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遠著的《日本右翼言論批判︰“皇國史觀”與免罪情結的病理剖析》（北京：昆侖出版社，2005）可說是本行文有情、論証有理之佳作，值得買來盡讀，為沒書者，找些貼文：
本書以十幾位有代表性的、民間身份的日本當代右翼學者文化人的主要著作為研究對象，站在中國民間學者的立場上，對他們美化和否定侵華歷史、推卸侵略罪責、敵視中國及中國人民的右翼歷史觀做了深入的剖析與批判。
目錄
序章
第一章 戰後日本軍國主義思潮的死灰複燃——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二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中村粲其人
二、寫作宗旨：為洗刷“污名”而篡改歷史
三、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四、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五、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三章 “皇國史觀”的沉渣泛起——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發起
二、《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三、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四、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五、惟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谷澤永一的右翼極端主義言論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南韓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三、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論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蒐羅的所謂“證言”
三、歆本正己與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四、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五、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六、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新傲慢主義”的新軍國主義——右翼漫畫家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和《戰爭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新傲慢主義宣言·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 》
四、美化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台灣論》
《台灣論》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1756308/20061106063454《日本右翼》序
左翼右翼之分雖然已經很陳舊，但直到今天，在認識和劃分有關政治勢力、派系構成、思潮走向時卻仍然沿用。本書作為對日本“右翼學者和文化人”——簡稱“右翼文人”——的歷史觀及反華言論進行批判研究的著作，其關鍵詞就是“右翼”及“右翼文人”。
什麼是“右翼”?
“右翼”連同“左翼”一詞起源于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期，分別指坐在議院右側議席上的具有保守傾向的人士(相對的是所謂有激進傾向的“左翼”)。也就是說，法國的“右翼”指的是議會中的由政治傾向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勢力或政治派別。到了19世紀後期20世紀初的西方國家，右翼、左翼的區分帶有國際性，並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的、“主義”的色彩。“右翼”傾向于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左翼”強調階級和階級斗爭，信仰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是現代意義上的左翼和右翼的基本涵義。而到了當代，隨著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成熟，人們常用“右派”一詞來指稱保守派、強硬派勢力，而“右翼”的涵義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右翼”是“右派”中的極端者。這種界定尤其符合日本當代社會的情況。
談日本的右翼，要從源頭談起。
日本右翼組織起源于明治維新時期，是日本謀劃對外侵略、特別是對華侵略的直接產物。在起源上早于意大利、德國等歐洲國家。早期日本右翼形成的顯著標志是右翼組織或團體的出現。例如1881年成立的以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等為首的“玄洋社”，1901年成立的以頭山滿、內田良平為首的“黑龍會”，1919年成立的以滿川龜太郎為首的“猶存社”，1925年成立的以大川周明為首的“行地社”等等。各右翼組織都有自己明確的理論綱領，都具有強烈的“國家社會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性質。他們主張“忠君愛國”、 “國家改造”，標榜天皇主義、國權主義、大亞細亞主義，都鼓吹日本要與俄國等列強爭奪在亞洲的霸權，並要打人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從而使日本成為“亞洲的盟主”。近代日本右翼組織的基本成員大都是無固定職業的“浪人”或民間人士，其核心成員均處于民間在野的地位，游離于政治體制之外，並不把目標定位于奪取國家政權，而是從民間與在野的立場上，對政府當局形成推動或鉗制，在對外侵略的謀劃與實施過程中，與政府形成了配合與依賴的相輔相成的關系，起到了特殊的關鍵作用。對華侵略的“秘策”、綱領和設想，往往是由右翼人士通過著書立說的方式首先提出，然後影響民眾思想和政府決策。
讀《日本右翼言論批判: “皇國史觀”與免罪情結的病理剖析》徐迅雷
60年前的9月2日，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戰敗的日本不得不在“密蘇裏”號戰艦上簽字投降。正如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當時在演講中所說的：“今天，槍炮聲寂靜下來。一場空前的悲劇結束，一場偉大的勝利降臨。天空不再降落死亡，大海負載的只有貿易之商……世界一片和平。”在經過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之後，中國終于成爲了戰勝國之一，成就了抗戰勝利的偉大。
然而，敗亡之國的右翼勢力一直心存不甘。在9月2日到來前夕，日本東京都知事、極右人物石原慎太郎又大放狂言：未來30年亞洲睡獅是日本而不是中國。他還渲染中國和朝鮮的威脅，說中國和用核武裝起來的朝鮮的威脅，也許迫使日本重新獲得它的軍事實力；他還提出了日本將複活傳統武士道“精神和骨氣”的可能性，說“日本一旦恢複武士道精神，該地區的力量對比將徹底改變”。（見8月30日新華網、9月1日《參考消息》）
石原慎太郎是連續多年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右翼政客。與所有歪曲史實、美化侵略、夢想恢複“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右翼分子一樣，他們發出的，都是對人類正義和良知的挑釁。我們對于日本右翼勢力，有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們有沒有好好想過怎麽辦？在9月2日，我們特別不能忽視一個“初始問題”——希望大家都能“捫心自問”一下：我對日本右翼究竟知道多少？除了這個石原慎太郎，我能說出幾個日本右翼分子的名字？日本究竟有多少個右翼團體、多少右翼人馬？什麽叫做“右翼”？日本右翼勢力的來龍去脈是怎樣的，它們究竟是怎樣發展壯大的？
對于日本右翼勢力，我們公衆大抵只知道他們折騰著修改教科書，竭力篡改侵略戰爭的性質；他們充當急先鋒，決意要沖破戰後日本“和平憲法”束縛；他們“望眼欲穿”，渴望得到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他們還明裏暗裏支持“臺獨”……知道的這點信息，大抵也是“新聞層面”的。對此，我們應該冷靜地想一想：這般粗淺的“知道”和認知，能夠對付日本的右翼勢力嗎？
我們必須看清：嚴重的問題就是，我們知道日本太少！除了知道日本很“富”這點皮毛，除了“軍國主義”、“右翼勢力”這名詞有點“耳熟”之外，實在太不知道日本內在的一切了。就是那個靖國神社，我們也大抵只知道一個怪怪的名稱，只知道將二戰甲級戰犯的亡靈牌位被供奉在那個鬼地方，只知道它被一次次參拜；再多一點，無非是知道它成了日本右翼的堡壘，而當年麥克阿瑟曾想把它毀掉拉倒……我們曾有名人去那裏看看——注意，只是因爲不知道它是怎麽回事而去看看，絕不是什麽“參拜”，結果就被我們的“憤青”們罵得狗血淋頭！“憤怒地拒絕知道”，這是多麽的荒誕！
總是不知道你的對手究竟是怎麽回事，那麽你的勝算就會很小。確實，我們研究日本、研究日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等的書籍太少了，而對日本右翼研究的專著更上少之又少！日前，總算有了我國第一部研究批判日本右翼言論的專著，那是教授、學者王向遠所著的《日本右翼言論批判: “皇國史觀”與免罪情結的病理剖析》，這屬于“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研究叢書”中的一本。在書中，可以見到十幾個有代表性的日本當代右翼學者文化人的形象，其中有“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者林房雄、著書徹底爲侵略曆史翻案的中村粲、著力全面複活“皇國史觀”的西尾幹二、具有歇斯底裏免罪情結的“天才”法學博士小室直樹、抹殺“南京大屠殺”的第一黑手田中正明、宣揚“新傲慢主義”的政論漫畫家小林善紀等等。從這些人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右翼分子是如何的冥頑。
1952年美國占領軍撤出日本後，右翼勢力就開始蠢蠢欲動；進入上世紀6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美化侵略戰爭的思想言論開始擡頭；到了90年代，由于種種原因，日本保守勢力更加強大，左翼退潮，和平力量走下坡路。日本社會中右傾勢力絕不僅僅是石原慎太郎之類的政客，不少學者、文化人從極端民族主義立場出發，打著反對“自虐史觀”的旗號，極力複活“皇國”史觀，爲侵略中國及亞洲的曆史翻案，抹殺史實、美化侵略、推卸罪責、散布反華言論，遂使右翼思潮成爲思想文化領域裏一股持續的逆流。要知道，相比于“軍事侵略”和“經濟侵略”，“文化侵略”的力量更大，更具無形的殺傷力，是我們要高度警惕的。
“右翼”連同“左翼”一詞，起源于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期，“右翼”是指坐在議院右側議席上的具有保守傾向的人士；到了當代，“右翼”則是指“右派”中的極端者。日本的右翼勢力可謂源遠流長，其右翼組織起源于明治維新時期，是謀劃對外侵略、特別是對華侵略的直接産物。越是“曆史悠久”，就越會“根深蒂固”；越是上升到思想文化層面，就越難遷移改變。所以，對付日本右翼勢力，我們要有足夠的思想准備，我們需要“持久戰”。這裏的前提就是必須知道、明白人家是怎麽回事。“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是我們老祖宗的教導，如果無意識中將其變成了一句“熟視無睹、熟聞無聽”的話，那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人們啊，要警惕，要警惕人家，更要警惕自己！
http://www.1911.cn/bbs/dispbbs.asp?boardID=19&ID=14058&page=7文化侵略：日本侵華戰爭第二戰場 【作者】王向遠
“筆部隊”“文化侵略”“皇國史觀”“思想宣傳戰”“南京大屠殺虛構論”“新傲慢主義”……對于這些詞語，中國青年讀者恐怕還很陌生。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之際，昆侖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向遠撰寫的三本書：《“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 《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日本右翼言論批判——“皇國史觀”與免罪情結的病理剖析》，這首尾連貫的“三部曲”，首次全面呈現和披露了日本對華文學侵略、文化侵略的史實，對當代日本抹殺侵華罪責的右翼言論作了系統批判，並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
最近，本刊記者亓昕對王向遠教授作了采訪。
《中國青年》：最初是在什麽情況下，你開始關注“筆部隊”？
王向遠：1994年，我寫博士論文，主題是中國現代文學和日本現代文學的比較研究。1996年4月答辯時，有教授提意見說，日本侵華15年，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幾乎占了一半時間，而我的論文在這方面涉及不多。
當時這方面的材料很少，而我研究的是純文學，從純文學的角度看，日本侵華文學談不上有什麽價值。
《中國青年》：那時主要還是從純審美角度看問題的吧？
王向遠：對。如果從這個角度，我們的抗戰文學、日本的侵華文學似乎都不夠“純美”，也就不會納入視野之內。現在看來，如果僅從純文學的角度去評判中國抗戰文學和日本侵華文學的價值，未免太偏狹。
博士論文寫完後，我決定對抗日文學與日本侵華文學作單獨的研究。我先去北京圖書館查日文書卡片，看到有兩大櫃子卡片，裏面全是日軍侵華期間日本出版的書，其中大部分與日本的侵華文學、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有關。
《中國青年》：那麽一大堆侵華文學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你當時是什麽反應？
王向遠：我很震驚，因爲我就是搞日本文學的，竟然還有這麽一大堆玩意兒我不知道。我當時就想一定要把這些塵封的東西呈現出來。學者不去呈現，曆史就永遠處在被淹沒狀態。那一年多，我細看了上百本有關書籍。
《中國青年》：深入了解後，你得出了怎樣的結論？
王向遠：結論就是：日本文學在日本侵華戰爭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文學作品在侵華過程中對民衆的滲透力大于一般的著作，更大于其他媒體。特別使我感到驚訝的是：30年代日本左翼作家一開始是反戰的，1935年以後，日本政府對左翼進行了斬草除根式的清除，凡是不“改悔”的投進監獄，寫轉向書，也就是叛變書，直到公開發表爲止再放出來。拒絕叛變的被活活打死，比如小林多喜二。這麽多反戰作家、左翼作家幾乎全部在轉向後幫助軍國主義鼓吹戰爭。
《中國青年》：是懾于淫威委曲求全還是被洗腦後自動變節？
王向遠：都有。關于這一點我曾跟德國作過對比。希特勒上臺發動歐洲戰爭以後，有8000名文學藝術家逃亡國外，拒絕和希特勒合作，有些人寫了反戰小說，知道發表不了，藏在抽屜裏，叫“抽屜文學”。日本只有一個叫鹿地亙的人，跟他的夫人池田幸子在抗戰爆發以後，逃到中國，幫中國抗戰，這是惟一的例外。
《中國青年》：深層的原因與日本的國民性有關嗎？
王向遠：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一直認爲文學是虛學，不是實學，幹預社會參與政治不是文學家的任務，文學要保持自己的個性，要處于自由狀態，對政治采取一種超越的姿態。
可是話說回來，這種超越是對國內政治的超越，一旦自己的國家與外國交戰，國內政治變成國際政治，那麽他幾乎不假思索地站在日本國家這邊。他們覺得這“義不容辭”。
《中國青年》：戰爭結束後這些作家是怎樣的結局？
王向遠：嚴重的以“文化戰犯”論處，分爲A到G七級戰犯，最低的G級開除工職。誰的書賣得最好影響最大誰的罪行就最大。文化戰犯大川周明被關起來後，在監獄裏裝瘋。怎麽裝瘋？吃自己的糞便，美國人就覺得他確實是瘋了，最後免于審判。如果真的審判，這個人可能要被槍斃。因爲他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影響太大。首次系統披露“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
《中國青年》：你的第二本書《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是對“筆部隊”的補充與拓展嗎？
王向遠：是的。我覺得僅僅從文學角度研究問題遠遠不夠，所以接著寫了《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這本書首次對“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作了全面披露。我得出的結論是：最早提出侵略設想的不是日本官方，而是民間學者與文化人。
例如，早在1715年，一個劇作家就寫出一部名爲《國姓爺合戰》的劇本，該劇的主題是日本武士來到中國，打敗清軍，耀武揚威。此劇在大阪上演，連演了好幾年！最早系統論證侵略中國的必要性、如何占領中國的，是200多年前的一個布衣學者，叫佐藤信淵，此後還有吉田松陰、德富蘇峰等人。當時他們的觀點並不代表官方，但在侵略中國方面對日本民衆卻有重要的毒害作用。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學者的中國觀對一般民衆的毒害非常深刻。他們認爲：日本不是侵略中國，是幫助中國從西方殖民統治下解救出來；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處于“深度中毒”的狀態，只有把日本的先進文明輸出給中國，才能解救中國于水火之中，等等之類。持有如此中國觀的日本學者會怎樣影響對中國並不了解的普通民衆，可想而知。1937年侵華戰爭全面爆發以後，被日本政府利用，這種觀點的傳播達到了“鼎盛時期”。
日本最早的侵略史可追溯到1592年豐臣秀吉對朝鮮的侵略，然後以朝鮮爲跳板侵略中國，他們有人還提出把日本的國都定到南京或北京這樣的狂妄設想。我順便提一下，爲什麽日本當時的江戶要改爲東京呢？據說這是佐藤信淵最早提出的。北京、東京、南京、西京（大阪），可見當時的侵略思想已經相當系統。
《中國青年》：作爲良知代表的學者以及文化人，怎麽會有如此極端的思想？
王向遠：這些人的目標是使日本成爲西方英美那樣的先進國家，他們認同西方“列強”的“成功之路”是：在國外開辟殖民地，據爲己有。
《中國青年》：相對于政治與經濟侵略，文化侵略有怎樣的後果？
王向遠：文化侵略就跟醃鹹菜一樣，慢慢把自己的文化理念滲透、灌輸給對方，泯滅對方的民族性和主體意識。臺灣在被日本實行了50年的殖民文化統治之後，現在的結果就是有一些臺灣人以自己曾是日本人而感到自豪，有相當一批被“日化”的人。如果我們不是被侵略8年，而是16年、24年……那後果會是怎樣呢？文化侵略這種軟性的東西似乎不如軍事上的殺人放火更撼人心魄，可是後果卻更深重。
《中國青年》：你和日本學者探討過你的這些課題嗎？
王向遠：在幾次會上提到過，那都不是關于這個問題的專題會議。在一次翻譯研究的會議上我又忍不住提起來，一個日本學者就把臉一沈，說道：“王教授說的‘文化侵略’我不明白，文化怎麽侵略？‘麥當勞’在北京到處都是，那是美國文化，中國人吃不吃那是中國人的事，你不能說人家美國文化侵略了你。”
我反駁說：這位教授舉的這個例子很不確切。中國東北在僞滿期間，日本人強迫中國學生在每天早晨上課之前遙拜皇宮，唱日本國歌《君之代》，強迫學生學日語，學不好日語不能升學，請問這算不算文化侵略？對方無言以對。
每次提起這個問題，多是話不投機。許多日本學者對這方面的話題故意回避，或者直接間接表示反感。
《中國青年》：他們爲什麽不能正確看待自己的過去呢？
王向遠：我在第三本書《日本右翼言論批判》中解答了這個問題。2004年3月，我作爲京都外國語大學的客座教授去日本講學兩年。一到日本我就開始逛書店，有時每天逛兩個書店。我發現了大量日本右翼勢力反華、否定戰爭、妖魔化中國的書，數量有一兩百本以上。他們說什麽日本的“大東亞戰爭”是“自存自衛”的戰爭，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僞造的，從軍慰安婦是賣淫行爲跟軍隊沒關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是不公正的……看了這些書之後，我心情很不平靜。我跟我的日本學生聊天時，隨口說出一個右翼作家的名字，學生說知道，並且對其作品耳熟能詳，我很吃驚，決定馬上寫這本反駁右翼言論的書。作爲一個中國學者，我們對右翼的文化挑釁必須作出反應，我們不能漠視。
右翼分子有三個特點，第一崇拜“天皇”及天皇制。第二，是反共。第三，對戰爭暴行徹底否定。他們很極端，認爲日本什麽都好，全世界日本最優秀，日本做的什麽事都好。他們有著根深蒂固的“社會主義歧視”觀，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不難理解爲什麽有的日本人不能正確看待自己的過去。
《中國青年》：你親眼目睹過右翼分子的囂張行徑嗎？
王向遠：我碰到過兩次。日本共産黨在演講爭取選票，右翼分子開著摩托車，上去就一通搗亂，然後揚長而去，警察都來不及反應。我還看到日本右翼的宣傳車播放著日本舊軍歌，在街上“暴走”；還聽日本學者說，幾年前中國影片《南京1937》在日本的某一個縣上映的時候，即使有警察保護，銀幕還是被潑上墨水而後被撕破，十幾分鍾後就被迫停止上演。
在這些事情的刺激之下，我的寫作速度較快，除了上課講學之外，每月平均寫3萬字，可謂奮筆疾書。
《中國青年》：你豈不是跑到日本右翼的身邊去反右嗎？
王向遠：（笑）對。感覺身臨其境，也很痛快。不過我所在的京都外語大學是對中國友好的大學。
《中國青年》：有危險嗎？
王向遠：個別學生知道我的“身份”，跟我要書，我暫時不想給。你知道美國華人學者張純如女士因寫了揭露南京大屠殺的《南京暴行》一書，多年來一直沒能擺脫日本右翼的騷擾，最後飲彈自盡，據說與日本右翼的騷擾密切相關。而我的書，是對日本著名右翼學者點名道姓的批判和駁斥，結果更可想而知。
對右翼分子，即使在日本也有不少人討厭他們，有是非辨別能力、有良知的日本人對右翼言論並不買賬。書店裏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同一個書架上既放著右翼的書，也擺著正義人士的書；既有對南京大屠殺的抹殺，也有對南京大屠殺的揭露。那是一個多元的、互相牽制彼此制衡的社會結構。
《中國青年》：可你總是難免會和日本人有觀念上的碰撞吧？
王向遠：有一個叫田中的公司職員，自學漢語十年，每個周日晚上來和我“有償聊天”三小時，等于是讓我輔導他漢語。他每次都帶來一些網上下載的反華文章給我看。我們就辯論，有時竟然激動地“啪啪”拍桌子，嗓子都喊啞了。完了以後他還照樣來。（笑）
有一次他說，他看到一篇文章上說中國人營養過剩，小胖孩太多了。我就說，你看現在中國衣食富足了，商品極大豐富，不比日本差。這個他倒是也承認。他漢語說得很好，就是不到中國來，因爲他“不屑”來。我說田中你對中國那麽有興趣，最好到中國去看一看，你現在了解的都是書面知識，而且又都是負面的，去中國看一看就會知道和你的想像不一樣。
《中國青年》：你的日本學生可以說代表了日本的未來，他們在中日關系上持有怎樣的觀點？
王向遠：他們大多是對中國文化有好感的人。這種好感一是來自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二是來自中日貿易關系比較密切，學好中文今後好找工作。但在曆史問題上，他們比較容易認同右翼言論。
這次臨放暑假，考完試了，我還有最後一堂課，我說今天就不講課了，聊天吧，就聊中日關系。學生們不停提問，特別是曆史問題。他們問中國人都反日嗎？南京大屠殺真的死了那麽多人嗎？根據什麽說死了那麽多人？我回答說，一個農民家裏養雞，少了哪一只他都知道，難道一個家庭中少了哪個成員他能不知道嗎？洋洋灑灑整整講了兩個半小時，其間沒有一個學生離開，也沒有人明顯表示反感，這些年輕人提的問題都源于右翼的觀點，但我覺得我的話起了作用。那天講完了感覺真是痛快！
前幾天，我的一個日本學生來到中國，我把她帶到海澱圖書城裏一個專營抗戰書籍的書架。有一本關于南京大屠殺圖片資料的書，我一邊翻給她看一邊給她講，一會兒發現她竟然哭了。問我：中國人看了這些會有什麽感覺？我說你現在是什麽感覺，中國人就是你感覺的百倍千倍。
去年冬天七個日本學生來我家，在我的書架上，一個學生看到了一本寫“731部隊”的書，就問我什麽是“731部隊”？他們都不知道。我就給他們講。當我講到日本人進行活人解剖，那個將被解剖的少年竟然那麽乖巧地配合著，他自己脫光了衣服爬到解剖床上仰面躺下來，當我講到那個孩子的內髒被取出後放在容器中還在跳動的時候，有兩個日本女學生哭了。他們這些在和平年代中長大的孩子其實很善良，不能忍受這樣的暴行。他們小聲嘟噥道：難道他們真是這麽幹的嗎？……
《中國青年》：你的中國學生對你的研究有什麽反應？
王向遠：前幾年，我有幾次在課堂上講，我們經常在影片上、照片上看到中國人被活埋、被砍頭，你們設身處地地想一想，這些人臨死前在想什麽？他肯定想：我們爲什麽會這樣死去？是因爲我們的國家弱呀！如果一個國家不行了，個人算什麽，簡直就是一只螞蟻，不管你是誰，是什麽人物，都無濟于事。這些話對學生的震動很大。
《中國青年》：你覺得日本右翼會如何看待你這三本書？
王向遠：日本右翼肯定會把這三本書看成是“反日”的。其實，作爲一個中國學者，我熱愛自己的國家，但我決不做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我寫《日本右翼言論批判》，決不是爲了“反日”。在書的“前言”中我曾說過：“對日本右翼進行批判，遏制右翼極端勢力的橫行，不僅是中國及亞洲國家的學術界的急務，也是有正義感和學術良知的日本學者的責任。只有中日兩國的學術文化界和輿論界共同對日本右翼言論的虛僞性、荒謬性加以揭露和批判，才有助于遏制右翼極端勢力的猖獗，才能幫助人們認清日本右翼的真面目，並將少數日本右翼分子與日本廣大愛好和平的國民區分開來，這將有利于21世紀中日兩國關系的健康發展。”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http://literature.cass.cn/Article.asp?ID=14251王向遠著作集
《王向遠著作集》這是收錄了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王向遠的代表性著作12部，總字數近400萬，分10卷本，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分平裝、精裝兩種版本正式出版發行的一套新書。
《王向遠著作集》內容涉及東方文學、日本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翻譯文學、侵華與抗戰史、中日關系等多學科領域。國內各方面專家教授爲各卷撰寫的“解說”冠于卷首。專家們在“解說”中指出，《王向遠著作集》所收著作均爲有關領域的首部著作或開拓性研究成果，具有填補空白的創新性學術價值，曾在不同的學術領域乃至全國讀書界引起廣泛關注與反響，被廣泛引用和評論。
在我國，中年學者出版多卷冊大規模文集者還很少見，現年45歲的王向遠教授在《王向遠著作集•總後記》中稱《著作集》是他從教20年的“中期總結”和“新的起點”。《著作集》的出版不但使王向遠20年來的學術成果顯示出系統性與整體性，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新一代學者的成長軌迹。
《王向遠著作集》均爲學術界有定評的、填補空白的創新成果。可作爲相關專業研究者與愛好者、大學生與研究生的參考書，是各級各類圖書館的理想藏書。
王向遠，1962年生于山東，文學博士。1987年起任教于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96年晉升爲教授，2000年起擔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東方文學、比較文學、翻譯文學、中日關系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近十年來獨立承擔國家級、省部級科研項目5項，發表文章100余篇。已出版《東方文學史通論》《中日現代文學比較論》《“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東方各國文學在中國——譯介與研究史述論》《比較文學學科新論》《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翻譯文學導論》《中國文學翻譯十大論爭》(與陳言合著)《比較文學一百年》(與樂黛雲教授合著)《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日本右翼言論批判——“皇國”史觀與免罪情結的病理剖析》等論著及《初航集——王向遠學術自述與反響》13種。另有譯著4種，合作主編叢書4套50余冊，主編《中國比較文學論文索引(1980～2000)》等工具書3種。曾獲首屆北京高校青年教師教學基本功比賽一等獎、第四屆寶鋼教育獎全國高校優秀教師一等獎、第六屆霍英東教育基金高校青年教師獎、北京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01年度華東地區教育圖書一等獎等多種獎項。
第一卷：東方文學史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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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遠著作集》總後記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2357.html評《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叢書
人的記憶是奇怪的東西，喜歡快樂，不喜歡悲傷，而且悲傷易被快樂取代。但有一種關于悲傷的記憶是永遠也取代不了的，那就是切膚之痛，切骨之恨。近代以來日本在侵略戰爭中給中國人民留下的就是這樣一種忘卻不了的記憶。
翻動日本的侵華史，會發現其中記述最多的是日本對中國的軍事入侵、經濟掠奪以及慘絕人寰的燒殺搶掠，卻少有記載或根本沒有記載日本侵華戰爭中的重要一環--文化侵略。誠然，”文化”本身不可能直接用來奪取他國領土、殺戮他國人民，可是，當”文化”被用來爲武力侵略服務的時候，”文化”行爲就構成了”文化侵略”。
侵華伊始，日本軍國主義就實施了”文壇總動員”。絕大多數日本文學家響應號召，積極”協辦”侵華戰爭。他們中有些人作爲”從軍作家”開赴中國前線，爲侵華戰爭搖旗呐喊；有些人應征入伍，成爲軍事侵略的一員；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種各樣的軍國主義文化和文學組織，以筆爲槍，爲侵略戰爭推波助瀾。他們或制造發動侵略戰爭的口實，爲侵犯他國強詞爭辯；或煽動國民參戰的狂熱，把侵華戰爭說成爲了民族生存所進行的”聖戰”；或醜化有著古老文明和璀璨文化的中國，把掠奪中國財富說成幫助中國走出荒蠻；或美化和詩化日軍的凶殘，把屠殺說成是”皇軍”對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的”親善”……
而最早、最系統地在侵華戰爭中提出並實施文化侵略和滲透的主體就是日本的學者和文化人。他們是侵華戰爭的煽動者、鼓吹者，是”思想戰”和”思想宣傳戰”的生力軍。他們是活躍在侵華戰爭中的一支特殊部隊--軟屠刀部隊，被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的宣傳機器稱之爲”筆部隊”，恰和地表明了這支部隊起到的”槍部隊”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實際上，不止是從軍來到侵華戰場的日本學者文化人屬于”筆部隊”，凡是以文學活動的方式參與和協助侵略戰爭的學者文化人，都可歸爲”筆部隊”。在侵華戰爭中，”筆部隊”和”槍部隊”（武裝部隊）同時並存，形成了上下呼應、軟硬兼施、文武兩道的軍國主義戰時體制。作爲日本軍國主義喉舌的”筆部隊”不遺余力地對中國進行”文化戰”，即思想宣傳戰、新聞輿論戰、語言文化戰、宗教文化戰、民族文化戰等，其人數之衆，令人震驚，幾乎所有的日本文學家在侵華戰爭中都成了”戰爭協力者”。
以侵華戰爭爲背景、大量炮制侵華文學是”筆部隊”的主要”業績”，也是日本文化學者”協力”侵華戰爭的主要手法，而”侵華文學”成爲日本那個時期文學的主流。
衆所周知，在世界文學中，一切以戰爭爲題材的作品都可稱作”戰爭文學”，而流芳久遠的只能是反侵略、反壓迫、體現人性真善美的文學作品。可是早在侵華戰爭初期，就有日本學者和文化人將那些誕生于侵略戰火中的鼓吹法西斯主義的文學作品也冠名爲”戰爭文學”，把包含著軍國主義的所謂”戰魂”和”軍魂”的非正義的日本文學和世界文學中的”戰爭文學”說成是一回事；戰後幾十年裏，他們在談及侵華戰爭期間的日本文學時總是一帶而過，對”筆部隊”在侵略戰爭中所起的作用諱莫如深，更有人把自己的反映侵略有功的作品與托爾斯泰等人的經典戰爭文學作品相提並論。
非但如此，曾經的”筆部隊”如今還在爲軍國主義招魂，居然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日本不斷出現諸如《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歌頌戰犯東條英機的電影《自尊》等文學作品。這些當代日本右翼學者的反華言論，是曆史上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的一種變相、一種延續，並大有成爲當今社會主流言論的趨勢。在日本現代社會右傾化趨勢愈演愈烈的今天，右翼文人所寫爲侵略戰爭翻案的仇華反華的書籍隨處可見，甚至有的成爲了暢銷書。
戰爭和文學有著密切的關系，戰爭常常能夠決定和改變一個時期、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文學面貌。毫不誇張地說，侵華文學史，就是日本文學的罪責史，不僅表現其對發動非正義戰爭的反動立場，更使戰後出生的幾代日本人無從了解自己國家曾給亞洲人民帶來的毀滅性的災難，甚至誤導成日本在二戰中受到了不白之冤，是二戰的受害國。時至今日，積怨甚深的日本在亞洲人民面前依然拒不謝罪，只多是在世界輿論的譴責下不得不做形式上的”反省”，就這一點而言，日本侵華文學史的泡制者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侵華戰爭期間以及戰後長達半個多世紀裏，大量以軍國主義思想爲載體的侵華文學充斥日本文壇，這一現象值得我們深思。因此，整理日本侵華戰爭中並存的”槍部隊”和”筆部隊”的”罪案”同等重要。可是在我國，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十分薄弱，甚至是一個盲區，說明對日本侵華的追究遠遠沒有完成。雖然國內有人就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進行了一些研究，但只限于單獨或某一領域內的研究，沒有形成體系，也缺少曆史厚重感，不便于人們，尤其是戰後出生的人們對日本侵華史有一個全方面的了解。
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昆侖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研究叢書》，站在當代中國人的立場上，對日本侵華文學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批判，不僅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更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叢書包括《”筆部隊”和侵華戰爭》、《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日本右翼言論批判》和《日本對華教育侵略》四部。前三部的作者均是北京師範大學王向遠教授。他于上世紀90年代從戰爭與文學和戰爭與日本侵華文學這一領域深入研究，不斷拓展視野，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的研究拓深到文化領域；以深層文化視角，深度反思日本的侵華戰爭，史論結合地探究了日本曾對中國進行的”文化戰”；以豐富翔實的第一手材料揭示日本開辟的”第二侵華戰場”，即先于軍事侵略和經濟侵略、服務于軍事和經濟侵略的文化侵略。
《日本對華教育侵略》一書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爲了達到長久占領中國的目的，一方面企圖依靠血腥的屠殺征服中華民族，另一方面又攻心爲上，利用各種”教育手段”，對華進行教育滲透，派遣日本教習來華，在華進行教育侵略，制定”同化主義”政策，推行”皇民化”措施，建立日式學校傳播日本文化，推行奴化教育，普及日本語，灌輸民族分裂和親日思想等，目的是徹底摧垮中華民族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逐漸培養中國人具備日本民族的”皇國觀念”，達到徹底滅我民族、毀我文化，使中國永遠淪爲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的險惡用心。
這套叢書的出版是對日本右翼分子急于抹殺曆史，美化侵略罪行的強有力打擊。在這樣一部鐵證面前，任何企圖掩蓋、歪曲曆史的做法都是軟弱無力的。愛國有多種。在那場戰爭遠離我們60周年之際，這套心血之作的問世，無疑證明了作者的拳拳愛國之心和民族責任感，值得國人欣賞、尊敬
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historymil/2007-07/09/content_1148879.htm日本右翼團體Japanese rightist corporations
日本近代鼓吹效忠天皇和向外擴張的反動社團，日本軍國主義的急先鋒。1881年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等創立玄洋社，主張天皇主義、國粹主義和大亞洲主義，打著民間團體的幌子，假借援助革命黨人，在亞洲國家培植親日勢力，是爲日本右翼團體的起源。1901年以內田良平爲中心，頭山滿爲顧問，成立了黑龍會，以黑龍江兩岸中國東北、蒙古和俄國的西伯利亞以及朝鮮爲擴張活動的主要對象。1908年，頭山滿搜羅沒落士族，即所謂浪人，組織浪人會。浪人會爲玄洋社的別動隊，其成員或直接由外務省、軍部派遣，或接受財閥、政客的資助，到中國進行偵察調查，搜集各種情報，被稱爲大陸浪人或支那浪人。他們平時在中國從事貿易活動，戰時參加侵略軍，爲日本侵華政策服務。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右翼團體強調“保存國粹”、“保護國體”，即維護天皇制專制制度，活動重點轉向國內，建立許多新組織，如大日本國粹會、大和民勞會、國本社等。這些右翼團體屬于玄洋社系統，稱舊右翼。隨著法西斯主義擡頭，又出現一些主張國家社會主義的右翼團體，如北一輝、大川周明等人創立的猶存社、行地社、神武會，高畠素之等創立的經綸學盟等。這些右翼團體以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爲綱領，主張以政變爲手段，實行國家法西斯化。因以“革新”面貌出現，故稱革新右翼，實即法西斯化的右翼團體。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右翼團體與軍部法西斯勢力相結合，采取暴力恐怖行動，推進日本法西斯化和侵略戰爭。1931年內田良平等以黑龍會爲核心組織法西斯主義團體大日本生産黨，極力反共，叫嚷“解決滿蒙問題”，“確保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積極參與建立僞滿洲國的活動。在革新右翼影響下，軍部法西斯少壯軍人在國內外策劃一系列流血政變和事件 。
日本右翼團體一般沒有明確的政治理論和社會綱領，而是按封建的幫會原則，結合成排他性集團。第二次世界大戰前，350余個右翼團體始終未能形成統一的政治力量。它們依附于軍閥、 官僚和財閥， 成爲天皇制專制政權的別動隊。戰後初期，由于美軍占領當局的取締，日本右翼團體被迫解散。但1951年片面的《舊金山對日和約》簽訂後，又逐漸複活。右翼團體力圖通過反動宣傳和恐怖活動影響日本政界。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639.html戰後右翼
“戰後右翼”，一般是對戰後複燃至20世紀60年代末發展起來的日本右翼組織及其思想的統稱。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對日實施軍事占領的美國強行限期解散右翼組織，一律褫奪右翼骨幹分子的公權並嚴禁其從事政治性活動和擔任國家公職，右翼組織一度被迫偃旗息鼓。然而，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東西方冷戰開始，出于冷戰的需要和對國家戰略利益的考慮，美國的對日政策旋即由“抑制”改爲“扶植”，並宣布停止遣散日本右翼組織，解除對右翼分子“褫奪公權的處分”，使得日本的右翼分子競相出籠，許多右翼團體死灰複燃，再度集結。據統計，僅到1952年，日本全國公開活動的右翼團體就已達270多個，共約5萬余人。戰後右翼雖承襲了戰前右翼的衣缽，但因受國際冷戰意識形態和日本國內政治保守勢力的影響，它不僅淡化了傳統的反美、反體制色彩，而且把反蘇、反共、重新武裝奉爲圭臬。
其實右翼不僅僅是日本才有，像法國之類的西歐國家也有，比如曾經兩次競選總統卻最終失敗的勒旁就是法國右翼勢力的代表人物。他們鼓吹納粹的理論，隨受壓制，但仍有不小的市場，從他們能參加競選就能看的出來。這些勢力之所以能存在，是因爲即使是發達國家，仍有部分人對現狀不滿（多爲利益失去者，例如失業者且長期得不到雇傭），而右翼的那套理論對他們很有煽動力。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8932.html日本遺族會
日本遺族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官兵的遺屬組成的一個全國性組織，在法律上屬于財團法人。由于日本遺族會一直提出政府官員應參拜靖國神社等要求，普遍被認爲屬于日本右翼，其言論也受到國外，特別是二戰中曾被日本侵略過的國家的特別關注。
日本在二戰後，日本官兵遺屬成立了許多遺族會，其主要目的就是爲了遺屬的互助，但也有人要求以各種形式否認戰爭罪行。1947年11月17日，日本厚生聯盟成立，最初以遺屬間的救濟與互助爲主要宗旨。1953年3月11日，日本厚生聯盟改名爲日本遺族會，改組爲財團法人。提出了以稱頌英靈，撫慰靈魂作爲其最優先目標。此外，遺族會還提出增加遺屬福利，遺屬互助，努力提高涵養和品性，宣揚道義，爲日本和平建設作貢獻。由此，日本遺族會的主要目標成爲兩個：一是表彰英靈事業，促使政府官員參拜靖國神社，並保護靖國神社；二是要求日本政府提高遺屬補助金。
遺族會從成立就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日本政府名義上將屬于國有資産的九段會館借給遺族會，但實際上是由遺族會完全操控，並且派厚生省對其營利活動進行指導。
政治影響力
日本遺族會稱掌握140萬遺屬家庭，目前約有會員800余萬，1萬多個支部遍布全日本。遺族會約17萬人是日本自民黨黨員，因此被自民黨認爲是重要票源。爲了爭得這部分選票，日本政要就得以參拜靖國神社等形式來獲得日本遺族會的青睞。因此，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被普遍認爲是應遺族會的要求而爲之。首相小泉純一郎甚至將參拜靖國神社當作政見。在遺族會的推動下，自民黨在1980年的選舉中打出了實現「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口號。1981年4月，311名議員組成了「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的國會議員之會」，可見遺族會對日本政治生活的影響力之大。
遺族會部分成員：
賀屋興宣：甲級戰犯、日本東條英機內閣藏相。出獄後于1962年1月擔任第四任遺族會會長。從此該會開始提出由國家「維護靖國神社」「英靈顯彰」「援助遺族」等要求，使遺族會發生決定性質變。
阪垣正：甲級戰犯板垣征四郎的次子，國會議員。于1957年加入遺族會，曆任事務局長等要職。宣稱：日本強迫婦女充當慰安婦「不是曆史的真實」，公然對前往日本抗議的韓國原慰安婦說：「你領到報酬嗎？」
古賀誠：現任會長，自民黨前幹事長。曾宣稱：「只有靖國神社才是惟一的慰靈設施。」「能讓總理大臣以公職身份堂堂正正地參拜靖國神社一直是我們的一個奮鬥目標。」
森田次夫：現任副會長，參議院議員；
東條勇子：東條英機孫女。宣稱：「(將戰犯牌位移出神社)這樣的做法不是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在外國提出了要求後是否撤出神社的問題，而是等于我們承認了過去的那一場戰爭是侵略戰爭。」
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等日本前首相都曾任遺族會會長。
雖然日本有聲音要將戰犯從靖國神社中分開，但是靖國神社一直拒絕，背後離不開遺族會的大力支持。據傳，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東條英機後代的堅決反對。2005年6月4日，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的孫女在日本電視臺上公開露面，對「分開祭祀」表示堅決反對。
http://baike.baidu.com/view/246029.html日本“網絡右翼”難成氣候
近兩年來，一種被稱爲“網絡右翼”的人群正在日本形成，他們躲在電腦屏幕後面，用充滿情緒化的語言，猛烈攻擊中國、韓國等近鄰，宣泄著心中的不滿。這個特殊群體的出現引起了衆多關注，也受到日本主流社會的批評。
攻擊任何正視曆史的觀點
“網絡右翼”這個詞早在去年就出現于日本各媒體。日本NHK電視臺、TBS電視臺等都進行過專題報道。今年5月14日，日本《每日新聞》進行了關于網絡和國家主義的討論。日本著名記者佐佐木俊尚指出：“日本存在著‘網絡右翼’。他們是這樣的一些人，如果你在網絡的論壇或者博客上發表了類似‘南京大屠殺不是好事’的言論，就會受到猛烈地攻擊。”發起攻擊的這些人被稱爲“網絡右翼。”
綜合各方報道可以看出，日本的“網絡右翼”具體表現在對外關系方面。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在網絡上發表對中國、韓國還有朝鮮的右翼言論”，並對和自己對立的左翼觀點進行匿名攻擊，嚴重的甚至會導致對方的網站癱瘓。
“網絡右翼”言論最多也是最過激的當數著名的“2頻道”網站。這裏關于中國、韓國等鄰國的言論十分過激，也是否認日本侵略曆史最激烈的一個網頁。打開“2頻道”的首頁就可以看到誣蔑中國的各種標題，打開看裏面的話，更是五花八門，說什麽的都有。
只要有媒體發表了反對參拜靖國神社文章，或者有記者發表了認爲日本應正視曆史、反省侵略的評論，就會在“2頻道”中被指責爲“賣國賊”，並受到惡毒的攻擊。《每日新聞》政治部記者清宮克良就因爲贊揚了“村山講話”，並表示要對過去的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而遭到激烈批判。這些“網絡右翼”對韓國也充滿敵意，認爲韓國的反日教育不應該。也有人大罵韓國人“很難相處”。
“網絡右翼”還在網上散布假消息，有的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去年10月，長崎市的電腦程序員山本隆博盜用日本共同社的名義，並僞裝成雅虎日本網站發布了一條假新聞，造謠說：“美國國防部18日宣布，日本沖繩遭到中國軍隊的入侵。”這條假新聞的電頭寫著共同社美國10月18日電，以假亂真，引起了日本許多網民的極度恐慌。日本東京警視廳以涉嫌侵害著作權和名譽權將他逮捕。
這是一群失落的邊緣人
“網絡右翼”在日本引起衆多關注，一位名叫小倉秀夫的律師在今年5月5日的《朝日新聞》上刊登文章，對“網絡右翼”現狀進行了分析和曝光。他認爲“網絡右翼”代表的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不是某個具體的團體。“在網絡右翼這一群體中，憑著一時沖動而參加議論的人有所增加，而且言論越來越過激。網絡上的保守論壇已經失去了對于不同意見的寬容。”
一位30多歲的自稱“網絡右翼”的人在接受《朝日新聞》采訪時稱，自己曾經出版過小說，現在沒有職業，和父母同住。整天過著晝夜顛倒的生活。另一位在關西居住的30多歲的中年教師主要通過自己的博客或者論壇匿名攻擊朝鮮，矛頭大都針對那些對朝鮮采取軟弱態度的評論家和媒體。他抱怨說：“由于我們批判‘左翼’的觀點，因此根本就沒有允許我們發言的地方，網絡的普及成爲我們得以發泄的突破口。”
《日本新華僑報》6月16日發表文章對這群人做了更爲透徹的分析。文章認爲日本“網絡右翼”有幾個顯著的特征：首先，他們的活動方式不同于上世紀60年代日本的學生運動，他們不會走上街頭，散發傳單，只是躲在因特網後面自我陶醉的一代；其次，“網絡右翼”本身並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只是漂浮著的一種松散的結合，也沒有那種爲信仰而“獻身”的熱誠，與其說他們是鐵杆“右翼”，還不如說是“隨風漂流”派。他們的“厭左”、“厭中”、“厭韓”情緒，只是一種感性的宣泄；“網絡右翼”當中有相當一部分“弱勢群體”。他們沒有在小泉推行的改革中得到好處，卻在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中逐步淪爲邊緣人，作爲失落意識的一種補償，“網絡右翼”在網上自由聯想、盡情發泄，並將自己想象成掌握國家命運的主人。
“網絡右翼的存在是一個值得悲哀的現實”
日本的主流社會對“網絡右翼”基本上持批評態度，記者隨機訪問的幾個日本人都表示不贊同“網絡右翼”的做法。住在東京的一位30歲的日本婦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網絡右翼的存在是日本一個值得悲哀的現實”。她說，這種現象表明，日本部分年輕人喪失了自信，似乎只有通過在網絡上發表反中、反韓等排外的言論，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才能找到作爲一個日本人的感覺。“所以，我認爲網絡右翼的出現是日本年輕人自信不足的表現。”
一位21歲的日本男青年認爲，日本人的性格決定他們喜歡匿名發言。因爲日本普遍存在著要和大家保持一致的風氣，“網絡右翼”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不過是人雲亦雲而已。就像闖紅燈一樣，大家都闖自己就不害怕了。
有專家分析，現在日本年輕人中的貧困層越來越多。由于對生活感到不安，他們就通過網絡來發泄對生活的不滿。自從小泉上臺以來，日中、日韓關系受到極大破壞，日本的孤立加重了這些人的逆反心理。另外，對中國和韓國的不了解，對曆史的無知也成爲“網絡右翼”産生的重要原因。
不必過于強調其威脅
對于日本“網絡右翼”藏身的網站數量還沒有確切的統計數據，不過據媒體披露說，日本全國的右翼政治團體約有900多個，它們基本上都開設了自己的網站，這些網站也成爲“網絡右翼”的主要聚居地。這些網站包括以美化戰爭，鼓吹軍國主義精神爲主題的，如靖國神社網站、神風特攻隊陣亡者祭奠和平祈禱協會網站等；以及以否認侵略曆史爲主題的，如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網站、新曆史教科書協會網站等。
專家指出，這些“網絡右翼”在客觀上爲日本右翼政客提供支持，可能會惡化中日民間感情。不過，目前“網絡右翼”只停留在思想層面，尚未構成規模龐大的現實運動。畢竟這只是一小部分日本人充滿情緒化的無知之言，不必過于強調其威脅。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6-07/01/content_4780340.htm評日本“編纂會”教科書
在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56年後的今天，日本右翼勢力又呈猖獗之勢，日本“新曆史教科書編纂會”教科書的出臺和日本政要頻繁參拜靖國神社即是顯明的例證。這勢必引起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和日本國內有識之士的憂慮、警惕乃至抗議。本報今日發表《評日本“編纂會”教科書的出臺》一文，希望能對讀者了解日本“新曆史教科書編纂會”教科書的出臺及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曆史的醜惡表演有所幫助。
今年4月3日，日本政府教科書審定機關不顧中、韓等亞洲諸國和日本國內的強烈抗議和反對，公然對“新曆史教科書編纂會”（以下簡稱“編纂會”）編寫的、由扶桑社出版的嚴重歪曲、篡改曆史的教科書開了綠燈。這說明“編纂會”教科書的出臺決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它同80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後，日本執政當局迅速地政治右傾化密切關聯，同時又是日本朝野上下右翼勢力爲推翻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曆史結論、否定日本的戰爭責任、拒絕戰爭反省和謝罪、進而爲日本走向政治、軍事大國制造輿論而准備的大規模的翻案活動，也是日本新國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擡頭的重要征兆。
“編纂會”教科書的出臺是日本政治右傾化的産物
1982年6月，日本教科書審定機關將教科書中的“侵略”一詞改爲“進出”，掀起了第二次攻擊教科書的逆流，引起世界輿論的嚴重關注和批判。就在這年11月，中曾根康弘上臺組閣，立即抛出“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公然以“總理大臣”的名義參拜靖國神社，成爲戰後開此先河的第一人。
進入90年代，中曾根的繼承者們繼續照搬70年代末形成的新保守主義路線，而且向右滑得越來越遠。但是，新保守主義路線的制定和推行並沒能解決日本國內堆積如山的問題。冷戰結束後，隨著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神話破滅，國內經濟長達十余年徘徊不前，甚至出現負增長。加之自民黨政治的黑暗，官僚腐敗案件屢出不鮮，失業率增高，社會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連連突破戰後最高記錄，社會的不安定帶來民衆對政治的不信任感……日本列島上空彌漫著令政府和政治家們頗感頭痛的陰雲。正是鑒于此，日本政治家們頻頻抛出日本改造計劃，諸如小澤一郎的《改造日本計劃》、石原慎太郎的《戰勝日本》、中曾根的《構築新日本的思想》（合著）等等。這些政治家們所配置的藥方雖然各有千秋，但有一點卻是一致的，這就是“恢複日本‘普通國家’的面目”（小澤一郎），呼籲國民“團結一致”對“國益進行再定義”，“必須具備日本人的自豪和自信”（石原）等等。還有些政治家，不惜拿政治前途當賭注，頻頻登臺大放厥詞，散布否認侵略戰爭性質的言論。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旨在把國民的視線從國內轉向國外，把國民的不滿情緒引導到新國家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情緒上。進而重新裝扮日本的國際形象，否認日本曆史上的一切罪惡，激勵和恢複日本國民的“自豪”、“自信”，重振“大和民族”昔日的“雄風”。
“新曆史教科書編纂會”及“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等曆史修正主義團體就在這種國內氛圍和政治土壤上露出了崢嶸。1995年7月，“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以下簡稱“自研會”）成立，代表人物是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編纂會”的顧問、曆史教科書的執筆者之一）。“自研會”認爲，戰後日本的曆史教育始終受“東京審判史觀”、“馬克思主義史觀”和“共産國際史觀”束縛，是“培養反日的日本人”的“反日史觀”和失去日本人的“自信”和“自豪”的“自虐史觀”。從當年開始，“自研會”成員便展開了與其身份不符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攻勢，鼓動和敦促政府有關當局刪除教科書中關于從軍慰安婦的內容。同時，藤岡等“自研會”成員還連續抛出《教科書中沒有講述的曆史》、《污蔑的近現代史》、《自虐史觀的病理》等著述，全篇充斥著展現“日本人光和影”的“反自虐史觀”的貨色，而且發行量極大，影響甚壞。
“編纂會”于1996年12月2日發表創立聲明，正式成立于1997年1月30日，會長爲電氣通信大學教授西尾幹二（此次曆史教科書的“監修”），辦有會刊《史》，擁有會員7000余人，號稱萬人，在全國設有49個支部，是日本曆史修正主義團夥中最大的一支派別。1997年1月21日，西尾幹二等7人以“編纂會”的名義與文相小杉隆會談，詰問政府官員“是否持有愛國心”，強烈要求文部省刪除教科書中的慰安婦內容。緊接著，“編纂會”開始了在全國範圍內征集會員、召開全國或地方性的“學術討論會”、講演會、編寫“新”曆史教科書、散發傳單、小冊子等切實步驟。據統計，從1996年6月迄今，“編纂會”僅在各大中城市就召開了560次討論會、座談會。與此同時，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曆史》、《國民的道德》、《國民的油斷》（與藤岡合著），“編纂會”幹員之一小掘桂一郎的《再見吧，敗戰國史觀》，小林善紀的《戰爭論》、《臺灣論》等相繼出籠。這些通篇洋溢著“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和“大和民族傲慢”的曆史修正主義貨色，一時間充斥著各家書店，發行量達數十萬之巨。
綜上不難看出，90年代以來，日本政治的迅速右傾化無疑爲“編纂會”、“自研會”等曆史修正主義團體的出籠提供了適宜的政治土壤，換句話說，“編纂會”歪曲、篡改曆史的教科書的問世，正是迎合了日本國內逐漸滋生的新國家主義思潮，是日本新保守主義政治推行“教育改革”的切實步驟，也是戰後以來日本朝野上下一部分右翼勢力堅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否認戰爭責任、拒絕反省謝罪和被害賠償的真實情結的大暴露。
“編纂會”教科書的審定通過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戰爭觀
“編纂會”編寫的曆史教科書送審本，最初被文部省教科書審定機關提出了137處修改意見，其中需要整頁或接近整頁修改的達31頁。而對其他幾家出版社送審本提出的修改意見分別是：東京書籍18處、日本文教出版社41處、日本書籍35處、大阪書籍13處、帝國書院29處、清水書院22處。可見，文部省對“編纂會”的曆史教科書的審定意見最多。可是，爲什麽問題如此之多的教科書卻輕易地獲得了通過呢？綜合各方面的消息、報道證實，“編纂會”的教科書確實得到了日本政府有關部門，甚至首腦機關的偏袒、暗助和支持。首先，按照規則，各出版社均有兩次修改機會，如果經兩次修改仍被審定爲不合格，該出版社的教科書就將失去“上市”機會。然而，日本審定機關卻對“編纂會”格外優惠，不僅給了三次修改機會，還把時間延後了一個月。另外，有資料證實，在審定意見未公開之前，“內閣的官房長官部門就把極密的審定情報散布出來”，“審定內容在審議過程中被泄漏出來，這在戰後還是第一次”，“可以看出，森喜朗內閣爲通過‘編纂會’的教科書做出了如何特殊的努力，又如何地控制著新聞媒體”。
不僅如此，近些年來直接負責教科書問題的文部大臣在各種場合都幾乎毫無例外地表明傾向“編纂會”的觀點。1998年6月8日，文部大臣町村信孝就說，“教科書缺乏整體的平衡，特別是明治以來的曆史，否定的要素過多”，“今後在教科書的審定上，或在編寫階段，（希望）能夠考慮平衡的問題”，“應提前在編寫階段就提醒各編寫者，是否較好的考慮了平衡問題，當然，即使在最後采用的階段也有改善的余地”。這席話再清楚不過地反映了日本官方的態度和采用教科書的傾向。1999年1月，按照文部大臣的指示，文部省官員督促各出版社“務要考慮（教科書）平衡問題”，“希望編寫者加以修改”。在這種壓力下，東京書籍、教育出版、帝國書院等三家出版社“主動”提出，把教科書中從軍慰安婦的“從軍”、“強制”等詞句刪去。“編纂會”的教科書審定合格後，文部大臣町村信孝面對中國、韓國和國內各界的抗議呼聲，一再發表講話，聲稱“編纂會”的教科書是“經過有自信的審定，不能推翻它”，“礙難進行修正”等。小泉新內閣的文部大臣遠山敦子最近也表示了“不考慮修正”的態度。不難看出，日本政府各級機關的傾向和態度爲“編纂會”教科書的輕易通過敞開了綠燈。
道理很簡單，因爲“編纂會”的戰爭觀完全代表了日本政府、議會、執政黨部分政治家的觀點。早在“自研會”成立之前，爲了反對國會作出“戰後50年決議”，自民黨就成立一個“終戰50周年國會議員聯盟”（後更名“光明日本國會議員聯盟”），由“失言大臣”奧野誠亮爲會長。在此前後，自民黨議員還成立有“靖國關系”的三個委員會（分別是“遺族議員協議會”、“報答英靈議員協議會”和“全員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以及“考慮日本前途和曆史教育青年議員聯盟”，自民黨的頭面人物如竹下登、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等人都曾擔任過其中的重要職務。這些由日本執政黨決策人物組成的團體幾乎都毫無顧忌地打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旗號，公開批判“東京審判史觀”，宣揚反“自虐史觀”、反“暗黑史觀”的政治主張。不僅如此，這些決策人物還率先垂範，或以官方名義參拜靖國神社，或屢放厥詞，即便跌倒臺下也不知改悔。他們的言行舉止無疑成爲“編纂會”教科書出臺的催産劑。
對“編纂會”故意歪曲曆史事實、公然篡改曆史的行徑，中、韓等亞洲國家理所當然地進行了抗議、批駁和外交交涉。自民黨“考慮日本前途和曆史教育青年議員會”竟指責中、韓“明顯的幹涉內政”，並向森喜朗進言，要求政府“排除國內外政治的介入，堂堂進行（教科書）審定作業”。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站出來爲“編纂會”辯護，聲稱教科書審定“涉及日本的主權”，（教科書）“正在編撰作業時，還不是外國插嘴的時候”，“外國（對教科書）表示強烈擔心是僭越”等等。今年4月3日，日本教科書審定機關公然違背1982年“近鄰諸國條款”的國際承諾，宣布“編纂會”編寫的教科書審定合格。4月14日，“編纂會”召開記者招待會，藤岡宣稱，“中國政府對日本的教科書沒有發言的權利”。石原慎太郎立刻在公開場合呼籲要“確保教科書選用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爲“編纂會”的教科書能夠擺進課堂鳴鑼開道。5月25日，自民黨文部科學部會和文教制度調查會聯合召開會議，攻擊在野的民主黨和社民黨等反對選用“編纂會”教科書的活動，並發表了“排除政治壓力，公正選用教科書”的“呼籲書”。文中稱，“教科書的選用權在各教育委員會，應該由其自主判斷，可是，近來圍繞教科書選用的政治動向堪稱憂慮，雖說表明對教科書的見解是基本自由，但是施加政治壓力，影響選用者的判斷，有損于公正，斷不能允許，爲此，我們要求有關人等萬勿影響教科書的公正選用，慎重約束自己的活動。同時，我們也要求負有選用之責的教育委員會要認識到選用教科書的重大責任，頂住來自外部的各種壓力和影響，以自己的判斷和責任公正、中立、適切的選用教科書”。
以上不難看出，“編纂會”的戰爭觀和日本決策人物的戰爭認識是一脈相承的，這也是“編纂會”教科書能夠順利通過的根本原因所在。
“編纂會”教科書得到曆史修正主義團體、財界和右翼勢力的呼應和支持
在“編纂會”的成員名單中，有一長串令人矚目的大財團、大銀行、大會社的名字，諸如鹿島建設、大成建設、三菱重工、住友金屬、住友生命保險、三菱銀行、橫濱銀行、昭和飛機工業、日野自動車、富士通等。這些大財團作爲“編纂會”的“贊同會員”給予的財力支持是不言而喻的。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曆史》出版後，“編纂會”就動員全國會員以免費的形式到處散發，在東京某居民區，所有居民都收到免費的該書郵件。“編纂會”如此慷慨，沒有強大的財力支持是不可思議的。
除政界、財界外，其他曆史修正主義團夥、右翼團體、新聞機構等也是“編纂會”和“自研會”的堅強後盾和同盟者。以獨協大學教授中村粲爲代表的“昭和史研究所”（以下簡稱“昭和所”）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昭和所”于1996年2月成立，是以右翼團體“勝共聯合”的有關人物爲骨幹組成的。代表中村粲自稱是“大日本帝國的辯護士”，長期以來仇視中國，反對中日恢複邦交，他還每年率領學生去自衛隊“體驗生活”，去靖國神社朝拜，又與原關東軍高級參謀草地貞吾、A級戰犯板垣征四郎之子板垣正（國會議員）等人合作，在日本各地廣泛募捐，准備在金澤市建立一座“大東亞聖戰之大碑”。還專門寫了一首《大東亞聖戰之歌》，灌成唱片到處散布。中村的代表作是《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也是其他曆史修正主義團夥和右翼政治家、團體極爲推崇的“經典”。
更嚴重的是，以尊皇敬皇、恢複大日本帝國憲法爲主要宗旨的各日本右翼團體也登上了前臺，與“編纂會”等團體沆瀣一氣，甚至采取恐嚇、威脅的黑社會手段，爲“編纂會”的活動撐起一張黑色的保護傘。從1996年7月開始，發行教科書的幾家出版社及執筆者先後收到右翼團體發來的100余封恐嚇信。同年10月29日，40余輛右翼街宣車出動，圍在幾家發行教科書的出版社周圍，狂呼“滾出日本！”、“殺掉你們！”等口號。這以後，幾乎每隔一二天，右翼團體就出動搗亂，威脅出版單位和責任者收回或訂正教科書。1997年4月8日，右翼活動呈現頂峰，來自日本各地的180余輛右翼街宣車集結大阪，對大阪書籍出版社、朝日新聞社以及大阪府、市政府機關展開所謂“抗議活動”，用高音喇叭叫嚷“刪除教科書中慰安婦內容”，“粉碎大阪書籍（出版社）”，“慰安婦是商業行爲”，“不許否定父輩的曆史”等。1996年12月中旬，7家教科書出版社和執筆者相繼收到署名“關西日本原理主義劇團——冥士飛腳”的恐嚇信，內中表示“要用民族的血”，粉碎“偏向敵國的賣國勢力編寫的自虐教科書”，指責被恐嚇對象“構成陰謀顛覆國家罪”等。
由此可見，“編纂會”教科書的出籠，決不是單純的教科書內容問題，它是日本朝野上下爲推翻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曆史結論，否定日本的戰爭責任，拒絕戰爭反省和謝罪，進而爲日本走向政治、軍事大國制造輿論准備的大規模的翻案活動，也是日本新國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擡頭的重要征兆。它至少提醒世人切不可掉以輕心，任憑這股逆流猖狂泛濫。(王希亮)
http://japan.people.com.cn/2001/08/29/riben20010829_10753.html關於“教科書問題”與日本社會思潮研究＞李寒梅
內容提要:
日本的教科書問題在中日關係領域已成為一個標誌性問題,並引起中國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本文通過對2001年“第三次教科書事件”的發生情況、特別是右翼文人學者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活動的考察,提出:日本的教科書問題並非單純歷史認識領域的問題,它反映出戰後以來日本政治和社會發展當中的諸多重要問題,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視角,用以透視整個戰後日本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發展和演變。因此本文呼籲更多的中國學者進一步關注日本教科書問題的深層,將這一問題放在整個戰後日本民主主義發展和民族主義思潮演變的格局當中進行研究,以期對全面認識日本、把握日本的未來發展方向有所助益。
戰後以來,在日本國內以及日本與周邊國家之間,關於日本的教科書問題大致發生過三次較大的衝突,日本進步學者稱之為“三次教科書攻擊”。教科書問題第一次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是1982年的第二次教科書事件。由此開始,教科書問題逐漸成為中日之間歷史認識衝突的標誌性問題,並成為影響中日關係健康發展的敏感因素之一。但是,日本的教科書問題成為中國學術界關注的研究課題,基本上是在90年代中期以後。其主要背景是伴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周年日本國會圍繞“不戰決議”的爭論所引發的一系列歷史認識問題、日本政界人士針對侵略歷史和侵略戰爭問題層出不窮的“失言”事件、特別是1996年8月自民黨“歷史研究委員會”主編《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的推出。2001年4月和2002年4月,日本右翼學者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主編、扶桑社版(中學用)《新歷史教科書》、《新公民教科書》和“日本會議”主編、明成社版(高中用)《最新日本史》先後通過了日本文部科學省的教科書審定。此舉在日本國內及日本周邊國家激起軒然大波,從而形成第三次教科書事件。教科書問題作為歷史認識問題的一部分,也再次引起中國學術界的關注。兩三年的時間裏,圍繞這個問題,中國學者撰寫了數十篇研究論文或文章,研究專著也相繼問世。
但是,概觀近十年來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大多數中國學者基本上仍然是把教科書問題單純作為歷史認識或歷史教育領域的問題來看待的。儘管近幾年關於日本社會思潮的研究在中國的日本研究界已成熱點,絕大多數中國學者也試圖從社會思潮的演變中去探尋日本教科書問題的根源,但其著眼點仍然是放在歷史認識上的。因此在對日本教科書問題的研究中,我們就看到,直到最近的第三次教科書事件,中國學者的關注焦點仍然幾乎全部集中在歷史教科書上,將教科書問題僅僅放在右翼“皇國史觀”的延長線上來分析。即使在日本的中國人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也基本上集中在從具體歷史事實的角度,對《新歷史教科書》進行批駁上。而對於與前兩次教科書事件表現出明顯不同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以下簡稱“編纂會”)的活動本身,卻沒有表現出足夠的關注;第三次教科書事件的另一個主角,即西部邁主編的《國民的道德》和扶桑社版《新公民教科書》,以及“編纂會”運動的系列產品———渡部升一主編《國民的教育》、田中英道主編《國民的藝術》、中西輝政主編《國民的文明史》則基本上沒有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這對於中國學者透過教科書問題切實把握日本政治和社會思潮的變化,全面認識日本國家和日本社會,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缺陷。
一
“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前身是稱為“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學者團體,該團體成立於1994年,其代表人物是東京大學教育學部教授藤岡信勝。1996年12月,該團體與保守派學者西尾幹二、西部邁等合流,於1997年1月成立了“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該會於1999年和2000年先後推出了西尾幹二主編的《國民的歷史》和西部邁主編的《國民的道德》兩部著作,以這兩部著作為藍本,該會編寫了初中《新歷史教科書》和《新公民教科書》,提交文部科學省審定。這兩本教科書在對日本近現代史的認識及對日本和周邊國家、民族的認識上,從戰後以來日本民主主義教育所取得的進展上大幅度後退,對迄今為止日本主流歷史學和教育學的研究成果發起了全面挑戰。雖然文部科學省在審定過程中,對“編纂會”兩本教科書分別提出了137條和99條修改意見,但是,“編纂會”在修改過程中,並沒有改變教科書基本的歷史觀和國家觀,而文部科學省卻仍然將這套教科書審定為合格。對於審定過程中韓國政府就歷史教科書提出的25條修改要求,文科省僅僅接受了2條;而對於中國政府提出的8項修改要求,則未予回答。此舉在日本的教育界、學術界和社會上激起軒然大波,很自然地,也招致了周邊國家的強烈抗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經過“墨塗教科書”的時期之後,隨著《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的制定,日本的教科書制度由戰前的國定教科書制度改為審定教科書制度。戰後初期,在對戰爭的慘痛經歷進行反省的民主化浪潮以及美國佔領當局的監督之下,日本的中小學教科書基本上都比較客觀真實地記述了日本歷史,包括剛剛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文部省的審定也較為客觀和寬鬆。此後進步歷史學家、進步學者以及“日教組”影響下的中小學教師,以民主教育運動為中心,進行了長年不懈的努力,以維護教科書的真實。因此,自1955年第一次教科書事件以來,三次“教科書問題”基本上都是以保守政黨當中的右翼勢力及民間右翼勢力對教科書發起“攻擊”、進步學者和“日教組”旗下的中小學教師及市民團體進行抵抗、努力維護“教科書的正義”的形式而展開的。即保守派、右翼勢力的“攻擊”和進步學者、進步教師的“抗爭”。因此,日本進步學者將戰後以來的三次“教科書事件”稱為“三次教科書攻擊”。這裏必須指出的一點是:在“攻擊”與“抗爭”兩股力量的對抗中,迄今為止“抗爭”的力量仍然占著上風。儘管日本的中小學教科書在歷史觀問題的進步與改善上一波三折、進展緩慢,經常出現曲折和倒退,但是,縱觀戰後以來日本中小學社會科教育的發展,歷史教科書從總體來說,至少在第三次“教科書攻擊”之前,是在朝好的方向發展,而並不是朝壞的方向發展的。在日本民主教育運動的推動下,歷史教科書是在緩慢的進步當中的。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稱第三次教科書事件為教科書“改惡的逆流”,才稱之為“教科書攻擊”。作為中國學者,對於日本有良知的學者群體、教師群體及民主市民運動為教科書的進步付出的艱辛努力和不懈抗爭,我們應當給予高度評價。
戰後以來,保守派和右翼勢力對中小學教科書發起的每一次攻擊,都是以教科書在歷史觀問題上有較大改善、較大進步為背景的。90年代“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及“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興起,也是以“家永教科書訴訟”運動的部分勝訴及隨之而來的90年代後期歷史教科書大幅度改善為背景的,基本的態勢仍然是“攻擊”與“抗爭”兩股力量。“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及“編纂會”一方與主流進步學者一方,以《世界》、《中央公論》、《正論》三大主流月刊為陣地,利用大眾傳媒,進行激烈的攻防戰。進攻一方不僅得到執政黨內的保守派、右翼勢力及部分大企業的支援,而且媒體動員相當廣泛,《正論》、《產經新聞》、《讀賣新聞》、《諸君!》、《新潮45》、ＶＯＩＣＥ、ＳＡＰＩＯ等都為“自由主義史觀”一方搖旗?喊;《文藝春秋》、《中央公論》雖以中立立場出現,但實際上多數時候是保守、右翼論客的陣地。《朝日新聞》、《世界》則看上去勢單力孤,取守勢的一方顯然沒有進攻一方的聲勢浩大。但是,實質性的攻防戰卻是2001年夏天在中小學教育現場進行的教科書“採用戰”。其結果,全日本國立公立中學542個“採用地區”中,沒有一個地區採用“編纂會”的教科書,只有愛媛縣新設立的縣立中、高一貫制學校1所選用,即521冊。此外,另有私立中學6所、養護學校4所、其他學校2所採用,總採用率0 039%。因而該教科書只得以市販本的形式在書店銷售。對這一結果,“編纂會”自己都承認是“慘敗”。
如果說在此前圍繞歷史教科書的“攻擊”與“抗爭”,仍然是“抗爭”一方占上風,“編纂會”又以“採用戰”的慘敗而告終的話,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關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呢?我們為什麼要關注“編纂會”的活動?
的確,戰後以來,否認侵略歷史、美化侵略戰爭的歷史觀在日本始終存在;圍繞歷史觀問題的較量,在日本的學術界和中小學歷史教育領域也始終在激烈進行。“歷史教科書問題”無論在日本國內還是在中日關係及日本與其他周邊國家關係的領域都不是一個新的問題。“編纂會”編寫的中學《新歷史教科書》和《新公民教科書》以及“日本會議”編寫的高中《最新日本史》等教科書,如果僅僅從歷史觀的角度而言,也可以說不過是傳統右翼“皇國史觀”的“變種”而已。這樣一套在教育現場實際採用率不足1%的教科書也許確實並不值得我們如此大張笞伐。但是,引起我們注意的,不僅是這套教科書能夠最終通過文部科學省的審定這一事實,更重要的是,從“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出現到“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成立、“編纂會”主編的新教科書通過文科省審定、進入教育現場投入“採用戰”,整整經歷了7年多的時間。在這七年多的時間裏,“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從一個僅僅在學術界內部引起關注的學者團體發展成為一個在日本國民中具有相當知名度的組織,當然與產經直接掌握媒體手段進行的炒作、“編纂會”的宣傳手法、產經的企業營銷策略以及漫畫等形式對年輕人的吸引力等有關,但是,從“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到“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其活動時間之長、影響之大、在日本社會上波及範圍之廣,是前兩次“教科書攻擊”所無法比擬的。同時,其活動帶有前兩次“教科書攻擊”所沒有的特點。儘管由於2002年教科書“採用戰”的失敗,“編纂會”發生分裂並出現幹部成員脫退等問題,2003年以來,其活動已逐漸從媒體關注的視線中消失,但是,“編纂會”並沒有解散,其活動也並沒有停止,而是全面轉向教育現場,並正在積極準備迎接2005年的中學教科書“採用戰”。從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從“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到“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活動,並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場“運動”。也就是說,對於“第三次教科書事件”,筆者所關注的,並不在於教科書本身,甚至也不在教科書所表達的歷史觀本身,而在於“編纂會”的“運動”,以及透過這一運動反映出的90年代以後日本社會政治結構和社會思想潮流的變化。
實際上,作為“編纂會”前身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並非是一個一開始就有明確政治目標和政治傾向的團體,它最初是從“教育研究會”派生出來的,而“教育研究會”只是一個由教育學者和教師組成的研究中小學課程教學法的研究會。“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代表人物藤岡信勝、大月隆寬、包括後來“編纂會”的代表人物西尾幹二等人,都不是歷史學研究者,小林善紀則根本就不是學者。藤岡、小林等人涉足歷史問題純屬偶然。
藤岡信勝本來是一個研究中小學教學法的教育學者。90年代上半期,在研究作為教學方法的一環,在教學中導入討論方式的過程中,藤岡選擇了當時社會上的熱門話題即歷史認識問題作為學生討論的題目。以此為契機,從1994年起,藤岡開始在面向中小學教師的教育研究雜誌《社會科教育》上發表連載文章,闡述他對“東京裁判史觀”“不舒服的感覺”(但同時,對於“大東亞戰爭史觀”,他自稱也抱有同樣的感覺),由此開始涉足歷史學和歷史教育領域。而漫畫家小林善紀則是由於在所謂“藥害艾滋”問題上受到挫折,從而對打著“正義”旗號的運動產生了普遍的疑問,包括當時輿論普遍關心的援助原“從軍慰安婦”運動。1996年,小林善紀在他的漫畫中攻擊該運動是“偽善者”,遭到激烈批判,驚愕之餘開始積極關注歷史認識問題及歷史教育問題。
從“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這一發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特點,這就是“自發性”,它是一個自發的運動,並不是一個一開始就在右翼團體的指示或領導下進行的運動。它之所以後來與傳統右翼合流,首先在於藤岡信勝、小林善紀等人表現出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成為他們與傳統保守右翼的“結合點”;其次是保守右翼運動、右翼團體對“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接近。由於藤岡等人所表達的歷史觀的動搖不定,“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從一開始就引起了保守派和右翼的注意。根據最初參加“研究會”的教師們回憶,這個研究會本來是一個為討論教學方法而設立的“自由”的研究小組,自從一些舊軍人、右翼政治團體開始接近“研究會”,會內的氣氛和藤岡的論調即開始迅速變質。正因為這種“變質”,許多最初的參加者退出了研究會,藤岡遂與西尾幹二等保守論客合流,於1996年12月組成了“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1997年1月正式宣佈成立)。
“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目前成員在8000人左右,在各都道府縣建立有48個支部。這些支部當中,很多以前只是普通市民的“學習會”、“興趣小組”一類團體,“編纂會”雖然將它們納入自己旗下作為自己的“支部”,但各個“支部”與“編纂會”關係的緊密度並不一致,不可一概而論。慶應大學副教授小熊英二的學生上野陽子曾以參加者的身份進入神奈川縣“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基層支部“史之會”,對該會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和採訪。以該支部為例,“史之會”原來只是在神奈川縣市民會館定期進行讀書活動的一個市民歷史興趣小組,並沒有正式的組織規則和固定的團體幹部,參加者來去自由,屬於“志願”性質。被納入“編纂會”基層組織以後,這種情況並沒有很大改變,“史之會”成員對“編纂會”的主張有興趣,但與“編纂會”之間的“組織關係”實際上相當鬆馳、若即若離。 “編纂會”的日常活動基本上以各支部組織的歷史問題演講會、學習會為中心,講師常常由“編纂會”的會長、副會長、理事擔任。同時,動員會員在社會上散發“編纂會”宣傳品、出版物,及對中小學教師進行勸說工作。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確實得到右翼政客、右翼政治團體、右翼組織及一部分大企業的支援和贊助,但是“編纂會”的運動本身是一個在社會基層進行的運動,具有明顯的市民運動的特徵;或者說,“編纂會”主導層利用了市民運動,採取了市民運動的形式發展組織、開展活動。這一點應當引起我們相當的注意。
根據上野陽子的調查,“編纂會”的運動,基本由兩部分人構成,一部分是藤岡信勝、小林善紀、大月隆寬等過去與傳統保守運動、右翼運動以及歷史問題皆無聯繫的所謂“年輕層”,另一部分是以西尾幹二為代表的相對比較年長的傳統“保守派民族主義者”。小熊英二將這一結構概括為“雙層構造”。這個“雙層構造”在基層支部層面表現為“戰中派”與“戰後派”兩個集團。從這一“雙層構造”的實態來看,所謂“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在“編纂會”上級主要領導成員之間,既看不到思想的體系性,也看不到其歷史觀的一致性。在作為下級組織的支部層次,“戰中派”與“戰後派”之間則基本呈現相互沒有交流的狀態。很多該運動的一般參加者(普通市民)不僅不承認自己是“右翼”,而且對“右翼”抱有反感。由此來看,“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可以說是一個魚龍混雜的組織,與其說它是一個思想團體,不如說它是一個運動團體。正因為如此,運動的主要目標即教科書“採用”失敗之後,便出現了大量會員脫會以及參加者關注點轉移的現象。這一現象導致了宗教團體“基督的幕屋”對“編纂會”的滲透,這又進一步加劇了會員的脫會。
從“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運動這一狀況和目前運動的成果來看,也許沒有必要對其過度敏感;從參加者的人數上看,參與該運動的也仍然是日本社會的極少數;不明宗教團體的滲入也有可能導致這一運動蛻變為一個宗教團體,從而脫離日本的主流社會。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在“編纂會”上級組織當中,如西尾幹二、高森明敕、高橋史朗、伊藤隆、田中英道等起主導作用的學者,是具有明確思想指向的。這些有明確思想指向的學者採用市民運動的方式,從社會基層開展動員,並獲得傳統右翼團體及部分大企業的贊助,通過產經系統媒體大力宣傳,擴大影響,從而從政界獲取支持。這是以往歷次的教科書事件所沒有的特徵。這一特徵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在這個意義上,“編纂會”的運動,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也許可以稱之為“大眾型運動”。這個運動現在並沒有停止。2005年,日本中小學又將開始新一輪的教科書選用過程。2003年5月,“編纂會”成立了“中高一貫校對策本部”(本部長:藤岡信勝),確定了2005年“採用戰”中,要使“編纂會”教科書的採用率達到10%(約13萬冊)的目標;同時“基督的幕屋”對“編纂會”的滲透也引起了這些主導者足夠的危機感,“編纂會”重新制訂了發展計畫,提出了2005年會員達到8萬人的目標。因此,“編纂會”的運動在2005年可能再次出現高潮,“教科書問題”可能將再次進入我們的視野。
因此,對於“編纂會”這樣一個採取市民運動形式的右翼化學者團體,其實態和發展過程中的新特點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深入研究。
二
從“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到“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運動,還有另外一個新的特點,這個新的特點或許更值得加以關注,也更具有研究的意義。
實際上,作為“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和“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主要成員的藤岡信勝、大月隆寬以及漫畫家小林善紀等人,本來與日本的傳統保守運動、右翼運動並沒有什麼關係。他們當中,西部邁曾經是“新左翼運動”活動家;佐伯啟思也是在“全共鬥運動”中渡過青年時代的,而藤岡信勝則甚至一直到80年代都還是置身於日本共產黨系統民主教育運動的人物。藤岡對社會主義的懷疑以及在歷史觀上的變化,產生于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瓦解和海灣戰爭。他自己說,他是在“反日自虐的歷史教育”當中,被作為“戰後民主主義者”而培養起來的。長期以來支配他思想的是兩大幻想,即“社會主義幻想”和“一國和平主義幻想”;而把他從這兩大幻想當中“解放”出來的,是對史達林的批判、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崩潰、海灣戰爭以及恰逢其時的兩年美國留學;從美國回到日本,又讀了以“鷹派”著稱的富士信夫及江藤淳的著作,由此“我感到,籠罩在我眼前的鱗片一枚一枚脫落下來”。然而,對於在戰後民主主義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藤岡信勝來說,轉而完全接受“大東亞戰爭肯定史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儘管他自己解釋他的所謂“自由主義史觀”,是“超越善與惡的觀念、能夠自由討論歷史問題的歷史觀”,即要擺脫任何思想的束縛,“自由”地討論歷史。但實際上,他當然沒有能夠建立起這樣的一個歷史觀。不過應該承認,他是從動搖不定的矛盾狀態逐步靠向右翼的。在“編纂會”內部,藤岡與西尾幹二之間、與小林善紀之間存在思想、主張上的矛盾;在“編纂會”周邊,與右翼學者中村粲亦曾發生激烈的衝突。也許正因如此,1998年2月,藤岡信勝在“編纂會”的副會長位置被濤川榮太所取代。另一方面,小林善紀也曾經說過:“如果說到‘從軍慰安婦’的話,今天的日本是‘絕對正義’的被害者”,但是,“日本對亞洲的侵略是不能否認的,日本必須背負這個原罪”。
從這裏可以看出,把藤岡信勝、小林善紀等人從一開始就劃入“右翼”陣營,恐怕過於性急。無疑,現在藤岡信勝也好、小林善紀也好,其言論已與右翼無異,儘管他們個人在歷史觀上仍然存在各種矛盾和混亂,但事實上他們已經站在了右翼的營壘當中。那麼,筆者為什麼強調他們並非最初就是右翼?因為筆者認為,忽視了這一點,將導致對一些重大問題的忽視。“右翼”的標籤下面,實際上可能掩蓋了戰後日本民主主義發展當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也可能使我們看不清日本社會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而這正是第三次教科書問題與前兩次教科書問題的不同特徵之所在。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及“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運動的思想來源,具有相當的複雜性,並非僅僅是傳統的右翼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藤岡信勝、小林善紀等人的思想,可以說最初是處於一種“未定形”狀態,既非傳統的“右翼”,當然也非“左翼”。
如果我們對“編纂會”運動參加者對天皇和天皇制的認識加以考察的話,可能更能說明問題。
日本傳統的右翼民族主義運動是以近代天皇制為基礎的,近代天皇制的思想是日本傳統右翼運動的思想核心。可以說“沒有天皇”的日本右翼運動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們從“編纂會”上級組織的年輕領導層如藤岡信勝、大月隆寬等人的著述、言論中卻很少能看到關於天皇制的論述,甚至毋寧說他們對於近代天皇制具有明顯的否定傾向。曾經擔任“編纂會”事務局長的大月隆寬是這樣闡述他的“天皇觀”的:“……就我個人樸素的思考,我不能不認為那場戰爭是‘侵略’。……不論過去還是以後,我都完全不認為維護‘天皇制’的言論才是可以信賴的‘保守’的證明。恕我直言,我認為昭和天皇負有戰爭責任,但是同時我也認為,戰後五十多年對於‘象徵天皇制’的國民體驗也可以作為對這一責任部分的補償。……至少對於作為傳統‘保守’組成部分的‘天皇制’和‘皇室’那種不可動搖的忠誠心,我不管多麼誠實地去探求,在我個人的內心裏都找不到,今後也不打算樹立這種東西。不管受到怎樣的指責,這一點我都不會改變。過去日本人所體驗的那種‘天皇制’與‘國家’之間的必然聯繫,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在“編纂會”下級組織的支部當中,也可以看到相同的分歧。從支部層面來看,其實那些“戰中派”並不關心“編纂會”的教科書運動,不關心這一運動結果如何。他們關心的是他們所經歷或參加過的那場戰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應該怎麼看待那場戰爭?換句話說,他們關心的是如何“確認自己”。同時,“戰中派”的人們懷念戰前的日本、肯定戰前的日本,對天皇懷有深厚的感情。但是,“戰後派”的年輕一代,對於戰前的日本心情矛盾。一方面,他們希望日本也有值得誇耀的近代歷史,也有值得自己驕傲的近代戰爭英雄;另一方面,他們沒有對戰前日本的實感,無法喚起對於“大日本帝國”的懷舊感情,作為戰後高速增長時期出生成長的一代人,他們也無法樹立起對天皇的崇拜。對於今天日本的年輕一代來說,他們對天皇雖無反感,但並不關心。因為天皇的存在與今天他們所面對的各種社會問題之間,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1998年前後,藤岡信勝、小林善紀等人的論調已經基本上接近“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也就是說,從初期的不定形狀態向右翼的形態固定化;許多“編纂會”的普通參加者在參加運動數年之後,其歷史觀的很多方面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但是,他們對於“天皇制”的認識,卻基本依然如故,至少是看不到他們對天皇的言說。在這一點上,“戰中派”與“戰後派”之間始終是無法溝通的。同時,相對“戰中派”來說,實際上“戰後派”更關注的是運動本身,即他們所參與的運動是否能夠取得成果。因此,教科書“採用戰”失敗以後,一部分人由於看不到參與這一運動的價值而退出了運動,另一部分人的視線則逐漸脫離了歷史問題和教科書問題,轉向“夫婦別姓問題”、支援“被綁架日本人”運動等其他社會問題和社會政治運動。從這裏也明顯反映出“編纂會”的市民運動特點。
在這裏我們或許可以看出,肯定太平洋戰爭是“侵略戰爭”、承認天皇的戰爭責任、肯定戰後的“象徵天皇制”,這是戰後民主主義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日本人歷史認識的“最大公約數”。
我們更不要忘記,藤岡信勝曾經是日本共產黨系左派運動的一分子,藤岡等人這種“沒有天皇”的民族主義思想來自何方?如果回溯戰後日本左派運動的發展,我們會發現,這種“沒有天皇”的民族主義恰恰曾經是日本左派的思想。50年代在日本左派歷史學中,“國民的歷史學”曾經興盛一時;60年代日教組開展過的“國民教育運動”,同樣號召民族團結、高揚民族意識、提高民族自信。只不過,當時的進步勢力倡導民族主義和“真正的愛國心”,是為了打破國民對政治的淡漠和個人主義的盛行,喚起國民對國家政治和日本民主化的關心,即與“反動勢力”和“美帝國主義”進行鬥爭,將日本建設成和平民主國家,因此當時左翼民族主義的主體,不是天皇而是“國民”;愛國心的標誌不是“日之丸”、“君之代”,而是和平憲法和“唯一的原子彈受害國”這一自畫像。1960年安保鬥爭時的口號是“反美愛國”;日共當時也曾自認“只有我黨是真正的愛國黨”。
從這裏再回頭來看“編纂會”的運動,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傳統右翼對運動的直接介入和巨大影響,而且這可能已經規定了運動最終的方向,但是該運動在打破個人主義及對政治的無關心狀態,不是以天皇而是以“國民”作為主人公的民族主義這一點上,是否可以說與戰後進步勢力所提倡的民族主義有某種相似之處?藤岡信勝雖然幾乎沒有闡述過他對天皇的看法,但是他卻強調:“近現代史的第一主人公是一國的國民,國民是國家的創造者。”藤岡信勝的大學時代正是日教組領導的國民教育運動時期,作為教育學部的學生,藤岡正是從這裏走進共產黨系統的。藤岡等人的思想及“編纂會”運動所具有的這一面的特徵,是不是恰好意外地反映了戰後民主主義之下培育起來的一代日本人的內心感受?或許這一點正是這一運動能夠獲得年輕層支持的原因之一,而就戰後而言,這卻是傳統右翼運動很難做到的。在90年代以後日本重新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當中,一個相當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許多以前的左翼人士充當了急先鋒。這一點耐人尋味。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日本“整體右傾化”的體現,但另一方面,這是否說明,“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運動並不單純是傳統右翼運動的延長;同時它是否也說明,日本傳統的右翼運動已經走到了它的極限?其實早在90年代初就有日本學者提出“右翼終結論”;中國學者也有人主張,隨著蘇聯解體和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日本左翼弱化,使得以與左翼對抗而出現的右翼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也隨之減弱,故90年代中期以後,所謂“本流右翼”、“純正右翼”逐漸走向沒落。在我們對日本民族主義思潮及其演變的研究中,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因此,我們是否應該將自己的視線從傳統右翼或者左翼的概念上稍稍移開,把眼光放到戰後直至90年代日本國際環境和國內社會結構變化的更大格局中,去探察日本民族主義思潮和運動的新形態呢?
三
“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運動發端於藤岡信勝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用藤岡自己的解釋,所謂“自由主義史觀”具有四大特徵:(1)健康的民族主義;(2)現實主義;(3)脫離意識形態;(4)批判官僚主義。藤岡設定的敵人是:(1)病態的、不健全的民族主義;(2)非現實的空洞理論遊戲;(3)拘泥於特定的意識形態;(4)官僚精英主義。也就是說,傳統左派的社會主義理論、共產主義理論、戰後日本的“非武裝中立論”;(所謂美國強加給日本的)“東京裁判史觀”、(蘇聯強加給日本的)“共產國際史觀”和在這兩種史觀之下形成的戰後“黑暗史觀”(即日本近代歷史一片黑暗)、“自虐史觀”、“反日史觀”、“謝罪外交史觀”;以及傳統右派的“大東亞戰爭肯定史觀”等等,統統都屬於上述範疇。而“自由主義史觀”就是要“排除所有這些觀念,明確承認本國的生存權和追求國家利益的權利,實現能夠激發對本國歷史的自豪感和民族精神的歷史教育”。
上述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四大特徵,在理念上具有相當曖昧含混的傾向,但是,它卻清楚地顯示了如藤岡信勝這樣一批日本知識份子在價值觀上的極度動搖。前面提到,藤岡信勝自己說,他的思想變化,源於冷戰的終結和海灣戰爭。確實,冷戰的終結給戰後以來日本所處的國際環境帶來了重大的影響,海灣戰爭更是給戰後憲法之下日本國民的和平主義觀念帶來直接的衝擊。但是,從整個日本社會思想潮流的變化來看,這兩大事件只是一個外部的刺激,“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和“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運動更深刻的思想基礎潛藏在戰後以來整個日本民主主義的發展和80年代以後日本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之中。只有看到這一點,才能夠解釋為什麼“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運動能夠在日本社會掀起如此巨大的波瀾。
眾所周知,戰後日本民主主義的基礎是戰後《日本國憲法》。這部憲法以其象徵天皇制和放棄戰爭的第9條為代表的民主主義、和平主義原則,超越了日本一國,在戰後資本主義世界樹立起一面和平主義的旗幟,從而使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成為戰後日本社會思潮的主流。這一思想潮流形成的思想背景,是經歷了長期軍國主義統治和親身體驗了戰爭、戰敗的日本國民,對戰爭、對戰前體制的反省和對和平、民主的渴望。正是因為這一點,這部憲法受到全世界的稱頌。也正是由於這部“和平憲法”,日本才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功,戰後僅用了20多年的時間就把一個廢墟上的國家建設成了世界經濟大國,一舉完成了現代化的任務。
但是,戰後《日本國憲法》所樹立的和平主義理想之所以能夠成為現實,是有條件的。這就是冷戰的格局。在這個格局下,建立了日美安保體制,日本把自己的國家安全委託給了美國。但是它的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這就是美國是否能夠永遠保衛日本?這個問題成為了一個始終沒有得到解決的懸案遺留了下來,後來就成為憲法第9條得以被不斷擴大解釋的根源。以日本共產黨、社會黨為首的左派政治家及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的進步學者,堅守憲法的理想,卻無法用第9條解釋80、90年代以後日本所面對的現實國際環境;沒有辦法用第9條有力地解釋今天國際環境下日本的防衛應該怎麼辦的問題,只有在現實面前步步後退,最後連日共都不得不將自衛隊作為一個現實的存在加以承認。對於諸如伊拉克派兵等問題,左派及進步人士也只能繼續援用“不要把自己的學生送上戰場”、“不要把年輕人送上戰場”之類50年代的口號。因此我們不能否認,日本的左派及進步學者的主張在面對現實的時候確實顯得蒼白無力。
中國學者普遍認為,90年代以後日本社會思潮最顯著的變化是“新民族主義”的興起,而第三次教科書事件的現實根源正在於此。但是所謂“新民族主義”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呢?它又“新”在哪里?多數中國學者(包括筆者本人)一直是把“新民族主義”思潮與“大國主義”思潮簡單等同起來,與“新保守主義”、“新國家主義”甚至“新軍國主義”作為同一層次、同一內涵的概念來使用的。其實,透過“編纂會”的教科書運動,我們可以看到,“新民族主義”有著遠為複雜的、多元多層次的內涵。它既包含了從傳統“皇國史觀”沿續下來的思潮,更包含了產生於戰後歷史當中和80-90年代現實當中的思潮。固然,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和“編纂會”的《新歷史教科書》充滿了“皇國史觀”的腐敗氣息,但是,“編纂會”運動的思想根源卻更多的是來自戰後,特別是80-90年代以後的日本社會現實。
日本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認為,“近代民族主義”是近代民主國家的基礎,而“近代民族主義”的前提,首先是個體(個人)從地域共同體和家庭共同體自立出來。只有產生了自立、獨立的個人,才會產生個人對國家、對民族的自發意識和自覺的責任感。戰前日本的民族主義是以天皇制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沒有個人的自立、獨立,作為個人的日本國民沒有對於國家民族的自覺意識,也沒有對國家民族命運的自覺的責任感,只是單純效忠天皇、服從上級意志的“順民”。因此,戰後民主主義不僅不應否定民族主義,相反,“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恰恰應當是戰後民主主義的目標。
但是,戰後在冷戰體制下,日本的民族主義處於分裂狀態:右翼運動繼承了戰前的民族主義;左翼運動樹立的“國民”主體卻和右翼一樣站在現實國家(日本政府或自民黨主流派)的對立面。對於戰後憲法體制下的日本國民整體來說,“國家”是什麼?“民族”是什麼?實際成為了被封禁的概念;“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辭彙成為戰後日本的禁忌語。也就是說,在戰後和平憲法體制下,日本國民國家意識、民族意識的自覺仍然沒有形成;國家、民族與個人的關係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一句話,丸山真男所說的“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仍然是戰後日本民主主義未完成的任務。實際上早在50年代末,竹內好就已經看到了這個問題。他指出,隨著媾和,日本將從美國佔領的狀態中脫離出來作為一個獨立國家重新起步,因此民族主義的重新出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民族主義的復興不應是無條件的。日本必須首先追究戰爭責任,把導致民族主義走向極端的病根除去,日本的民族主義才能獲得新生。問題就出在這裏。正如愛知大學教授加加美光行所指出的,戰爭時期日本的民族主義“為什麼成了日本軍國主義體制下的錯誤的擴張主義戰爭的支撐力量呢?戰後沒有對此原因進行深入的探究就匆匆地否定了民族主義”。這一點才是我們今天關注日本“新民族主義”思潮興起的著眼點,我們說“編纂會”的教科書運動,其危險性正在於此。
80年代以後,現代化的順利達成和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的巨大成就,一方面重新喚起了日本人戰後長期受到壓抑的或者被封閉的民族意識,重新喚起了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但另一方面,所謂“私生活優先”、“向私生活傾斜”的現象也同時產生。也就是說,民族主義與個人主義攜手前進,成為一枚硬幣的兩面。在意識形態政治衰退的背景下,個人主義進一步加劇了對政治的冷漠,此前人們高喊的各種“主義”似乎遠離了人們的生活。60年代那種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一去不復返。同時,與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相伴隨,原有社會結構當中的共同體消失,用小林善紀的話說就是,日本人逐漸變成“砂粒的個體”(市民),孤獨感增大;加之國際化的推進,日本國民面臨重新確認作為“日本人”自我認同的需要;同時由於自我中心主義的蔓延,希望重建社會的“公共性”和“共同性”的探求也日益強烈。這正是西部邁、渡部升一們在《國民的道德》、《國民的教育》當中所要表達的思想。他們通過“編纂會”的運動,在日本的學術界掀起了一個有關“公”與“私”、“國家”與“個人”問題的大討論,呼喚日本社會對培養“愛國心”的重視。
另一方面,進入90年代以後,以“泡沫經濟”的破滅為標誌,戰後“趕超型”體制走到了盡頭,日本社會平靜的表面之下已在發生巨大的變動。戰後的年功序列制、終身雇傭制直到養老制度、年金制度正在全面解體,經濟高速成長以來日本人引為驕傲的“社會主義型”平准化社會正在扎扎實實地向分化型、競爭型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前進。在這種巨大的變化面前,國民心理處於一種巨大的不安和危機感之中。競爭、壓力以及對前途不確定的憂慮,使很多人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因而希望通過“國家”、“民族”來找回“自我”。同時,隨著日本社會結構的變化和伴隨全球化而來的企業多國籍化等等,原來日本社會中存在於國家與個人之間的中間環節消失,加上對安全、環境憂慮的加深,“國家”對於個人的存在逐漸放大,這也促使日本人重新思考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這是“編纂會”學者們的主張在普通國民中產生吸引力的現實基礎。
然而,90年代以後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以後,經濟增長長期處於低迷狀態,轉型期的各種問題、各種矛盾一一呈現,戰後日本人靠經濟成就建立起來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倍受打擊,國民情緒趨向消沉,民族心理趨向脆弱。如何增強日本國民的民族意識和凝聚力,為日本國家再塑輝煌而奮鬥,更加成為一個緊迫的課題。“編纂會”的學者們認為,戰後40年日本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但在精神上卻處在外來觀念的支配下(“東京裁判史觀”、“共產國際史觀”)找不到“自我”;90年代以後從“失去的十年”當中更加找不到能讓日本人驕傲、自豪從而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力量,因此就只有回到民族的歷史,民族的文化當中,於是就回到了竹內好、加加美光行所說的“沒有追究戰爭責任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的必然歸結就是那個“神的國家”,就是“大日本帝國”。從這裏重新找回民族自信和自豪的前提就是打破所謂建立在外來精神支配下的“黑暗史觀”、“自虐史觀”。不少中國學者在批判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時,稱其為“非國民的歷史”,其實筆者認為,“編纂會”所謂“國民的歷史”、“國民的道德”、“國民的教育”等等當中的“國民”實乃“民族”之意。
如果像一些學者所說,“國家”是一個不能觸摸的“想像的共同體”,那麼過去的歷史,在國家的諸要素中就是最不可能具體觸摸到的東西,因此它就成為寄託“公共性”與“共同性”的最理想的或者也可以說是幻想的場所。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和田春樹先生說:“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是一個將對戰前懷有“鄉愁”的舊世代的民族主義與希望熱愛自己國家歷史的年輕世代的民族主義同時吸收進來的團體。 “編纂會”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原因正在於此。也正因如此,儘管“編纂會”運動的實際參加者屬於日本社會的極少數,但它在普通國民中卻可能引起廣泛的同情和共鳴,其潛在的影響力不能低估。這是“編纂會”運動的社會基礎。由此可見,對歷史的重新認識,只不過是“編纂會”運動的一個工具,一個突破口。以“編纂會”為中心的教科書運動作為一個大眾型民族主義保守運動,它的終極目標並不是重新認識歷史或者為歷史“翻案”,而是重新塑造日本的國民精神。
這樣一個重新塑造日本國民精神的大眾型民族主義保守運動,其危險性是它所帶有的強烈的排他性追求國家利益的傾向,也就是中國學者所關注的“新國家主義”傾向,它與日本對政治大國目標的追求聯繫在一起,正在日益與保守政黨所推行的“新保守主義”改革形成互相呼應、上下結合的態勢。
總之,從“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作為大眾型民族主義保守團體、直接擁有媒體手段、採取基層市民運動的行動方式等突出特點來看,筆者認為,“編纂會”運動相當充分地體現了社會思潮載體的功能,因此,“編纂會”的教科書運動是透視日本社會思潮、特別是民族主義思潮演變的一個絕好視角,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關注,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僅是筆者的一些未成熟的思考,許多重要問題的探討非筆者一人功力所及,故謹以此文?磚引玉,呼喚我國的日本研究界對於學問性研究給予更多重視。
《國際政治研究》2004年04期
http://www.education.ntu.edu.tw/school/history/News/2005/Jan-Mar/news20050318_6.htm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是日本1950年代出現的肯定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思潮和理論，認為：日本侵略亞洲鄰國是“迫不得已”，被侵略國家也有責任；把裕仁天皇美化成一位愛好和平、鑽研生物科學的人，洗脫天皇的戰爭責任。
1980年代，日本的經濟大國的地位已經確立，借助經濟實力躋身政治大國的思潮開始抬頭。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的概念，企圖洗脫日本的歷史責任，其後，一股反左翼思潮、否認侵略戰爭歷史的運動迅速興起。
1982年，日本教科書首次出現把日軍“侵略”鄰國改成“進出”。
1985年的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50周年，中曾根康弘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參拜靖國神社，首開二戰後首相“正式參拜”的先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4%B8%9C%E4%BA%9A%E6%88%98%E4%BA%89%E8%82%AF%E5%AE%9A%E8%AE%BA駁日軍南京大屠殺「虛構」論＞段月萍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日軍侵佔南京後，對手無寸鐵的南京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進行了長達六個星期的殺、燒、淫、掠被害的同胞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其中被集體屠殺並毀屍滅跡的有十九萬多人，被零散屠殺，屍體經慈善團體掩埋的有十萬餘具。侵華日軍在南京製造的大屠殺暴行，其規模之大，受害人數之眾，持續時間之長久，殺人手段之殘酷，均為人類文明史上所罕見。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案進行了正義的審判，它已成為歷史鐵案，任何人也休想翻案。
卻有一位日本拓殖田大學名為田中正明者，竟然閉起眼睛寫了一本《南京大屠殺之虛構》的書說 是「傳聞」，妄圖以「傳聞」來否定南京大屠殺史實，翻歷史的案。 日軍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慘案，至今留存著大量歷史文獻的確鑿記載和尚活著的 倖存者身上的纍纍傷痕，都是鐵證如山的歷史見證。筆者曾參與調查訪問，經過這場浩劫，死裡逃生，至今還活著的倖存者有１７００多人，他們是這場大 屠殺的受害者，親身經歷，親眼目睹日軍的暴行，是最有資格的見證人，他們陳述的日軍當年種種大屠殺暴行，真是駭人聽聞。
………………
以上所列這些都是中立國家的僑民對當時歷史的真實報道，是人道的、正義的呼聲，又何「言論控制」之有？ 正因為此，對於田中正明之流散佈的種種「虛構論」，也受到日本國內許多有識之士的普遍譴責。以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前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洞富雄為代表的許多進步學者，先後就南京大屠殺發表不少著作和文章，批判「虛構論」。洞富雄先生的兩部著作是《南京事件》（１９７２年４月，日本新人物出版社出版）和《駁南京大屠殺是所謂『無稽之談』論》（１９７５年８月， 日本現代史出版會出版）；資料集是日中戰爭史資料８、９《南京事件》１、 ２（１９７３年１１月，日本河出書房新社出版）；１９８２年又出版了《決定版、南京大虐殺》（日本現代史出版會出版）。在這些著作裡，他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有關資料為核心，結合當年報紙上的有關報導及戰後出版的有關記錄、回憶等第一手資料，有力地批駁了「虛構論」。洞富雄先生之所以這樣做，是出於一個正直的日本人的心願。他說：「作為一個日本人，無論誰都不可能對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無動於衷。……身為歷史學家而寫下有關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史書，則是我的責任。」「要由我們自己來揭露日本人過去所犯下的罪行，進行這項工作似有些彆扭。然而，在今日的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公開復活。這裡，澄清一下軍閥對國民的錯誤領導所引起的南京大屠殺事件真相，以資對戰爭的罪惡性作出反省，同時希望再次向中國人民表示道歉。」這是正 直的日本人民的呼聲。（選自江蘇省史學會編：《抗日戰爭史事探索》，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http://www.njmuseum.com/zh/book/cqgc_big5/kanzhanwenji/25.htm自由主義史觀
自由主義史觀是由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提倡的曆史驗證法。它把它的攻擊對象稱爲“自虐史觀”。
它的提倡者和支持者支持了一些連“大東亞戰爭肯定史觀”、“東京審判史觀”、“第三國際史觀”都沒有支持的立場。反對者批評它是“曆史修正主義”、“新皇國史觀”。
自由主義史觀重視人物爲曆史的起因，認爲“‘偉大’的人物創造輝煌的曆史”。它甚至排斥日本戰後以重視經濟等等“下部構造”爲主流的曆史觀。
雖然重視人物史被一些人覺得“還可以了解”，但曆史學家質疑自由主義史觀爲甚麽要輕視社會情況、民生等“下部構造”。因此，支持自由主義史觀的人鮮有專修過曆史的學者，也不受曆史學家接受。
另外，雖然打著自由主義的旗號，但自由主義史觀不一定支持自由與民主。莫講民主，甚至有支持者反對人權，例如八木秀次的‘反“人權”宣言’等。
以自由主義史觀作立場的“新曆史教科書”出版時在日本賣得很好，而且在中國、韓國等國家引起很大的回響，一度掀起了人民的反日情緒。
自由主義史觀受到日本右翼團體的強烈推薦，産經新聞也支持這個曆史觀。文藝春秋社、小學館、幻冬舍、PHP研究所、扶桑社、展轉社和飛鳥新社也跟隨這個思想。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1332.html皇國史觀
皇國史觀是日本以天皇為中心，評斷歷史人物、事件之於天皇屬於忠誠或是叛逆之觀點而出發的思想。其肇始者為日本南北朝時期，隸屬南朝的北畠親房為了發揚南朝之正統性所著之「神皇正統記」。江戶時代，水戶學之《大日本史》亦繼承其觀點，設立叛臣、逆臣傳，瘩罰謀逆之人。一如《大日本史?逆臣》傳序「弒逆，人神所共憤，而天地所不容也。一有弒逆之臣，則人人得而誅之。其得保首領、老死牅下，乃幸而免耳。異邦之史，臣弒其君者，歷世不絕。故歐陽脩創例於《唐書》，《元史》臣論列於遼、金二史，皆本《春秋》之意，而使生者膽落，死者骨驚，抑又嚴矣。」
明治維新後，其歷史觀變成主流，卻隨著一部分國粹思想主義之國學者如大國隆正之流，而演變成類似大中華思想般，自命為高人一等之天朝的變質局面。此者於二戰時期達到頂峰，卻也因二戰敗而被視為禁忌。如今隨口提起則恐有遭人側目之虞。然而，在少部份右翼勢力中仍然相當有其影響力，與左派進行意識形態相爭。
上述變質後的「皇國史觀」之核心思想是：神化大和民族、日本天皇和日本宗教及文化；不顧日本二戰時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一面，單純宣揚「自存自衛」和「解放亞洲」的「聖戰」、「正義之戰」之說。；亦將侵略戰爭中的犧牲者看作是效忠天皇、「為國捐軀」的「英靈」。
二戰後，「皇國史觀」這種軍國主義歷史觀，在美國佔領日本初期的民主改革中已被否定。但隨著美國與蘇聯進入「冷戰」，美國佔領當局認為，日本反軍國主義的政治勢力大多屬於日本左翼民主力量；於是，為了壓制左翼，美國佔領當局改變了對日政策：一方面改變原先廢除天皇（美國曾認為天皇是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總代表）的想法，以減少日本右翼勢力對美軍佔領的抵制，並壓制日本的左翼；另一方面，又解除對日本的二戰戰犯及高官的清洗令，允許日本發展軍備；遭到「整肅」的前戰犯，例如岸信介，重新出現、活躍在日本政界。
http://baike.baidu.com/w?ct=17&word=%C8%D5%B1%BE%D3%D2%D2%ED&tn=baiduWikiSearch&rn=10&pn=30（楨：《坂上之雲》和《龍馬傳》果然還是假文學影視之名販賣日本軍國主義，寓教於樂好洗腦如同好萊塢！另參本館：《日本百年》《德國與日本的省思》 《日本右翼》《當代好萊塢》）
坂上之雲＞維基百科
坂上之雲（『坂の上の雲』，さかのうえのくも），是從2009年11月29日開始間斷性地在日本NHK電視台開始播放的13集特別歷史劇（屬於「大河劇」系列）。原作為司馬遼太郎的同名長篇歷史小說，在1968年（昭和43年）至1972年（昭和47年）間連載於產經新聞。「坂上之雲」本身意思是「順著山坡（坂）上升的雲」，折射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奮發圖強，學習追趕西方列強，國力不斷增強的情景。
概要
原本作者司馬遼太郎不想將作品改編成電視劇，但是經由其夫人的授權，由NHK製作為「21世紀特別大河劇」。原先預定在2006年播放，但是因為製作經費高昂，和在2004年6月擔任編劇的野澤尚自殺，外加受到從2004年一直延續到2005年的「NHK的醜聞」的影響，使得當時的劇組把原先計劃給一時停頓了下來。
目前「坂上之雲」預定在2009年11月開始播放，作為大型歷史記錄片系列「日本計劃」（「プロジェクトJAPAN」）的一部分。全劇一共分為三部十三集，每集為90分鐘（一般大河劇為每集45分鐘），劇組為重現歷史地點如日俄戰爭，來到了中國和俄羅斯取景。第一部於2009年11月29日至2009年12月27日播放完畢。第二部和第三部則將分別在2010年及2011年陸續播出。
製作經緯司馬遼太郎生前雖然多數暢銷作品都改編成電視劇或電影，但僅本作他一直不願意接受改編。本人也在該作連載時也對讀者表示：「不願意映像化」。因為他不願意作品被誤解成讚美戰爭行為，這也不是撰寫本書的用意。當時，NHK就有提出拍攝計畫，但考慮2星期以後，司馬遼太郎還是拒絕。
司馬遼太郎過世後，1999年司馬遼太郎紀念財團同意NHK拍攝此作，此後，NHK也繼續取得司馬夫人福田みどり的同意，並從2002年開始組成製作團對開始製作。
2003年1月，NHK推出「21世紀特別大河劇」計畫，並預計於2006年推出此劇。但是2004年6月原編劇野澤尚自殺、2005年映像化推進海老澤勝二會長辭職等不吉事件接續發生，同時也製作費也超出預算，因此放棄於2006年放送的計畫，改以從2009年12月開始，每年放送4-5集，共3年的大計劃。並且把大河2字取消，改以「特別電視劇」之名。
2007年11月在筑波未來市開鏡，之後除了在日本各地拍攝外，還遠赴中國、俄羅斯、美國、英國等地取景。2010年9月21日在愛媛縣今治沖殺青。
劇情介紹
「坂上之雲」描述松山藩出身的秋山好古和秋山真之兄弟，以及自幼一起長大的文學家正岡子規的故事，時代背景為明治時期的日本。故事前半是三位主人公的求學過程，對好古的騎兵，真之的海軍戰術研究，和子規對於日本短詩/現代散文改革運動都有詳細的描述。故事後半，特別是在子規逝世後，集中在秋山兄弟關連至深的日俄戰爭。作者司馬遼太郎企圖捕捉日俄戰爭的全貌，並且新一批角色登場，包括兒玉源太郎，東鄉平八郎，乃木希典等。
第一部
明治維新開始的那一年誕生的秋山真之，跟進入陸軍的哥哥好古一起住在東京。好友、正岡升一起在東京大學預備門上學。不過，對學生生活產生懷疑，真之從預備門輟學，進入海軍學校。另一方面，立志於改革俳句的升，也進入了帝國大學就讀，不過同時期感染肺結核。
甲午戰爭爆發時，秋山兄弟與子規從不同的角度，都參與了這場戰爭。當戰爭結束後，他們也都感受到了，日本前面則是要進犯遠東的大國-俄羅斯。
第二部
19世紀是帝國主義的時代，日本雖然打敗清國，但嚴重地感受到北方俄羅斯力量的威脅，當時，俄國力量已經深入中國東北，並控制旅順等重要軍事要地。
日本在維護自己領土與利益下，也體認到難免終將與俄國一戰。當時在外考察的秋山、廣瀨等人，跟政界人士積極地推動與英國同盟，以增加日本的國際支援。同一時期，清國內部的政治力量也在悄悄改變，八國聯軍以後，袁世凱掌握實權，除了要求各國返還管轄權以外，更積極地籌畫建立清國的新式軍隊。
另一方面，在日本的子規由於長期臥床，病情更加嚴重，1902-03年冬，他已經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也日益激發他的創作力量，東京根岸的子規庵聚集了一批與他志同道合朋友，一起為日本俳句作出貢獻。
俄國的尼古拉二世自從在日被刺殺未遂以後，對日本一直沒有好感，同時也支持俄國的東進政策，到20世紀初期，日俄兩國的關係逐漸惡化，同時俄國遠東總督也野心勃勃，意欲教訓日本這個「東洋的猴子」。
1904年2月6日，日俄開戰，日本海軍首先攻擊旅順港的俄軍。但旅順港已經被俄國建設成難攻不落的軍港，除擁有世界最大艦隊外，沿岸的火砲更是讓日軍毫無攻擊機會。
日軍聯合艦隊的參謀有馬良橘考量地形，建議採美西戰爭的「閉塞作戰」，並於夜間實施，降低被俄軍發現的機會。但實施3次的閉塞作戰均失利，且少校廣瀨武夫，也在第二次閉塞作戰中，因為搜救部下而被俄軍砲彈打死。
登場人物
主人公和松山的人
秋山家秋山真之（あきやま さねゆき）演：本木雅弘（少年期：小林廉）
主人公。幼名淳五郎，身邊的朋友都叫他「淳」。喜歡母親作的豆子，每次打仗的時候一定要吃，不過，吃了以後也會放屁。
少年時代是一個頑皮的少年，松山中學輟學後，進入東京大學預備門(高中)就學，由於生活條件不佳，後來也從預備門輟學，進入海軍學校。軍校畢業後，以少尉身份參加甲午戰爭。甲午海戰，由於自己的命令，使部下戰死，相當受到衝擊。甲午戰後留學美國，參觀了美西戰爭，並受到丁字戰法的啟發，日後應用在日俄戰爭海戰上。美國留學後，轉任駐英武官。
秋山好古（あきやま よしふる）演：阿部寬（少年期：田中祥平，青年期：染谷將太）
真之的哥哥，幼名「信三郎」，身邊的人都叫他「信」。少年時代在溫泉屋打工自學，日後先進入大阪師範學校，再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實際為軍官學校)。在陸軍大學就學時就把真之接到東京生活，並且資助他讀預備門。嚴格地教育弟弟。陸軍大學畢業後，留學法國學習騎兵，返國後建立日本騎兵學校(並為第二任校長)。甲午戰爭時參與陸戰、日俄戰爭時與哥薩克騎兵對決。
秋山久敬（あきやま ひさたか）演：伊東四朗
秋山貞（あきやま さだ）演：竹下景子 久敬的妻子。
秋山多美（あきやま たみ）（佐久間多美 → 秋山多美）演：松隆子
旗本隊佐久間家的女兒，好古的妻子。被好古稱為「眼睛像日本狆(小型犬)」的女子，最早是好古軍校時代寄宿在她們家認識，並且一開始相當輕蔑身份較低的秋山兄弟。好古自法國留學回來後，經介紹認識跟好古結婚。
秋山季子（あきやま すえこ）演:石原聰美 真之的妻子。
善四郎（ぜんしろう）演：森久保大河
正岡家
正岡子規（まさおか しき）演：香川照之（少年時代：ささの貴斗）
真之的青梅竹馬，名子是常規、小名「升」。從少年時期開始身體就很不好，比真之還早一點前往東京讀書，且進入了東京大學預備門就讀。在預備門時期，認識了很多日後文壇好友，比如夏目金之助、山田美妙。在學時對俳句很有興趣，立志改革俳句，並建立新的文風。預備門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就讀，但也同時感染肺結核，返鄉治病。病癒後又回東京就讀，但後來退學，進入日本新聞社當記者。記者時期仍繼續從事俳句革新，而肺結核病也再發，但與此同時，也正是他創作力最旺盛的時候。很不擅長英語，在預備門考試時，曾把「法官」和「幫間」彼此混淆。
另外，子規在預備門時代也熱中於當時剛引進日本的「野球」。雖不是野球的命名者(命名者為中馬庚)，但也翻譯了其中一些詞彙，並留有一些照片。
正岡律（まさおか りつ）演：菅野美穗（少女期：吉田裡琴） 子規的妹妹。
正岡八重（まさおか やえ）演：原田美枝子 子規的母親。
大原觀山（おおはら かんざん）演：真実一路 子規的祖父。
日本
陸軍川上操六（かわかみ そうろく）演：國村隼
井口省吾（いぐち しょうご）演：堤大二郎
藤井茂太（ふじい しげた）演：宮內敦士
兒玉源太郎（こだま げんたろう）演：高橋英樹
乃木希典（のぎ まれすけ）演：柄本明
第一旅團長。僅用一日就攻陷了號稱要「半年才能攻陷」的旅順要塞。一般日本人評價他是軍神，但司馬遼太郎觀點，則認為他是「愚將」。
長岡外史（ながおか がいし）演：的場浩司
海軍
八代六郎（やしろ ろくろう）演：片岡鶴太郎
廣瀨留學俄國時期官階為少校，廣瀨軍校時代的教官。比廣瀨更早到俄國留學，兩人一起在俄國觀察國情。
廣瀨武夫（ひろせ たけお）演：藤本隆宏
豐後國竹田出身。是真之在海軍學校早一年的學長，也是好朋友。擅長柔道、漢詩，獨身主義者。很早就感覺到俄羅斯將威脅日本，因此自學俄語。之後能力受到肯定，甲午戰爭後雖然地位仍不高，但受到拔擢以公費留學生身份，到俄國留學。在俄國時期也一面觀察俄國社會實況，並在社交場合認識俄國女子亞麗安娜，兩人成為戀人。但廣瀨終身獨身。日俄戰爭中受砲彈攻擊而死，頭顱掉到俄軍戰艦上。死後被追贈為軍神。
東鄉平八郎（とうごう へいはちろう）演：渡哲也
薩摩國出身，身任軍港吳鎮守府參謀長時代，訪問清軍北洋艦隊「定遠號」時認識真之。同時，也發現清軍戰力的實況，評價其為「生鏽的大刀」。對國際法很有研究，在甲午戰爭時擔任巡洋艦「浪速」的艦長，並下令擊沉當時載有清軍的英國船艦「高陞號」。甲午戰後與真之再會，並說服了當時動搖的真之。
山本權兵衛（やまもと ごんのひょうえ）演：石坂浩二
薩摩出身。海軍官房主事。跟東鄉平八郎在戊辰戦爭是戰友，日後播畫日本海軍，為日本海軍之父。
飯田久恆（いいだ ひさつね）演：蟹江一平
人見善五郎（ひとみ ぜんごろう）演：大木聰
沓澤皆蔵（くつざわ かいぞう）演：岩永ひひ男
飯牟禮仲之助（いいむれ なかのすけ}}）演：永井慎一
山本半次（やまもと はんじ）演：赤木裕樹
政治家
陸奧宗光（むつ むねみつ）演：大杉漣
高橋是清（たかはし これきよ）演：西田敏行
真之的英語老師，早先留學美國時因為不懂英文，簽了奴隸的賣身契，後來幸運被營救。在真之到美國參觀時，又巧遇真之，並且在旅遊時遇到幾乎滅族的印地安人，教育真之如果日本人不團結，將會像印地安人一樣被白人分化後滅族。日後還擔任日本首相。
伊藤博文（いとう ひろぶみ）演：加藤剛
日本首相。甲午戰前原本無意跟清國對戰，但因為軍派主戰，只好勉強同意。
早年因為留學歐洲，親眼見到列強的強大，所以一直不願意與大國敵對。內閣內的軍派對其相當不滿。
小村壽太郎（こむら じゅたろう）演：竹中直人
外交官。繼承了父親的債務，所以自稱是「世界最窮的外交官」。由於身高很矮，也被其他外交官戲稱為「老鼠公使」。在甲午戰爭前後擔任駐清公使，戰後感受到俄國威脅，提出了「日英同盟」的構想。
市井的人
文人夏目漱石（なつめ そうせき）演：小澤征悅
又名夏目金之助。在東京大學預備門時代，是真之與子規的同班同學，後來跟子規一起進入帝國大學就讀。畢業後，在子規的故鄉松山，擔任英語教師。為日本小說家，撰寫「我是貓」等作品。
森鷗外（もり おうがい）演：榎木孝明
本名森林太郎，與子規在日俄戰爭認識，當時擔任隨軍軍醫。將德國「戰爭論」翻譯成日文版者，也是日本文豪。
高濱虛子（たかはま きょし）演：森脇史登
河東碧梧桐（かわひがし へきごとう）演：大藏教義
東京大學
清水則遠（しみず のりとお）演：菊地真之
井林廣政（いばやし ひろまさ）演：檜尾健太
菊池謙二郎（きくち けんじろう）演：野呂朋大
關甲七郎（せき こうしちろう）演：松村良太
記者
陸羯南（くが かつなん）演：佐野史郎
深井英五（ふかい えいご）演：渡部賢治
熊谷直亮（くまがい なおすけ）演：神尾佑
外國人
清國
李鴻章（り こうしょう）演：任大惠
丁汝昌（てい じょしょう）演：徐文彬（ジョ・ブンリン）
袁世凱（えん せいがい）演：薛勇
俄國
亞歷安娜（アリアズナ）演：Marina Aleksandrova 上校之女，廣瀨在俄國留學時與其相戀。
尼古拉二世（ニコライ2世）演：ティモフィー・ヒョードロフ俄國沙皇。皇太子時期曾經訪問日本，並被暗殺未遂。
美國
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アルフレッド・セイヤー・マハン）演：ジュリアン・グローバー
軍事學院教授，在真之訪問美國時接待他，並且送他自己的書。當時美國正準備與西班牙在古巴開戰，馬漢指引真之，美國人正在尋找「藉口」開戰。
製作人員
原作：司馬遼太郎（「坂上之雲」（「坂の上の雲」）文藝春秋出版社）
劇本：野澤尚，柴田岳志，佐藤幹夫
劇本修正：池端俊策，岡崎榮
音樂：久石讓
製作統籌：西村與志木，菅康弘，藤澤浩一
監督：山折哲雄，鳥海靖，松原正毅，宮尾登美子，松本健一，關川夏央，川口乾夫
導演：柴田岳志，佐藤幹夫，加藤拓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D%82%E4%B8%8A%E4%B9%8B%E9%9B%B2
我看日本大河劇「坂上之雲」 2010/04/26
忙了整整快一、兩個月，好不容易這個週休二日的假期得以好好在家休息，週六下午正在迅雷網站瀏覽值得觀看的影片時，突然發現到這一部非常棒的日劇：日本NHK的大河劇「坂上之雲」。
這部「阪上之雲」於2009年11月在日本開始播放，是日本NHK作為大型歷史記錄片系列「日本計畫」的一部分。全劇一共分為三部十三集，每集為90分鐘，較諸於NHK其他製作的大河劇每集的時間足足多了一倍。該片劇組為了重現歷史地點如日俄戰爭，甚至分別到中國和俄羅斯取景。第一部於2009年11月29日至2009年12月27日播放完畢。第二部和第三部則將分別在2010年及2011年陸續播出。
因此我週六花了一整個下午和晚上的時間，所看完的也只是已經在日本播放完畢的第一部而已，至於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內容，只能慢慢的等待囉！
雖然當我看到第一部日本海軍發動「甲午戰爭」的片段，以及劇中一些日本軍人用所謂鼓勵朝鮮和大清帝國獨立自主的說詞，
作為發動侵略戰爭的行為的藉口很不以為然，但畢竟這是以日本人在「明治維新」後，上下一心發憤圖強作為切入點的小說，我也無法給予太多的譴責，尤其是甲午戰爭的結果，是敗在慈禧太后挪用軍費以及大清朝自己腐敗無能的情形下，我也只能說這是天意阿。
除此之外，我覺得整部劇情都可以讓觀眾感受到，當時日本國民想要努力成為強國的一種強烈願望和實踐的精神，還是很值得令人學習和尊敬的。
「這是個多麼小的國家啊！」這是日本文壇巨匠司馬遼太郎，在他的經典小說「坂上之雲」中說的。這部小說主要再說明「明治維新」後的小國日本，想要在當時那個四週充滿列強環伺的世界中獨立，用一種所謂的「樂天主義」來面對現實世界的朝氣。
司馬遼太郎是日本一位著名歷史小說家，透過他那詩意般且簡要的筆觸所描述的歷史場景，總是讓人歷歷在目。「坂上之雲」這部小說可以說是司馬遼太郎的野心之作，是其所謂「維新三部曲小說」的壓軸代表作，其他二部分別是「龍馬來了」，（描寫幕末豪傑坂本龍馬的一生）和「宛如飛翔」。（描寫明治維新領袖西鄉隆盛與大久保利通）。
而在「坂上之雲」這部小說裡，司馬遼太郎的企圖心更大，他試圖透過他的文字技巧，完整描述整個日本奮起復國，進而打敗歐洲大國俄羅斯的過程。
由於該部小說文字雖然精煉，但出場人物及環境卻非常複雜，因此司馬遼太郎在世之時，一直拒絕這部小說被拍成電視劇或是電影，直到他逝世之後，他的遺孀才同意NHK電視台將此小說取材改編。
「坂上之雲」這本小說，在日本素有「國民文學」之稱，歷年來銷售高達2,000 萬冊，直到今天還是有很多日本上班族人手一冊，作為磨練自己在職場上工作意志的必讀經典。
「坂上之雲」的意思是「山坡上的雲」。日語的「坂」（SAKA）也是漢文「坡」的意思。整個詞句的意思是說在崎嶇的山坡上是很難向上登高的，但為了能夠在坡上看望天上的雲彩，仍舊要努力向上攀爬。
小說的內文是這樣說著：「登高，山頂自有青天。倘若正有一朵白雲閃耀著，那就順著路爬上去吧，對著那坂上之雲。」
也就是說，作者利用這種辛苦登頂的過程，來象徵日本要獨立在世界上的勇氣，而天邊的雲彩，則象徵那份想要成為像西方列強一樣富強的國家之夢。
「坂上之雲」這部連續劇的故事，主要在描述松山藩出身的秋山好古和秋山真之兄弟，以及自幼一起長大的文學家正岡子規的故事，時代背景為明治時期的日本。
故事前半是三位主人公的求學過程，對好古的騎兵，真之的海軍戰術研究，和子規對於日本短詩/現代散文改革運動都有詳細的描述。
故事後半，特別是在子規逝世後，則集中在秋山兄弟關連至深的日俄戰爭。作者司馬遼太郎企圖捕捉日俄戰爭的全貌，並且還陸續安排新的一批角色登場，這些人物包括兒玉源太郎，東鄉平八郎，乃木希典等日本近代史的名人。
實際上，秋山好古和秋山真之兄弟在日本歷史上確有其人，而且還影響了日本近代史的發展。最主要的角色是弟弟真之，他在日本的人氣至今依舊居高不下，出生於明治元年（1868 年）的秋山真之，一生見證了明治維新復國的歷程。
他是天才型的海軍參謀，本身經歷了日清戰爭（甲午戰爭）黃海大海戰和日本海大海戰（日俄戰爭），以創新戰術思維，幫助日本海軍戰神東鄉平八郎打贏了奇蹟式的勝仗。東鄉平八郎在日本海大海戰之前，發給海軍將士的著名電文：「皇國興廢在此一戰，各員一層奮勵努力。」就是出自秋山真之之手，這句話在往後50 年，一直都是是日本軍魂的重要啟示。
而哥哥秋山好古更是不簡單，他一生奉獻給日本新陸軍的發展，孤身遠赴法國取經，學得了全新的騎兵戰術，被喻為日本「騎兵之父」。
秋山好古也是日本陸軍天才將領兒玉源太郎的參謀長，（兒玉曾任台灣總督，晉用後藤新平讓台灣近代化是兒玉對台灣的最大貢獻）好古以新式騎兵戰術，在日俄奉天戰役中，擊敗了當時堪稱天下無敵的俄羅斯哥薩克騎兵，也在二○三高地攻防戰，幫助日本軍神乃木希典將軍突破戰場困境，
這些都是兒玉源太郎和秋山好古的功勞。
雖然「坂上之雲」這部大河劇全部播完等等到2011年，但以日本NHK製作精良的水準和第一部播映完後的品質，我覺得這是一部值得期待的歷史劇，同時也是可以簡易而且輕鬆了解日本近代史的一部電視劇。
○司馬遼太郎簡歷：
司馬遼太郎（1923年8月7日－1996年2月12日），是日本的大阪出身的小說家。本名福田定一。專攻歷史小說。筆名司馬遼太郎是「遠不及司馬遷」的意思。被認為是日本大眾文學的巨匠，也是日本國民中最受歡迎的作家，被認為是中流砥柱般的人物。
司馬遼太郎最重要的文學成就在描寫江戶末期的歷史小說。透過他筆下描寫出來的人物如坂本龍馬等，如今已成為時代劇裡反覆傳誦的典型。司馬筆下的人物在那個幕藩制度崩潰的時代裡，一面承傳著根深蒂固的傳統，一面對嶄新的未來抱持着光明的想望。評者認為這樣的性格呼應着日本人一世紀以來面對現代化與傳統時的心情，也是司馬的小說歷久不衰的原因。
http://tw.myblog.yahoo.com/shane_liu2003/article?mid=44398&prev=44423&next=44380
龍馬傳＞維基百科
《龍馬傳 RYOMADEN》（日語：龍馬伝）是NHK於2010年1月3日～11月28日播出的第49部大河劇，全48集。描述幕末志士坂本龍馬33年的生涯。
目錄
1 概要
2 故事大綱
3 工作人員
4 登場人物／演員
4.1 主人公
4.2 坂本家的人
4.3 土佐的人
4.3.1 岩崎家
4.3.2 武市家
4.3.3 平井家
4.3.4 土佐藩主・山內家
4.3.5 土佐藩上士
4.3.6 武市道場門生・土佐勤王黨員
4.3.7 土佐藩下士
4.3.8 其他人
4.4 龍馬的同志門
4.4.1 龜山社中、海援隊
4.4.2 勝塾・海軍操練所的學生
4.5 幕府
4.5.1 將軍家
4.5.2 幕閣
4.5.3 幕臣
4.5.4 京都見廻組
4.6 朝廷
4.6.1 皇室
4.6.2 公家
4.7 諸藩
4.7.1 長州藩
4.7.2 薩摩藩
4.7.3 越前藩
4.7.4 會津藩・新選組
4.7.5 其他諸侯
4.7.6 其他武士
4.8 其他人
4.8.1 江戶的人
4.8.2 京都的人
4.8.3 大坂的人
4.8.4 長崎的人
4.8.5 外國人
4.8.6 美國
4.8.7 英國
4.8.8 其他
4.8.9 明治15年（1882年）的人
5 放映紀錄
5.1 總集版
6 本劇花絮
7 相關出版品
7.1 DVD・Blu-ray
7.2 原聲帶
7.3 書籍
7.4 其他相關出版品
8 相關條目
9 資料來源
概要
本劇為自『新選組!』後6年以來的原創劇本，另外也是自1968年的《龍馬來了》（改編自司馬遼太郎的小說）之後，再度以坂本龍馬為主角的大河劇。劇本則由《HERO》等著名日劇的編劇福田靖所撰寫。
日本放送協會在2008年11月6日宣佈此齣大河劇將由福山雅治演出坂本龍馬。據說是因為坂本龍馬創立「海援隊」活動地點正是福山雅治的故鄉長崎，NHK屬意由其擔任主角，因為他不但演紅福田靖編劇的《神探伽俐略》系列作品，2008年主演電影版《嫌疑犯X的獻身》更創下200萬觀影人次，兼具人氣和買氣，是不二人選。導演組長為大友啟史（2007年的《禿鷹》、2009年的《白洲次郎》）。
演出時化妝採受日曬產生黑皮膚的方式呈現，屬於忠實再現龍馬時代的方式。
故事內容以幕末時首屈一指的企業家岩崎彌太郎的觀點出發，岩崎彌太郎與坂本龍馬同樣出身土佐藩，兩人之間曾有深交，彌太郎並且在龍馬的海援隊擔任過會計職務。明治維新後，彌太郎也開創了三菱財團。本作也分為四個段落，分別是
SEASON1「RYOMA THE DREAMER」（第1回〜第13回）
SEASON2「RYOMA THE ADVENTURER」（第14回〜第28回）
SEASON3「RYOMA THE NAVIGATOR」（第29回〜第38回）
SEASON4「RYOMA THE HOPE」（第39回〜第48回）
本作全篇採30P攝影機實施攝影。該機器在《白洲次郎》和《坂上之雲》等特別歷史劇中也採用。在大河劇中是第一次採用。
主角福山雅治在亞洲人氣很高，放送前有很多海外的詢問。2010年11月15日台灣開始放送，韓國則在2011年1月放送、泰國在2011年2月放送。其他像中國、香港、越南等地也都在交涉中。
與節目一起進行的就是2010年大河劇特別展「龍馬傳」，並在江戸東京博物館、京都文化博物館、高知県立歴史民俗資料館、長崎歴史文化博物館等地展出。展出文物包括龍馬的書信、遺物等，共170件，為史上最大龍馬展，入場者累計在東京有14.1萬人次、京都有6.7萬人次、高知縣有3.2萬人次、長崎有4.6萬人次。此外，NHK大河劇「龍馬傳」也展開日本全國巡迴展，到日本各地展出相關照片。
故事大綱
明治15年（1882年）、郵便汽船三菱社長・岩崎彌太郎接受高知縣土陽新聞社的記者・坂崎紫瀾的採訪。坂崎要調查埋葬於鄉土的維新志士・坂本龍馬的事情，彌太郎則是回答「真討厭坂本龍馬。這樣令人生氣的男人那裡都不會出現」、但他的表情不知為何卻是笑著的。於是彌太郎開始說出關於龍馬的回憶…。
龍馬出身自土佐國下級武士的家庭，為第二個兒子。從小是愛哭鬼，也認識了比如武市半平太等朋友。由於膽小，他的姊姊乙女從小教他劍術。
龍馬成年後，前往江戶千葉道場學習劍法，並取得高深的劍術。在道館的千金千葉佐那子雖對他傾心，但龍馬一心繫於「黑船」，也就並未接受這段姻緣。在遇到黑船之後，他對洋人的觀點大幅改變，並在他心中種下種子，也讓他跟仍在土佐的朋友們有所區別。他認為，外人駕駛著黑船，無法用一般的劍術對抗，必須跟洋人一樣建立現代化的軍隊才行。日後，武市等人結組「土佐勤王黨」，龍馬雖參與了，但最後還是脫離陣營、脫離藩國，成為一介浪人。
在江戶，他認識了影響他至深的老師：勝麟太郎(勝海舟)，於是一起協助他在大阪建立海軍學校。與此同時，日本攘夷的風氣日盛，朝廷也想借這股力量壓迫幕府攘夷，在土佐，武市半平太等人暗殺了上士吉田東洋等人，擁戴舊藩主山內容堂，並意欲進京勤王。但容堂貌似嗜酒，卻使用高度的政治手腕，瓦解了土佐勤王黨等人。此時的龍馬，也就跟舊日好友分離，並一心在大阪建立海軍。
海軍操練所關閉、摯友武市半平太死後，龍馬變了，以前那個土佐的小少爺、脫藩浪人的模樣已經不復存在。
受勝海舟之託，龍馬等浪人被薩摩的西鄉吉之助接收，幫他們開船、搬貨。一日來到長崎。在長崎，龍馬等人遇到了縱橫在商場的日本與各國商人，大開眼界，於是有了新的視野與想法。同時，在長崎也認識了當時被視為是朝敵的長州人，比如高杉晉作等。龍馬此後就在長崎結成了「龜山社中」，表面上從事船運工作，其實在幫薩摩與長州結盟搭線。
長州後來獲得軍備，意欲擺脫幕府獨立，被幕府包圍圍剿，在第二次征伐時，長州軍擊敗幕府軍，且親征的將軍突然死亡，幕府士氣大衰。其他藩國開始騷動。在馬關戰役中，高杉晉作等參與陸戰、龍馬則與當時的龜山社中夥伴參與海戰。
長州征伐後，土佐國在長崎設置「土佐商會」，派岩崎彌太郎為代表充實藩國財政。此時龍馬的龜山社中改名為海援隊，繼續從事海運工作，並與土佐國聯繫，而彌太郎也在此時幫海援隊處理財務。
但此時政局快速變動，薩長同盟已經預備聯手以武力推翻幕府，跟龍馬主張迫使幕府「大政奉還」天皇的路線不一。龍馬此時透過後藤象二郎的引介，打算推動薩長與土佐聯盟，且說服山內容堂推動「大政奉還」。
在薩長、幕府之間遲早一戰的氣氛下，龍馬也成為了被狙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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