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湖雨濛夜深沉
——父親去世二十周年祭
胡孝華
二十年來，總有一幀畫面在我夢中浮現，那就是父親愁苦憂鬱的面容，他的咳嗽，他的嘆息，他的無助與無力……這個在人世間苦苦守望又苦苦失望的父親，這個在泥土裡被踐踏被湮沒被收藏的軀體，這個孱弱卑微渺小的靈魂，在清明的細雨中，化作紙幡青煙以至鄉間路旁的酒幡，一起裊娜升騰，在湖水的遠方幻化無形。
父親在解放時階級成分是貧農，可是他沒種過田，小時候隻是跟祖父在鄉裡的集市上做賣魚肉的生意，未曾讀過一天書。兩間茅草屋，傢徒四壁，可吃的不差，有魚有肉，煙酒是一定要抽要喝的，且成嗜好。少時，一天在茅草從中玩耍，毒草砸瞭左眼，劇痛，紅腫，可無錢醫治，也可能是小地方少眼科醫生，耽擱瞭，後來左眼瞎瞭。解放後，生意不能做，集鎮上的小商小販也成瞭生產隊的農民，生活發生瞭很大的變化，但貧窮，是一律的。據母親講，結婚時，傢裡一貧如洗，過門那天，見房間裡還有梳妝臺，櫃子，三天後，這些傢什都不見瞭，一問，才知道這些東西是借過來的。我才知道，還有借用傢什結婚的。母親是潛江湖區那邊的，經常鬧水災，顆粒無收，所以才嫁過來。母親雖然也未上過學，但行事風格與父親大不相同。父親懦弱，忍讓，少言語，不講衛生，其貌不揚，身體也不太好。母親漂亮，愛幹凈，性格急躁，強悍，做事風風火火，眼裡容不得沙子，不能忍受別人的欺負。
後來成立瞭農業合作社，大集體。我們那個隊，在集市上，人心渙散，都不願被人管，那年選生產隊長，一向木訥且無主意的父親卻被選為隊長。原來大傢竄通好，就是要推選一個不能管人的人來當這個隊長，大傢好自由散漫，各行其是。父親自是推辭，再堅辭，後來公社書記都來做工作瞭，隻好趕鴨子上架。果然，生產隊許多事安排不下去，很多講狠的人總是不聽，大吵大鬧，以致出手打父親。那年又要安排民工上水利建設，拈紙團，誰拈到誰先去，一個刁蠻的社員，拈到瞭，不願去，仗著傢族勢力大，又把父親打瞭，父親躺在床上。母親急瞭，坐在門口罵，一直罵瞭一夜，又告到公社書記那裡，（公社所在地就在這個集鎮上）書記說，派民兵把那個打人的綁起來，這時那人才服軟，賠禮，寫悔過書。
大傢知道父親是個軟懦的人，就編瞭一句順口溜，“登甲哥，霍諾諾”，這個萬事不得罪人的人，自然當不得這個隊長，沒幾年就“下野”瞭，“下野”瞭的隊長卻被人記住瞭他的好，父親因此在鄉裡結下瞭好人緣。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四十不到的父親接連害瞭兩場大病。記得一次是腮腺處長瞭一個皰，要到沙洋做手術，那時不通汽車，鄉親們十多人用擔架抬，步行120裡，一天來回，傢窮，根本談不上什麼招待，大傢毫無怨言，充分諒解，情誼很感人。也正是因為兩場病，欠下瞭隊裡300多元債。傢裡隻有兩勞力，我們弟妹又多，缺衣少食，糊口都難，就更不要說還債瞭。無奈，父親決定把兩間草屋賣給隊裡抵債，因為那兩間屋是解放前留下來的，杉木的檁子，中間的隔墻是用杉木與木板做的，還值點錢。公社書記說，一大傢人不能不住啊，不要賣屋吧，父親可能是當隊長要講覺悟的緣故，不願欠公傢的債，執意要賣瞭還債，後來賣掉的屋被拆瞭，拿去做瞭倉庫。一傢人在大夥的幫助下，用土磚做墻，稻草蓋頂，做瞭兩間窄窄的土屋，一間燒火吃飯，一間做房睡覺，擺兩張床，父母一張，弟兄們一張，幾個弟兄擠在一起，每晚總是為被子蓋不到自己而蹬踢吵鬧，被子就蹬出幾個大洞。後來妹妹出生瞭，一間房間不行瞭，又在屋前做瞭兩間更小的草屋容身。屋頂上的稻草經不住雨水與曝曬，爛的快。一下雨，到處漏雨，醬油一樣的黃水滴滴咚咚直下。暑熱天溽熱難耐，蚊蟲成堆，又無蚊帳，徹夜難眠。冬天，不知棉鞋為何物，弟妹們個個腳凍得稀爛，疼癢難耐。記得那年下雪，三弟無鞋可穿，父親要他不上學，可他讀書好，深得老師喜歡，硬是咬著牙，赤腳到校，讓數學李老師很是感動，李老師趕忙把瞭一雙破舊單佈鞋與他。我年年凍腳，參加工作後的第一個月，發瞭30多元錢，馬上到供銷社去買棉鞋，營業員說，“隻剩一雙順邊的瞭，你要的話，削價賣給你，3元錢。（定價是5元）”我說，“好啊，我要瞭。”一個20歲的小夥子，為瞭暖和，第一次穿上順邊的棉鞋，也不怕醜，就是這雙順邊棉鞋，從此告別瞭我凍腳的歷史。這是後話。
我記事的時候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冬天，父親到遠處上水利建設工地去瞭，傢裡人人吃食堂，一大清早，祖母拿著小木桶，到一裡多路外的食堂打稀飯，那天下雨，她是裹過腳的，歪歪唧唧的走在半尺深的爛泥田埂上，腳一滑，木桶裡的稀飯潑光瞭，我們兄弟幾人和她一起餓的嚎啕大哭。一天早上，我在灶塘口餓的歪下去瞭，這時，祖父的一個朋友上街，到我傢見瞭我這樣子，對母親說，“你這孩子恐怕不行瞭，趕緊給他飯吃。”母親說，“他從小體質差，嘴不‘潑辣’，（方言，嘴刁）哪有什麼飯來喂他。”那大爺摸摸口袋，掏出半斤糧票給媽，我媽趕緊到餐館買瞭碗飯，我吃瞭，方起來起身玩耍去瞭。後來母親給我講，要不是虧瞭這個爺爺，你早餓死瞭。唉，等我長大瞭，那爺爺也死瞭，大恩未報，隻記得他是長湖大隊的人。
吃食堂時，不準在傢私自開夥，更不準傢裡私藏糧食。記得一天夜裡，父親把僅有一點米用瓦壇子裝瞭，在做飯的土灶內裡挖瞭很深的一個坑，埋下去，以躲避那挨傢挨戶來搜糧食的民兵。父親會殺豬，隊裡一頭母豬給悄悄殺瞭，分給各傢各戶，大人一再交代我們小孩，不要到處亂講，我們都神色莊重的點頭允諾。在水利工地上，父親又病又餓，挑不動土，爬不上大堤，偷跑回傢，躲在姑奶奶傢，吃著撈渣，深怕民兵發現瞭把他用繩子捆瞭押走，父親神情萎靡，唉聲嘆氣。
每年春秋兩季開學，就是父親的痛苦時刻，幾個孩子要上學，一分錢沒有，我們總是被老師訓話，要交報名費，書本費，這時父親就到大隊找會計開免費證明。交瞭證明還不行，老師說，隻能免學雜費，書本費不能免啊。我們往往被站到外面，叫回去拿錢。這也好，我們弟兄就跟父親說，沒錢交，我們不讀瞭。母親就不許，把我們往學校趕，我們又不去，這時就有棍棒伺候。最怕的是下雨天，那土路上泥巴好深，沒有塑膠雨鞋，一雙單佈鞋，一踩下去就濕瞭，滑掉瞭，到的教室，腳冷得要命，凍腳就開始瞭。記得那是我二年級，下雪瞭，我踩著冰凌到瞭校，下午放學，那雪被踩化瞭，泥巴又滑又深，我腳被泥粘著，趔趔趄趄的，這時，教我語文的李老師走來，把我扛在她肩上，送我回傢。大傢都看著我，做鬼臉，直叫喚，我也得意的在她肩上揮舞著小手。那女老師20歲不到，好漂亮，師范畢業剛分到毛李，叫李處芳，後來她一直教我們到六年級。
每年年終生產隊分紅，一年到頭，勤扒苦做，絕大多數傢庭總是超支，我父親就總是叫去開超支兌現會，要他還錢。第一次父親生大病賣瞭屋，接著他又病一場，傢裡孩子不斷出生，口糧錢都掙不回來，自然又欠瞭隊裡的賬。一般會議都是在晚上，在那倉庫的一角，昏黃的煤油燈下，一群衣衫襤褸、愁眉苦臉的男人耷拉著頭，像做錯瞭什麼的孩子，默默地無助的聽著訓斥，“你們不是口糧超支，是‘拉用’（‘挪用’的誤讀）超支。拉用，你們是沒錢拉拉的用，所以超支。”晚上，在黑黑的院子裡，母親嘆口氣說，什麼時候才還清超支啊，我問欠隊裡多少錢，母親說400多塊錢，啊，這可是一筆大數字呢！
父親解放前傢裡做賣魚肉的小生意，錢掙不瞭多少，可抽煙喝酒吃肉還是有的，所以對煙酒就留下瞭很深的癮，即或在最困難的歲月，喝不瞭酒，也要抽煙，那時最便宜的煙是“經濟”牌，8分錢一包，那是最劣質的香煙瞭，一毛五分的“大公雞”於他就是好煙瞭，“遊泳”（2毛6）就是奢望。記得我五六歲時，總是被父親使喚到外面去撿煙屁股，拿回來重新裹瞭抽。父親有時也在菜園裡種幾株煙葉，摘下葉子，晾幹，切成絲，撕下我們的廢舊作業本卷瞭抽。由於煙抽得多，且劣質，父親就患瞭嚴重的支氣管炎，整夜整夜的咳嗽，但他從來不曾治療過，這種咳嗽就一直伴他到去世。就是這點“享受”，有時也遭到母親的抱怨，“傢裡買洋火的錢都沒有，你還抽。”文革結束前，喝酒於父親就是奢侈。商店裡也沒有酒供應，隻在年關才發供應票購幾斤。一次，我與他走親戚到姨媽傢，他見到一個葡萄糖瓶子有半瓶“酒”，高興壞瞭，趁姨媽轉身出去，馬上拿來酒瓶搖晃，見酒花不豐富，接著打開瓶塞，用鼻子仔細一嗅，說，“唉，是水！”露出滿臉失望的神情。過年要接客，總要酒啊，還有結婚辦宴席的不能沒有酒啊，農民們的辦法有的是，做好米酒，兌點買的白酒，讓米酒“老辣”，再拿來待客。
喝瞭酒的父親臉上紅紅的，一向木訥的他話也多瞭起來。我考上初中的那個夏天，一天他喝瞭一點酒，憤憤地說：“這世道，當官，朝裡有人就有狠，純老百姓就受欺負。你好好讀書，將來也做個官，看看誰敢欺負我們！”可我終不是做官的料，雖然書是讀出來瞭。
我傢祖輩是從外地遷徙來的，族人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無權無勢，父親隻有一個哥哥，從小就跑出去當兵，跟著共產黨打仗，與傢基本沒有聯系。解放後，這個哥哥又響應黨的號召，支援大西南，到瞭貴州一個苗族縣紮瞭根。“朝堂”無人，孩子們總沒有升遷或招工的份。稍微有點權勢的幹部都把孩子安排到單位，先是亦工亦農，以後再轉正。或提幹，或參軍，或招工。即或改革開放後，他們仍然是最先的受益者。按成分我傢是貧農，是依靠的對象啊，但你可千萬別幼稚，以為凡貧農就能普沐“皇恩”。我們那一族，沒有一個當幹部、招工什麼的。對於不聽話的貧農，一樣可以戴“壞分子”的帽子，可以開鬥爭大會。一個暑期，我回傢，見到父親忙“雙搶”，挑“草頭”扭瞭腰，動彈不得，隻好在傢歇著，我去幫忙幹活，中午，書記在地頭開會，不指名的說，有的人，懶，大忙季節，裝病，這成什麼樣子！真是馬瘦被人騎，人弱被人欺。我氣的要命，還不能發作。
文化大革命時期，父母親忙完瞭田裡，晚上就要開會，學習，晚上九、十點回傢，雙搶季節，每天又四、五點起床下地，還有很多工作組，支農的人員，天天喊全黨動員，大辦農業，到頭來還是沒辦好農業。上面強調要種雙季稻，費力不討好，收成倒不如種一季中稻，農民抵觸情緒很大，上面就說話瞭，“雙季稻是路線稻，方向稻，收不瞭稻谷收稻草，收不瞭稻草收思想。”父輩們就這樣被折騰，越忙活越窮。
缺吃少穿，受苦受累是我父輩這一代的宿命。說穿衣，父親冬天一件破棉襖，臟臟的，油油的，夾衣是沒有的；夏天一件厚佈衫，脫衣洗等衣幹。補丁加補丁，像和尚的百衲衣。說吃飯，冬天每餐的下飯菜就是老油菜，我們兄弟幾個從小就輪流做飯，把那油菜拿到堰塘裡使勁搓，去苦味，然後到鍋裡煮，油是沒有的，放點醬油就是美味。對門么么那戶人傢，那年菜地裡隻有大蒜，天天吃，後來大蒜中毒，臉上腫的怕人。食油每人每月供應二兩，要放也是“像滴眼淚”。（這個比喻是隔壁大媽的語言）做飯，柴火就是大問題。分的稻草不夠燒，我們曾經鏟草皮做柴火燒，滿屋的煙，嗆的流淚直流，所以農村人害眼病的特別多。我當時看瞭一本書，按書上說的，撿瞭些煤渣，挖瞭些又黑又臭的塘泥，混合谷糠，做成“煤球”，再做一個爐子，生出的火很微小，但也將就，一餐飯，要燒很長時間，等的要命。大人要盡快下地，就催，急死人。
農業學大寨，春秋季的搶種搶收，冬季的水利建設，每天十六七個小時的勞作，開會，學習，大批判，沒日沒夜，到頭來也就糊個口。我傢孩子多，屬困難戶，後村的一傢是獨子，也窮的跟我傢差不多，這就是在今天一些人口裡贊美的文革時代的幸福生活。
那年我上初中，要過兩道湖，每道湖要一毛錢的船費，然後走10裡路，到後港。每次我們總是繞一道湖，節約一毛錢。一天回傢，大傢身上都沒錢瞭，就決定兩道湖都繞，那樣就還的多走20多裡路，恰好半路遇上雨，佈襖整個都濕透瞭。回傢的目的就是拿錢、背米。一次，父親告訴我，說母親送我回來後哭瞭，因為她隻有2元錢給我，怕我不夠吃。
父親從小身體不太強壯，加之成年後兩次大病，又長期的咳嗽，做起農活來就特別力不從心。每每見到他晚上在床上輾轉反側，呻吟，喊腰疼。傢裡花銷很難應付，母親的埋怨，孩子們的吵鬧，外面人的譏誚，讓他總是愁眉苦臉，唉聲嘆氣。昏黃的油燈下，吃著無油的飯菜，一把蒲扇，無力的搖著，驅趕著蚊蟲，滿塘的蛙聲，更添暑熱的煩躁。“唉，這日子什麼時候才好啊？”“要好啊，我看隻有死瞭才好。好瞭好瞭，一瞭百瞭。”母親應答道。不知為什麼，母親的這話跟紅樓夢裡好瞭歌一個樣，她可是大字不識呢。
再後來，孩子們漸漸都大瞭，吃穿用度更大，要讀書，要成傢討媳婦，無錢，無房，無掙錢門路，真正愁死瞭父母。半夜裡總聽到他們絮絮滔滔的講話聲，嘆息聲。
改革開放後，生活有瞭轉機，父親憑著殺豬賣肉的手藝，蓋起瞭磚瓦房，幾個弟弟也娶上瞭媳婦。父親終於又喝上酒瞭。臉上漸漸有瞭光澤。每當他呷一口酒後，就慢悠悠的說，“那時節啊，……”就要回憶往事，母親就打斷他，“酒話又來瞭，見不得你話多！”
後來小鎮上做生意的人多瞭起來，農民消費畢竟有限，要真正致富，靠種田還是不行，得有門路，地道的農民哪來門路，一傢有一個孩子讀書或有一個慢性病人就讓你致貧。晚年的父親由咳嗽轉為肺病，時好時壞，孩子們都成傢分開瞭，母親信瞭佛教，經常外出，父親基本上是單獨過活。就在這樣貧病交加的時候，他也不向孩子們開口要錢，一天吃兩頓飯，有酒還是要喝的，煙也要抽，勸不住。他說，快點死瞭也好，管他呢！
我平時回去的也少，見瞭面，給他一點錢，他總是囁嚅的說，還是我長兒好，有孝心。唉，我做得多麼少啊，哪裡盡到瞭一個兒子的贍養義務啊。1993年冬天，傢裡有信來，說父親不行瞭，快回來看看。到傢瞭，隻見他沙啞著聲音，說，我怕是不行瞭。大哥拿出衛生院拍的片子，說，醫生懷疑是肺癌，你拿到市一醫找專傢看看，是不是癌癥。父親說，算瞭，我也就這幾天瞭。他交代說死後簡簡單單做點佛事也就行瞭，不要浪費些錢。我看他一回半刻也“去”不瞭，學校的教學又耽擱不得，就要回去瞭。父親很是留戀，伸出手，說，看來隻有等我死瞭你才能再回來啊。我實在不忍離去，有不得不回，隻好忍痛告別。回荊門後，找瞭專傢，專傢說一張片子不能確定是不是肺癌，還要做相關的檢查才能確定。這時的父親哪能再轉院折騰，隻好作罷。剛開年不久，傢裡就來電，父親去世瞭。那晚是大哥守在他床前，臨睡時，父親說，“你把電視打開，我要聽聽那裡面的聲音。”
兄弟們請瞭8個和尚道士，給他做瞭3天3夜的齋，把他的“靈”接回來，持續上香守靈一個月。埋他在長湖岸邊。
每年過年回老傢，我們都要到他墳前祭拜，在震耳的鞭炮聲中，在繚繞的紙錢青煙中，在湖水的氤氳裡，我仿佛看見父親那愁苦的面容，那無助無望的眼神，我心裡就默默地念叨，父親，父親，你就是羅立中筆下油畫中的那個《父親》，一臉滄桑，滿額的皺紋，滿懷的憂鬱落寞，還有咸漬的汗水，苦澀的煙味。今天，坐在電腦前，我用最樸素的敘述追憶你，沒有修辭，不講究表達技巧，隻用鍵盤敲打已逝的苦難，敲打我撕開歲月的不忍與殘忍。你的一生與我的意義何在？我在想，我閱讀到的與你共同生活的四十年的歷史，就是我讀懂最真實的中國的一部當代史，農民史，鄉村史，底層人民的生存狀態史，它是那樣鮮活，那樣真切，直觀，沉重，比起任何宏大的敘事都要厚重，都要金貴。你隻活瞭66歲，時間於你，是你存在的證明，是歷史的個人敘事的見證，是貧困落後鄉村半個多世紀的見證。你的存在意義就在於為我提供瞭一個解剖集體主義優劣的標本，提供瞭瞭解當代中國走向的一個坐標。你，一個順民，一個愚民，一個在泥土中默默流汗，默默死去的螻蟻，盡管在出身上被貼上榮耀的標簽，稱之為依靠對象，在空洞的金環中，永遠是虛無，是蒼白。貧窮不是你的錯，更不是你的恥辱，那是制度的病。當一種主義被神聖化、被權威化後，被集體膜拜後，個體的生存的自由權利與生存質料就被剝奪，大一統的強制生產的後果是貧困隨之而來，權威主義下的愚昧贊頌加劇瞭這後果的蔓延。天朝的子民隻有匍匐殘喘，隻能是少數騙子統治多數啞子。我的父輩就是這無聲的啞子，是湛湛天宇下赤裸的啞子，貼地而行，被黃土的塵煙消形。你卑微的生，屈辱的活，無望的死，這就是你的宿命，農人的宿命。
我側身西望，今日的長湖已是被污染的湖，湖面失去瞭往日的美麗，隻有泛綠的波浪在凜冽的寒風中跳蕩。湖邊是一堆堆無序的墳塋，碑碣，紙錢，靈幡。我跪下，磕頭，一次，再次，三次：
六十六，黃土地，留你不住，
四十年，兒子把你送進土，
一隻眼一支煙，你笑我哭，
淒淒的，是這每夜蕩漾的湖，
永別瞭，我的父，
那個世界裡，不用為我操心，
你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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