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03 06:33:53 | 人氣(1,658) | 回應(3) | 上一篇 | 下一篇

《西方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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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先借著評四本西方史學史、概書,介紹西方史學的各領域。

怎以大陸譯著為主,又未單獨書評中國史學,瞧不起台灣學者和中國史學嗎?

就是瞧不起,怎樣?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

非也!台灣學者精於研究論文,不屑譯、著史、概書啦!至於中國史學嘛,長於資料收集,也不屑造學(邪)見!故附之即可。

隨你怎說,反正就這樣,先貼書商文宣,再貼二篇正反書評,最後補貼西、中史學史、概。

那《西方史學史》末章<新史學的未來趨勢(跋)>有關蘭克學派、新史學、敘述史等之不足,只好併貼於後評《當代西方史學流派》。

《西方史學史》所探討的西洋史學,就時間的發展而言,從古希臘、羅馬史學的起源開始,一直到二十世紀的新史學,及其未來的趨勢。就內容而言,則有古代、中世紀的傳統的古典史學,近代的人文主義史學、教會史學、博學派史學、理性主義史學、浪漫主義史學、實證主義史學、批判史學;至於新史學則專題探討了它的主要學派,如年鑑學派、馬克思主義學派、克萊奧學派等;而新的研究領域則有經濟史、社會史、人口史、家庭史、心理史、新政治史等;至於專門的勞工史、婦女史、心態史、心智史、口述史等,亦多所著墨。末章(跋)更點出新史學的困境和新敍述史學(如新文化史)之復興。故整體而言,本書的敘述脈絡分明,闡述扼要經當,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佳構。
楊豫一九四四年生,南京大學歐盟研究所所長、歷史研究所教授、歷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歐美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歷史學會史學理論分會理事、中國英國史研究會理事、江蘇省世界史學會副會長兼祕書長、美國富布賴特學者,長期從事西方史學理論和現代化理論研究,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布朗大學從事研究工作;重要著作有《西洋史學史》、《歷史學的思想與方法》、《當代西方史學流派》、《現代社會的起源和演進》、《世界現代化進程》等,並譯有《當代史學新趨勢》、《比較現代化》等,另著有學術論文五十餘篇,分別發表在國內外的學術期刊上。

抄襲多多 硬傷累累——評楊豫著《西方史學史》作者:樸龍衣

楊豫教授所著《西方史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8+568頁,45.3萬字,此書于1998年由臺北雲龍出版社出版了繁體字版,但筆者未見臺灣版,評論以江西人民版爲准,以下簡稱楊著)共三篇(古代-中世紀篇、近代篇、新史學篇)15章,這部曾獲獎的著作號稱"我國第一部全面而系統地敘述自古希臘羅馬時代至20世紀90年代西方史學發展曆程的學術性著作"(語見該書封底介紹),雖然也有可取之處,如新史學篇寫得較有新意,但存在的問題也特別多:書中外文詞語拼寫錯誤特別多,可以說幾乎到了每一頁都有錯誤的程度;雖說是學術著作,可書中未列出參考書目,各種索引也沒有;更爲嚴重的是書中有大量抄襲之處,尤其表現在古代-中世紀篇和近代篇中。 
首先,我們看看楊著"引用"別人的成果,卻不注明出處的情況。
楊著大量引用英語、法語、德語諸語種文獻(筆者沒有具體統計,不過其總量當在數百種以上),但他幾乎沒有引用一本國內學者所編寫的史學史著作,看來這些著作在他眼中是沒有多大參考價值的。楊著難道真的沒有參考過國內學者的論著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他不但"引用"了大量中文文獻,在某些地方甚至大量抄襲別人的成果,卻沒有注明出處。楊著抄襲的方式主要是直接大段抄襲、前後顛倒抄襲、穿插抄襲等,但共同之處是不尊重別人的勞動成果,不注明這些材料的真實來源。其中被他抄襲最多的兩本著作是郭聖銘編著的《西方史學史概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以下簡稱郭著)和孫秉瑩的《歐洲近代史學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以下簡稱孫著)。
楊著古代篇-中世紀篇共三章,分別爲第一章古代希臘史學、第二章古代羅馬史學、第三章中世紀歐洲史學。該部分主要抄襲郭聖銘編著的《西方史學史概要》。隨機抽查楊著第三章《中世紀的歐洲史學》第六部分的"德意志的中世紀史學"和郭著第三章《五至十三世紀歐洲的史學》第二節"五至十三世紀西歐各國的史學"中第五部分"德意志:蘭伯特、艾克哈德、主教鄂圖"加以比較:
楊著:中世紀早期的德意志由薩克森、法蘭哥尼亞、巴伐利亞和士瓦本等四個公國組成。那時的德意志沒有政治上的統一,文化也比較落後。公元962年,薩克森王朝的君主奧托(Otto the Great)由教皇加冕爲"羅馬皇帝",繼查理曼之後,再一次建立了"神聖羅馬帝國"。這個帝國正如伏爾泰所說的,既非"神聖",亦非"羅馬",更不能稱帝國,只不過是中世紀歐洲特殊的曆史條件下形成的一種政治組合。"神聖羅馬帝國"存在了約一千年之久,到1806年爲拿破侖所滅。
  德意志的中世紀史學開始于霍姆士的一個名叫弗洛多亞德(Flodoard,生年不詳,卒于966)所寫的《編年史》(Annals)。這部編年史記載了919年至966年的曆史事件,是研究法國加洛林王朝和卡佩王朝以及德意志薩克森王朝的重要史料。關于薩克森王朝,一位女詩人赫羅斯威塔(Hroswitha,生于l080)寫的《奧托頌》(Carmende gestis Oddonis)也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她是德意志格蘭德修道院的修女,曾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用這部詩篇敘述了奧托一世的事迹和功勳。11世紀中葉,德意志出現了編年史家蘭伯特(Lambert von Hersfeld,?-約1088)。他是本尼狄克特派的僧侶,模仿李維用華美的筆調寫了一部《編年史》,以《聖經》中描繪的創世紀爲開端,止于1077年的’卡諾莎事件’,記載了當時王權與教權之間的鬥爭。他對皇帝亨利四世前往卡諾莎向教皇格裏高利七世屈服請罪的情形,描寫得尤爲生動。不過,蘭伯特不是一個謹嚴的曆史學家。他的記載往往有誤。
  12世紀,德意志的史學在艾克哈特(Ekkehart von Aura,?-約1125)的手中有了很大的進步。艾克哈特著有《世界編年史》5卷。前三卷記載自上古至查理曼大帝時期的史事,愈近愈爲翔實。艾克哈特的治學態度甚爲嚴肅,他善于鑒別史料,慎于去取,寫作時經常反複推敲,字斟句酌,屢加改動,務求准確,才最後定稿。後來,艾克哈特還秉承皇帝亨利五世之命,撰寫了一部《神聖羅馬帝國史》。
  德意志中世紀最著名的曆史學家是佛雷辛的主教奧托(Otto of Freising,約 1114-1158年)。他是皇帝’巴巴羅薩’(即’紅胡子’)腓特烈的叔父,以皇室成員的地位充當重要的神職,因此對當時僧俗兩界的事情都很熟悉。在神學思想上,奧托尊奉聖奧古斯丁的理論,認爲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與惡魔撒旦和信徒之間鬥爭的曆史。他留下了兩部曆史著作,一爲《編年史》(亦稱《雙城史》),以聖經中所說的創世紀爲開端,一直寫到1146年,對世界曆史作了綜合性的敘述。一爲《皇帝腓特烈傳》,記載了’紅胡子’腓特烈連年用兵的經過。盡管奧托的史學觀點是荒謬的,但他的曆史著作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楊著第109-111頁)
郭著:在中世紀早期,德意志境內有四個由部落聯盟發展起來的公國,那就是薩克遜、法蘭哥尼亞、巴伐裏亞和土瓦本。當時德意志還根本說不上有什麽政治上的統一,文化也比較原始。
  公元962年,德意志薩克遜王朝的君主鄂圖大帝 (Otto the Great)由教皇加冕爲"羅馬皇帝",繼查理曼之後,再一次建立了"神聖羅馬帝國"。但正如後來伏爾泰所說,它既非"神聖",亦非"羅馬",更不能稱爲"帝國",而只是在中世紀西歐那種特殊的曆史條件下所産生出來的一個政治組合。"神聖羅馬帝國"在曆史上延續了約一千年之久,直到1806年才最後被取消。
  十一世紀中期,德意志出現了編年史家蘭伯特(Lambert von Hersfeld,生年不詳,約卒于1088年)。蘭伯特是一名本尼德克派的僧侶,他模仿古羅馬的曆史家李維,用華美的文筆寫成一部《編年史》,以《聖經》中所描繪的"創世紀"作爲開端,止于1077年的’卡諾莎事件’(Canossa Episode)。他記載了當時的政、教之爭,對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諾莎向教皇格裏哥利七世屈伏的情形,描寫尤爲生動。但蘭伯特卻不是一個謹嚴的學者,他的記載往往有誤。
  在艾克哈德(Ekkehard von Aura,生年不詳,約卒于1125年)手裏,德意志的史學躍進了一大步。艾克哈德著有《世界編年史》五卷,前三卷敘述自上古直至查理曼時代的史事,後兩卷記載自查理曼直至亨利五世當政時期的史事,愈近則愈爲翔實。艾克哈德的治學態度甚爲嚴肅,他善于鑒別史料,慎于去取,而在寫作之際,經常反複推敲,字斟句酌,屢次改動,務求確切,才最後定稿。此外,艾克哈德還秉承皇帝亨利五世之命,寫了一部《神聖羅馬帝國史》。
  中世紀德意志最著名的曆史學家是佛裏沁的主教鄂圖(Otto of Freising,約 1114-1158年)。他是皇帝’紅胡子’腓德烈的叔父。以皇室的權貴而擔任重要的神職,所以對于當時僧俗兩界的事都很熟悉。在哲學思想上,鄂圖是神學家聖?奧古斯丁的信徒,認爲一部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和惡魔’撒旦’的信徒之間的鬥爭史。他留下兩部曆史著作:一爲《編年史》(亦稱《雙城史》),以《聖經》中所說的"創世紀"作爲開端,一直寫到l146年,把世界曆史的進程作了一個綜合性的敘述;一爲《皇帝腓德烈傳》,記載’紅胡子’腓德烈連年用兵的經過。鄂圖的史學觀點是荒謬的,但他的著作卻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郭著第77-79頁)
是否抄襲,不用多說,讀者諸君一看便明。楊著中充斥著衆多"雷同"現象,大致如下:
1. 楊著第32-33頁有關荷馬史詩的敘述基本抄襲郭著第11頁有關荷馬史詩的論述;
2. 楊著第45-51頁有關修昔底德一節基本抄襲于郭著第21-29頁有關修昔底德的論述;
3. 楊著第54-55頁有關希臘化時期的主要曆史學家主要抄襲郭著第33-35頁有關這一時期曆史學家的論述;
4. 楊著第62-64頁古代希臘的傳記學抄襲郭著第55-59頁有關論述;
5. 楊著第65-69頁羅馬史學的起源基本抄襲郭著第36-40頁"共和時期羅馬的史學"一節;
6. 楊著第69-73頁李維一節基本抄襲郭著第41-45頁有關李維論述的部分;
7. 楊著第73-77頁塔西陀一節基本抄襲郭著46-50頁有關塔西陀的論述部分;
8. 楊著第79-88頁羅馬帝國的早期基督教史學基本抄襲郭著第59-63頁有關早期的基督教史學的論述;
9. 楊著第109-111頁德意志的中世紀史學主要抄襲郭著第77-79頁有關中世紀德意志史學的論述;
10. 楊著第111-115頁中世紀的拜占廷史學只要抄襲郭著第66-70頁有關五--十三世紀拜占廷史學的論述;
11. 楊著第105-107頁法蘭克王國的史學主要抄襲郭著第72-74頁有關法蘭克王國史學的論述;
12. 楊著第107-109頁英格蘭的中世紀史學主要抄襲郭著第75-77頁有關英格蘭史學的論述;
13. 楊著第128頁的布魯尼(Leonardo Bruni,1369-1444)有關敘述主要抄襲郭著第89-90有關此人的論述;
14. 楊著第136頁有關瓦薩裏(Giorgio Vasari,1511-1574)的敘述主要抄襲郭著第97頁有關此人的論述;
15. 楊著第136-142有關馬基雅弗利和奎齊亞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的敘述重要抄襲郭著第92-97頁有關馬基雅弗利和奎齊亞迪尼的論述;
16. 楊著第206-207頁有關伏爾泰的敘述基本抄襲郭著第122-124頁有關伏爾泰的論述;
17. 楊著第220-223頁德意志的啓蒙主義史學主要抄襲郭著第125-127頁德意志一節的論述;
18. 楊著第261-265頁有關哈蘭(Henry Hallam,1777-1859)、馬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格羅特(George Grote,1794-1871)敘述主要抄襲郭著第161-168頁中有關這三人的論述;
19. 楊著第265-266頁有關帕拉茨基(Frantisek Palacky,1798-1876)的敘述大段抄襲郭著第169-170頁中有關此人的論述;
20. 楊著第271-272頁有關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一節,基本抄襲郭著第163-164頁有關此人的論述;
21. 楊著第309-311頁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一節基本抄襲郭著第153-154頁尼波爾一節有關此人的論述;
22. 楊著第312-321頁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一節大量抄襲郭著一書第154-158頁有關此人的論述;
再看看楊著近代篇之人文主義史學、宗教改革時期的教會史學、博學派史學、理性主義史學、浪漫主義史學、實證主義史學、批評史學等7章是如何大量"引用"孫秉瑩《歐洲近代史學史》一書,而不注明出處的。大致如下:
1. 楊著第156-159頁有關"德意志的教會史學"主要抄襲孫著第48-52頁有關"宗教改革時期德國史學的特點"之論述;
2. 楊著第171-172頁有關"博學派史學的興起"的背景多處抄襲孫著第60-61頁有"關宗教改革對史學的影響"之論述;
3. 楊著第175-179頁有關"聖摩爾學派"主要抄襲孫著第70-76頁有關馬比昂和蒙福孔兩人的論述;
4. 楊著第181-182頁有關冉森派修士蒂耶蒙(Louis Sebastian de Tillemont,1639-1698)的敘述主要抄襲孫著第76頁有關此人的論述;
5. 楊著第186-187頁有關博瓦迪利亞(Castilo de Bobadilla)和康林(Herman Conring,1606-1681)的敘述主要抄襲孫著第90-91頁有關這兩人的論述;
6. 楊著第188-192頁有關博學時代英國史學的敘述主要抄襲孫著第84-90頁有關博學時代英國史學的論述;
7. 楊著第242-244頁有關牢默爾(Raumer,1781-1873)的敘述主要抄襲孫著第138-140頁有關此人的論述;
8. 楊著第288頁有關泰恩(Hippolyte A.Taine,1828-1893)一節基本抄襲孫著378頁有關此人的論述;
9. 楊著第323-324頁有關瓦騰巴赫(Wihelm Wattenbath,1819-1897)和威茨(Georg Wait,1813-1886)的敘述主要抄襲孫秉瑩第168頁及第171-172頁有關這兩人的論述;
10. 楊著第298-302頁有關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的敘述主要抄襲孫著第390-394頁有關此人的論述;等等,共10余處。
再看看楊著的注釋問題。楊著中不但大量"引用"別人的論述,不注明出處,甚至連注釋也"引用"別人的。由于楊著沒有見到原書、原文,難免會有貽笑大方之舉。請看以下幾例:

1. 楊著第54頁注釋2:"約翰?布瑞:《古希臘的曆史學家》(John Bury, Historians of the Ancient Greece),紐約1958年版,第151-152頁。"J. B. Bury 根本沒有寫過Historians of the Ancient Greece一書,Bury教授所寫書的原名是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初版于1909年,由于影響極大,後在1958年于紐約再版。那麽,楊著的說法是從何而來的呢?原來是轉引郭著第32頁的引文和注釋,不過郭著的注釋用的是中文,沒有給出英文。楊著就想當然地把郭著中《古希臘曆史學家》一書書名譯成Historians of the Ancient Greece,孰不知楊著已經在別處從他人那裏轉引過布瑞的這部作品,這就是楊著第36頁注2的"布瑞:《古代希臘的曆史學家》(J. B. Bury,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倫敦1909年版,第23頁;……"。也就是說楊著中所提到的兩本書是同一本書,特別要說明的是1958年的版本是重印本,不是修訂本。這說明,楊著根本沒有見到過布瑞的這本書。
2. 楊著第85頁注釋1:"懷特:《科學與神學鬥爭之曆史》(A.D.White, A History of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艾普爾頓1896年,第1頁"。康乃爾大學創建人懷特(1832-1918)的傑出著作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成爲楊著中的A History of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匪夷所思。
3. 楊著第348頁把George H.Nadel刊登在《History and Theory》1964年第3卷第291-315頁的文章"Philosophy of History before Historicism"錯誤地寫爲"納德爾:’曆史學家面前的曆史哲學’(G.H.Nadel,’Philosophy of History before Historians’),《曆史與理論》,第3卷,(1964年),第34頁。";等等。
不僅如此,楊著中的許多注釋是不規範的,如果讀者真要按"楊"索驥,肯定會大失所望。以下幾例就是筆者根據楊著所標文獻出處卻查找不到的注釋:
1. 楊著第50頁注釋3:"莫米格裏亞諾認爲’古代他沒有用誕生或再生的概念來敘述國家的曆史’。參見莫米格裏亞諾:’古代史學中的時間觀念’(A.Momigliano,’Time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曆史和理論》增刊,第6卷(1966年),第13頁。";
2. 楊著第465頁注釋4:"斯各特:’性,一個有用的曆史分析範疇’(Joan W.Scott,’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美國曆史評論》,第91卷,第5頁";
3. 楊著第502頁注釋1:"弗拉格:《18世紀曆史方法的發展》(Gunter Pflug, The Development Historical Metho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曆史和理論》,第11卷(1972年),第12頁。";等等。
在學術著作中注明資料的出處以及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所有學術研究最基本的要求,一則是尊重前人研究的成果,二則是可以檢驗該研究真實性與科學性與否,再則是爲學人提供深入研究的門徑。但在嚴肅的研究者看來,僅此還是不夠的,規範的學術論著不僅要注明材料的真實來源,列舉參考文獻,還要對前人的成果進行充分的討論,同時說明所研究問題的來龍去脈,闡明對此問題開展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以此來體現自己研究的創造性。如果連這條最基本的學術要求都做不到,何以體現學術研究的科學性與創造性呢?因此,規範的注釋也是一柄雙刃劍,它固然有著上述的作用,但也可以讓濫竽充數者原形畢露。記得葛劍雄先生在《文學報》上撰文說,在一些重大的學術問題上,從先秦就存在著嚴格的規範。如儒家典籍和學說的傳承與解釋,不僅流派分明,次序嚴密,而且任何注或疏都署明作者,原文與注釋、注釋者和傳播者絕不相混;再如對《史記》、《漢書》作注釋的學者代有其人,但對有價值的注釋,後世學者無不一一注明。可見,中國並不缺少學術規範的傳統,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繼承這樣的傳統,建立起適應現代學術發展需要的新規範。難道真的是今不如昔了嗎?
此外,楊著書中充滿不少常識與學識性的錯誤。如,楊著第17頁"正如阿克頓爵士所說的:’只要把全部史料給我,我就能把全部曆史還原出來’。這句話讓人想起了牛頓的名言:’只要給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把地球舉起來’"。傳說中阿基米德所說的話,怎麽會變成牛頓的名言呢?再如,Maurice Croiset的Hellenic Civilization一書的書名,楊著(第44頁、第59頁)譯爲《希臘化文明》,hellenic(希臘的)與hellenistic(希臘化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怎麽可以譯爲《希臘化文明》呢?不知根據何在?Hellenic,中文一般可譯爲"古希臘(文化、語)的",時間範圍是公元前776-公元前323年,地理範圍則包括西西裏島、南意大利、小亞細亞西部沿海、愛琴海諸島嶼和希臘本土;Hellenistic,中文一般可譯爲"希臘化的",時間範圍是公元前323-公元前30年,地理範圍則是整個希臘化世界。
而且,該著作中外文拼寫極爲混亂,人名翻譯前後不統一,人物生卒年代也有錯誤之處,確實讓人心煩。隨舉幾例:新約,楊著寫爲"New Statement"(第81頁,正確的拼法爲New Testament);啓蒙,楊著寫爲"Aufklarung"(第195頁,正確的拼法爲Aufklrung);杜爾哥(Robert Jacques Turgot)的出生年代楊著寫爲"1729"年(楊著第228頁,應爲1727年);"Fustel de Coulanges"一時譯爲古朗熱(楊著第331頁),一時譯爲庫朗熱(楊著第396頁);"Magasthenes"一時譯爲麥加斯色尼斯(楊著第55頁),一時又譯爲邁加提內斯(楊著第84頁)等等。限于篇幅,就不在這裏詳細列舉了。
人名、地名亂譯反映了著譯者馬虎從事、不負責任,甚至懶惰的學術惡習。連這些技術性的皮毛問題都要出現這樣那樣的疏漏,又怎麽能讓讀者有足夠的信心相信他譯筆的准確、妥貼呢?具體來講,某一種語言的人名、地名漢譯,現已刊行的各種經過審定的大中小型"外國人名、地名翻譯辭典"都作出了較好的示範,如Ludwig一般譯爲"路德維希",就不要譯爲"路德維格" (楊著第242頁)了(德語詞尾g一般發"希"音), 真讓人懷疑,能大量引用德文原版著作的楊著作者是否真懂德文?走筆至此,忽然想到韋爾斯對待曆史寫作的態度:"每章都是先由作者起草,打印好多份,分送給所有可能給予幫助的人,讓他們隨意在上面揮寫、評論或提出嚴厲的批評。作者于是在受過懲戒、指導之後,在毀傷和宰割過的原稿前坐下,重新開始逐章編寫。最後的校樣又分發給主要的幫助者和其他任何對所述那一段曆史時期有興趣的人們。這樣的方法使得所引用的名稱、日期等等的正確性得到了保證"(見《世界史綱》,吳文藻、謝冰心等譯,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第8頁)。可能在目前這種不正常的學術"市場化"、"利益化"狀態下,很多人已失去了這種治學的態度。
當今治學浮躁之習、追名逐利之風的盛行,不僅僅是學術品德有虧所使然。筆者贊同陶東風先生所說的,制度性腐敗的學術環境,是一個誘使你甚至迫使你腐敗的環境。道理很簡單:就絕大多數人而言,決定其行爲的不僅僅是學術品德,更重要的是運行機制。當然並不是說在這種環境下,每一個學人都會腐敗。
目前的中國,最爲主要、亟待解決的問題是由體制造成的學術腐敗。在這種環境中,遵守學術規範與學術道德者要麽明顯處于競爭的劣勢,要麽被迫追逐時風。可見,防止學術腐敗的辦法不僅僅是對學人進行什麽學術品德教育,以啓蒙其學術良知,更重要的是要完善學術體制,使那些想腐敗者腐敗不了,使那些鋌而走險者爲此付出極高的代價。權衡利弊,還是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好。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229&type=1002

也評樸龍衣先生的“評楊豫著《西方史學史》 作者:老農

讀了吳希先生的《舉證豈能如此草率》和《再談舉證豈能如此草率》的文章後,對于樸龍衣先生的“評楊豫著《西方史學史》”批評文章中舉證不實的現象,感到驚訝。學術批評應當是嚴肅認真的,必須實事求是,講究科學和公正。出于這個目的,我去簡單地對照了一下樸先生的文章與《西方史學史》的文本,居然發現樸先生不僅舉證不實,他針對《西方史學史》一書提出的有關注釋不規範和抄襲的批評也不符合事實。
樸先生的文章用大段的文字批評說:“在學術著作中注明資料的出處以及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所有學術研究最基本的要求,一則是尊重前人研究的成果,二則是可以檢驗該研究真實性與科學性與否,再則是爲學人提供深入研究的門徑。但在嚴肅的研究者看來,僅此還是不夠的,規範的學術論著不僅要注明材料的真實來源,列舉參考文獻,還要對前人的成果進行充分的討論,同時說明所研究問題的來龍去脈,闡明對此問題開展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以此來體現自己研究的創造性。如果連這條最基本的學術要求都做不到,何以體現學術研究的科學性與創造性呢?”那麽,《西方史學史》是否存在這些問題呢?
樸先生舉出的證據是:“楊著第50頁注釋③:“莫米格裏亞諾認爲‘古代曆史學家沒有用誕生或再生的概念來敘述國家的曆史’。參見莫米格裏亞諾:“古代史學中的時間觀念”(A. Momigliano,“Time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曆史和理論》增刊,第6卷(1966年),第13頁。”
我順著這個舉證去分析《西方史學史》第50頁上的原文:
“修昔底德用抽象和永恒的人性來解釋曆史。他認爲‘古往今來,人就是人,有不變的人性,因此,過去發生過的事情在未來會以十分相似的方式重複出現’② 當然,修昔底德用循環的觀念來看待曆史並不等于說他提出了曆史循環論。③  但是,這種理智和科學的態度在古代曆史學家中是極爲鮮見的。”
從內容上看,這是對古代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一個評價。該書提出了“修昔底德用循環的觀點來看待曆史並不等于說他提出了曆史循環論”這樣一個觀點。這裏如果不加注,恐怕不會引來多大非議,但作者卻慎重地加了一個注釋(即注釋③),要讀者去“參見”莫米格裏亞諾的文章。
我也找來了那篇所謂查無出處的莫米格裏亞諾的論文,按注釋的的指引查至第13頁(第24-25行):
“I should like to take Polibius as an instance of the fact that Greek philosophers often thought in terms of cycles, but Greek historians did not.” 這個內容與《西方史學史》的正文相吻合。
按我的理解,楊先生在這裏加注釋至少有三個目的:
1,作者要告訴讀者,“修昔底德……不等于提出了曆史循環論”這個觀點,在莫米格裏亞諾的文章中已經提出過,作者注明資料的來源,表明是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2,作者使用了“參見”一詞,是要讀者參考莫米格裏亞諾的論文,而不是個別字句,在于說明,這個問題在古希臘史學家評價上是有學術爭議的。于是,我按照注釋“參見”了第11頁上的說法:“Herodotus, Thucydides, and of course Polibiu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historians with a cyclical view of time. I shall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y were not.”  這樣就把這個有爭論的問題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了。 
3,也許是作者認爲這個結論還缺乏充分的論據,于是在注釋中又補充了一句:“莫米格裏亞諾認爲‘古代曆史學家沒有用誕生或再生的概念來敘述國家的曆史’”。這句話在所“參見”的文章的第14頁上:“No ancient historians…… ever wrote the history of a State in terms of births and rebirths.”
應當承認,這個注釋是慎重的,條條都符合樸文對注釋提出的幾點要求。看到這裏,倒是令人懷疑,樸先生在對這個注釋提出批評時,究竟有沒有認真看過楊先生的著作。在根本沒有弄清事實的前提下就提出批評,恐怕不能用疏忽和草率來解釋吧?      
此外,這個注釋所在的段落(第50頁)正好涉及到樸先生對《西方史學史》系抄襲的指責。樸先生在文章中指出,“楊著第45-51頁有關修昔底德一節基本抄襲郭著第21-29頁有關修昔底德的論述”。
于是,我找來了郭聖銘先生的《西方史學史概要》,把第29頁上的文本與《西方史學史》第50頁上有關的文本逐字逐句的進行對照,更令我驚訝的是,這兩段粗看之下似乎雷同的文字,只要認真一對比,就可以發現,不僅文字表述不同,對修昔底德的評價也不同,差異十分明顯,不知樸先生如何得出“抄襲”的結論。
爲了與《西方史學史》進行對比,這裏把郭先生的文本照錄如下:
“我們對修昔底德作全面的評價,也不能不指出其個別的缺點:第一,修昔底德用抽象的‘人性’來解釋曆史。他認爲人總是人,古往今來,‘人性’總是不變的,因此曆史也總是重演的。這就導致了曆史循環論,是錯誤的。”
與前面的文本相對照,不難看出,這兩個看似雷同的文本,其實差異很大:
1,  郭先生認爲“修昔底德用抽象的‘人性’來解釋曆史”,而楊先生卻強調“修昔底德用抽象和永恒的人性來解釋曆史”;
2,  顯然,楊先生不同意修昔底德只是用“抽象的‘人性’”來解釋曆史的說法。爲此,楊查閱了修昔底德的原著並引用了原文:“古往今來,人就是人,有不變的人性,因此,過去發生過的事情在未來會以十分相似的方式重複出現”,來證明修昔底德主要是用“永恒的人性”來解釋曆史;
3,  郭先生認爲“這就導致了曆史循環論”,楊先生卻認爲這“並不等于說他提出了曆史循環論”,並且加注說明。兩個文本所持的觀點明顯是對立的。
4,  最後,郭先生認爲“這就導致了曆史循環論,是錯誤的”,把這視爲修昔底德的“個別的缺點”;楊先生卻認爲“這種理智和科學的態度在古代曆史學家中是極爲鮮見的”,給予了肯定(曆史常識告訴我們,古希臘的人性論曆史觀相對于神權的曆史觀而言,確實是個重大的進步)。
郭先生和楊先生的觀點不同,誰對誰錯,是另一回事。這裏的關鍵是他們對修昔底德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差異如此明顯,樸先生憑什麽說是抄襲呢?
以上的事實充分說明,樸先生的批評至少有兩個錯誤。第一,樸先生並沒有認真閱讀,在沒有弄清事實的情況下就不負責任地得出結論。第二,樸先生只是簡單地劃了一個範圍,說楊的哪幾頁是“基本抄襲”郭著的哪幾頁,卻沒有具體指出楊先生究竟抄襲了郭先生的哪些觀點。這不僅是在沒有弄清事實的前提下就提出批評,而且這樣的做法極易造成誤導,深究下去,則有愚弄讀者之嫌。
從樸先生的一個舉證連帶出來的問題,所到之處都暴露出了樸先生的做法有悖于學術批評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開展學術批評是十分必要的,但批評者提出的批評和舉證必須實事求是,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學術批評的目的:淨化學術環境,增進學術建設。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458&type=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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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
西方史學流派

第一節:古典史學(公元前的古希臘時代)
1、希羅多德與“社會文化史”傳統的開創。
人本意識、世界史眼光和存真存疑的批判原則,奠定了西方傳統史學的優良傳統。
2、修昔底德與“政治軍事史”傳統的確立。
將人類曆史獨立于天神之外的曆史觀念,成爲西方建立科學的曆史學的基礎。
3、古典史學思想的發展特征:
(1)倒退的、循環的曆史觀念。
(2)人本主義思想。
(3)“世界主義”思想。
(4)尚未取得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
第二節:基督教史學(公元5世紀——14世紀的黑暗時代)
基督教史學理論的價值:
1、系統提出了曆史“統一性”和世界史的觀念。
2、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曆史直進觀”和“曆史進步論”。
3、提出善惡沖突推動曆史進步的“曆史動力觀”。
4、創立體現曆史線形發展的公元紀年法。
代表人物:奧古斯丁、攸西比厄斯。
第三節:近代資産階級史學(14世紀——19世紀末)
一、人文主義史學(文藝複興時期14——17世紀)
人文主義史學理論的特征:
(1)恢複古典史學的人文主義精神。
(2)重新強調曆史的垂訓意義。
(3)重視曆史敘述的體例。
重要流派:“修辭學派”、“博學派”。
二、理性主義史學(啓蒙時代17世紀——18世紀末)
理性主義史學理論的特征:
(1)強調人類的理性是曆史發展的動力。
(2)主張探索曆史的發展規律,以理性的眼光來審視曆史和評判曆史。
(3)提倡突破狹隘的政治軍事史,注意廣義上的社會文化史。
(4)提出系統的曆史進步理論。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伏爾泰《論世界各國的民族精神、禮儀和風俗習慣》、孔多塞《人類精神進步史綱》、康德《從世界主義者角度看世界曆史觀念》、維柯《新科學》
三、浪漫主義史學與曆史主義(十九世紀)
浪漫主義史學理論的特征:
(1)強調曆史的連續性和繼承性。
(2)關注曆史發展的個性和獨特性。
(3)提倡用情感來取代理性,反對用抽象的理性原則來概括曆史。
(4)注重偉大人物和政治鬥爭在曆史發展中的地位。
曆史主義是浪漫主義史學的一個最重要內容。曆史主義的鮮明特征:
(1)人類曆史是有機發展的過程,有著不可割斷的曆史連續性。
(2)對曆史現象要以同情的、理解的態度加以研究,進行曆史的分析,具體了解個曆史時期的特點,承認它們存在的合理性。
(3)世界曆史具有多樣性和複雜性,不能用一般性的世界曆史模式代替各民族具體的曆史研究。
維柯的《新科學》開創了世界曆史主義。
赫爾德的“文化的曆史主義”。
蘭克與“政治的曆史主義”。
四、曆史哲學 (十八世紀以後)
所謂的“曆史哲學”,即是對曆史進行哲學的思考。指的是人們對于曆史不應該只以堆積史實爲能事,還應該達到一種哲學的或理論的了解。
近現代的曆史哲學一詞,專指西方唯心主義的曆史哲學。唯物主義的曆史哲學則一般通稱爲曆史唯物主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
在唯心主義方面,曆史哲學一詞的涵義和內容,也隨著科學觀念和哲學觀念的變化而經曆長期不斷的演變,其演變的趨勢是從思辯的走向分析的。大體上,前者要回答的問題是:曆史演變的規律或規劃是什麽?而後者要回答的問題是:曆史知識或理解的性質是什麽?
思辯的曆史哲學——重要探討整個人類曆史的特征、意義模式和規律等。是試圖在一大堆貌似雜亂無章的曆史事實的背後,尋求出理性的原則、規律和意義來。(前面所述各派大體上都屬于思辯的曆史哲學。)
思辯的曆史哲學特別關注的問題:
(1)曆史運動的模式。認爲人類曆史是不斷進步的。
(2)曆史發展的動力。看法不一,或認爲是人的理性,或認爲是複雜的人性,或認爲是英雄人物。
(3)曆史進程的目的和意義。認爲曆史發展有明確的目的和終極意義。
代表人物:維柯、伏爾泰、赫爾德、康德、黑格爾,以及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史觀。
分析的曆史哲學——著重闡釋曆史學研究本身特有的性質、方法、價值或作用。其出發點是:要理解曆史事實,首先就要分析和理解曆史知識的性質。曆史哲學的任務應該應該就是(或者至少、首先而且主要的就是)對曆史的假設、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質進行反思。
分析的曆史哲學關注的問題,更多的是曆史認識是什麽,而不再是曆史本身是什麽;更多的則是人們是怎樣在認識曆史的運動的,而不再是曆史自身是怎樣運動的。對于分析的曆史哲學來說,更重要得多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對曆史本身的探討和解釋,而是對曆史學的探討和解釋。
代表人物:布萊德雷、狄爾泰、克羅齊、柯林武德、波普爾等。
四、實證主義史學(十九世紀後半期)
證主義史學理論的特征:
(1)主張依照自然科學的模式建設曆史學,力圖使史學成爲像自然科學那樣追尋“一般法則”的科學。
(2)努力探索曆史發展的規律性。反對曆史研究的“個體論”傾向。
第四節:當代西方史學(20世紀以來)
一、當代西方史學形成的特征:
1、從傳統的“敘述型”轉向“分析型”。即用“問題史學”代替“敘事史學”。
2、從研究“顯要人物”(精英人物)的活動爲中心,而轉向研究普通人和“社會底層的力量。
3、從狹隘的政治軍事史轉向探求社會曆史的“總體”與“結構”。
4、從個人在故紙堆中扒梳史料的手工業方法轉爲運用現代自然科學的最新技術。

5、堅持史學研究采取跨學科的方法,借鑒和吸收其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曆史。
二、當代西方史學的發展脈絡、主要流派及其理論:
(一)“新史學”的開端
法國卡爾。蘭普勒特最早提出“新史學”這一口號;法國亨利。貝爾創辦《曆史綜合評論》;美國魯濱遜與“新史學派”的建立。
(二)法國年鑒學派(三個發展階段)
1、創建階段(1929——1945年)。代表人物是費弗爾和布洛赫。這一階段奠定了年鑒學派的基本理論:
(1) 反對傳統史學迷信史學和史料的傾向。
(2) 提倡“總體史學”。即強調曆史研究的對象包含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3) 反對曆史研究以精英人物爲中心,大力倡導“從下往上看的史學”,主張著重研究下層的普通大衆的曆史。
(4) 主張史學要按科學的程序提出問題,回答問題,用“問題史學”代替“敘事史學”。
(5) 堅持史學研究采取跨學科的方法,借鑒和吸收其他學科的方法來研究曆史。
2、第二發展階段(1945——1968年)
是年鑒學派“制度化”和深化階段。代表人物爲布羅代爾(1902——1985)。
布羅代爾理論代表作:《曆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菲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布羅代爾的基本思想是“三段論”(曆史時間的理論):認爲曆史時間可以分爲相互聯系的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分別表述三個不同層次的曆史運動,而其中的長時段曆史也就是結構史,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長期的決定性的作用。只有借助于長時段曆史觀,才能夠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類生活的全貌。
3、第三發展階段(1968年以後)
打出“新史學”的旗號,從此被稱爲“年鑒——新史學派”。代表人物是勒高夫、諾拉、夏蒂埃、勒韋爾。
年鑒——新史學派著重研究的理論、方法和領域:
(1)繼承了長時段理論,著重研究各種結構和變化緩慢但長期起作用的事物。認爲只有通過長時段才能把握和認識推動曆史前進的潛在力量。研究領域是曆史人類學和精神狀態史。
(2)重視曆史認識論和史學方法論。
(3) 進一步拓寬曆史研究的領域,更潛心于細小的課題。
(4)重新強調政治的作用,承認事件的重要意義。
(三)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
即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代表人物有多布、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湯普森。
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共同性與理論特征:
(1)熟悉馬恩著作,信仰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從事曆史研究。但對曆史唯物主義有自己獨立的理解和解釋,並有所修正。
(2)發揚了英國經驗主義的史學傳統,強調對曆史特殊性的認識,堅持曆史學是研究曆史事實發展過程的科學。
(3)強調研究下層人民的曆史。
(4)注重總體史研究。
(四)當代西方比較史學
西方比較史學的研究著作大致上歸納爲四類:
(1)“各文明體系的比較”研究。即如斯賓格勒、索羅金和湯因比那樣的宏觀比較。
(2)“主要是對文明的某種中心題目進行比較研究,如比較宗教式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大都是一些比較具體的曆史現象的比較。
(3)通過比較而“研究曆史過程”,“它們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從‘可選擇的生産方式’的比較研究到一個單獨的行業實現工業化的速度和程度的比較;從革命這個永遠受歡迎的題目的比較研究到限定仍很明確的過程的比較研究(例如現代教育制度的普及)。著重曆史比較尤其與經濟學、社會學或人類學的某些學派有密切的聯系”。
(4)“機構的比較”。如教會、黨派、銀行之類的組織和機構的比較。
比較史學的特點:它不像寫作通史或斷代史的曆史學家那樣在連續敘述人類的發展中尋找曆史的意義,也不像曆史哲學家那樣在尋求全面的總體模式中獲取曆史的意義,而是從整個人類曆史中一直在撞擊著人類的那些永恒的問題中尋找曆史的意義。爲此,比較史學按照某種規範和範疇,從人類曆史中挑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對象,側重探討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及某種情況下的特殊規律,亦即尋求曆史發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以闡明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異同。
(五)當代西方心理史學
心理史學是曆史學與心理學的嫁接而産生的一門新學科,它借助與運用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來探索人類過去的種種行爲,進而更全面與更深刻地闡明人類曆史發展的客觀進程。
心理史學分爲精神分析的心理史學和非精神分析的心理史學。
精神分析的心理史學 ——是用精神分析法和曆史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個體和群體的生活,其理論的一般特征:(代表人物是埃裏克森、李夫頓和克胡特)
(1) 以新精神分析學說作爲理論基礎。即堅持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學說的原則,強調潛意識的驅力和先天潛能的主導作用。同時強調自我的的自主性,認爲自我具有自己的能量來源,強調文化和社會因素(主要是家庭環境、養育方式)對人格的重大影響。
(2) 反映了一種“心理決定論”的曆史觀。即用曆史人物的心理特征解釋一切行爲。
(3) 模式歸納。即習慣套用心理學模式的歸納,缺乏因果解釋的科學研究(有些原理根本無法驗證)。
非精神分析的心理史學 ——反映了當代西方心理史學的變化趨勢:(代表人物溫斯坦、普拉特、埃爾金斯、阿瑟爾、霍弗、拉森)
(1)由“心理因素決定論”向“外在環境決定論”轉變。
(2)方法論的突破。即不再僅僅是將心理學理論作爲解釋曆史現象的史學方法,而把曆史上的心理現象本身作爲研究對象。也就是說,不再局限于從心理學角度解釋個人和群體的曆史行爲,而是把曆史上的個人和群體心理的發生、發展、演變的原因,及其對社會曆史進程的影響作爲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的變化,使心理史學不知不覺變成了曆史心理學和心態史學了)。
(3)社會學對心理史學的滲透。強調不是心理驅力決定外在現實,而是外在現實決定心理狀態。()行爲主義心理學在心理史學的應用。強調了人的行爲完全是環境決定的,即便是那些看起來像是本能的行爲實際上也是對外部世界的反應。
(4)認知心理學在心理史學中的應用。強調了人的認知模式會影響和決定人們的心理和行爲。
(六)當代西方計量史學
計量史學也就是把數學方法特別是數理統計方法運用于曆史研究的一套方法。
當代西方計量史學的特征:
(1)運用電子計算機。它的使用,使系統收集、利用史料及進行統計分析成爲可能,並向研究者提供了處理大量情報資料和分析多變量現象的能力。
(2)進行統計分析。但不是指以往史學研究中那種描述性的統計,而是一種高級的推理統計學和多變量解析領域的分析,對此非用電子計算機不可。
(3)制作數學模式。借用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中的理論模式,以數理形式來表現曆史文化現象。
(七)文化形態史觀
文化形態史觀是當代西方思辯的曆史哲學的主要代表。其代表人物是斯賓格勒(著作《西方的沒落》)和湯因比(著作《曆史哲學》)。
其主要理論特征:是用“幼年、青年、成年、老年”(斯賓格勒)或“起源、生長、衰落、解體”(湯因比)四大階段的生命周期來概括人類曆史或文化的全部過程及其一般模式。
強調兩點:
第一:所謂的曆史就是文化或文明。這一結論旨在肯定,文化或文明才是人類曆史的真正載體,而曆史的意義即寓于作爲人類曆史之基本現象的文化或文明之中。因此認爲,曆史哲學與史學研究所應闡釋的主要對象既不是純粹的精神觀念,也不是表層的政治、經濟現象,而是作爲一種曆史整體的文化或文明。
第二、所有的文化或文明都是具有同等價值、屬于同一時代的。這個結論的重點在強調,各種文化形態或文明社會原本就是自成一體、各有根據的,而決無孰優孰劣或孰高孰低之分。確信曆史哲學與史學研究所面對的世界曆史指的是整體,而不是某個選定的部分。因此,理應放棄狹隘的歐洲文化中心論和偏頗的民族主權國家觀,轉向一種整體性的、深層次的文化形態或文明社會比較研究。
參考書目:
《西方史學史》,張廣智主著 ,複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
《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何兆武陳啓能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年9月版。
《西方新史學評述》,龐卓恒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3923272.html
2008-06-03 06:37:46
中國史學史
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爲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段落。古代史學史中國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個時期。
先秦時期在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同時口耳相授,傳頌著一些故事,可以說是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經有了文字,可用以記錄。商代出現了史官。“史”字原爲手執簡冊之形,但史官起初並不是專司記事,而首先是負責主持祭祀,占蔔吉凶,溝通神與王的意志。同時講說故事,記錄時事,編次和保管文獻簡冊。再進而分工,有記言之史與記事之史之別。今天保存在《尚書》中的,即商周時代的曆史文獻。
《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順序記錄的編年體史書。它原是魯國的國史,全書一萬八千余字,出自魯國史官之手,經過孔子的整理。以後相繼出現了一些敘述春秋戰國時期史事的典籍,體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編年體的《左傳》、《公羊傳》、《谷梁傳》;略具國別斷代史性質的《國語》、《戰國策》;最早的譜牒之書《世本》;以地理爲主兼有神話傳說的《山海經》以及發抒哲學思想、政見和史觀的諸子百家之書。其中《左傳》敘事詳備,文筆生動,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名著,也是先秦史學中最高的成就。戰國時期諸子爭鳴,往往運用曆史知識,針對現實,發表政見。如,孟子“言必稱堯、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等觀點。商鞅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爲變法造輿論。鄒衍講曆史,馳騁想象,大大擴展時空概念,並提出了“五德終始”說,以投合君主專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論秦政,韓非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以及是今非古論,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
秦漢至唐初時期秦漢時期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兩部史學巨著。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開創了綜合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于一書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史記》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余字,記事起于傳說時期的黃帝,迄于漢武帝劉徹,跨朝越代首尾三千余年。班固編寫了《漢書》一百卷,八十萬字,“文贍而事詳”,僅記述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史》、《漢》兩部著作各有所長,思想上傾向不同,文風上各有特色,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繼《史》、《漢》之後,漢唐之際産生了不少紀傳體史書,其中有《三國志》、《後漢書》等名著。唐初百年內有八史問世(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從此紀傳體史書代代續修,其體例也大致定型。編年體和其他體裁史書也有發展。荀悅撰《漢紀》,以編年體敘述西漢曆史,《後漢紀》等編年史繼踵産生。還有傳記體的國別史《十六國春秋》,最早的地方志《華陽國志》以及《佛國記》、《高僧傳》、《世說新語》、《顔氏家訓》、《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等與曆史有關的各種著作。據《隋書?經籍志》著錄,漢代至隋代的史書達數百部,反映了史學發展的盛況。
這時文獻整理工作已經展開。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書,著有《別錄》、《七略》,在曆史文獻學上有很大貢獻。唐初也重視文獻整理工作,所修《隋書?經籍志》在曆史文獻學上有很大作用。
秦漢至唐初的史學,與先秦的史學相比,有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史學由附屬地位而逐漸獨立。東漢之前,史籍比較少,《別錄》與《七略》的分類中均無史部。《漢書?藝文志》將史書著錄于《六藝略》“春秋家”,以史附從于經。自東漢之後,史籍大量湧現,史書種類增多,史學日益受到社會重視,朝廷設立史官和史館,目錄中也列出了史部,這些都標明史學已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這個時期的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詔私修等幾種情況,而趨勢則是官修日占上風。
隨著士族地主勢力的興起和門閥制度的盛行,史學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顯著的是譜牒著作與譜學大爲發展,有家譜、宗譜、族譜和姓氏譜等。東晉南朝精于譜學者,以賈、王兩氏爲巨擘。同時家傳和正史紀傳中也反映出當時崇尚門第的世風習俗。
各少數族在史學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記載各族史的專傳外,還出現了記述各族史的專書,同時民族問題也在史學中有所反映。
關于史學的評論,司馬遷曾說《春秋》是“禮義之大宗”,“采善貶惡”,指出史書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義。同時,他表明自己志在“繼《春秋》”而寫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現了他以史學爲己任的自覺性。班彪的《前史略論》是評論史學的專篇,談到古來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了司馬遷與《史記》,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責其“大敝傷道”,表明了馬、班史學思想之分歧。班彪這個思想,爲其子班固所繼承。
兩漢以後,史學評論漸多,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史評專文,探討了古代史官的建置與職守,敘述了史書的源流、派別及其得失,議論了撰史的功用、目的與態度。《隋書?經籍志》史部分十三類,各類之序敘述各類史書的源流,並加以評論。史部十三類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較全面的史學總結。

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所著《史通》,對古代史學作了系統性的評論,在史書編撰、書事曲直、史家修養以及史館監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張直書,反對曲筆;主張一家獨斷,反對官府壟斷;主張實事求是,反對附會臆說。這些都是進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時期  封建王朝設置史館,並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實錄,即以編年體記錄每一帝王在位時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實錄已散佚,明清兩代實錄基本上保存完整。實錄雖不完全真實,但保存了豐富的比較原始的史料。史館還修“國史”即當代史,但曆代國史隨著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沒無聞。其次,曆代史館都纂修前代的曆史,如《舊唐書》、《舊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紀傳體的後稱爲“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記》外,皆是以朝代爲斷限的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經過了二千年,前後變化很大,水平不一,但這套史書,仍是今天研究中國長期封建社會曆史的主要依據。
與正史相對應的史書是野史、雜史和別史。野史、雜史、別史的共同特點是成于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稱“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體例不一,或編年,或紀傳,或雜記一代史事,其內容多奇聞異事、閭巷風俗、統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視爲禁書;雜史體例一般是只記一事始末、一時見聞或一家私記;別史內容往往限于雜記曆代或一代史事。野史、雜史、別史雖有史實不確之弊,但往往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自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以後,有些史學家從不同角度著眼,不同程度地繼承了這個思想,考察與研究曆史的各種變化,編成分門別類、綜觀全局的史書。中唐以後,開始出現了這種旨在“通變”、“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它們是這個時期通史和史學的代表作。
杜佑的《通典》全書兩百卷,分爲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自上古敘到唐中葉,是中國第一部典制通史。
鄭樵所撰《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其中二十略占全書四分之一,是全書的精華。鄭樵主張“會通”,即“會”各種學術文化,“通”古今之變。他提倡“實學”,強調“核實”,反對任情褒貶,指斥五行相應說。
馬端臨所撰的《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又一部典制通史。全書三百四十八卷,分爲二十四考,自上古敘至宋嘉定末,分類較細,內容豐富。但馬端臨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時政。因以彙集考核典制爲特點,故以後凡與此同類之書均稱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後來有“續三通”、“清三通”等,合稱爲“九通”。加上清人劉錦藻的《清朝續文獻通考》,稱爲“十通”。十通再加上彙編某一朝代各項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會要,如《唐會要》、《西漢會要》等,統稱爲典志。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自戰國初年敘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司馬光邀請劉恕、劉攽、範祖禹等參加編寫,分工明確。他們先作目錄,繼成長編,又就史料互相歧異的問題作了考異,最後修撰定稿。全書體例嚴謹,取材審慎,內容翔實,文字簡潔。司馬光在序中稱該書“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重點在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史。他從封建正統思想出發,常借曆史宣揚封建禮教,強調尊君法祖。
《通鑒》在史學上産生了很大影響。問世之後,不僅有注釋,如胡三省的《通鑒音注》;有補正,如嚴衍的《資治通鑒補》;還有續作、改編、仿制等相繼出現。袁樞根據《通鑒》,編成《通鑒紀事本末》,既是《通鑒》的一個支流,又首創了將史事分別立目,獨立成篇,各篇按時間順序編寫的紀事本末體。朱熹亦編成《通鑒綱目》,首創了綱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敘事的綱目體。

中唐以來,出現了不少專史,包括典章史(如會要)、學術史(如學案)、傳記、族譜等等。雖然唐之前已産生一些專史,但只是在中唐之後才有所發展。
中唐後出現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豐富的曆史內容。記載全國風土人情的全國性地志,有《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統志等(見《大元一統志》、《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這時期的地方志現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種。清代纂修方志之風特盛,其成果幾乎占了現存方志總數之半。
唐代以來,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後進入中原,建立了遼、金、元等王朝,關于他們的曆史有《遼史》、《金史》、《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論史幾方面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會矛盾激化,動亂頻仍,史學出現生氣。李贄主張經史相爲表裏,以史經世,反對脫離現實而空言義理,對史學上有一定貢獻。以後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明確提出了經世致用的治史方針,要從曆史研究中尋找社會曆史發展的前途,總結解決社會矛盾的辦法。
顧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論與政治結合的文章。他針對明代空言心性而講究考據,但考據只是作爲手段。其代表作《日知錄》,考古而證今,目的仍在經世致用。
黃宗羲除《明儒學案》等學術史專著外,還著有史論專著《明夷待訪錄》。這部書尖銳地批判封建政體的腐敗,抨擊封建君主專制的缺點,主張對君權嚴加限制。王夫之提出了“理勢合一”和“趨時更新”的進步曆史觀,又強調以史爲鑒,以“求治之資”。他的代表作《讀通鑒論》和《宋論》,往往以辯證的思想評論曆史,史論中寓有政論。
明清之際史學著作,值得注意的還有茅元儀的《武備志》、談遷的《國榷》、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唐甄的《潛書》等。

清朝統治者強化封建專制、籠絡知識分子,大量地編書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爲其統治服務。不少學者鑽進考據圈子裏去。乾嘉時期,曆史撰述與評論、曆史文獻學等方面,都有成績。但當時史學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論理,考史之功雖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爲代表,而三書各有特點。《考異》是清代曆史考據的最高水平,《劄記》在史料基礎上發揮議論,《商榷》體裁則兼有二者,但精審不及錢趙二家。

中唐以來,有關史學的議論不斷出現。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萬斯同等評論史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議論史學中義理與史實孰重,明末學者評論明代史學與學風。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與《文史通義》。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史部評論古代各種史書體例和得失,提倡曆史考證,擡高本朝官修史書,鼓吹“歸正斥邪”。意圖在于以官史壓私史,以官方評論左右輿論,誘導學者好古而不問今,以加強其思想文化專制。史學理論家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對古代史學作了尖銳批評,提出了自己的史學見解。他既反對“務考索”,又反對“騰空言”,並譏刺官史之弊端。他在史學理論上,提出了“史學所以經世”,史貴于“義”,史文“質以傳真”,志爲史體等看法,推崇獨斷與家學,強調“史德”,在史學理論方面作出了中國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樹。

近代史學史  

中國近代史學史,包括鴉片戰爭至1949年之間,又可以五四運動爲界,分爲前後兩期。
近代前期面對封建制度的衰落及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入的民族危機,近代學者及史學家運用今文經學的變易思想和曆史進化觀點等思想武器,講究“經世致用”,注意研究近代史和外國史,興起了救亡圖強的愛國主義史學思潮。龔自珍批判“衰世”,主張改革,強調學以致用,實開一代新的學風。魏源重在研究當代史,編寫了《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海國圖志》等著作,總結中外曆史經驗,尋求反抗侵略、變法圖強的辦法。有些學者深感民族危機,注意研究邊疆史地,以及元史和蒙古史。
這時西方史學著作也傳來中國。王韜、黃遵憲、康有爲、唐才常等介紹和利用西方史學,否定封建頑固派“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反動史觀,大力宣傳救亡圖強和變法維新。在戊戌變法的高潮時期,康有爲是運動的領導者,宣傳曆史必變的思想尤爲用力。他的理論根據是其曆史進化觀,即《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論語注》等書中所闡述的“公羊三世說”。但他主張漸變,反對突變和革命,本質上是反對革命的庸俗進化論。
戊戌變法失敗後,資産階級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國曆史的經驗教訓,宣傳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理論。陳天華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曆史證明革命是曆史之必然,對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備起了作用。孫中山在其革命實踐中,常常引證和論述一些曆史事實,以宣傳革命學說。
這時的史學思潮,反映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矛盾和時代要求,對于當時的反帝反封建起了促進作用,同時也促進史學本身的發展。舊史學已日益受到沖擊和批判,資産階級的新史學活躍起來。
舊史學指編撰史書的思想、內容和形式仍屬陳舊格調,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史學。如仍然編纂清朝實錄,甚至入民國後在編修《清史稿》時,借歌頌“大清”,詆毀革命。這種史學,在“五四”以後未完全絕迹。
新史學主要指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的具有愛國主義史學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資産階級史學。嚴複、黃遵憲、梁啓超等都對封建主義的舊史學進行了批判。梁啓超還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號。以後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對提創新史學起了作用。梁啓超發表《中國史敘論》與《新史學》兩文,指出封建的舊史學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二病”(鋪敘而不能別裁;因襲而不能創作);批判舊史學的封建性與保守性;同時提出新史學的任務,在于“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史書應當“爲國民而作”。章太炎對舊學有很深的造詣,最早倡言編寫新的中國通史,並擬出了通史體例。他在《致梁啓超書》中提到寫通史的主旨,是“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爲主”,“以鼓舞民氣,啓導方來爲主”,惜未能完成新編中國通史的工作。夏曾佑用章節體和淺顯的文字撰寫了《最新中學中國曆史教科書》(後改稱《中國古代史》),是中國第一部新式的曆史教科書。其史觀主要是曆史進化論,以及文化史觀和英雄史觀。20世紀初的方興未艾的新史學,雖然各家著作中有不同的思想傾向,有高低優劣之分,但比之封建性的舊史學,都在不同程度上顯出了進步性和優越性。近代後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中國史學中存在著兩種曆史觀: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觀(包括封建的和資産階級的唯心主義)。兩種史觀的鬥爭,促使中國史學發生了重大的變革,逐步走向科學化。五四運動以後,唯物史觀伴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在中國傳播開來。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等高等學校開設了“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等課程,發表了不少史學論文,出版了重要的史學論著《史學要論》。在其論著中,李大釗闡釋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唯物史觀對于史學與人生觀的重要意義,成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最初的奠基人。此外,蔡和森亦寫成中國第一部用唯物史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爲指導思想的社會發展史《社會進化史》。這個時期,西方資産階級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也介紹進來,如何炳松講授和翻譯了魯賓遜的《新史學》。梁啓超晚年致力于史學,講授並出版了《中國曆史研究法》,論述了中國政治史和清代學術史。梁啓超的學風失于淺嘗多變,晚年關于史學的議論,甚至有倒退到以前所抨擊的封建史學“四弊”的傾向。胡適把實用主義的哲學觀點用于曆史學,反對馬克思主義及唯物史觀,認爲“曆史是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你怎樣擦抹和裝飾”。在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嚴峻形勢下,發生了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其實質是,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論戰才告休止。在抗戰時期及戰後,很多進步的學者,如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胡繩等,運用唯物史觀,對種種唯心史觀如“民主史觀”及“意志哲學”等,進行了嚴正的批判。他們寫出了一些曆史科學專著,也注意到曆史理論的研究與傳播,如翦伯贊的《曆史哲學教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時,毛澤東發表了很多關于史學工作和中國曆史的言論。他指出:“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産,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産,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他還提出了研究曆史的正確態度與方法,強調對待曆史遺産要批判地繼承。
“五四”以後,中國史學在資料搜集、整理、刊布與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績。自20世紀初以來,陸續發現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史料,經過整理,爲曆史研究提供了極爲有利的條件。這些史料包括:①考古學方面發現了“北京猿人”、“山頂洞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等;②自發現甲骨文以來,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商代曆史以從來所未知曉的嶄新面貌出現;③漢晉竹木簡的發現,爲當時邊疆的開發、軍事的設施、民族關系與中外關系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貴史料;④敦煌寶藏的發現——幾萬卷寫本和大量壁畫、雕塑等,爲中古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曆史資料。此外還有明清檔案的整理,太平天國史料的發現,等等。這些都是近代史學中意義重大、成績卓著的工作。

五四運動以後,曆史研究的內容發生了變化。昔日以帝王將相和某些名人爲主要研究對象,這時開始擴大到研究社會各方面,撰寫的史書有通史、斷代史以及各種專史和專題論著。論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節體的著述和專篇的論文。同時出現不少專門性的曆史刊物,如《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學的學報等。這些成績,很多都爲以後史學工作者所繼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傅斯年和蔣廷黻起了倡導和推動作用。
這個時期有一些以考據爲主要研究手段的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顧頡剛等,他們對史學某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史學界産生了廣泛影響。
王國維在文學和史學方面,都有精湛造詣。他治史的特點,是把新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提出了“二重證據法”。他十分重視和大力整理新發現的材料,並以甲骨文、金文、漢晉簡牘、敦煌遺書等印證和解釋古史,使新史料在曆史研究中發揮了作用,爲古史研究開拓了一條新的途徑。在先秦史與甲骨文字的闡釋方面,貢獻尤爲突出。但他的“二重證據法”限于“以事實決事實”的實證法,不作理論闡釋。他的學術論著主要結集爲《觀堂集林》。
陳寅恪學識淵博,思想敏銳,通曉多種東西方文字,治學嚴謹,很有史識。他重視民族與文化史的研究,治史強調通識,把握民族與文化史的發展變化,每用相反相成的思想說明問題,具有樸素的辯證法。他注意史料真中有僞、僞中存真的特點和詩文的史料價值,善于以史注詩文和以詩文證史,著有《秦婦吟校箋》、《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除隋唐史方面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外,在魏晉南北朝史、中國佛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領域,都有不少精辟論述,起了開創的作用。
陳垣在中國宗教史和曆史文獻學方面有很大貢獻,著作很多。有關于古代幾種外國宗教傳入中國的研究《古教四考》,以及與宗教有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等。這些著作填補了中國古代宗教史的空白。關于佛教史和道教史,他也留下了極爲有用、裨益後人的著作。在曆史文獻學方面,有目錄學、年代學、史諱學、校勘學等方面的專著。《通鑒胡注表微》則是以考史形式寄托愛國熱情。他治史重史源,講類例即分類列舉之法,優點是條理清晰,缺點在平列事例,不利于曆史地分析問題。
顧頡剛最先以“疑古”著稱,所編著的《古史辨》是以此觀點考辨古史的集體著作。他以疑古爲手段而以考信爲目的,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對一些古史的荒謬傳說起了廓清作用。他對曆史地理也有研究倡導之功,創辦了《禹貢》半月刊,同時也重視少數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不少學者重新審視中國曆史,在通史、斷代史、專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鄧之誠撰寫的《中華二千年史》,以王朝爲序,敘述各朝政治經濟文化因革遞嬗之迹,是一部具有通識的力著。周谷城的《中國通史》、岑仲勉的《隋唐史》、鄭天挺的《清史探微》、孫毓棠的《中國古代經濟史論叢》,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補了中國曆史研究的空白。
由于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湧現出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在史學界産生影響。郭沫若自1928年旅居日本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史和古代文獻,在史學上不斷地辛勤著述,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方面,寫出了第一部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中國曆史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後又寫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論著。在文獻學方面,運用唯物辯證法對甲骨文和金文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並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國古代史,取得顯著成就。
在30、40年代,還有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曆史,在通史、社會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面,呂振羽著有《簡明中國通史》,範文瀾主編了《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贊著有《中國史綱》。範書是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地研究和敘述中國古代史的名作,在曆史思想和編撰方法上很有特色,夾敘夾議,文字簡潔,深受讀者歡迎。在社會史方面,呂振羽寫了《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等著作,鄧初民寫了《社會史簡明教程》(後改稱《社會進化史綱》)和《中國社會史教程》,侯外廬寫了《中國古代社會史》(後改稱《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何幹之寫了《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等等。在思想史方面,呂振羽首先著有《中國政治思想史》;侯外廬建樹最多,著有《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杜國庠等也有關于思想史的著作。在近代史方面,有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著作問世。範書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礎上,系統地敘述了中國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具體過程,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指出中國人民與統治階級走著不同的道路,熱情地歌頌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標志著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學的道路。胡書是馬克思主義的近代史專著中的代表作,闡述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將中國變爲半殖民地,中國人民與中國反動勢力對待帝國主義的不同態度。這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分析占有材料,總結中國曆史;二是爲革命而從事曆史研究和著述,也就是貫徹了史學的科學性和現實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廣大史學工作者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發揚實事求是的嚴謹學風,不斷開拓進取,雖然先後經曆了形而上學的極“左”思潮、教條主義、狹隘地“爲政治服務”以及影射史學等的幹擾,中國曆史學仍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在史學論著、發掘和鑒定史料、考古、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無論是數量和質量,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是舊中國史學界所做不到的。
 參考書目
尹達主編:《中國史學發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鄭州,1985。
白壽彜:《中國史學史》第1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施丁:《中國史學簡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鄭州,1987。
http://baike.baidu.com/view/24103.html
2008-06-03 06:39:19
新流派
發展中國史學理論的構想> 侯旭東 2006-4-5 1

  世紀之交,展望未來,不少史家強調史學的重要性,更有學者認爲建立嚴謹、系統的史學理論體系是史學工作者面臨的最迫切的任務。衆人所關注的理論既包括通常所說的理論--對過去的系統闡釋,也兼指史學理論--對研究過程的系統概括。的確,治史者不僅要沈潛書卷,鈎沈索隱,鑽研具體,還要更上一層樓,善于歸納一般性判斷,構建對“過去”的理論詮釋。這一工作並非一蹴可就,必定漫長艱辛,但對中國史學來說,又是必不可少的。眼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建設。
  理論源于具體研究,但又不等于具體研究的簡單疊加,而是它的提煉與升華。不過,在中外學術交流日益頻繁的背景下,一味追求“自力更生”既無可能,也無必要。拿來、借鑒、消化與吸收“他山之石”始終是理論建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史學上也是如此。
  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史學新流派、新理論大量被介紹到國內,構成過去二十年史學發展的重要一環。回顧這些年來史學界對西方學說的譯介與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流派的曆史(如克羅齊、科林伍德、沃爾什的曆史哲學)與各種新史學流派(如法國的年鑒學派、英國新史、美國的新史以及心理史學等)上。這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20世紀以來國際上比較重要的史學流派國內都作過程度不同的評介和探討,中國史家對它們也有深淺不一的把握。近些年史學界在拓寬視野,開辟新領域,探索新以及反思現有理論的不足上能夠有所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學的引入。但是,已有的成績不能成爲裹足不前的借口,我們的目光不應局限于西方的曆史哲學與新史學,必須登高望遠,關注西方人文社會理論的發展動向,並與它們展開跨學科的對話交流,這是未來構建中國史學理論所不容忽視的。
  正如《當代史學的主要趨勢》的作者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二戰以後西方出現的“新史學”的動力主要來自社會科學。法國年鑒學派的産生,與20世紀初法國社會學、人類學、地與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的息息相關。美國的新經濟史、新史又分別從經濟學、政治學中汲取了許多理論營養。心理史學則是在心理學理論方法的哺育下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沒有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刺激,就不會産生西方新史學。因此,欲建立中國的史學理論,僅僅鑽研作爲結果的西方新史學遠遠不夠,還須尋根溯源,追蹤和把握促生新史學的當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這樣不僅會加深對西方新史學的理解,也有可能帶動中國史學實現跨越式的發展,即通過與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直接對話,找到中國史學發展的生長點與突破口,而不必亦步亦趨地跟在新史學後面。
  廣言之,古往今來指導史學記述與研究的理論絕大多數不是史家自身的創造,而是由哲學、科學或社會科學移植來的。長期影響古代中國史學的“五德終始說”便是戰國末期陰陽家鄒衍的發明;支配近代中國史學的進化論的首倡者乃是英國的生物學家達爾文;若幹“實證主義”的研究准則經過衆多史家的實踐已摸索形成,但作爲一種哲學理論的實證主義則是由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孔德提出,並由蘭克系統輸入史學,開創了統治西方史壇數十年的“蘭克學派”;馬克思主義首先也是哲學理論、曆史學中不過是加以一能夠而已。如果說以往指導史學的理論多來自哲學的話,當前靈感更多地出自人文社會科學。二十多年前,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趨勢眼下表現得更爲明顯,要提高中國史學的理論水平,創立系統的理論,必須認清學科相互影響的大趨勢,爭取在這方面有所作爲。
  目前,隨著大量現當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著作的翻譯出版,國內人文社科的成長,與交流的條件已初步具備。
  90年代以來,不同背景、不同派別的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名著紛紛推出中文版,翻譯質量也不斷提高,許多領域的大師級人物的代表作基本上多可以見到中文版。社會學中,馬克斯‧韋伯、塗爾幹、齊美爾、滕尼斯、帕森斯、哈貝瑪斯、吉登斯、布迪厄等的重要著作的中文版都已先後問世。人類學方面,馬林諾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列維‧斯特勞斯、格爾茨、薩林斯等的名著也已經或正在譯成中文。經濟學領域的譯著尤爲豐富,政治學也是如此。國際學界近一、二十年風行的“後主義”、“後殖民主義”的領袖福柯、德裏達、賽義德的巨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不錯的漢譯本。可以不誇張地講,二十世紀以來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界一流學者的代表作,不能說全部,至少十之七、八,中國讀者已經可以不必再費力閱讀原著了,有的譯本還不止一種。最近,漢譯名著推出的速度越來越快,有些中譯甚至與原著幾乎同步上市,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即是一例。在名家名著全面登陸的同時,大量西方人文社科的主流教科書也系統引入漢語學術界,奉獻了一批最新的入門級讀物。時至今日,可供漢語學術界的學術資源相當豐富,這爲中國學者,包括曆史學家,了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發展脈絡,開展交流與對話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另一方面,的人文也在不斷成長、壯大。不少學者已不滿足于簡單移植、套用西方的、框架,正通過反思性地運用西方理論,逐步積累中國本土的,嘗試依據中國經驗與實踐,尋求適用于中國的角度,歸納、概括出切合中國的概念與解釋,探索人文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近來一些學者著力探討的“關系”就有望成爲透視中國社會與的一個新視角,同樣備受矚目的“單位”問題也會成爲認識當代中國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這些不斷湧現的新成果會爲史家研究“過去”提供日益豐富的思路。欲建設理論的史學工作者應與人文社會科學家們攜手並進。
  應當指出的是上述條件並不會自動轉化爲推動史學前進的現實力量,需要史家善加利用:通過讀書、開放式的課程設置、跨學科討論會、共同研究等形式,創造跨學科交流與對話的機會與機制,主動接觸和掌握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吸收本土人文社科的新成果,形成不同學科互動互長的良好局面。
  從史學自身情況看,它的發展、理論建設大體要經曆三個階段:首先,通過了解西方20世紀以來的曆史與新史學,摸清西方同行的新進展,反思自己的不足;其次,通過閱讀有關著作與跨學科的交流對話,掌握西方20世紀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發展脈絡與主要學說,並進一步反觀自己,認清自身研究的問題,同時,通過與本土經驗的對照,明晰西方學說的局限性,探索適合中國的分析角度、理論框架;複次,在第二階段積累的基礎上,根植于中國自身的曆史與實踐,提煉中國人的理論概括,形成各種關于本土的系統解釋,貢獻于世界學林。
  經過20年的努力,第一階段的工作成效顯著,重點應轉到第二階段。要在這方面有所收獲,20年也許還不夠。風物長宜放眼量,只要史家開闊視野,堅持同人文社會科學的交流合作,不管前面遇到多少困難,這一目標遲早會實現。
http://www.100paper.com/100paper/wenhua/lishixue/20070622/22140_2.html
2008-06-03 06: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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