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
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OM（Thomas Stearns Eliot，1888年9月26日－1965年1月4日），美國／英國詩人、評論家、劇作家，其作品對二十世紀乃至今日的文學史上影響極為深遠。1948年，60歲的艾略特迎來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榮譽——諾貝爾文學獎。
生平
艾略特1888年9月26日出生於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他的家境十分優越，父親是公司總裁，母親原是教師，後成為一名志願者積極參與社會工作。艾略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母親與五個姐姐的過分照顧並沒有使艾略特的童年擁有雙份快樂，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十六歲之前，艾略特在聖路易斯的史密斯學院學習。
1905年的秋天，艾略特進入哈佛大學，他的新生生涯過得非常舒適，所加入的幾個社團當中有一個是文學方面的：「書章」（the literary signet）。受一些教授的影響，艾略特開始關注起白璧德的醒世格言及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的懷疑論，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塞門茲（Arthur Symons）的書《文學中的象徵主義運動》。由於艾略特起初所擇課程過於分散而使自己變得手忙腳亂，但最後憑其毅力終於獲得了比較文學的學士學位以及英國文學的碩士學位。
1910年，艾略特離開美國，前往巴黎的索邦大學，在那裡，各種藝術領域的前衛思想、學術圍繞著他，在法蘭西學院聆聽了柏格森的哲學課後，艾略特一下子就被迷住了，這使得他重歸被當時譽為哲學的黃金時代的哈佛修讀哲學博士學位。1914年，艾略特前往歐洲旅行，那個時候，他在哈佛的大部分哲學老師已經將他視作一個未來的同事。艾略特打算於同年秋進入牛津大學墨頓學院學習，同行的有布拉德利（F.H.Bradley）的同事及後續者約阿欣（Harold Joachim）。由於戰爭迫近，艾略特提前了去英國的旅程，於同年的8月到達倫敦，同行的美國詩人艾肯（Aiken）將艾略特的詩稿送給著名詩人艾茲拉•龐德，9月，艾略特與龐德初次見面，從此，兩人在新古典主義詩歌的創作活動中緊緊的聯繫在一起。在龐德的幫助下，許多雜誌刊登了艾略特的詩作，其中最顯著的一首是於1915年發表的《J.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這首詩模仿了法國象徵派詩人儒爾•拉夫格的風格，具有很濃的諷刺意味，刻畫了當時社會背景下的人對於愛情對於生活的複雜心理。
1915年初，在一個同學的介紹下，艾略特認識了舞蹈家薇薇安•海伍德（Vivien Haigh-Wood），他迅速的被迷住了，兩人於當年的六月結婚。艾略特的父母對此感到震驚，當他們知道了薇薇安一長串感情史及精神病史後更是深深的困擾，這場婚姻使整個家庭瀕於破裂，但也無可置疑的開創了艾略特的英國生活。
婚後的生活並非一帆風順，為了要應付開支，艾略特承受著繁重的工作量，他在一所學校擔任講師，又擔任一本先鋒雜誌《唯我主義者》（the Egoist）的助理編輯。1916年4月，艾略特完成博士論文，但由於他拒絕回國而失去了學位。1917年春天，一位朋友為艾略特提供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在勞埃德銀行（Lloyd's Bank）擔任評估員。這份工作使艾略特有時間和精力繼續他的詩歌創作，那一年，他的第一本書《普魯弗洛克及其他》出版給了他很大的動力。這本書由《自我主義者》雜誌印行，由龐德夫婦匿名出資。這本書為艾略特奠定了作為一名詩人的地位，接著，1922年《荒原》出版，這部作品被評論界看作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一部詩作，而艾略特本人的名氣也高漲的近似神話，至今，這部作品仍被認為是英美現代詩歌的里程碑。1927年，艾略特加入了英籍。1930年以後的三十年里，艾略特成為了英國文壇上最卓越的詩人及評論家。
由於兩人的性格差異巨大，艾略特的第一次婚姻註定是一個失敗，薇薇安因為精神上的原因住進療養院，1933年，身心疲憊的艾略特與妻子正式分居。1956年，艾略特娶了第二任妻子弗嵐切（Valerie Fletcher），這場婚姻十分幸福。1965年1月4日，艾略特於倫敦的家中逝世，享年76歲。
詩
《普魯弗洛克及其他》（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s，1917年）
《詩集》（Poems，1919年）
《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年）
《詩集1909-1925》（Poems 1909-1925，1925年）
《聖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1930年）
《老負鼠的貓經》（Old Possum's Book of Practical Cats，1939年）
《焦灼的諾頓》（Burnt Norton，1941年）
《四個四重奏》（Four Quartets，1943年）
《詩集》（Collected Poems，1962年）
散文
《聖林》（The Sacred Wood，1920年）
《安德魯•馬維爾》（Andrew Marvell，1922年）
《但丁》（Dante，1929年）
《當代文學的傳統和嘗試》（Tradi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in Present-Day Literature，1929年）
《朗伯斯後的沉思》（Thoughts After Lambeth，1931年）
《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1932年）
《古典與現代散文》（Essays Ancient and Modern，1936年）
《詩與劇》（Poetry and Drama，1951年）
劇本
《岩石》（The Rock，1934年）
《大教堂中的謀殺》（Murder in the Cathedral，1935年）
《家庭聚會》（The Family Reunion，1939年）
《雞尾酒會》（The Cocktail Party，1950年）
《老政治家》（The Elder Statesman，1958年）
作品的中譯
談德義、李建三/譯，《閱讀輔導‧艾略特的《荒原》》，書林出版，1987年。
李俊清/譯，《艾略特的荒原》，書林出版，1992年。
相關書籍
劉燕，《現代批評之始：T.S.艾略特詩學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張劍，《T.S.艾略特：詩歌與戲劇的解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
董洪川，《」荒原」之風：T.S.艾略特在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江玉嬌，《詩化哲學：T.S.艾略特研究(英文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參見
美國文學
象徵主義文學
英語文學
新批評
參考資料
諾貝爾官方網站關於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介紹
http://zh.wikipedia.org/wiki/T%C2%B7S%C2%B7%E8%89%BE%E7%95%A5%E7%89%B9
艾略特，《荒原》與台灣文學場域 by楊宗翰
上個世紀二0至五0年代，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的創作與批評儼然是英美現代詩無可質疑之「正統」，其個人好惡可以說影響甚至壟斷了整整一代人的審美品味。同時擁有評論家、詩人、教授、編輯這四重身分的艾略特，倡導應易彼時疲態畢露的浪漫主義為「主知」，崇但丁、鄧恩與霍普金斯而抑米爾頓、雪萊及丁尼生……，這些意見都在在挑戰英詩史的道統、重建讀者群的視域。借用其名文〈傳統與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所言：由於艾略特這位真正獨創藝術家的加入，整個文學史的既存秩序都必須重新調整——當然，改變的幅度不可能只是「微乎其微」。衡量彼時艾略特的強大影響力，當可明瞭《簡明劍橋英國文學史》為何會將最後一章題為「艾略特時代」。
1914是決定這個「艾略特時代」的關鍵年。人在倫敦的艾氏受到龐德（Ezra Pound，1885～1972）鼓勵，棄哲學而就文學創作之途，並決定在英國定居（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的艾略特，最終並選擇歸化為英國籍。與他相反的例子是出生於英國約克郡、而後改入美國籍的詩人奧登）。在龐德的幫助下，1915年起他的作品陸續在英、美各雜誌上發表，並於1917年出版第一部個人詩集《普魯弗洛克及其他觀察》（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s）。此書和他1920年出版的《詩集》（Poems）都透露出現代人的失望挫折與都市生活的乏味苦悶，可以劃歸為艾略特創作生涯的早期作品。但此時期真正讓艾氏享譽文壇的不是詩創作，而是題獻給他父親的評論集《聖林》（The Sacred Wood，1920）。此書討論個人與傳統、新作及經典、乃至現在和過去、未來之關係，明確標示出艾氏一生文學評論的旨趣。
接續而至的是龐德所謂「偉大的文學時代」——在給艾略特的信中，他刻意用“a grrrrest littttttterary period”——喬伊思《尤利西斯》（Ulysses）與艾氏《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年間先後分別在法、英兩地面世，也等於宣告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大豐收。很顯然，舊世界已經結束。面對這樣嶄新的詩，威廉斯（W. C. Williams，1883～1963）曾說：《荒原》的發表「立刻終結了我們所有的快樂」、它如同一顆炸彈「把我們向未知領域所作的勇敢探索炸成了碎片」。不過與晚期作品《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1935-42）相較，《荒原》雖揭露、批判了現代文明的貧瘠衰頹，卻缺乏前者的圓熟深刻。此外，《荒原》組織結構上的零碎鬆散也屢遭論者非議——詩中“These fragments I have shored against my ruins”（430行）一句不知道可不可以算是作者「先見之明」的回應？形式即意義，《荒原》全詩正象徵一個由片斷支撐起來的現代文明廢墟，讀者必須有能力將這些碎片組合重聚。艾略特在結尾處雖引用了吠陀經箴言“Datta. Dayadhvam. Damyata.”（奉獻、同情、克制）欲為人類引路，卻無法對打破或超越這文明僵局提供任何有效保證。“A poem about its own hollowness”，史班德如是說：《荒原》之中心，正是「空虛」。
1921年艾略特接受醫生建議到瑞士洛桑易地療養，《荒原》初稿的大部分內容都在此地完成。但據詩人第二任妻子維洛麗（Valerie Eliot）1971年出版的《荒原》原稿及相關信件看來，此作並非短時間內一次寫畢，且艾氏早在1919年就開始想寫這樣一首詩了。艾略特將800行的原稿交給龐德過目，不料後者大筆一揮、刪減近半，僅存433行（可參考倫敦Faber and Faber出版社印行的詩全集）。全詩五部分「葬儀」、「棋局」、「火誡」、「水殤」、「雷語」，光是「水殤」就被龐德從93行刪到僅存10行，改動不可謂之不大。艾氏也因此將《荒原》題獻這位「卓越的大師」龐德。不過，這些修改意見中也有可再斟酌之處，如艾氏原擬引康拉德小說《黑暗之心》的著名片斷「恐怖啊！恐怖！」為《荒原》詩序；龐德卻以為康拉德可能「份量不夠」。艾氏雖曾提出異議，但最後還是決定改以古羅馬小說《薩帝利孔》（Satyricon）中一段拉丁與希臘文夾雜的對話代替。現在看來，我們會惋惜艾略特當時似乎不夠堅持；不過在1925年發表的〈空心人〉（“The Hollow Men”）中，艾氏再度以「庫爾資先生——他死了」（“Mistah Kurtz——he dead. ”）為詩序，看來他對《黑暗之心》的確有極為特殊的興趣。
更讓我們感興趣的是《荒原》之中譯情形，以及艾略特究竟如何進入本地文學場域的議題。中文世界對艾略特的認識，最早見於1923年8月27日《文學周報》上茅盾發表的〈幾個消息〉，可惜只有寥寥數語。要遲至一九三0年代才出現相關譯介文章（阿部知二、李維斯撰），且特別集中於《現代》與《新月》兩份刊物。此時期最重要的評論出自葉公超之手。1934年他在《清華學報》發表〈愛略忒的詩〉，除了探討艾氏的文學成績外，也提供了自己對西方研究學者的評價。1935～36年間，人在上海的戴望舒邀約時為清華大學研究生的趙蘿蕤動手翻譯《荒原》，此書譯稿並由上海新詩社出版——這是艾略特的代表性詩作第一次在中文世界完整現身（1980年趙蘿蕤又重新大幅修訂了譯文）。葉公超在此書序言中指出，艾略特的影響之大令人感覺「也許他的詩本身的價值還遠不及他的影響的價值呢」。葉公超這個論斷，今日看來依然堪稱準確。除了詩創作《荒原》，艾略特最為中文讀者熟知的評論當為〈傳統與個人才能〉，三0年代時此文便有曹葆華與卞之琳的不同譯本。至於艾氏在中國真正的私淑弟子，無疑是四0年代群集於《詩創造》、《中國新詩》下的「九葉」詩人。可惜他們生錯了時代，還來不及一展所長，「解放」後旋被押入政治學分的重修班。
一直要到戰後的五、六0年代，艾略特對台灣文學場域的影響才逐漸明朗。一如其他前衛運動，嗅覺最靈敏的，還是詩刊。紀弦主編之《現代詩》一馬當先，自1954年第8期起便刊登了方思摘譯的艾氏詩論；詩作部分，《現代詩》的作者群如馬朗（香港的中國「南來」文人）、葉冬、柏谷曾陸續選譯〈歇斯底里亞症〉、〈晨起憑窗〉、〈風景〉、〈灰燼禮拜三〉、〈荒原〉、〈普魯弗洛克戀歌〉、〈大教堂的謀殺〉與〈東方博士之旅〉——雖大多僅為節譯，但至少為台灣文學的作、讀者開了扇新窗。增張改版後的《創世紀》，1960年間也登過〈空心人〉（白萩譯）與〈傳統與個人才能〉（秀陶譯）。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上則有〈傳統與個人才能〉的朱南度譯本與余光中譯的艾氏論文〈論自由詩〉。最特別的是，該刊4卷6期有一首夏濟安自己刻意仿效《荒原》的「試作」〈香港——一九五0〉。這首「試作」雖不甚理想，但以作者當時在台灣文學場域佔有的「位置」，無疑更加鞏固、確立了艾略特與《荒原》的經典性。著有T. S. Eliot: The Dialectical Structure of His Theory of Poetry（1966）的旅美學者盧飛白，也曾以筆名「李經」在《文學雜誌》上發表過幾首「艾略特味」強烈的詩作。但台大外文系教授顏元叔才真正是六0年代台灣文學場域中，影響力最大的艾略特詮釋者。這位英美「新批評」的引渡人，甚至還倡議要把文化界慣用的「艾略特」改譯為「歐立德」。
《荒原》一半以上的篇幅有典故或引語（包括民謠、新聞報導），詩中又混用希臘文、拉丁文、義大利文、德文、法文、梵文與英文，翻譯起來相當吃力。台灣文學場域中流通的主要譯本，當以六0年代初期的葉維廉、杜國清與八0年代的杜若洲、宋穎豪此四者最具代表性。完整譯本（包含詳註）的出現，佐以學院「學術討論」的正典儀式，《荒原》對台灣文學∕文化圈而言早已不再神秘、並非遙不可及。
然而，本地文學場域畢竟未能盡除《荒原》的魔性魅影。艾略特與《荒原》當年隨美援文化漂洋渡海，台灣知識份子在沒有其他選項下「主動」選擇去擁抱、信仰這類英美現代主義「經典」。彼時這群文化人，顯然缺少更多工具（武器！）去批判艾略特「傳統」觀中毫不隱藏的極右威權主義，更不可能像詹明信般解讀出《荒原》裡的階級與性別議題。七0年代以降風起雲湧的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乃至台灣意識論戰，在激情文字交鋒下也罕見誰能直探《荒原》病灶。今日身處當代台灣文學場域的「我們」呢？重讀艾略特與《荒原》，對「我們」究竟意謂著什麼？對「經典」的批判質疑，不見得是布魯姆筆下「憎恨學派」（School of Resentment）的專利∕權力。在台灣這個長期「左盲」社會裡，唯有重讀「經典」並反覆扣問「經典」的當代性，才能阻止一場場集體悲劇一再延續。
* 楊宗翰，一九七六年生於台北。曾任教於靜宜大學人文科，現就讀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研究所博士班，並兼任該校講師、當代詩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學史、現代詩、台灣文學、世華文學。著有評論集《台灣現代詩史：批判的閱讀》（巨流，二○○二）、《台灣文學的當代視野》（文津，二○○二）、詩合集《畢業紀念冊：植物園六人詩選》（台明文化，一九九八）。主編「林燿德佚文選」五書：《新世代星空》、《邊界旅店》、《黑鍵與白鍵》、《將軍的版圖》、《地獄的佈道者》（華文網，二○○一）；「台灣文學研究叢刊」二書：《文學經典與台灣文學》、《台灣文學史的省思》（富春文化，二○○二）；另與楊松年教授合編《跨國界詩想：世華新詩評析》（唐山，二○○三）。設有個人網站「楊宗翰的詩文學異議空間」（http://fly.to/writer）。
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Taiwan/yang-z/yang-z-05.htm
荒原之風：T.S.艾略特在中國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作者簡介
董洪川，男，1965年生，文學博士，四川外語學院國語文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學術興趣在英美詩歌和比較文學。曾在商務印書館、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了專著及編、譯著十二部（含合作），並在《外國文學評論》等，獲得過兩次省部級政府獎。
內容簡介
T.S.艾略特是一位具有世界意義的英國現代派大師，他對中國新詩的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成為現代中西文學與文化交流、碰撞與融合的一個經典個案。本書將艾略特置於西方歷史文化、現代派文學觀念發展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語境中加以考察，系統地整理、分析和闡釋艾略特在中國的譯介、傳播、影響和研究，不僅對艾略特在中國的廣泛影響提出了科學依據和解釋，糾正了我國翻譯艾略特及釋讀艾略特中的若干問題，還評析了我國不同時期研究艾略特的成果，歸納了艾略特對中國新詩發展的主要貢獻，分析了中國詩人對艾略特的創造性接受，並借此個案對文化語境與文學接受的辨證關係給予了充分的闡述。
目錄
序
緒論
第一章 T.S.艾略特：開啟英美現代派詩風的大師
第一節 西方現代派文學：歷史文化背景與思想藝術特徵
1.現代派文學的邊界
2.現代化：現代派文學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
2.1 社會背景
2.2 文化思潮背景
2.3 文學發展背景
3.現代派文學的思想和藝術特徵
3.1 思想特徵
3.2 藝術特徵
第二節 艾略特與20世紀初英美詩歌
1.艾略特與維多利亞後期詩歌
2.艾略特與意象派
2.1 艾略特與休姆
2.2 艾略特與龐德
第三節 繼承與創新：艾略特的創作與詩歌理論
1.艾略特的生活和思想歷程
2.艾略特的創作
2.1 《傑•阿爾弗瑞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及其他
2.2 《荒原》
2.3 《四個四重奏》
3.艾略特的詩歌理論
小結
第二章 T.S.艾略特在中國的譯介
第一節 西學東漸與西方現代派文學傳人中國
1.西學東漸與國人觀念的改變
2.西學東漸與社科及文學翻譯
2.1 西學東漸與社科翻譯
2.2 西學東漸與“我化”的文學翻譯
3.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傳入
3.1 “五四”對待傳統的態度
3.2 “五四”對待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態度
3.3 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傳人
第二節 艾略特在中國的譯介
1.三四十年代的艾略特譯介
1.1 葉公超：“一位T.S.Eliot的信徒”
1.2 趙蘿蕤：《荒原》譯介第一人
1.3 30年代其他期刊譯介情況
1.4 瑞恰慈、溫德、燕蔔蓀等與艾略特在中國的傳播
1.5 《傑•阿爾弗瑞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和《四個重奏》的譯介
2.“新時期”的艾略特譯介
2.1 撥亂反正：《荒原》譯介先行
2.2 一詩多譯：艾略特名作譯介成為亮點
2.3 裘小龍與《四個四重奏》
2.4 其他譯介
3.文化語境與文學譯介：艾略特譯介反思
3.1 “遲到”的艾略特
3.2 譯介艾略特：中國新詩發展的需要
3.3 艾略特譯介策略分析
……
第三章 T.S.艾略特研究在中國
第四章 “荒原”意識：T.S.艾略特在中國的影響與接受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附錄一 T.S.艾略特重要生平事件與著作年表
附錄二 T.S.艾略特作品中譯本及國內艾略特研究主要論著目錄
後記
現代批評之始：T.S.艾略特詩學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作者簡介
女，1967年生於江西高安市。1989年于武漢大學圖書館系本科畢業，1995年于四川大學中文系獲世界文學專業碩士學位，1997—2000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攻讀文藝學博士，現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國際傳播學院副教授。近著有《艾略特》．在《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婦女研究論叢》等社科核心刊物發表過外國文學、比較文學、女性文學等方面的研究論文多篇。
目錄
引言 重解“T．S．艾略特傳統”/1
第一章 世紀回眸：現代批評之始/17
第一節 現代派詩歌之父/17
第二節 詩人批評家/27
第三節 T．S．艾略特詩學特質/37
第二章 審美之維：本體論詩學/52
第一節 傳統與個人才能/53
第二節 重寫歐洲文學史/64
第三節 非個性化理論/76
第四節 客觀對應物/88
第五節 T．S．艾略特與新批評/98
第三章 文化之維：文化社會批評/111
第一節 宗教與人文主義/112
第二節 宗教、道德與文學/126
第三節 理想社會的建構/134
第四節 走向多元的文化批評/145
第四章 靜止的花瓶：T．S．艾略特與中國/152
第一節 T．S．艾略特與中國古典詩學/153
第二節 T．S．艾略特與中國現代詩學/165
第三節 T．S．艾略特與中國當代詩學/202
結語 T．S．艾略特時代及我們的問題/227
附錄 “T．S．艾略特在中國”研究論文索引/237
參考文獻/251
後記/260
新批評 維基百科
新批評（New Criticism）是一種關注文本主體的形式主義批評，認為文學研究應以作品為中心，對作品的語言、構成、意象等進行細緻的分析。但新批評從來便不是一個統一的流派，是由後來的文論史家對20世紀20、30年代以來在英美新興的批評傾向的一種概括。[1]在英國以I•A•理查茲（I. A. Richards）、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F•R•利維斯（F. R. Leavis）為代表，在美國以約翰•克羅•藍色姆（John Crowe Ransom）、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艾倫•退特（Allen Tate）、羅伯特•潘•沃倫、W•K•維姆薩特（William Kurtz Wimsatt, Jr.）、R•P•布萊克穆爾（R. P. Blackmur）為代表。
多數論者傾向於將新批評的歷程分為三個接段：初始期（1910-30）、形成期（1930-45）和極盛期（1945-57），文森特•利奇（Vincent Leitch） 則提出第四個階段：慣常期（60年代至今）。[2]
概述
大致說來，新批評的主張是文學批評應以作品為中心，反對把作品當作作者與讀者的中介，也就是評論一首詩歌時，可以不管它是誰寫的，關於作者的一切（如生平、歷史、社會背景等等）只是作品的外部範疇。
英國
T•S•艾略特在1919年至1923年間發表了一系列批評論文，闡述他對於詩歌的見解，他認為「誠實的批評和敏感的鑑賞不應著眼於詩人，而應著眼於詩篇」[3]，是英美新批評的先聲。
I•A•理查茲認為，文學文本是由文學語言的本質特徵決定的，他首次提出了語言兩分說，即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不同：文學語言著重於情感而不在實證，科學語言依靠辭典意義（denotation），文學語言則依賴引申意義（connotations）。而「文學作品是獨立的認識客體的主張」，為新批評建立了理論基礎。
美國
藍色姆在著名的《詩歌：本體論札記》（Poetry: A Note in Ontology，1934）裡，將本來是哲學術語的「本體論」運用於他的文學理論。他認為詩是一種具有存在秩序的本體。世界是由許多鬆散事物所構成的組合體，藝術和詩歌的任務，便是要傳達關於事物「無窮無盡的多樣性」的認識。[4]藍色姆關於詩歌的本體論可視為新批評的理論核心。
藍色姆的學生艾倫•退特，是新批評的主將之一。他在《詩的張力》（Tension in Poetery，1938）提出詩的外延（extension）與內涵（intension）兩種概念，即詞語的本義與引申義，我們能從詩的外延及內涵之間找到全部意義的統一體：即「張力」（tension）。退特的張力說將詩歌的批評的導向內部研究。
同樣是藍色姆的學生，布魯克斯主要的成果是將新批評的原理具體化，新批評的操作原則，在處理詩的結構上，要把握「反諷」（irony）和「詩的戲劇化結構」（poem as drama）；處理詩的語言，要把握「含混」（ambiguity）和「悖論」（paradox）。另外，他反對將詩歌以意譯的方式將其簡單化，認為這樣是一種「意釋誤說」（heresy of paraohrase）。內容與形式是一種辯證的構成體，應全面的對詩歌的內容、形式、結構、意向、詞語等等進行分析，許多好的詩歌不是只有單一意義的。布魯克斯和藍色姆另一位學生沃倫合編的《理解詩歌》（Understanding Poetry，1938），成為40至60年代的美國大學的文學教材，新批評在普遍而具體的操作下，讀者對於一首詩歌的態度著重於「如何寫」更甚於「寫什麼」。布魯克斯與沃倫後來又合編了《理解小說》（Understading Fiction，1943），將新批評的方法運用於小說上，卻沒有達到預期，突顯了新批評的侷限性，也就是二戰後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的批評之處。
二戰之後，維姆薩特與門羅•比厄茲利（Monroe Beardsley）合著兩篇著名論文《意圖謬見》（The intentional fallacy，1946）和《感受謬見》（The affective fallacy，1949）。「意圖謬見」強調，作品的意義與作家的意圖不相干，不能將作家在其他場合（如談話、日記、書信等）的意圖強加於作品中，也就是說，在研究作品時，作品之外的一切是完全不需要考慮的。而「感受謬見」則強調讀者的感覺不一定可靠，有時讀者的動情是誤讀了文學作品。「意圖謬見」和「感受謬見」確立了文本的核心地位。
方法
新批評的分法論主要是細讀（close reading），理查茲在《實用批評》（Practiacl Criticism，1929）裡提出詩的四個意義：意識、情感、語氣、意向，好詩的結構具有張力，語言充滿反諷、悖論、含混，唯有透過細讀才能真正的掌握一首詩。理查茲的學生燕卜蓀著有《七種類型的含混》（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更竭心盡力挖掘了詩歌的語言內涵，提出了詩歌的七種歧義性。
新批評與其他
同樣是形式主義，新批評與俄國形式主義都同樣關注文本的主體，區分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強調詩的動態結構，但俄國形式主義主張內容只是作為形式的一個方面而存在的，比起新批評而言更傾向於形式主義。而整個形式主義的脈絡可上溯至18世紀末德國唯心主義的哲學及美學思想，尤其是康德美學。因此藍賽姆要回到「想像與理性共居的真實世界」，理查茲「想像力與知識力協調統一」等主張，皆可說上承於康德。[5]另外，新批評與解構主義有著近似的主張：兩者都同樣的將「作者」給排除了。只是新批評偏向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一切意義均在文本之中，解構主義則傾向非邏各斯中心主義：文字之外無意義。
注釋
1 盛寧：「嚴格地說，把『新批評』說成是一個批評流派並不妥當，因為通常被劃入該流派的批評家們，幾乎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是什麼『新批評』派的成員……之所以如此命名……主要是因為藍色姆的那本《新批評》專著。從這個意義上說，恐怕只有藍色姆才是名副其實的新批評家。」見盛寧：《二十世紀美國文論》，頁74-75。
2 藍仁哲：〈新批評〉，趙一凡等編：《西方文論關鍵詞》，頁686。
3藍仁哲：〈新批評〉引艾略特言，趙一凡等編：《西方文論關鍵詞》，頁682。
4 王臘寶、張哲：〈譯序〉，約翰•克羅•藍色姆：《新批評》，頁12。
5盛寧：「名曰『新批評』，其實也無『新』可言。作為一種具有唯心、唯美主義傾向的形式主義批評，其思想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康德、柯爾律治」見盛寧《二十世紀美國文論》，頁72。
參考資料
盛寧：《二十世紀美國文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趙一凡、張中載、李德恩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約翰•克羅•藍色姆著，王臘寶、張哲譯：《新批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新批評 - 台灣大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 of Taiwan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89%B9%E8%A9%95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