，但將曲折波長稍微降低。
（四）重新建構河川的形態，在彎道部份小曲折與原有河道以不規則的方式交錯設置，在轉折部份則以規則方式交錯設置。
（五）在必要處以低矮的石壩控制河床坡度。
（六）在彎道處以石堆防止河岸的侵蝕。
（七）種植柳樹以穩定較淺的河灘地。
自然河川的形態非常複雜，且受到相當多的因素相互影響，Whitemarsh Run之所以成功是因其結合河川工程與地理工程的方式，該計畫復育的不是河川原有外型而是其原來具備的功能，且該計畫以實驗的方式計算河道應有的彎曲度、寬度、深度等特質，不失為復育的一個客觀評估方法，該計畫且於復育後施行監測計畫，以瞭解採用的復育手法是否適當，再對原有設計進行再評估與修正，直到河川朝穩定狀態演化，Whitemarsh Run的復育才稱得上成功。
在台灣河川的整治方法，常常採用人工工程來解決河川問題，例如截彎取直工程，以混凝土的河道取代原有河道，不僅加快原有水流速度增加輸沙量，降低支流進入主流的能力，進而導致支流的氾濫，主流下游泥沙淤積量增加，提防的高度也只能年年增加，這都是沒有考慮河川原有的功能的結果，在生態方面亦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河川內的動植物均因人工整治的方式而消失殆盡。在冬山河的整治計畫中，已開始考慮河川的魚類復育問題，該計畫嘗試減少人造形式的渠面，建立台灣河川整治的新里程，但我們不能以此而自滿，河川的復育應更重視其原有的機制與生態系統，河川的穩定發展才是鄰近地區的福祉，良好的河川復育不僅能改善生態系統，亦能提供景觀美質與遊憩效益，進而提升我們的生活環境品質。
二、垃圾掩埋場之復育-Vermont’s Bennington Landfill
Bennington垃圾掩埋場位於美國佛蒙特州的西南方，Bennington原本是一座砂石場，於1969年才成為掩埋居民、商業與工業廢棄物的垃圾掩埋場，廢棄物中包含有毒物質，如：油漆稀釋劑、墨水、黏著劑、有機溶劑，以及一些含有多氯聯苯（PCBs）的電容器等。在1974～1986年Bennington鎮與聯邦機構測得滲流得地下水中多氯聯苯的含量逐漸增加，隨後並於鄰近地區的沈積物與地表水中發現有害物質（如：多氯聯苯、易揮發性有機物質、金屬）濃度增加。
以此溼地為棲地的候鳥與垃圾掩埋場周邊的社區均受到垃圾掩埋場的污染。相關研究顯示，該地區所具有的高濃度多氯聯苯及金屬物質會減少棲地的生產力與食物的供給量，以致降低動物多樣性；此外，動物不易代謝多氯聯苯，因此污染物質會累積於動物的器官及組織中，隨著動物體內多氯聯苯的累積，將藉由食物鏈過程造成生物擴大現象（biomagnification），此現象對食物鏈裡的上層消費者影響最劇。多氯聯苯的致毒物質已導致地區內鳥類致病比率增加、鳥喙畸形化、再生能力與協調機制受損（資料來源：U.S. Fish & Wildlife Service之Vermont’s Bennington Landfill研究案）。
當研究結果確定該垃圾掩埋場污染周邊候鳥所棲息之溼地，美國野生動物保護署與州政府即要求Bennington地方政府進行野生動物棲地的保護與復育。地方政府於該溼地劃設保護區，並進行區內的自然水文生態復育，移除區內的廢液儲存槽與地下管線，再進行環境復育與更新，環境復育成功後，市民代表委員會並於保護區內規劃步道與解說系統，且將復育工作與當地學校的生物與社會課程相結合，因此，該掩埋場的復育計畫不僅提升了保護區內溼地、候鳥棲地的品質，也另外創造了遊憩與教育的機會，實屬一舉多得的結果。這次的復育計畫能成功且迅速完成須歸功於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合作，以及當地居民的熱情支持，由於地方政府動員所屬職工引導復育活動的進行，不僅降低復育計畫所需的成本，並提供當地居民參與復育計畫的機會。該垃圾掩埋場之復育計畫亦提供了一民眾參與的成功案例。
目前台灣雖積極推動垃圾掩埋場封閉復育及再利用工程，期在無形中扭轉民眾對掩埋場之負面觀感，並對今後垃圾衛生掩埋場、灰渣場之興建提供一股正面助力，以消弭民眾對垃圾場之不良印象及避免抗爭事件發生。
環保署為樹立土地資源永續有效使用及垃圾場使用僅為土地利用中短暫過程之正確觀念，經由污染防治及環境工程技術之應用，並就技術、經濟、社會接受度等層面評估土地再利用方式及可行性，積極進行垃圾場封閉後之復育綠化及再利用工作，以增加國民休憩場所，儘速改善垃圾場周圍空氣品質。但從美國Bennington的案例中我們可以了解，環境復育並非只是環境綠化而已，以仿生態的手法進行生態綠化亦稱不上環境復育，僅有綠色的外觀而沒有生態實質的演替功能，不具備環境自我回復的能力，仍稱不上環境復育，其於進行環境復育計畫時首重環境復育，直到環境復育成功之後才開始提供遊憩或教育的機會，因此進行復育工程時應先重視環境回復，再考慮人為使用需求，才是成功第一步。此外，一個成功的垃圾場復育計畫還牽涉許多因素，例如，當地民眾的參與熱誠、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共識、不同政府機關間的合作與配合，以及完整的環境資源調查與完善的計畫，才能確保一個耗費千萬元的垃圾掩埋場復育工程的成功。
三、歷史之復育-San Jacinto
San Jacinto沼澤在1836年的德州獨立戰爭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數百的墨西哥士兵為逃避德州人的突擊，企圖橫越San Jacinto沼澤，卻反身陷泥沼而被殲滅，使德州得以脫離墨西哥而獨立，San Jacinto沼澤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使其成為德州公園系統中最早成立的戰地紀念公園，該公園將近千餘公頃，其中包含百公頃的San Jacinto河的氾濫平原。在San Jacinto沼澤周邊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高速地工業化，為了工業需求抽取百萬加侖的地下水使該地區下沈將近十英呎，也使原有的San Jacinto河岸的沼澤生態變成連結海洋的水域，唯一幸運的是該沼澤並未完全消失（資料來源：Texas parks & wildlife之San Jacinto復育案）。
除了生態目的，更為了該地的歷史價值，在1996年德州公園與野生動物保育局（Texas Park & Wildlife Department）與聯邦及其他州之相關單位合作，開始計畫進行San Jacinto沼澤區的復育，希望該沼澤能呈現當年獨立戰爭的自然狀態。該計畫先建築堤壩以攔住水源，再以別處的淤泥來填補計畫區內的土地以建構適合植物生展的沼澤深度，於1997年春季將沼澤地的水排盡並進行淤泥回填，同時控制外來種植物 salt cedar 的侵入，進行原生草種 smooth cordgrss 的播種工作，在1998年的秋季，smooth cordgrss（Spartina alterniflora）與salt cedar已開始互相競爭生存空間與所需養分，San Jacinto沼澤的環境復育計畫建構生物多樣性的棲地，以涵養水生與半水生動植物。
經由San Jacinto沼澤的整治，沼澤內的藻類、微生物與昆蟲等生物吸引水生動物的群聚與生長，進而在夏季吸引成千上萬的鳥類，於夏季該區即觀察到比往年還多的岸鳥或涉禽鳥類族群，其中包括：鷺、篦鷺，以及成千上萬的白鷺、鸕鶿、鵜鶘、燕鷗、海鷗、野鴨等。未來的生態變化將是該復育計畫的觀察重心。
該計畫之目標是為了San Jacinto沼澤的生態價值與歷史價值，期望該地區能回復到1836年四月的景象。現在San Jacinto已成功地復育上百公頃的海岸草原景觀與河岸森林，此外，該計畫後續將建構木板棧道、觀察平台與展示區，以提供遊客接觸該地區的界面，進而體驗San Jacinto沼澤的生態與歷史資源。
由這個復育案例我們可以知道，歷史價值也可以成為復育的目標之一，但歷史性的復育並不是只回復當年的景觀，更重要的是當年的生態結構，〝環境復育〞並不是口號，它是一可以確實執行的環境改善策略，反觀台灣現在的環境規劃，常常假借復育之名行景觀設計之實，以台北鎦公圳為例，鎦公圳曾是台北盆地中重要的灌溉渠道，它確實具有歷史價值，我們可以保留現在還存在的渠道，也可以景觀設計的手法建立鎦公圳紀念公園，但絕對稱不上環境復育。
有些機構打著〝復育〞的名號，希望台北市民可以支持鎦公圳於台大校園內重現的計畫，基於本文前面對環境復育的探討，我們可以瞭解環境復育是要回復環境原有的生態機制與功能，鎦公圳則是為了農地灌溉需求所興建的引水渠道，其本為人工設施物並非天然河川生態，要構成環境復育的基本要求已有些許困難，若將已加蓋的溝渠部份重新開啟，並進行排水溝整治工程，還算勉強回復鎦公圳的原始樣子，但若於滿是混凝土的校園內重新挖渠道，這樣的工程既不是環境復育，也不是鎦公圳歷史回復，不過是一個校園內的水景設計。
此外，環境復育是要將環境回復至能夠自給自足且永續發展的穩定狀態，不僅是水源須能源源不絕，溼地亦須成為多樣化的生態棲地，因此，除了水道部份，水道周邊的環境亦須配合建構，以成為一個完整的生態體系。而在校園內開鑿溝渠，以人工泵浦抽水循環使用的方法，渠道周邊並無一併整治成溼地生態，那著實只屬於景觀設計或環境整治工程而非環境復育，如美國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的River Walk即是環境整治工程成功的案例之一。台灣大學不僅為一教學單位，更是台灣學術界之龍頭，實不應打著環境復育的名號進行鎦公圳景觀設計，以爭取台北市民的認同，帶給學生或民眾對環境復育的錯誤知識進而導致錯誤認知。
肆、結論與建議
台灣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漸重視環境議題，近年來伴隨著地震與颱風而來的土石流、水患、地層下陷等，均是大自然告誡我們過度開發環境的警語，環境是大地之母，也是我們賴以為生的基質，如何與環境共存將是台灣於21世紀的重要目標。此外，發生在五月的梨山大火，燃燒面積高達一百二十七公頃，波及範圍達一百八十五公頃，救災人力超過上千人，在這七天的救災過程中，軍方、林務局、消防署、民間救援團體幾乎全部總動員，為了打火，他們備極辛勞，不眠不休，但我們也看到救火員身陷險境的鏡頭，也傳出救災過程毀壞農園的消息，而事後僅就防火線的寬度加以修正，期以化解每年平均高達五、六十次的森林火災仍屬不足，如何使防火、救火更有效率，實應提升救火團隊的知識、技能與設備。更有甚者，此次梨山大火引發了外界對櫻花鉤吻鮭棲地影響之關注。火災後相關單位不僅未對稀有動植物棲息地之環境衝擊進行檢討，且林務局和退輔會卻互相踢皮球，不肯承擔責任。整個事件中我們可以見到主管的林務單位於環境規劃之拙劣，以及對火場波擊後環境保育、復育知識的缺乏。類似之情事於國外若無專家學者的鑑定，行政單位絕不會冒然推論火災對動植物棲息地應未受到影響之斷語，因為生態的複雜性實非立即可以透視的。經由此次的環境浩劫的教訓，加上本文前所闡述的各項環境議題，我們希望國人於進行環境保育計畫時應更重視引用學者專家，並瞭解環境保育、復育理論的重要性，以免重蹈覆轍，否則台灣的然環境將萬劫不復矣。
且隨著人類對於自然資源的認識與瞭解增進，我們所能做的不僅止於環境保護與野生動植物的保存，而應更竭盡我們的能力為生態系進行復育，以求得環境的永續發展與人類生活品質的再提升。在環境相關課題，台灣應該跳脫景觀設計的窠臼，而更向環境回復的方向邁進，我們所追求的不應僅止於環境美學，或模仿大自然的表象，而應力求於生態系的自然演替功能與生生不息的循環機制，因此，我們提出以下的建議。
一、首先應先釐清綠化與環境復育的差異，並建立正確的復育觀念。
二、主管機關應依循復育理念訂定環境復育準則，以供各單位遵循。
三、建議應進行全國環境總檢查，針對不同地區擬定不同的保護目標。
四、經由近年的天災後，應針對毀損的地區擬定重建復育計畫。
※生物多樣化棲地之再造
劉莉蓮；2003/06/30
臺灣現有一大的困擾，就是常以偏差誤繆的生態知識，作出無效且反效果的生態救援活動，例如在校園內設置鳥園、蝴蝶園、烏龜池、錦鯉池等閹割的自然環境，作為學生的生態教學；在公園內種滿韓國草的草坪，或栽植整齊畫一的單一樹種，將最傷害生態的園藝當成最自然的綠地。
我們過去的公園綠地建設多以人類活動設計為主，常過份的人工化而壓迫生物棲息空間。如綠地植栽多為外來植物及觀賞性的園藝種類，植栽種類與形式過份單純，缺乏豐富的水域植生生態設計，不符合生態原則的草皮面積過多等。
事實上，任何人類的文明建設多少均會帶來對自然的破壞，我們所談的「生態設計」均不可能符合食物鏈下的自然生態，事實上只是要求降低、減緩生態破壞的消極意義而已 (林，1999) 。
一、滲透水循環設計
人為了維護大地的保水功能並減少洪峰量，在城鄉建設時可採用「貯留」和「滲透」的方式來達成。所謂的「貯留」就是讓雨水留置於基地上，然後再以特定的流速使水循環於大地的方式。所謂「滲透」就是增進土壤的滲透能力，使雨水直接滲入雨水中的流量增加，並減少地表逕流量的方法。這兩種方法均可促進大地涵養水份的能力，進而降低洪峰量。公園、學校和社區內常有池塘或水池的設計，將這些池塘或水池改造成雨水調節池是最容易發揮的生態水循環設計 (林，1999)。
目前城鄉環境的地表，多由水泥、瀝青、地磚等不透水材料所組成，阻隔了水滲入土壤的機會。尤其是雨水的排水設施多為密不透水的設計，即過多的溝渠化、水泥化，使雨水直入河川，無法循環回歸大地，是一種不經濟且不符生態原則的作法(林，1999)。為了改善人工環境的滲透功能，必須進行全面透水化的設計，其具體的方法主要為地表鋪面透水化設計法及人工輔助入滲設計法等。地表鋪面透水化設計法就是以多孔質的連鎖磚、植草磚、砌石來鋪設地面的作法。人工輔助入滲設計法則是利用多孔隙的滲透井、滲透管溝來結合排水設施，排水道並以自然滲透為設計方式 (林，1999)。
水污染整治是水循環設計的前提作業，否則水循環設計將促使大地受到污染。目前，臺灣雨水和污水的排水系統多未分流，因此必須透過適當的水循環設計，才能避免污染水質(林，1999)。
二、維持自然而活化的土壤
自然表土的流失及劣質化是目前綠化最大的問題之一。要維持土壤具高有機質、多微生物的特點，首先不可鋪設水泥、磁磚等人工設施，並要保留地表的枯枝、落葉及雜草等，不任意移除、燒毀。在整地時，應保留原有的表土或引進肥沃的表層客土，並可引進蚯蚓以肥沃土壤。施肥時，以有機肥取代化學肥料，並禁用農藥及殺草劑，以免傷害土壤中的微生物(彭，2000)。
三、建立多孔隙及多變化棲地
維持生物多樣性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要建立多孔隙的環境。綠化的地方，其土壤必須保持多孔隙才能容納水份和空氣，小生物才能生存；地表須有枯枝、落葉、石頭、坑洞、小水池等等不同的棲息環境，以供不同種類的生物棲息。
通常我們對看到雜亂不平、高高低低、石頭枯枝落葉雜陳的地表，常過份的整理，認為綠化的地方一定要乾淨整齊，如此一來，這種地表反而嚴重影響生物多樣性環境的建立。因此，多孔隙多變化的棲地，才是多樣化生物的最好環境。
部份的人因有不符生態原則的偏見和潔癖，一直消滅大自然中的多孔隙世界，把坑動填平、用水泥柏油鋪平地表、外牆貼上磁磚等。有鑑於此，以最近的生態理論應力求將目前「無孔隙環境」改變，盡量保持或創造「多孔隙環境」。
四、適當營造生態水池和濕地
陸域中的水域環境是野生物匯集交流最豐富的地方，綠地、公園和校園內可適當的營造生態水池和濕地。
良好的濕地地形除應具備良好的集水性外，其地形也應具多樣性的地表形態。地表的形態變化愈大，可提供野生動物棲息的潛力也愈大，所以儘可能設計一些不規則的小水塘、小島、河岸、土墩、沙堆等不同地表形態、深度不一及坡度不同的濕地底部、凹凸不規則形狀的濕地邊緣等；池中應放置枯木、石堆及倒樹等，以提功野生動物更天然之棲息空間。水岸邊坡應以自然之緩坡的土岸及石頭砌成的石岸，互相搭配，減少使用水泥或磁磚作為岸邊。
濕地植栽的栽種應考慮沉水植物、浮水植物、挺水植物、濕生植物等植被的差異性和適地性。可放養泥鰍、蓋斑鬥魚、青蛙、蟾蜍、水蠆(蜻蜓稚蟲)等動物，以控制蚊蟲的發生，並設法防止和移除外來種。
五、提升都市綠覆率
我國都市計畫法第45條規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戲場所，所佔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計劃面積10﹪，這比起生態都市以30﹪綠覆率為規劃目標的作法相去甚遠。更糟的是，臺灣都市計劃中的公園綠地，有的被佔用，有的因經費不足而未開闢。依據1997年的統計，現有的法定綠地面積，僅佔都市計劃面績的3.56﹪。更何況，即使開闢成公園，也規畫了過多的硬體設施和不透水鋪面，由此可知臺灣的綠地嚴重不足(林，1999)。
跟據研究結果，臺灣都會地區如果每提升10﹪的綠覆率，可降低氣溫平均約0.13-0.28℃，這證明都市綠化確實能緩和熱島效應。如果提升至30﹪的綠覆率，則夏季可降低都市環境的氣溫約0.4-0.9℃，如此可降低夏季尖峰用電量約2.4-2.5﹪，進而更降低都是因冷氣、機械等的排熱，使都市氣候更緩和(林，1999)。
為了臺灣的都市生態環境，提昇都市的生活品質，設法增加綠地面積，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六、建立生態綠網
所謂生態綠網就是將所有的綠地資源組成完整的系統關係，以便有助於建立生物多樣性的環境。其方法首先要能開闢充足的綠地，提昇綠地的生態品質，進而將綠地串連起來，以有利於物種的交流、生物的遷徙。
根據島嶼生態理論，綠地的設計要儘量減少綠地的分割，並在各綠地之間以生態連接走廊將分散的綠地連接起來，如以道路的綠帶、河川兩岸的綠帶等作為生態連接走廊，將都市中分散的綠地作有系統的連接。除了面狀的大綠地和帶狀的綠廊之外，都市的綠地系統可借重無數的背景綠點來提升生態環境。所謂的背景綠點，是指利用生活環境中的小地方來進行綠化，例如屋頂、陽臺、露臺、牆角等，來構成無數的背景綠點。
七、設立自然消長的自然公園
都市的生態並非以「都市型的生物」為傲，而是以「野生生物」為指標。雖然野生生物繁多，但是目前的都市生態學通常以野生鳥類的物種數量作為都市生態上的指標。其原因在於野生鳥類是生態塔中較高級的消費者，也易被觀察和量化，故以其為生態的指標。適宜野生鳥類生存的環境，也代表此環境的植物相良好，因此也適合昆蟲等動物生活。
都市的綠地環境若無法提供食物鏈上充足的自然食物，自然性較高的生物就會受到都市型生物的壓迫而減少，甚至在市街中被隔離的小綠地，連滿足植物完成開花結果的能力都不足，遑論要供養其他生物。
根據島嶼理論，綠地的面積須達到某一程度以上，才能符合自然生態的條件。小規模的綠地只能容納市街型的鳥類，唯有大規模植生良好的綠地，才能同時容納密林性、森林性、林緣性的鳥類棲息，而達到生物多樣性的目的(林，1999)。因此，保存柴山這塊綠地是刻不容緩的事，建立其他大型的綠地則是必要的措施，如已成立的高雄都會公園及環保團體極力爭取的衛武營自然公園等。
參考資料
林憲德著，《城鄉生態》，詹氏書局，1999。
彭國棟文，《自然保育季刊：生態工法及生態綠化》，31期pp6-17，自然保育季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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