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24 05:55:14 | 人氣(1,703) | 回應(1) | 上一篇 | 下一篇

《帝國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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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下《帝國的年代》(1875-1914)稍嫌雜亂的目次,實在不易精義出書商的文宣。

我也覺得霍布斯邦的“十九世紀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以及《帝國的年代》(1875-1914)),寫得有點虎頭蛇尾。

你們不覺得霍布斯邦《帝國的年代》一開頭,用具有文學味的字眼回憶了:雙親(一位來自維也納富家女子和一位來自倫敦的俄國猶太後裔的男子)在“日不落帝國”統治下埃及的相識和結婚,並於一九一七年生下霍布斯,很吸引讀者嗎?

《帝國的年代》(1875-1914)大意:

十九世紀,一個以自由主義資産階級爲主軸的世紀,一個改造世界的世紀。于革命煙硝中誕生,在資本積累上茁壯,隨帝國擴張而臻于顛峰、乍然崩解。
帝國的年代是一則寫滿矛盾的擴張/死亡故事,無與倫比的和平造就出無與倫比的戰爭。無限進步的希望隱藏著日漸不安的恐懼,不費吹灰的征服孕育了無力招架的毀滅,它似乎永遠斷裂了過去,卻又直接聯系著現在,我們已不在其中,但不知它還有多少在我們裏面。
當一撮先進國家操刀瓜分落後世界之際,經濟排檔由自由競爭小企業轉換到保護主義大集團,政治動力由中産菁英下移到動員群衆,工人運動從經濟最興隆處迸發,資産階級從財富最頂端上跌落,民族主義揮舞著國旗向右走去,新女性掙出黑暗現身曆史,大衆藝術完成了前衛人士志在促成的文化革命,科學革命瓦解了確定穩固的宇宙真理。古帝國掀起革命巨浪,新帝國籠罩戰爭陰霾。
一九一四年,一場早已預見卻無力阻止的世界大戰,帶來了極端的年代。(楨:頗有霍氏章回風格)

《帝國的年代》(1875-1914)目次
第一章 百年革命
第二章 經濟換檔
第三章 帝國的年代
第四章 民主政治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第六章 揮舞國旗:民族與民族主義
第七章 資産階級的不確定性
第八章 新女性
第九章 文藝轉型
第十章 確定性的基石:科學
第十一章 理性與社會
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戰爭

台長: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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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史譯
略論台灣近年的史學翻譯著作>李孝悌

(一)
康樂和黃進興在1981年主編的《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從某一個意義上來說,可以看成台灣當代史學努力引介西方史學論著的里程碑。在此之前,台灣雖然還處於戒嚴時期,許多西文著作都受到管制,但是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只要願意,還是可以接觸到許多理論和實證作品。而且在當時相對單純的環境下,學生對靠著原(英)文吸收新知,反而有極大的熱忱。
一方面,這個時候的學生以直接閱讀原文書為傲;一方面,市場上也很少有歷史類的翻譯著作。《歷史學與社會科學》雖然是一本小書,卻意圖涵蓋許多重要的課題(包括歷史是科學嗎?史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政治史、思想史的價值,社會史和社會歷史,經濟史、歷史人口學、量化、心理學、科學史、藝術史),難怪引起相當的矚目。由余英時教授慎重其事地為這本書寫序,以及譯者的堅強陣容,都不難想像當時的歷史學界是把這本譯著當成什麼樣的大事來處理。
此後,隨著一批在西方受過專業訓練的年輕學者返國,學術環境日趨熱絡,翻譯工作也受到更多的重視。其中,由康樂主編的新橋譯叢尤其醒目。在1980年代十年間,先後問世的譯作近二十本。除了一系列韋伯的著作外,在史學方面的譯著包括了《史家的技藝》、《歐洲經濟史》三冊,以及一本《年鑑史學論文集》。
所謂「十年有成」,這一套叢書在康樂長期策劃下,累積了一定的成果。台灣學界對韋伯學說的認識,這一套譯叢應該有很大的貢獻。在史學方面,幾本譯著的譯者、編者,像是梁其姿、張彬村、周婉窈,都是專業的歷史學者。從早期閉門苦讀原典,到自己下海從事翻譯,進一步說明了譯作在史學界受到的重視。在早期介紹年鑑學派的努力中,梁其姿編譯的《年鑑史學論文集》和周婉窈翻譯的《史家的技藝》(作者Marc Bloch是年鑑第一代的創始人),是兩本重要的作品。
(二)
進入1990年以後,翻譯作品的類別日趨多元。在出版社方面,除了麥田和盧建榮主編的西方經典著作,其他大大小小的出版社也參與了這一波的翻譯事業。除了理論著作之外,這一波譯作和1980年代比較不同的是,更著重在實證性的作品,並且兼顧了西洋史和中國史的論著。
在理論方面,這一波的關懷重點,和1980年代康樂、黃進興主編《史學與社會科學》時,已經大不相同,後現代的影響清晰可見。在這個部分,我覺得《歷史的真相》一書最具代表性。三位作者都是從事實際研究的歷史學者,而且都是女性,相當「政治正確」。這本書對後現代史學的發展,其思想社會背景,有深刻有趣的分析。作者們一方面對後現代史學抱持高度的同情,一方面又站在史家的立場,對後現代主義中強烈的相對主義意涵有所批判。
本書的譯者曾翻譯過費正清的《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因為部份人名和專有名詞的誤失,受到一些批評。再度翻譯《歷史真相》一書,除了譯筆風格略顯艱澀,也有不少誤譯之處。我原本答應幫這本書寫一篇序言,在翻閱原稿後,發現不能不負責任地只寫一篇序言,於是用了相當長的時間,在沒有報酬的情況下,將原譯文作了許多修正。但對譯文的風格,卻沒有更多力氣更改。全書印行後,固然被學界普遍採用,但也有一些對譯文的批評。我一方面覺得遺憾,一方面仍然認為這本譯著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在西洋史譯著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年鑑學派的一些經典性代表作品,開始陸陸續續被引進國內。如果說在台灣過去十幾年的史學研究中,有一種派別能引起持久而廣泛的興趣,必定非年鑑莫屬。在梁其姿、汪榮祖、賴建誠及甫當選中研院院士的夏伯嘉等人的介紹下,年鑑學派很早就成為歷史系學生耳熟能詳的名字。透過各種各樣的介紹文字,我們對年鑑的歷史、演變、代表人物和著作,都知之甚詳,但年鑑學派實際的歷史作品,讀過的人大概不多,就像英文中說的more talked than read。
Braudel譯作的問世,卻打破了這種局面。曾有西方的評論者說過,如果諾貝爾獎有歷史獎的話,Fernand Braudel一定是最佳人選。這句話很容易就可以讓我們看出Braudel在年鑑學派及整個西方史學界的影響。而在Braudel諸多著作中,三本以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為題的巨著,更是他享譽學界的代表作。這套書的法文原著於1979年起陸續出版,英譯本第一冊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則於1981年在美國、英國各出版社出版。中譯本《15到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則由顧良、施康強譯出,於1992、1993年由北京三聯書局出版。台北的貓頭鷹出版社買下大陸本譯文的版權,在1999年出版了繁體字版。
這種由台灣出版社向大陸取得中文譯著的版權,在台灣再出版繁體字版的作法,最近幾年相當流行。台北商務出版的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論》、蒙田的《蒙田隨筆》等一系列的經典譯叢,是很好的例子。下面會提到的《叫魂》是另一個例子。台灣出版商的這種作法,固然反映了兩岸整體經濟趨勢的某些面相(大陸生產、台灣加工或包裝),也顯示出中國大陸在翻譯西方學術著作上的努力。
以Braudel的作品為例,不僅上述三本名著早已經譯成中文,他的其他幾部作品,像《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法蘭西的特性》等,也都有譯本。
除了像蒙田、孟德斯鳩這一類的經典作品,或是布羅代爾(台灣譯為布勞岱爾)等西洋史研究的名著,大陸各出版社也大量翻譯了海外學者(西方人或華人)的中國史論著。其中,江蘇人民出版社有計劃地出版「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最引人注目。其他各地的出版社,從北京到南京社科院,到貴州人民出版社,也零零散散地翻譯了不少著作。整體來看,西方,特別是美國學界的重要中國史論著,幾乎都可以在中國大陸找到中文譯本。這些譯作固然偶爾會出現一些不可思議的錯誤,像是把Perry Link對二十世紀初葉鴛鴦蝴蝶派的研究[4]翻成「北京鴨與花蝴蝶」,但大體而言,卻為我們在台灣的歷史教學帶來莫大的便利。
回到台灣的年鑑學派譯作,除了布勞岱爾的三冊巨著外,麥田出版社在今年又出版了年鑑學派最暢銷的代表作《蒙大猶》。[5]和布勞岱爾一樣,這本書同樣是台灣史學界談論不已,卻鮮少有人閱讀的名著。從一座村落的地理生態談起,本書詳細描述了一群鄉下人的婚姻、感情、宗教、性愛、死亡。新鮮的視野和書寫,不僅對研究者、學生有示範啟迪之功,在台灣一片書寫村史的熱潮中,這本書也應該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除了法國的年鑑學派,英國以Past & Present期刊為中心的左翼史家的作品,也陸陸續續被譯介到台灣。其中,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作品,被麥田出版社大量譯出,最為醒目。《資本的年代:1848-1875》(1997出版),《帝國的年代,1875-1914》,和《極端的年代1914-1991》三部曲,雖然是卷帙浩繁的通史性鉅著,但由於霍布斯邦的文字流暢、取材新穎,再加上時報開卷版十大好書的推波助瀾,在市場上引起極大的回響,至少售出七、八千套,是學術性歷史著作少見的成績。
接下來,麥田又出版了霍氏的《民族與民族主義》[9]、《盜匪:從羅賓漢到水滸英雄》和《原始的叛亂:十九至二十世紀社會運動的古樸形式》。前者放在台灣社會激烈論辯的民族認同的架構下考量,其實有相當強的現實意義。後兩本書雖然是一般性地討論民眾叛亂問題,但對西方學者處理中國民眾叛亂問題,仍有相當的啟發。像Elizabeth Perry的經典名著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就引用了Hobsbawm在上述兩本書中的見解。我們在熟讀了西方學者對中國群眾叛亂問題的各項研究後,再回過頭來讀這兩本霍氏的中文譯著,格外能體會二者發凡摘要的貢獻。學生如果對社會史中的相關議題感到興趣,這兩本書無疑地是最佳入門著作。
在霍布斯邦之外,麥田又出版了Past & Present大將,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的名著《英國十六至十八世紀的家庭、性與婚姻》。[12]雖然是英國左派史家的作品,但和上述年鑑學派勒華拉杜里《蒙大猶》一書中的議題,遙相呼應,有許多共同關懷的課題,這些課題也形成了當代史學的主要特色。
除了霍布斯邦、史東,由盧建榮主編的這一套麥田歷史選書,最近即將出版另一位英國左翼史家E.P. Thompson的成名作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短短幾年間,這套書系己經在英、法史學名著的譯介上,建立了一定的聲譽與基礎。今年,麥田接受純智文教基金會的贊助,開始進一步規劃一系列的西洋史名著的翻譯工作。如果這一套書系夠穩定的持續下去,必定會為台灣的西洋史教學和研究,奠定紮實的根基。(楨:漏了麥田版的新文化史譯叢)
除了西洋史著作的引介,第二波(1990年代)翻譯潮中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西方學者寫的中國史專著也受到青睞。其中,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最為市場所鍾愛,各種譯作相繼問世。台灣第一本譯成中文的是他的百萬暢銷名作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這本書在1981年問世以後,成為美國學者的中國研究中最暢銷的大眾讀物,鋒頭之健,完全不輸給前述的《蒙大猶》。中文版在1994問世,題為《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13]可惜的是,這本在西方世界叫好又叫座的名作,卻被台灣的中文譯者白白糟蹋。譯文表面讀起來流暢通順,實際上卻是錯誤連篇,令人不敢置信。更糟糕的是,作者還自作聰明用他的反共八股評點全書,嚴重玷污了原作的意旨。[14]
接下來出版的是:《胡若望的疑問》和《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陳國棟在聯合報的一篇書評中,對後者有不少的微辭。
除了這幾本已經出版的作品,史景遷的其他幾本著作也已經先後譯成,即將出版。包括他的近代史教科書(The Search of Modern China)(時報),洪秀全的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nquan)(時報),以及《婦人王氏之死》(麥田)。我參與了後者的譯文還原、潤飾工作,深知其苦。也寫了一篇導讀,將這本書放在美國中國史研究的脈絡中加以定位。
大體而言,史景遷的各項著作,和史東,特別是霍布斯邦一樣,承繼了英國史學中優良的敘事傳統,對台灣枯澀、貧乏的史學著作,應該有一新耳目的示範效果。《婦人王氏之死》一書,不僅彰顯了史景遷高超的敘事技巧,也在美國的中國社會史和地方史研究中,另闢蹊徑。我在序文中,特別拿這一本小書和台灣的區域史研究作對比,希望能對學生有一些啟發。
在史景遷之外,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系列,和他的晚年定論《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也先後譯出。前者以重大的課題為主,呈現西方學界(包括西方學者和華人學者)對中國各個朝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後者是一本通史性的作品,大量引用了西方學界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成是這位漢學泰斗對他辛勤創建的帝國的最後巡禮。
在我自己的解讀中,西方漢學過去二、三十年中最耀眼的成就,應該是在社會史研究這個領域,其中包括了地方組織、士紳社會、民眾叛亂、民間宗教、地方社會等。這個領域中出色的作品相當多,其中大多數都有簡體字的中文譯本。我自己在教學時,相當仰仗這些譯本,因為現在一般的研究生多沒有閱讀英文原作的能力。多數研究生靠著這些中文譯本,進入一個他們前所未知的中國社會。也有一部份學生,因此引發濃厚的興趣,投身中國或台灣社會史的研究。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譯本的功用絕不容輕估。
在這個社會史的研究領域中,費正清的學生孔復禮(Philip Kuhn)是相當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兩本專論《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和《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都分別譯成中文,在大陸出版。其中《叫魂》一書,和上述許多譯作一樣,跨海來台,以繁體字重新印行。本來無人聞問的譯作,經過幾家報紙書評版的介紹,敗部復活,引起相當的注目,最後並入選時報開卷版的十大好書。經過媒體的報導,這本書引起歷史之外許多專業學者的興趣,也像其他幾本書一樣,有比較廣的讀者群。
由於這本書在市場上有不錯的反應,同一家出版社決定循同一模式,將孔復禮的另一本中文譯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從中國大陸引進台灣。這本書是Kuhn的成名作,是相當專業的學術性著作,很難喚起一般讀者的興趣,但卻是了解中國基層社會的經典作品。如果出版社願意引用同一模式,引進另外幾本代表性的中文譯本,將可以大大提高學生對中國社會史的了解。
從上面簡略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幾個重點。一、新一波的後現代理論,成為這個時代歷史學界的新寵。二、和1980年代的譯著相比,實證性的歷史著作受到更多重視。絕大多數的譯本都是實際的歷史研究,和理論無涉。三、不論是法國年鑑學派,或英國左派史家,在敘事和題材上,都有許多開創,對台灣史學界的保守氣息,應該有相當大的衝擊。四、中國史的譯作也慢慢出現。其中不論是費正清的中國史新論,史景遷的敘事技巧,或孔復禮在社會史、文化史上的原創性研究,都應該會為本地學生帶來耳目一新之感。有心的學生,其實不難在這些譯作中找到更寬廣的學習空間。
http://sts.nthu.edu.tw/transws/index.php?pageSet=essayArticle&includePath=history_of_translation_in_taiwan
2008-05-24 05: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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