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起我這個“另類人”，自從來到這個世界上，七十多年的經歷，遇到過好多次看似無法逾越的“關卡”，但是在“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刻，每次還都能夠遇到一個同情我（也可能是可憐我），而且還有“能力”幫助我度過“關卡”的好心人，使我的人生道路走得雖然是跌跌撞撞，“驚險不斷”，但最後還是“有驚無險”地走到瞭如今。難道說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命運”？
也就是在我當打字員的時候，我又遇到瞭一位大好人，他就是我們辦事處的代主任任繼忠。聽人說，任主任參加革命前，是北京的大學生，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1954年來辦事處時就已經是行政12級（副師級）的高級幹部瞭。可是他一點架子也沒有，單位裡的人沒有哪個不喜歡他的。一次，我打一份給省供銷社的工作報告，打著打著，我總覺得那稿件上有些語句挺別扭的，就去找擬稿的秘書，可是那位秘書同志又外出辦事去瞭，聽人說一時半會兒還回不來。但那又是一份急件，必須立即打印好。我就大著膽子，按著自己的理解，將那些病句改瞭過來。正在這時候，任主任來到瞭打字室，問：“小王，報告打好瞭嗎？”我連忙站起身來答道：“快打好瞭。隻是我覺得這幾句話有一點小毛病，是不是應該改一下？”任主任饒有興趣地看著我，說：“將稿子拿過來給我看看。”我雙手將稿子遞給主任，然後將那幾處錯誤一一指給他看。主任點著頭，自言自語地說：“不錯，真的不錯！沒有想到隻讀瞭一年初中的小青年，竟敢給‘大秀才’改文章瞭。”接著他又抬頭看著我，說：“你改得很好嘛。快點打好，由我倆來校對，明天一定要報上去。”
1955年，我在《人民文學》上看到一篇文章：《窪地上的戰役》，文章作者署名路翎。他在朝鮮戰場的坑道裡，和志願軍戰士一起生活瞭一段時間，然後寫成瞭這篇小說。小說生動地塑造瞭年輕戰士王應洪的形象，作者還以大量的筆墨，描寫瞭王應洪和朝鮮姑娘金聖姬之間那段悲劇性的愛情。我被那篇文章深深地打動瞭，流瞭好多的淚水。我還利用空閑時間，用打字機恭恭敬敬地打瞭一封感謝信，準備寄給路翎，表示一個讀者誠摯的謝意，可惜一直沒有找到他的通信地址。我還到處向人介紹那篇好文章和它的作者。
一天下午，小趙手裡拿著幾份報紙向我跑來，先是擠眉弄眼地對我說：“小王，你不是在學拉二胡嗎？告訴你，快將你那把破胡琴砸瞭吧，現在上級號召要反二胡瞭，你就準備寫交代材料吧！”我心想，那二胡又不是一個人，它也會反革命？我一把從小趙手裡搶過那張報紙，再一看，隻見一幅漫畫，上面畫的還真是一把“二胡”，但兩根琴軸卻被畫成瞭兩個人頭，旁邊寫著——胡適和胡風。我說：“胡適、胡風我一個也不認得，我寫什麼交代材料？”小趙在報紙裡面翻瞭翻，又抽出一張來，說：“你好好看看！你到處吹捧路翎文章寫得好，要大傢都來看，你還給他寫瞭信。可報紙上說瞭，這個路翎就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聽瞭小趙的話，我心裡一陣緊張，那個晚上連覺也沒有睡好。
也就是在那時候，單位開展瞭整風審幹運動，先是組織大傢學習文件和據說是毛主席親筆寫的“按語”。在小組會上，有人就將我揭發瞭出來，要我交代與路翎的關系。我說：“那路翎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我都不曉得，我哪裡同他有什麼關系？再說，這姓路的反革命分子寫出瞭如此感人的文章，又印在國傢公開發行的《人民文學》上，我看瞭能有什麼錯？”這件事情就被暫時“掛瞭起來”。
接著是讓每個人填寫幹部履歷表，還特別規定瞭要使用單位統一準備的美國產的“派克”牌墨水，據說那墨水多少年後也不會褪色；在上交履歷表時，除瞭表上要貼照片，底片也要一同交上去，為什麼要底片？原因沒有講。今生今世我填寫過好多次的履歷表，那可是唯一一份“神秘莫測”的履歷表瞭。
再接著就是開小組會，由每個人將自己寫好的履歷材料，拿到會上去通過。我也就寫瞭好多。那一天輪到該我發言瞭，我就念那材料：外公是國民黨的中將司令。父親是國民黨炮兵第一旅的軍官，後來去瞭赴緬甸的中國遠征軍。媽媽是長沙周南女子中學的畢業生，解放前算是一個官太太，解放後納過軍鞋底，一直在傢作傢務，算是一個傢庭婦女。我小的時候，媽媽帶著我和弟弟生活在軍營裡，她也是我和弟弟的啟蒙老師。父親每天出去又回來，有的時候，後面還跟著一個勤務兵。後來部隊出發瞭，我和弟弟跟著媽媽，先是坐火車，後來火車路沒有瞭，就改坐汽車。有一段路坐的汽車燒的是木炭，駕駛員先要將車上的一個木炭爐子搖好久，燒起好多氣，車子才會走起來。我們就是這樣，輾轉到瞭貴州安順。在安順，傢裡有個女傭人，媽媽叫她劉嫂，但要我和弟弟喊她劉姨；還有一個小勤務兵，媽媽叫他小吳，但讓我和弟弟喊他小吳哥。一次媽媽還對小吳哥說：“你現在還小，不識字肚子也不會餓，好像沒有什麼關系，等你以後長大瞭，不識字可就是一個睜眼瞎！”從那以後，小吳哥就同我和弟弟一起讀書識字。父親很少回傢，一次同很多兵坐著汽車經過安順到什麼地方去。有一次他還和一些外國兵一起，坐著帆佈蓬蓬的小汽車路過安順。那些外國兵給瞭我們三個小孩子好多好吃的東西，特別是那些深綠色的軍用鐵皮罐頭，我們拿到石頭上去磨，磨出裂縫後，用小刀子一挑罐頭蓋就開瞭，裡面是好吃的水果。媽媽還同外國兵講話，可是我一句也聽不懂。後來媽媽說他們是美國人。日本投降後，媽媽帶著我和弟弟回到衡陽，住在外公傢裡。一天父親回來瞭，穿著一套我從來沒見到過的軍裝，八姨媽說那是美式軍裝。後來他就同媽媽帶著我的三弟一起走瞭，姨媽告訴我，說他是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湖北漢口的辦事處工作。我和弟弟留在外公外婆傢，由我的奶姆媽（奶媽）照看我們兩兄弟。外公傢的院子好大，裡面有花園，有小池塘，還有假山。外公書房裡有很多書，可能是他老瞭，從來也不進書房。八姨媽就帶我和弟弟進去，書房裡有好多線裝的古書，我根本看不懂。在那裡面挑過來翻過去，找到幾本厚厚的《東方雜志》，那上面有些文章我竟能看懂一點點。後來八姨媽幫我找到瞭一本《西遊記》，書裡面的字我認不全，但囫圇吞棗，好像還懂得一些意思，同時也培養瞭我後來愛讀書的習慣。八姨媽還告訴我說，外公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炮科三期畢業生，就在媽媽生我的那一年，他被晉升為中將。但是在我眼裡，外公隻是一個沉默寡言的老者，很少看到他穿軍裝，隻有一個穿著軍裝的張副官一直跟在他身邊，外公一喊他，他就會高聲答應：“到！”然後快步跑過來。張副官的前額和後腦勺都很高，我的那幾個小姨媽常常譏笑他，說他的腦袋像一隻榔頭。張副官從來也不生氣，還說道：“像榔頭多好呀。前挖金，後挖銀，挖金挖銀哪裡尋？”
我的“履歷”還沒有唸完，桌子就被會議主執人敲得嘣嘣響，他用北方話不耐煩地說道：“夠瞭，夠瞭！小王同志，今天大傢不是來聽你講故事的。希望你能講一點實質性的東西！好嗎？”我被他聲色俱厲的一席話嚇成瞭一個木頭人，淚水在眼裡打轉轉，哪裡還敢再開口？會場裡鴉雀無聲，主持人尷尬地笑瞭一聲說：“休息休息，小王你也好好準備準備，等一下接著講。”接著開會時，主持人和顏悅色地說：“大傢耐心聽，小王同志好好講。”我也隻好接著念：“還有一個老爺爺，經常來看外公。外婆要我和弟弟喊他夏外公，可八姨媽卻喊他爹爹。姨媽還告訴我，夏外公名叫夏建寅，也是一個將軍。人人都說他毛筆字寫得好，外公請他寫瞭隱園兩個字，讓張副官請石匠刻成一塊碑，砌在自傢院墻的大門上。一天我聽張副官對人說，外公已經將八姨媽許配給瞭夏外公的二公子。夏外公的弟弟叫做夏建勛，也是國民黨軍隊的少將師長，但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他。衡陽解放前的最後一個市長叫歐冠，好多衡陽人都叫他‘歐剃頭’，說他殺瞭不少賭錢吸鴉片的人，他也常常來看外公，但我看他就是一個普通人，不像一個大官，更不像是剃頭師傅。我的六舅在清華大學電機系讀書，解放後媽媽對人說他在學校裡就參加瞭共產黨。媽媽還告訴我說，原來爸爸準備帶她還有我和二弟一起去美國。可是六舅從北京回來探傢時，跟我爸爸說瞭好多好多的話，爸爸便改變瞭主意，決定我們全傢都留下不走瞭，飛機票讓給瞭一個親戚。六舅畢業後分配在天津的712信箱工作，聽說是一個什麼保密單位。六舅同我媽媽還有五姨媽、八姨媽他們四姐弟是外婆親生的。（也就是那時候，他們一起照瞭這張照片。右邊是我媽媽，然後是：六舅、五姨媽、八姨媽）
我還有個七舅，是姨外婆生的，一次他與外公吵架，外公很生氣，用槍打他，老人手抖沒打準。八姨說就是那一槍，把七舅打到共產黨那邊去瞭。他後來參加瞭解放軍，後來又當瞭志願軍，還是個坦克兵，回國後在漢口的軍校學習，後來分配到新疆的克拉瑪依搞石油去瞭。”主持人焦灼地皺起眉頭，好像是使勁才忍住瞭一口氣，他連連搖著頭對我說：“小王同志，你又在講故事瞭，還是說點實質性的東西好嗎？”我說：“我講的都是我親眼看到的和親耳聽到的，比這更實質的東西實在‘冒得’（沒有）瞭。”主持人無可奈何地搖著頭說：“下面由同志們提意見。”這時候就有人開始批判我的態度，說我避重就輕，想蒙混過關，我的交代也就沒有通過。
聽說後來李科長將這些情況匯報給瞭任主任。一天，任主任到我們小組來，他說：“衡陽解放時，王壽民剛剛十一歲，參加工作時也還不滿十三。就算他比其他小孩子懂事早也懂事多，但我們硬要一個當時隻有十一歲的孩子來交代個人歷史問題，我覺得這倒好像有點不實際瞭。至於他父親的問題，他父親現在就在衡陽市工作，有什麼問題組織上會去調查的。”他的一番話總算讓我過瞭“關”。
散會後，李科長笑咪咪地說：“黨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聽瞭任主任的話，這次你總該相信瞭吧。希望你能放下包袱，努力前進。”我對她說：“不管怎麼說，這輩子想當兵是沒有希望瞭。如果有機會，好大姐，您還是幫我離開衡陽，離開這個剝削階級傢庭遠遠的，好嗎？”李科長沒有回答我的話，隻是無奈地搖搖頭，又輕輕地嘆瞭一口氣。
那次審幹，也確實清出瞭一些壞人。像我們辦事處的總務（也就是機關裡的行政管理員），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平時裡少言寡語，工作積極肯幹，見人總是未曾開口三分笑，上上下下都誇他是任勞任怨的老黃牛，每次評先進都少不瞭他。一天，李科長滿臉嚴肅，拿來一份稿子讓我打，她也一直坐在打字室。回想起我剛來辦事處，科長就給我註射過“打字員要註意保密”的預防針。可我平日裡所能接觸到的最高“機密”，也就是調整商品價格之類的內容。今天打著這份材料，我可是越打越害怕，渾身直冒冷汗。原來，那位總務是國民黨軍統特務，他一次就下令將三位共產黨員裝進麻袋，縫好袋口，拋進瞭耒水河，再命令士兵用機關槍打活靶，真正是罪惡滔天！後來他改名換姓，混進瞭革命隊伍。
字打到這裡，我的手也打開瞭“擺子”（湖南話：瘧疾病），抖得打不下去瞭。李科長問：“小王，你怎麼啦？”我那時隻感到呼吸也不順暢瞭，吞吞吐吐地說：“科長，我好害怕，這文件您還是讓小戴去打好嗎？”科長滿臉嚴肅地說：“一張紙就將你嚇成瞭這個樣子，你平時裡還口口聲聲說要去當兵。你怕什麼？打瞭這份文件，你也該明白這次審幹運動的重大意義瞭吧。”我渾身冒著冷汗，終於將那份文件打完，科長親自和我進行瞭校對，在文件下方又口述瞭一段話讓我打上去：“此件共印×份。打字：王壽民。校對：李玉梅。印完後蠟紙、廢紙均由李玉梅在打字室當場燒毀。1955年×月×日。”文件打完瞭，李科長松瞭一口氣，笑著說：“一開始，你已經看到瞭文件，就算是我再讓小戴去打，若真的出瞭什麼問題，你就能脫得瞭幹系嗎？我還是那句話，組織信任你，你也要相信組織。”她的話雖是這樣說，但那些日子，我的一顆心可一直懸在瞭半空中。我心想，這軍統特務萬一哪天聽到什麼風聲跑掉瞭，上面追查下來，誰也不會去懷疑南下幹部李科長，那頂“通風報信”的帽子就肯定“非我莫屬”瞭！
又過去瞭好多好多天，一天中午，人們剛吃完飯，一輛吉普車直接開到辦事處門口，那位總務還穿著一雙木拖板鞋，就被幾個公安人員押走瞭。到瞭這時候，我那顆一直懸著的心方才落回肚子裡，我才真正松瞭一口氣。事後，小趙取笑我：“抓的又不是你，你緊張‘馬咯’（湖南話：‘什麼’）？”我說：“好你個小趙，你真是站著說話腰不痛。若是那個特務聽到消息跑掉瞭，公安局是來抓李科長還是來抓我？”小趙搔搔頭，再沒有說什麼。
1956年春天到瞭。一次與李科長閑談時，我講自己的眼睛因為打字近視瞭。她笑著說；“對呀，你不說，我還要找你談哩。任主任早些時候跟我講過，想讓你去作計劃員。現在我就交給你兩個任務：一，我們很快就要調來一個新打字員，你來當老師，要保證將他教會。二，抓緊時間向老同志好好學習計劃統計業務。”
不久，接替我工作的肖國章可以獨立打字瞭，我做瞭計劃統計員。可那工作比打字清閑得多，成天呆在機關裡悶得發慌。我去找李科長，讓她給處領導說說，我想多到各縣去瞭解一些情況，對我的工作也有好處。
1956年，任主任調到地委當組織部長去瞭，接替他工作的是原來的方芳副主任。
這些往事，若是單獨去看，就像是一種“巧合”。但是現在我將它們一一寫出來的時候，就像有一根無形的絲線，將一顆顆小珠子串連瞭起來，原來不起眼的顆顆珠子就變成瞭一條項鏈。而那根絲線，就是那些關心和幫助過我的好心人，用他們那善良的心編成的喲！
寫著這些往事，我的耳旁仿佛響起瞭那首我很喜歡的歌：“有過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過多少朋友，仿佛還在身邊……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如今我的頭上，早就沒有瞭那一頂“另類人”的帽子，我滿懷感激之情舉杯祝願，“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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