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30 06:23:25 | 人氣(4,372) | 回應(147) | 上一篇 | 下一篇

《亞洲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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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海山是何方大師,不然怎能主編出各約90萬字的《亞洲歷史》《美洲歷史》《歐洲歷史》《中國歷史》?(我只買前二本,《美洲歷史》到拉美議題時再一起評)

不就雜入各地各國各文化,隨便也能編個上百萬字。

似不然,網上雖找不到許海山的學經歷,但由其《文明古國簡史》(共6冊) 的目錄和《亞洲歷史》(北京:線裝書局,2006)的以下簡介(目錄也有16頁),可看出是下過工夫的:

《亞洲歷史》敘述了從史前文明直到21世紀的亞洲曆史,對這一區域的曆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有較爲詳盡的考察.全書尤其突出其“社會和文化史”的功能.並按照文化區域板塊,避開各國單獨敘史的做法,進行文化區域整合性的曆史敘事,更強調曆史區域的文化功能和社會功能。按照這一理念,本書將亞洲文明圈整合爲儒家文明圈、佛教文明圈和伊斯蘭文明圈,三個文明圈又分爲別涵蓋東亞、南亞、西亞與中亞三大區域,這也符合亞洲曆史區域文化發展的脈絡。

文明圈的寫作法呀!那不是重蹈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313625/20080426055852/

非也!《亞洲歷史‧前言》便質疑「文明衝突論」基督教文明的「排他性和神本」、並強調儒家文明的「仁愛、寬容和民本思想」。

那就是呼應胡主席的「文明和諧論」了?難怪《亞洲歷史》的首篇<東亞>,會以儒家文明的「朝貢體系」做為「國際體系」的核心,圈住整個東(南)亞!

「東亞朝貢國際體系」呀!也非啥新鮮貨,黃枝連的三卷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1992、1994、1995)早已玩過:

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上卷)亞洲的華夏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系形態論
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中卷)東亞的禮義世界:中國封建王朝與朝鮮半島關系形態論
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下卷)朝鮮的儒化情境構造:朝鮮王朝與滿清王朝的關系形態論

黃枝連,一九三九年生于馬來亞巴生,受教育于巴生興華中學和吉隆坡中華中學。一九五八年赴香港,入新亞書院修讀曆史。于一九六二年獲文學士學位。同年九月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前往哈佛大學深造,獲碩士學位。一九六四年秋返回香港,先後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一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講授“東南亞華人史”與“東南亞文化史”等課程。在任教期間曾帶領學生進行大量關于新馬兩地華族社會與曆史的調查研究,撰寫近三十份學術報告。對于當地的華人研究産生了深遠的作用。在任教期間,又在“星洲日報”撰寫社論。
一九七二年返回香港任教于香港浸會學院社會系。一九七七年秋,受派前往美國大學當訪問教授。講授“美國通史”與“美國亞洲政策”等課程。
一九九四年黃教授受聘爲蘭州大學“客座教授”,同年十月又獲得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
一九八五年與一批專業人士創辦了“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並任會長迄今。
黃教授著作豐富,近年來以“跨越學科,跨越文化,跨越時空”的大取向,對中國和亞太地區走向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大計調查研究,並撰寫了大量有關文章和專著。
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hzl.htm

中國與古代東亞國際體系>楊軍

摘 要:基于特殊的人文地理與政治地理觀念,華夏先民確立的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基本框架是:將與周邊民族或地區的關系視爲國內各地區間關系的延伸,用解決國內問題的思路和方法處理和其他地區間的關系。中國曾試圖將方國、郡縣、羈縻等國內的地方統治模式推廣到全東亞,至明清才最終形成了宗藩體系。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演進分爲方國體系、郡縣體系、羈縻體系與宗藩體系四種類型,標志著四個曆史時期。
東亞的範圍衆說不一,本文的古代東亞,包括中國、日本、朝鮮、韓國以及越南大部分地區。本文的國際體系,指在共同文化背景的基礎上進行充分有規則互動的多個國際行爲體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總和,這個體系應該存在將其與其他體系或其所處的巨大環境區別開來的界限。1500年以前,人類基本生活在彼此隔絕的地區中的時候,東亞就是自成體系的世界。即使在1500年以後,世界日益聯和爲一個整體的時代,東亞地區仍具有自己的特點。研究古代東亞的國際體系,不僅有助于我們加深對東亞古代史的理解,也有助于我們理解東亞國際體系的現實。

一,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理論框架

國家作爲國際體系的單位,實力遠遠超越前國家形態的聚落、部落與部族。當黃河流域在夏代開始孕育形成早期國家的時候,東亞其他地區仍處于前國家社會。在中國早期國家與周邊地區共同構成的東亞古代早期國際體系中,中國顯然處于主導地位。古代東亞國際體系互動規則的形成與演變,很大程度上受華夏先民對該國際體系的理解與建構的制約,而華夏先民對該國際體系的認識是建立在獨特的人文地理與政治地理觀念之上的。
1.五土觀、九州觀
當人類將自身從自然界分離出來以後,爲標識自己在大自然中的方位,逐漸形成以自我爲參照系的四方觀念。原始思維將世界分爲本部族所在的中央與周邊四方這五部分。原始思維的進一步發展,是將四方細化爲八方,與中央共同構成世界的九個部分。華夏先民的“五土觀”與“九州觀”,最初就是在此思維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人文地理觀念。在殷墟蔔辭中我們已發現“東土”、“西土”等詞。《尚書?堯典》中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分赴四方測量日影的說法,顯然是五土觀的體現。《尚書?禹貢》中已存在對“九州”的詳細記載。
華夏先民部落聯盟體的擴大,不斷將原來居于“四方”的部族納入一體,成爲“中土”的組成部分,而不再是與“中土”並存的區域,“五土觀”與“九州觀”也就由人文地理概念演變爲政治地理概念。楊升南指出,“蔔辭稱王畿爲‘商’、‘中商’、‘中土’等,即指商王國的中心部分。中心區以外的地域被稱作‘四土’。或分別稱爲‘東土’、‘南土’、‘西土’、‘北土’。”說明五土觀在商代已轉化爲政治地理概念。在周人的觀念中,這種傾向就更爲明顯。《左傳》昭公九年記載周人詹桓伯說:“魏駘芮歧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是用五土觀來描述疆域,顯然是將“五土”作爲政治地理概念來使用的。《詩經?商頌?玄鳥》:“古帝命武湯,正域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九有就是九州,指商人統治九州,說明九州也同樣演變爲政治地理概念。
2.中國與四海
在“國”的概念與五土觀的“中”的概念結合形成“中國”這一概念後。因方國林立的現實使古人無法將五土觀中的四方與“國”的概念相結`合,所以,古人將四方分爲政治地理概念“四海”與人文地理概念“四荒”兩部分,與“中國”構成同一政治實體的四方地區被稱爲“四海”,在此政治實體之外的四方地區則被稱爲“四荒”。《詩經?商頌?玄鳥》:“邦畿千裏,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就是“四海”與位于中央的“邦畿千裏”構成同一政治實體。《爾雅?釋地》把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合稱爲“四荒”,除孤竹外,其他三“荒”都不是隸屬于中央政權的,至少從《穆天子傳》的記載來看,西王母與周穆王不是臣屬關系。最典型的例子當數《山海經》,雖然其內容排列比較雜亂,但篇目卻依五方山經至四方海內經、四方海外經、四方大荒經的順序展來,體現著中國-四海-海外-大荒的地理觀念。
因交通條件造成的局限性,對政治勢力未曾達到的“四荒”地區,人們的知識多出于想象而不是實地考察或正確的傳述。人們對居于“四荒”中的物類沒有認同感,不把其視爲人類。《山海經?西山經》即稱西王母“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因此,在當時的“天下”或者說世界的概念中,是不包括“四荒”在內的。《禮記?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東漢鄭玄注:“天子,謂外及四海也。今漢于蠻夷稱天子,于王侯稱皇帝。”中國與四海構成世界,同時二者又結成擁有相同君主的政治實體。在這種觀念中,整個世界就是一個政治實體。“四海”觀與“九州觀”相結合,進而形成中國分爲九州的認識。
3.華夷觀
在與周邊各族的交往中,華夏先民認識到各族文化上的差異。將文化差異與四方觀相配,就形成了東夷、西戎、北狄、南蠻的“四夷觀”,與居于“中國”的華夏先民共同組成“中國戎夷五方之民”。華夏與戎夷的區分標准是文化,而不是血緣,二者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用韓愈的話說,“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事實上,華夏先民一直強調用華夏文化改變周邊各族,即孟子所說的“用夏變夷”。因“四夷”分布于“四海”,所以“四夷”也稱“四海”,《爾雅?釋地》稱:“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將華夏先民的地理概念圖示如下:

               天下(即世界)

          中國              四海

冀 青 兗 徐 揚  荊 豫 雍 梁    九夷 八狄 七戎 六蠻

中國的統治者是“君天下”的,不僅統治中國,也統治四海地區的所有戎夷,因而,中國與屬于“四海”的周邊民族、地區的關系是同一政權內部各地區之間的關系。基于這種人文地理與政治地理觀念,華夏先民確立的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理論的基本框架是:將與周邊民族、地區的關系視爲國內地區間關系的延伸,用解決國內問題的思路和方法處理與其他民族、地區之間的關系。這種國際關系框架的特點是:在行政設置上,突出“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的思想,試圖用不同的政治體制,將東亞地區全部納入一體統治。在經濟關系上,突出“稱遠邇而等貢獻”,根據距離遠近與臣服程度的不同,確立各地區、部族對中央應盡的義務,特別強調周邊地區對中國的象征性經濟義務。在統治方法上,強調“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通過中國這個核心區來控制周邊地區。在對周邊地區的統治方法上,既存在“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和平方法,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在文化上,強調“用夏變夷”,實現文化統一。
儒家學說繼承了這種觀念並將之發展爲大一統理論。漢武帝確立儒家爲官方意識形態,使這種國際體系理論擁有了正統地位,因此,雖然其理論框架建構于相關人文地理與政治地理概念的基礎之上,卻不隨人文地理知識的擴展而改變,而是一直延續下來。南北朝時期,有關境外的人文地理知識空前發展,但後世史家爲繼南北朝而興的隋、唐這兩個大一統王朝修史時,還是依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名目爲少數民族和周邊國家立傳。雖然《明史》及以前的正史也不乏立《外國傳》者,但“外國”是指“屬國”,而不是與中國地位對等的政治實體,是將“四海”劃分爲隸屬關系較強的“屬部”與隸屬關系較弱的“屬國”兩個層次,中國與四海構成天下,中國的君主同時也要“君臨天下”的觀念並沒有變。
中國人一直試圖將這種理想化爲現實,由于中國不僅是東亞最早形成的國家,也一直是東亞最強大的國家,因而,它的國際關系的理論與實踐對東亞國際體系的形成不僅有非常大的影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左右著東亞國際體系的形成與演進。

二,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分期與演進

在上述國際體系理論的指導下,中國一直在努力把整個東亞納入自己的一體統治之內,用處理國內問題的思路與方法來解決東亞國際體系框架之內的所有問題。但中國的這種努力不僅遇到來自地理方面的挑戰,也遇到周邊民族與國家的拒斥。面對種種阻力,中國在不斷調整將東亞納入一體之中的方法,由于中國在東亞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這影響到東亞國際體系的演進。從這個角度分析,東亞國際體系的發展可分成四個時期。
(一)先秦時期
農耕經濟的出現使人類由漁獵經濟下的不斷遷徙狀態走向定居,血緣組織開始依附于地緣發揮作用。由于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最初爲充分利用自然資源而建立的居民點,漸分化爲普通的村落與居于領導地位的中心聚落,二者共同構成政治上的統一體。一但出現基于血緣關系的中心聚落之間的聯盟、或建立在征服基礎上的對其他中心聚落的吞並,形成由多個中心聚落組成的複合式聚落聯盟,血緣關系漸爲地緣關系所取代,早期國家的萌芽就出現了。
複合式聚落聯盟自出現之日起,即經曆著空間上的擴張,這種擴張除非遇到難以克服的地理障礙或其他聚落聯盟的對抗,不會在耗盡自身的擴張力之前停止。夏、商作爲複合式聚落聯盟的盟主,本身僅是一個強大的聚落聯盟,即方國。夏與臣服的方國的隸屬關系是松散的,夏人統治權主要體現在召集各種“會”、“享”,和接受各方國的“貢賦”上。爲保持這種隸屬關系,夏人還不得不與各方國進行持續的戰爭。商代方國的隸屬關系在加強,商要求各方國“助祭”,並能調動方國的武裝力量。西周時這種隸屬關系進一步加強,主要表現是周人在自生性的方國之外,還建立了大量的封國。除政治方面的意義外,拓展農耕區也是分封制的目的之一。但上述變化主要發生在黃河流域,包括長江流域在內的東亞其他地區,由于農業發展的遲緩,尚未進入這一曆史階段,夏、商、周與東亞邊緣地區的聯系也還是比較少的。
西周時期,農耕經濟在齊魯、楚隨、吳越、燕地、魏唐等地區都得到擴展。華夏先民優勢地位的確立,以及在華夷觀影響下的“尊王攘夷”運動促使內華夏、外夷狄的人文地理格局的形成,成爲古代東亞國際體系形成的基礎。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不僅都以“中國”自居,力圖統一“中國”,也在拓展著“中國”的地理範圍,最明顯的是秦、燕、楚三國。這是華夏先民將東亞世界納入一體統治的最初實踐。經曆戰國時代的擴張後,華夏先民的勢力東達大海,西限青藏高原、新疆沙漠,向東西兩個方向的發展已達到地理環境的極限。
(二)秦漢至南北朝時期
秦王朝的統一將東亞大部分地區納入同一成熟國家的統治之下,是華夏先民將東亞世界納入一體統治的思想在實踐中的巨大成功。在此成功的鼓舞下,秦朝在短暫的統治期間,努力向沒有地理環境阻隔的南北兩個方向拓展。越南地區的國家出現于秦用兵之後,朝鮮半島最早的國家是建立于公元前1世紀的高句麗國, 日本不僅受著海洋的阻隔,而且其最早的國家是出現于公元1-2世紀的邪馬臺國,蒙古草原上,在冒頓單于統一之前,各部族處于“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長”的狀態,未出現國家。所以,秦向南北兩個方向的擴展並未受到來自其他國家的抵制。但向北的發展卻受到蒙古草原遊牧文化的拒斥,秦不得不以長城劃定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界線,並聽任北方各遊牧部族依舊處于“四海”狀態。而向南的發展顯然獲得了巨大成功。
在對地方的管理上,秦繼承了自戰國以來發展成熟的郡、縣、鄉管理體制將新征服的地區納入郡縣體制之下。漢王朝繼續進行將東亞納入郡國體制的努力。在東北,漢武帝滅衛氏朝鮮新設樂浪等4郡,在西北,于匈奴故地新設張掖等4郡,在西南,新設越巂等6郡,在南方,在秦3郡的基礎上增設爲9郡。比之秦代,郡縣轄區又有所擴大。
張騫、班超通西域,使漢朝人發現,在原來“四海”的視野之外還有大量“夷”人的存在。古老的中國-四海-四荒的國際體系框架仍可以用來解釋現實的世界,只不過每一部分的區域都比原來擴大了許多,以中國和四海爲同一政治實體的觀念得以沿襲下來。因此,在擴張郡縣區的同時,也設立西域都護、護烏桓校尉等特殊機制,管理“四海”地區的民族,而對非常遙遠的民族則任其在“大荒”中自生自滅。但這一時期的中國與四海,已經包括整個東亞地區,與先秦時期還將東亞很多地區視爲“四荒”是不一樣的。
秦漢緣邊郡縣多設在少數民族居住區,西漢以後,又陸續將匈奴、鮮卑、烏桓、氐、羌等族遷入郡縣區內,這本來是對傳統的“用夏變夷”思想的繼承與發揮,結果卻導致西晉的滅亡和各少數民族紛紛在黃河流域立國,“中國”成爲夷狄的天下,再加上長期戰亂使郡縣體系包括基層的鄉裏建置在很大程度上功能喪失,地方保聚勢力塢壁代之而起,不僅邊郡解體,中原郡縣體制也趨于半癱瘓狀態。秦漢將全東亞納入郡縣體制之下的所有努力都化爲泡影。
(三)隋唐至元時期
隋唐仍繼續將東亞納入一體統治的努力,唐代向周邊地區推行羈縻統治,就是這種努力的體現。唐在周邊地區普遍設立羈縻府州,任命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爲都督、刺史,可以在中央認可的前提下世襲,並在土地、軍隊、賦稅等方面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但要接受邊州都督、都護的押領,接受漢官參治,同時,向中央履行充質、入覲、納貢、捍邊、征討等義務。羈縻府州是名義上的府州建置,但通過這種方式,唐王朝將除日本之外的東亞地區都納入了中國的一體統治。唐代對內地府州與羈縻府州采取不同的統治方法,實際仍是對中國與“四海”爲一體、“同服不同制”的思想的繼承,唐太宗稱“天可汗”,與漢代帝王“于蠻夷稱天子,于王侯稱皇帝”的做法如出一轍。所以後人對唐太宗才有“以萬乘之主、兼爲夷狄之君”的評價。只不過“中國”、“四海”的內涵擴大,已將整個東亞包括進來。
唐代內地共設府州328處,而羈縻府州卻多達856處,僅從數量對比也可以看出,采用傳統的以內馭外方法來保證這一體制的正常運行是並不容易的。契丹、女真重建北朝,與兩宋對峙,是對唐代在羈縻體制下將東亞納入一體統治的否定。元朝通過武力征服除日本之外的東亞所有地區,並以省制劃一管理,將東亞納入一體的理想似乎完全變成了現實。然而,不肯漢化的蒙古人顯然屬于“夷狄”,其統治中國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傳統“華夷觀”的全盤否定,因此,這不僅很難看成是傳統理念的實現,甚至可以看成是以“中國”爲主導將“四海”納入一體的傳統政治理想的破滅。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朱元璋北伐時才以“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爲號召。
(四)明清時期
朱元璋的《祖訓》將朝鮮、日本、安南等15個鄰國列爲不征之國,標志著中國正式放棄以武力將東亞納入一體統治的努力。這是在將東亞納入郡縣體制和以羈縻體制涵蓋東亞兩次納入一體的努力失敗之後,所做出的無奈選擇。但傳統的中國-四海-四荒觀念,與明代的中原-藩部-屬國的現實也可以相對應,正如中國與四海構成同一政治實體一樣,明代也把中原和藩部合在一起視爲中國。因此,在不征之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宗藩體制,實際上是在用以前看待“四荒”的眼光去審視未能納入一體之內的東亞地區,從而形成的一種新的國際關系體系。明清兩代承認東亞存在低中國一等的國家,並從忽視“四荒”的傳統出發,僅將受封和朝貢作爲屬國的義務。而且,朝貢經常演變爲對屬國極爲有利的貿易特權,吸引各國主動承認名義上的屬國地位。正是在這種情境下,明代與日本展開勘合貿易,將這個從未被中國征服的國家也拉入宗藩體系之內。
宗藩體系既顧全了大一統的政治理念,又照顧到中國無法將東亞納入一體統治的政治實際,使中國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一個切合點。同時,面對中國實力的威懾和朝貢貿易的利益以及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形成的心理認同,名義上的從屬關系對東亞各國來說也是容易接受的。因而,宗藩體系成爲得到東亞各國認可的國際體系,曆明清兩代而不變。直到近代,宗藩體系在列強的侵略下崩潰,東亞才被納入殖民主義的世界體系之中。

三,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類型與特點

通過考察東亞國際體系的演進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古代東亞國際體系先後出現過四種類型,先秦時期的方國體系、秦漢南北朝時期的郡縣體系、隋唐至元時期的羈縻體系與明清時期的宗藩體系。每種類型都各具特點。
(一)方國體系:方國體系是從前國家形態向成熟國家過渡過程中出現的國際體系,國際體系的單位是主要是自生性方國,也就是聚落聯盟。該體系的特點是:
1.將已知世界分爲隸屬同一政治實體的同心圓式的理想化結構,依爵位高低與距離遠近確定其對中央的不同義務,不存在體制上的差異。即所謂“列尊貢重”,“同服不同制”。
2.方國按血緣、地域、族屬、結盟等多種關系構成集團。方國集團的分合與不同方國集團之間的競爭、對抗,是這一時期國際體系的主要內容。概言之,這一時期主要還是中國內部的自我整合時期。
3.東亞各地區之間聯系較少,很多地區對中國人來說尚屬于未知的“四荒”地區。《爾雅》列入四荒的西王母,有的學者認爲是羌人神話、有的認爲是夷人神話,對于《穆天子傳》所載西王母會見周穆王的地點也存在不同說法,但這些說法都未越出中國。證明中國的部分地區在當時尚屬于“四荒”,更不用說中國以外的東亞地區了。
4.東亞國際體系的展開主要受地理條件的制約。《尚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的說法就是這一曆史實際的體現。
(二)郡縣體系:
郡縣體系是在視東亞爲一體的思想指導下建立的國際體系之一。在此體系中,中國用處理國內問題的方法來處理東亞事務,試圖將各國、各族都納入郡縣制的管理之下,不能容忍與中國地位對等的國家的存在。該體系的特點是:
1.“中國”、“四海”概念的內涵擴大,將東亞絕大部分地區包括進來。漢武帝爲斷匈奴右臂,派張騫出使西域,控制西域各國,隔絕月氏、南羌,爲斷匈奴左臂,滅朝鮮半島的衛氏朝鮮設立四郡,設護烏桓校尉控制烏桓人,使之不能與匈奴交通,還爲發現通西域的捷徑而開西南夷。這一場中國與相鄰民族的戰爭,戰略思考已涵蓋東亞大部分地區,顯然,東亞已包括在“四海”的地理範疇之內了。
2.以郡縣制管理衆多民族,但也嘗試建立另一種地方管理體制。據《漢書?地理志》可知,巴、蜀、武都、牂柯、定襄、樂浪、桂林等20幾個郡,都設在非漢族居住區。這也是將“四海”納入中國的過程。與此同時,漢代也創設了不同于郡縣的管理體制,如西域都護、護烏桓校尉,都與郡守相同,是秩兩千石的官職。
3.向周邊地區推廣郡縣制誘發各地、各族向國家形態過渡。高句麗的部長稱主簿,沃沮人的渠帥自稱三老,都是漢代在新征服地區建立縣、鄉等基層組織的證據。這對當地向國家形態演進起到推動作用。越南曆史上第一個國家“甌雒”就是在與秦軍作戰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14]建立朝鮮半島第一個國家的高句麗人曾隸屬于漢玄菟郡的高句麗縣,以至在其早期中央官制中還保留著漢縣級官稱。[25]在中國境內,將鮮卑、羯、氐、羌等族遷入郡縣區,顯然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各族紛紛在黃河流域立國的基礎。
4.中國對周邊各民族首領的封號一般是侯王君長,這種加封直到基層。漢代曾授予匈奴單于“匈奴單于璽”,授予日本“漢委奴國王”印。現在還發現“晉歸義氐王”、“晉歸義羌侯”、“晉鮮卑歸義侯”等官印。《三國志?烏丸鮮卑傳》記載中央加封三韓首領的官職有“伯長”,現已發現“漢氐佰長”、“魏烏丸率善佰長”等印章,都可以證明這種加封一直貫徹到基層。
5.東亞國際體系的展開主要受經濟類型的制約。秦長城走向與當時農牧經濟區的分界線基本是一致的。秦漢兩代向北的拓展,是與移民相伴的。秦始皇派蒙恬奪取河套地區建44縣,隨即遷中原罪人墾田。秦末大亂,移民回遷,匈奴才再次占據河南地。漢在匈奴昆邪王投降後,再次向河南地移民。可見,秦漢北部邊界的伸縮,同時也是農耕區的伸縮。
6.在東亞地區,將周邊地區納入一體的主要方法是戰爭。
另外,作爲中國政治組織先進的標志之一,這一時期出現中國流人成爲周邊民族統治者的現象。較典型的有在南越稱王的趙佗、取代箕氏朝鮮的衛滿、爲三郡烏丸元帥的張純,還有的學者認爲,夫余開國始祖解慕漱就是中原流人瑕丘仲。
(三)羈縻體系:
羈縻體系也是在視東亞爲一體的思想指導下建立的國際體系之一,在此體系下,中國試圖以特殊的郡縣制即羈縻府州控制東亞各地,不能容忍不接受羈縻統治的地區存在。該體系的特點是:
1.與先秦時期相似的同心圓式一體統治結構。“唐帝國的本土,是實行郡縣制的漢族地區。向外第1圈,是安東、安南、安北、單于、安西、北庭6大都護府”,“向外第2圈是更具自治性的民族政權,如突厥、回鶻、吐蕃、南詔、渤海。向外第3圈是具有一定依附性的國家,如新羅、林邑。向外第4圈是僅有朝貢之名的主權國家,如大食、日本。這種分層是以對中央政府的關系而言,不一定嚴格符合地理上的距離。”
2.東亞文化圈形成,將各國納入一體的方法不僅依靠戰爭,更主要地是依靠文化。從秦漢時期開始,朝鮮半島各國、日本、越南就接受漢字爲書寫系統,接受儒學、漢語文學,並在此基礎上全面吸納中國文化。至隋唐以後,日本、高麗“文物禮樂,悉遵唐制”,東亞文化圈逐漸形成。東亞各國具有相似的政府組織形式、貢賦制度、法律思想與律令體系,都以精耕農業爲經濟基礎,用筷子、食用稻米,都以儒學爲官方意識形態,流行佛教,文學創作與學術著述皆使用漢語,連繪畫、書法、雕塑、壁畫、音樂、舞蹈等藝術形式也極爲相似。
3.在中國—四夷思想的影響下,東亞各國逐漸確立自己的大一統觀念。早在南北朝時代,倭王武在致宋順帝的表文中寫道:“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已將其他民族稱爲“夷”。日本史書將散布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東北部的女真人的一支稱爲“刀伊”,“刀伊”是朝鮮語“外蕃”的意思,說明朝鮮、日本都把女真人看成“外蕃”。新羅人崔致遠在《謝不許北國居上表》中稱渤海人爲“小蕃”。這些都證明,日本、新羅等東亞國家,由于文化的發展和受中國華夷觀的影響,也逐漸形成自視爲文明國家而把文化低于自己的周邊民族視爲夷狄的觀念。
4.對周邊民族、國家的加封基本局限于最高首領,封號多帶有地方行政官稱。最典型的是自663年起直到新羅滅亡,曆代新羅國王都從中原接受雞林州都督的稱號。
5.東亞國際體系的展開主要受到其他政權的抵制。
(四)宗藩體系:宗藩體系,也稱封貢體系、藩屬關系、朝貢關系、天朝禮治體系。這是一種儒學思想約束下的禮儀性的等級制國際體系,是儒家大一統思想指導下的以中國爲宗主國的政治聯盟關系。宗藩體系中,國際體系單位是國家。該體系的特點是:
1.中國將更多的精力用于國內的統治與整合,在東亞國際體系中處內斂態勢。朱元璋的《祖訓》在規定對東方與東南方各國“不征”後,緊接著說:“唯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非常明確,王朝將注意力集中在蒙古草原與西北地區。清王朝也一直重視對西北地區的用兵,平定准噶爾部、大小和卓、張格爾等叛亂,而不大注意東亞各國的事務。
2.宗藩體系作爲一種東亞國際體系的類型,主要內涵是禮儀性的,通常通過朝貢制度來體現。朝貢既是一種外交禮儀制度,也是一種通商貿易制度。朝貢有時間、路線、人員數量等具體的限制和規定。
3.東亞各國文化自樹意識加強,使中國將之納入一體統治成爲不可能。唐以後,東亞各民族自樹意識普遍增強。入主中原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滿族人,走的都是借鑒漢文化發展本族文化的路子,再也沒有出現過北魏孝文帝那樣的全盤漢化政策。中華是多元的中華,而不再是漢族一族的中華。與此同時,東亞各國的文化自樹意識也在增強,最明顯的標志是日本、朝鮮、越南都參照漢字創造了本民族的文字。東亞是多元的東亞,也不再是中國一國的東亞了。
4.維持宗藩體系不僅靠國家的實力,而且越來越依賴于貿易。隨著東亞各國文化自樹意識增強,明清兩代對各國的文化影響明顯弱于漢唐,但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貿易越來越成爲聯系各國的紐帶。當明朝在援朝戰爭中戰事不利時,曾以答應日本進行朝貢貿易爲誘餌,意圖與日本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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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地緣特徵及合作的可能性研究>劉雪蓮

儒家文化對東北亞文化、社會的塑造

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頓指出“文明是人類的最高文化歸屬,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認同的最高層面。是人區別於其他物種的根本。”
東亞文化圈的形成曾經歷了漫長的歷程,東亞各國人民早在我國先秦時代就有著密切的聯繫,漢字早在西元前4—3世紀即已經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而儒學則早在西元3—5世紀便已流行於東北亞國家,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一般認為中國儒學自西元285年朝鮮的王仁赴日,將儒學經典《論語》等五經帶到日本,這是儒學學說傳播到日本的開端。但是,作為東亞文化圈的總體形成時間卻是在西元7—9世紀的大唐王朝盛世的時期。因為正是到了這個時候,東北亞地區才出現了完備的構造文化圈的條件。
7—9世紀的大唐成為東亞歷史舞臺上的主角,這並非偶然。眾所周知,大唐律令制度完備、科學技術進步、儒學昌明、佛教興旺、道教風行、文化昌盛、異彩煥發,為當時亞洲各國乃至世界各國翹首矚目。由於大唐擁有強大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優勢,理所當然的成為向四周地區輻射的文化源地,而東北亞地區也就自然地成為大唐文化向外輻射的整合性區域。大唐文化強烈地影響著東北亞地區的日本、朝鮮等國,使其大規模地包容中華大唐文化,並在此基礎上構築起符合本民族特性的文化體系。這樣,便以大唐文化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國、日本、朝鮮(包括韓國)的東亞文化圈。
在中國文化對周邊地區輻射的過程中,最有影響力、滲透力的無疑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了。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認為,文化的進化決定了社會經濟的進化。馬克思則與之相反,主張經濟是基礎,文化是上層建築,經濟決定文化的發展,但是文化對經濟也起著重大的反作用。中日韓在古代由於共同使用漢字,儒家思想和文化在這裏有著廣泛的傳播,因此被稱為“漢字文化圈”或“儒學文化圈”。從宗教和文化的覆蓋面而言,亞洲最重要的文化傳統正式起源於印度的佛教,但對東北亞而言,是已經中國化了的佛教和產生在中國的儒家文化。在東北亞,儒家文化有著更為重要的影響,它對這個地區的政治、法律、國家體制的形成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並通過這一文化影響了人們的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進入中世紀以後,佛教文化與儒家文化雖然不能說完全融合起來,但已經形成了混合文化的基礎,彼此難解難分。
孔子認為道德良善才是政治的目的,其人生哲學的主要內容,是克己忍讓和內省修身。儒家文化對東北亞各國主要有一下幾方面影響:
1、宗法觀念
宗法觀念重在調整、約束人際關係,是人類同自然鬥爭的結果。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在人們心目中,祖先的偉大逐步超過自然的偉大,對同姓貴族和家長賦予重要的乃至神聖的地位。經過儒家的豐富與完整,宗法制就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之一,成為封建帝王統治人民的工具之一。
東北亞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叉地帶。東北亞各國之間,不僅政治體制和經濟模式存在差異,且東西方文明並存。以政治體制劃分,日韓為資本主義體制國家,中國和朝鮮為社會主義國家,俄蒙則為社會主義體制轉變為資本主義體制的轉型國家。就經濟模式而言,日本韓國為較成熟的市場經濟體,中國、俄羅斯、蒙古為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的經濟體。以文明傳統來看,俄羅斯屬於西方文明圈,中國、朝鮮、韓國和蒙古屬於東方文明圈,日本在古代屬於東方文明圈,近代以來接受西方文明後則屬於一種典型的東西方文明混合體。作為兩大文明交叉碰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東北亞又是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等世界主要宗教的主要分佈地區
2、禮的觀念
當宗法制把尊卑上下的人際關係確立後,只有“禮”能把這種複雜的關係平衡起來。儒家的“禮”指人們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就國家來說,制度是維護國家秩序的手段,而禮又是維護制度的手段;就社會來說,就是能夠協調和密切人際關係的紐帶。
3、主體觀念
迄今為止,對人類社會影響最大、最深遠的人類文明有四大類。這就是儒家文明、佛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而儒家文明則以其獨立性與其他三大文明具有較大的差別。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把宇宙的本源當作某一創造者。如伊斯蘭認為“安拉”是萬物之王,只有這個存在者才可以成為造物主,掌握者及宇宙的管理者。基督教則認為“上帝”是宇宙的創造者。與此同時,在“安拉”和“上帝”創造出了人與萬物之後,人對安拉,人對上帝之間形成了一種絕對的依附關係。而佛教則強調“輪回”,主張順其自然,反對入世,是研究“死”的宗教。與此相對,儒家文明則以弘揚主體精神為主旨。這是因為儒家文化提倡一種積極的入世觀,為達此目的,必須從人自我的道德修養做起,這就是儒家的“內修外治”之說,也是“正人正己,成己成物”的思想。
儒學強調主體精神的這一獨特性,演繹為東亞意識的主體意識。主體意識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它對西方一元化價值觀的衝擊,這種衝擊具體表現在伴隨“東亞經濟奇跡”的出現而出現的“東亞模式”。所謂“東亞模式”,是指東亞工業新興地區由前工業化社會向工業化轉化過程中所發生的內部社會變革的具體形式。這種形式是與已成定論的歐美現代化模式不同的另一種現代化模式。這種現代化模式的出現,引起了世界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者的關注。如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彼得 伯傑民在1983年提出的“西型現代化”理論。他認為,在今天的世界上,已出現了兩種類型的現代化,除了西方的現代化之外,東亞社會也已經發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現代化。西方現代化的根源是在基督教,東亞現代化的根源則在儒家思想。伯傑民從共時代的角度,打破了現代化既等於西化的一元觀。
4、人文觀念
考釋東亞儒學的共性,其中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是重視實踐理性,重視人際關係,人物關係的研究,也就是重視對人學的探求。所謂“人學”是指關係人的本質、價值、需要以及人與自然、社會關係的學說。東亞人文意識的特點在於,注重人的道德主體價值和道德修養,熱衷對人的本性的探求和對人際關係的協調,而這一特點鑄成了東亞人文意識又對東亞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例如,東亞人文意識倡導的發揮人的主體功能的人生態度,立德、立功的事業追求,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在日本和韓國的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很強的感召力和鞭策力,激勵日本和韓國民眾為個人所屬的家庭、企業、團體進而為整個民族建功立業。
5、共生觀念
儒學所最為強調的就是“和”——和平、和諧、和睦及和合。如同張立文教授在《21世紀文化戰略構想-和合學》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雖然東亞各國,各民族的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心理結構有其差異,但積澱在東亞文化中的和合人文精神有其相同之處,可謂價值共性。”
“和合”作為東亞儒學價值取向的一個方面,是講“在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中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衝突、融洽,並在這衝突、融洽過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為新的結構方式,新的生命和新的事務。其實質是講人際之間,人物之間的一種處世原理和原則。”由這種東亞儒學的和合性,可以推演出東亞意識的“共生意識”。
“共生意識”在東亞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無論在日韓還是中國,從其經濟騰飛的軌道中都能看到“共生”的印記。日本以會社為基礎的“共同體意識”,在其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不可輕視。韓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政府主導”、“國家幹預”的作用十分明顯。雖然韓國實行的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但政府在經濟中的幹預作用是相當明顯也是十分重要的。同時,由於冷戰因素,韓國處於朝鮮半島南北分裂之中,這種狀況也需要韓國加強中央集權,貫徹國家意識,使經濟發展優先的政策保持連續性。這就是韓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強烈的“國家意識”。
另外,在中國明末清初之際,出現了一種講究經世致用的社會思潮。在日本,大約同時代也出現了具有合理性的社會思潮。在李氏朝鮮後期的英正時代,同樣產生了倡導經世致用,利用原生的新學風。這種以“求實”為主旨的東亞儒學演繹為東亞意識的“求實精神”。
對照受儒家文明共同塑造的中、日、韓、朝,俄羅斯與之既有聯繫又有很大不同。
俄羅斯民族、社會受東正教文明的影響很大。東正教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東正教會自認為是保有正統教義的正宗教會,不接受羅馬教皇的領導;它信仰上帝創造了並管理著整個世界,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降世以救贖人類;認為社會的貧富、貴賤完全是上帝已經規定好了的,是神賦的;認為祈禱的頓悟是認識神與真理的唯一手段。
東正教倫理認為,道德來源於上帝,道德法規是上帝規定的。它要求教徒信仰上帝和無條件執行上帝的旨意,認為這是東正教教徒生活的最高原則。並且,東正教論理學倡導的對他人的道德義務是“要愛一切人和尊敬一切人”,包括親近的人和疏遠的人及自己的仇敵。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治經濟體制,社會意識形態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70多年的精神信仰出現了危機。價值觀的失落和國內經濟日趨惡化,使人們紛紛求助於宗教的庇護。這一切推動了宗教的廣泛傳播,使宗教勢力蓬勃興起,俄羅斯民族意識亦隨之增強。現在,東正教已成為俄羅斯最大的宗教派別,教徒人數大7000萬,約占全國人口的一半左右。當今的俄羅斯,有許多人將希望寄託在教會身上,將它視為俄國人民的精神支柱之一,從中獲得了極大的慰藉。
俄羅斯文化雖然受東正教影響很大,但並不能擺脫其與東方文明的天然聯繫。
“韃靼蒙古”從13-15世紀對俄羅斯長達2個半世紀的統治,對俄羅斯民族及其文明進程的影響是巨大的。“它不僅使俄羅斯阻隔與此時正在歐洲傳播的文藝復興運動,而且給俄羅斯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打上了蒙古專制和家長制統治的烙印。這是使俄羅斯文明一直難以擺脫掉東方制度和文化傳統的重要原因。”
從歷史長河的發展來看,這時的俄羅斯國家還處於立國不算太久的時期,這無論對於一個國家或民族來說,都還是未發育定型的時期。一個國家或民族在這個年齡段上是最容易接受外來影響的。
相比之下,彼得改革之後西方對俄羅斯的影響,則是在不同的時期,採取了另一種方式,這主要是在18—19世紀的200年當中,是在俄羅斯立國800多年之後,在俄羅斯民族經過從拜占庭接受來的基督教洗禮,經過蒙古長期統治和混亂之後發生的。也就是說,這正是在俄羅斯國家和民族基本定型以後的事情。這個時期接受的外來影響將會大大不同於在國家、民族尚未定型時期所受到的影響。
俄羅斯文明是以西歐科學文化為形式,而以東方制度、社會觀念和風俗習慣為內容的一種交和式文明。因此,比較歐美文明,俄羅斯文明與東方文明之間的親緣關係是無論如何也割扯不斷的。這也為俄羅斯與東北亞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奠定了價值、心理上的基礎。
總之,這種經濟和文化上的相連性也必然會影響到政治的層面,在各國對地區主義和多邊主義的發展具有越來越大的需求時,東北亞的政治與安全合作機制也是能夠建立起來的,但是,正如上面所論述的,要達到一種制度性的合作,還需要一段時間的不懈努力。
http://hi.baidu.com/wsdr/blog/item/a5ac97ec08b19e3c26979114.html
「當中國統治世界」 全球暢銷書【聯合報╱記者林琮盛2010.05.17
 
近一、兩年來,西方國家談論中國的書相當眾多,但賈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推出,就受到西方媒體的重視。連大陸媒體也相爭討論「中國的朝貢體系」是否真的回潮。這股探索的風潮也吹進了台灣。
「當中國統治世界」由聯經出版社在台灣推出繁體字版。該書的英文版一出刊,立即吸引「新聞周刊」等全球極具權威的媒體聚焦評論,成為全球暢銷書之一。
聯經表示,「當中國統治世界」不僅躍居世界各國的暢銷書榜,在台灣推出的第一個月,也成功搶占各連鎖書店的暢銷書榜。
乍看書名,可能會給讀者一個錯覺:難道又是一本歌功頌德中國的書了?其實不然。相反地,作者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國際事務、外交和重大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賈克,是依循「中國威脅論」,向世人提醒,稱霸兩百多年的「民主和自由的普世主義」,恐將因中國的「文明崛起」受到嚴厲挑戰。屆時,西方該如何自處?
這本書凸顯了西方的憂慮。賈克擁有如此的體悟,源自於他對東亞及中國的長期接觸。其實,東亞對賈克而言,是一個又愛又恨的傷心地。他在馬來西亞遇見了他已故馬來籍的妻子。千禧新年,人在香港的妻子因癲癇發作送醫,最後竟在華人醫護的種族歧視下,延誤治療而死亡。
喪妻之痛,讓賈克陷入「最黑暗的日子」,以至於有五年時間,他決定重新出發,以歷史文化角度,探索未來中國崛起後,究竟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
沿襲西方漢學巨擘費正清的天朝秩序論,賈克認為,這種文化霸權將重現古代中國天朝秩序的朝貢體制。他預測,隨著中國崛起,它將重申與鄰國之間古老的附屬關係。
前 言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
第一篇 西方世界的終結
1. 西方的興起
2. 日本,現代卻不太西方
3. 中國的歷史與變化
4. 中國與西方,是融合還是競爭
第二篇 中國的時代來臨
5. 中國,超級經濟大國
6. 文明國度
7. 中國是何心態
8. 中國與周邊國家
9. 中國,正在崛起的世界強權
10. 當中國統治世界
結 語 界定中國的八大特性
 
朱雲漢導讀
 
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在2009年6月出版英文版《當中國統治世界》,在西方知識界引起了很大震撼。這本書與坊間一般的中國崛起故事之類暢銷書不同。這本書的重點不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而是從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國際關係、價值體系等角度來探索崛起的中國對未來整個人類社會的影響。同時,這本書的出版正好趕上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在這場危機中,美國式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神話破滅,中國躍升為牽引全球經濟復甦的唯一火車頭,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體制抵禦風險的能力,更讓世人刮目相看。
  但是,他不是一位追趕時髦的暢銷書作家。最近幾年中國崛起成為熱門話題,不少西方主流媒體的評論家出版了一系列應景之作。賈克卻早在13年前就已經開始構思這本書。當時亞洲金融風暴尚未爆發,中國在東亞經濟體系內的龍頭地位還不彰顯,北京也尚未展現參與世界秩序重新建構的企圖。要不是他因喪妻之痛而多年未能持續寫作,這本書可能提前好幾年出版,讓後來的歷史發展有力地佐證他的大膽預言。不過,這本書拖延了好幾年才出版,也未嘗不是失之桑榆,收之東隅。這本書要是問世太早,他下筆可能沒有今日的自信,他的論點可能被斥為無稽之談。
  現在,這本書可謂生逢其時。今年(2010)3月中旬美國《新聞週刊》還特別以這本書為話題發了一篇專稿,標題為:「這是中國的世界,我們只不過寄居其中。」(It’s China’s World. We’re Just Living in It.)這篇報導列舉了一系列的最新發展,說明中國正在改寫全球的貿易、能源、貨幣、氣候與訊息的遊戲規則。例如,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太空總署預算大幅縮減,中國成為唯一在太空探索方面進行大規模投資的國家。中國大陸即將推進第二期無人月球探測計畫,也預定在2011年發射該國的第一個太空飛梭,這些都是為實現2013年登月而做的準備。中國一方面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污染來源,另一方面也將成為綠色科技革命的最大推動力量。中國大陸已經是太陽能和風能設備的全球領導者,正在快速推進制定下一代清潔能源汽車的產業標準。中國也正在積極參與下一代網路通訊標準的制定。當前的網路協定完全由美國主控並占有絕大多數的IP地址。但第六代網路協定(IPv6)將為網站、智慧家電和軍事應用提供了數萬億的新地址,中國將為自己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分配到與人口比例更相當的網路資源。這些都是為本書補充更多的註腳。
  賈克曾經擔任倫敦泰晤士報專欄作家、獨立報的副總編輯,也創辦過民間智庫。他曾經在京都立命館大學當客座教授,在北京人民大學做訪問學者,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做過客座教授。他與西方評論家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他能深入東亞的文化與歷史脈絡來理解東亞。他雖然無法使用中文,也不曾真正融入中國大陸社會,但因為他能跳脫西方中心的思考模式,所以能超越許多西方觀察家,對中國崛起的歷史意涵有更銳利的洞察能力,以及願意探索更深層的議題。
  在他看來,西方一直以來對中國的分析僅僅著眼於經濟方面,西方的主流知識精英完全拒絕相信,一百多年來相對成功的西方現代化模式有一天會被完全不同的中國模式所取代。西方的主流思維始終堅信,西方文明所孕育的現代自由民主體制、多元社會與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巔峰,所有的非西方社會,最終都會發展成西方式的現代社會。
  賈克這本書就是要顛覆這個主流思維。他認為中國的興起會重新塑造「現代」的意涵與模式,世人不要期待中國會向西方模式靠攏;相反的,當中國人的文化優越感逐漸恢復以後,中國的文化輻射力量將再度開展,成為帶動世界秩序重組的重要力量。他強調,中國文化是在特有的歷史與地理環境中孕育而成,並經歷過數千年的焠煉,中國從來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近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而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中國在東亞一直以天朝自居,中國人理解的合理秩序是一個和而不同、尊卑有序、大伺小以仁、小伺大以智的世界體系。中國的興起將向世界展現不同思維與價值體系,歷史上的朝貢體系也將以某種現代形式在東亞出現,全面衝擊近代西方所建構的主權國家體系。
  至今為止,西方主流知識精英還有不少人認為賈克的這個論點匪夷所思,但是,英國當代最著名的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馬上就意識到賈克的論點有其獨到之處。因為,近代西方建構的主權國家體系早已背離其孕育的西歐歷史情境。在十八世紀的西歐,主張以主權國家做為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彼此平等、相互獨立,有其客觀的合理性,因為西歐國際體系的主要成員在國力上大致等量齊觀。但是當主權國家有強大如美國者,有微小如土瓦魯(人口一萬兩千)者,主權國家原則就成為史丹佛大學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克理斯納(Stephen Krasner)所稱的:「用組織堆砌的虛偽」(organized hypocrisy)。虛偽的平等掩飾了強淩弱的真實,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讓強者可以名正言順的追求自我利益極大化;可以己所不欲施於人;可以規避對提攜貧弱者齊頭並進的扶持義務;可以擺脫對維護人類社會共同利益的道德責任。
  這本書提醒我們,人類社會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際,中國崛起將帶動全球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格局一場翻天覆地的結構重組。可嘆的是,在台灣許多意見領袖對於這場歷史大變局的來臨仍渾然不覺。大多數人還是緊緊擁抱著二十世紀後半葉形成的主流行觀念與成見,沒有做好迎接全球新秩序的知識準備。這本書可以幫助台灣的讀者全面思考中國崛起、亞洲再興,以及「非西方世界」重新躍登歷史舞台的歷史意義。
  在二十一世紀,人類有機會重新打造一個更公正、更尊重文化與宗教多樣性的全球秩序;有機會制訂一組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以及滿足全人類可持續性發展需要的國際經濟運作規則。沒有這種新的認識,我們將難以掌握這場歷史變局的意涵,也很難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新座標,更無法為台灣重新找到定位與方向。
 
公孫策推薦一
 
 「這一部震驚了西方世界的書」,如果此敘述為真,那麼作者的目的已經達到。馬丁‧賈克的用心良苦,幾乎是敲鑼打鼓地在「喚醒」西方世界:喂,咱們的霸權已經不保啦!
  二○○八年春天,我為文推薦一本有關中國兵法的書。那本書出自美國一個戰略智庫,該書鉅細靡遺地蒐羅了中國歷史上的大小戰役,對中國兵法做了極為詳盡地探討。作者欲蓋彌彰地說,是為了「了解中國的戰略並應用於商戰」。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明顯的,美國已對中國這個戰略夥伴進行了透徹的研究。
  本書則更明白地大聲疾呼:中國的經濟力終將超過美國,(如果西方世界不覺醒的話)且終將統治世界。
  南方朔的評論扼要且中肯:這是一本有企圖,有知識含金量的著作。所謂「有企圖」,應當就是指前述的「敲警鐘」作用。所謂「知識含金量」,則是希望讀者不要因為作者的「用心」而起排斥的念頭。作者的確「用心」,所引用的資料與數據,既豐富且清晰。而作者淵博的學識與嚴謹的邏輯思路,更使這一本「重量級」著作讀來毫不吃力,且獲益良多。
  對於這樣一本金礦般的巨著,我不擬做全方位的推介,僅就台灣讀者值得注意及深思的部分,提出討論。
  作者對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具有豐厚學養,因此他了解「天朝上國不是統治,朝貢不是殖民」。但是,他對於中國極力拉攏東協的動作,(向西方)發出如下警語:「讓人訝異的……是中國所採取的方式。畢竟,長久以來(從唐代到毛澤東),中國以優越和漠視對待周遭國家:中國不需要鄰居,但他們需要中國。然而,中國準備去接觸東協,並且依照東南亞國家,而非中國的規則。換言之,中國採取了一個新的、不熟悉的謙卑方式。」
  這種「不熟悉的謙卑方式」令作者大為緊張。但是,北京的心態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找得到脈絡;也就是我曾在專欄中提過的「齊桓公心態」。
  《史紀.齊太公世家》:山戎攻擊燕國,燕國向齊國告急。齊桓公親自領軍救燕,伐山戎。擊退山戎之後,燕莊公送齊桓公回國,一直送過了邊界,進入了齊國境內。齊桓公說:「周公訂下的規定,諸侯相送不出境(只有周天子可以跨國界),我不可以失禮於燕。」於是將燕莊公所到的地方,割給燕國!這個動作立即傳遍諸侯,「諸侯聞之,皆從齊。」──齊桓公的霸業就是從那裡開始的,對當時的諸侯而言,那正是一種「不熟悉的謙卑方式」。
  北京對東協的「謙卑」,台灣其實已經受用了一段時間,不是嗎?溫家寶說「讓利」和齊桓公說「割地」,不是同樣的用意嗎?
  也就是說,中國人想的是在全球稱霸,所以當然不是(唐朝以降的)「天可汗」心態,而是「齊桓公心態」。中國要當齊桓公,西方世界應該警惕,台灣則應該把握機會──
  在東協尚未「朝貢」之前,北京會繼續「讓利」給台灣的。因為,如果北京對台灣有一點不良企圖,東南亞就被嚇跑啦!所以,此刻無須太介意「中國有啥企圖」,趕快藉中國讓利壯大自己,才是正經。
  作者在第5章指出,雖然中國的企業距離頂尖的國際企業仍遠,但是「中國已經忙著創造出自己的發展途徑,……(以汽車工業為例)……模組──或說是開放架構──生產非常適合開發中國家」。其實,這就是「山寨精神」。我再次呼籲不要將「山寨」簡化為仿冒,「山寨」應該解讀為「與主流對尬」。如果是中國終將成為全球經濟霸主,台灣的企業文化該跟著「終將被淘汰出局的現今主流」走,還是趕快注入山寨精神?
  值得海峽兩岸企業共同惕勵的,則是書中提及的日本借鏡:日本在前一波全球化中,也是被「船堅砲利」打開國門的,但相對於中國(清朝)的老大心態,日本人選擇「加入贏者圈」。司馬遼太郎的著作《阪上之雲》(NHK將之拍成同名的歷史劇,為「大河劇」系列之一)正是當時人心的寫照。「阪」就是山坡,阪上之雲意指「順著山坡上升的雲,奮發圖強,力爭上游」。也就是這種精神,讓日本有能力得以「魚肉」中國。日本雖經歷二戰的失敗,但是「阪上之雲」精神仍在,二十世紀八○年代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然而,近十多年來日本盛極而衰,考其原因,照大前研一的說法「日本人已經失去仰望阪上之雲的動力」。
  中國如果不能持續力爭上游,而是「鯉魚躍龍門」式的,成了龍就想要享福了。那麼,日本將是一面鏡子,中國得惕勵「要學當年日本,不要成為今日日本」。台灣呢,我們不怕中國稱霸(畢竟齊桓公沒有想要「統治」天下,即使天可汗也不想),該害怕的反而是中國停止成長。
 
林建甫推薦二(林建甫 台大經濟系教授,台灣競爭力論壇總召集人)
 
  這是一本震驚世界的書!任何一位關心台灣前途、兩岸關係的人,都不能不拜讀賈克的這本新書。作者具有過人的學識和閱歷,尤其以他獨特的視角來觀察中國問題,常會令讀者有新鮮的收穫。這本書既有善意的提醒,也有對目前中國成就的驚詫與讚揚,還有站在客觀立場上的評價。可以給真正想要了解中國以及預測未來幾十年內世界大趨勢演變的讀者,提供寶貴的助益。
  其實作者提到的「中國」,不是通常理解下的民族主義中國,而是文明模式的中國。「統治」也絕非過去西班牙、荷蘭、英國以及現在的美國,對世界影響的模式。這些國家的表現包括狂熱傳教伴隨的重商主義、殖民主義,以及今天的好萊塢式文化;西方國家過去是巧取豪奪殖民地國家的資源,現在則以霸權心態無恐不入的強勢,干預其他國家。而中國人的「統治」普世價值,其表現形式與上述完全不同。沒有海上擴張的傳統,而是以大陸為基地,以中央王國 (Middle of Kingdom) 的心態來實施漸進式擴張,潛移默化地影響周遭的國家。在全球化的時代,就是影響全世界。
  我不喜歡書名上的「統治」字眼。因為統治是封建的從屬關係,是舊時代的思維。但原文Rule,本身就有制定規則的味道,朝這方面來思考,倒是更有意義,也更符合作者要表達的原意。因為原書副題清楚點出本書的主旨:「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主宰世界兩、三百年的西方規則,將因中國的崛起而沒落。
  作者的核心理論之一是:在一個充滿「現代性競爭」的新時代裡,不論中國正在實現現代化,還是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她都會保持自己獨有的特性。因為崛起和強大後的中國是文化的中國,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生活方式建立聯繫起來的中國。這不但包含經濟,也包括中國人的政治、宗教、文學、思想,甚至軍事觀。因此可預見的將來,這些效果都很快的出現。本書暗示人們,中國崛起的結果將不是中國越來越像西方,而可能是世界越來越像中國。
  書中所提「朝貢體系」更可呼應這項論點。作者拿過往中國與周遭國家形成的朝貢體系與西方的西伐利亞體系(主權國家皆平等)相比較,並預料中國與其鄰國會恢復往日的那種朝貢關係。我們其實可以更深邃地解釋,朝貢體系從表面上看是不平等的,但是事實上是平等的。因為進貢,是象徵性帶來禮物貢獻給中國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國中央政府讓對方帶回去的禮物,遠遠超過他帶來的禮物。這就是表面上不平等,事實上平等。而西方的西伐利亞體系正好相反,西方強調國家是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這點上是平等的,但事實上並不平等。中國往往要的是面子,其他國家可以贏回裡子。因此朝貢體系將形成「一種文明,多種系統」。由於中國文化的漸進式擴張和背後的歷史支撐如此強大,未來她不會屈從西方制定的規則。如果說屈從是必要的話,那也將是西方的屈從,來配合中國的規則。
  然而,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人會廣泛地活動於世界各地,勢必會同越來越多的民族近距離接觸,甚至也對他們的利益和生活方式產生重大影響。如何節制中央王國的天朝心態與自大傲慢,體諒和照顧其他種族的自尊心,尊重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間的差異,學會欣賞和吸納其他族類中優秀的成分。這恐怕是中國做為新興大國和未來世界潛在的領導者,需要具有的前瞻性思考。
  也因此,我結合現實與作者的論點,覺得中國現在所面臨的難題是:世界上各國,對中國的不信任,甚至害怕「黃禍」的再次來到。所以對外一定要追求「和平崛起」。中國的社會由於舊秩序在消失,新秩序尚未建立,所以中國也是當今大國中情況最復雜、內部矛盾最多的國家。加上經濟發展造成的所得分配嚴重不平均,因此對內一定要要追求「和諧社會」。兩岸的問題,又剪不斷、理還亂,要達到令台灣人心悅誠服,共和國或聯邦政體乃至於歐盟模式的「和平統一」,恐怕是唯一的路。武力犯台,飛彈威脅,只會越走越僵。而我相信文化的中國、文明的中國,也會使中央王國盡快落實這「三和政策」。
  作者預測中國很多的觀點或是主張,在台灣人的眼中,會覺得「於我心有戚戚焉」。因為台灣在經濟、生活、西化,諸多衝擊上…,領先中國,先行了數十年。而且某些地方台灣已經改變,因此以此就可預測中國未來的變化。另外,台灣畢竟侷促一隅的面臨很多生存上的問題,因此在民主、人權、世界觀……,都已經發展出與傳統中國,不一樣的思考。我覺得這是類似生物學中讓物種進化的「推動力突變」,這對整個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準此,台灣人是最了解中國的,也是最能夠預測中國未來的演變,還能夠幫助中國文化的轉型與注入新血。兩岸的合作,才是所有中國人跟地球子民的福氣。有人說這是大我的事情。但對於小我來講,台灣人對於大陸商機的判斷,發展與掌握,往往更可以領先其他國家人民。大陸的經濟持續發展,就是台灣人獲利的泉源。
  因此,這本書是讓你知己知彼,讓你鑑往知來,也是讓你面對變局,掌握未來,最佳的參考書。事不遲疑,朋友們,打開書本,開始細細品嚐閱讀賈克的觀點吧!
 
南方朔推薦三
 
  近年來,由於中國的和平崛起,全球的「中國熱」遂告出現,它最先受到智庫界、產業界及財經媒體出版界的重視,到了現在已逐步深化到政經及文化史學界。
  這樣的深化過程,其實是個好現象,因為,智庫界及財經媒體出版界,他們對中國產生興趣,多半有著策略性的目標,因而在觀察及分析時,就難免「目標決定論點」,有的會不自覺地反芻過去的成見,而成為「中國威脅論」的宣傳者;有的則毫無來由地將中國和平崛起過度誇大,中國儼然成了有無限商機的洞天福地,諸如此類的著作,我們當然可以用來觀察當今世界在「中國印象」的變化,但就純知識的角度而言,其真實的意義並不太大。
  但隨著「中國熱」的深化,而且逐漸往政經及文化史學界移動,我們已可發現到近年來的確已有了許多「知識含金量」極高的著作。因為在西方過去的論述裡,東方文明與資本主義發展乃是不相容的兩件事,它早已建構出了一套排除東方的史觀。那麼它要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呢?又將如何修正自己過去的史觀呢?就以首創「中美國」(Chimerica)這種說法的牛津及哈佛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而言,他在新著《貨幣崛起》裡,就直接承認西方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發展,與當年的帝國殖民主義有關。過去長期以來,西方學者為了自我合理化,都有許多說辭,但對殖民掠奪及剝削則總是輕輕帶過。現在由於中國的經濟崛起,他們的舊史觀已勢必要做出修正,並捨棄一些長期以來存在的神話。從這樣的角度而言,當中國和平崛起,東方與西方的權力漸趨對等,連帶的乃是「知識話語」也必然跟著要做改變,在知識的形成上,這當然是件好事。
  而當今主要政經評論家賈克(Martin Jacques)這本新書《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自出版迄今即普遍受到重視與討論,而且對中國及台灣讀者,特別是知識分子,應該更有啟發性。原因即在於賈克本身乃是當代主要左翼學者。因此他遂能從一個更高的文化史及思想史角度來分析中國崛起的課題,由於他的視野更大,當然也格外的與其他著作不同,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觀點對西方格外的有其顛覆性與反省性。
  賈克的這本重要著作,就其結構而言,可以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經濟史及文化史的部分,他用了極多且強的資料與論證,將資本主義的昔與今做了西方與東方的對照。它顛覆了西方長期以來始終存在而且也被中國學者不自覺抄襲的經濟史觀,個人認為這乃是他這本著作最值得重視的理論部分。
  第二部分是他透過龐大的引錄、甚至自己的走訪觀察,將中國經濟崛起,以及與全球各地區的互動關係,做了近乎全方位地探討。這對人們了解當今中國和平崛起的全貌,可以說是最具有提綱挈領作用的大型簡報。
  第三部分是他根據現狀,來推估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和周邊國家甚至全球其他國家,將發展出什麼樣的關係?將建構出一個什麼樣的秩序?非常有趣而且值得反省的,乃是他將西方學者在一九六O年代曾一度熱列議論的「朝貢體系」(The Tributary System)以一種新的方式重新提出,全書以這個論點作結,實在留給人們極多可討論的空間!
  因此,賈克的這本《當中國統治世界》!儘管書名驚悚,但書中所討論的,都是經濟史、文化史,甚至思想史上極重要且古典的問題,由於本書有極高的知識含金量,因此當人們要進入他的著作前,可能要先對本書所涉及的兩個重要課題做出推架式的理解:
  其一,乃是需先理解西方長期以來頑強存在,甚至已被內化的「東方主義論述」,以及相關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專制主義」、「現代性」等概念,先有一般性的認知。
  其二,乃是要對所謂的「朝貢體系」有扼要的認知。「朝貢體系」乃是中國古代對世界秩序的一種見解與實踐方式,但這種「世界秩序觀」到了近代終於抵擋不住西方以「砲艦政策」而形成的「帝國殖民秩序」而瓦解。賈克會重提「朝貢體系」他的意旨何在?
  首先要指出的,乃是誠如福柯所說:在當今的世界上,話語權乃是從屬於權力關係,因此弱者及失敗者注定了失語的命運,又有強者可以將自己的權力施加於弱者頭上,這乃是「偏見的體制化」。強者可以透過話語而合理化它的一切作為,包括戰爭和侵略也都會變成合理。
  這乃是西方所謂的「東方主義」的源起,過去鄂圖曼帝國曾征服南歐,在南歐駐軍達數百年,到了十六世紀初,最先是寫《君王論》的馬基維利,最先對東方的鄂圖曼帝國做出概括式的描述,宣稱它的社會由寡頭官僚統治,人民皆為奴僕,有權者皆率性而為,無法無天,歐洲人以這樣的觀點看東方,後來經過布丹(Jean Bodin)、培根、孟德斯鳩、黑格爾、亞當斯密、彌爾(J.S.Mill)一直到魏特佛格(K.Wittfogel),而成為一種定型的史觀,它的經濟是「亞細亞生產方式」,政治是「東方專制主義」,官吏有一切大權,人民則連私產權皆無保障。
  這種社會是停滯的,資本主義無法產生,人類進入現代的「現代性」與東方無關,他們所謂的「現代性」,包括實用的理性、自由、人權,以及民主、法治等,後來的經濟史家,如寫《大分流》的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也都一定程度繼承了這種東方主義的傳統,而不容諱言的,乃是這種論述裡,有太多倒果為因,勝利者為勝利找理由,藉以非法化失敗者的作用,根據這種說辭,任何社會要走向現代只有一個西方模式。由於這種說辭以西方強大的實力為後盾,長期以來已在東方社會形成了一種「自認劣等的情意結」(Inferiority Complex),似乎只有「西方化」是唯一的出路,反對「西方化」就會被說成是「民粹」,是「義和團」。
  但賈克在本書中,卻對「東方主義論述」的諸多破綻做了揭露,他並以中國經濟史為證,指出可以有另外的「現代性」選擇。個人認為,他的這些觀點,在近代整個「現代性」和討論裡,實在別具意義。而我們可以預料到,隨著中國及東亞經濟的成長,特別是中國、印度、巴西以及墨西哥、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當權力關係發生變化,知識理論的修正必將加速。本書無疑的是個重要的轉折點!
  其次,再就所謂的「朝貢體系」而論,古代中國由於在亞洲獨大,早已形成了一個以文化為軸心的世界秩序,那就是中國自居為中心,周邊小國只要禮法上的朝貢,彼此之間即可相安無事,甚至還可提供援助與保護。這是一種以文化、禮法、王道思想為核心的秩序觀,它比起西方帝國殖民主義所形成的「宰制型秩序」,當然好過太多。只是這種秩序在清代已隨著西方強權秩序的建立而遭淘汰。
  不過,「朝貢體系」雖然隨著清朝的被滅亡而結束,但它所形成的世界秩序,比起西方帝國殖民主義所建立的「宰制型秩序」,畢竟良好太多了,「朝貢體系」不會對別國動輒兵戎相向,也不會對別國進行劫掠與剝削,正因如此,過去長期以來,西方有些是有特定意識型態的學者,遂竭盡所能醜化「朝貢體系」視之為中國自大的笑話。一七九三年英國專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銜命赴中國要求開放通通商口岸,他赴熱河行宮晉見乾隆皇帝時,被要求行叩拜禮,而他拒絕,從此以後「叩頭」(kotow)這個字遂進入英文辭彙中,而成了非法化及調侃「朝貢體系」最大的證據。西方非法化「朝貢體系」的,以一九六八年漢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所編的《中國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為代表。
  不過,以前的西方學者調侃及非法化「朝貢體系」,賈克在這本《當中國統治世界》裡,卻以一種較正面的態度重談「朝貢體系」的問題。如果有一天中國強大到足以與美國並駕齊驅的程度,世界秩序將會被如何重塑?是否會形成有大小強弱但卻沒有侵略宰制度的均衡秩序?在未來世界秩序這個大問題上,賈克倒是首次重開了一扇窗戶,這與某些人長期宣揚的「中國威脅論」極為不同。
  賈克的這本《當中國統治世界》在當今「中國熱」車載斗量的著作大海裡,乃是知識含金量極高,而且極為與眾不同的著作。這對習慣於西化思維及冷戰思維的我們,可以說相當振聾發瞶的作用。因此,這本著作千萬不宜錯過!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pro/155155.asp
 
另詳參本館:
 
 中國崛起   G2 《強國之鑑》 《當代中國》 《中國跨世紀綜合國力》 《中華聯邦》 《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 《中國可以說不》 《東方主義與中國威脅論》 《中國國家利益與影響》 《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 《長城與空城計》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 《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 《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 《未實現的和解》 《冷戰及其遺產》 《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 《美國百年排華內幕》 《美國的中國形像》

台長: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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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台灣人向南島追根溯源?矯情的“認親政治”

2017.11.3,“中國東南及環太平洋地區史前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福建將樂縣開幕,南島語族的起源和擴散成為會上焦點。多數學者的最新研究認為,以福建沿海為中心的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極可能就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台灣學者陳仲玉也在會上發表《亮島人的發現及研究新進展》,他推斷大陸東南沿海一帶是近一萬年以來“原南島語族”的祖居地之一。
  同一天,蔡英文“過境”關島時,卻表示她剛訪問過馬紹爾、圖瓦盧及所羅門群島,“這三國人民和我們的人民都源自南島,期待大家一起追根溯源”。此前蔡當局外事官員也說,台灣是南島語系大家庭的一份子,宣稱蔡英文出訪南太平洋島國是“尋親之旅”。
  用台灣“原住民”來南向認親,以抗拒“兩岸一家親”的壓力,這就是蔡當局建構的“南向認親政治學”。
  《台灣通史序》:“認親政治”的祭品
從這個內外局勢來看,在蔡英文出訪南太平洋島國期間,台灣當局刪去高中新課綱推薦選文《台灣通史序》的決定,毋寧說是刪去該文所標舉的“種性” ,是建構“泛南島民族論”的配套工程,也是蔡當局進行南島“尋親之旅”的伴手禮。
  以“開山撫番”的指稱而刪去《台灣通史序》,表面理由是該文用了“番”字,不尊重“原住民”,但從台灣學生的歷史和語文教育看來,那指涉的是廢除整個清代的中華民族連續性,也暗藏“以今非古”的殖民主義現代性。
  事實上,同時代的台灣作家當中,沒人比連橫(《台灣通史序》作者)用了更適切於當今尺度的指稱。比如清代康熙的鬱永河說:“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著番人。”這是倒退成不以“土番”為“民”的心態。然而江日昇寫《台灣外紀》,則繼承明鄭觀點,視“土番”為“吾民”,但指稱未變。道光年間曾超越漢族本位,稱美“原住民”婚姻習俗的劉家謀,依然用的是“番俗可以風矣”;然而談到吳鳳事件時,又說成“紛紛番割總殃民,誰似吳郎澤及人”。
2017-11-13 13: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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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0年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其領導層依然將“行政區域內之熟番人”區別於漢族包辦的“台灣人”之外,更對“山地原住民”置若罔聞。即便在1930年霧社事件產生較為進步的“原住民”論述,漢族菁英如陳虛谷和賴和等人以“我們”、“兄弟”來稱呼抗日“原住民”時,“番人”和“生番”仍是那個年代的通行用語,例如農民組合聲援霧社抗日的標語說“我生番兄弟”。也就是說,漢族本位主義因為反殖民的抗日運動而才剛開始解放,則完成於1918年的《台灣通史序》,如何可能超越1930年代的反殖民論述,而不存在“開山撫番”?
  再說,“番”後來用指漢人以外的民族,例如稱荷蘭人為“紅番”,反映了漢族中心主義,這是早熟的漢字與漢文化發展歷程的一部份。在這個歷程中,文化而不是血緣成為“漢/番”之別的標準,因而“漢/番”之別是可變動、可發展的。所以中華民族歷史上罕見外國那般以種族為對象的集體屠戮,而全球反種族歧視的“現代性”,恰恰是源自種族歧視的熱點地區。
  中華民族對於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用夏變夷”的漢人中心思維,是歷史發展的客觀事實,但它是可變的;與此相反,想像不可變的“漢/番”對立,只是紮伊爾德說的自我東方化而已,無益於中華民族文明復興。
  事實上,整個清代都未脫“化番為民”的基本思維。以同治13年頒訂的《訓番俚言》為例,本著“無分番與漢,一體敷教化”的原則,“教爾通言語,得為中華人”,目的是“無分漢與番,熙熙億萬世”。值得注意的是,滿人以少數民族作為統治族群,依然是以“中華人”的主體認同來說話,這是西方學界所謂中國人的文化民族主義使然。
  孔子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關於孔子這番說法的註解和翻譯有不同的版本,但都說明了所謂“野人”和“君子”,都是歷史演進過程的一部分。“原/漢”矛盾也是如此,是台灣島內部先來後到不同世代移民的問題之一。我們“後進於禮樂”,才知曉反對族群歧視的概念;但“以今非古”並不代表我們比《台灣通史序》的作者要高明多少,我們不過是歷史後進的產物。
  “自我宣稱的血緣聯繫”
其實針對“台灣原住民”所建構的認親政治,這種套路起自1990年代,與當時的“日殖有功論”互為表裡,而且是對1980年代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收割與嫁接。這種“原住民研究”,準確地說是“原住民詮釋”,已成為台灣國族主義學者和政客迫不及待的出路。
2017-11-13 13: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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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台北教育大學某教授,就趕在2016年蔡英文向台灣原住民政治性道歉的前幾天發文呼籲:“80%以上混有南島民族血統的台灣人民拋開漢族優越感,普遍培養起'泛南島民族意識'。”這本是一種“自我宣稱的血緣聯繫””,藉由建立以“南島民族”為認同主體的方式,試圖在心理層面切斷與中國的關係。所以他疾呼“台灣人有80%以上具有平埔族血統”,認為在漢人入台之前,“南島語族”已在台灣居住數万年;認為台灣人只知唐山祖先,而不認南島祖先,是“數典忘祖”,所以他要“全面找尋平埔族”來認親。
  這種“平埔族詮釋”的主要依據是林媽利(1938-)醫師的“台灣人原住民族血緣論”,如今已成為許多“台獨原生論”者的信條。
  然而,台灣人類學學者陳叔倬與段洪坤指出,祖源基因檢驗的本質存在著政治意圖和政治風險,這也是許多國外人類學學者的認知。迄今為止,還沒有一種遺傳檢驗法能夠完整追溯每一個人3萬個基因的起始,況且每一個個人間的DNA序列差異,也遠超過不同種族間的差異。而林媽利卻只用“三個基因頻率加總”的方法(Y染色體+粒線體DNA+人類組織抗原基因HLA),就算出“85%台灣人帶有原住民基因”,顯然違反統計原理。
而且,林媽利既表示85%台灣人帶有“原住民”基因,又表示90%以上台灣人帶有越族基因,這樣加總超過100%(85%+90%=175%)的算法,也明顯不符合統計原理的表述,但它卻已成為操作台灣國族論者的慣用技。
  在建構“認親政治”的支配下,真正的“台灣原住民”,例如約2萬年前的台南“左鎮人”被視而不見,後者是舊石器時代北京人的一支。
  從全球範圍來看,“原住民”一詞其實帶有殖民主義的色彩;但台灣畢竟是個移民島,今天所謂“台灣原住民”,是台灣先住民,也就是5、6千年以前從大陸華南來到台灣的早期移民。
  正如台灣學者陳叔倬所說,從生物學的關係來看,人類沒有所謂的“原鄉”。即使南島語族人是從台灣擴散出去的,但人不可能在島嶼單獨出現,必從大陸遷移。由此可推論,更早之前的古南島語族由中國大陸而來,並延伸出“西來說”及“南來說”的遷移方式。
2017-11-13 1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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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歷史學者徐松石(1900-1999)著有《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一書,其中將《台灣府志》所列台灣先住民特有的風俗習慣100條與馬來人相比較,相同的只佔18%;但與大陸華南地區和古越人有密切淵源的壯侗語族相比較,相同或近似的佔80%以上。對此,台灣學者黃大受與大陸學者史式做了整理的工作,將徐松石列舉華南少數民族與台灣先住民80條相同的風俗習慣歸納為16條,如斷發紋身、龍蛇崇拜、缺齒與墨齒、拔毛去須、腰機紡織與織貝、貫頭衣與筒裙、飯稻羹魚、干欄式建築、龍舟與水上競技、婚前自由交往、女勞男逸、父子連名、老人政治、占卜、獵首、懸棺葬與屈肢葬等。這說明了台灣先住民與大陸古越人的文化傳承關係。
  但是,有部分“南島語族論”或“台灣原鄉論”的人,堅持台灣就是南洋島嶼各族語的源頭,這是“原住民化”的思維。這種思維可以做為國族主義的工具,但無法解釋台灣作為移民島的事實。台灣最早的語言,是由最早的移民帶來,這批移民也就是陳叔倬說的“古南島語族”,其實就是古越人。古越人遷居台灣的時候,華南地區還是“百越”的天下,據說死後葬於浙江會稽山的夏禹就是越人,而當時作為漢語前身的華夏語還只能通行於中原地區。
  換句話說,古書中對於夏、商以前那種“帝鴻”、“帝俊”、“帝堯”、“帝舜”、“帝傑”、“帝紂”等越式稱謂的語言,說明作為黏著語的古越語,早於後來不斷融合演變成通用於全大陸的漢語,後者是一種孤立語(分析語)。
  在大陸古越語逐漸消失的同時,遷居台灣的古越語卻沒有受到外來衝擊,而能依照內在規律獨立發展。於是,當古越人再從台灣向東、向南逐島遷移時,這些不及產生相應文字的語言就能保存在相距萬里的島嶼上,所謂“玻里尼西亞語族”便是。而在大陸方面,從周代以後有了比較穩定的漢式稱謂,同時也逐步發展出比較穩定的漢語字體。
  正是基於上述淵源關係的認識,可知林媽利所謂“85%的台灣人是帶有台灣原住民的血緣”,實在不值得奇怪,因為本就是“兩岸一家親”。
  台灣人類學家阮昌銳也指出,無論泰雅族、布農族等大陸直達台灣的先民,還是阿美族、卑南族、噶瑪蘭族等南迴台灣的先民,台灣先住民的祖居地仍是中國大陸。“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確定,台灣山胞是中華民族的一支。”
  復興中華民族是新時代的新主題
既然如此,可知不同世代移民間的內部矛盾,被放大成“南島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對立”,不過是台灣當局建構“認親政治”的目的。
2017-11-13 1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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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歷史上,1930年10月爆發的霧社“原住民”抗日事件,是台灣先住民族解放運動的起點,具有反殖民的主體意義。其中的主體敘述正如:“內地人(日本人)連小孩也不放過!本島人(漢人)不殺!”整個抗日行動中,只有兩名漢人或穿和服、或遭流彈波及而被誤殺。然而,霧社事件後進步的“原住民”論述,卻因為戰後反共戒嚴而失去成長的空間。
  解嚴之後,初具主體性格的“原住民”論述和運動,因為特殊的歷史和地緣政治制約,而在1990年代以後被收編為“台獨”政治的資本。到了現在,“原住民”更成為“轉型正義”和“泛南島民族化”的政治道具,而被置入中華民族的對立面。
  這樣看來,無論名叫原住民還是先住民,所有台灣人的真正出路,在於共襄新時代的新主題,也就是習近平說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由此而得到真正的轉型正義和民族解放。
  那麼,清除台灣至今未變的“新殖民地性”,包括清理承自日殖時代的台灣原住民“南來說”,將是新一輪台灣人反殖民鬥爭的課題之一。
  回應
整個太平洋都是中華文明的擴散地
2017-11-13 13:03:45
jsoujsou
美防長妄稱中國要恢復明朝模式 要其他國家成朝貢國2018-06-27環球網

  “明朝看起來是他們(中國)的模式,當然以一種更強悍的方式,要求其他國家成為他們的朝貢國,對北京叩頭”。
  這是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在訪華之前,面對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畢業生所做的演講中所提到的一段話。
  這已不是馬蒂斯第一次提及“朝貢”。去年2月,在日本面對安倍晉三、稻田朋美、岸田文雄等一干政要,他就有過中國想“復辟”朝貢體系,把周邊國家當“朝貢國”的提法。
  在對華鷹派紮堆的特朗普內閣,馬蒂斯是為數不多的“中國通”,據說他愛讀《孫子兵法》,愛用兵法教訓下屬。他總把“朝貢”掛嘴邊,大概也是很滿意自己在中國史書中的這個發現。
  這並沒有什麼稀奇,在中國浩瀚的時間長卷中,摘出某個斷面作為黑材料譏諷現時中國,算不得什麼難事。
  不過,歷史始終不應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要想不曲解她,就很有必要回到當時的那個情景語境中去。
  當馬蒂斯在演講臺上做著怒批“朝貢”的手勢時,他腦海裡大概是這樣一幅圖景:盛裝的羅馬皇帝高坐臺上,某個蠻族酋長瑟瑟發抖匍匐於地,親吻皇帝的腳趾。
  這太好萊塢了,對講究禮義教化的傳統中國來說,外交沒有那麼可怖,說土味點,不過是某村宗族過年過節走親訪友的擴大和外延罷了。
  在那首兩年前因某臺灣作家而再次火爆的“一條大河”裡,有句很能動人的歌詞: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等待他的有獵槍。顯然,詞作者在這裡把對中國友好的國家稱作朋友,而侵略者就是豺狼。他把國與國之間的外交與戰爭,化為了日常生活中的人情往來。國與國間的關係也不是商品與條約,而是人情,是“對什麼人,隨什麼禮”,是“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甚至“以德報怨”。
  這就是“禮”與“義”,是“朝貢”“宗藩”或者其他一切什麼名詞都要真正基於的邏輯起點,是中國人一切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本源,它跨過漫長的歷史,從聖賢書飛入尋常百姓家,用最市井的話來說,它是中國人的“老禮兒”。
  比如有一條“老禮兒”說,鄰居家端來一碗餃子,你不能拿空碗回去,你要放個蘋果在碗裡給送回去,這是規矩。在這裡,餃子與蘋果的交換不是商品社會的等價交換,而是倫理社會的人情交換。
2018-06-28 09:27:09
jsoujsou
我們不能以現代商品社會的等價交換原則來看待祖先是否當了“冤大頭”。因為相對物品的多寡,明朝人更看重朝貢國家的“情厚”,所謂禮不外乎人情。他們不把這看作是生意,而看更重其政治價值和倫理價值。
  對朝貢國家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來華所經歷的艱險,明朝君臣上下都很感念。洪武五年(西元1372年),印度半島國家瑣裡派使臣奉表朝貢,明太祖朱元璋非常感動,認為他們“涉海而來,難計歲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成化年間都禦史李秉言也認為,“(外邦)來朝,涉履山海,動經數萬里”,因此“賞予之物宜厚”。
  對來朝使者,明朝政府在他們進入國境後也是一路好吃好喝好招待。對使者除貢物外攜帶的大量私人物品,明朝規定,或者由朝廷“收買”,或者任由使者自行買賣,朝廷不收稅。這項政策鼓勵了很多使者攜帶大量私人物品來華做買進賣出的“倒爺”,中書省請求對這些“倒爺”徵稅,朱元璋俱不許。
  當時明朝對每個朝貢國都有貢期限制,但各國使者不僅沒有為見皇帝瑟瑟發抖,反而爭著打破限制頻頻來朝。東北亞某個哭訴歷史上曾“數百次受中國侵略”的國家,按明朝當時規定是三年一貢,在該國的強烈要求下,“酌情”改成一年一貢,但實際情況是一年數貢。
  相對西方“一袋馬鈴薯”式的獨立主權國家觀念,傳統中國人沒有國內國際之分,他們把由自然經濟和宗法觀念維繫起來的鄉村社會,環環向外擴展,形成一個大的共同體。
  在這個共同體中,能力小、年紀輕的“晚輩”向長輩表示尊重,能力大、年紀老的“長輩”為晚輩擔當責任。“你要面子,我給面子”,雙方共同遵守“禮”來維護一種均衡的秩序,所以“禮之用,和為貴”。
  在這個秩序中,大國對小國的回饋,並不一定是物質上的“恩賞”,也有可能是當“話事人”幫助調解糾紛;有可能是授予緩帶和金印,賦予朝貢國統治者合法性;甚至是直接出兵幫助他們抵禦侵略。在壬辰抗倭戰爭中,明朝做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財力犧牲,卻沒有向朝鮮向任何回報,這在國際關係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由此,“禮”與“義”不僅僅能吸引他國“慕利”,也能吸引他國“慕義”。明亡後,朝鮮感念明恩,長期延用明朝年號,堅持明朝衣冠,建思恩台哭祭明朝皇帝。
  這就是傳統中國文化中,禮義力量希望達成的理想效果。誰掌握了禮義,誰就掌握了真理。掌握真理的國家也不應該強制輸出價值觀,而是“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是傾慕真理的國家“見賢思齊”,主動來學習。
2018-06-28 09:29:41
jsoujsou
說了這麼多,刀哥並不是想為朝貢體系做辯駁,太祖太宗的時代遠去了,“長幼有序”“華夷有別”不是也不可能成為協調當今國家間關係的準則,睦鄰友好、和平共處才是。完善以國際組織為核心、國際規則為基礎的多邊體制,可以維護我們這個時代的公平與公正。

美媒:中國沒必要“恢復”任何王朝,現代化也不等同西化

  在中美貿易戰和軍事關係烏雲密佈之際,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展開任內首次中國之行。過去一個月內,馬蒂斯屢屢發出批評中國的聲音,曾宣稱“中國正試圖複製明朝模式以改變國際秩序”。
  美國《外交學者》2018-6-26《中國和平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一文進行反駁,作者為韓國延世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金凱。
  文章反駁道,首先,當代中國政府沒有所謂的“明朝模式”。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模式和智慧植根於數千年的文明歷史。
  其次,“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精神是“命運共同體”,宣導多樣性和包容性,已被聯合國的決議通過。它與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想法和做法形成鮮明對比,超級大國是在單一的政治價值體系下追求全球同質化。那些不順從的國家可能遭受政治或經濟鼓勵,甚至軍事入侵。相比之下,哪種“模式”更具威脅呢?
  其三,中國從未聲稱只有一條“帶”一條“路”。事實上,中國的倡議是完全開放和包容的,可以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戰略對接,比如歐亞經濟聯盟、蒙古的“發展之路”、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和歐盟的容克計畫。事實上,中國與上述國家和地區已有共識甚至達成協定。
  事實上,馬蒂斯的抱怨可能源於更深層次的不安。目前,西方尤其是美國內部出現了一種憤怒的情緒,抱怨中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卻仍未西化,儘管中國一直是二戰後美國主導的西方經濟秩序的受益者。
  中國崛起沒有遵循美國青睞的故事軌跡。隨著中國日益現代化,其發展路線也呈現出特別的樣貌。文章援引馬丁•雅克的話指出,中國證明,西方人所認為的“現代化必將西方化”的觀念根本就是幻想。
  回應
馬蒂斯一定對朝貢體系有什麼誤會,我們是不會回到朝貢體系的,我們怎麼會養朝鮮越南那種白眼狼呢,現在的體系多好,有安理會主持大局,白眼狼直接打死就行。
2018-06-28 09:31:29
jsoujsou
宋朝究竟是貧弱王朝還是燦爛時代呢 2018-08-01

王安石曾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後,以致皇帝雖然很節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那麼我們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富有的王朝宋朝究竟是怎麼樣的!
  為什麼將宋朝描述成貧弱王朝
相當長時間以來,宋朝給人積貧積弱的印象。將宋朝描述成貧弱王朝的有兩種人,一種是宋朝的改革派,一種是近代的一些史學家,他們都懷抱著國家富強的強烈願望。
  宋朝的改革派:宋朝的改革興起于慶曆新政,至熙寧年間的王安石變法達到高潮。改革總會遇到各種阻力,有的來自作為頑固派、保守派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慶曆新政時期的夏竦集團;有的則來自不同改革路線的政敵,如王安石變法時期的司馬光。
  為了論證改革的勢在必行,必須將宋朝的現實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將改革的目標與未變革的現狀對立起來。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積貧積弱也就成為改革派描述宋朝現狀的一種模式。為了製造改革的輿論,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後,以致皇帝雖然很節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甚至說只是僥倖沒有遇上嚴重的天災人禍,才保宋朝百年平安,暗示宋朝的統治早已搖搖欲墜。在一片富國強兵的呼喚聲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為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
  但是,王安石變法是失敗的。宋朝以後掌握國家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理學思想,是由宋朝的程頤、朱熹等人開創的,這些人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思想上,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理學家倒也不一定反對富國強兵,但認為只有通過拯救道德人心才能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所以理學家強調的是王安石心術不正,而不是宋朝如何的積貧積弱。
  古代文人對於宋朝的一般印象,主要還是大興文治,因為宋朝結束了五代的亂世,也結束了武人掌權的政治,通過科舉,將國家的治理託付給了文人,文人對此還是頗有點感激涕零的意思。當然,面對北方的強敵,宋朝在軍事上始終不佔據優勢地位,非但不能收復燕雲,甚而亡于金、元,因此批評宋朝國勢太弱者也大有人在。清初的王夫之直接指明,宋代其實是“弱而不貧”,他說仁宗皇帝“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神宗皇帝則犯了“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的錯誤。
2018-08-02 07:52:25
jsoujsou
第一,宋朝是秦朝以來中國古代十個左右大王朝的其中之一。這種王朝在政治上是君主專制——君主專制並不是指皇帝對所有的行政事務獨斷專行,而是指最高政治權力歸皇帝一人所有。皇帝一人通過官僚系統統治疆域內的所有民眾,民眾將家庭的人口與財產情況登記在國家的簿冊上,承擔著向國家納稅與服役的義務——這是中國王朝最基本的統治結構。
  第二,古代中國是世界範圍內唯一的政治與文化形態始終延續的帝國體系,政治大一統、以農耕為經濟基礎、崇尚儒家文化,是中齤華帝國的基本形態。中齤華帝國的政治體系具有治亂迴圈的特點。在穩定時期,中齤華帝國的民眾通過辛勤的農業勞動以及富有創造性的工商活動,可以迅速地繁殖人口、積累財富,並在此基礎上享受高雅精緻的生活方式、培育溫文爾雅的禮儀文化,成為已知世界的文明中心。在經濟文化燦爛輝煌方面,宋朝與其他大王朝相比,既非特例,也非例外。
  第三,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初創時期一般休養生息、積累財富、培養國力,否則就會迅速敗亡。國力恢復往往導致兩種後果,一是實行富國強兵政策而對外擴張,結果勞民傷財、疲罷民力,國運由盛轉衰;二是誘發政齤治腐敗,導致社會貧富分化,底層民眾無以為生,最終揭竿而起。
  回應
 宋朝確是不貧,但是宋朝確是弱,弱在文人無骨頭。整體文人統治3集團的主流只想著富裕安康,缺乏統一山河,稱雄世界的大格局。因此拼命打壓武將,營造奢靡之風,理學興起更造成整個社會集體缺鈣,甚至成了整個民族的集體性格,為後世中華民族遭受侵略時總是出現大批漢奸埋下了伏筆。實在是悲哀。現在不少知識份子如蒙曼之流還歌頌宋朝是文人的春天,真是無聊可恥。傷了民族之脊樑而不自知。可惜了岳武穆,鈥青等體現民族之魂的英雄。最可歎,嶽飛要被移出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民族英雄之列呀。
 南、北兩宋存世320餘年,僅比東、西兩漢短70餘年;比唐、元、明、清存世時間都長。
 經濟、文化強,國力弱!
 強不強,看綜合國力,包括政治、軍事、文化、科技、外交、經濟、貿易等,這樣看無疑強盛王朝屬漢朝與唐朝。至於四大發明那都不是是產生在宋朝,造紙在東漢,火藥和印刷術在唐朝,指南針很可能也在宋以前,只不過這些技術在宋朝時應用更廣。其實對農業發展可能起到更大作用的發明比如唐朝發明的曲轅犁和水車灌溉技術比四大發明毫不遜色。
2018-08-02 07: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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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趙匡胤為什麼定都無險可守的開封,而不是長安 2018-04-27

河南開封是我國七大古都之一,作為北宋首都長達168年之久,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充分地展現了當時其都城汴梁的景象。然而,歷代王朝都城,如秦朝咸陽,漢朝長安和洛陽,唐朝長安等,都有天險作為屏障。那為什麼北宋要選擇防禦極差的開封呢?
  01經濟基礎
但凡國家的都城,幾乎都是建立在經濟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古代社會交通不便利的情況下。只有經濟發達的地區才能夠養育如此眾多的人口。
開封地處中原地區,本身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又黃河之水的灌溉,造就了這一地區發達的農業。
民以食為天,有了土地、糧食自然就能養育都城百萬甚至千萬的人口。
再加上開封地區發達的交通運輸,也促進了本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據《宋史•食貨志•漕運》載:“宋都大樑,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 ”
《宋史•河渠志》又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曰渠,派引脈分,鹹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 唯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富”。
發達的漕運系統不僅能夠便利來往商人,還可以將全國各地的資源運輸至國都,以滿足國家的日常需求。
關中地區雖然沃野千里,但是隨著城市人口的不斷增長,已經難以滿足人們的需要,正如《新唐書•食貨志》所雲:“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處不足以給京師”。
再加上到達長安的漕運系統遠比到達開封的漕運系統來得落後,使得趙匡胤不得不放棄遷都的想法。
  02政治層面:政治中心的東移
當時的長安、洛陽,經過唐末、五代時期的戰爭已經成了一片廢墟,反過來開封城在經過周世宗的全面改革,已經成為“華夷輻輳,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益繁盛”的大都市,具備了定都的基本條件。
2018-08-02 08:00:45
jsoujsou
此外趙匡胤是通過“陳橋兵變”登上皇位的,遷都相當於是讓這些前朝老臣從一個富裕之地搬到一個廢墟之地,這樣做的話有損于底下大臣的利益,為了讓自己的政權更加安穩,以便完成統一全國的夢想,趙匡胤思考再三還是決定留在開封。
  03軍事層面:國防中心從西北轉向東北
漢朝的匈奴,隋唐時期的突厥、吐蕃,這些遊牧民族每一次入侵都是從西北方、北方一路南下侵擾漢民族,所以唐朝之前大多將國家的都城定在長安。但是等到了唐末之後,中原王朝的主要軍事威脅由西北地方向東北地區轉移,趙匡胤將國都定在開封主要也是考慮到軍事力量的部署與調動,方便日後對抗遼國。有一種明朝“天子守國門”的感覺,在國家強大之時尚且能夠調動軍事力量來抵抗外敵。可是一旦國家力量衰弱,就可能變成北宋末年那樣的情況,國都無險可守,很快就被攻破城。
  04利益集團的掌控和防止藩鎮割據的需要
開封雖然有眾多的優勢,但是有一大劣勢是其無法避免的,就是開封處於四戰之地,易攻難守。
宋太祖趙匡胤曾經想過遷都洛陽,後遷都長安。但當年跟著趙匡胤打天下的功臣以及原來後周投誠的官員都在開封有著大量的地產以及自己的人脈、利益關係,如果遷都就意味著自己多年的辛苦將付之東流。
而宋太祖的弟弟趙匡義也在開封有著自己的勢力,因此他便強烈反對遷都。
除了群臣的反對,促使宋太祖放棄遷都的原因還有就是定都開封在一定程度可以防止藩鎮割據。
自從吐蕃和突厥崩潰以及契丹崛起後,中原王朝防禦入侵的方向便由西北轉向東北,這樣在東方部署有重兵。
洛陽和西安的地理位置相對來說偏西,如果定都於這兩座城市,便容易造成新的藩鎮割據。
宋太祖開國以來,吸取了原來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大大加強中央禁軍的實力。
這就需要都城能夠供養起大量的禁軍,而開封正好能夠滿足這一條件。
2018-08-02 08:01:02
jsoujsou
明朝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強? 2018-04-28

經常看到有些歷史愛好者對明朝進行貶低,他們的理由是:偌大的明朝居然被小小的後金(女真族)打敗,皇帝都被逼的上吊自殺。小編只想說,再強大的王朝也會覆滅。明朝的滅亡,並不能否定它曾經的強大。
在明朝強盛時期,綜合國力傲視全球,特別是軍事實力,更是秒殺當時世界上所有國家。如果你不信,請看下面明朝軍事上的幾個“世界第一”。
  一、發明了水雷
在十六世紀中期,明朝就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枚水雷,那時候被稱為“水底雷”,並被廣泛應用于大明海軍,這要比西方國家水雷的發明和使用早了兩百多年。在萬曆年間,日本侵略朝鮮,萬曆皇帝就派兵進行抗日援朝。當時的大明海軍就使用水雷擊沉了日本的戰艦,這也是水雷首次用於戰爭並取得了驚人的戰績。
  二、發明觸發式地雷
我們經常在電視中看看到,為了伏擊敵人,經常埋地雷,這玩意就是明朝發明的。當時倭寇在沿海地區甚是猖獗,明朝的陸軍就曾多次使用地雷炸死了不少倭寇。直到18世紀以後,國外才有地雷。
  三、發明了大型遠端火箭武器
十六世紀,大明王朝發明了一種用於水戰的兩級火箭,被叫作“火龍出水”,並裝備在戰艦上。在作戰時,會在水面上飛行數公里,從龍嘴發射火箭直接攻擊對方艦艇,堪稱“反艦導彈鼻祖”。

明朝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強?
  四、組建世界第一支“騎炮兵”
當時有一種類似於現在的火箭筒的武器,被稱為“虎蹲炮”。由於其體積小、品質輕,便於騎兵攜帶,最主要的是殺傷了很大,朝廷就直接組建了陸軍騎炮兵。
2018-08-02 08: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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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朝的海軍綜合實力
當時明朝的海軍實力,在世界上就是無敵的,比現在美國的地位要高出一大截。朝水師配備有各式樣戰船百種,其主戰炮艦載炮四十多門,遠超過同時代西班牙無敵艦隊和英國皇家艦隊的規模大明朝立國近三百年,大明水師卻未曾遭遇一敗。
所以,明朝軍事實力到底有多強大,可以自行腦補。個人認為,大敗明朝的不是後來的滿清,而是大明內部矛盾重重,各地起義軍又幾乎耗盡了其國力,才讓韃虜有機可趁。
明朝作為中國歷來是上最後一個漢族王朝。從朱元璋開創明朝以來,共經歷了16位皇帝,276年。雖然我們後人評價明朝多以“奇葩”兩字,但是在歷史上的明朝,也曾經是數一數二的帝國,明朝的許多產物,科技等都曾在那個時候世界第一。
人口世界第一。其實,對於當時明朝的人口有多少,一直是比較有爭議的,因為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戰爭導致很多人都流離失所,這個時候可以查到有戶口的人依然有5000多萬。所以我們估計來看,當時明朝的人大概有7000到8000萬左右。要知道當時世界的人口不超過4億,所以說明朝絕對是當時人口第一。
軍工產值世界第一。火器在明朝運用的是特別廣泛的,可以說達到了巔峰。因為明堂的每任皇帝,在位期間,基本上都會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明朝軍事業也因此發展不錯。
軍隊的數量,非常龐大。在明朝建立14年後,統計了全國的人口,當時達到5987萬人,而軍隊是120萬人。在明朝鼎盛時期,全國的士兵達到了270萬。
白銀黃金佔有率。在16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人,搶了大量黃金白銀的這些人,都跑到中國去交換絲綢,茶葉,再加上本身黃金白銀,這佔有率也是別人比不上的。
礦產量世界第一,在冷兵器時代,歷史的礦產量是非常重要的。而當時的明朝鐵生產量是宋朝的兩倍,達到了9000多噸。
間諜機構。明朝的間諜不止包括錦衣衛東西廠。還有其它組織,在鼎盛時期達到6萬多人。
船隻總噸位。在當初鄭和下西洋的時候,明朝的船長達150米,寬30多米,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
國土面積。在當時明朝的國土面積,大概保持900萬平方公里。之後在頂峰時期,達到1370萬平方公里。
我們不得不承認,明朝在當時西方人看來絕對是東方帝國。
2018-08-02 08: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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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嶋博史:東亞小農社會的形成 2018-09-24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一、東亞社會的共通性
(一)圍繞儒教與朱子學的討論
(二)作為小農社會的東亞
那麼,與朱子學的形成和接受相適應的社會構造是什麼呢?我認為本文標題中所揭示的“小農社會”正是與之最相適應的社會構造。所謂小農社會,是指在農業社會中,無論是擁有自己的土地,還是租借他人的土地,基本上只是依靠自己及家庭勞動力而獨立進行農業經營的小農,其存在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即使使用自己及家庭成員以外的勞動力,其地位都是次要的。這樣的小農社會,很容易被理解成超越時代和地區的普遍性存在樣態,但其實到了某一時期以後,像東亞地區這樣小農占壓倒性比重的社會反倒成了例外。
當試圖把東亞視為小農社會時,這一社會與其他農業社會相比具有以下兩個重要特徵。第一個特徵可以歸納為:不存在中世紀及近代歐洲較為典型的、基於領主階層大土地所有的直營地經營。稍稍擴大一些講,也可以說是不存在基於政治統治階層的大土地所有的直營地經營。政治統治階層的大規模直營地,不僅在中世紀及近代的歐洲,在西亞、拉丁美洲也是普遍可以看到的。在東亞,像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或朝鮮的兩班階層這樣的政治統治階層,有時也可能是大土地所有者,但一般情況下他們不直接經營自己的土地,而是讓佃農進行租佃耕作。經營的主體是佃農的這一特徵,與其他地區的大規模直營地是相區別的。
....
2018-09-28 10: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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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說八道。中國“小農社會”的形成原因和生產關係不僅僅是作者說的“宋朝朱子學以降”“兩班制農奴生產缺乏積極性的低效”。中國為代表的“小農經濟”形成的歷史原因遠比宋朝和朱子學久遠。也不是因為生產效率原因自下而上的自我塑造,而是因為中國中央統治,皇權與宗族豪強權力博弈,避免土地兼併,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貧民對豪強人身依附,地方勢力坐大,產生赤貧階級造成社會崩潰的頂層設計。耕者有其田的小農社會是工業革命以前中國等亞洲農業文明國家的壓艙石,也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歷史基因。作者的解釋我看來明顯偏離了小農社會”耕者有其田“這一“小農社會”的意義。
 文章的意思總結一下就是:日本社會發展進程和東亞其他國家相差不遠,尤其是與華夏相比,所以華夏所謂的悠久農耕社會史是華夏人自嗨的結果。於是,讀者不禁要問了,作者真的是研究歷史的學者,不是政客嗎。
 由於深知自己國家的歷史比較短,看到中國歷史悠久,就希望把中國的歷史拉到和自己一個時間段,本子的手法,100年了,都沒什麼進步。偏偏本子是那種喜歡自說自話的人,喜歡自己提出一個莫名其妙的觀點,然後深信不疑,這篇文章就是這樣的。另外,用所謂東亞史,多少有點扯虎皮做大旗的既視感,這樣一來,就可以淡化中國對東亞各國的影響以及中國史在東亞的主導地位,順便太高了自己的歷史,呵呵。
 不喜歡日本的人,不應該把日本說得一無是處。上世紀日本歷史界的疑古運動,是理性的勝利。見“津田史觀”。任何國家要徹底現代化,逃不過歷史清理這一關。
 津田左右吉的疑古實際上是完全失敗的,日本直到今天還在宣傳“萬世一系”“單一民族”這些東西,那些古墳仍然禁止發掘。日本真想搞疑自己之古,就讓中國人進日本考察,不設任何禁區。否則都是空話。
https://www.guancha.cn/gongxiboshi/2018_09_24_473167.shtml
2018-09-28 10: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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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漢服熱,與民族主義無關

  英國BoF時裝商業評論2019-01-24:奇幻而非民族主義正在推動漢服復興 從北京到布里斯班和多倫多,隨著漢服愛好者正在世界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種服裝正越來越受歡迎。如今百度貼吧中的漢服愛好者已超過92.5萬人,而2017年初時還不到70萬。
  與中國13.9億的人口相比,該數字微不足道,但對中國傳統服裝的日益迷戀將對時裝品牌產生深遠影響力。一些評論人士將該趨勢視為對中國新興民族主義的“花樣翻新”的呼應。然而,對大多數漢服愛好者來說,所謂的正本清源和民族主義並不在其考慮範圍。
  在接受採訪的漢服愛好者中,穿著漢服的想法普遍始于對武俠和中國熱播宮鬥劇的迷戀。對中國觀眾來說,二者構成遠比西方影視更天馬行空且更扣人心弦的奇幻世界。“當我很小時,我就喜歡披上被單假扮奇幻電視劇中的角色。”開漢服店的湖州市民孫穎(音)說道。92%的漢服愛好者購買而非自製漢服,其中網購尤其流行。去年11月,淘寶十大漢服店的總交易高達5067萬次,同比激增266%。“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認為這是一種奇幻和虛無主義,就像許多人眼中的角色扮演或玩角色扮演的電子遊戲一樣。”《中國千禧一代》一書的作者埃裡克•菲什說道。
  菲什表示所謂漢服熱確實具有愛國主義底色,但大部分漢服愛好者都是追求其中的時尚和群體元素。“其實,與大多數人認為的恰恰相反,中國年輕人的民族主義色彩正變得越來越不明顯,這已得到一些研究的證實。”菲什說道,“在現代中國,年輕人正在承受生活壓力,因此像漢服這樣嚮往更簡單和浪漫化時代的亞文化極具吸引力。”(作者薩姆•加斯金,丁雨晴譯)


“天下”——中國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挑戰2019-01-24 觀察者網
Asia Times網站自由記者佩佩•埃斯科巴

如今“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甚囂塵上,反華者聲稱中國不僅威脅到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也對美國共和體制構成致命威脅。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生活方式早已不再是發展中國家爭相效仿的榜樣,而美國的言行舉止也越來越像一個寡頭政治國家。正如一些領導人和學者試圖闡釋的那樣,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中美兩個大國在觀念和文化信仰上的巨大分歧。
2019-01-25 09: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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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在調整當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規則,使其真實反映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復興。但這並不是要“推翻”由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國際體系。正如各國“組團”形成的貿易同盟是當前地緣經濟博弈的主角,民族國家仍將持續作為國際體系的支柱。
  中國的主要外交原則之一是不干涉別國內政。而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就一直在干涉別國內政,從未消停。
  在2016年的“香格里拉對話”上,上海政法學院“一帶一路”與歐亞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相藍欣教授的講話很能體現中國真正的目標。
  相藍欣將“一帶一路”倡議定義為通往“後威斯特伐利亞世界”的途徑,即本世紀歐亞大陸在亞洲國家行動下真正走向地緣經濟一體化。這就是為什麼作為戰後國際規則制定者的美國會如此害怕“一帶一路”,以至於要不遺餘力地將其妖魔化。
  何為“天下”
有人認為千百年來,中國皇帝受命于天,號令天下,因此“天下”是一種“獨裁體制”。這種說法屬於一派胡言,反映出專業反華人士對中國古典文化最深層內涵的極度無知。
  西方要理解“天下”,不妨從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趙汀陽的2016年的著作《天下的當代性》入手,這本書去年被譯成法語,書名叫作《Tianxia:Tous sous un meme ciel》(天下:普天之下)。
  周朝(西元前1046-前256年)的天下體系在本質上是一種理論——一種源於古代中國、卻不局限於中國的概念,它能處理“全球化動態形成過程中”的普世性問題。
  這個概念像橋樑一樣把古代中國與21世紀的全球化聯繫在一起。在全球化時代,受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和霸權爭奪定義的各種政治概念正在逐漸失去意義,主導未來的新興力量是全面的、包容的、普惠的全球網路,而這正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理念。
   “天下”是指一個真正以世界為政治主體的世界體系。在西方帝國主義的觀念裡,世界始終是被征服、被統治和被剝削的對象,從來不是政治主體。
  因此,我們要比民族國家站的更高、看得更遠,誠如老子所言“以天下觀天下”。
2019-01-25 09: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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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究中國文化根源就會發現,從形而上的角度出發,天下之外再無他物,因為“天”籠罩全球。所以,正如儒家理想所說的那樣,天下要大同,才是順應於天。
  因此,天下體系是包容而非排他的,這裡不再有敵夷的概念,沒有任何國家會被貼上敵人的標籤,也沒有什麼文化是這個體系所無法相容的。
  趙對西方體系進行了犀利的解構。他提出,我們所熟知的進步論其實緊緊貼合基督教的敘事邏輯,它已經成為了一種現代迷信。
  趙指出自從基督教戰勝希臘的異教文明以來,西方的驅動力量就來自一種戰鬥的邏輯。世界似乎是一個好戰的實體,各種群體和部落相互對立。西方征服世界的使命摧毀了“世界”這個概念的先驗的完整性。世界失去了它的神聖屬性,成了一個專供基督教實現普世性勝利的戰場。世界成為了一個客體。
  在這樣的世界裡,知識的霸權體系通過傳播方式和對語言規則的壟斷,在社會、歷史、生命、價值觀等所有領域鼓吹一種一神論的敘事。
  這個霸權體系中斷了其他文化的知識和歷史脈絡,將其他的精神世界化作毫無意義的廢墟,使它們失去完整性和神聖性。它以進步主義信仰(即世俗化的一神論)為名,貶低了所有其他文明歷史的歷史性;並把世界劃分為中心和邊緣地帶,前者是擁有歷史的“進化的”世界,後者是被剝奪了歷史的停滯的世界。
  這種觀點非常接近南方國家對西方殖民主義的主流批判。
  最後,趙回到了老子所說的“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上面。這與《周易》中所提到的陰陽緊密相關。陰陽是均衡態的功能性隱喻,任何存在的生命力都蘊藏在動態平衡裡。
  令反華者惱怒的是,中國目前採取的正是趙闡釋的天下觀,致力於實現國際關係中的“動態平衡”,這對美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領導地位構成了嚴峻挑戰。
  在《在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思想指引下開拓前進》一文裡,中國外長王毅對習近平外交思想進行關鍵性闡釋,強調“習近平總書記的外交思想是對過去300多年來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和超越”。我們必須結合天下理論框架來理解這種說法。
2019-01-25 09: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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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挑戰是西方前所未見的,因此美國政壇和西方精英都對此感到無比震驚。在與西方的溝通中,中國應該把天下體系定位為一種促進因素,它能比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更好地推動國際關係裡的“動態平衡”。
  天下體系對政治和文化的一系列巨大影響可能在翻譯過程中丟失,因此中國需要好好加強軟實力,來傳播自己的世界觀。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應止步於膚淺的謾駡,而應展開全球性的嚴肅討論。
(觀察者網李嘉東譯自《亞洲時報》)
  回應
天下是中國人對世界地理處於嬰兒狀態時的理解,就不要拿出來獻醜了。
可憐的是從羅馬到美國,西方人拿出的世界治理方案連嬰兒狀態的中國人都不如……兩千年過去了,天下體系居然依舊是人類世界政府的最優選擇,不知該說誰在獻醜……

從這幾個方面看,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成熟的帝國 2019-01-22 何炳棣

近期,史學界頻出大新聞。1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掛牌成立。1月14日,《人民日報》載文《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話語權》,強調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一直以來,歷史學是冷門專業,看似無用,而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實際上,早在上世紀60年代,史學名家何炳棣便撰文強調了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清代對於現代中國有著重要的奠基意義。這一朝代不僅為現代中國提供了穩固的地理與民族實體,而且塑造了我們對於傳統制度與文化內在力量的認知。
  清代的重要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如果沒有1600至1800年間滿族統治者極為勤奮努力地,並且技巧嫺熟地致力於拓展疆域,中國永遠都不會有今日這樣廣大的疆域,清代使中國成為了一個地理與民族的實體。簡單地統計或許能告訴我們部分的事實。
  就所謂中國“本部”(China proper)在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帝制時期中,中國擁有有效管轄權的邊界大致為1532800平方英里,這只有美國一半的大小。到清末,當滿洲帝國的疆域從它擴張的頂峰時期(18世紀末)經歷了顯著的縮小後,它仍然擁有接近4278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比中國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要大606000平方英里。
2019-01-25 09: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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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漢唐巔峰時期亦曾經略西域,擴張到今日俄屬突厥斯坦,蒙古帝國更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世界帝國,但前者的統治是短暫的,後者的組織結構過於鬆散,以至於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多少烙印。相反,唯有滿洲帝國能成功的制定政策以統治幅員遼闊的區域,並且設計出複雜的行政與軍事機器,以鞏固這個中國歷史上最穩定而持續的龐大帝國。
…..
在總結清代的領土遺產時,或許應該指出,清代中國內部邊疆的擴張,雖然看似並非帝國建構(empire-building)那樣的洪業,但其歷史重要性毫不遜色。儘管中國內部邊疆的擴張史幾乎與中國自身的歷史同樣悠久,但直到雍正(1723-1735)以降,才制定了更強有力的政策以將那些非漢族群漢化。這些族群主要居住於湖南的山谷中以及湖北的高地,還有雲、貴、桂、川等省的群山之中。政策的核心是改土歸流。從1723年開始,這一政策被廣泛運用于甘肅、青海、中國屬突厥以及西藏東部地區,後者於1928年至1949年間設立西康省。值得提及的是,在滿族統治最後幾年中,這一政策依然在西康反復施行。倘若沒有這些西南省份內陸疆域的拓展與鞏固,那麼日後在抗日戰爭(1937-1945)中,大西南是否能成功地作為支持抵抗戰的大後方值得懷疑。不論從外部還是內部看,清代最大的貢獻在於建構起了近代中國鞏固的地理實體。
  第二,清代的第二個重要遺產是它的龐大人口。在清代之前的官方記錄中,中國人口的頂峰是6千萬,儘管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一些朝代,如宋代與明代,實際人口可能超過了1億,但基本的事實是,在一個前工業化時代,若無特別適宜的經濟與制度因素,如此持續的高增長率是不可能實現的。正如我在《中國人口史研究1368-1935》中討論的,這一優異的經濟與制度因素出現於1683年後直到乾隆晚期的國泰民安的繁榮時代,在這一時代中國人口暴增至3億。儘管後來經濟出現惡化,人口與土地比例也不容樂觀,但這一增長趨勢依然無法阻止,直到1850年,人口已經突破4億3千萬。儘管中國受困於人口過多與大眾的貧困,他現在的人口已經超過7億。即便是歷史上最嚴酷的斯巴達式政權也無法改變這一趨勢。要瞭解人口增長的歷史根源,清代的統治又是至關重要的。
  第三,清代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而它成功的關鍵無疑在於早期滿族統治者制定了徹底系統性漢化的政策。清代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研究文化吸收的複雜進程的個案,它塑造了我們對於中國傳統制度與文化的內在力量的認知。
2019-01-25 09: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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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空間不允許我給出一個系統的解釋以闡述為何早期清代統治者會採納這樣一種政策。但這裡我們足以認為,對一個征服族群來說,當它的人口遠遠少於被它所征服的漢族時,最有效的長期政策是:支持中華民族特別是其關鍵階級,即士大夫階級所視為正統的那些制度與文化系統。5世紀時北魏孝文帝的系統性漢化政策,以及法國的亨利四世在1598年的改奉天主教,都是取決於類似的政治必要性。
  滿洲帝國宗室、貴族與官員系統性漢化可由如下事實證明:從立國起,就完全吸收了明代的政府制度,再輔以少數滿族的理性的改進與制度創新。無論是康熙皇帝,還是他那些在社會政治關係上持保守消極態度的繼承者,都積極扶持新儒家作為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清代的皇帝對孔子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尊敬。(在北京二跪六拜,在孔子的家鄉曲阜三跪九拜)對皇室後裔進行以正統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嚴格的中國歷史教育。儒家正統思想被用於為廢止滿洲八旗制度中的某些封建關係而進行的辯護。在國家支持下,展開了大規模的印刷出版活動,將程朱學派的新儒家著述,以及文字訓詁工具書,及個人的文集等收集在一起,編纂進《四庫全書》。至於中國的文學、書法、繪畫乃至娛樂方式也被滿族接受。
  當然,雄才大略的統治者如康熙、雍正、乾隆等,事實上並不會認識不到保留滿族本身的特點與習俗的重要性。但中華文化的吸引力如此強大,以至於到了18世紀後期,帝國官方強調的對本民族特點的保持,已經淪為對部分皇室宗親與滿族科舉候選人的法律上的義務,比如學習騎射之術,滿文等。儘管滿族的薩滿信仰似乎還保持到了王朝的結束。有強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即使對滿族王公來說,最遲到19世紀初之後,滿語也已經成為了一種死語言。此外,跨族婚姻在整個清朝都十分盛行。事實上,很多旗人逐漸陷於貧困,其結果只能是他們通過通婚日益于漢人融合,不論在城市還是鄉村,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無需詳述。
  事實上,滿族漢化程度如此之深,以致我們竟將其視為傳統的儒家國家與社會,這種情形不僅在早期的中國朝代中出現,在清代也是如此。我們有必要提一下,在宋代儒家國家形成的時代,總所周知,在指導思想與實際政策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而且並沒有欽定的學術正統。儘管明朝的創立者選擇了程朱學派作為正統,但他的後人,並沒有真正的看重這種意識形態。
2019-01-25 09: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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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天才的明代統治者宣宗(1425-1435),也曾將一位官員及其家屬關進監獄,因為他抗議皇帝,認為應該由淵博的學者幫助皇帝學習宋儒真德秀的《大學衍義》。而對比之下,從康熙時代到清末,官方選擇的皇家教師,以及春秋兩季為皇帝講授儒家學說的學者都是程朱學派的。且不論其後果的好壞,可以肯定的是在滿洲異族的統治下,中國成為了一個嚴格遵循正統儒家思想的國家。在清代,對現代的學生稱為儒家思想的那些規範、習俗、價值的滲透之深入,接受之廣泛,在清代之前的任何歷史時期都是不可能發現的。
  儘管滿族的漢化與儒家化政策付出了難以估量的代價,但其收益同樣巨大。滿族統治了中國268年,而元朝統治中國只有89年。儘管存在著種種缺陷以及鎮壓手段,康熙、雍正、早期乾隆的時代,依然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盛世。大部分人民享受著和平、繁榮而心滿意足的生活。重大的考驗來自1851年,在太平天國的叛亂中,漢民族的大部分,特別是它的關鍵階級士大夫,忠誠地站在他們的滿族統治者一邊為其戰鬥。這是因為,所謂的“異族王朝”,實際上已經遠比過去的中國王朝更為儒家化了。
  第四,儘管隨著清朝的結束,舊秩序崩潰了,但從整體上看,必須認識到,它作為一個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體系,具有高度的成熟性,並且在經濟與社會上,實現了高度的跨區域的整合。就政治制度而言,清代顯然從宋明的失誤中得益匪淺。比較唐以降不同朝代的行政法,我們可以知道,在很多方面,諸如不同官員之間的管轄權以及相互關係的處理,檔的分類與傳遞,決策的程式以及其後的執行過程,以及方方面面的官員任免、考績等領域,清代的制度都顯得更加審慎、有序及理性。
  儘管實際上很少有——假如有的話——社會經濟制度是清代原創的。眾所周知,商人行會與手工業者行會,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近代的父系宗族可以上溯到1050年,私人學術與針對科舉考生的社區學校系統可以上訴到宋代。同樣,各種非政府慈善機構也早在宋代就已出現,如救濟孤兒的機構以及提供給窮人的社區公墓,救生船等組織都出現在清代之前。不過,在清代之前的這些制度與機構可能是零星的,支持不足的,在地理分佈上也是有限的,而在清代它們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並越來越普及。
2019-01-25 09: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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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極好的例子可以說明社會經濟制度的成熟,並昭示著大規模的跨區域經濟與社會整合,這就是各種各樣的志願者協會,它們基於同鄉而形成,一般稱為“會館”。從現存記錄看,最早的會館在1420年代前期出現在北京,是排他的安徽蕪湖的同鄉會館,是中央政府的官方機構。從1560年開始,有些地區商人團體開始在國家的首都建立他們的會館。到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在長江下游的主要城市和少數繁榮的鄉鎮,都建立起了各地商會與手工業行會的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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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物質文化與藝術方面,清代被視為一個悠閒與繁榮的時代,且從1683年(譯者按,平定三藩)後的中華太平盛世之後,君主施行仁慈的專制。藝術業迅速發展,不同的繪畫卷軸越來越多的產生出來,以供大眾與精英之消費。當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商業鉅子制定出炫耀性消費的新標準後,從未有過的眾多的人口迅速地提升了他們的生活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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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認為十分重要的是,應當嘗試指出為什麼中國歷史上這個最為成熟的帝國會走向衰弱?
  首先,這些在中華太平盛世的世紀中難得的經濟與制度的有利因素,使致18世紀末時,人口爆炸到達了前為所有的程度,導致了一系列的新經濟問題的產生,這樣一來中國就沒有辦法支持科學技術知識方面的投資。
  第二,在外在的莊重華袞之下,乾隆朝在各方面都出現了廣泛的矛盾,如法律與實踐的矛盾,還有貪污腐化。以至於乾隆朝以後,康熙、雍正時代曾實行的仁慈專制只得轉變為嚴酷的專制,這導致了白蓮教的興起以及隨後的叛亂。
  第三,太平天國戰爭迫使1850年後的清政府恢復賣官鬻爵之制,且其規模驚人,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這被許多後太平天國時代的政治家與官僚視為一切行政罪惡之淵藪。
  第四,在太平天國叛亂時期以及其後,一種權力去中心化的趨勢開始盛行,這是由於省級威權力量的興起,但這些省級威權力量又越來越無力控制地方上的官員。
  第五,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中國被西方捲入近代世界政治的漩渦,且這時的西方在很多方面並不遜色於中國,在某些關鍵方面甚至優於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這些因素就開始導致滿族帝國的衰弱,1840年之後,這些因素彙聚在一起並相互作用,最後導致了清王朝的垮臺以及傳統中國的制度與儒家文化的重新整合。本文來自《亞洲研究》,由楊昂翻譯。
2019-01-25 09: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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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的野心之作 「樞紐」熱銷20萬冊 2019-01-28 聯合報

中國崛起挑戰全球秩序需有一套論述、敘事和價值觀來激盪,「樞紐:三千年的中國」一書應運而生。這部中國大歷史的龐大野心之作,具有湯恩比式的歷史哲學視野,亦可視為「一帶一路」對外戰略的新歷史敘事。
  「樞紐」作者施展是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亦是「大觀」團隊中有志於中國歷史敘事的青年學者。施展以「樞紐」為書名,指的是中國位於海洋秩序與大陸秩序的仲介位置,即是世界秩序的樞紐。中國歷史有兩大特殊性,一是中國是軸心文明的載體,二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中國是大一統的「二元帝國統治」,既有強大財力的「中原之富」,又有彪悍軍力的「草原之雄」,猶如帝國雙翼。
  然而,中國遭逢「內卷化」的魔咒。「內卷化」源於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的概念,是指社會文化模式發展到定型後,遂停滯不前而無法轉換成更高等模式。施展援引「內卷化」指中國以龐大勞動力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後,中華文明長時間在低水準處徘徊。
  若要破解「內卷化」魔咒,施展認為,需要有外部資源注入,中西之間的相遇成為中國歷史繼續發展的內在需求,中國加入世界的發展格局,得以在全球化的趨勢中瓦解「內卷化」問題。
  這本書在中國大陸銷量已破廿萬冊,「羅輯思維」創始人羅振宇推薦為年度好書。
此書也並非無懈可擊,論述帶有「功能論」的目的論色彩,即認為存在即是合理的,比如談到「二元帝國統治」,以長城為分界線,「中原之富」與「草原之雄」,互為所需;另提出全球經濟的「雙循環」結構,中國與歐美國家的「第一循環」,以及中國與亞拉非國家的「第二循環」,挑戰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
  習近平新強人政治崛起,對內對外需要有「王者之聲」。作者從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出發,力主歷史辯證法看待中國史,合理化共產黨的執政,合理化習統治政權及對外擴張,當然就無視於中華民國的角色與位置,亦是此書的一個缺憾。
  回應
很懷疑記者是否閱讀全書? 還是加上"野心"就算交差?

給施展《樞紐》道歉,以及“歷史”的危險 by羅成

首先我要向施展的《樞紐》道歉,上次因為情緒性的反感羅輯思維的過度行銷,匆匆寫了一篇吐槽書評《“羅振宇+施展”雙網紅如何用一部《樞紐》為大國崛起唱讚歌》,確實有很多情緒性的東西,沒想清楚也沒說清楚,引起一些質疑,這次寫了一篇長文來說清楚。
2019-01-28 09: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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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樞紐》一書的優點
這本書,最大的價值我個人覺得是參考文獻,其次是他在通史類著作中加入民族史、內亞史、東亞史的相關內容,最後,這本書寫得通俗易懂,施展尤其口才好,真羡慕。
  二、《樞紐》的書寫背景: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
我先從這本書寫的背景邏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底層思想(天下體系、超大規模性)來談一談為什麼我對這本書的批判如此激烈。
  1、民族主義:大國崛起的證明焦慮
大國崛起情緒引發的民族主義近年來非常明顯,《戰狼2》的爆紅便是例子。
  2、國家主義: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結合,可能把國家引向危險的邊緣,德日大國崛起的教訓和值得我們借鑒。
  三、《樞紐》的底層思想:天下體系與超大規模性
  1、天下體系:危險的烏托邦
施展在序言裡也提到了這本書與趙汀陽《天下體系》的聯繫,同時,在採訪中提到了《樞紐》思想來源的著作之一是吳稼祥的公天下,軸心文明的載體其實就是天下體系。
  2、超大規模性:錯把次因當主因
施展的超大規模性理論的整體偏地理決定論,超大規模性引發出“內卷化”概念之後,說明中國技術落後是因為人口的超大規模性,我承認這是原因之一(費孝通有類似的表述),但我認為這並非主要原因。
  關於中國李約瑟難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金觀濤《興盛與危機》等都有回答,我傾向於主要是因為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楨:?)。另外,施展把中國大國崛起歸因於政治整合完成後的超大規模性(尤其是人口)再發力,我更傾向于周其仁教授在《改革的邏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主要原因在於制度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說大國崛起並非是政治整合帶來的強大,相反是政府退出市場領域帶來的活力(楨:?)。
  回應一下網友對我的質疑:
  1、你為什麼這麼反對大國崛起?你不相信中國會大國崛起嗎?
首先,我並不反對大國崛起,而且我相信,中國還會繼續大國崛起,因為中國手裡還要很多好牌可以打,比如政治體制的改革、壟斷行業的開放、土地的自由流轉(楨:?)、耕地紅線的潛力...等等,最重要的還有科斯在《變革中國》裡說的思想(楨:政治?)的自由和開放,講為中國的創新帶來巨大的推動力。
  2、你是不是不愛國?你是不是愛美國?
關於愛國借用網友說母校一句話來說明,母校換成祖國一樣適用:
母校就是那個自己罵了千百遍卻不許別人罵一句的地方。
2019-01-28 09: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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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媒體:中國為什麼與眾不同?

  巴基斯坦《每日時報》2019-02-24:中國為何不同、如何不同 中國(文明)曾經是、現在仍然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這個國家創造了眾多奇跡,例如使8億人脫離貧困(是巴基斯坦總人口的近4倍)。現在,中國要在人工智慧、機器人和航空航太領域實現諸多突破。
  中國存在種種不足和內在問題,但將繼續令世界,特別是西方驚詫。中國發展的許多方面值得細細研究。中國對世界GDP的貢獻巨大(占16%),其經濟規模(13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以及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和外交關係,更增添其重要性。瞭解中國也因此更有意義。
  第一是,中國應該是一個文明而非民族國家。也就是說,中國的國家認同是在成為民族國家前形成的。在中國,如果有人問起,哪怕是一名計程車司機都能滔滔不絕地談論千年王朝和歷史。
  第二是,他們作為單一民族自視與眾不同。這種單一民族的歸屬感被稱為“凝聚力”,中國對民族的態度有一種“意識形態成分”,後來英國和日本施加給中國的“百年屈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三是數百年之久的“朝貢體系”。在古代,周邊的國、郡和地區承認中國的宗主權,向中國帝王朝貢,而帝王在經濟和外交上向它們提供幫助。隨著中國崛起成為一個經濟大國,我們看到上述體系的當代形式。
  第四是“統一”。中國體量龐大,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他們由數個世紀的統一觀念凝聚在一起,當這樣的中國與其他超級大國如美國並駕齊驅時,其影響可能更大,也肯定不一樣。
  總而言之,上述因素均指向中國的獨特性,無論是他們的政府體制、儒家家庭觀,還是催生經濟增長奇跡的那種現代意識。這些因素使中國成為美國在東半球的競爭對手。(作者奧薩馬•裡茲維,陳俊安譯)
  回應
這個人觀察得挺用心。
中國為什麼與眾不同?第一,政治體制,中國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無產階級執政黨,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產黨,該党領導全國人民奔小康,開創幸福大道。第二,文化,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文化滋養著世代炎黃子孫。第三,經濟是14億中國人擼起袖子奮鬥出來的。第四,外交,中國人民選擇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外交方針政策,愛好和珍視和平。第五,軍事,中國的軍事發展程度以保障經濟建設健康穩定進行,以保障國家領土完整,保障人民財產安全!
2019-02-26 08:10:32
阿楨
餘鵬鯤:中國盾構——如何從弱國到世界第一 2019-03-28 觀察者網

2019-2-23,中鐵裝備集團兩台土壓平衡盾構機成功通過現場驗收,正式交付日本西松建設公司,兩台設備將用於新加坡地鐵6號環線C882項目。去年僅中鐵裝備一家的盾構設備年產能就已達到280台以上,累計出廠盾構780餘台,先後出口新加坡、黎巴嫩、阿聯酋、義大利、卡塔爾等18個國家和地區。如今,國產隧道掘進設備在國內市場的佔有率達到90%以上,並在全球市場上佔據2/3以上。誰能想到,就在十多年前偌大一個中國,居然沒有一台現代化的複合式盾構機。
  回應
“世界第一”強迫症晚期,只要哪個領域沒有世界第一,黨和政府的領導、民族自信心和行業顏面,就都受到了強烈挑戰!
2019-03-29 08:25:55
阿楨
5集紀錄片《遠祖之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9mTVkURWFM

巫山人動搖人類起源 2006-03-11

 關於直立人,20世紀20年代,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發現了距今50萬年的北京人,其後,陝西藍田人、雲南元謀人、安徽和縣人、湖北陽縣人及南京湯山人也相繼問世。
過去,由於東非大裂谷人類的發現,西方學者提出了人類起源於非洲的結論,亞洲直立人則是從非洲擴散而來的。中國學者曾提出過“亞洲也可能是人類起源地之一”的看法,但一直缺少200~400萬年前人類化石材料的證明。
 1984-1988年,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重慶自然博物館、巫山縣文物管理所等單位組成的一支長江三峽科學考察隊,在四川省巫山縣大廟鎮的龍骨坡一洞穴堆積層裏,發掘出一個人類門齒和一段人類下頜骨,頜骨上帶有兩個牙齒。在發現以上化石的同一層位,除發現人類加工或使用過的骨器外,還發現了巨猿及其它110多種哺乳動物的化石,這在世界古人類發掘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並在世界學術界、考古界掀起了一次有關人類起源的大討論。一個震驚世界的“巫山人遺址”就這樣展現在世界學術介面前。
 1991年,中科院先後經過孢粉分析、古地磁和氨基酸測定,其地質年代為更新世早期,距今204萬年,後又經美國、英國等科學家用最先進的電子自旋共振法測定,其年代被正式確定為200萬年前。證實了巫山猿人是目前亞洲發現的最早的人類。據《奧秘》雜誌分析,到目前為止,三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研究人猿分野的地域,連著名的非洲奧杜威峽谷也無法與三峽相比。因為,巨猿和“巫山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足以說明在長江和三峽尚未形成之前,猿人和巨猿的祖先就棲息生存在那裏。
 此次巫山人的主要發現者、中科院古脊椎所黃萬波研究員,正是當年我國著名的藍田猿人、和縣猿人的發現者。根據多年的研究,黃萬波等提出人類在200萬年前就出現在亞洲,長江三峽地區,這有可能揭開人類起源之謎。他的有關文章在英國《自然》雜誌上刊登,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被認為“這個新的發現將動搖人類演化的理論”。
2019-04-06 12:20:31
阿楨
中國上海復旦學者首次證實:我們的母語起源於中國北方

  2019-04-26在學術期刊Nature中,中國科學家利用統計學分析方法,結合遺傳學、語言學、考古學等證據,首次確認了包含漢語在內的漢藏語系起源於大約4000-6000年前的中國北方黃河流域。而漢語是最早從漢藏語系中的分化的語族,這一時間可以追溯到大約5900年前。
  漢藏語系是僅次於印歐語系的第二大語系,它包含超過400種語言和方言,總使用人數達到15億左右,漢語、藏語、緬甸語都屬於該語系。
  北方起源假說認為起源於大約4000-6000年前的中國北方黃河流域,一部分人向西遷徙到了西藏,向南遷徙到了緬甸,另外一部分人向東、向南遷移,最終成為說漢語的漢人。
  西南起源假說認為起源於至少9000年前的西南部地區,主要包括現在的中國四川西南部、雲南以及印度東北部一帶。這種假說進而又分為兩種假設,一種認為說漢藏語言的人群起源於13500年前的四川西南部,在大概9000年前分化為兩支:一組人群前往印度東北部,另外一組人群向北前往黃河盆地地區,後一群人被認為是當代中國人的前身。另外一個假設認為漢藏語言起源於大約9000年前的印度東北部。
  回應
這是北方人得出的結論吧
上海復旦在北方?夏商周不在黃河流域在南方?
2019-04-29 08:14:17
阿楨
習近平2019-04-26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共簽640億美元協議

  2017第一屆高峰論壇279項成果全完成: 3800億人民幣貸款,絲路基金增資1000億,已有125國29國際組織簽署一帶一路,也寫入了聯合國/二十國集團G20/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成果檔。
  在全球,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有效對接,在區域,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非盟2063年議程、歐亞經濟聯盟、歐盟歐亞互聯互通戰略等有效對接;在國家層面,與土耳其中間走廊、蒙古國發展之路、越南兩廊一圈、沙烏地阿拉伯2030願景等有效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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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9 08:29:48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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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9 08:34:26
阿楨
日本人祖先從何處來?首次基因解析有新發現

  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研究員神澤秀明等人2019-05-13發佈研究成果稱,通過對繩文人的全基因組進行解析,推斷出繩文人大約在3.8萬年~1.8萬年前從大陸的集團分離並來到日本。
  從位於北海道的禮文島的船舶遺跡中發掘出生活在約3800年~3500年前繩文時代後期的女性遺骸,研究團隊從該女性牙齒中提取DNA進行了解析,將查明的排序與生活在東亞的現代人的排序進行對比,發現作為繩文人祖先的集團從東亞大陸集團分離出來的時期大約在3.8萬年前至1.8萬年前。
  繩文人被認為是在大約1.6萬年前至3000年前生活在日本列島上的古人。3000年前之後又有彌生人從大陸來到日本,生活在日本列島上的人大部分都混合了繩文人與彌生人的基因。
  此次的解析發現,繩文人以比較小的群體過著狩獵採集生活,日本國內不同地區的現代人從繩文人繼承到的基因比例存在巨大差異。在東京取樣的本州人從繩文人繼承了約10%的基因,而北海道阿伊努族人則繼承了7成,沖繩縣人繼承了3成。
  此外,從基因組資訊還可以判定,在船舶遺跡中被發掘遺骸的女性,具有較強的酒精耐受性,能適應高脂肪的飲食生活。據稱可能根據繩文人的基因組資訊來說明現代人的各種疾病。
  回應
啥意思
日本人的意思是他們的祖先來隻中國
意思是朝鮮海盜與蝦夷土著的後代
中國人不僅發明了韓國人,也發明了日本人
2019-05-15 08:17:57
阿楨
商務部副研究員彭波:為什麼中美摩擦不會因文明差異而激化? 2019-05-15 觀察者網

5月15日,以“亞洲文明交流互鑒與命運共同體”為主題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在京召開。會議前夕,4月29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基倫•斯金納在智庫“新美國”召開的論壇上語出驚人,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來制定對華戰略。斯稱:美正與中進行一場“文明與種族的較量”“這是我們第一次面臨一個非白人/非高加索人種的強大競爭對手。”
(一)亨廷頓心目的“文明的衝突”是什麼樣子?
與很多想像的不一樣,亨廷頓最擔心的並不是伊斯蘭,而是中華文明。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構想了一個中國聯合伊斯蘭挑戰西方+印度的圖景。
(二)為什麼中美之間不會因為文明差異而激化?
因為,兩者之間不容易找到直接對沖的地方。
比如說西方文明相信“三位一體”,信奉基督耶穌。穆斯林同樣尊重基督耶穌,但是認為他只是先知,不是神。於是雙方不合,大打出手。天主教與新教都是基督教的一支,但是為了若干細小的差別,爆發過多次血腥的戰爭,如“三十年戰爭”等等。同樣是東正教徒,為了能否崇拜“聖像”,雙方也是勢不兩立,你死我活。
而這樣的事在中國不容易發生。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願意信的人可以信,不信的人也可以不信,都沒有關係。
西方有些觀察者看出了這個差別,他們說中國人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基督教是:“己所欲,施於人。”
“改變異端信仰的熱情和好戰精神,從從使徒時代到現在,積極傳教—直是基督教會的主要特點。而且,為了使異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救,基督教會總是會不猶豫地使用武力。”(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
  回應
 西方社會只是領先了200年就自以為會永遠領先下去“歷史終結了”,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奧匈帝國輪流統治過中東歐數百年,後來也不都衰落了?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90%的時間是領先於西方的,中國也從未對西方有過什麼威脅,之後自然會回到原來的位置,這是中華文明的特質。
 一神教特性,創造了一種話語,即西方世界代表了文明,非西方世界是非文明的,愚昧、無知甚至野蠻。在這邏輯下,就有了17世紀美洲印第安民族的滅絕;18世紀整個非洲大陸被西方殖民;19世紀對亞洲的征服,印中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歷史上野蠻民族殺戮和征服文明社會一遍遍的重演,話語權非常重要。
2019-05-16 09:35:31
阿楨
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 2019-06-14 復旦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

本系列一直在交替使用以下幾個概念說明中華文明的唯一性:一個是唯一延續的文明,一個是“廣土巨族”,一個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第一個是流行已久並流傳很廣的定論,第二和第三個是本人近幾年(楨:“天下”?)創造出來並嘗試著用於理論建構的。雖然在論述中三個概念會交替使用,但在邏輯上這三者卻不是並列的。在我的概念體系中,前兩個其實是後一個的結果——“廣土巨族”是文明的空間特徵,5000年延續未中斷是文明的時間特徵,歸根結底都源於“天下”型定居文明這個本質。因為是天下定居,所以最終形成了廣土巨族;因為是天下定居,所以生存下來並發展至今。
  概言之,“天下”型定居文明是中華文明區別于所有其他文明的一個本質性的特徵。
為了清楚地論述這個問題,需要界定一些基本概念:從邏輯上講,天下與無天下相對,定居與遊動相對,廣土與狹土相對,巨族與小族相對,文明延續與文明覆滅或中斷相對,文明社會與蠻族社會相對,農耕社會與狩獵採集社會、漁獵社會和畜牧社會相對,中原與草原地帶、森林地帶、戈壁地帶和高原地帶相對。
  典型的無天下的定居文明,如歷史上的印度社會,有大規模的定居,但支離破碎、各成一體,不成天下。典型的遊牧-游獵文明,例如歷史上中國北方的戎狄或諸胡和歐亞大草原上的各個騎馬民族社會,沒有固定的都城和要塞,只有移動的氈帳。典型的游商文明,例如歷史上往來于歐亞非三大洲樞紐地帶使用駱駝以及地中海上使用船舶的各個行商民族的社會,城市就是商路驛站,經濟就是長途販運。典型的游盜文明,例如歷史上西北歐和俄羅斯一帶專以入侵南方定居社會家園並鵲巢鳩佔為能事的森林裡的蠻族社會、草原上的騎馬民族社會、或海上的海盜民族社會。
……
https://www.guancha.cn/WenYang/2019_06_16_505798_1.shtml
2019-06-18 09:02:22
阿楨
蔡佩芳/排外日本 潛規則無所不在 2019-09-01 蔡佩芳

今年夏天起,日本放寬國人赴日打工度假名額,從5000人增至1萬人。不少年輕人對在日本生活充滿憧憬,但也要做好心理準備,日本處處受潛規則制約,自成一套的社會秩序與文化,在觀光上十分迷人,但外國人要融入日本社會,卻相當困難。
  一個數據說明日本社會的排外程度。根據日本人口統計,今年1月1日「居住」於日本的外國人終於首次突破日本人口的2%;即使在首都東京,外國人口的比率也只有3.98%,做為一個國際城市,人口組成國際化程度低的讓人意外。
  開戶、租屋卡關
外國人在日本生活,一落地就會遇到生活上各種卡關。租屋需要銀行帳戶或財力證明,部分不動產業者更僅限銀行轉帳方式繳納房租,租屋還需要手機等聯絡方式;但日本金融業規定外國人未在日本居住滿半年,不能開戶;申辦手機的前提也得先找到住處,並在在留卡上辦妥住民登記。三個環節你卡我、我卡你。
  房東拒租外國人
日本租屋規定嚴格,退租時必須清空所有物品,將房子還原成入住時的模樣,連牆上都不能打釘。或許是擔心租屋糾紛、或許擔心外國人欠款離境,半數房東直接拒絕租給外國人。在區役所辦理住民登記,會拿到厚厚一袋「生活指南」,光是垃圾分類與處理辦法多達近40頁,對外國人是一大考驗。
2019-09-02 08:50:37
阿楨
規矩多、歧視多
不少日本人有刻板印象,認為日本人一定瞭解日本生活規矩,當有破壞秩序的行為發生,會先將矛頭指向外國人。一名在溫泉旅館打工的女生提到,她是館內唯一外籍員工,只要有物品擺錯,主管便立刻質疑她,屢試不爽,即使後來確認是別人犯的錯,主管也從不曾向她道歉;一名在國際精品品牌位於銀座的旗艦店擔任翻譯的女生提到,店長不會拗日籍員工,只會拗她臨時加班,甚至明知她與人有約,仍交辦她一些沒有急迫性業務,她曾因此讓友人苦等兩小時。
  排外現象也並非毫無原因(楨:?) 。但凡在外國生活,基於互助慢慢都會形成群聚效應。東京的大久保成了韓國城,中國人密集地的新宿、池袋,街道整潔與秩序確實比較混亂。琦玉縣的西川口原本是首都圈最沒人氣的居住地之一,因租金便宜開始湧入中國人,變成另一條中國街,深夜噪音、亂丟垃圾、垃圾不分類等嚴重影響社區秩序。
  打工被錢砸臉
再加上日本近年大力發展觀光,觀光客製造的垃圾等觀光公害,讓許多日本人、特別是老一輩人對外國人印象更差。有台灣留學生在速食店打工時,因為從名牌一眼即可看出外國人,被前來消費的老先生將錢砸在臉上,要求換日本人來服務。
2019-09-02 08:50:59
阿楨
氣候變遷!大陸西北正變濕變暖 戈壁也泛綠意 2019-09-18 聯合報

千百年來,中國西北給人的印象都是冬季酷寒、全年乾旱少雨。但大陸長期的研究卻發現,受氣候變遷影響,一個日益明顯的趨勢是,大西北正在變暖、變濕,曾經寸草不生的戈壁,如今也開始泛出綠意。
據新華社報導,早在1980年代,中國科學院院士施雅風就注意到,中國西北降水增多的變化。他後來並提出,西北氣候可能正在向「暖濕」轉型的推斷。
大陸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丁一匯說,「30多年來的情況證實了這一推斷。降水增多主要由於氣候變暖,趨勢預計持續到21世紀中葉。」
根據陝甘寧青等省區氣象部門的資料顯示,1961年以來,中國西北地區呈升溫趨勢,大部份地區降水也增多。2000年之後,「暖濕化」更為顯著。
以甘肅為例,1961年至2015年,平均每十年升溫攝氏0.29度,降水則是東西有異,河西走廊每十年降水增加4毫米至12毫米。2018年甘肅省平均氣溫較常年偏高0.7度,平均降水量較常年偏多27.7%。
丁一匯表示,「自然變暖的正周期與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的正趨勢疊加,導致這一情況。這是趨勢,而非周期震盪。」
甘肅省氣象局副局長張強指出,西北地方對全球變暖的回應更敏感,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也更顯著。如西部生態安全屏障祁連山,1973年至2016年平均每十年升溫0.45度,明顯高於全國和全球平均水準。
新華社稱,專家認為,這將是西北發展和生態改善的大好機會。蘭州區域氣候中心的資料顯示,2018年甘肅省植被覆蓋度為近18年來最高,戈壁荒漠面積減少,生態環境顯著恢復。
在海拔超過1,500公尺的天水市秦州區楊家寺鎮建立農業合作社的何甲奇說,經濟作物適種區正在向北、向高海拔地區移動。「現在高海拔地區也能種菜,錯季上市菜價高。」
但專家也警告,氣候變化是「雙刃劍」。目前中國西北地方出現「旱澇並存並增」的新情況,極端天氣增多、加大了防災、減災壓力。
中科院副研究員李宗省說,氣候變化為西北帶來新機遇,但西北乾旱的本底環境不會改變,應協調好可持續發展與水資源短缺的關係以應對新挑戰。
2019-09-19 08:11:18
阿楨
保爾:這部帶著“哈佛光環”的中華帝國史,究竟什麼水準? 2019-10-15 觀察者網

最近幾年,新編中國通史似乎成了出版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在國內,上海人民出版社剛剛出版了一套通史,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又在組織專家編寫新通史。本土產量已經不俗,卻似乎仍不足用。在國外,不僅《劍橋中國史》尚在繼續編修、翻譯中,日本《中國的歷史》、美國《哈佛中國史》也接踵而來。對於有志收藏中國通史的讀者而言,這些年怕是要準備好荷包嘍~
  數量很多,那麼品質如何呢?評判書籍品質,向來是個容易得罪人的事情,特別是外國人寫的書。說太好,有“崇洋媚外”之嫌疑;說太差,又難免有“坐井觀天”之譏諷,最新出版的《哈佛中國史》尤其如此。
……….
細細品讀史料來源,《哈佛中國史》還有更多、更嚴重的問題。這套書刻意輕視主流歷史文獻,似乎是盡可能避免引證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四位元作者更樂於從文學作品、神話傳說、詩詞歌賦,甚至山水畫作中獲得資料,發現證據。如此寫作固然提高了文學性與藝術性,讓歷史變得更有趣、更好看,卻難免失掉了真實性與嚴肅性。主編卜正明編寫的元明卷,就被不留情面的讀者批評為“志怪小說大集合”。
  更深一步,建立在這些資料基礎上,通過探討百姓生活、精神文化得出歷史線條、形成帝國脈絡的敘事思路,恐怕很難讓所有人信服。這些吃喝玩樂、風花雪月的故事雖然精彩,但它們能夠承擔起數千年的帝國歷史嗎?中國歷史的發展動因,真的能夠脫離朝堂、拋開王侯將相嗎?傳統政治史的敘事需要改變,但不重視政治而談“帝國”、“帝制”,似乎仍然難以服人。
2019-10-17 08:10:37
阿楨
三、學界的盛宴,還是出版社的狂歡?
一口氣說了這麼多的缺點,特別是學術界的批評意見,諸君或許以為,這本書會遭遇和《萬曆十五年》相似的待遇:民間叫好、學界唱衰。然而恰恰相反,這本書叫好又叫座。在國外,叢書得到了一大批漢學家的推薦,西方學者盛讚這套書突破了傳統敘事模式,真正做到了跨學科研究。在國內,每一冊封底都有數位頂尖教授寄語推薦,可謂群星薈萃
……
總結而言,筆者認為,對中國讀者而言,這套書最大的價值在於換個眼界讀一讀、想一想。若是非要以崇拜的眼光去看,或是用挑刺的目光去審,怕是都會得不償失。說句玩笑話,太過較真,反而對不起付出的書錢。
  回應
 還是很佩服西方人的,做學問的歷史傳承還是有的。我國至今連鄰國的情況都介紹不清楚,日本、韓國、越南等,居然沒有人去做這些正經學問。我國的科技史也是西方人寫的。泱泱大國,十三億人,居然沒有人去做這些學問,真是很奇怪的事情。
 兄台,中國是有史官的,鄰國好多小國連史官都沒有,怎麼給它編,中國編史雖然有些會歌功頌德,但基本大多數還是屬實的,外國的你怎麼考證,連史官都沒有的。總不可能按神話來吧,中國人一向還是實事求是的
 我更期待北大版英國通史、清華版美國通史、復旦版法國通史……別讓西方人成天對中華文明指手畫腳、說三道四,我們也應該正兒八經地評點一下西方人的歷史才對。作為史學連綿不絕的唯一文明古國,這應該是我們當仁不讓的學術職責
https://www.guancha.cn/baoer/2019_10_15_521299_2.shtml
2019-10-17 08:11:58
是 (若未登入"個人新聞台帳號"則看不到回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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