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9-25 06:01:53 | 人氣(902) | 回應(15) | 上一篇 | 下一篇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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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慶國以下的評閻學通著《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1996)中肯:

中肯?如前評《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閻學通對己預測“臺海2008軍事沖突”的錯誤道歉,太客觀實証也需被“反思”!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10386630/20080924061803/

全面客觀地分析和判斷中國的國家利益>賈慶國

國家利益既是國際政治研究領域中一個富有爭議的重要概念,也是一國制定對外政策的最重要的依據。但是,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對國家利益特別是我國國家利益的研究在我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近年來,雖然大家對國家利益這個概念逐漸熟悉,甚至經常使用,但是對其內涵的認識還很膚淺,在這個問題上還存在著許多模糊的看法。這種情況不利于深入地討論與合理地制定對外政策。

天津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由閻學通先生撰寫的《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對這個概念進行了較爲全面和系統的探討,提出了一些頗有見地的看法,爲澄清這個概念,並在此基礎上分析乃至制定對外政策作出了十分有益的嘗試。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分三篇共10章。第一篇“國家利益的理論認識”著重探討了國家利益的定義、起源、內涵及判斷標准。第二篇“具體國 家利益的分析”重點分析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其中包括經濟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第三篇“對維護國家利益的認識”,介紹了鄧小平關于國家利益的思想,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 套關于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戰略和策略的想法。

閻學通認爲,“國際政治範疇中的國家利益,指的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利益”,它既不是“政府利益”也不是某個階級、階層或派別的利益,而是民族國家內部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國家利益是針對外部世界而言的,它“沒有階級性”。過去那種將國家利益和統治階級利益等同起來的做法是不恰當的,因爲這種“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是由統 治者和被統治者共享的利益。”例如,作爲一個國家利益,民族生存“既不因國家政體不同而不同,也不因統治者控制了國家機器而成爲統治階級的私利。抵禦外族入侵不僅保護了統治階級的生存 權,而且也保護了被統治階級的生存權。”(第4-11頁)

閻學通認爲國家利益不是伴隨國家的産生而形成的,而是現代民族國家出現的産物。曆史上國家雖然早就存在,但國家利益卻是歐洲文藝複興以後的事情。直到18世紀中葉政治家、軍事家、乃至外交家跨國工作都曾被認爲是理所當 然的事情,沒有誰認爲這樣做損害了國家利益(第12-14頁)。歐洲文藝複興爲國家利益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在包括盧梭在內的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主權在民”思想的影響下,國家利益才作爲一國全體人民的利益逐漸爲人所接受(第18頁)。

閻學通認爲,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的關系 “是對立統一的”。“國際利益是國家利益的一部分”。他指出,“合理的國家利益只可能與集體性的國際利益相對立,但與全球性的國際利益應是一致的”。“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對立往往是國家自身利益的矛盾的翻版。”“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都不是絕對至高無上的。”(第30-33 頁)與此同時,國家利益也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第33-35頁)。

閻學通認爲判斷國家利益的依據可分爲四類,即國際環境、自身實力、科技水平和認識水平,前三種是客觀的,最後一種是主觀的(第45-66頁)。閻學通認爲在任何一個時刻,國家利益都有主次之分,而衡量國家利益的標准應當是具體國家利益的效用。國家利益的效用反映了利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國家利益的基本次序和利益量決定了國家利益的重要性。

閻學通提出,“國家利益的基本次序是民族生存、政治承認、經濟收益、主導地位、世界貢獻。”(第67頁)具體國家利益的量取決于該利益影響的規模和範圍。與此同時,“實現國家利益的時間”決定了利益的緊迫性(第70頁)。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的第二部分運用大量材料,從經濟、安全、政治和文化四個 方面分析了中國國家利益的具體內容。閻學通認爲,“中國的國際經濟利益是多方面的,一是利益性質的區別,決定了它們在中國經濟建設中的不同作用。二是由于時代的發展,中國與其他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差異,同樣的國際經濟利益對他國的作用與對中國的作用不完全一致。”閻學通指出,“依據各種利益的不同性質,中國的國際經濟利益可以分爲基本利益、戰略保障利益、生産保障利益、帶動性利益以及輔助性利益五類。”(第138頁)
談到中國的安全利益時,閻學通指出,“目前中國安全環境的改善是短期和中期安全意義上的改善,是指目前直接的軍事入侵危險沒有了,但從長遠安全利益的角度觀察,中國的安全保障系數並不算高,被迫卷入戰爭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周邊地區的威脅並沒有完全消除,分裂勢力活動的隱患更加凸顯,邊界分歧還未解決,經濟安全問題日益突出起來。”(第154頁)

閻學通認爲,“國際政治鬥爭主要反映主權鬥爭,民族統一和民族分裂的要求同時增長,推行西方民主和維護國家政治穩定的要求都在上升,大國尋求主導權和小國要求平等的對立不斷發展,保護民族經濟和建立自由化世界經濟體制的矛盾普遍化 。”他提出,“維護主權是最重要的政治利益”(第191頁)。與此同時,維護中國人的人權利益是中國面臨的“最直接政治利益問題”(第201頁),而“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冷戰結束後中國面臨的重要的國際政治利益之一(第208頁)。

閻學通認爲,和上述提到的國家利益相比,中國的文化利益雖然處于次要地位,但這並不等于它不重要。“在不影響其他國家利益實現的前提下,維護中國的文化利益亦顯得非常重要。”(第222頁)“中國之所以要維護自己的文化利益,有正反兩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是中國需要堅持自己文化傳統的優秀成分,促進中國的 社會發展;另一方面是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發展中華文化,增強中華文化的生命力。”(第227頁)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的第三部分涉及對維護國家利益的認識。閻學通認爲鄧小平外交思想的一項基本內容就是國家利益應是對外政策的出發點,鄧小平“認爲國家利益是具體的客觀存在,它們在內容和層次上都有所不同。”(第259頁)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閻學通提出一套關于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看法。他認爲,中國的總體戰略應當包括下列內容:(一)優先強調經濟發展, “發展重于和平”;(二)注重培植與其他國家的共同利益;(三)將戰略重點放在中國的周邊地 區。經濟上中國應采取進一步措施深化體制改革、促進貿易自由化和加強地區合作。

安全方面中國應進一步裁減軍員、加強局部戰爭能力並加強與國外的安全和軍事合作。外交方面,中國應加強主權問題研究和實行預防性外交。在臺灣問題上,重點放在“使國際社會和臺灣當局認識到兩岸戰爭 發生的可能性很大,一切支持臺灣當局搞實質‘獨立’的政策都會加速這場誰都不願見到的戰爭的 爆發。”最後,運用合理的政策維護中國的文化利益,包括“支持正在興起的國學熱、調整現行政策中一些歧視國人的做法、鼓勵留學人員回國服務和推動與其他國家進行儒學交流等等(第271 -298頁)。

縱觀《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我認爲該書具有以下三個突出的特點。

首先,作爲國內第一部關于國家利益問題的專著,該書比較全面和系統地介紹和分析了這一國際關系領域 研究和國際政治現實的重要概念,對推動我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和對外政策制定合理化有著十分重 要的意義。長期以來,國內在國家利益問題上一直存在著許多模糊的認識,改革開放以前,許多人認爲國家利益是西方資産階級的概念,是資産階級愚弄人民,維護自己統治的手段。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國家利益是客觀存在,只要有國家,就有國家利益。但是,許多人在使用國 家利益這個概念時,只是將它作爲一個隨意界定的概念,要麽狹義地認定它就是某個特定的利益,如實行某種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要麽泛泛地將它作爲一種口號。國家利益是怎樣産生的?判斷國家 利益的標准是什麽?國家利益都包含哪些內容?如何看待不同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如何捍衛國家 利益?對于這些問題並沒有進行全面系統的分析。但是,不解決上述問題,就無法全面把握國家利益的深刻含義,也就無法在此基礎之上制定合理和穩定的對外政策。在這方面《中國國家利益分析 》一書的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呼籲人們重視上述問題,並就這些問題大膽地提出個人的看 法,對推動國內對這些問題的討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和市面上流行的衆多冠以學術著作名稱的書不同,《中國國家利益分析》既不是大量事實的簡單堆砌,也不是別人觀點的重新組合,而是一部主題突出、結構完整、論證嚴謹、注釋規範的作品。作者認爲,國家利益是一個重要的概 念,深入探討和分析這個概念不僅有助于國際問題的研究,而且有利于我們調整對外政策,使之更爲合理和有效。這一主題貫穿全書。爲了全面系統地探討這個概念及對中國制定對外政策的意義,作者認真設計了書的結構,先是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國家利益這個概念,將國家利益分解爲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指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並提出若幹判斷國家利益的標准。然後,根據上述分類,逐個分析中國的主要國家利益。最後在此基礎上提出若幹政策性建議。在論證方面,作者系統地選用了大量相關材料,比較令人信服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作者還對書中引用的材料和觀點進行了認真的注釋,表現出良好的學風。

最後,在論證的過程中,該書作者提出了一些新穎獨到的見解。這些見解雖然不無爭議,但卻十分尖銳並富有前瞻性。例如,作者提出國家利益 和階級利益之間的關系問題。許多人認爲,抽象的國家利益並不存在,所謂國家利益就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對此,作者認爲不能在國家利益和統治階級利益之間劃等號。作者指出,“如果統治階級 的利益與國家利益是一體,曆史上也就不會有賣國政府的概念,因爲統治階級控制的政府不可能出賣只屬于統治階級自己的利益。事實上,正是因爲國家利益與統治階級利益是兩種利益,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所以一國政府才可能以犧牲國家利益爲代價,維護統治階級政權利益。”(第7頁)再如,閻學通指出,維護中國人的人權利益是中國面臨的“最直接政治利益問題”。(第201頁)除了在國內保障人們的生存權和逐步完善民主與法制制度以外,中國政府應當采取進一步措施。
http://ch.shvoong.com/law-and-politics/1298184-%E5%85%A8%E9%9D%A2%E5%AE%A2%E8%A7%82%E5%9C%B0%E5%88%86%E6%9E%90%E5%92%8C%E5%88%A4%E6%96%AD%E4%B8%AD%E5%9B%BD%E7%9A%84%E5%9B%BD%E5%AE%B6%E5%88%A9%E7%9B%8A-%E8%AF%84%E9%98%8E%E5%AD%A6%E9%80%9A%E8%91%97-%E4%B8%AD%E5%9B%BD%E5%9B%BD%E5%AE%B6%E5%88%A9%E7%9B%8A%E5%88%86%E6%9E%90/

新視野下的國家利益觀>王逸舟

  當代中國是一個急劇變化而豐富無比的國家。當代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是一個急劇變化而豐富無比的學科。當代中國學者對國家利益的探索和思考是一個急劇變化而豐富無比的過程。閱讀《中國學者看世界?國家利益卷》(新世界出版社),有可能給讀者一個急劇變化而豐富無比的想象空間及信息儲備。
  國家利益是國際關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近年來取得最大進展的領域之一。基本上可以說,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領導層對中國國家利益的考慮有獨特的實現形式,但在學界,真正的理論研究工作是談不上的。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對國家利益研究起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而相對系統的研究則是在90年代以後。
  目前中國國家利益研究的成果從文獻形式看,包括專著/教材、期刊論文和博士學位論文三種。其中專著有7部。根據筆者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以“國家利益”作爲題名進行的檢索,1990-2005年間的文獻有398篇,其中博士學位論文有3篇。顯而易見,本書收入的二十余篇論文或書稿章節,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反映的是若幹個斷面或側面而已。假使有心的讀者想做專題研究,不妨循著這裏提供的線索深入下去。
  依照近些年的發展線索,可以看出中國學者對國家利益的幾個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探索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到1996年閻學通的《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出版,爲最早的階段。這一階段關于國家利益研究的問題主要是國家利益的階級性、民族性以及與意識形態關系、國家利益的內涵等,側重于概念的厘定、屬性的辨析。從研究的方法上看,基本上還是采取階級分析法,對國家利益的階級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全民性有明確認識。在具體研究手段上,以分析、描述、定性等傳統手段爲主,現代科學研究方法相對缺乏。在這一階段,專門研究國家利益的專著還沒有,有關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于一些政治學、國際政治類的教科書和專著中。
  閻學通的《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首開先河,把中國學界對國家利益的研究推進到比較規範和相對科學的階段。作者在效用分析法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分析國家利益的科學方法,爲判斷中國國家利益的大小提供了一種衡量依據。以此爲工具,他對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具體的經濟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進行了分析和衡量,並且提出了如何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政策建議。他的分析基點認爲國家利益是客觀的,人們完全可以科學界定、衡量和實現它。
  該書出版之後,國內學界出現了國家利益研究的熱點。在這一階段,學界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實證研究上,開始超越對國家利益本身進行的探討,把國家利益作爲一種研究方法或分析視角,觀察一國對外政策的變化以及國家之間關系的演變。圍繞對《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所展開的評論,特別是針對閻學通提出的“客觀主義”方法,中國學界把國家利益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筆者把稱之爲“反思”階段。  

在“反思”階段,學者們試圖在問題研究領域、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提出不同于客觀主義的可以稱之爲“主觀主義”方法。1996年在由香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主辦的主題書評討論會上,張小勁、秦亞青就對閻學通在《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中所采取的客觀主義方法提出質疑。張小勁提出的“主觀主義”方法(或者稱爲“後實證主義”方法),秦亞青提出的“理想類型”模式,都是對客觀主義方法的一種反思。方長平在《國家利益的建構主義分析》中,用20世紀90年代後在西方崛起的建構主義方法對國家利益的確定進行了實證研究,超越了傳統的理性主義方法對國家利益的確定沒有進行研究的缺陷。而袁正清《國家利益分析的兩種視角》一文,對國家利益分析的兩種視角——經濟學視角和社會學視角進行了系統探討。
  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是,在研究過程中,國內國際關系學界過于強調國家利益的安全、政治方面等所謂高政治領域,而對國家利益的低政治領域,特別是經濟、文化、非傳統安全等所謂的低政治領域問題的綜合性、理論性研究不夠。盡管有不少低政治領域與國家利益關系的研究成果出版,但這些成果的研究者大多是非國際關系領域的學者。
  關于中國國家利益的內涵,學者們更多地著眼于物質性利益,而對觀念性利益的認識相對不足。要麽認爲觀念等非物質性因素不構成國家利益的一部分,觀念與利益可以做二元劃分;要麽認爲觀念性利益在中國國家利益構成中的比重很小,甚至可以化約。近年來秦亞青的研究成果以及方長平采用建構主義方法對國家利益形成問題的研究,都是這方面的積極嘗試
http://www.gmw.cn/CONTENT/2007-04/08/content_586892.htm


閻學通:安全利益是中國首要國家利益

自1996年筆者出版《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以來,10年中我國的國家利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次序、內容、範圍和性質四方面對我國國家利益進行適時的評估顯然非常必要,這將有助于我們根據國家利益的變化調整對外戰略。

國家利益的變化主要是受到四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國家實力的地位在國際社會的升降,二是外部環境的改變,三是經濟發展階段,四是技術水平。
這四者的變化都會影響國家利益的地理範圍、先後次序、具體內容和性質差別。例如,全球性大國和地區性大國,國家利益的地理範圍是不同的;外部安全威脅小的國家和外部安全威脅大的國家,安全利益次序分別是不同的;以資源經濟爲主的國家和以知識經濟爲主的國家,在知識産權利益上的需要是不同的;一個崛起的大國和一個衰敗的大國,國家利益的性質是不同的。

我國安全環境並未改善

從國家利益的次序上講,安全利益在我國國家利益中占首要地位。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國面臨著西方國家的全面制裁,打破國際孤立的政治利益是首要利益。1993年擺脫孤立後,我國經濟利益成爲首要利益。1999年李登輝的“兩國論”出臺,“臺獨”開始公開鬧 “獨立”,于是安全利益成爲我國首要利益。有些人以爲,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我國的安全環境日益改善,而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簡單。

我國面臨的外部安全威脅日益增加,主要原因是軍事實力發展滯後。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實力增長較快,但國防建設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一方面是經濟利益迅速向海外擴展,而另一方面卻是安全保障能力局限于境內。我們常見的新聞是中國企業在海外不斷遭受暴力襲擊,海上能源運輸安全沒有保障,海外遊客遇到大規模自然災害得不到救援。與此同時,軍事實力增長還跟不上“臺獨”勢力的發展速度。“臺獨”制定的時間表就是利用2008年奧運會的機會實現“法理獨立”。我國經濟實力雖有很大發展,但在保護海外企業和出國人員的安全、阻止“臺獨”勢力發展上仍有局限。

從利益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兩方面綜合考慮,我國國家利益的排序是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文化利益。“臺獨”對國家構成生存威脅。政治上我國面臨著“中國威脅論”的流行。雖然我國經濟面臨著外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威脅,但我國經濟地位、貿易地位、外彙儲備地位、人民幣地位都呈上升趨勢。因此我國經濟利益的排序應在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之後。
在每類利益內部,利益次序也會發生變化。以經濟利益爲例,上世紀90年代初,我們需要最迫切的是引進外資;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們需要的是引進技術;現在我們迫切需要的是海外能源和資源保障。

利益內容發生了很大變化

從利益內容上講,我國國家利益變化的方面很多。安全利益的內容不再局限于軍事相關的傳統安全問題,而是增加了經濟安全、環境安全、社會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內容。其中一些非傳統安全問題又是與軍事能力相關的,如恐怖主義和海盜威脅。

政治利益的內容,從上世紀90年代的融入世界被國際社會所接受,轉變爲現在的爭取國際規則制定權。上世紀90年代,我國加入了大量的國際組織,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我國融入世界的政治目標基本完成。然而,由于“臺獨”搞拓展國際空間的活動,申請加入各種國際組織,削弱了我國在國際組織中可發揮的作用。

經濟利益的內容與上世紀90年代比也有了多方面的變化,包括從吸引外資到對外投資,從出口能源到進口能源,從防範跨國公司到建立跨國公司,從占有低技術市場到開拓高技術市場,從仿制外國技術到保護自有知識産權,從增加外彙儲備到控制外彙增長速度。

從文化利益來講,上世紀90年代我們主要是保護傳統文化,現在則是在保護的基礎上要挖掘和弘揚中國文化。筆者認爲,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兩千年來,外來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起到的主流作用是豐富和發展。只要中國人自己不破壞自己的傳統文化,沒有人能破壞得了中華文化。

我國國家利益在全球擴展

我國國家利益在全球範圍廣泛擴展。國家利益處于國境內還是處于國境外並非是一國政策所致,而是自然形成的。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講,國家利益是以與他國的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才形成的。沒沖突就沒利益,這如同水是人生存的需要,但當水是無限供給時,水就不是利益,只有當人們對水的需要發生沖突時,水才成爲人們的利益。a國和b國在a國境內發生的利益沖突,a國視爲境內的國家利益,b國則視爲境外的國家利益。如果發生在b國,則反之。例如,市場競爭在境內表現爲保護本國市場,在境外表現爲拓展外國市場,其本質和內容都是一樣的。我國國家利益在全球範圍的擴展,其實不過是我國利益與他國利益沖突的地域的改變。

我國國家利益在全球擴展,其根本原因是我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速度快于其他國家。我國已成爲外彙儲備世界第一大國、國民生産總值世界第二大國(按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計算)、出國旅遊人數世界第二大國、石油消費量世界第二大國、貿易總額世界第三大國。于是,我國的安全、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都在向全球拓展。能源需求使我們的經濟利益從發達國家向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擴展。中國企業和遊客走出國門,把我國的安全利益帶到世界各地,中國參加國際維和行動成爲一種需要。大國的責任推動我們從關注周邊地區事務向參與全球事務進展。技術進步促使我們的利益從地球向太空延伸。我國弘揚中華文化正從華人團體向非華人團體擴展,孔子學院從國內走向國外,“漢語熱”在國外開始興起。

我國國家利益已從發展型轉向崛起型

明確國家利益是崛起性的、發展性的還是生存性的,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利益性質的不同決定了利益實現的難度大小。世界上能維護生存的國家是絕大多數。自冷戰結束以來,世界上100多個國家中消亡或分裂的國家只有幾個,如東德、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不足10個國家。世界上現在的200多個國家中,能實現發展的國家則只有1/4左右,如經合組織國家和中國、印度、巴西等不多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在這200多個國家中,有可能實現崛起的國家則不足1/10,而中國恰恰是其中的一個。維護生存意味著防止已有國家利益的丟失,實現發展意味著現有國家利益的增加,而實現崛起則意味著發展速度要趕超他國。簡而言之,國家生存利益是相對容易實現的,發展利益則是較難實現的,而崛起利益則是極難實現的。

中國的國家利益已從發展型轉向崛起型。關于我國國家利益是發展型還是崛起型,有較大爭論。發展是自我進步,崛起是趕超強國。如果將我國利益定位爲發展型,我們就沒有必要擔心與美國的實力差距拉大,因爲只要我們自己比自己進步就是發展了。如果是發展型,我們就可以停留在世界第四的貿易地位上,維持日本世界第三大貿易國的地位。如果是發展型,我們就不必高價研制太空技術,可采購他國的衛星服務。顯然,中國人不滿足于世界二流國家的地位,更不能接受生活水平提高但國際地位下降的結果。中國人民的總體國家利益是實現民族複興。正是因爲我國的國家利益是崛起型的,因此它與他國國家利益就可能會出現摩擦與沖突。這就增加了我國實現國家利益的難度。

爲了適應我國國家利益的變化,我們有兩點需要加以重視。

一是綜合國力的平衡發展。在硬實力方面,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建設同等重要,要防止重經濟輕軍事的傾向。提高軟實力要從國內社會改革入手,加大和諧社會的建設力度。國內政治動員能力提高不了,則難以提高國際政治動員能力。這與國內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提高,就不可能擴大在世界上的經濟和軍事影響力一樣。
二是采取邊緣切入的戰略。由于崛起利益的特性,它容易引發沖突和突然事件,采取邊緣切入戰略可以降低利益沖突的烈度。在高政治和低政治利益沖突上,應選擇從低政治切入。在邊緣地區和中心地區利益沖突上,可選擇從邊緣地區切入。將兩者結合就是,高政治利益從邊緣地區切入,低政治利益可向核心地區發展。(閻學通/作者是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環球網)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3/24/content_13397561.htm

中國人看世界:表面是美國方式 實質是國家利益

在美國,常會在許多場合聽到人說,“That’s American Way(這就是美國,或美國就這樣,或這就是美國方式)”,說此話的人可能還會聳聳肩,或攤攤手,好像很無奈,或對你表示遺憾和同情。

筆者曾和一個美國朋友討論到氣候和環境問題,說到美國人是世界上能源和資源耗費最大的國家。美國人愛開大車,愛住大 房子,要占用更大的地,耗用更多建築材料,當然也要消費更多的能源。更嚴重的是,這些消費在美國還形成了攀比之風(不要以爲只有中國人才有這種風氣),你有大房子,我就得有個更大的房子。最後,我這位美國朋友輕輕地搖搖頭說,“That’s American Way!”

一位在美國工作和生活多年的中國朋友告訴筆者,美國人平時可以對你很客氣,很寬容,但如果你和他構成了競爭關系,那他也會千方百計排擠你,利用各種貌似公正的制度和程序給你“穿小鞋”,而如果你去抱怨、爭議,對方就會無奈又同情地說,“That’s American Way!”美國人吃面包,你吃面包屑,他們就會對你很客氣,很友好;而如果你也想吃面包,那謙讓、友好、寬容就都不存在了。
再往上想想,我們可以發現“美國方式”已成爲美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在國際上,美國又何嘗不是用這種方式來捍衛美國利益?盡管在官方場合上,美國人很少講“That’s American Way”,至少新聞發言人很少講這樣的話。但在實際行動上,美國其實處處在這樣做。氣候變暖問題的談判,美國人實際上處處在抵制,沒辦法啊,美國的生活方式就這樣,沒人願意開小車,沒人願意住小房子。盡管經常批評別國人權,但美國自己是不能參加國際刑事法庭的,沒辦法啊,誰叫美國是世界警察呢,爲了他人的人權,警察自己觸犯一下人權,虐待一下嫌犯是情有可原的。

總之,美國制訂規則,別人遵守,美國自己是否遵守則視規則是否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而定。所以,當時談好的反導條約,美國是可以退出的;當時說好的北約不東擴,美國也是可以撤回承諾的;當把能源消耗密集的産業向外轉移後,美國也是可以指責他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的。沒辦法啊,這就是美國。

這種動輒“美國方式”的語徑盡管很少在官方語言上用,但卻在民間交流的場合,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久而久之,有一些人就認爲,美國那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還會有人同情美國,爲美國人說話。比如,我們常聽到的某些“理解美國處境”的說法,就是明證。

究其原因,就是因爲美國人對自己的方式有一種外國人無法想象的自信。自美國建立開始甚至在此之前,美國人一直堅信他們是“上帝的選民”,是“世界的救世主”,美國的就是最好的。于是,在處理對外事務時,很容易讓對方還沒進入正題,氣已短了一截。這看似一種自信,其實有時就成了蠻橫態度。對待這樣的蠻橫,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相信美國方式是萬能的。其實,所謂的美國方式不過就是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式,絕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作者陳玉剛是複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http://www.china.com.cn/info/txt/2008-01/17/content_9544980.htm

國家利益再思考:國家利益範疇再界定

  在一個飛速變化、極其複雜的世界,“國家利益”範疇的重新思考和認真討論是十分必要的。
  在不同的時期,對于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對“什麽是國家利益”的問題,會有不同的答案:軍事家可能用它指一個國家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經濟學家可能用它指一個國家的經濟開放而穩定的成長,社會學家可能用它指一個國家的社會和諧及民族團結局面,曆史學家可能用它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成功實現,文化人類學家可能用它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傳承關系或文明創新力;比較開放的論者可能主要關心的是它如何通過“相互依賴的進程”得以實現,比較保守的思想家可能最關注的是它怎樣使國家的某種需求(如安全或貿易需求)在特定的時期最大化。――如果需要,這個單子可以開列得很長。它說明:第一,國家利益是可以分類的,專家們甚至可以根據情況,區分出重要性的大小和實現的先後次序。比如,在戰時與和平的不同時期,對于外部威脅的不同評估和什麽是國家最高利益的看法,必然導致國家資源配置和對外政策方面的極大差異;即便在特定的同一時間點上,安全需求、經濟需求、社會需求、文化需求和政治需求等等重大利益之間,或者,整個國家的發展需求、主權需求和責任需求等政府議事日程的要點之間,決策者內部甚至百姓之間同樣會出現不同的意見、要求和評判。第二,對國家利益的不同看法和偏好是正常的,執行中的國家利益一定是某種“集合”。顯然,前述每一種回答都含有“真理的顆粒”,同時又都有其局限性;代表一個國家的真實而長久的利益,只能是所有這些答案的“有機組合”,不能指望任何集團或個人能夠提供某種一勞永逸的正確結論。相應地,第三,國家利益始終處于動態形成與調整過程之中。理論上說,單個利益集團的局限性會大一些,而國家的代表(在中國也即常說的“黨和政府”),應當能夠體現出“有機組合”後的總體利益。然而,現實中問題的複雜性在于,面對一個發展變化的世界,由于各種條件的不斷改變,對什麽是以及如何最好地反映國家利益的問題,任何人和機構也有一個深化認識和適應的過程;政府當然也不例外。因此與政府重大責任相應的學習過程是不可或缺的。
  一般地講,國家利益是指民族國家追求的主要好處、權利或受益點,反映這個國家內全體國民及各種利益集團的需求與興趣。國家利益的決定,有內在的和外部的兩方面因素,所有這些因素中,既有給定的、不會改變的內容,也有不斷變化的內涵,後者又分爲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家利益實際上是一種綜合加權指數。考察國家利益時,不能偏廢其中任何一方。所謂給定的、不會輕易改變的內涵,如一個國家的幅員大小、地理位置、資源總量和一定時期的人口需求等等。它們往往決定著國家發展的基本方向和一國外交的基本方略。比如,象安道爾這樣的“國中之國”從不奢望爭取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馬來西亞、韓國、埃及或智利這類“次中等強國”總是在本地區扮演某種微妙的平衡角色,而印度、巴西、德國或日本等地區或全球大國總有一些涉及全球性問題的倡議或舉措;象中小國家的外交政策經常被自己的先天性所決定所約束一樣,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真正的大國,會長久地忍受對別的國家的偏好或政策的依附。
  有關“先天性”或“給定條件”的討論已有很多,無須在此多費筆墨。值得注意和探討的,倒是那些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它們更容易模糊人的視界,比較起來也更難界定一些。
  內生的變量,主要指廣義上的社會生産方式和國家政體形態。這裏講的“社會生産方式”,既包括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准和創新能力、經濟成長率和民衆生活的改善情況、對外開放度和貿易及投資的水平、人均産值和國民經濟的總收入等器物層面的要素,也包含諸如各族群在社會發展中的受益方式和水平、各經濟階級相對地位的變動、財富的分配方式和社會對此的評價、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平衡程度等“軟指標”,它們合在一起,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社會關系之總和”。內生變量對于制訂政府議程和決定國家利益是至關重要的。舉例說,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力達到一定程度,對外發展也有了相當需求,國家議事日程中對外貿易和國際交往會占有日益增大的比重;在技術飛速進步的條件下,某些大國的重大權利要求可能延伸至深海洋底、極地和外太空等以往無法想象的“高邊疆”;具備了遠距離軍事投放能力的世界強國,不僅自然地主導起本地區的安全與發展事務,也會更加關注本國所在區域以外的熱點沖突和情願承擔某些更大的國際責任。――順便說一句,在上面列舉的這些事例中,“國家利益”的定義,都拓展到在大國較不發達的年代和不具備特定能力的弱小國家難以想象的範圍。所謂“國家政體形態”,不僅指狹義的憲法條文和准則、執政黨與其他參政黨之間的關系、各級政府與各級人代會及其常委會之間的關系、立法和司法機構與執法部門的關系等內容,而且指政治的開明程度與和諧程度、執政者的執政水平及接受批評監督的方式、社會政治的總體氣氛等等方面,它們共同反映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追求及其政治形象,導致這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受益或受損,規定著它的國家利益的伸縮程度及其在外交政策上體現出來的性質,比如是擴張型的或保守型的、和平主義的或軍事侵略的、強調合作的或鼓吹造反的、建設性的或毀壞性的等等。
  特別應當強調的是,在人類不斷發展和曆史不斷進步的時代,社會結構與國家偏好之間,存在著複雜而積極的互動關系。比如,在一個社會的發展日益多元多樣的條件下,社會分層過程會自然加快,各種利益集團會不斷分化組合,也會增加新的利益和要求,它們的相互作用組合而成的國家利益,肯定不同于比較單一、封閉和固定狀態下由某個權威人物或黨派規定的同一概念。尤其在一個法制觀念起重要作用的公民社會裏,公民個人對自身權利的追求和明確的法律意識,也會促使國家機構不得不依照法律規範自己的行爲,從而使當政者有關國家利益的重大決定受到民衆(選民)的強有力制約。所以說,國家利益的決定,從一個國家內部觀察,事實上表現爲一種“平等四邊形的合力”,即社會生産方式和國家政體形態含有的所有因素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結果。不僅如此,曆史地看,國家利益的決定和定義,並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個不斷充實完善、調整修正和自我更新的動態過程,其內在原因恰恰在于上述內生變量的存在。也正因如此,對國家利益的任何固定不動的定義都是有局限的,它們最多反映特定時間和空間的看法及要求。
  外生的變量,主要指一個國家的外部環境所包含的各種相關成份,如國際和平與沖突的現況、大國關系和國際組織內的合作氛圍、鄰國和相近區域的經濟基礎及其景氣程度、世界經濟成長的總體狀況、信息的數量和質量及傳送速度、特定時期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各種非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的活躍程度及作用方式等等,總之包括了國家在決定其主要利益時所要考慮的一切外部因素。顯而易見,外生變量的伸縮性和變動性極大,在不同的曆史時期,甚至在同一曆史時期的不同事態下面,它們可能呈現完全不同的形態,對各民族國家産生完全不同的影響,導致後者重新確立國家議程和定義國家利益。如果說,除開高度封閉的原始部落社會(它在當代世界的存在已極爲罕見),在任何時代任何條件下,國際體系中的任何國家都不能不多少顧及外部環境對本國國家利益的影響,那麽,在人們今天所說的全球化時代和信息技術飛速進步的條件下,這種連動關系就更有了以往所不具備的特征。全球市場、全球金融、全球通迅、全球航空、全球産品、全球網絡、全球技術標准和全球消費偏好等等領域的貫通與一式化趨勢,讓我們這個星球各個角落的幾乎每個國家都感受到一種難以抗拒的壓力。信息的穿透力和迅即性,令人類居住的地球變得似乎更小,令民族國家在確定議事日程和行動方案時變得多少不由自主。
《人類關注的全球政治》的作者格托夫(Mel Gurtov)指出,全球化的命題,可以讓人在思考問題時,具備一種更廣闊的視野:首先,它告訴人們,世界經濟是某種單一的一體化單位,盡管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通常是高度不平等的、有時是依賴性的關系,但依賴性往往是相互的而非單方面的。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再談論市場與非市場的對立,因爲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深深卷入了全球的貿易、投資、借貸體系,任何國家的國家利益的實現都不可能離開這樣一個大的背景;其次,從全球性威脅的角度考慮問題,恐怖主義、饑荒與難民、生態災難、核擴散、一些動植物的滅種等等,這些全球性威脅是各個國家沒有辦法通過傳統的外交來加以控制的,它需要采取全球性的集體行動,需要各國的配合;再次,在全球化條件下,“國內”問題常常變成跨國問題,比如,切爾諾貝利災難使蘇聯不得不進口糧食,減少蘇聯食品的出口,促使世界石油價格上漲,使核武器談判停頓,造成華爾街股票在一日之內空前下跌。溫室效應也證明,一些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麽聯系的現象實際上是互有影響的。由于空前大規模地使用煤、石油、天然氣等礦物燃料,使地球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急劇增加,再加上森林遭到過量砍伐,這些都可能使地球溫度變暖,而氣候變化又對食品生産、世界貿易、人類健康、人口流動、甚至對南北極冰蓋産生嚴重影響,從而反過來影響各國政府的議事日程。由于上述各種現象,導致跨國流動和跨國機構的日益增多,並增加了它們在世界政治上的重要性。國與國的外交在國際關系中仍然是舉足輕重的,“但它現在得到了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的補充,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被後者所取代,或者被後者推到次要位置。例如,促進人權和民間援助的活動;爭取社會變革的大衆運動(如反核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這些運動在全世界範圍內協調了行動);跨國宗教、勞工、政治運動(如天主教的解放神學理論、工會以及歐洲和北美的綠黨);強有力的跨國公司、銀行和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時還有個人,他們起一種跨國代理人的作用,實際上是世界公民的作用。”“不管是哪一種相互依存,有一個共同的後果:它們了限制了民族國家在只考慮本國利益的情況下行事的能力。”
  綜合上述各種因素,我們可以說,在全球化的現時代,雖然國家利益在形式上仍由國家(政府)決定,其內涵早已不再純粹是一個國家的決定;國家利益的定義和範圍,大大超出傳統的認知框架。譬如說,聯合國海洋法的生效,可能使得島國、沿海國和內陸國立即具備大相徑庭的發展機遇;諾貝爾和平獎的確定和授予,可能使得國際維持和平行動或國際禁雷運動或某個國家的內戰出現新的契機;生態保護組織的抗議行動,可能使得一些國家的核電站的建設及核能源的開發被迫撂置甚至放棄;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召開及停戰呼籲,可能使得某些國家的沖突各方暫時收斂甚或重開談判;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場的價格漲跌,以至整體世界經濟的景氣或不景氣,可能使得各國不得不采取積極的或緊縮的財政方針;全球範圍的恐怖活動和分裂運動,可能使得許多國家遲早要建立起與他國相配合的反恐怖、反分裂主義的行動方案;世界貿易組織和地區性投資及貿易自由化組織(如APEC)的規則,可能使得全球多數國家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降低本國關稅或非關稅性壁壘;區域性貨幣(如歐元)的出現,可能使得加入這一區域貨幣的各國政府放棄對本國貨幣及本國央行的某些傳統約束手段。總而言之,在一個越來越顯眼的全球國際社會裏,國家利益的外部決定過程――相對于內部制約――有了更加迅速的增強,盡管它們也許不一定立即和從本質上改變民族國家事關本國重大利益的原有決策。
  如同一些人正確地指出的那樣,當今的國際體系仍然是一個籠罩著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陰影的體系,所謂的國際社會仍然是一個以西方價值觀和歐美制度文明爲中心的社會,全球化作爲一個客觀的曆史進程恰好與所謂的“美國世紀”同步推進並深受其影響,占世界人口多數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自身的真正發展和進步,不可能完全指望、更無法依附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這種富有洞察力的見解,與其說是令前面關于外生變量制約國家利益的觀點打了折扣,不如講是使國家利益的外部決定過程變得更加曲折、複雜和多變,它沒有改變前面論證的基本線索和邏輯結論。對于不同的區域、集團和國家而言,霸權主義的含義、國際社會的概念、全球化命題的影響等等,顯然是極不一樣的。對于發達國家和某些新興工業化國家是有利的東西,未必對于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有利。但我們同樣不能反過來推論,凡是對前者有利的東西都對後者不利。關鍵取決于各國在一個加速變化的世界如何趨利避害,取決于它們實現國家利益的具體考慮和步驟,取決于它們應對“外生變量”的靈活性和各種能力,以及最終取決于它們改善自身結構、使“內生變量”適合外部條件及適應人類進步總趨勢的努力。歸根到底,總體的國際系統、國家本身的形態和社會內部的生産關系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我們應當以此聯系爲分析的基軸,用一種多維的視角看待國家利益確定和實現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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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史、哲等學科不大一樣,國際關系研究絕少有純粹爲學術而學術的情形,國際政治理論經常要著眼于實踐的需要。以上對國家利益概念的界定,亦是爲了對中國的具體問題加以探討。
  我認爲,今天討論中國的國家利益,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首先要看到,這是一種曆史的進步。回顧一下,在並不遙遠的過去,國家利益範疇是受到嚴厲貶抑的,甚至是不可以隨便談論的。
不止中國如此,這種現象還廣泛存在于所有共産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方面,盡管事實上大家都意識到國家利益的存在,它也確實是國家最高決策考慮的重要因素,但按照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工人階級無祖國”,因此,無産階級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才是社會主義國家之最高利益之所在,各國應當無私地服務于這一最高利益,在考慮本身的國家利益時無論如何要首先服務和服從于最高利益。這正是共産國際與一些國家發生摩擦、並曾對一些共産黨捍衛本國正當權益的做法大加鞭韃的原因。它也部分地解釋了爲什麽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整個蘇聯東歐集團盛行所謂的“有限主權論”。
不難理解,在特殊的氛圍下,爲了避免受到“狹隘民族主義”的攻訐,中國人對國家利益概念采用了某種實用主義的態度:理論上否定、實踐中肯定,或者,抽象地否定、具體地肯定。這種扭曲國家利益的態度與做法沿用了很長時間,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才算放棄。不論這種態度與做法曆史地講有何好處,它沒有推動我們學術理論界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問題作出深入探究和認真回答。
現在談論國家利益,不再是一件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相反,它成爲中國政府尤其是經貿、軍事和外交部門的一項迫切要求,成爲中國的理論工作者的一個嚴肅任務,甚至有時成爲中國傳媒的一種熱門話題。 這是一種值得總結的進步,反映出中國向正常國家的回歸和中國理論界向正常討論的回歸。

然而,必須看到,中國學者對國家利益的研究仍遠遠不夠,可以說還處于“初級階段”:有關中國國家利益分析的理論可以說少而又少,既有理論深度、又有對策價值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除個別作品外,多數研究者沒有仔細區分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政府利益、大衆利益等概念;尚未對國家利益的複雜構造進行梳理和剖析,更談不上對不同的重大國家利益的實現順序取得共識。
反省一下,除開上一段提到的曆史根源外,現實方面也不乏須檢討之處。在改革開放的過去二十年裏,中國人主要關注的是如何擺脫“文革”後期那種彌漫性的經濟貧困與社會危機,求得基本溫飽的實現;從普通人到決策層都沒有可能更多關注中國之外發生的事情,把精力和資源用于與已無關的事務上。但國家利益本質上是一個只能在交往中實現的東西,是一個必須通過國家的外交和國際戰略體現的範疇。
  今天,大概沒有多少外部觀察家會懷疑,未來的中國將是一個負有更大國際責任的國家,是一個將受到國際社會更大注目的國家。過去的二十年,在合適的政策條件和氣氛下,中國人的勤勞與智慧得到充分的發揮,綜合國力得到快速提高。我們不僅保持和發展了毛澤東時代留給中國的偉大遺産,擁有政治上軍事上的某些特殊地位,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大國的特殊資格,在導彈技術和其他一些高技術武器、基因開發技術、外太空開發等領域取得重大的進展,更在經濟、貿易方面有新的影響力,如當代世界少有的巨大新興市場和制造業能力,發展中國家吸收外資的最好記錄等等。

這在和平與發展的年代顯得格外重要。在蘇聯和多數前社會主義國家陷于“解體綜合症”不能自拔的今天,中國人對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信念和做法的堅持及取得的成就,有著深厚曆史根基的中華文明發揚光大的前景,也令外界刮目相待。此外,中國人還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對區域合作、對國際維持和平行動(PKO)、對極地和大洋洋底勘探、對全球氣候變化公約等過去不大看重的問題或領域的興趣。在外部世界相當一部分人看來,當今的國際事務如果不把中國納入進來,就很難獲得理想的解決方案(不管持有這類看法的人出于什麽動機),典型的事例如國際貿易規則的修改和周延、防止核擴散機制的確認和執行、減少地球廢氣排放數量、維護亞太區域的和平與穩定等等。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人自己如何解釋自己的國際位置,如何闡述現在和未來對現有世界秩序的看法,如何展示中國外交和國際戰略的中長期目標,以及――回歸本文的中心命題――如何定義中國的國家利益,都相當引人關注。
  自然,今天討論的中國國家利益,與過去的時代相比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聯系的一面容易看清楚,而區別面則比較模糊。中國始終是一個人口多而礦物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它決定了我們必須在發展社會經濟時始終保持人口的總量控制和注重開發能源節約型的關鍵技術;中國像其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國家一樣,對全球安全狀況尤其是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負有重大責任;中國作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能不對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在世界範圍內擴展企圖予以堅決鬥爭;中國是一個位于亞洲東方的國家,地理方面的諸多因素決定了它勢必把亞太地區作爲外交的基軸等。

這些多半是曆史經驗、尤其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給予充分證明的東西,也是今後很長一段時間不會輕易改變的“定量”。但是,現在與過去國家利益的重要性順序(什麽是最核心的利益、什麽是相對次要的利益)是不大一樣的,實現它們的方式和手段也不盡相同。比如,由于對戰爭與和平前景的看法發生了改變,也因爲事實上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最高決策層從鄧小平起便一直強調,國防建設要服從于經濟建設和國家發展的大局,這與毛澤東時代截然各異,因爲那時中國人考慮的是“革命有理、造反無罪”,領導層也有“早打、大打、打核戰”的思路。

就國防建設而言,中國軍人本身也有一個從過去關心傳統的戰爭形式、因而注重陸軍訓練及裝備,到現在關注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因而更加強調海空軍之作用的調整,其間包含著對全球化時代“藍色國土”新的認知。
再如,過去中國人對西方占主導的戰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基本上采取的是“鏟除”和“推翻”的立場,因此,加入不加入聯合國,承擔不承擔國際義務和享受國際權利,是否被承認爲其他一些國際公約或機構的正式成員,都沒有太大關系;即使加入和得到國際承認,不妥協的立場也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今天情況不同,中國希望獲得當今國際社會各種組織的充分代表權,加入盡可能多的國際機制與協議,獲得一切應有的權利與機會。這中間的“潛臺詞”是,中國承認現有國際制度及條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不謀求廢除這些制度及條約。

當然,這並不等于說我們對現狀完全滿意,對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國際機制沒有批評;相反,中國一直認爲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不公平和合理的,是需要調整和變化的,但不指望“畢其功于一役”,而是期待進行改造或“改良”,以漸進和協商的辦法,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與世界上所有國家一道努力,爭取更加繁榮、穩定與和平的世界格局。
  中國人的態度爲什麽會發生這麽大的變化?有兩方面的原因,它們涉及到前面說過的“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
  從內部原因觀察,過去二十年的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既是中國作爲發展中大國崛起的最重要的條件,也是中國未來更好地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堅實的臺階。如章百家精辟道出的那樣:“縱觀20世紀,中國依靠自身不斷的革命性變化改變著國際政治經濟力量的對比,中國的國際地位也隨之提高。這種影響隨時光流逝方顯其韌性和力度。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運動、1937年開始的全民族抗戰、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和發端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本世紀各曆史時期推動中國自身變化的一系列事件。

加以對比,我們就會發現:哪個事件給中國帶來的變化越大,其對世界的影響也越大;哪個事件的社會內涵越豐富,其對世界的影響也越深刻。中國對自身的改變,是中國改變世界的最佳途徑”。 在他提到的諸事件中,始于70年代後期的改革開放,對于建構世紀之交的中國國家利益,具有關鍵的作用:正是這一事件,啓動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增長,滿足了當今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基本需求,推動中國全國範圍的“四個現代化”邁向更高階段。也正是由于這一過程,使中國人民的思想觀念發生深刻變化,使“改革”和“開放”本身,成爲社會進步和理論深化的一個准繩,乃至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標志。
更深一層次觀察,改革開放過程帶來了社會生産方式和國家政體形態的深刻調整,它們使中國人的國家利益觀有了質的變化。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轉變,由傳統的“革命型政黨”和高度集中的政治動員方式,向新的更加民主的共産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和依法治國方向的轉變,使中國人看到自身進步與世界趨勢的一致。這當然不是指各國間的意識形態、治理方式和社會制度完全一樣,而是說它們的國家利益沿著相同或類似的邏輯産生、發展和變化。全球化使各國不再象從前那樣分割成兩個陣營或兩個市場,而是把它們整合到同樣的信息網絡環境、同樣的市場競爭環境、同樣的貿易和投資規則、同樣的國際法及國際組織系統中。中國越來越脫離不開這個大環境。

改革開放後的今天,中國已不再是舊式的“中央帝國”或遊離于國際社會之外的“孤獨的革命者形象”,而是“今日全球村”裏維護整體和平與穩定、促進共同發展與繁榮的一個重要成員。從我國政府對創新體系的規劃到IT産業的迅速擴展,從尋常百姓家居生活的改善和對更高生活質量的追求,從中國經濟對外貿和外資依存度的上升到人均DGP向新興工業國家的趨近,從政治領導層處理民族間關系的新理念新做法(比如改所謂的“輸血機制”爲新的“造血機制”),到中國社會新的良性分化組合(如沿海與內地關系的變化和城市中各種待崗及就業方式的湧現),從市場與政府互動中形成的複雜的再分配機制,到思想文化領域越來越豐富生動局面,它們中的每一個都産生了對國家利益的新的生氣勃勃的需求,這是改革開放以前那種單調、壓抑的氣氛下無法想象的。
  在新的時期,中國國家利益的實現之最重要的途徑,是靠我們國家自己“去弊除疾”、“強體健身”。對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主要的威脅不是外部某個想要滅亡中國的敵人(不論它是否存在、何時出現、以什麽方式),而是自身的隱患和缺失,是這些隱患和缺失可能誘發的政治失序、經濟停滯、社會動亂、民族沖突、地方分裂主義等危機。列寧說得好:“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

近一時期筆者反複強調,國家安全、國家主權等核心範疇,用新的角度和發展眼光衡量,均不可離開自我反思的過程。安全和主權絕不止是(對外)防範性的概念,更要有(對內)自我改造和提高的內涵。
在當代世界,一些發展中國家所以安全受損害、主權被分割,如多國部隊實行“禁飛區”下的伊拉克,北約在科索沃得手後的南斯拉夫,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制推行“經改方案”時的印尼,除開外部“惡勢力”的圖謀和不利的國際因素外,關鍵在于這些國家內部出了大問題,積澱了深刻而巨大的沖突潛能,形成了外部力量介入的合適氣候。

你很難想象,比如,在民衆缺衣少食、病人缺醫少藥的情況下,伊拉克某些高官還在進口高級減肥器械或修造豪華宮殿;
你很難想象,比如,在種族隔離制度早已遭到世人唾棄的90年代後期,在科索沃人口不占多數的所謂“主體民族”與人口居多卻政治地位低下的“非主體的”少數民族之間,還存在某些種族歧視措施;
你很難想象,比如,一方面是所謂“經濟起飛”的奇迹,是國家總體GDP的令人眩目的增長,另一方面卻是日趨擴大的收入差距和社會矛盾,是上層統治精英忙于收斂財富和貧窮階層苦于不得溫飽(蘇哈托家族甚至得到了“百分之十家族”的綽號,因爲所有經他的子女之手立項或談妥的工程都要克扣這一比例的費用供家族使用),是印尼國內關系的緊張和政客對此的利用--就最後一個判斷舉個簡單的例子:在蘇哈托的長期統治下,印尼華人爲國家創造了大量財富,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政治權利,甚至不允許使用華文及其印刷品;每當出現社會動亂,他們總成爲被打劫對象或“出氣筒”。

對這樣的國家,外部勢力的幹涉總能找到合適的幹涉借口,因爲被幹涉國的既得利益上層,要麽被憤懣的社會大衆所敵視,要麽被麻煩的民族關系所困擾,國家與社會始終處于對立的兩極。“蒼繩不叮無縫的雞蛋”,這一俗語表達了簡明卻常被無視的真理。這些國家所以國家利益受到嚴重傷害,“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此類事例應有警示作用。當然,改革開放後朝氣蓬勃、蒸蒸日上的中國,與這些國家不可相提並論,但它們的深刻教訓仍值得重視和可以借鑒。中國同爲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國家建設、經濟發展、民衆生活改善、民族關系整合、政治民主化推進等艱巨任務,中國的國家利益在所有這些方面都有待進一步推進;雖然性質各異、程度不同,我們國家在整體的迅速發展過程中,在大局順利、大面光明的前提下,也有分裂勢力存在,有腐敗現象蔓延,有地區差距擴大,有社會不公現象。

這些都是制約中國國家利益實現的嚴重障礙,毫不誇大地講,對它們處理得當能加快我們前進的步伐,處理不當則造成麻煩甚至危機。最早的改革開放是在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如政治盲目左傾,經濟缺乏活力,對外嚴重閉塞等等)中推進的,中國的未來亦取決于改革開放能否恰當解決這些新的問題與矛盾。我們在思考國家利益時,必須聯系具體層面的利益,如民族利益、社會利益、政黨利益等等,把它們與總體利益之實現的複雜關系加以梳理綜合;沒有對具體方面的認真研究與處理,空談國家利益不僅于事無補,有時還起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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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長: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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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學通訪台
台灣參與WHA 閻學通建議採新模式【聯合報╱記者汪莉絹09.01.07

北京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長閻學通昨天在台北表示,只要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兩岸可就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討論出雙方可接受的方案,創造兩岸共同參與國際組織的新模式。
曾被美國「外交政策」期刊列為全球「百名公共知識分子」的閻學通,是北京高層重要智囊,因曾預言台海將有一戰,被視為對台鷹派,五次申請赴台遭拒。此次應「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和政大東亞所邀請,終得一償宿願來台訪問。

閻學通昨天就「台灣參加世衛大會」議題表示,根據他對「胡六點」的理解,只要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兩岸可坐下來務實討論解決方案。

他表示,台灣希望成為世衛大會觀察員,最重要的關鍵是能參加其活動。「只要有實質內容,形式問題經雙方討論,以靈活方式達成即可」。

至於台灣參與世衛大會的可能模式,閻學通認為,現行的模式似乎都不適用。他建議,兩岸可探討新的模式。他說,當初兩岸在國際奧會也創造一個新模式,在台灣參與世衛大會的議題上,兩岸也可經由協商,找到雙方都接受的新模式。

日前「胡六點」提出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閰學通認為,北京發出的訊息相當明確。他認為,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建立,完全可行,建立步驟則應由易到難,從訊息交流、互不威脅等消極合作層面,逐步建立雙方互信,再擴展到積極合作。

自馬英九總統提出「外交休兵」後,北京一直沉默以對。閻學通昨天表示,「外交休兵」一詞不適合兩岸實際情況,因兩岸之間因政治對立產生在國際社會上爭奪主權的問題,並非外交較勁的問題。

閻學通的解讀,點出北京不回應「外交休兵」的深層考量。
2009-01-07 08:18:00
阿楨
和平發展白皮書 中共明列6大核心利益【聯合報2011.09.07

中共昨天發布「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清楚界定中國大陸的「六大核心利益」;內容並強調,拒絕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政」。白皮書不但回應世界對中國大陸「國強必霸」的猜疑,也間接承認中國大陸已走在強國的道路上。
中新網報導,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天發表「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強調中共堅決捍衛國家的六項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共憲法確立的政治制度,以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等項。這是中共首次在官方文件明確國家核心利益的範圍。
中共在2005年首度發表「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六年來,中共舉辦了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等重大活動,國際影響力日增;加上經濟實力日強、國防軍費持續增長,參與國際事務增多,都引起世界關注,西方世界並出現「中國威脅論」之說,認為中國未來將走國強必霸的崛起模式。
新版白皮書全文共一萬三千多字,分五個章節,書中詳細闡述中國為什麼要選擇和平發展道路。內容並強調,中共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致力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加強國際軍事交流,反對一切形式恐怖主義。
白皮書還稱,大陸和平發展打破了「國強必霸」的大國崛起傳統模式,是大時代下的必然選擇;中共將根據「四要四不」原則:「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停滯;要對話,不要對抗;要理解,不要隔閡」,發展對外關係。
中通社報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指出,「國際社會一直在問中國,那些利益是核心利益不能碰 」,過去比較模糊的「國家核心利益」,引來外界的追問和猜測。白皮書總結大陸發展道路,目的是減少西方對大陸不斷強大的擔憂。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認為,這是大陸對世界的宣示和承諾;白皮書給全世界一個權威的表述,最重要的是把核心利益明確化,發揮了「增信釋疑」的作用。
2011-09-07 10: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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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否決權全與核心利益有關 ‧知識通訊評論 2012/03/14

凡屬兩個中國、分裂國家、干預內政等案件都在中國反對之列,其意當然是以台灣分裂為主,西藏醞釀分裂為副的考慮。【文/知識通訊評論】
  在聯合國安理會譴責敘利亞案中,中國投了否決票,然後在聯合國大會中又投了反對票,所謂「敘利亞之友」會議時,又拒絕參加,凡此都是與俄羅斯的同一步調,但其意義卻又不相同,俄羅斯在敘利亞有利益存在,而中國沒有。也有人認為儘管如此,若不是俄羅斯帶頭否決的話,中國可能只以棄權了事,因為如此方符合「韜光養晦,絕不帶頭」的鄧小平外交訓語。
  但仔細觀察,卻可看出,中國非堅持不可,因為要符合鄧小平的下一句:「有所作為」,二十年前鄧下的外交訓語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絕不帶頭、有所作為」。現在為什麼要有所做為?這可以分兩部份來說,第一是中國崛起了,與二十年前的境況已大不同,有其作為的力量。第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受到的威脅不減反增,是到了表現作為的時候了。
  所謂核心利益,第一當然是臺灣問題,其次方是西藏及南海等問題,依照鄧小平的邏輯推論,其實臺灣問題如解決,其他問題就不成問題了,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幹部會議上提出「八十年代我們要做的主要三件事」,第一是「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是「台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是「要加緊經濟建設」。如果台灣與大陸統一了,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南海問題都將不成問題。而國際反霸、經濟建設都將會順理成章。
  但是,美國卻又不容中國解決其核心利益,在出售武器予臺灣一事上從未消極,而在南海問題上興風作浪,這便使中美之間的關係,即使不是愈走愈遠,但卻也是跌跌撞撞。
  既然美國不把中國的核心利益放在心上,中國當然會在美國的核心利益上反抗,這就注定了現在及將來中美在國際問題上不會同調。在朝鮮半島問題上,金正日死後,中國對北韓金正恩政權的支持似更為積極,中國並不希望北韓擁有核武,但是既然北韓有了核武,中國只能承認其為有核國,六方會談只不過是政治上的障眼玩意罷了,這與美國堅不承認北韓是有核國的立場其實是對立的。
  在伊朗問題上,儘管美國一再勸說,但中國與伊朗的經濟關係始終未衰,仍是亞洲使用伊朗石油最多的國家,在伊核問題的六國會議中,從不放棄和平解決的立場。如果美國打算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再提出干預伊朗內政的案子,中國肯定不會支持。
  在敘利亞問題上,中國表現的已非常明白,也就是堅守聯合國憲章原則,不干預會員國家的內政。而美國卻到處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中國之表態,所強調的其實就是台灣問題不容國際置喙。
  台灣問題不但在內政上是中國之痛,在外交上也是,試看中國與絕大多數國家領導人會談時,對方必然會發言表示「尊重一個中國的原則」,而中方也必然表示「感謝」。這已使其他國家將台灣問題作為對中方的恩惠,甚至一個很小的國家也會提出這種外交辭令,而中國之所以「感謝」,不外乎希望這些國家在聯合國的外交場合,一旦發生任何問題時,站在中方立場。
  中國於一九七二年取得聯合國席位之後,在安理會表決時,一共只用了八次否決權,而前三次都與台灣問題有直接關係,一九九六年初海地新當選總統邀請中華民國副總統李元簇出席就職典禮,中國在延長聯合國海地特派團問題上威脅否決。一九九七年一月十日否決了安理會關於向危地馬拉派遣聯合國軍事觀察員的決議草案,原因是危地馬拉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以及每年在聯合國總務委員會上連署要求中華民國進入聯合國的提案。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否決了安理會關於同意聯合國駐馬其頓預防性部署部隊延期的決議草案,理由是馬其頓政府在當年一月與中華民國復交。
  其他五項否決,譬如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否決孟加拉入會,理由是孟加拉由於印巴戰爭從巴基斯坦分裂出去而尚未獲得巴基斯坦的承認。這顯然是不同意分裂國家獨立。
  而中俄聯手否決制裁津巴布緯案,中俄聯手否決譴責敘利亞案,都屬於干預會員國家內政問題。
  由此可見,凡屬兩個中國、分裂國家、干預內政等案件都在中國反對之列,其意當然是以台灣分裂為主,西藏醞釀分裂為副的考慮。
  有些評論認為中國似已認定作為在中東地區擁有重大合法利益的大國,它現在應該明槍上陣,不惜與美國進行一場新冷戰對抗,但中國認為冷戰對抗,於自己弊多利少,所以寧可以不合作地外交抵制彰顯自己維護核心利益的決心,仍屬於沈著應付。還沒有真正到達有所作為的程度,仍是小作為而不是大作為。
2012-03-15 12:10:42
阿楨
BBC調查 中國受歡迎度 全球第五贏歐美 2012-05-21 中國時報

 據英國BBC最近公布今年「全球最受歡迎國家調查」顯示,中國受歡迎的升幅最大,成為全球第五位最受歡迎國家,歐盟因政經動盪排名落在中國之後。不過,周邊國家對中國印象明顯滑落,說明中國當前在處理周邊事務所面臨的處境。
 進行該調查的民意公司GlobalScan的負責人庫爾特說,調查範圍涵蓋廿二個國家的二萬四千人,與去年相比,今年對中國持積極看法的比例從四六%升至五○%,為所有受調查國家之最,名列第五,歐盟退居第六。前四名為日本、德國、加拿大與英國;美國排第八。
 庫爾特指出,「歐盟長期被視為政治和經濟穩定的象徵。歐盟陷入危機後,人們把希望轉向中國。」
 調查顯示,中國民調之所以上升主要拜經濟所賜,有超過五一%的受訪人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印象深刻。
 其次,中國廣受歡迎主要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如尼日高達八九%的支持率都投給中國,巴基斯坦和肯亞則分占二、三位。
 除此之外,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歡迎程度也有所提高,如美國對中國持積極看法的比例從去年的三六%升至四二%;澳洲更從去年的四三%增為六一%。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近年大力推展與周邊國家關係,在今年民調中卻明顯滑落,如日本的半數受訪人對中國均持消極態度,對中國有好感的不及一○%;南韓對中國的負面評價上漲十一個百分點;印尼對中國的好感下降十二個百分點﹔俄羅斯民眾對中國好感也跌落六個百分點。
 庫爾特表示,該調查主要從「國家對外政策、傳統文化(包括音樂、藝術和美食等方面)、對國民態度和該國經濟(產品和服務)等四個方向進行考量。」他從調查中發現,「越來越多的國家看到中國的進步,這是個好現象。」
2012-05-22 13: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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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一五”經濟總量超德日 綜合國力大提升

  中新社北京2011年3月1日電(記者 王永志)過去五年,中國經濟還好嗎?國家統計局1日用翔實的數據和分析回答世人之問:國民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在這期間經濟總量超越德國、日本,居世界位次穩步提升。
  經濟總量不斷邁上新臺階。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97983億元,扣除價格因素,比2005年增長69.9%;按平均匯率折算達到58791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快速增加,初步預計,2010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9748元,扣除價格因素,比2005年增長65.7%,年均實際增長10.6%,比“十五”時期年平均增速快1.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
  國家財政實力明顯增強,2010年中國財政收入超過8萬億,達到83080億元,比2005年增長1.6倍,年均增長21.3%;2010年末,中國外匯儲備已達到28473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2.5倍,自2006年超過日本,連續五年穩居世界第一位。
  此外,對外經濟與對外貿易水準提升,開放型經濟邁上新臺階。進出口貿易總額近年來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其中貨物出口額在2009年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一位;貨物進口額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連續18年是發展中國家中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
  “神舟七號”載人航太飛行圓滿成功,嫦娥一號、嫦娥二號衛星成功發射,首臺千萬億次超級電腦系統、第一台深海載人潛水器等重大科技工程成果豐碩,均為中國科技進步的寫照。
  所有這些,都為中國經濟社會長遠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但國家統計局也提醒,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仍存在發展內生動力不足、投資消費出口比例失調、低成本優勢正在減弱、、社會公平問題日益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矛盾和問題。因此,要主動適應環境變化,有效化解各種矛盾,方能達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日本綜合國力緣何高出中國五位?

  中評社香港2011年1月6日電/日本《日本新華僑報》1月5日載文《日本綜合國力緣何高出中國五位》說,中國社科院日前發布《國際形勢黃皮書》,綜合國力評估上,日本居世界第二,中國位居第七。中國國土面積、人口、資源等條件遠比日本優越,趕上日本實屬正常,落後則是失常。許多領域只是總量上趕超日本,卻沒有實現人均占有量上的超過;物質硬件容易超越,制度、環境、教育等軟件建設卻更加漫長,或許這是此次綜合國力評價的價值所在。摘要如下:
  不久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的“2010年世界經濟與國際形勢報告會”上發布了《國際形勢黃皮書》,對包括西方7國和“金磚4國”在內的11個國家的綜合國力進行了分析評估並給出排名。評估的指標體系包括領土與自然資源、人口、經濟、軍事、科技5個直接構成要素以及社會發展、可持續性、安全與國內政治、國際貢獻4個影響要素。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而中國位居第七,低於日本5個身位。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猛,引世人矚目,國內外評價很高,國內生產總值GDP似乎馬上要超過日本成為世界老二,還有所謂“中美共治”之說。但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不完全取決於國內生產總值GDP,還有諸多評價指標,綜合國力顯然就是一項重要評價體系。
  2009年,在韓國實施的評價中,美國(69.15分)和中國(54.73分)分列第一和第二位,似乎形成了中美兩強格局。但是這次排名不具備應有的權威性,與此次中國自己評定的中國綜合國力第七的排名相差很大。由此可見,當中國人處於即將在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的欣喜和興奮之時,綜合國力落後日本5名的現實告訴中國還要付出諸多努力。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8/9/7/10118974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189744
2012-05-22 13: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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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輕言動武說給誰聽防美國在南海碰瓷中國2015-10-20 文/佔豪

  中國與日本有領土領海糾紛,訴諸武力了嗎?中國在南海與周邊多個國家有領土領海糾紛,訴諸武力了嗎?中國與印度有領土糾紛,訴諸武力了嗎?台海兩岸至今未能一統,訴諸武力了嗎?在這個世界上,有領土糾紛的國家很多,處於發展狀態的訴諸武力的極少。為什麼?因為,很多事都歷史形成的,又因為現實因素的存在,已經證明武力並不能解決問題或武力解決成本太高不划算。除了霸權國家外,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武力都一定是最後的解決手段。事實上,真正解決問題往往存在時間、時機問題。所以,在這個世界上絕不是一涉及領土問題就必然會訴諸於武力。
  我們得承認上述現實,然後再去理性分析和看待,才能真的把語境、戰略意圖、目的及輕重緩急給拎清楚,最後才能知道怎麼做是正確的,怎樣做是錯誤的。否則,上來就一腦門子火星,能理清楚才怪。而且,如果決策者都如此情緒化決策,這個國家能好才怪。世界上能有作為的國家,決策精英一定是具有一定的戰略素養,諸如烏克蘭那樣缺少政治家的國家,很容易陷入分裂或戰亂。
  前些天和國防大學教授喬良將軍聊,他分享了他近期的關於什麼是國家核心利益的文章,內容如下::
  一、國家的領土主權是核心利益,但不等於具體的某一塊領土就是核心利益,局部加總不是任何情況下都等於整體。
  二、領土主權不容侵犯和分裂,但不等於一遭侵犯和分裂,都必須馬上回擊或解決,這裡有是否是最佳時機問題。
  以以上三條衡量,什麼是核心利益,什麼是重大利益,什麼是一般利益,應一目了然。
  台灣與大陸分裂60餘年,並不能阻礙中國成為世界第二;釣魚島、黃岩島之爭,同樣也阻礙不了。這說明這些因素,雖然關乎中國的重大國家利益,但都不是影響中國崛起、民族復興的關鍵因素。
  而如果沒有中共這個主心骨(不管她自己承認或別人批評她犯過多少錯誤,她在今天中國崛起進程中的不可替代性,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中國就會重回一盤散沙的局面,民族復興的進程必然中斷。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提出中國的核心利益只有兩條,一是中共在領導國家興起進程中的核心地位不容動搖,二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不能被任何因素所干擾和打斷,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因素,都只能是重大國家利益或一般國家利益,充其量是可能影響核心利益的重大利益。
2015-10-21 08:46:37
圖博館
比如說,台灣宣布獨立,就可能危及國家的生存,這時這一重大利益就將影響國家核心利益,迫使我們必須做出即時反應,並著手解決。但在此前,台灣問題只能是與國家核心利益並行的重大利益因素。
  對以上認識,我之所以要冒險提出,無非就是要讓決策者不要與普通人一樣,分不清國家核心利益與一般利益的區別,犯“王不可怒而興師”的錯誤。因小失大,揀了芝麻丟了西瓜之類的國家級錯誤,古今中外,不乏其例。
  對於上面喬良將軍的看法,在現階段個人很認同(放在其它發展階段或其它國家可能就不同,這一分析是針對當前現實而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但也想做一點補充,即:若因歷史原因已現實存在的領土領海糾紛、國家未能一統等在現狀,在沒有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可以被列入重大利益,但不是核心利益。對於新的領土主權遭到侵略或分裂,那一定是核心利益,必須立刻予以還擊。因為,歷史形成的是已在爭奪過後形成的平衡,這一狀態暫時不會影響發展,也不會影響國家穩定;新的則是沒有爭奪下的變化,是新的趨勢,若不鬥爭爭奪,政權合法性將會受到挑戰,被分裂或被侵略的趨勢就可能由此開始。因此,諸如台獨、港獨、藏獨、疆獨,一旦有實施內容危及到了國家領土完整這樣的核心利益,就必須予以嚴厲打擊,絕不能姑息。當然,在南海如果有國家試圖侵略中國現在駐守的島嶼,那就必須予以武力還擊,否則傷害的必然是國家核心利益。在此補充解釋的基礎上,佔豪非常認可喬良將軍關於中國兩條核心利益的判斷。
  對於個人來說,發洩一下也就完了,但對於國家來說,決策必須基於國家人民的最大利益,必須基於高度理性,決不能個人感情用事,這是國家決策的基本底線原則。歷史上,因為國家核心決策者怒而興師的,最終無不帶來潰敗的結果。歷史上最耳熟能詳的例子就是劉備,因關羽被殺怒而興師東吳,結果大家都知道,劉備不但潰敗,自己也丟了性命。若非後來諸葛孔明定下以攻為守的國家戰略,多次北伐,恐怕蜀國早已不存。但哪怕如此,無論諸葛孔明再努力,由於劉備的那次戰略失誤,蜀國永無可能再問鼎中原。也正是基於此,劉備才趕緊稱帝以確立地位,避免蜀國更早地分崩離析。當然,對於其恢復漢室這一戰略來說,因其敗已再無機會。
  既然是那句話引發了一些誤解,那麼我們再針對這句話的語境和發聲的平台去觀察應該會更理性客觀。這句話說話的平台是第六屆香山論壇,圍繞的主題是“亞太安全合作:現實與願景”。
2015-10-21 08: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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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平台上,我們要做的是什麼?當然是緩和局勢,減少國際誤解以降低中國周邊對中國的誤判。同時,通過升級這樣的論壇,對沖香格里拉安全峰會的影響,避免南海被美國牽著鼻子走。這樣的論壇,很顯然其作用能起到降溫中國周邊局勢特別是降溫南海局勢的作用。
  美國現在在做什麼?不惜親自光膀子上陣到南海“碰瓷”中國,目的無非是想激化中國周邊局勢。這種時候,在中國試圖努力改善周邊關係的時候,中國領導人難道不是去安撫大家而是去丟狠話嗎?顯然不是。這種時候,是應該安撫,是應該讓相關國家更加相信中國不走霸權之路,是願意和中國一起推動“一帶一路”戰略,走和平發展共同繁榮之路。如今,這句話如果被單獨拎出來,那聽起來一定不那麼中聽,但如果把前後文看看,充分考慮這個平台的意義以及當前國際形勢,這句話表述上或許並不那麼完美,但並沒什麼大的問題。如果單看這一句話然後就冒火,那一定是上了編輯的當。這就像習大大在軍隊裡說準備打仗、打勝仗,但在國際場合一定不可能說這些話。說話,一定有其語境和對象,不考慮語境和對象去看一些話一定會產生誤解。
  那麼,我們現實又在做什麼呢?南海在修建島嶼,而且修了很多、規模很大。雖說中國是在自己領土領海施工無可厚非,但不引起周邊國家擔心和誤解也是不可能的。怎麼辦?一邊行動上不受干擾,堅決按計劃推進實施;另一邊就得對周邊國家進行安撫,避免被域外國家利用有針對中國的可乘之機。這樣,國際熱點才會盡量不在中國周邊,中國在國際博弈中也就能更加游刃有餘。想想普京在中東和美國的對壘,恰是中國梳理國內和周邊關係的時機,包括對日關係都在梳理,又何況南海呢?
  當然,這種梳理並不是軟弱或退讓,而是盡量緩和局勢的情況下以利於自己實施自己的措施。譬如,南海周邊國家只要被安撫,美國就得自己赤膊上陣,赤膊上陣中國和美國單挑,中國不但能將美國挑敗還能藉機在南海島嶼上修建“自衛”的軍事設施,這一舉多得的事在等著為啥不干?丟幾句狠話重要還是在現實中乾事重要?當然,在幹這種事的時候,最好還是周邊國家各有各的想法,別都因為擔心中國而抱團針對中國,那會引來太多國際關注,對中國實施自己的戰略措施會很不利。
2015-10-21 08: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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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現實中在南海執法的中國執法船越來越強硬了,譬如菲律賓的漁民很多地方都已經不能去了,剛剛前兩天外交部在答問時有記者問中國執法船是不是把越南漁船給撞沉了,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答的意思是我不太清楚,但如果撞沉了那也是我們正常合理執法所擁有的應有權力。
  中國在實際行動上一邊在加速建設島嶼,另一邊執法越來越嚴、越來越強硬,在緩和關係、推行中國政治理念的國際論壇上,領導人在政治語言上還要丟“狠話”那是政治家該干的事嗎?
  對當前的中國來說,借俄羅斯出兵中東將中東攪和得底朝天,國際社會普遍降低對中國周邊局勢關注的情況下,中國盡快理順周邊和國內,然後加速推動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才是明智選擇。如此,當那邊的熱點差不多過去了,中國這邊也都進一步理順了。大勢一旦形成,誰想攔也攔不住。中國這麼做,才是符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際措施。
  當然,也希望我們相關層面在考慮問題時國際國內一盤棋,有些言論盡量避免國內輿論誤解,畢竟輿論本身就是政治,我們不應該給任何試圖推動良性民族主義向惡性民粹主義以口實和機會。這對中國當前的網絡輿論來說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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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
看到這樣得標題心裡就冒火
國家主權,沒有討價還價,唯有戰爭解決
再帶上城管,拆遷大隊吧
結果一定是嚴正交涉,強烈抗議,不了了之。
沒有擔當且弱智的防長,這將招來更多的敵人
中國就毀在那個姓范的這類怕死鬼的手裡!
習草包
懷念毛主席。
這個版塊有國家安全部門監管,你小心點!
要想讓人民必嘴,就剷除國內的腐敗官員,真心的為人民服務。
 美狗真多呀,看似為國請戰實則攻擊政府,那怕唐漢最強時也不是有衝突就刀兵相見,能談得就談不能談的先謀後兵。請問那些憤青噴子,有完整仔細得看完這篇文章麼?不要就知道謾罵,煽動民族情緒,吼兩句狠話並不是愛國。無數默默奉獻的中國人都在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應該感謝他們。
 很多人是不看內容的。整天面目猙獰,讓周圍人都怕你,是長久不了的。
http://mil.news.sina.com.cn/2015-10-20/1604841672.html
2015-10-21 08: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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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學通:中國崛起戰略和國家環境變化趨勢2016-04-26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相對衰落,美國對於國際政治秩序的主導能力相對下降,而中國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和綜合能力的快速提升,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力大大增強。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教授的新書《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提出了道義現實主義理論,闡述了崛起國何以成功和霸權國何以衰落。2016年3月25日晚,閻學通教授在北大作了題為“中國崛起戰略和國家環境變化趨勢”的講座。
   非常高興今天晚上有機會能夠跟北大同學一起討論中國崛起面臨的國際環境。我在《世界權力的轉移》這本書裡講的和西方學者對於世界權力轉移的認識不太一樣。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一書分析了為什麼世界帝國都會走向衰敗,得出的結論非常簡單——帝國的過度擴張。大國衰落的原因是它的過度擴張。現在大家用的典型例子是小布什,認為當時小布什搞過度擴張導緻美國的相對衰落。肯尼迪的理論能解釋所有歷史上帝國擴張的失敗;但有一個問題解釋不了:誰能取代?現在絕大多數國際關係的理論都在解釋帝國為什麼能持續和帝國為什麼衰敗,但沒有解釋哪個國家有希望崛起並取代這個帝國。
   中國學者最早研究的是“崛起的困境”,即一國從原來不是主導國變成主導國的過程中面臨哪些困難。我們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哪個國家能崛起取代現行的世界主導國?為什麼歷史上都是這樣:後面比前面強,一個一個取代?哪個國家能取代,為什麼能取代?所有的崛起國一定從實力或綜合實力上比現行的主導國實力弱,要不怎麼能叫崛起?崛起是從弱到強的過程。為什麼在物質、政治、經濟、文化力量上都不如主導國的情況下,能發展取代對方?它靠的是什麼?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困惑。
   從美國來講,不管是在軍事上、經濟上,還是科技發展和製度上,都比中國強。但為什麼中美之間的差距卻在縮小?從學術角度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困惑。我這本書就是在回答這個問題。這個主意不是我想出來的,而是藉鑑中國古代思想(主要藉鑑的是荀子的思想),最典型的是管子的一句話:“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國家實力很強大,但如果政治領導是弱的,就會把這個國家引導到走向衰敗;國家不強大,如果有強大的領導,就會使弱國變成大國。為什麼政治領導力強,這個國家就能強大?裡面的機制是什麼?
2016-05-24 07: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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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格局的變化由政治領導決定
   國際社會的體係由三要素構成:行為體、國際格局、國際規範。這裡面兩個變化跟政治領導相關:一個是國際規範,換了一個領導,這個領導制定了新的國際規範,新的國際規範出來後取代舊的國際規範。
   第二個變化是國際格局的變化。國際格局是指實力對比,幾個大國到底誰強誰弱。國際格局為什麼會發生變化?因為有的國家發展快,有的國家發展慢。那麼,為什麼有的國家發展快、有的國家發展慢?有人說,列寧早就回答了,是實力不均衡發展的規律決定的。比如一起上課,有的人進步快,有的人進步慢,這是自然規律,當然有的國家發展快,有的國家發展慢。自然規律由什麼支配?班上有人學習進步快,有人進步慢,進步快靠什麼?有的人智商高,有的人智商低,同一起跑點,結果不一樣。考慮另外的因素:智商高的人不好好學,就會出現“龜兔賽跑”。所以,有兩個因素:智商高、努力。智商高又努力,就強大了;智商高卻不努力,就衰落了,或者智商低但是努力,差距照樣拉開。這就出現了實力的相對性。不是你自己進步多快的問題,而是你跟別人比,你比別人進步快多少的問題。進步快與慢沒有絕對性,是相對的。國家也一樣。
   2008年全世界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出現相對衰落,中國崛起速度加快,這裡面存在著一個問題:是什麼導致的?——兩個國家提供的領導不一樣。領導是什麼?領導進行的改革不一樣。應該說,奧巴馬非常想改革,但是奧巴馬的政策能夠真正落實下來的改革部分並不多,領導能力被認為比較弱。在美國,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到奧巴馬,在美國人心目中,這三個人哪個領導班子領導能力強?——克林頓。克林頓時期,美國拉大了和所有國家的差距,包括和中國。克林頓把負債累累的美國變成有兩千億財政盈餘的國家。克林頓能把握住軍隊:先到了索馬里,但看形勢不好就能馬上撤出來,敢進去能出來;小布什是敢進去撤不出來;奧巴馬是進也進不去,撤也撤不出來。這就是能力,最高領導人有能力,但最高領導人一個人不行,它是由一個班子決定的,是一個集體領導。
   大家特別欽佩唐太宗創造的“貞觀之治”,《貞觀政要》裡面體現了李世民高度依賴他的領導集體,不是自己一個人獨斷專行。《貞觀政要》記載了他執政23年的語錄,在23年執政中,前18年44次公開承認錯誤,其中有4次是所謂的“罪己詔”。如果說在古代社會,一個領導的能力決定了國家的強盛,在現代社會同樣如此。
2016-05-24 07: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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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為什麼我國政府強調黨的領導重要性的原因。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取得的成就。但這件事分兩面說:成就是領導的,問題也是領導的。科學的態度是一個理論兩面都能解釋。
   我的理論不但能解釋一個國家為什麼能強大,同時能解釋為什麼霸權會衰落。崛起國能夠以弱勝強,取代現行的大國,是靠這個國家的領導能力很強,政府不斷地改革。我理解,領導能力是改革能力,“改革”是一個正面詞,使國家往壞的方面變是倒退,往正確方向發展是改革。如果改革多,落實好,那麼這個國家的強大會很快。反過來,如果一個國家不改革,就會停滯不前。比如日本,冷戰結束後,日本長期出現零增長,日本抱怨是因為美國1988年制定《廣場協議》,逼著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受到壓制,從而導致日本的經濟衰落。後來美國對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很多好心的日本學者提醒中我們一定要小心,美國當初就是拿這招對付日本,讓日本20年不發展。但想一想,1988年《廣場協議》讓日本20年經濟零增長,美國說,如果這個協議對你產生負面作用,你可以改變它,為什麼自己不改革?所以多數美國的經濟學家認為是日本不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我不是搞經濟的,難以對日本經濟為什麼長期停滯不前做出解釋,但政治上的解釋是日本沒有進行改革。我們國家也一樣,改革往正確方向走,就會進步;不改革,就會停滯不前;如果我們倒退,就會走向衰敗。
   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是不可能的,崛起只能是個別。世界上能崛起的國家不會超過5個,還得是大國。要想實現中國的崛起​​,必須得有強有力的領導,這個領導得不斷地進行改革,不斷地糾錯,不斷地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這是什麼?是鄧小平講的“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及時發現錯誤及時糾正。
   國際規範會否變化?這一點我不敢說,因為國際規範的變化也是靠領導。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領導國內部領導的類型發生變化。比如美國,克林頓時期支持軍控,強化軍控政策,使軍控領域不斷達成新的協議。小布什上台後反對軍控,軍控領域裡的國際規範形不成,很多規範也不實行。小布什時期還退出了《反導條約》,這是美國原來講的維持世界和平的基石。小布什上台後還和印度進行核合作,違反了《防止核擴散條約》。在一個國家裡,領導改變後會影響國際規範的執行,使得推行的規範就會發展,不執行的規範會弱化,因為它是最強大的國家。
2016-05-24 07: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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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是國家的改變,換新的領導國,新領導國跟上一任領導國不一樣,新的領導國會推行新的國際規範。典型的例子是二戰後美國和蘇聯提供的以聯合國為基礎的主權平等規範,這雖然是霸權規範,但好於之前的先佔原則、吞併原則,有進步。其實,國際規範的變化不一定永遠是進步的,有可能是循環的。
   二、當前世界權力轉移和中國面臨的挑戰
   今天中國的崛起​​,非常明顯一定會帶來國際格局的變化,即冷戰後美國一超獨大的格局一定會有變化。但往哪兒變?有人說會向多極化方向發展。我認為不是。多極化是指在不遠的將來至少有兩個國家跟美國的實力相似,或者在一個等級上。現在除了中國之外,看不到第二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可能縮小跟美國的差距。美國GDP現在是18萬億,中國是11萬億,中國是美國的60%。再下來是日本,5萬億,相當於美國的1/3不到。德國4萬億,相當於美國的1/4不到。其他的更少。有人說印度,印度2萬億,是美國的1/8.5。除中國之外,這些國家跟美國差距都是逐漸拉大的。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可能是多極化?有人說歐盟,歐盟是國際組織,拿歐盟的GDP跟美國比,沒有意義,因為它沒有國家的功能。
   這次變化不僅是國際格局從一極向兩極發展,而且世界的中心會從歐洲向東亞轉移。過去世界主導國的地位在轉變,但沒有改變地理位置。譬如,英國取代法國,但仍然在歐洲;俄羅斯取代英國,也仍然在歐洲。二戰後,北美的美國加入,仍然是歐洲為中心,因為美國說它是跨大西洋的國家。今天有人說亞太在崛起,這沒有道理。美國既是太平洋國家也是大西洋國家,算哪頭都行,地理位置不變,實力不變,就是一個常量,常量不決定變化。變量是什麼?變量是東亞地區的總體實力一點點超過歐盟。那麼,超多少?現在整個歐盟加起來跟美國差不多,17萬億或18萬億。中國是11萬億,日本是5萬億,加上韓國1萬多億,這三個國家就17萬億,也就是說這三個國家加在一起,基本跟歐盟差不多,還有東南亞、台灣和香港。東盟差不多相當於俄羅斯,比俄羅斯多一點。西歐加上俄羅斯,跟現在的東亞地區差不多。東亞的發展速度明顯比歐洲快,俄羅斯今年是負增長,明年還是負增長。這意味著東亞整體實力超過歐洲整體實力,大洲對大洲的對比要發生變化。世界中心的重要標誌是什麼?——召開國際會議多。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國際會議在東亞地區召開。這次中國的崛起​​不僅將改變國際格局,還會改變世界中心的地理位置。
2016-05-24 08: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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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變化,我們簡單歸結為中國領導人強於其他國家,那麼中國是否就應該放心了?我跟大家說:崛起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沒有人保證你一定能成功,失敗的可能性非常大。歷史上很多大國跟世界超級大國、世界領導國擦肩而過,半路夭折是多數,只有少數國家運氣極好。對於中國來說,好的方面是向兩極化發展,因為中國恰巧是兩極中的一極,這是我們的優勢。也就是說,中國跟美國的實力差距在縮小,有超過美國的可能性,當然我不是說一定能,但別的國家連可能性都沒有。在這個意義上,這是對中國最好的一點。
   第二點,在轉變過程中,不僅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跟美國的差距在縮小,軍事力量也已經開始和美國縮小差距。我舉個具體的例子,美國的國防開支今年是5000多億,中國是1500億。世界上國防開支超過1000億的國家就是中國和美國,而且中國和美國的差距是縮小的趨勢。俄羅斯國防開支是負增長。日本軍費在增長,但現在加在一起是500多億,不僅物質力量的差距在縮小,而且由於中國崛起速度比較快,人們的觀念也在發生變化。中國是一個被認為哪兒都不對、哪兒都不行的國家:科技不行,盡是山寨,沒有原創,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沒有幾個,還沒有印度多……但面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人們會問:中國發展模式沒有一點可取之處嗎?如果沒有,怎麼能發展得快,怎麼能縮小和美國的差距?於是西方社會有名的人開始反思,布萊爾發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死了嗎?》。民主制度這麼好,怎麼就不能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擺脫出來?中國被認為是不符合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卻是擺脫金融危機最快的,為什麼?福山則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冷戰結束說歷史終結,民主勝利了,西方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二十多年以後,寫了《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說美國政治制度不好,導緻美國的衰敗。到底美國製度使美國成為世界霸主還是美國製度導緻美國失敗?他的兩個觀點我都不同意,我既不認為美國的製度能讓美國的霸主地位永遠維持下去,也反對美國製度對美國崛起沒有作用的說法。美國製度對美國崛起有作用,只不過由於太成功,不願意改革,不適合現在這個時代。所以,沒有一個制度是永遠正確的。時代、技術、人的觀念、社會、生活水平等都在變,制度如果不變,不落後是不可能的。我們中國有一個詞叫“與時俱​​進”,最高明的戰略是與時俱進的戰略。
   三中國的崛起​​趨勢
   中國現在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是什麼?機遇是面臨兩極化趨勢,發展速度比別人快。
2016-05-24 08: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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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非常大,內外都有。在崛起過程中,我們面臨最大的國內挑戰是極“左”思潮。從1949年到現在,左傾、右傾對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強大、中國的進步都有影響,但極“左”的負面影響是最大的,沒有任何一種思想對中國發展、進步和強大產生的負面作用超過極“左”思潮。嚴防極“左”思潮是保證國內不出現顛覆性的危機,不使整個民族崛起、民族復興出現顛覆性的後退。
   國際上是中國面臨的崛起困境。崛起困境是什麼?隨著實力增大,國際社會對中國不滿的國家會增加。如何處理隨著中國實力增長對中國不滿意的國家增加這個問題?如果194個聯合國會員裡,除了中國之外,193個國家都反對,那麼我們的民族復興肯定是很難的。有人問:“為什麼崛起別人會不喜歡?”先不說我們,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崛起是別人喜歡的嗎?沒有。崛起過程中,別人一定不希望你強大。那麼,為什麼有的國家能讓別人希望自己強大?你的強大可以給他帶來好處,不給他帶來好處,他一定是反對的。
   中國古代長期以來都在討論“王霸之爭”,王道和霸道的爭論是用什麼辦法讓其他國家願意臣服。“王道”是說以仁義對待它們,讓它們願意臣服。“霸道”是說用武力壓服它們,讓它們臣服。我推崇的是“王道”思想,用這種方法的好處是可以持續。“霸道”的方法可以建立以你為中心的秩序,但難以持續。
   古代的“王霸之爭”到今天依然在繼續,即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外政策。下面具體講講“不結盟”。很多人說結盟是冷戰思維,其實不結盟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冷戰思維,不結盟運動是在冷戰時期形成的。1956年,埃及總統納賽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和印度總理尼赫魯在會談中提出了不結盟的主張。1961年第一次不結盟首腦會議,25個國家參加。結盟不是冷戰思維,自古以來人類就結盟,春秋時期的諸侯都搞結盟,“合縱連橫”就是。不結盟的核心是什麼?不結盟的核心是不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這就是為什麼不結盟的都是中小國家、弱國;超級大國是沒有搞不結盟的。兩極化的情況下,如何體現中國對外政策是一種王道思想、仁義思想?我們現在正在做的是,告訴所有國家:“我們越來越強大,但放心,我們絕不會保護你們的安全。”這仁義嗎?講道義嗎?不講道義。美國結盟了卻不遵守盟約是不道義的行為;可我們連結盟都不敢,是連道義的思想都沒有。
2016-05-24 08: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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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面臨的很大問題是如何應對崛起困境的問題,這不僅是一個具體的措施問題,而且是政治觀念的問題,用什麼辦法來破解隨著自己的強大形成的越來越強大的國際壓力。
   最後說說中國崛起的趨勢。中國崛起的趨勢會怎樣?中國崛起目前遇到一點挫折、出現一點冷風,這是進步中遇到的困難,在所難免。但眼前的困難不意味著我們就開始走下坡路,是線性的,就沒有回升的可能了。極“左”思潮在國內受到一定的遏制,意味著社會有一定的糾偏能力,這個糾偏能力使政府能夠不斷地調整政策,在正確的方向上改革。現在提“萬眾創新”,創新就是要改革。第二個決定我們繼續前行的因素是開放。中國這個國家的文化決定了,只要開放,這個國家就能發展。開放是我們國家走向強大的必要條件之一,封閉的話,國家就會走向衰落。改革開放兩個基本條件同時具備,就會有加快崛起的速度。我們國家的文化是海綿文化,是一種可以吸收所有外部的東西而不改變自己的文化。但是,通過吸收,會使自己的質量有所不同。“中庸”體現的是拿來主義,需要什麼學什麼,還有清朝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及現在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堅持這樣的原則,再加上改革開放,崛起就會比較快。
   再是文化的理由,中國學習能力非常強。過了這個階段就是創新,創新需要國家來提倡,國家就是要解決社會不能解決的問題。創新能力弱,國家更應該加大對創新的扶持,提供創新的條件。我們進行開放,就有學習的機會,自己通過改革加大創新的能力,就能實現民族復興。
2016-05-24 08: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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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說硬的東西還不行​​,還得有觀念。什麼觀念?用什麼原則指導我們的外交政策?28個字的核心價值觀肯定不能用於外交政策。外交政策靠什麼?靠王道思想。中國傳統王道思想是公平、正義、文明。公平、正義、文明在現代意義上來講不排斥平等、民主、自由,但它在民主、平等、自由的基礎上要上升一個更高的層次。什麼叫作平等?上車,誰先上車誰有座。什麼叫公平?所有人上車後要給老弱婦孺讓座,這是公平。實行王道政策,就得公平,而不是天天強調平等。大國跟小國不能講平等,講平等,它們會害怕,因為實力有差距。王道強調公平。思想觀念上,我們要藉鑑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領導人也提出應該從中國古代思想中汲取那些有益的、進步的治國理念,如此制定我們的對外政策,促進民族復興早日實現。
   最後總結一句話,跟《世界權力的轉移》這本書相關,這本書的思想核心是中國古代的國家間政治思想,即王道思想,形式是藉鑑了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科學方法,用這些科學方法對古代思想裡機制性的東西加以分析,明君賢相,國家能強大的簡單道理,把中間的機制是什麼說清楚。在這個意義上,也是堅持了“拿來主義”原則,借鑒已有的科學研究方法,結合中國古代思想,創建一個新的世界權力中心轉移的理論。
   以上內容根據閻學通教授講座的文字記錄整理而成。
2016-05-24 08: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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