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的上游工廠洋華，兩個月前發生勞資爭議，5月26日晚上，國立政治大學邀請其行銷長王景弘至政大演講，與不確定是學生還是其他身份的人發生了衝突，發生推擠，紅色顏料塗到了王生臉上（一說是拿來蓋手印之用），鬧到了警察局，小弟有幸以大嬸同等級的身份參與後半段，回去有此感想。
不論是富士康或者是洋華，消極的或積極的表示抗議，都會引起社會的嘩然。激進的手段，社會多半都會反感。不過我覺得問題是一體兩面的，使用激進的手段的背後往往有複雜的原因。社會上認為比較理性的處理方式：談判、興訟，真的對勞工階級的人民來說，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嗎？
想要走看起來比較文明的抗爭路線，透過工會談判？其實不看別的，看工會法第6條，要滿30人以上才能組工會，除了遠高於歐美外，甚至也遠高於鄰近的東亞國家日本與韓國。韓國保護大企業是有名的，仍然是20人以上就能組工會了，就知道在台灣勞工運動有多麼困難，連應該要保護勞工團體的法規都是那麼的苛刻。社會上對於工會的抗爭也不友善，甚至可以說從政府到一般人，都會對於「反抗」這件事情有負面的思維，因為破壞了原本安定的表面秩序。
想要走看起來比較文明的抗爭路線，透過法律興訴？從資力來看，不要說訴訟的實質內容了，光是訴訟的程序成本就可以壓死勞工階級了。走到訴訟的實質內容來看，對於資訊的掌握、法律方面的嫻熟、資源的豐富，資方和勞方的差距更大。而且我在作法服才知道，資方對於法律上的處理都是非常謹慎的，每個環節都會要求勞工簽名、存證（不過所有的資料都仍然存在資方手上，不是一式二份），到時候在訴訟的攻防上落差只會更大。
援用暴力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不正確的，有些訴求方式也真的不妥當。但是我看到這起事件中，多半聽聞此事者，多會認為「他們很不理性」、「這次潑墨汁，下次潑王水怎麼辦」、「使用暴力就是錯」、「原本還有一點同情他們」，諸如此類。言談之中，盡是：「可以用和平的手段爭取認同。」我的想法是：這樣的想法在勞資糾紛中根本不具適當性，只要不是一個有效的手段，不管講再多好聽的「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目的與手段的狹義比例性」都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我心想，如果不曾多了一點體諒，而是用劃一標準看待勞資雙方，其實一點也不公平。我們這一套看似理性、溫和的系統，其實比較適合穿著西裝、乾乾淨淨、吹冷氣坐辦公室的人。他們比較會使用法律與契約，所有看似文明與合法的產物，而且事前的防火線、事後的大布袋都準備好了。對於這些有錢有勢的人，除了法律外，社會應該要求他們多負一些說明義務、澄清義務、資訊提供義務，而不是偽裝中立，站在名為中道但是其實自始就不公平的基礎線上。
如果社會上能夠有這樣多一點認同與體諒，或許就會少很多激進的手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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