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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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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稱溫三農的溫鐵軍之《三農問題》(北京:三聯書店,2005),寫的不怎樣嗎?莫非人紅而已(綵訪後貼)?

看下目錄是雜了些,溫三農的觀點可看後貼<解構溫鐵軍的“三農”問題研究>:
綜上所述,溫氏關于“三農”問題言說的思想動機和邏輯思路是十分清楚的:他從自然稟賦論的觀點出發,將人地關系矛盾、城鄉二元格局和經濟全球化看作造成中國“三農”的根本原因,其目的顯然在于強調客觀條件的決定性影響,從而淡化社會體制問題的考量;他不厭其煩地反複強調西方經驗和市場經濟模式的種種弊害,其目的顯然在于以特殊國情論爲借口,反對進一步改革開放;他提出“去意識形態化”的口號,主張“只談問題、不談主義”,其目的顯然在于挾“政治正確”的威勢打壓不同學術觀點,以一種曲折隱諱的方式維護他所認同的意識形態。

太政治化了吧!還是來看一般的三農問題之條目和論文(後貼)

《三農問題》目錄:

一、三農問題:非不能也,而不爲也

三農問題:非不能也,而不爲也——溫鐵軍博士答記者問
“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
農村基層經濟組織與相關制度建設
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矛盾
“市場失靈+政府失靈”——雙重困境下的“三農”問題
緩解“三農問題”的五項政策
近期農民增收的兩個途徑

二、農村:真問題是什麽?

農村基本制度20年變遷的分析
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是就業問題——2000年上半年農村形勢分析
農村的真問題是什麽
市場化改革與小農經濟的矛盾
農業與國民經濟的累積矛盾——兼談當前深化農村改革的主要措施
貴州扶貧體制改革中幾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三、耕地:爲什麽不能私有?

土地的“福利化”趨勢與相關制度安排
交易成本與制度安排——關于農地制度創新的思考
公司與農戶的産權沖突——“鬥南事件”案例分析

四、糧食:是問題,但不是糧食的問題

糧食是問題,但不是糧食的問題
中國的糧食與人口之間的結構關系
中國50年來糧食供求的6次“波動”
中國入世對“三農”問題的挑戰
WTO原則對我國農業的影響

五、金融與稅費:我們付得起現代制度的交易費用嗎?
六、縣域經濟:發展要點是資源資本化和發育資本市場
七、鄉鎮企業:負債經營何去何從?
八、城鎮化:打掉小城鎮的大門檻

個人簡曆:  

  溫鐵軍,男,漢族,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科研處長,學術委員會委員。政府特殊津貼專家。1979-83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本科學習期滿,獲法學士學位。
  1987年公派赴美國密執安大學社會調查研究所(ISR)和世界銀行進修,獲抽樣調查專業結業證書。1991年,自費公派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並到康奈爾大學和南加州大學講學交流,其間參加密執安大學夏季學院量化分析培訓,獲ICPSR(國際社科聯)頒發的統計分析專業結業證書。
  1995-99年,在中國農業大學研究生院和經管學院在職攻讀碩士、博士學位,1996年7月-97年2月通過碩士研究生必修課考試和教委外語統考後轉修博士課程,1998年7月修滿學分通過各科考試獲得博士論文答辯資格。
  1983年畢業分配到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調入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絡室從事農村調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正式組建後調入,1988年任監測處副處長,1993年任調研處長,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試驗區辦公室機構變動,調任農研中心科研處長,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宏網首席經濟學家,《中國改革》《改革內參》雜志社社長兼總編
主要研究課題與成果包括:國情與增長、農村産權問題、鄉鎮企業與小城鎮發展、農村政治體制與稅費改革、農業的穩定性等問題。曾經獲國務院農研中心、國家體改委、國家科委等中央五單位聯合頒發的“農村改革十周年優秀論文獎”、農業部農研中心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等多項獎勵,1998年獲國務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證書。
主要著作:《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解構現代化》、《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我們到底要什麽》、《認識與實踐的對話》
其他資料:新浪財經溫鐵軍主頁
http://finance.sina.com.cn/scholar/wentiejun/index.html http://www.blogchina.com/new/member/_%CE%C2%CC%FA%BE%FC

坐在田間的“溫三農”——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研究“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

  他獨到的視角、新穎的見解、深刻的思想以及充盈在字裏行間的憂國憂民之情,讓不少中國人牢牢記住了一個叫“溫鐵軍”的經濟學家。
  孫中山和毛澤東都說過: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

農民是第一位的

  無論在工作還是生活中,溫鐵軍都是一個低調的人。但談到“三農”問題時,這個低調的知識分子卻言辭犀利,不斷爲農民的處境大聲疾呼。
  溫鐵軍強調“三農”問題不是“農業、農村、農民”,而是應該將順序調換過來,即“農民、農村、農業”問題。“農民在‘三農’問題中是第一位的”,農業問題只是派生的。他說:“這並不是我個人的獨創。‘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是20世紀中國兩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和毛澤東都說過的,是他們最先發現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中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衆所周知,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我今天這樣講的時候,只不過增加了一點解釋:20世紀的農民問題是土地問題,21世紀的農民問題主要是就業問題。這是我個人在基層調查研究、向農民學習的體會。”
  溫鐵軍可能最早在1985年左右提出“三農”問題的研究思路。迄今,“三農”問題已經寫入了黨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足以說明其影響力和洞察力。采訪中,他不斷地變換著手勢,分析道:“按照國家統計公布的數據,現在農村勞動年齡人口是5個億。在這個正式公布的勞動年齡人口基礎之上,恐怕還得加個30%——因爲還有半勞動力,這麽算下來,農村的勞動力就有6個多億。我們的農業按照現在的生産力條件大概需要1.5億的勞動力,也就是說,還有將近5個億的剩余勞動力。這怎麽不是就業問題呢?”溫鐵軍認爲,無論上什麽項目,只要能夠帶動就業,那就是好的項目。另外,應該爲農民安排必要的保障。
  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很大程度上要靠農村外部條件的改善,要讓農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發展的新空間。
  
功夫在農外

  “中國其實沒有純粹意義上的農業的經濟科學,沒有單純的農業問題,農業經濟科學的一般理論解決不了中國現在的複雜的‘三農’問題。”溫鐵軍認爲,對我國的“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要是兩個:一是基本國情矛盾即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二是體制矛盾即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溫鐵軍強調指出:從根本上講,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是我國農業不發達、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由于人地關系高度緊張,耕地承擔的對農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遠遠大于耕地的生産功能。
  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這個內在的基本矛盾制約下,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很大程度上要靠農村外部條件的改善,要讓農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發展的新空間。溫鐵軍說:“1978年的時候,小城鎮的總量才2000多個,現在已經超過2萬個。它的發展速度非常之快,這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以前我們分割兩元機構的社會,進大城市非常之難,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旦大包幹實現以後,首先就要解放農村勞動力。農村勞動力要就業,發展鄉鎮企業要形成規模,便都落腳到了小城鎮。小康城鎮在小城鎮的實現,相對來講,它就既能夠使農民群衆基本上享受到小康社會應該享受到的現代生活,又同時使它維持了自己傳統鄉土社會的這些基本的文化特征。”溫鐵軍直言,破解“三農”難題,功夫在農外。
  “我們中國不是一個農業大國,我們是個農民大國。”經曆改革開放30年的飛速發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今天已成爲現實。然而,作爲一個整體的農民,這個特殊群體仍然相對貧困。解決“三農”問題既要在“三農”之外下工夫,也要在“三農”之內找出路。溫鐵軍坦陳:有些問題,如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推進農業産業化經營等,則需要“農內”與“農外”功夫雙管齊下方能奏效。
  “我不再是一個傳統的讀書人出身的小知識分子,至少,我懂得了農民,懂得了士兵、工人。”
  
尊重農民的情感

  初中沒有畢業,溫鐵軍就趕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的時候,溫鐵軍才十六七歲,被安排到山西汾陽插隊。有一次,他帶隊進山搞副業,“想給大家搞點活錢,因爲窮嘛。結果人還沒有出發,那邊的批鬥會已經准備好了,批鬥我走資本主義道路。批鬥會正在進行的時候,當地的大隊幹部覺得那樣不合適,就把我給保了。從那以後我就完全跟當地的農民們在一起了”。
  之後溫鐵軍又參軍,當工人,“我就這樣在社會的底層滾爬,滾出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個傳統的讀書人出身的小知識分子,至少,我懂得了農民,懂得了士兵、工人。”11年的工農兵經曆形成了溫鐵軍從農村基層出發看問題的角度,和關注農民的感情。
  1979年溫鐵軍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的是新聞,卻最終選擇了研究“三農”問題。也許是新聞專業的熏陶,溫鐵軍一向注重社會調查,注重“用事實說話”。畢業後不久,1985年他發起並組織了首批記者團,駕摩托車沿黃河考察8省40多個市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至今,溫鐵軍難忘自己的兩位恩師在學術上給自己的影響,一位是自己的博士導師杜潤生;一位是著名經
  濟學家吳敬璉。“上世紀80年代,我在杜潤生老先生門下做農村調研。我私下有一個想法,不圖別的,就圖跟他學,圖給他當一名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彙報什麽問題,你可以推門而進,不用通過什麽秘書彙報什麽的。但是,他所問的東西,第一個涉及到你這次調查有沒有到村到戶,迫使你想跟他談問題之前,一定要把基層弄清楚。他問你的問題會一個接一個地問,深入地問,問你調查情況。”溫鐵軍慶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導師,一生受之無盡。“其次,杜老先生能博采衆長,多方面的意見他都能聽。除聽老同志的意見外,還特別注重聽取年輕同志的意見,在各種政策討論的場合總是不忘給在基層調研回來的年輕人交流的機會。”
  說到對“溫三農”這個綽號的觀點,溫鐵軍說:“其實,‘三農’是千千萬萬從事農村調研工作者的總結,不是我的獨創。說到我的農村情結,只不過是我們這代人與共和國一同成長,這代人責任感比較強,沒有什麽特殊的感情,只是認真地執行上級安排的任務。”說完,溫鐵軍感歎自己“得之于認真,失之于認真”。這種複雜的心理,一般人或許難以理會,但身爲局內人的溫鐵軍自有一番品味。
  正是穿著大褲衩、騎著自行車,寂寞地穿行在鄉間小路上的多年農村調研經曆,給了他今天縱論“三農”問題深厚的底蘊和自信。

他坐在田間

  2004年,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曾在一個頒獎典禮上說:“中國的農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覺得,9億農民就像希臘神廟裏的柱子,他們托起了大廈。農民很多,但是真正關注農民的人不是很多,替農民說話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溫鐵軍就是中國農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溫鐵軍厚重中透出幾分“靦腆”,很誠摯地表白:“我只不過是做了一點調查而已。”
  爲文不說民瘼苦,再作詩書也枉然。這些年來,咬准“三農”問題的溫鐵軍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農村,細心地調查,認真地研究,然後把第一手材料寫成文章。我們只要看一看他文章的題目,就知道他的研究成果爲什麽會令高層領導和國外學者這麽關注。他寫了《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認識誤區》、《當“三農”遭遇WTO》、《半個世紀農村制度的變遷》……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裏的“研究員”成果多多。這些論著有具體例證、有抽樣調查、有確鑿數據,因此具有振聾發聵的說服力。溫鐵軍把心貼向百姓,把腳踏在大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寫”出來。
  隨和、親切,沒學者架子——這是周圍人對溫鐵軍的印象。盡管多年從事農村政策調研,爲政府出謀劃策,部分觀點被決策層采納,影響到中國農業政策的走向,但作爲一位比較典型的“政府經濟學家”,溫鐵軍不樂意說自己是中國高層的智囊人物,更願意把自己說成是“一個農村問題的普通調研員或實驗者”。他說:“形成正確決策的惟一途徑是,通過廣泛的調查研究,聚思廣益,才能形成的,而不是少數幾個人捏出來的。”在注重實際的調研中,他找到了一種做學問的好方法。不管是與高官腳踏紅地毯交談,還是和農民坐在田埂上聊侃,他都是那麽笑容可掬。多年的農村研究給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層試驗所得到的感性經驗,比書本上那些精確漂亮的理論模型更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他已經經曆了一個從教科書式的專家到奏折式的策士、再到影響大衆躬身實踐從而最終也影響到決策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轉型。
  是的,只有在基層沈下身子,才能獲得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深刻體悟。20多年田間地頭的行走,溫鐵軍對于中國農民的要義和處境有超乎尋常的理解。正是穿著大褲衩、騎著自行車,寂寞地穿行在鄉間小路上的多年農村調研經曆,給了他今天縱論“三農”問題深厚的底蘊和自信。他的大聲疾呼“沒有農民,誰能活在天地間”給人的醍醐灌頂般的警醒,他那發自肺腑的呐喊,喚起世人將視線重新投向其實一直張目可及的苦難,也令一度逡巡的決策者找到了果斷的落點。
  如今,“三農”問題已成爲顯學和傳媒眼中的寵兒。溫鐵軍反複稱“三農”問題爲中國的“世紀難題”,而更多的學者則稱之爲“結”。對此,盡管有人視爲危言聳聽,但是誰都不能否認,“三農”問題是中國近百年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目前“三農”存在的問題確實已到了一個相對比較嚴重的、亟須解決的關口。
  “三農”問題,中國經濟繞不開的坎。冬天快過去了,春天孕育著希望,溫鐵軍期待著,中國的農村改革再次迎來沈甸甸的豐收……
http://baike.baidu.com/view/395665.html

解構溫鐵軍的“三農”問題研究  

在當下的中國經濟學界,溫鐵軍是一個響當當的人物。他近年發表了大量關于“三農”問題的論著和演講,曾經獲得2000年長江讀書獎優秀論文一等獎,CCTV2003年度經濟人物獎。而他個人最中意的贊譽,恐怕還是“用腳做學問的學者”、“溫三農”和“鄉村建設運動的複興者”。
  在認真拜讀了溫鐵軍的相關論著以後,我覺得某些媒體對他的贊譽未免有些言過其實。至少將他稱爲“中國農民代言人”是不恰當的。與于建嶸、李昌平等人相比,他似乎更像是一位政府發言人,或至多是一個比較關心“三農”問題的“奏折派”經濟學家。他對宏觀經濟走勢的關注顯然遠甚于對“三農”問題的關注,他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考量顯然遠甚于對農民利益的考量。至于說他是“用腳做學問的學者”,並“以個性人格真實可感”勝出于一般麻木不仁、閉門造車的“學院派”學者,似乎也很牽強。他雖然長期從事農村政策調研工作,但近年來他對抽象的理論思辨的偏好正在不斷加深。他雖然也經常發點牢騷,但這種牢騷不過是爲了調動聽衆的情緒而采取的一種演講策略,並不影響他對“政治正確”的強調。他從個人主觀預設和價值偏好出發,以經濟學的供求關系理論爲基本依托,別出心裁地構建了一套關于“三農”問題的解釋體系,表面看來似乎觀點新穎、論據充分,實則帶有顯著的僞實證主義的傾向;而他提出的那些緩解“三農”問題的辦法,表面看來似乎成龍配套、切實可行,實則帶有濃厚的空想主義色彩。如若不信,且聽下回分解。

  一

  溫氏關于“三農”問題的言說主要是由一系列即興發言和演講構成的,其中包含著大量相互抵觸的觀點和事實。不過如果抛開那些枝節性的問題,其主導思想和基本觀點還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他強調中國“三農”問題的形成,首先源于“自然稟賦”的先天不足,其次源于“工業化”和“全球化”的消極影響。
  爲了闡釋這個主題,他進而提出了以下觀點:自有史以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文明就呈現出一種二元發展格局,與狩獵/采集文明孕育了西方國家的掠奪/戰爭性格截然不同,灌溉/農耕經濟孕育了中國古代的“德政”傳統,這個優良的政治傳統一直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的傳說。爲了應對“人地關系緊張”的矛盾,曆代盛世君王對外開拓疆土、對內實行均田。因而在世界性的工業化浪潮席卷中國之前,中國始終是一個富足、穩定、和諧的社會。不幸的是,進入近代以後中國的曆史出現結構性斷裂。一方面,西方列強的野蠻入侵和瘋狂掠奪,使得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建立在這種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德政”傳統難以爲繼,中國的“三農”從此陷入一種悲慘的境地。另一方面,爲了救亡圖存,中國不得不順應曆史潮流,開始了國家主導的工業化、近代化進程。不過作爲一個後起國家,中國無法通過對外殖民/掠奪的方式實現工業化的原始積累,而只能走自我積累、自我掠奪的道路,以“三農”利益作爲國家工業化的犧牲,這又引發了後起國家所特有的“城鄉二元格局”。此後,“人地關系矛盾”和“城鄉二元格局”矛盾相互交織,互爲因果,惡性循環,使得“三農”問題日益發展成爲一個無法化解的難題。

  第二,他強調作爲一個後起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不可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曆史經驗,也不可能采用“市場經濟”的理論模式。
  爲了論證“西方經驗”的不可複制的特性,溫氏對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行了一番解構。他指出:“三農”問題原本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一個必然産物,在任何國家都不例外。西方國家曆史上的“三農”問題之所以不像今天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這樣突出,乃是因爲這些國家通過對外掠奪的方式完成了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通過對外殖民的方式化解了國內“人口過剩”問題。西方國家的這些做法,是不同國情和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産物,不是任何國家都可以仿效的。尤其在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分工格局形成以後,後發國家如果試圖沿用這些做法化解國內的“三農”問題,就意味著對業已形成的國際秩序提出挑戰。這是西方國家絕對無法容忍的。日本當年“脫亞入歐”嘗試的失敗,就是述觀點的一個經驗證明。由此可見,中國不可能重複發達國家的經驗變成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我們還得眼光向內。解決農民問題就是解決內需問題,解決內需問題就是解決了中國的發展問題。
  對于“市場經濟”與中國曆史國情的相互抵牾,溫氏作出了如下說明:中國的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天然排斥西方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式的社會進步。市場經濟模式能夠在某些國家(如美國)正常發揮作用,而且對“三農”沒有産生明顯的消極影響,乃是因爲這些國家的農業有條件實行産業化的規模經營,從而使得農業生産的利潤率大于或等于社會平均利潤率。中國的情況則不然。長期以來,爲了應對人地關系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曆代統治者不得不在農村實行按人口平均占有土地的政策。這無疑強化了中國農業的小農經濟特征。小農經濟生産方式與産業化規模經營相比毫無效益可言。中國農業之所以能夠長期維持簡單的生産與再生産,根本原因在于人們完全忽略了土地資源價值和勞動力價值等因素的考量。如果按照現代經濟學理論將這些因素都計入生産成本,那么中國的農業實際上是零效益或負效益的。在這種情況下推行市場經濟模式,必然使農業處于一個更加不利的境地。出于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考量,不但遊離于農業之外的社會資金和科學技術不會轉入農業生産領域,而且連農民通過兼業經營獲得的微薄贏余也會通過商業化銀行流向農業以外的領域。由此可見市場經濟只會給中國的“三農”帶來更多的問題,而不可能緩解或改善“三農”的現狀。
  與上述觀點相互呼應,溫氏還反對以農村土地私有化的方式解決“三農”問題。他認爲“農業中國”的曆史經驗表明:因爲存在資源稟賦制約,中國社會只能體現“非市場經濟”的公平原則。中國古代社會的“穩態結構”與曆代統治者一直注意實行“計口分田”的政策密切相關。中共三代領導人對此也十分重視,因此才有了20世紀前半葉的三次土地革命戰爭和後半葉的三次土地政策調整。目前實行的土地集體所有、農民承包使用的制度是中國國情下一個最理想的選擇,它既體現了農民的主體地位和個人權益,又體現了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正確導向。在這種制度下,土地不僅是生産資料,而且是農民的社會保障。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拉美和南亞國家那樣的社會動蕩,就是因爲現行的土地制度保障了農民的基本權益。在農村社會保障和農民就業問題徹底解決之前,如果貿然實行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場化,就無法避免大資本操縱下的土地集中。一旦大量農民失去土地,中國就有發生“拉美化”的危險。
第三,他強調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徹底屏棄意識形態化的習慣思維,“只談問題,不談主義”。在他看來,“三農”問題本質上是因自然稟賦不足所造成的人口過剩問題。這個問題又派生出中國農業的經營方式問題、成本效益問題、資金供給問題、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和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等。這些問題與意識形態無關,與政治問題無關,也與理論研究無關。只要能夠有效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化問題,其它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他還指出,通過工業化、城市化實現農村人口轉移的發展模式在中國也很難收到預期的成效,因爲工業化、城市化可以吸納的人口數量遠遠低于同期人口自然增長的數量。我們只能通過借鑒和揚棄“發展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理論,實行“三個創新”,從其它方面著手逐步解決“三農”問題。
  他進而指出:從目前我國宏觀財政狀況看,社會資金供給並不缺乏,中央政府也很願意將一部分資金投向“三農”領域,然而困難在于沒有合適的渠道和中介能夠保證這些資金順利到達需要資金的農民手中。假如中央政府直接與數以億計的個體農戶打交道,從行政運作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是不合算的。一個切實可行且成本低廉的辦法,就是普遍建立農民合作組織。以此類組織爲中介和載體,政府不但可以通過財政補貼、低息貸款、直接參股等形式向農民提供直接的經濟援助,而且可以通過物價、稅收、財政、金融、保險、農副産品加工、土地流通、內外貿易等領域和環節的體制改革,逐步擴大農民合作組織的社會經濟職能,同時有效拓展農村融資渠道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空間。
  他的上述構想部分源于世行專家的指導意見,部分源于他對“日韓臺模式”的經驗總結。他根據世行專家的意見指出:國際市場糧食價格在過去20年呈現出逐漸走低的態勢,因而僅僅從糧食生産環節著手,試圖通過調整種植結構或者提高單位面積産量等方式來扭轉農業生産的虧損局面是難以收效的。但是如果我們轉變思路,將“農業”概念由單一的“糧食生産”擴大到包括“糧食生産、糧食流通、糧食加工、農村金融、農村保險”等領域在內“大農業”概念,將那些可以贏利的涉農領域和行業統統納入“農業”的範疇,由政府特許農民合作組織從事經營和管理,以這些領域和行業的贏利補貼種植業的虧損,就可以實現“農業”領域整體上的正效益,從而極大地改善“三農”的境遇。“日韓臺模式”就是遵循上述思路解決“三農”問題的成功典範,可以作爲中國的借鑒。
  在他看來,“日韓臺模式”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第一是政府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和各種相應的政策扶持;第二是農民合作組織的普遍建立與發展。這兩個特點與中國的具體國情天然契合:中共領導的三次土地革命戰爭和三次土地政策調整,成功地解決了農村土地的歸屬問題。這既是中共政權高度重視“三農”問題的一個表征,也是以農民互助合作方式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有利前提。在工業化已經初步實現的今天,只要政府及時調整發展戰略,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充分利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優勢,引導和幫助農民建立以股份制爲主要形式的經濟合作組織,同時將以前由政府部門壟斷經營的經濟領域和涉農行業對農民合作組織開放,“日韓臺模式”就會在中國大地上開花結果,中國的“三農”問題就不難走出困境。
  綜上所述,溫氏關于“三農”問題言說的思想動機和邏輯思路是十分清楚的:他從自然稟賦論的觀點出發,將人地關系矛盾、城鄉二元格局和經濟全球化看作造成中國“三農”的根本原因,其目的顯然在于強調客觀條件的決定性影響,從而淡化社會體制問題的考量;他不厭其煩地反複強調西方經驗和市場經濟模式的種種弊害,其目的顯然在于以特殊國情論爲借口,反對進一步改革開放;他提出“去意識形態化”的口號,主張“只談問題、不談主義”,其目的顯然在于挾“政治正確”的威勢打壓不同學術觀點,以一種曲折隱諱的方式維護他所認同的意識形態。

  二

  我們說溫氏對“三農”問題的解釋帶有顯著的僞實證主義傾向,是因爲他的整個解釋體系是建築在個人的主觀預設和價值偏好基礎之上的,而非建築在客觀的經驗和事實基礎之上的。他的解釋體系之所以能夠達成某種形式邏輯上的自恰,乃是因爲他在構建自己的解釋體系時,刻意淡化或完全抹殺了那些與他的主觀預設和價值偏好不一致的客觀事實。
  例如,他爲了突顯工業化和全球化對中國“三農”問題的影響,不惜歪曲和閹割曆史事實,爲我們提供了一幅極不真實的中國曆史速寫。這幅曆史速寫完全忽略了中國社會內部自古代以來始終存在著的固有矛盾。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承認中國古代社會存在“超穩定結構”,並不意味著中國古代社會沒有尖銳的矛盾沖突,所謂“超穩定結構”是通過周期性的改朝換代方式維系的。從先秦到民國,各種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不絕于史書,客觀上構成一個十分重要和十分普遍的曆史現象,而且這些農民起義似乎並不像溫氏所描述的那樣,呈現出某種與所謂“盛世/衰世”相對應的規則排列,也不存在所謂“古代”和“近代”的明顯斷層。
  爲了掩蓋自然稟賦論觀點和曆史事實之間的矛盾沖突,溫氏在其論述中不得不偷換“自然稟賦”概念的原始含義,使之與因社會制度不公所造成的“貧富懸殊”概念相互混淆,以籠統抽象的“農民貧困”表述來支撐“自然稟賦論”觀點。而且爲了掩蓋社會制度問題和階級鬥爭事實,溫氏不惜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觀點和階級鬥爭學說看作水土不服的外來理論,在概述中共農村土地政策發展流變問題時,突出強調了抗戰時期的暫時性調整,而淡化了從大革命時期到解放戰爭時期的一貫主線。
  如果正視曆史和現實,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從古代到近代,中國社會的持續動蕩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種社會動蕩與自然稟賦之間的關聯,顯然沒有其與封建統治者的剝削壓迫之間的關聯那么重要。貫穿于古代農民戰爭和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之間的一個相同主題,是在自然稟賦沒有發生顯著的階段性變化的前提下,通過對生産資料占有方式的結構性調整來緩解社會性的矛盾與沖突。這實際上意味著,與所謂“自然稟賦”因素相比較,“社會制度”問題顯然更爲重要。而且,伴隨1950年代初期土改和1980年代初期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而來的兩次農業生産的飛躍式發展,也充分說明了在自然稟賦條件基本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通過社會體制的結構性調整,也可以促進農業的發展,有效改善“三農”的境況。因此,溫氏試圖以曆史經驗論證其自然稟賦論的觀點,顯然是不能讓人信服的。
  再例如,關于“市場經濟”的作用與評價問題,溫氏的看法也值得認真商榷。他從一些零散的、片段的個人經驗出發,認爲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三農”問題的加劇與市場化的改革導向有關。他還認爲如果聽任市場經濟自由發展,最終必將導致“拉美化”的結果。
  我與溫氏一樣,對于改革開放過程中伴生的貪污腐敗、社會不公現象深惡痛絕,但我並不認爲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産物,恰恰相反,這是市場經濟改革不徹底、不成功的一個結果。真正的市場經濟必須具備以下特征:第一,市場經濟必須有多個法律地位完全對等的交易主體共同參與;第二,價格體系的形成是參與交易的各方共同博弈、相互妥協的結果;第三,交易的完成意味著各方都能夠通過某種形式的權利讓渡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否則利益明顯受損的一方便會推出交易,另外尋找機會。也就是說,真正的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自願而非強迫的基礎之上,必須建立在共贏而非單贏的基礎之上,必須建立在公平競爭而非壟斷經營的基礎之上。
  溫氏所言拉美和南亞諸國的社會病態是否可以完全歸因于“私有化”和“市場經濟”,我因知識局限不敢妄加評論(在有些演講中,溫氏似乎十分強調這些國家的政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主導作用。這種事實是與所謂“市場經濟”定性相抵牾的)。但溫氏認爲當下中國“三農”問題的加劇是推行市場經濟的結果,則顯然是錯誤的。對這個觀點的證僞無需另外尋找證據:溫氏論著中大量提到的那些涉農部門和行業的“壟斷經營”是否可以看作市場經濟的結果?政府以“行政劃撥”方式占用農民土地是否可以看作市場經濟的結果?開發商與地方政府或鄉村幹部相互勾結,以極低的價格占用農民土地從事房地産開發,並從中牟取暴利是否可以看作市場經濟的結果?農村幹部根據上級指示強迫農民進行種植結構調整,發生虧損由農民買單是否可以看作市場經濟的結果?如果這些行爲都可以看作“市場經濟”的結果,那么“市場經濟”和“統制經濟”、“權力經濟”的區別何在?如果這些行爲不是“市場經濟”的結果,那么溫氏對市場經濟的指責不都是主觀臆斷、無的放失的空論嗎?
  客觀的事實非常清楚,造成“三農”困境不斷加劇的主要症結不是改革的市場化導向,而是市場化改革構想在實踐中發生了變異。導致這種變異的主要原因也非常清楚,就是那些涉農部門與行業不願放棄“統制經濟”、“命令經濟”體制所賦予的那些壟斷特權和既得利益。由于這些部門和行業的頑固抵制,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十分遲緩。當下的中國的經濟體制,只能定性爲一種過渡性、混合型的經濟體制。由于這種體制容留了大量的“統制經濟”、“權力經濟”殘余,才導致了“市場化”表象掩蓋下的“權力”與“資本”的聯合專制。由此造成的諸多問題怎么能歸咎于市場經濟呢?
  再例如,溫氏在其論著中反複申明過以下觀點:中國現行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農民承包使用的制度已經有效地解決了土地的歸屬問題。在這種制度下,土地不但是生産資料,而且是農民的基本保障。中國之所以沒有發生拉美和南亞諸國那樣的社會動蕩,就是因爲現行土地制度保障了農民的基本權益。如果貿然實行土地私有化,中國就有發生“拉美化”的危險。
  農村土地私有化以後會導致怎樣的結果,我在此不敢妄加判斷。但是溫氏關于現行土地制度可以保障農民權益、避免社會矛盾的看法,顯然受到客觀現實的無情挑戰:
  于建嶸最近撰文指出:從1990年到2002年,全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達4736萬畝。因這些非農建設占地主要集中在城郊和人多地少的經濟發達地區,這些地區一般人均耕地不足0.7畝,每占用一畝耕地就會造成1.4人失去土地,以此推算,13年來全國共有6630萬農業人口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而由于征用補償標准低,失地農民所獲得的土地補償費不足以創業,又沒有合理安置和社會保障制度,導致這些失地農民大都成爲無地可種、無正式工作崗位、無社會保障的社會流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和國家統計局農村經濟調查總隊聯合發布的《2005年農村經濟綠皮書》也指出:低價征用農民土地,致使失地農民生活得不到保障,已成爲當前“三農”問題一個敏感的焦點。農民在土地被征用以後,生活水平提高的不到10%,降低的占60%以上。《綠皮書》還進而指出上述局面的形成與目前農村土地流轉中的收益分配結構不合理有很大關系:地方政府獲得其中的20-30%,企業獲得40-50,村級組織獲得25-30%,農民獲得5-10%。
  正是由于正視上述事實,于建嶸、李昌平等人近年來發表了大量關于農村治安問題的報告,指出農村中存在著的嚴重危機。溫氏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在1990年代以來的兩次圈地運動中,農民因失去土地而鬧事、上訪的數量和比例在不斷上升。由此可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並不能有效保護農民的利益,堅持這種制度也無法避免“拉美化”的危險。溫氏所說的“拉美化”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客觀存在、不容否認的事實。不知溫氏對此有何感想?


  我們說溫氏提出的“三農”問題解決方案帶有濃厚的空想主義色彩,是因爲他的那些方案需要兩個基本前提:第一是要有一個公正無私、廉潔高效的政府;第二是要有大量的農民合作組織。然而我們固有的經驗常識和溫氏論著中提到的許多事實都告訴我們,這樣的前提並不存在。
  我們先來談談政府的作用問題。在我看來,溫氏理想中的“好政府”是不存在,恰恰相反,過去的曆史經驗證明,正是由于政府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強力幹預,才造成中國“三農”問題的不斷加劇。
  在1950年代,爲了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目標,政府發動農業集體化運動,相繼建立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其主要目的是爲了更方便地榨取農村各項經濟資源,而不是解決農民貧困問題。強制性的社會分工將農民禁錮在土地上,只允許他們進行單一的種植業生産,並通過農業稅和工農産品剪刀差等方式對農民進行超經濟剝削和榨取。這些做法極大強化了中國的“城鄉二元格局”,使農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磨難。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非正常死亡人口數以千萬計。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人民公社體制發生了嚴重危機,生産隊、大隊和公社出現高額負債,政府爲了轉嫁負擔才不得不接受人民公社解體的事實,在賦予農民較大自由的同時也放棄了對農民承擔的社會責任。此後的各項改革也莫不以政府自身的利益爲出發點,始終遵循著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只放棄那些已經發生嚴重虧損負債的領域和行業,而對那些可以贏利的領域和行業則繼續保持壟斷經營。
  在很大程度上,改革開放以後鄉鎮企業由蓬勃興起到走向衰敗,也與政府的大力幹預有關。正是由于政府放棄自己所應承擔的責任,賦予鄉鎮企業太多的社會職能,才造成鄉鎮企業的高負債局面。與此同時,在實行財政分級包幹和分稅制以後,地方政府都把鄉鎮企業看作自己的“錢袋子”,在鄉鎮企業80%的負債中,政府的借支占到30%以上。這最終造成大量鄉鎮企業破産倒閉,就地轉化農業人口的戰略構想遭到嚴重挫折。
  上述事實似乎應證了溫氏對拉美國家政府作用的描述:那些國家都是在政府主導下完成工業化的資本積累的,因此政府必然地成爲了經濟主體。而政府作爲經濟主體的一個必然後果,就是它爲自己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服務。
  基于這些事實,我們有什么理由相信溫氏的“好政府主義”主張呢?

  其次,我們再來談談農民合作組織問題。溫氏的相關論著除了樂觀地陳述了其主觀構想中的這些合作組織的結構與功能外,從來沒有令人信服地分析過建立這種組織的現實可能性,也沒有對曆史的經驗教訓給予足夠的重視。
  以我對溫氏所謂“農民合作組織”概念的理解,似乎毛澤東時代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就是這種組織的最理想的現實形態。但是曆史經驗已經證明這樣的農民合作組織是沒有生命力的。事實上,從合作化運動開始到人民公社解體,“將農民組織起來”的構想始終遭到廣大農民的反對和抵制。如果不是政府利用各種手段大力推動,合作社根本建立不起來;如果不是政府采取強硬措施加以維持,人民公社早在1960年代初安徽實行“包産到戶”試驗時就已經解體了,根本不會持續到1970年代末。溫氏對中國農業集體化運動的曆史緣起和最終結局並沒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他以經濟學的成本效益理論給出的那些解釋——例如說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建立是政府爲了減少它與農民之間的交易成本,人民公社的解體是因爲1970年代以後化肥、農藥、良種、農業機械的廣泛應用,導致農業生産成本過高、集體經濟不堪重負的結果等等——在我看來都是簡單片面、似是而非的。此外,他多次提到改革開放以來在各地“農村改革實驗區”中所取得的那些“創新經驗”,卻沒有令人信服地說明爲什么這些在他看來十分合理十分有效的“創新經驗”,沒有像當年的“大包幹”經驗那樣在極短的時間內不徑自走、風靡全國。這樣,就不能不使人對其上述主張的現實可行性産生懷疑。
  如果我們退一步講,假定這樣的綜合性農民合作組織能夠建立起來,它們能否相溫氏所預期的那樣順利進入那些可以贏利的涉農領域和行業,從而實現“大農業”概念下的“盈虧互補”構想,在我看來也是一個潛在的疑問。溫氏似乎認爲只要中央發一道命令,那些靠壟斷經營方式盤剝農民、大發不義之財的“利益部門”和“壟斷行業”就會乖乖地向農民合作組織拱手“放權”、“讓利”。如果真能出現這樣的結果當然皆大歡喜。我會首先向溫氏道賀。但是我們只要想一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出臺的諸多關于減輕農民負擔、保護農村耕地指示的貫徹落實情況,就不能不對溫氏的這種熱切期待潑一盆冷水。正如溫氏在《胡溫的難題》一文中指出的那樣,實行財政分級包幹和分稅制以後,地方政府和利益部門已成一種尾大不掉之勢。利之所在,勢所必爭。還是以溫氏爲我們提供的情況爲例,李昌平當年手握中央七常委的批示尚不能在他任第一把手的鄉鎮將改革進行下去,我們有什么理由相信在這個問題上會出現例外呢?
  由此可見,溫氏關于普遍建立政府主導下的、綜合性的農民合作組織的構想,不過是曆史上的“集體主義”幽靈的回光返照。這種嚴重脫離社會現實的烏托邦理想無論在過去還是在未來都是無法實現的。

  四

  溫氏一再標榜自己是“只談問題,不談主義”的。其實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問題”和“主義”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主義”並不是空洞抽象的東西,它實際上涉及一個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不同的知識結構和主觀預設出發,就會看到不同的“問題”;從不同的指導思想出發,就會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就“三農”問題而言,溫氏從“自然稟賦論”和單一的經濟學觀點出發,看到的是人地關系矛盾、城鄉二元格局、全球化的影響所帶來的農業生産經營方式問題、糧食市場價格問題、農村剩余勞動力充分就業問題、農業發展資金籌措問題、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等,其解決問題的辦法可以歸結爲“好政府主義”和“集體主義”;于建嶸、李昌平等人從“制度危機論”和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觀點出發,看到的是公共權力異化所造成的職能部門和鄉村幹部“亂攤派、亂罰款、亂收費”問題,農村土地低價/違法占用問題,農副産品交售和中央扶貧款發放中的“打白條”問題,農資壟斷經營中的“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藥”問題,農民進城打工的工資拖欠問題等,其解決問題的辦法可以歸結爲“憲政民主”和“社群自治”。上述兩種“問題意識”中哪一個更貼近廣大農民的立場,上述那些“問題”中哪些是更緊迫的問題,上述兩種解決方案中哪一個更富于時代氣息,在我看來是顯而易見的。
  坦率地講,絕大多數中國農民還沒有多少現代“公民”意識,也不懂溫氏“發展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高頭講章。“國民待遇”、“社會保障”、“充分就業”等概念對于他們來說都是十分陌生的字眼。絕大多數中國農民是非常淳樸善良、講求實際、膽小怕事和容易滿足的,他們在現有的“善政”之外不敢奢望中央出臺更多新的“善政”。他們近來不斷鬧事/請願,並不是要求政府對于他們在工業化過程中所作出的巨大犧牲給予補償,也不是要求另外賦予他們更多的土地、更多的資金或更多的技術,更不是要求享受與城市居民一樣的工資待遇和一樣的社會福利保障。他們所極力爭取的,只不過是中央早已三令五申的那些“保護農民”的政策能夠兌現,他們所大膽要求的,只不過是把那些已經少得可憐的法定權利還給他們。溫氏不去研究中央早已出臺的那些“善政”爲什么不能得到有效的貫徹落實,不去研究“三農”問題表象背後的體制性弊端,而是千方百計地爲各級政府開脫責任,爲許多現行政策做合理性辯護;不是從農民最關心的“生存”問題出發,想方設法解決這些問題,而是避實就虛、舍近求遠,大唱“在發展中解決問題”的高調,甚至主張爲了“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需要而繼續犧牲農民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他還到處大言不慚地表白他的“心裏面裝的是農民”,尤其不能不使人感到他的虛僞和矯情。

  我始終認爲,從農民的切身利益和現實需要出發,于、李等人提出的那些問題才是當下中國“三農”所面臨的“真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基本上與“自然稟賦”、“城鄉二元”、“經濟全球化”無關,而與公共權力的異化有關。通過閱讀于建嶸、李昌平等人和溫氏自己的大量論述,我們不得不承認公共權力的異化是導致中國衆多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那種認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集體’、‘個人’是三位一體的權利主體,‘大家’與‘小家’的根本利益和願望是一致的”看法是極不真實的。從農民的立場觀點出發,“國家”(更多地代表城市的利益)、“集體”(實際上由鄉村幹部操控)和“農民”是三個平行的權利主體,它們之間的利益關系通常是一種零和博弈的關系。“三農”問題之所以發生和不斷加劇,乃是由于“國家”和“集體”憑借“公共權力”的強勢和便利,過多地侵占了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群體的利益。這種利益關系格局在實行財政分級包幹和分稅制以後更加顯性化。

  我們不妨以稅收/財政政策爲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具有一般現代政治學常識的人都會承認,稅收是公共權力存在的一個重要前提,沒有稅收公共權力就無法維持。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軌道的現代國家政治建構中,稅收的基本原則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效的民主監督機制可以保證政府稅收全部用于公共事業開支,而且可以使稅收的數額保持在一個合理的限度以內。然而在不上軌道的政治實踐中,這個簡單明了的問題卻呈現出一種錯綜複雜的形態。在中國封建時代,政府稅收首先是皇室的“錢袋子”,其次是各級官吏的“錢袋子”。伴隨法定稅收而來的還有數量巨大的“火耗”、“陋規”。所以我們常說封建時代的苛捐雜稅是造成農民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們對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稅負問題做一些結構分析,就不難發現使農民不堪重負的其實還不是法定的“農業稅”,而是數額巨大的“農業稅附加”(如所謂“三提五統”等)和以各種名目出現的“亂攤派、亂罰款、亂收費”。溫氏根據統計年鑒指出各種“附加”超過“正稅”50-100%,顯然還是就中央明文規定的各種附加而言的,至于稅收征管中的“火耗”和“陋規”根本不可能進入他的視野。
  “火耗”、“陋規”當然不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在繳納了法定的“正稅”和“附加”之後,農民群體能夠享受到什么實惠呢?溫氏告訴我們:自1980年代中期全國農村普遍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以後,國家財政基本上不再承擔對農業、農村、農民的支撐。所謂曆年財政用于農業的開支或支農資金,實際上主要是政府及其部門開支,是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涉農的各部門如水、電、供銷、糧食、農業技術等相關部門的維持費用,是這些職能部門在財政的盤子裏分配的所謂支農資金。他還告訴我們:根據過去的監測調查,大部分財政資金——包括扶貧資金——結果支的是鄉村幹部或者幹部親屬。這樣我們便不難理解爲什么上個世紀末完成了“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卻又新增了1億農村貧困人口。原來扶貧計劃內的貧困人口降到3000萬以下,但新增了返貧人口。尤其是1995年以後每況愈下。1995年農村人均現金收入在零值以下的只有1%,到2000年,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在零值到負值的占16%。而溫氏提供的另一個15省40村調查數據,則從不同側面說明了相同的問題:目前農村民間借貸的發生頻率是95%,高利貸的發生頻率是85%,農民所借高利貸的33。8%是用于日常生活性開支,29%是用于壟斷性消費(如教育、醫療等)。
  從上述分析和引證可以得出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是:正是由于國家稅收/財政制度的嚴重不合理,才造成“城市富,農村窮”、“國家富,農民窮”的結果;正是由于稅收征管中的“火耗”、“陋規”和中央各項轉移支付中的“跑冒滴漏”大量存在,才造成農村中的階級分化與幹群對立。前面提到的其它那些與農民切身利益緊密相關的問題,也無一不可以歸咎于公共權力的異化。當公共權力淪爲政府利益部門和少數既得利益集團謀取私利的工具的時候,溫氏在其著述中反複提到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現象就不難解釋,中央的許多“善政”在貫徹執行的過程中最終演變爲“苛政”、“劣政”也就不難理解了。
  由此可見,消除公共權力的異化現象,重建公平合理的社會政治秩序,是有效緩解“三農”問題的前提和關鍵。這個關鍵問題不解決,即使中央再出臺許多新的“善政”,也都無法避免“淮橘成枳”的結局。另一方面,曆史的經驗已經反複證明,通過思想教育和體制內監督的方法並不能有效預防和制止公共權力的異化。反貪局長、紀委書記因貪污腐敗被撤職查辦的例子不勝枚舉,土地監管部門的官員卷入違法占地活動的例子也不鮮見。正是基于上述認知,于建嶸、李昌平等人才在討論“三農”問題時提出了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的話題。他們主張在農村基層普遍建立“農民協會”或其它形式的鄉村自治組織,主要目的在于使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群體團結起來,以團體的力量抗衡異化了的公共權力,以民主自治的原則構建新型的鄉村政治秩序。而且他們都明確指出:他們所主張的現代社群自治,不是中國曆史上“王權止于縣政”政治框架下的“鄉紳自治”的簡單翻版,而是建立在現代憲政理念基礎上的村民自治。這種民主自治不可能以“制度孤島”的方式存在于農村基層,它的最終實現有賴于整個國家社會政治制度的結構性轉換。
  以上內容在溫氏看來或許是“意識形態化”思維的産物,但在我看來它卻是一個具體的實在的現實“問題”。溫氏對這樣重要的問題視而不見,是由他的“問題意識”決定的。

  五

  溫氏是十分喜歡也十分擅長調侃的,這裏我們不妨也調侃他一下:在我看來,“搞了20年調研,收獲了一堆困惑”不是溫氏的自謙而是他當下思想狀態的真實寫照;他的“三農”論述體系中雖然不乏吉光片羽式的睿智與靈感,但給人的整體感覺卻“恰似一張破碎的臉”;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不是別人,而是溫氏自己;“不斷重複昨天故事”的不是別人,而是溫氏自己。
  最後我想指出的是:溫氏關于“三農”問題的言說總是給人以淩空蹈虛、隔靴搔癢的觀感,他的許多觀點根本經不起事實的檢驗,顯然並不是因爲他生性駑鈍,也不是因爲他對現實情況不夠了解。從他對西方國家的國際戰略和對華政策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個十分精明的學者,從他對“李昌平現象”的解釋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對中國的社會現實有著深刻的認知。那么如何看待他在“三農”問題研究方面的拙劣表現呢?我的回答是:他的表現再一次應征了一位智者的以下看法——“知識分子”不但要有許多專業“知識”,而且必須是一個處于遊離狀態的“分子”。“分子”一旦失去了獨立性,“知識”就會變質。
  從溫氏近來的抱怨中,我們知道他似乎正在被逐漸邊緣化。在我看來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一方面,我傾向于主觀善意地將這種變化看作當政者更加務實的一個表征。另一方面,我覺得溫氏退出權力中心以後,或許真的可以擺脫“意識形態化思維”的影響,潛心從事“真問題”的研究。這樣,他對“三農”問題的論述就會多一點啓人心智的慧光,少一點“新左派”的鴰噪。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5391
三農問題

三農指農村、農業和農民;而三農問題則特指中國大陸的農村問題、農業問題和農民問題從而産生的社會問題,包括貧富懸殊及流動人口等。“三農”作爲一個概念則由經濟學家溫鐵軍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自此漸漸被媒體和官方廣泛引用;2000年初,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朱鎔基總理寫信提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以及出版《我向總理說實話》後,“三農”問題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反響;2001年三農問題的提法寫入文件,正式成爲大陸理論界和官方決策層引用的術語;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將“三農”問題寫入工作報告。

內容
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問題,表現爲農民收入低,增收難,城鄉居民貧富差距大,實質表現爲農民權利得不到保障。
農村問題:集中表現爲農村面貌落後,經濟不發達。形象比喻爲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
農業問題:集中表現爲農民種田不賺錢,産業化程度低。

背景
農村勞動力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導致農村人丁稀少。圖爲江南某農村城鎮和鄉村的收入差距增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公報,2006年中國大陸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農村人均純收入3587元,二者比例爲3.28:1(2005年爲3.22:1);而1985年城鎮居民人均工資690元,農村人均純收入397元,二者差距爲1.74:1,20年時間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了85%。
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地區實行的是統分結合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並開始推動農村産業化進程。同時中國農業産品開始面對外國農業大國的競爭,單一的家庭生産單位無力進行市場競爭,農民第一次出現了“手裏有糧賣不出”的現象
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經濟開始起飛,與同期中國總體經濟的發展相比,第一産業的發展程度遠不及第二、第三産業發展。農民認爲種田沒有足夠的收入,因而農村地區開始出現農民進城打工的現象,但城市並沒有足夠的就業崗位提供,從而形成大量集聚在城內而沒有工作的農民工群體。隨之而來的就是農村地區生産積極性下降,農業投入開始減少,引發更多的農民進城“找工作”,形成惡性循環。由于農業的發展將直接影響國家經濟的正常發展,而農村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3/4,他們的總體生活情況是中國總體生活情況的最主要體現。農村的發展將是實現中國共産黨提出的“三步走”戰略最大的挑戰,從而使三農問題成爲當前社會中顯著的問題。

三農問題的衍生影響
由于政策的偏向使城鎮和鄉村的發展差異使貧富懸殊差距擴大。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亦同時加劇了土地兼並問題,一些失去工作或土地的農民轉化成流動人口到城鎮謀生,從而將問題亦帶到城鎮。在惡性循環下,三農問題不斷擴大成爲全國性的社會現象。

解決措施
推行農村稅費改革。2003年3月,爲了減輕農民負擔,促進農民收入恢複增長,推進農村經濟持續發展和農村社會全面進步,解決制約中國發展的農業生産落後的瓶頸問題,中國政府在原有的于2000年首先在安徽進行的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基礎上,發出《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的文件。
國家領導人承諾推出給農民減負具體方案。2004年3月5日,溫家寶在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的時候作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要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實現農民增收和農業增産,在五年內取消農業稅。(附注:世界各國中已很少有國家征收農業稅)
推行新農村建設目標。2005年10月11日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目標,其核心內容是發展農業和建設農村,增加政府對農業和農村投入,改善基礎設施包括鄉村道路建設,強調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基本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鞏固九年制義務教育,對農村學生免收雜費。
2005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2006年總體工作要求中,提出“著重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
2005年12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2006年開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2007年擴大到中部和東部地區;
取消農業稅。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經表決決定,農業稅條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國農民告別有2600年曆史的“皇糧國稅”。
推出“農民工”維權方案。2006年1月18日國務院第122次常務會議原則上通過了《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幹意見》。

城鄉二元體制改革
加大行政手腕力度,控制農業生産資料的價格,采用新政策保證農民最低收入。解決城市農民工歧視現象,安排適合農民工的工作崗位。向農村地區推行産業化調整,鼓勵成立鄉鎮企業就地解決農民就業問題。推行小城鎮化,采用減少農民的數量的方法來解決農民問題。

三農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業問題的總稱 
我國加入世貿後,參與國際競爭,使得三農的矛盾更爲突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很多,如加快結構調整,改革傳統的農業經營方式,加大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轉移支付力度等。但都無法回避由于農業人口過多而導致的生産能力過剩、商品化需求不足、人均占有資源過少限制收入增長,以及轉移支付由于人口基數太大形成的財政壓力等。因此,關鍵在于減少農民,加快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産業轉移,促使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以此帶動農産品的商品需求,促進結構調整,從增加非農就業和農村人均資源占有量兩個方面,提高農民收入,降低中國加入世貿後對農業帶來的風險。

爲何“三農”問題成爲關注熱點
影響社會穩定
據國家統計局等11個部委抽樣調查,平均每個鄉鎮黨政內設機構爲16個,其人員平均158人,超過正常編制的2—3倍;平均每個鄉鎮下屬單位爲19個,其人員290余人。嚴重超編的吃飯人頭給農民帶來了沈重的壓力,一部分政府機關背上了沈重的債務,入不敷出,而這種財政狀況正是農村濫收費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農村的基尼系數由1978年的0.2124擴大到0.3361,增幅過快,也遠遠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能否在201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關鍵是看“三農”問題能否得到很好解決。
“三農”問題不解決,長期來看,不利于社會穩定;從短期來看,不利于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勞動力過剩;就業壓力大
據測算,中國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億農業勞動力,而目前農村總計有勞動力約5.5億,以吸收1.2億計,依舊有近3億剩余勞動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長速度和提供的勞動機會,至少在四十年後,中國還依然面臨著的勞動力嚴重過剩的問題。衆多的勞動力農村無法消化,只能向城鎮轉移,如何解決3億人口的就業問題,成爲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巨大困難。

解決“三農”問題
關于“三農”問題産生的原因,學者們爭論不已,很難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的觀點,因爲,每種觀點都既有說服力又有其難以應答的“死穴”。但是學者們卻對“三農問題”的重要性認識上完全一致,即,所謂的“三農問題”的其實就是農民問題,而中國的問題根本上是農民問題。
3.1城鎮化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發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認爲要解決“三農”問題,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鎮化,創造有效的就業崗位,把勞動力轉移到制造業和服務業上,最關鍵就是要提高制造業的效益。從國外的發展曆程來看,都是通過實現現代化來帶動城市化,最後解決農村問題。
徐宏源還指出,對于現在各大城市實行放開城鎮戶口的戶籍改革,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城鎮戶口放開以後,農民只不過是從農村潛在的失業人員變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對社會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這樣的先例。治標也很重要,但從長期來看,還是要治本。國民待遇相對城市居民而言,農民在政治權利和經濟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個農村居民無論是剛出生還是年過百歲都得交納稅費。另外在義務教育的權利、社會保險、醫療等一系列權利的落實上也有待完善。
3.2減稅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我國的農業稅、特産稅加在一起大約400億元,而我國一年有1萬億元左右的稅收,完全可以免掉幾百億的農業稅。農村費改稅的問題,以後主要要靠完善制度來保證,農民減負涉及的農村教育、政府經費問題也要妥善解決。
厲以寧還認爲,增加農民收入,首先應該是政府加大投資。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良種基地的建設;二是農田水利的投入;三是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四是對農民的技術培養。其次是要發展優勢産業,如蔬菜、水果、花卉、茶葉、中藥材、養殖等。各地可以積極推行“公司+農戶”的模式,農民按訂單安心生産,公司負責銷售。

政府措施
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堅持把加強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作爲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進農業結構調整。二是深化糧棉流通體制改革。三是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四是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五是加強農村扶貧開發。六是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57.html

“三農問題”研究>作者:柴福洪

內容摘要:“三農問題”不是中國特有的, 但有中國特有的客觀實際;“三農問題”是三農的各個方面的弱質性帶來的,有其質的、曆史的、社會的深刻原因;解決“三農問題”要從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入手,對宏觀政治體制、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派遣大批“小康工作隊”與廣大農民“三同”,在實踐中探討、創造、建設農村小康社會。

一、“三農問題”的定義

“三農”:即農民、農業、農村的簡稱。

農民:是指中國共産黨政府自20世紀50年代,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後,與城市居民形成對稱的二元國民的弱勢群體。占我國總人口近70%。非指自然意義上居住在農村,並從事種植、養殖業的農業勞動者。其劃分的標准並非産業,而是以父母的戶籍爲唯一標准劃分的群體。

農業:是指以土地、水面、草場、山林爲主要生産資料的産業群的總稱。與其它産業的區別有兩點:一是其生産過程受自然資源制約,具有天然的弱質性。二是産業鏈條中斷,農業只指其中間的生産環節,産前、産後環節則不屬農業範疇。它是二、三次産業的基礎産業,居民生存的原産業,農民的主産業,20世紀末,其創造的GDP占整體國民生産總值的15%以下。
農村:是指人口集居的城市的城區以外的廣大國土地域。即人口集居遠低于城鎮的鄉村,國土承載的公共産品價值量極低的地域。 問題:是指系統中不相匹配的環節或子系統。即與其它環節和子系統在運動中不相匹配的外在表現。或者說是系統中某一環節或子系統存在狀態與其他子系統或環節差距的描述。

三農問題:獨立地描述是指廣大鄉村區域,只能以種植、養殖生産業爲主,身份爲農民的大部分國民的生存狀態的改善與産業發展以及社會進步問題。系統的描述是指21世紀的中國,曆史形成二元社會中,城市現代化,二、三産業發展,城市居民的殷實,受制于農村的進步、農業的發展、農民的小康相對滯後的問題。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且不論質的提升,僅從量上考察,中國的重大經濟問題都依賴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突破。三農問題實質是城市與農村發展不同步問題,結構不協調問題。

三農問題,並不是中國特有的,它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必然産物。任何工業化國家都有過類似的經曆,問題的突出性主要是中國人口基數大,解決起來規模大;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單方面獨進,三農問題積攢的時間長,解決起來難度大;新中國建國50年,許多城市政策設計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比較效益短時間內凸顯,解決起來更加複雜罷了。

二、三農問題的根源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發表湖北省監利縣一個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把中國的“三農問題”提到了極至。爲什麽一個有著5000年農業文明史,有4000多年處于世界第一強國地位的中國,在21世紀的農村處于“苦”、“窮”、“險”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五點:

1、産業的天然弱質性。種養業,依賴于當地水、土、日照、氣溫等天然資源的配置。人類到目前爲止,對天然資源的配置,只能適應,不可能整體改變,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氣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國實際整體上是破壞,環境在惡化。這是農業的天然弱質性。

2、生産資料的弱質性。種、養業量的增長,依賴于可耕種土地和草原的面積擴張,從每個農業勞動力占有農地面積的國際比較看:1992—1994年,美國爲118.2公頃,加拿大爲173.8公頃,澳大利亞爲1074.4公頃,英國爲28.2公頃,荷蘭爲6.4公頃,低收入國家平均也有1.7公頃,而我國僅有1公頃。我國總體上是一個農業資源缺乏的國家,在農業人口直線上升的情況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獲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國有史以來曆次“均貧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農經濟成爲中國社會的主體。即使進入工業化時期,農業機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沒有需要,也沒有可能成爲農業生産主要手段。因此,我國農業勞動對象和勞動手段也是弱質的産業。

3、勞動主體的弱質性。首先,有限的土地資源承載的人口數失去控制,新中國50年增加8.5億人口,主要是農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産力提升創造的價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費品相對減少,用15%的GDP養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養出高素質的農業人才。其次,工業化過程,鄉村商品流通政府壟斷,阻止了農村市場的形成,農産品商品率和農村消費品市場化程度低,沒孕育出市場經濟人才與機制,農民不具備闖市場的天資。再次,城市需要的勞動力通過各種途徑的篩選,吸納的都是農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農業勞動者的整體素質。最後,農業生産第一線的勞動者普遍文化素質低。據2003年2月14日《中國青年報》刊登的我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稱:2000年我國15歲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萬人,其中3/4分布在農村。農村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爲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縣鎮和農村之間勞動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況爲:具有大專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爲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爲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爲0.91:1.01:1,受小學教育的人口比爲0.37:0.55:1。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2000年我國第一産業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爲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過95%。日本同期同行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爲10.67年,1997年~1999年間,我國的農業勞動生産率僅是日本的1.03%。一線農業技術人員的身份都是鄉鎮“政府官員”或國有企業雇員,與農民沒有利益關系。靠行政力量推動的農業科學技術,最初非九牛之力不可,由于方法問題,有的地區甚至抗拒科學技術的推廣,更談不上新的思想、觀念了。由于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國任何一個産業的勞動者素質都沒有從事農業的産業大軍的文化科學水平低。

4、農業組織上的弱質性。幾千年以來,社會管理者都沒有對農民進行任何形式的實質性組織,新中國,“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實行農民組織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爲,二輪承包30年不變,是固化小農經濟的行爲,單純從組織管理方面看,是一種社會退步(起碼是一種制度複歸),阻止了現代農業的內生。任何社會制度都不可能面對千家萬戶、利益各異的松散群體進行有效管理。

5、社會政策造成農村社會整體的弱質性。第一是40年的資源輸出。自統購統銷,農業生産資料壟斷經營,一直到開始按保護價收購農産品止,國家通過工農産品“剪刀差”,40年整體上是農村支援城市,農業向工業輸血。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脹。從50年代到80年代初,農村生育實際上處于失控狀態,至今農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于城市,出現高素質、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質、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調節政策。第三是10年的橫征暴斂。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戶後,農民中釋放的熱情到84年達到最高峰,國家便出臺了“農業特産稅”,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村高度組織條件下的管理機構不減人反增人。94年稅制改革,提高兩個比例,財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縣鄉兩級財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義務教育投資、基層官員政績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風、行賄風等等。20世紀末的10年,在農村基本上是橫征暴斂的10年。第四是農業産業鏈中斷。産前産後服務,前40年國家壟斷專營,原因是産前和産後有錢可賺,唯獨生産環節不賺錢。國家雖然出了錢,但不是給農業生産者,給了經營者,國家受到中間商盤剝,最典型的是糧食系統和供銷社生資系統、棉花系統以及農業系統的種子公司。由于産業鏈中斷,導致農業作爲一個産業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抛向市場,其結果可想而知。第五是農村其它産業被現代工業取代。農村社會曆史上的其它産業,如手工業,各種作坊等,被現代工業取代,農村自救力,內生産業力盡喪。第六是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長了農村封建迷信盛行,養兒防老、家族意識等傳統觀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層意識歧視農民,政府保護農民利益的舉措收效甚微。在社會二元結構中,呈現出城市居民始終在政府的保護下生存,而農民沒有享受到一丁點(除保護價一項外)社會福利。打工是盲流,春運加價,克扣農民工工資,大城市設計許多限制外來工的壁壘等。農民在城鎮成了低智商、犯罪的代名詞。

三、三農問題的解決

三農問題是社會熱點問題。在網上google網站鍵入“三農問題”搜索,有簡體中文網站和網頁17000項,三農問題研究已十分深入。筆者認爲:中國農村地域廣,東西跨越5個時區,南北氣候迥異,各地資源稟賦差別大,東、中、西部經濟條件懸殊,不可能有一套適合全國各地農村的最優方案,靠一個“一號文件”解決農村所有問題。這裏,筆者提供兩條基本思路,一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二是農村地區的一攬子改革思路。

(一) 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

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黨的16大確定的方針政策,也是工業化過程中的必然産物,是社會發展的必經曆程,是社會人口空間布局變化規律與經濟規律的協調規律。任何人爲限制人口流動的制度設計都是對規律的違背。農民進城打工就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表現,誰能阻擋民工潮?民工潮的背後是經濟規律(比較效益)在起作用,與臺商到大陸投資原理一樣。因此,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經濟行爲,是市場行爲,而非政府行爲。政府在人口布局調整過程中,政府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關人口、人才流動的壁壘,給外資、內資企業,國營、民營企業,農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國民待遇。首先,取消戶籍管制爲戶籍登記制,變“要不要給你城市戶口”爲“我願不願”登記爲城市戶口,把權力交給人民自決。同時,把戶口與身份證(變更登記身份證以舊換新)、保險、納稅、銀行帳號捆綁在一起。其次,取消正式工與臨時工稱謂,一律稱雇員(公務員本質也是雇員),實行崗位工資制。其次,社會組織分成四大類,軍事單位、行政單位(含黨、政、人大、政協、司法)、事業單位、企業單位。政府只管軍事和行政單位的收與支,全額納入國家預算管理,定員定編;事業和企業單位全權交由市場調節,事業單位財政補貼法制化。最後,對外資企業、內資企業,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小企業、個體戶,外國人、中國人,城裏人、農村人,北京人、外省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一律實行國民待遇,除法律規定特殊優惠外,所有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和工資待遇,執行一個標准,不厚此薄彼。

第二件事是規劃、引導、誘導、指導,法律規範。首先,就是規劃。中國目前的共識是限制特大城市,發展中小城市。這是錯誤的,我國人口最高峰是2050年,16億,2013年是勞動力最高峰爲10億,後者比前者提前37年到來,就業高峰在“小康”之前,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必須加快。按最低標准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居民就是8億,60%就是9.6億,70%就是11.2億,2020年小康目標,取中間值(8—11億)9.5億人口計算,一半居住在特大城市有4.75億,按美、日、德1995年特大城市居民占總人口之比例(39%、37%、41%)取最低值37%計算有5.92億,取二者平均值是5.33億。這樣2020年中國特大城市人口不得少于5億,也就是說1000萬人口特大城市必須有50個以上,現在所有的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城市人口都增加到1000萬,還不夠。然而,我國號稱1000萬的特大城市沒有一個城區人口達到800萬,都包括郊區農村人口。而特大城市看起來單位成本高,但承載人口多,其實是最節儉的人口居住途徑。因此,我們要大力發展特大城市,大力發展中小城市,二者齊頭並進,才能容納巨大的人口規模。

中國幹任何與人口有關的事情,必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須拿出世界第一的膽識、第一的謀略、第一的舉措。但我們不能盲目發展特大城市,如長江以北(除東北外),成昆線以西就不宜發展特大城市,因爲水資源不足,現在可以“南水北調”,將來可能只有海水淡化一條路了。因此,50個特大城市只有長江中下遊流域、珠江流域、東南沿海和東北四塊地方可供規劃了。 其次是引導、誘導、指導問題。所謂引導就是政府告知每一位農民,進城者必須有一技之長,即大力興辦職業教育;所謂誘導,即城市接收單位應有一定的進入門檻(與目前的限制門檻有本質區別),基本條件不得太高。所謂指導,即告知每一位進城民工,由一個農民向城市居民轉變不是一天的事,有觀念與綜合素質問題,政府應加強市民教育。目前民工進城打工的負面影響是政府沒有做好引導、誘導、指導這三項工作造成的,待國民取下“有色眼鏡”看農民工、政府做好“三導”工作,農民變市民不是一件難事。 最後就是政府在“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過程中,必須作好法制建設,用法律的形式,而非“紅頭文件”形式來規範。這次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遷徙,包括上述規劃、“三導”工作,以及取消壁壘和普遍國民待遇等,都應通過人大立法形式予以規範。

(二)農村地區一攬子改革的思路所謂一攬子改革,就是農村地區的政治、經濟體制實行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基本思路是:
1、在長、珠三角洲、京津地區和長江中下遊平原進行撤消省、自治區建制,設立經濟大區試點,經濟區屬中央派出機構。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到市和州,市不再轄縣,只管城區和近郊區。國家設立中央、市(州)、縣三級財政。其理由有:其一,省級行政區劃是農業社會的産物,工業社會的主體是城市,目前形成了城市與農村二元社會結構,幹脆把二元分而治之,突出城市在國家中的經濟地位,中央直轄市州一級(州是指地域大且沒有中心城市的地區,以及爲實行民族自治而專設的一級行政建制)。從而可以減少中間環節,便于宏觀調控手段的有效性和政策的落實,有利于城市工業現代化的早日建成。目前省級行政區劃,從經濟發展實體來看,既有城市、農村,地域又大了,從經濟發展區劃來看,它又小了。其二,省級機構運行50多年,機構太龐大,改革起來難度大,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把省級機構的權力一分爲二:規劃、協調與司法權、農村管理權給大行政區;城市經濟運行與管理權交給市。有利于新型市場經濟制度設計,節約經費用于發展城市建設。其三,省級作爲地方政府,除外交外,與國家職能基本相同,不利于中央集權的穩固,也不利于中央與地方事權、財權的明確。其四,農村管理的實體應爲縣一級,農村管理形成中央、大區、縣三級管理,以縣爲主;城市形成中央、市兩級管理,以市爲主。市縣兩類地方政府,一個管城市,一個管農村,職責明確,經濟發展主體清晰,有利于小康目標的實現。其五,長江和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地區已形成三個城市群(長江中下遊平原具備建特大城市的品質,農業發達),省建制已成掣肘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客觀現實,通過試點,探索出一條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2、撤銷縣級市建制,恢複縣建制,精簡縣級(含城市郊區)財政供養人員(含垂直系統),撤銷鄉鎮建制,取消農業稅。其理由有:其一,徹底斬斷向農民亂收費的根源,龐大的鄉鎮級機構,在土地承包到戶的條件下,沒有存在的意義。其二,自秦、漢以來,2000多年,中國都是“皇權不下縣”,鄉鎮級設立政府機構,勢必增大管理成本。其三,憲法明確規定村民自治,自治單位何需政府事無巨細全權管理?其四,鄉鎮機構是由區公所演變成人民公社,再由人民公社演變而來的,設立區公所即是上層建築恢複、適應經濟基礎變化的需要。其五,農業稅已經征收5000年,農業産業已成爲弱質産業,美歐都實行農業補貼政策,我們對農業不補反征,特産稅只能按實際外銷金額據實征收,取消農業稅,以利于養育農業,發展、引導非糧産業。其六,縣級市經濟規模小,城市規模小,與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無非是一個大一點的縣城,市建制未必能促進經濟發展,倒不如把縣城經濟作爲一個城鄉結合點,帶動農業發展的經濟實體來經營運作。

3、選派大批青年(含優秀大學畢業生)幹部,長駐村、鎮幫助農村奔小康,長期與農民“三同”,不達小康不歸隊。其理由有:其一,整體小康目標,農村是難點和重點,沒有黨和政府的引導、誘導和指導,很難突破。其二,農村、農業、農民處于弱質狀態,沒有黨的強有力領導,現狀難以改變。其三,農村産業調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沒有統一的指導思想、正確的理論指導,勢必造成浪費和土地抛荒。其四,農民素質的弱質性與樸素的愛黨、愛國情結,呼喚著黨和政府的代表與他們朝夕相處,共同建設小康社會;我們的幹部有必要深入人民生産、生活的最底層,在實踐中摔打,培養出新一代的既懂現代科學知識,又深知中華民族文化與民族情感的社會中堅。其五,鄉鎮機構的撤銷,農村黨的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有必要培養鍛煉出一批農村新生領導力量。其六,三農問題的解決辦法必然在實踐産生,全國不可能是一個模式,任何模式必須適應客觀需要。 僅一孔之見,未經實踐檢驗,僅供參考與批判。
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2012
 

公視(主題之夜)「為什麼貧窮?」八部紀錄片全球 180個國家同步播出

 

制度的力量

 

 窮人是無助的受害者,或是能掌握自己的未來?我們常認為每個人都能脫離貧窮陷阱,但窮人做得到嗎?兩部紀錄片《出路》《太陽能媽媽》和系列短片探討這個議題。

  貧窮陷阱是什麼?

貧窮陷阱(Poverty Trap)理論認為,窮人無法翻身,是因為貧窮造成的因素會讓貧窮狀況持續,甚至惡化。讓人貧窮的因素會令人一直窮下去。例如在《出路》(Education Education)中,王盼的家人想讓她上大學,因為他們認為上大學能夠脫貧。 但王盼能念的學校,文憑大概不值錢。王家花的錢並無法讓他們脫離貧窮,而虛擲的學費可能讓他們更窮。王盼因為窮而無法受教育;因為她沒受教育,就無法脫離貧窮。 但貧窮的運作方式,還有人們無法脫貧的原因,引發激烈論戰。有人主張脫離貧窮陷阱必須靠外力介入;有人則認為沒人是被困住的,每個人都有潛力可以自行脫貧。正如短片《操之在我》(In Your Hands)的主人翁亞希爾(Yahir)所說的:「貧窮並不存在。 我們都有能力成就和得到事物。」

 能打破循環嗎?

  「打破貧窮陷阱」是人們關心援助和福利措施問題時的重點。助人脫貧時,外力介入是必要措施,或是用不著也沒有必要?援助只是某種會鼓勵依賴和貪腐的殖民主義嗎? 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當我們窮在一起》(Poor Us)中受訪時認為,如果外國援助金額夠大,持續夠久,就能克服貧窮。而《搖滾救貧窮》(Give Us the Money)中的莫悠(Dambisa Moyo)則認為行不通,改變必須從社會底層向上推展。如果某些國家有辦法增加財富,其他國家也應該能比照辦理。 但正如艾瑟杜佛蘿(Esther Duflo)在〈當我們窮在一起〉所說的,讓大眾脫離貧窮並沒有單一解決方案:「經濟學家無法預測要做些什麼,經濟就會成長。」

   我們發佈的一系列短片,呈現人們試圖打破貧窮循環的不同作法,從藝術到行動主義;微型貸款到都市農耕,還有小措施如何造成出乎意料又廣泛的影響。但以《太陽能媽媽》(Solar Mamas)中的拉菲雅(Rafea)來說,光是有機會還不夠。為了改善生活,拉菲雅必須違抗傳統和丈夫,因為 「女孩子 10 歲之後就不能繼續唸書, 不然會很丟臉。」 這需要莫大的勇氣和毅力才做得到。

   好窮人,壞窮人?

  有人期許窮人要做對的事才能脫離貧窮。窮人必須儲蓄,花錢度日要精打細算,尤其是如果需要援助的話。如果他們浪費錢,購買非必需品,或是做出愚蠢的決定,窮也是活該。我們當然可以說,王盼的父母要是對她唸書的事能有更明智的決定,就不會陷於貧窮。 但這是在要求窮人展現非常人所能的良善,無視於窮人處境的壓力和困難。每個人都會做出糟糕的決定,購入不該買的東西。就連學歷優異的人也會對子女唸書做出差勁的決定,憑什麼沒受過教育的人要做得更好? 接受窮人也是人,有正常的衝動和欲望,這是終結貧窮的重要一步。

 

貧窮的面貌

 

 貧窮是什麼樣子?貧窮如何改變你的人生?兩部紀錄片《人之初,性本窮》《當我們窮在一起》和系列短片探討貧窮是什麼,以及貧窮為何是可以解決,而且應該解決的問題。

  怎樣才算是窮?

貧窮的衡量方式既困難又充滿爭議。世界銀行根據收入來衡量貧窮。 如果每日收入在 1.25 美元以下,就算是赤貧(extreme poverty)。 根據這個標準,全球有 14 億人口,也就是大約每四人中有一人,過著低於貧窮線的生活。世界銀行的衡量標準並非完美無瑕。有人質疑計算方式、對收入的強調,以及制訂的階級。 撇開計算方式不說,光是以收入衡量貧窮的想法就引發爭議。如果以 1.25 美元為基準,是否收入高於這個數字,日子就過得去?那 1.26 美元呢?一個財務數據,又能讓我們對一個人的生活有多少瞭解? 在《當我們窮在一起》中,瓜迪歐拉李維拉(Oscar Guardiola-Rivera)提到中國的脫貧故事,但強調必須考量背景,尤其是有大批人口遷離傳統社區,在工廠不人道的環境下工作。他表示:「我相信任何頭腦清楚的人,都不會認為在這種環境下工作能叫做富裕」。在這種情況下,光是衡量收入沒什麼用。 更精細的衡量方式綜合了多種數據。例如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UN Development Reports)引用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將識字率和平均壽命等指標綜合成單一數據,讓人能比較不同地區的發展程度。 人類發展指數也有批評者。 但這是衡量貧窮的不同方式,著眼於「人類生活的富裕,而非金錢上的富裕」,影片製作成員之一的先恩(Amaryta Sen)如是說。

  人們有免於貧窮的權利嗎?

人類發展指數反映出人們改變了對貧窮的看法。重點是人,而且是人權議題。這不只是取得食物或水等物質需求的特定權利,而是關乎身為一個人的意義。 聯合國對貧窮的定義說得很明白:「基本上,貧窮斷絕了選擇和機會,這有違人類尊嚴。這表示缺乏實質參與社會的基本能力。」這樣說來,終結貧窮的重點並非施予窮人「恩惠」,或是該幫助誰的問題。前南非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說的好:「克服貧窮並非慈善工作,而是伸張正義。貧窮就和奴役或種族隔離一樣,不是自然現象。這是人為狀況,而且可以克服。」

   終結貧窮是要讓窮人找回身為人類的權利。這帶出令人不安的問題,是什麼人否決了窮人的這些權利。是腐敗的政客和無恥的企業?還是一般大眾也有責任, 因此有義務要解決問題?

 

金援的真相

 

 開發中國家接受數十億美元的援助,有豐富的資源可進行貿易。但這並未能讓數以百萬計的人口脫離貧窮。兩部紀錄片《生財有「盜」》《搖滾救貧窮》 和系列短片探討緣由,以及為何我們會對這個狀況看似習以為常。

  救貧要花多少錢?

重點不是錢。錢雖然有幫助,但光靠錢不能解決問題。 重點是改革錯綜複雜的全球結構。這部份在「金援的真相」中有更多探討。

 重點是逐步給窮人機會和能力,讓他們能抉擇和掌握自己的人生。這部份在「制度的力量」中有更多探討。

 重點是緊咬貧窮議題不放,對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貧窮感到憤慨。這部份在「世界的公義」中有更多探討。

 重點是意志。我們要有心解決貧窮問題。我們必須問「為什麼」。

  貧富不均是壞事嗎?

是的。貧富不均會影響社會中的每個人,不單是窮人而已。貧富差距大的國家,衛生與社會問題也比較多:平均壽命比較短;毒品問題增多;精神疾病增多;健康狀況惡化;暴力事件增多;還有肥胖人口增加。 貧富比較均等的國家,例如日本和瑞典,在許多社會因素上的表現,要比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更好。 關鍵是貧富差距越大,勢必意味著社會階級流動性越低。在許多國家,貧富差距近年來逐漸擴大,讓最窮的人越來越難向上爬。

   有錢人造就窮人?

貧富不均的社會讓少數人─最有錢的─對其他人擁有不成比例的掌控。和所有特權團體一樣,他們通常做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但對其他人來說未必有利。《有錢有保庇》(Park Avenue)便在揭露美國富豪如何以金錢買權力。有錢人提供競選經費,資助有影響力的智囊團,換取對自己有利的法案。 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便說:「華府現在幾乎是由美國企業部門掌管操作。幾十億幾十億的錢被拿去關說;一大堆說客在制訂法規和法令;政治活動一大堆金援,有太多被收買的政客了。」

 他們不只創造出讓其他人貧窮的環境,還在過程中將窮人妖魔化。作家珍梅爾(Jane Mayer)便在《有錢有保庇》中提到,有錢人把窮人當成轉移民怨的擋箭牌:「他們將中產階級這幾十年來對經濟產生的怨氣,轉移到社會階層更低的人身上。」

  要富有還是要自由?

《耕者無其田》(Land Rush)中的農民遇到開發商開條件:他們會失去田地,但是可以在新成立的蔗園當契作農民。很難評判這筆交易的價值。農民自耕自食,非常貧窮,而開發商真心相信他們開的條件很有價值,政府也希望開發案能帶動經濟。 但我們可以不顧別人意願,改變他們的生活嗎?如果對象不是窮人,政府會推這樣的開發案嗎?民主只是有錢人才能享有的嗎? 在〈耕者無其田〉中,反對派的科利巴里(Ibrahim Colibaly)提到,這種情形在馬利共和國越來越多,因為「對(政客)而言、歐美是獨一無二的榜樣。他們不去找踏實的作法發展非洲,卻硬要套用根本不適合非洲的模式。」

 我們常認為民主是西方世界比較正面的貢獻,但馬利的窮人似乎和美國窮人一樣的無能為力。或許西方世界的民主和開發中國家的一樣,需要同樣程度的把關?

 

金援的真相

 

 開發中國家接受數十億美元的援助,有豐富的資源可進行貿易。但這並未能讓數以百萬計的人口脫離貧窮。兩部紀錄片和系列短片探討緣由,以及為何我們會對這個狀況看似習以為常。

  我們是否還想救貧?

現在替發展中國家募款越來越難。重大災難仍然能得到大量捐贈。但是對於日常的發展,援助經費正在減少,而將經費侷限在政府背書的發展計畫上,作法也引人爭議。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包括捐助倦怠(donation fatigue)、對援助成效冷嘲熱諷、在意貪腐問題,以及金融危機衝擊等等。部分原因也和聲援活動本身有關。 讓人們關注簡單或個人的概念,例如免除外債、資助兒童,或是買一頭山羊,要比關注結構性、複雜、甚至曖昧不明的議題來得簡單。但散播簡單的訊息有可能扭曲實情。這需要從特定角度吸引人們的興趣,而且不容失敗。導演 Thom 的短片《尋找約瑟芬》(Finding Josephine)講述資助非洲女童的故事,他說定期收到的女童近況報告「在我看來,這些印著非洲孩童笑臉的光面折頁就跟平常收到的垃圾郵件沒兩樣。」

  做好事的聲援活動會有壞影響嗎?

如果有助於解決問題,扭曲事實沒關係嗎?《Kony 2012》是個很好的例子。這支講述烏干達真主反抗軍(Lord’s Resistance Army)綁架兒童惡行的影片,吸引超過 1 億人次觀賞,引發全球極大的關注。但這部影片被人批評資訊過時,誤導問題,將注意力完全聚焦在美國的角色,把非洲人摒除在外。這對烏干達人民來說是好是壞? 簡化報導是否會更難以吸引人長期關注?這是否強化了負面的刻板印象,創造出 「他們和我們」的分立心態?這是否會助長不信任和憤世嫉俗的心態,讓人難以論斷,或正確的報導、進步?如果簡化事態隱瞞了更複雜的真相,可以用成果將功贖罪嗎?

 搖滾藝人波諾(Bono)在《搖滾救貧窮》中便提到有人對於「Make Poverty History」活動的批評:「有人不高興,因為這看來太過簡化。一切只是唱唱歌、只是 T 恤口號,只是誘人上鉤。你並不能為了口號就否定一個改變了世界的活動。」

  錢到哪兒去了?

不管募到多少錢,不管做了多少好事,由於大筆援助流往其他地方,遠離開發中國家,到了有錢國家手中,援助成效一直大打折扣。開發中國家被奪走的錢比得到的援助還多。 窮國的資本外流估計是得到的官方援助的 8-10 倍。 部分援助因為貪腐和犯罪而消失,但大量的錢是在合法避稅下流失。許多跨國企業濫用稅務漏洞。紀錄片《生財有「盜」》(Stealing Africa)說的是尚比亞的故事,跨國企業出口 30 億美元的銅產,只要繳 5 千萬美元的稅。他們還能得到尚比亞政府 1 億 5000 萬美元的補助。 尚比亞無力協商對自己有利的條件。當時參與政府出售礦場談判的納瓦奇威(Edith Nawakiwi)回憶說:「我不像部長, 倒像個乞丐。」尚比亞受困於援助與貿易的全球制度中。正如波格(Thomas Pogge)在《當我們窮在一起》(Poor Us)中說的,全球化本身沒有錯:「問題在於由誰把持? 我們現有的制度是由富國為富人所設立的。」

 控制各國如何通商,以及發展中國家如何接受援助的結構需要改革。這些結構多半受到世界最富有國家的利益左右,讓窮國沒什麼實際影響力,剝奪他們發展的機會。

  要改革世界銀行還是買羊?

兩者都要。底層結構需要改革,並不表示小型的努力就毫無價值。但用買羊取代改革世界銀行並不可行。波格也主張,目前受惠於這個制度的國家,有義務改革制度。他認為目前消極支持國際制度的人,就好比當年消極支持納粹政權的德國人。 這當然是個比較爭議的類比,意指大多數的人(或許也包括正在這個網站上的每個人)都是沆瀣一氣地在做違反人權的事。不過這也意味著:每個人都有能力來做點什麼事來改變這樣的處境,無論這件事再怎麼微不足道…

 

世界的公義

 

 為什麼有錢人無法成為窮人的勵志榜樣?貧富不均對社會有什麼影響?兩部紀錄片《有錢有保庇》 《耕者無其田》 和系列短片探討這個議題。

  貧富不均是壞事嗎?

是的。貧富不均會影響社會中的每個人,不單是窮人而已。貧富差距大的國家,衛生與社會問題也比較多:平均壽命比較短;毒品問題增多;精神疾病增多;健康狀況惡化;暴力事件增多;還有肥胖人口增加。 貧富比較均等的國家,例如日本和瑞典,在許多社會因素上的表現,要比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更好。 關鍵是貧富差距越大,勢必意味著社會階級流動性越低。在許多國家,貧富差距近年來逐漸擴大,讓最窮的人越來越難向上爬。

  有錢人造就窮人?

貧富不均的社會讓少數人─最有錢的─對其他人擁有不成比例的掌控。和所有特權團體一樣,他們通常做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但對其他人來說未必有利。《有錢有保庇》(Park Avenue)便在揭露美國富豪如何以金錢買權力。有錢人提供競選經費,資助有影響力的智囊團,換取對自己有利的法案。 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便說:「華府現在幾乎是由美國企業部門掌管操作。幾十億幾十億的錢被拿去關說;一大堆說客在制訂法規和法令;政治活動一大堆金援,有太多被收買的政客了。」

 他們不只創造出讓其他人貧窮的環境,還在過程中將窮人妖魔化。作家珍梅爾(Jane Mayer)便在《有錢有保庇》中提到,有錢人把窮人當成轉移民怨的擋箭牌:「他們將中產階級這幾十年來對經濟產生的怨氣,轉移到社會階層更低的人身上。」

  要富有還是要自由?

《耕者無其田》(Land Rush)中的農民遇到開發商開條件:他們會失去田地,但是可以在新成立的蔗園當契作農民。很難評判這筆交易的價值。農民自耕自食,非常貧窮,而開發商真心相信他們開的條件很有價值,政府也希望開發案能帶動經濟。 但我們可以不顧別人意願,改變他們的生活嗎?如果對象不是窮人,政府會推這樣的開發案嗎?民主只是有錢人才能享有的嗎? 在〈耕者無其田〉中,反對派的科利巴里(Ibrahim Colibaly)提到,這種情形在馬利共和國越來越多,因為「對(政客)而言、歐美是獨一無二的榜樣。他們不去找踏實的作法發展非洲,卻硬要套用根本不適合非洲的模式。」

 我們常認為民主是西方世界比較正面的貢獻,但馬利的窮人似乎和美國窮人一樣的無能為力。或許西方世界的民主和開發中國家的一樣,需要同樣程度的把關?

  瞭解更多

 世界的窮人住在哪裡?《經濟學人》雜誌(Economist)蒐集的證據。

赤貧人口如何度日《貧窮經濟學》(Poor Economics)作者的圖表。

正確可靠地衡量全球貧窮狀況新經濟學基金會(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成果如何?One.org 檢視承諾和進度

貧窮是人權議題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說分明

貧窮:事實與數據有多少人每天靠不到 2.5 美元度日?有多少百分比的人面臨收入差距增大的情形?

國際發展由英國BBC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說分明

慈善救援基金會的全球行善指數對全球慈善行動最大規模的研究

http://whypoverty.pts.org.tw/zh_TW/theme/the-system

 

楨:如此地探討貧窮、尤其批中國之白領/藍領勞工《出路》/《當我們窮在一起》,妄想脫貧致富!詳參【圖博館】:《饑餓政治經濟學》 《窮人的銀行家》  鱷魚的眼淚? 全球新貧族 《全球社會學》 高學歷新貧階級 《M型社會》 《富爸爸‧窮爸爸》 富孩子‧窮孩子  高學歷高失業  貧富的數字魔術 中國就業 《三農問題》 中國醫療體制 改革 《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海龜與烏龜 富士康事件  過勞死  《委外革命》《誰偷了我們的工作》《當債務吞噬國家》《生活簡單就是享受》 《窮得有品味》 《快樂經濟學》

 

“中國式扶貧”政策呈現三特征 2011-11-16中國新聞網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6日發布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白皮書表示,中國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貧困人口減半目標,爲全球減貧事業作出重大貢獻。中國的扶貧開發政策有三個特征。

  ——堅持開發式扶貧和社會保障相結合。引導貧困地區和貧困群衆以市場爲導向,提高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2001年到2010年,中國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人均地區生産總值年均增長17%,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1%,兩者的增幅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到2010年底,農村低保覆蓋2528.7萬戶,5214萬人,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覆蓋範圍不斷擴大。

  ——堅持專項扶貧和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相結合。編制以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爲主要資源的專項扶貧開發規劃,分年實施。水利、交通等部門將貧困地區作爲各自發展重點,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進行定點扶貧,東西扶貧協作,軍隊和武警部隊支援,社會各界參與,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扶貧方式,推動貧困地區發展,增加貧困農民收入。

  ——堅持外部支持與自力更生相結合。通過專項扶貧資金、財政轉移支付、部門項目建設、社會各界捐助、引進利用外資等途徑,不斷加大對貧困地區的資金投入。貧困地區自強不息,投工投勞,依靠自身力量改變貧困落後面貌。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0年,中國扶貧領域共利用各類外資14億美元,加上國內配套資金,直接投資總額近200億元人民幣,近2000萬貧困人口受益。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11-16/3464376.shtml

 

扶貧

 

  中國政府和社會幫助貧困地區和貧困戶開發經濟、發展生産、擺脫貧困的一種社會工作。其基本內容與特點爲:①有近期、遠期的規劃和明確的目標,並有爲實現規劃要求而制訂的具體計劃、步驟和措施。②把治標和治本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治本爲主。不僅幫助貧困戶通過發展生産解決生活困難,更重要的是幫助貧困地區開發經濟,從根本上擺脫貧困,走勤勞致富的道路。③把政府各有關部門和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全面調動起來,互相配合,共同爲貧困戶和貧困地區開發提供有效的幫助。

  曆史演變

  中國的扶貧工作大致經曆了3個階段:①多種形式的生産自救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政府貫徹生産自救方針,采取發放救濟款資助生産和“以工代賑”等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對改變農村面貌,保障貧困戶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②個案型的扶貧階段。1978年以後,適應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形勢,有組織、有計劃地扶持貧困戶從發展生産和商品經濟入手,依靠國家、集體力量和群衆互助,采取幹部分工負責、富裕戶扶助貧困戶、逐戶落實等辦法,幫助貧困戶發揮自身潛能,達到擺脫貧困的目的。③社區型的以經濟開發爲主的扶貧階段。1983年起,國家在繼續扶持貧困戶發展生産的同時,投入更大力量對貧困地區實行經濟開發。在政府的領導和幫助下,各有關部門、機關、團體積極配合支持,幫助貧困地區發揮當地優勢,挖掘資源潛力,開辟生産門路,實行多種經營,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從根本上擺脫貧困,逐步走上致富道路。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重要戰略措施。

  確定貧困的標准

  當今世界多數國家大多是以人們的收入狀況來確定貧困線。中國的貧困線主要以是否達到溫飽爲標准來確定。根據國家統計局規定,1985年農民的消費水平,以年人均收入在 150元人民幣以下者爲貧困型。以後各地實行的標准有些上升爲 200元,有的發達地區多至1000元。列入貧困線內的扶貧對象分爲兩類:①集中連片貧困地區。全國有18個片,包括革命老根據地、少數民族地區和邊遠山區。這類地區生活條件差,生産力發展緩慢,經濟、文化落後,部分農民溫飽問題尚未完全解決。②零星的貧困縣和貧困戶。造成貧困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多、勞力少,或家底薄,缺少基本生産和生活資料。

  扶貧方式

  貧困地區的經濟開發方式主要有:①因地制宜地發展種植業、養殖業和加工業,合理地開發礦業,有計劃地進行能源建設,發展交通運輸業。②發展橫向經濟聯合,把貧困地區開發和發達地區發展結合起來,引進信息、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③組織發達地區和城市的工商企業、科研單位和中等專業學校、高等院校等與貧困地區建立長期聯系,開展對口支援;組織能工巧匠和技術力量幫助貧困地區培訓科技人才。④國家在資金、稅收等方面采取特殊的優惠政策。分別情況減免一定的稅收,資金適當集中,統籌安排,配套使用。

  對貧困戶的扶持方式主要有:①家庭自營式。扶持家庭發展各種農副業。②創辦經濟實體。它以吸收貧困戶勞動力爲主,從事專門生産或經營活動。③經濟聯合式。在自願、互利的基礎上組織兩方或多方聯合起來,從事生産或經營,發展合作經濟。④開發投資式。扶持貧困戶參加開發性生産項目的投資,以適應開發性生産的需要。⑤安置就業式。將貧困戶的勞力安置到集體企業就業,使其獲得穩定的經濟收入。

  意義和作用

  中國由于曆史的和自然的原因,各地區之間和地區內部的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東部和中、西部經濟技術水平有很大差別,特別是貧困地區的生産力發展十分緩慢。采取積極扶持措施,幫助貧困地區和貧困戶致富,加快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對加強社會安定團結,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正確處理民族關系,發揚革命傳統,鞏固國防都有重要的作用。許多貧困地區的地下礦産資源和地表生物資源都比較豐富,有些還是國家經濟建設重要的急需的資源,有計劃地開發這些地方的經濟,可以帶動社區的發展;從全國整體考慮,開發這些地區可爲將來國家經濟建設戰略重點轉移,有計劃地大規模地建設大西北、大西南打下基礎。

http://www.hudong.com/wiki/%E6%89%B6%E8%B4%AB

 

廣東:扶貧結出幸福果 2012-11-30 北京新浪網

 

   2009年,廣東省啟動新一輪扶貧開發工作。3年來,按照“規劃到戶、責任到人”的“雙到”工作要求,廣東省探索新路徑、增強內生動力,為建設幸福廣東夯實了基礎──

   11月9日上午,廣東省樂昌市長來鎮前溪村的村民們紛紛聚集在前溪村小學,幾間義診教室被擠得水泄不通。原來,是廣東省人民醫院的專家組在這裡為村民把脈問診、免費發放藥品、宣講健康知識和疾病預防知識。

   “小山村地處偏遠,能有專家來義診,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前溪村村委會嚴主任告訴記者,近年在各幫扶單位的幫助下,前溪村通過發展特色農業、現代生態農業,實現了貧困戶100%脫貧,村民收入大幅提高,村集體經濟迅速壯大。同時,前溪村衛生站建成了符合標準的診療室、藥品室、輸液廳等固定設施,村裏公共衛生服務能力大大提高,基本實現了村民小病不出村。

   這,衹是近年來廣東“雙到”扶貧的一個縮影。

   實現新目標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珠江三角洲經濟一日千裏。但由於地理區位、自然稟賦、經濟基礎、歷史文化、體制機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窮廣東”現象也令人關注。數據顯示,2009年廣東農村年人均純收入1500元以下的貧困人口就有316萬人,占全省農村人口的6.14%,高於全國4.6%的貧困發生率。同時,全省城鄉收入差異系數已連續多年維持在3以上的高位。區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大的問題長期制約著“幸福廣東”的建設。

   2009年,廣東出臺《關於扶貧開發“規劃到戶責任到人”工作的實施意見》,啟動新一輪扶貧開發工作,正式向“窮廣東”宣戰。3年來,按照“雙到”工作要求,廣東省積極動員並組織政府、企事業單位直接參與挂鉤扶持貧困村、貧困戶,建立瞄准機制、靶向療法,實行“一村一策、一戶一法”,並建檔立卡,對貧困村及貧困戶實行動態管理,加快實現“一年脫貧、兩年致富、三年發展”的穩定脫貧目標。截至今年9月,廣東累計投入幫扶資金175.5億元,派出駐村幹部11500多名,定點、定人、定責幫扶全省3407個貧困村的37萬戶貧困戶。

   探索新路徑

   要脫貧致富,首先要解決貧困村落最基本的生產生活條件,營造適宜“造血”的基礎環境。為此,廣東提出了生態移民安置政策和整村推進工程,幫助不具備生產生活條件的貧困村移民搬遷,幫助低收入困難戶進行住房改造。

   得益於扶貧“雙到”的惠民政策,2010年底,韶關市乳源縣53歲的趙天香一家6口從深山老林遷到了位於東莞瑤胞新村的寬敞新屋。趙天香還在一樓開了一個小便利店。

   “平常一邊在家看店,一邊照顧2歲的小孫女,老婆在附近打點散工。兒子和兒媳通過幫扶單位的牽線在縣城找到了穩定的工作。一個月下來,一家人的收入有四五千元。”趙天香高興地告訴記者。

   產業扶貧也是廣東扶貧開發工作的一大亮點。

   在清遠市連南縣三排鎮三排村,廣東省煙草專賣局的駐村幹部王清明和村民們在荒山亂石中開墾了一條致富路。昔日一窮二白的三排村,如今已在荒山上、石縫裏種滿桑樹、金銀花以及花生,並建立起蠶桑、金銀花、花生等生產基地,實現了種養業產業化發展。

   “我們以產業扶貧為抓手,形成了‘基地+農戶’的產業化生產模式,有效帶動了農民發展種植、養殖業的積極性,確保了農戶實現穩定增收。去年,全村貧困戶已經全部脫貧,人均純收入達到13068.48元。”王清明自豪地說。

   趙天香家的變化、三排村的發展……這些都是廣東扶貧開發工作的剪影。經過近3年的摸索,廣東成功創造出產業化扶貧、工農相輔扶貧、金融扶貧、整村推進扶貧、易地搬遷扶貧、基礎設施建設扶貧、社會保障扶貧、智力扶貧、社會力量扶貧、基層組織建設扶貧等多元化的扶貧模式,有效地推進了貧困戶脫貧增收和貧困村改善村容村貌。自來水“清”起來,村路“硬”起來,小洋房“建‘起來,農家書屋“用”起來……如今,廣東貧困村落正煥發出一派濃濃的新農村氣息。

   增強內生動力

   據統計,截至2011年底,廣東基本完成了14萬戶農村低收入住房困難戶的住房改造以及7751戶“兩不具備”村莊移民戶的搬遷工作,並完成300個“幸福安居示範村”整村推進建設任務。去年廣東全省貧困戶年人均純收入6111元,達到全省農村居民收入平均水平的65%。按照農村年人均純收入2500元的脫貧標準計算,96.6%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成功脫貧。同時,貧困村的集體經濟收入平均達8.6萬元,比2010年增加5.6萬元。廣東省扶貧開發辦公室綜合處處長廖紀坤表示,預計到今年底,廣東貧困戶年人均純收入將達到7028元﹔貧困村集體經濟收入全部達到或超過3萬元,平均每村集體經濟收入將達9萬元。

   “雙到”扶貧在幫助貧困村摘掉“窮帽子”的同時,還進一步提升了廣東整個農村經濟的內生動力,不斷縮小貧富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數據顯示,2011年廣東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9371.7元,高於全國平均水平2395元,同比增長18.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9%,創自1983年以來的新高。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到2.87:1,低於全國同期平均水平,為建設幸福廣東夯實了基礎。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1130/8433294.html

 

貧窮、文化與社會工作:脫貧行動的理論與實務 (洪葉文化出版  2007)

 

   內容簡介

  脫貧,成為目前因應貧窮問題的新方向! 社會救助一直是社會工作專業所關注的領域,但曾幾何時成為發放津貼的行業。在本書中,我們試圖從當代社會救助政策的變遷,說明上述趨勢已然轉變。

  脫貧,成為目前因應貧窮問題的新方向。 然而,社會工作不應該只有說法而沒有做法,因此我們一方面從規範與實務兩個層次為脫貧工作找出理據;再方面從華人特有人情文化的生態脈絡下,察考它對現有脫貧實務操作的影響;三方面則由服務使用者與供給者立場,檢視現有服務供給的情形。盼望透過這樣的梳理,可以為國內社會救助工作提供更多的省思與借鏡。

  作者簡介王篤強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

  目錄

  第一篇 緒論

第一章 貧窮、文化與社會工作

第一節    楔子:兩則故事

第二節 貧窮與社會工作

第三節 文化與社會工作

第四節 脫貧行動的想像

第二章 社會救助政策與脫貧實務的當代發展

第一節 社會救助政策轉向的背景

第二節 強制工作與資產形成兩種政策取向

第三節 「強制工作」與「資產形成」兩種政策取向的比較

第四節 對於台灣脫貧實務的意涵

  第二篇 脫貧行動的理論綱要

第三章 脫貧行動的規範理論

第一節 人性預設:追求自由

第二節 貧困問題的根源:能力剝奪

第四章 脫貧行動的實務理論

第一節 增強權能理論

第二節 優勢觀點

第三節    生態系統理論

第四節    資產形成模式

第五節    自我效能理論

  第三篇 生態環境對個人因應行為的影響

第五章 人情文化與資源分配

第一節 當代西方社會資源公正分配的理論

第二節 對當代西方社會資源公正分配理論的反省

第三節    低收入戶資格審查行為中的人情因素

第四節    人情文化、資源分配與社會工作

第六章 人情文化與求助行為

第一節 求助行為的意義與歷程

第二節 求助行為的理論與研究

第三節 人情文化與求助行為

第四節 低收入戶的求助行為

  第四篇 低收入戶生活現況、脫貧福利需求與服務輸送的影響因素

第七章 低收入戶的生活現況與脫貧福利需求——以某縣為例

第一節 國內低收入戶人口分佈與歷年更迭

第二節 低收入戶之生活現況

第三節 低收入戶之脫貧福利需求

第八章 為什麼不脫貧?——低收入戶經濟戶長的生態位置與利基

第一節 國內、外現有脫貧方案簡介

第二節 低收入戶經濟戶長對現有脫貧方案的參與意願與考量因素

第三節 為什麼不脫貧?生態觀點的檢視

第九章 公私部門脫貧方案服務輸送的阻礙因素

第一節 公私協力下脫貧服務方案執行現況

第二節 現行脫貧方案的服務輸送缺口

第三節 人情社會中公私協力的脫貧服務輸送阻礙

第五篇 結論:社會工作的處遇

第十章 脫貧行動的政策構想、操作模式與批判省思

第一節 脫貧行動的政策構想

第二節 脫貧行動的操作模式

第三節 脫貧行動的批判省思

  表次

表2-1 強制工作、資產形成與原始政策比較表

表7-1 台灣省2006年列冊低收入戶服務措施一覽表

表7-2 台閩地區2001---2005年低收入戶整體概況表

表7-3 台閩地區2005年各縣市低收入戶統計表

  圖次

圖4-1 以收入為基礎的福利模式

圖4-2 以資產為基礎的福利模式

圖4-3 三元交互決定論

圖4-4 效能預期與結果預期關係

圖6-1 求助歷程模式

圖6-2 人情社會中的求助歷程

圖10-1 脫貧行動的政策構想示意圖

圖10-2 脫貧行動的行政設計示意圖

圖10-3 脫貧行動的方案策略示意圖

圖10-4 抗貧體系示意圖

台長: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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