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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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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超越左派右派》《第三條路》(聯經,1999。北京:社科文獻、北大,另有簡體譯本)?不就是類似陳水扁等的「新中間路線」選舉口號騙術?

別將紀登斯的學術術語、與政客的口號混為談!

少來了,邪者與政客的共犯啦!多少「這樣的團體通常宣稱自己「超越」了歷史的區分界線,並堅持他們不屬於左派也不屬於右派。不過,他們還是經常被其他人劃分為政治光譜的某一部分,無論他們反對與否。」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A6%E6%B4%BE%E5%92%8C%E5%8F%B3%E6%B4%BE&variant=zh-tw

那只!那些所謂的「新中間路線」「第三條路」「超越左右」,其實是「中間偏右」:

政治上的第三條路已經成為今日世界爭辯的焦點。在冷戰期間,許多人視社會民主為美國式市場資本主義與蘇維埃共產主義之外的第三條路。在過去幾年被重新帶入政治對話之前,這個詞曾經沈寂了好一段時間。第三條路這個觀念在今日的流行源自於它被引介到兩個相關討論從未出現過的政治環境,美國與英國。其復興與後來廣泛的擴散很大程度是因為它為這兩個國家的主要政黨—民主黨與工黨所接受。這兩個政黨都重訂了其政治主張以及獲得勝選的更具體方針。
評論美國民主黨的佛克斯(Jeff Faux)是認為第三條路是「一個知識上的變形物質」的人之一;它已經變的如此寬泛,以致於比較像一個政治停車場而不像一條通往特定目的的高速公路。它寬泛到幾乎任何我們可以想的到的著名政治領袖都曾用過這個詞,不只是柯林頓與布萊爾,還有「加拿大的克雷謙(Chretien)、義大利的普拉迪(Prodi)、法國的約斯平(Jospin)、墨西哥的薩林納斯(Salinas)與塞迪羅(Zedillo)、德國的施若德、巴西的卡多索(Cardoso)、阿根廷的梅南(Menem),甚至是葉爾欽!」。(楨:都比不上陳水扁等的「新中間路線」選舉口號會騙!)
批評性的觀察可以分為幾個類別。第三條路被認為:是一個難以捉摸的政治計畫,難以掌握且缺乏方針。「第三條路」一詞也許正是模糊的來源,因為它有錯綜複雜的歷史,並且過去經常的被使用。無法維持左派的面貌,因此無論是否刻意如此,都已經落入保守主義形式。第三條路的擁護者將他們自己定位為「中間偏左」,但事實上只是朝右派靠近。對於政治中間路線的熱衷並不能符合左派的目標。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框架,特別是對於全球市場的關注。第三條路再度接受新自由主義的主要論點以及他們對限縮國家權力範圍的期望。那華羅說,我們不需擔憂國家擴張的太大,因為國家與市民社會並非相互排斥的。一個來自英美的計畫,帶有第三條路發源的社會之特徵。
如果第三條路有任何可適用於那些社會福利高度發展的國家,社會民主黨對這些政策其實已經耳熟能詳。以積極勞力市場政策為例,在美國或英國聽過之前,瑞典早已經良好的行之有年。除了市場管理一切外,並沒有明確的經濟政策。舊式的社會民主有一套一貫的經濟策略,基於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要求管理與全面就業。新自由主義也有一套清楚的政策觀點,私有化與市場的解除規範將使富人與窮人同時受惠。第三條路經濟思維更傾向後者,而非前者,但自己卻缺乏任何明確的政策方針。因為缺乏確切的經濟思維,第三條路往往傾向隨波逐流。布萊恩說,第三條路一直乘著經濟繁榮的波浪,卻沒有任何應對經濟循環低潮的方案。承認環境問題的重要性,但缺乏一個有效的方案。
接受全球化的同時,第三條路政治默許了世界經濟發展對於環境破壞的毀滅性後果。在為科技變遷背書時,第三條路顯示了其對環境破壞的冷漠。今天的科學與科技發展主要由大企業所驅動,因此總是將利潤放在環境考量之上。如果考量今日許多科學發現的深遠影響力,像是生命科學的領域,大企業與科學發明的緊密連結就比過去更值得我們擔憂。許多環保作家說,回應這些發展的唯一方式就是採取警戒的態度,我們應遏止科學發明,除非我們能確定其可能後果。

《超越左派右派》譯序<解構、重構與超越>

現任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院長的吉登斯教授,是目前西方學術界最耀眼的明星之一。隨著英國左翼政黨(工黨)領袖布萊爾上臺執政、社民黨紛紛走上歐洲政治舞臺,作爲左翼學者的吉登斯,其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更加活躍的時期。除了大量發表的專著以外,吉登斯還在諸如《新政治家》等刊物上頻頻撰文(《處于舞臺中心的中左翼》,1997年5月;《左派癱瘓之後》,1998年5月),針對全球化背景下的歐洲左翼在政治理論、政治綱領、政治策略等各個方面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被人們稱爲布萊爾和英國工黨的精神領袖。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超越左與右》就是吉登斯近期思想的一個系統論述。
吉登斯在對保守主義的各種形態和歐洲社會主義的發展曆程進行回顧和分析的基礎上,試圖說明保守主義在它自己的演進中已經走向了反面,而向來以激進主義面目出現的社會主義卻走向了只注重社會福利的保守主義。吉登斯按照保守主義的發展曆史,把保守主義劃分爲“老保守主義”、“哲學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勾畫了保守主義從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和封建傳統,反對新生的資本主義,一直發展到激進的“新右派”,即走向保守主義的反面的思想曆程。同時吉登斯也研究了社會主義從一種社會革命理論發展爲它的保守形式“市場社會主義”的曆程。他于是得出結論說,左和右的說法已經失去了意義,用吉登斯的話說,“已經變得激進的保守主義遭遇到已經變得保守的社會主義”,因此,“在今天的社會條件下,已經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陳詞濫調”。
吉登斯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政黨政治現象:左和右,激進與保守,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們各自的反面。歐洲如此,其他國家也不例外。作爲一個政黨政治方面的詞彙,“左”也好,“右”也罷,當我們使用這些詞彙時,我們實際上是假定了一個沒有說出來的前提,即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曆史中心。在中心的這一邊,人們稱之爲“左”;在中心的另一邊,人們稱之爲“右”。在一個特定的革命時期,這種左右之分就會極其明顯地表現出來,否則就談不上革命。但革命是特定時期的工作任務——革命時期,革命政黨的任務是試圖從社會的邊緣進入社會的中心——不可能是永恒的工作中心。因此,一個政黨或組織,尤其是執政黨,其工作中心就不能總是偏離曆史的中心。所謂“越左越革命”,“寧左勿右”,只是極端革命時期的“矯枉過正”,不可能成爲永恒的工作中心。當一個政黨或組織從邊緣進入中心以後,任何一方的偏執都是不利的。立場變了,立足點變了,看問題的方式也一定會跟著改變。中國改革開放以前和以後的情況變化正好說明了這一點。改革開放以前,我們沒有考慮到工作中心轉移的問題,立足點一直都在左的方面,黨內普遍存有根深蒂固的寧左勿右的心態。現在我們知道,左和右一樣,都是不正確的。這說明我們的立足點發生了變化,我們真正走到了曆史的中心。當然,並不是原來的左和右不存在了,而是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過去的左派或激進派(如果他依然堅持他過去的觀點的話)有可能因爲對過去的留戀而對現實不滿,從而變得保守和向右轉,而過去的右派則有可能因爲抱怨改革的步子太小而成爲左派或激進主義者。歐洲與中國不同,有執政黨和在野黨之分,所以左派和右派往往與兩黨之爭有關。爲了在競選中獲勝,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需要盡量向曆史的中心靠攏,以便取得選民的支持。
第一章 包含激進主義的保守主義
第二章 退進激進主義的社會主義
第三章 當代的社會革命
第四章 兩種民主化理論
第五章 福利國家的矛盾
第六章 能動性政治和積極的福利
第七章 積極福利、貧困和生活的價值
第八章 現代性的負面:生態問題和生活政治
第九章 政治理論與暴力問題
第十章 力量和價值問題

解讀紀登斯>黃瑞祺(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2002.04.14)

紀登斯十四日將對政府官員和大眾演講。這一個老外關我們什麼事呢?他不就是個大學教授嗎?那去跟大學老師、學生演講就好了,跟官員、我們小市民有什麼關係呢?的確,本來是無關的。可是,最近台灣(以及大陸)加入WTO,搭上了「全球化」的超快列車,於是,政府和企業便面臨如何改造制度及體質,以便和世界接軌,來迎接新的機會及利益,而非被衝擊、淘汰,就成為當前急務。全球化對於所有國家(尤其是開發中國家)都是一個危機和轉機,讓我們認清它,把危機轉為轉機吧!
紀登斯在他的《現代性的後果》(1990)就開始關注現代性及全球化的議題,而在《超越左派右派》(1994)他就在探尋第三條路。這些都是他在劍橋大學任教時的著作。第三條路深一層來看正是為了管理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秩序變遷,而建立起來的政策架構,而全球化則是內涵於現代性裡頭的一個重要趨勢。全球化和第三條路似乎是他近來比較關注的,也是他這次來台灣演講的主題。這樣看來紀登斯與台灣似乎開始有些交集。
他談論現代性、全球化及第三條路並不是一時興起、心血來潮,而是一步一步發展下來,有脈絡可循的。雖然有時會有昨非今是之感,紀登斯也不能免於此,但是客觀而言都是他的思想的一部份。本文主要是重點式介紹他的思想著作,有些方面雖然對於一般大眾比較艱澀一點,由於關係密切也必須交代。關於他的生平事蹟,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拙文「紀登斯現象」(拙文「紀登斯現代社會論叢」代序)和他即將出版的訪問錄中譯本。
多面向的人及著作
他著作等身,目前出版三十五本專論,兩百餘篇文章,積極參與政治,還開設出版社呢
紀登斯是什麼人?或許大眾只知道他是第三條路理論家以及政策顧問,而不知道其他的面向。他其實是一位多面手,同時也是社會學教授、社會理論家、出版公司老闆、大學校長等等,每一方面都有出色表現,也因此獲頒十五個榮譽學位(包括俄羅斯科學院和中國社科院)。只是政治角色比較引人矚目而已,在台灣尤其是如此。
即使就他的思想著作而言,他也是多面向的。迄今紀登斯出版了三十五本書(這些書已被翻譯成三十幾種文字),發表了二百多篇論文、評論及書評。他撰寫教科書《社會學》(1988)的英文原著印數已超過了六十萬冊。已有十三本專書出版,評論紀登斯的學說,其中倫敦的羅特莉芝(Routlledge)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四卷本的文集專門評論他的學說。所以,若說他的思想著作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界的一種「現象」、一種「產業」,毫不誇張。
他的思想著作可歸為幾方面:
重新詮釋社會思想史(尤其是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期)
重建社會科學的邏輯及方法
分析現代社會制度的產生
政治理論及政策主張
本文只能鉤玄提要,無法面面俱到。讀者可自行選擇閱讀他的專書,或參閱他的網頁( http://www.lse.ac.uk/Giddens/)。紀登斯按其工作經歷及所屬機構,可分為三段時期:英國萊斯特大學(1961-70)、劍橋大學(1970-97)、倫敦政經學院(1997 迄今)。大多數人只知道他是倫敦政經學院院長,殊不知他跟劍大的淵源更深,雖然他和劍大的主流菁英格格不入。按照他的履歷登載,他現在也還是劍橋大學的社會學教授。
全球化及第三條路
面臨東亞經濟競爭造成歐洲失業率居高不下與經濟成長停滯,開出處方「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提出第三條路「後福利國」方案,因應福利國家危機
今天大家都知道紀登斯是第三條路的理論家,在台灣《第三條路》(1998)是他最為知名的一本書,也是他到倫敦政經學院之後的第一炮。回顧他的著作或許可以逆向操作,以此為起點而往前推。
紀登斯認為當代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秩序變遷,第三條路要發展一個政策架構,以便回應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秩序變遷,「老左派抗拒這種變遷,新右派不欲管理這個變遷,我們必須管理這個變遷,以產生社會團結和繁榮。」這是他在《第三條路》一書開宗明義就點出來的。所以第三條路必須聯繫著全球化來了解,全球化才是一種比較基本的情況,第三條路則可能是一時一地的解決方案。而全球化又必須聯繫現代性來了解,前者係根源於後者的,而為後者重要的一環。
他倡議的第三條路是一種中間偏左的立場,相對於新自由主義(新右派)信仰市場機制、反對福利國家,以及相對於古典社會民主主張包山包海的福利國家以及平等主義,紀登斯主張「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權利與義務是相對的,所以建議以「積極福利」取代福利救濟,以「工作福利」(workfare)取代單純的福利( welfare)。紀登斯在《第三條路》提出了一套福利國家的改革方案(或許可稱之為「後福利國」方案),這是他所倡議的社會民主更新的重要一環。
現在很多人都逐漸看清福利國並不像它的名稱看起來的那麼甜美,甚至還可能有苦果。而要提出激進改革方案也還不是太困難的事,最困難的事在於執行,因為既得利益的關係。所以福利國經常成為一條不歸路。這可能也是第三條路晚近比較沉寂的因素之一吧。
有人批評「台灣沒有左派右派,哪來的第三條路。」第三條路係針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變遷的一個解決之道,就像「以手指月」,並不是教人看指頭,而是叫人看月亮。所以第三條路的精神是要在變遷之際(全球化)以及現狀之外尋求新的解決之道,而不執著於既存的對立選項(新/舊、左/右、激進/保守)。
在這一層次上或許和民進黨提出的「新中間路線」有相通之處,二者都是尋求另類政治思考的努力。《第三條路》在他的著作當中是最為綱領性的一本,稍早的《超越左派右派》(1994)則是其姊妹作,當時他還在劍橋沈潛,包含著比較詳細的論證及理論基礎,對歐洲的政治討論(尤其是關於社會民主)影響甚大。
紀登斯談的全球化簡單說即增加世界相互依存性,華勒斯坦就認為全球化並沒有比他的世界體系多出什麼東西,不過紀認為世界體系比較局限於經濟面向,而他的全球化則是比較多面向的概念,包括政治、社會、文化、軍事等面向。
「現代」而非「後現代」
有人戲稱他為「最後的現代主義者」,他卻認為當代並沒有超越現代性,乃是現代性高度發展的時期,重視此一過程的反思性,稱現階段為「反思性的現代化」,也可謂「第二現代」。
九○年代初期他陸續完成他的現代性的三部曲:《現代性的後果》(1990)、《現代性與自我認同》(1991)及《親密關係的轉變》(1992)。一年出版一本書,分析現代性的不同面向,看起來非常多產,不過大都是好幾年前就已在進行的。例如八○年代後期他就在撰寫《現代性的後果》一書,我還記得當時跟他說「你是不是要仿效哈伯馬斯的《現代性的哲學論述》,撰寫一本《現代性的社會學論述》?」現在回想起來,雖是一句玩笑話,還是覺得自己提議的書名不錯。我遇到過一些人常因他的多產而對他有所微詞,其實他的多產完全是由於他的智慧和努力,絕非由於草率。這應是有目共睹的。
他其實自始就從社會學或社會制度的角度關注現代性的議題。他的成名作《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就是從古典社會學三大家的學說中梳理現代性(資本主義乃現代性的核心)的問題,他所謂的現代性係指「歐洲大約十七世紀以來出現的社會生活或組織的方式,其後影響到全世界」。現代性也蘊涵了現代化、殖民化、全球化等擴張趨勢。他不談「後現代」,因為他認為我們並沒有超越現代性,而是處於現代性高度發展的時期。
紀登斯特別注重現代性的反思性( reflexivity)特徵,他稱現階段為「反思性的現代化」(這也是他和德國理論家貝克等合著的一本書)。他認為在現代社會,社會制度具有高度的反思性,能反思地監控自身的行為表現,或反思地取用現有的知識,來調整或理性化自身的行為,他稱之為「制度性的反思性」。知識與行為之間的反饋關係越來越快速,這使得現代社會變遷越來越快速,乃至有失控的危機。《失控的世界》(1999)是他在 BBC的講演,其後出版成書。
全球化是內涵於現代性的一個趨勢,其繼續發展可能會超越現代性的格局,而導致難以預料及駕馭的發展。知識或科學能夠預測及控制知識或科學本身的創發嗎?科學發明本身即內含高度不確定性,建立在科學知識基礎上的現代經濟及社會也因而內含高度不確定性。我認為人類有了這一層的反思,即證明現代性的發展不會完全失控。這也是人類能動性的表現。
何謂「結構化」?
他企圖走出社會科學的歷史困局,超越個人與社會二元對立,回歸社會現象的過程性思考,強調人的能動性。
八○年代,紀登斯出版他的社會理論的系統代表作─《社會的構成》(1984),總結他多年逐漸發展出來的結構化理論。試圖解決社會理論中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即「結構」與「行動」之間,由於過去種種不當的概念化(例如結構主義)而長久處於對立的位置。紀登斯重新概念化二者以及相關的概念(如權力、能動性等,皆意指改變世界的能力),使二者的對立能消解在結構性的動態歷史中。結構不僅僅會消極地限制行動(constraint)而且積極地使行動成為可能(enabling)。例如一項法規不僅規範或限制相關之行為,同時也使相關行為有法可循。行動也能改造結構。基本上它的結構化理論比較偏向行動這一邊,強調人的能動性、反思性,這和他後來倡議的「知時」、「迎變」或「馭變」有密切的關係。
初試啼聲
他的成名作即企圖綜合與超越社會學古典三位大師馬克思、韋伯、涂爾幹,奠定學界地位外,還成為社會學理論的長銷教科書
紀登斯是以社會學(確切而言,社會理論)起家的,《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1971)是他的成名作。這部書初步奠定他在社會學界的地位,至今常被當作社會學理論的教科書。當時他剛到劍橋大學不久,擔任社會學講師及王家學院院士。在這本書中,他把馬克思、韋伯、涂爾幹三大思想家並列,重新梳理社會學的古典傳統,這個提法已被社會學界廣為接受了。這是他早期(1970年代)的主要關注之一,他後來陸續出版了幾本有關上述三大家的專著--諸如《韋伯思想中的政治學和社會學》(1972)、《涂爾幹著作選讀》(1972)、《涂爾幹》(1978)、《歷史唯物論的當代批判》(1981)等著作。
不過,他關注社會學古典傳統,主要是想透過古典社會思想家,來界定他後來所謂的「現代性」(現代社會的特徵),這也就是為什麼他鎖定「資本主義」當作他理解古典傳統的參考點。(社會學歷史不長,還不到兩個世紀,它的古典傳統其實是歷史中的近現代)
重建社會科學邏輯
顛覆主客體二分的實證主義或科學主義,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相對差異十分重要,批判主流社會科學,嘗試重建社會科學的邏輯及方法
這是紀登斯最為哲學的一面,他對哲學的造詣是很深的,例如他就受到海德格的時間概念影響很大。他的貢獻之一是援引歐陸現象學、批判理論、詮釋學等的傳統來批判實證論和批判解釋社會學,或總括而言,批判主流社會科學,進而重建社會科學的邏輯及方法。這方面以《社會學方法新論》(1976)(仿效涂爾幹的名著《社會學方法論》命名的)一書為代表,此書歸結到社會學的概念及方法應該是一種雙重的詮釋(double hermeneutic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有重要的差異,社會科學的對象是人,具有理性或能動性,能對其行為進行反思及調整,可能因社會科學的知識而改變或調整其行為,這就使得「批判」在社會科學中有其必要了。在這方面他跟批判理論或哈伯馬斯的關係顯而易見。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差異雖然不是絕對的,不過若無視於二者的重要差異,則可能淪為素樸的實證主義或科學主義。紀登斯在這方面的貢獻與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哈伯馬斯)、詮釋學、社會現象學(徐志)、語言分析(後期維根斯坦、溫區)等等共同形成六○年代以降的後實證主義、後經驗主義的思潮。此一思潮是歐陸與英美哲學的某種匯通或融合,紀登斯不但在思想上從事這種匯通融合,作為編輯者、作為出版者,他也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他創立的「政體出版社」(Polity Press)就是以此為宗旨的,至今已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出版社。
材有相當大的變化,不過他始終關注現代社會的特性(現代性)及其發展趨勢(全球化),他的著作中即使涉及「西方社會的歷史」或「非西方社會」,也只是當作比較或參照的對象,所以我稱他為「現代社會的詮釋者」。由於他對現代社會或現代性的關注,有人戲稱他為「最後的現代主義者」,或許稍嫌誇張,不過他確實是現代主義的主要旗手之一。本文只是我個人一得之愚,他的書我未全看,率爾操觚,只因與他有過一段願將其思想扼要介紹。
http://blog.roodo.com/rivegauche/archives/2162651.html

台長: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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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登斯
紀登斯的第三條路 民粹路線?或菁英主義?>路遙 02/04/20

外來的和尚會唸經倫敦政經學院前院長達倫多夫曾不客氣的指出,第三條路思維所仰賴的是傳道式的推廣手法,在大選中固然特別有效,仍不足以對這二十年間全球化所產生的新權力結構構成威脅,且第三條路理論否定傳統的國家或地區民主決策方式,極可能使有心人士全球化之名行獨裁之實。

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訪台,政官學界又陷入「外來和尚」情結,陳水扁總統自承他的「新中間路線」是受紀氏「第三條路」概念啟發,實則紀氏是以「社會鉅變」為主要眼目和理論發展觀照點,盱衡東西方政局變化和布萊爾規畫「新工黨」政綱心得,在一九九八年集結成《第三條路》,雖然提供新舊交替的紛亂世界一個思考方向,但也和法蘭西斯‧福山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樣,引起諸多批判。

第二現代理論學派:學界矚目
紀登斯與哈伯瑪斯(J.Habermas)、盧曼(N.Luhmann)、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並稱當代四大社會學理論大師,雖以「結構化理論」解決社會理論若干對立觀念,贏得「現代社會最佳詮釋者」與「最後現代主義者」雅稱,但他並不認同一九七○年代後興起的後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後工業、後現代等「後學」,認為我們並沒有超越現代性(modernity),現今社會種種變遷與反思只是現代性的深化,並把這種現象稱之為「高度現代性」或「激進現代性」。一九九○年出版的《現代性的後果》,就是他觀照「鉅變社會」的研究成果。 

他和德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集合各國專業學者,從一九九七年起由德國Suhrkamp出版社發行「第二現代」叢書,跳脫現代對後現代的研究立場分析現代性,把學者零星論述匯聚成集體思潮,逐漸形成近年頗受學界矚目的第二現代理論學派。
紀登斯從古典社會理論入手,一九七一年出版的成名作《資本主義和現代社會理論》,就是以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幹三大古典社會學家著作中爬梳現代性的作品,其後陸續推出《現代性的後果》、《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等書,到九○年代初期蘇聯東歐瓦解,一九九二年美國柯林頓揭櫫「新民主黨」當選總統後,他才逐漸把研究重心轉移到民主、社會福利、全球化等現實政治問題上,之後推出《左右之外》,就是他試圖在新左派和新右派對立思維中尋找新出路的。工黨黨魁布萊爾援引他的觀點打造「新工黨」,結果贏得九七年大選,同年由劍橋大學轉任倫敦政經學院院長,並擔任布萊爾首席顧問的紀登斯,也由此引起廣泛注目。

第三條路重要特徵:混合主義
布萊爾登場之後,荷蘭、法國、義大利和德國等所謂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的政黨,紛紛採行修正路線,陸續擊敗執政黨;其間經布萊爾與柯林頓公開討論在資本與共產主義外另尋第三條路,以及與德國施若德發表《歐洲第三條路中間路線》共同宣言,到一九九九年九月時歐洲聯盟十五國有十三國由左派勢力主政,十月紀登斯推出《第三條路:社會民主更新》一書,新中間路線或第三條路頓成全球政治理論顯學。如陳水扁總統自言他的新中間路線是受到第三條路概念的啟發,二○○○年布希也是以溫情保守主義的中間偏右政見,為共和黨奪回政府。
混合主義是第三條路一個很重要的特徵,質言之,第三條路是在全球化蔚成潮流,全球產生結構性的反應朝著民主化方向移動時,試圖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取得平衡點。首先,全球化本身就是各種因素的結合,發展成全球市場經濟,蘇聯東歐集團消失,形成政治主權體重新整合與變化,原有軍備與武力再做調整與部署。在這樣的模式之下,主權國家的觀念首須調整以適應全球型文化,全球型經濟與網路等先進資訊科技,經濟生活形態發生質變,沒有人願意再接受由上而下的中央計畫式經濟與社會管理,而在如此變動不居的世界,如何調和左右兩派觀點,建立比較具有包容性的國家與社會,追求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即是第三條路應運而生的道理。
紀登斯認為,全球化其實是從傳統國家中抽取一部分權力,有助於消弭地方認同和民族主義興起的問題。因此,全球化也會創造新的「區域」,如巴塞隆納解除法國與西班牙經濟分隔,香港使中國經濟區推向東南亞;另一方面,蘇格蘭、威爾斯和愛爾蘭的民族問題,西班牙的巴斯克、印度喀什米爾土耳其的庫德族分離獨立運動,則紛紛從以前的主張建國,逐漸傾向於爭取高度自治權。

現代經濟體與世界接軌:勢在必行
紀登斯訪台期間很少談陳總統的新中間路線,對台灣問題也以了解不多未做深談,但他曾提到「混合主權」說,倒是頗饒興味。紀登斯認為,國家的角色本質上不再由冷戰思維來定義,而是要從重新創造文化認同、如何與其他國家相處與如何看待世界來界定,亦即單一主權會逐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如北愛爾蘭一般的混合主權,在新和平協議架構下同時與愛爾蘭、英國和歐洲聯盟發生連結關係,「這個觀念或許可以用在台灣與中國問題上,或可透過某種彼此接受、創造共同的地位」。
紀登斯又認為,經濟發展雖有助於民主化,需有開放相互配合,而目前世界正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由於社會本質變化急速,經營一個現代經濟體更需與世界接軌,開放勢在必行,是以所有威權國家都無法自外於民主化的壓力。

議論全球化立基於:鉅變社會
另一方面,第三條路的議論全球化,幾乎每個國家都有類似的主張出現,且每每引起政策辯論,也顯示第三條路的思維本身可能仍有值得商榷之處。
很多批評者認為,不管是中間偏左,還是中間偏右,基本上就是「柯林頓路線」。換言之,第三條路只是競選口號,根本不是左右之外的社會新思潮。這話也許有幾分道理,譬如說,陳水扁也自承,他是在一九九六年柯林頓競選連任成功後,開始注意到新中間路線,是以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應紀登斯之邀赴倫敦政經學院演講,即以「台灣新中間路線:一個全新的政治視野」為題,二○○○年總統大選也以新中間路線的綠色矽島、夥伴政府、全球化公民社會、兩岸關係正常化從經貿開始等主要政見。
不過,證諸第三條路既經柯林頓、布萊爾、法國喬斯平、德國施若德競選成功的檢驗,陳水扁有新中間路線,宋楚瑜打出「超黨派全民政府」、許信良「新政治」等有別於傳統政治思維的政見,不管是口號還是政策,足見大家都在找尋新的途徑,第三條路縱然不是社會新思潮,至少是個普遍認同的新方向。

第三條路的另一個批判是,它表面上看似結合民粹路線(爭取最大多數人支持)和進步主義(以社會正義和財富共享為目標),實際上仍屬於菁英主義。持此看法的人認為,紀登斯的《第三條路》是他擔任工黨智囊後的政治宣傳作品,雖也觸及左右之爭及其社會因素,但少了《資本主義和現代社會理論》、《批判的社會學導論》等早期著作的社會理論探討,顯然是順應政治人物所拋出的個人創作,並不是來自實際的社會運動觀察。
此外,倫敦政經學院前院長達倫多夫(Ralf Darenhdorf)更不客氣的指出,第三條路思維所仰賴的是傳道式的推廣手法,在大選中固然特別有效,仍不足以對這二十年間全球化所產生的新權力結構構成威脅,且第三條路理論否定傳統的國家或地區民主決策方式,極可能使有心人士假全球化之名行獨裁之實。
然而,第三條路最大長處是,它立基於「鉅變社會」,雖然是從左派社會主義和右派自由主義間演繹出的修正路線,但只是提示一個不斷修正的原則,並不限定在左右之間找尋中間路線,是以不同國家與社會依自身經濟、政治、地緣、血緣條件所發展出的第三條路風貌也大不相同,或許才是它不斷被賦予新內涵,迅速風行全球的最主要原因。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8734

〔自由02.04.16記者郭怡君、蘇永耀╱台北報導〕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紀登斯昨日以「全球新中間路線之挑戰與展望」為題,在台灣發表首場公開演講,他指出,成功的政府改造需要隨時考慮增進政府效能和生產力,唯有根據國家需求改變既有作為,朝「廉潔有效」邁進的政府,才能具有全球競爭力,人民則須主動出擊改變和政府的關係,強化「市民社會」的秩序來制衡政府,才能共創美好的國度。
紀登斯指出,世界正面臨全球化、知識經濟和個人主義三大潮流的衝擊,故步自封的政府和個人都注定會失敗,兩者都必須積極調適因應變化,除了政府施政要朝透明公開和責任政治改造外,人民更要積極參與,讓政府菁英、民間菁英和市民社會三者達成良好平衡,任由政府主導容易造成機會不均等,使個人受到國家侵害。
紀登斯強調,對人力資本的掌控將是適應全球化的關鍵,尤其在知識經濟的趨勢中,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可能比發展新科技更重要,唯有透過許多教育和終身學習的機制,培養更多具有國際化看法的人才,才能讓國家發展更有效率,協助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提出「第三條路」思想而聞名國際的紀登斯指出,所謂「第三條路」是要在左派和右派之外,指出一條全人類都能走的共通架構,需要找到中間的路線,讓個人和政府都能與之回應,這是全球思維辯證,沒有國家能置身事外,但第三條路的應用則因地制宜,其他國家不能全套照抄。
紀登斯舉例說,歐洲傳統福利國家因失業津貼很高,造成人民自願失業,導致失業率節節上升,僵化的社會福利變成進步的障礙,就值得亞洲國家借鏡;現代化的福利國家不能再把人民當成統計數字,需要追蹤評鑑政策的後果做為施政參考。
紀登斯表示,「第三條路」應用在施政上,就是要刺激經濟發展、在全球市場保有競爭力,且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仍讓大家感覺本土認同,實踐的要點在於「贏得選舉」且「有效施政」,政府要重視施政的技巧,在貨幣政策上要有節制,雖要有總體經濟的制約,但不能太干預產業,也不能無限擴張赤字預算。
紀登斯認為,公營事業和私營企業如何建立「夥伴關係」將對未來經濟有決定性的影響,許多國家的公營事業民營化並不成功,常造成另一種公費補貼,每個國家對公營和私營企業如何建構夥伴關係需要進行實驗,才能使公營企業真正學會管理效率,而私人企業也學會著眼公益。
2008-04-28 08:09:12
新中間路線
新中間路線 口號價值罷了?>聯合報第十五版91.04.18賽明成

紀登斯訪台引起的旋風,不僅在智識場域中,隱然形成左、右二派關於福利國家之爭辯,於政府高層中,亦落實其謀求統與獨之外的所謂「新中間路線」的旗幟。前者涉及福利國家正義的議題,右派探究福利國家其支出成長與高賦稅間的關聯,左派質疑資本主義國家藉擴張福利支出,以求取來自社會之同意。後者觸及無關乎意識形態分歧的爭論,卻嚴重斲喪台灣邁向民主化歷程的統獨糾葛。新政府欲將「新中間路線」與紀登斯的「第三條路」作政治意涵連結的同時,紀登斯對此不願正面回應的態度,某種程度上,堅持了知識上的自主性。
紀登斯的「第三條路」企圖在老左派與新右派間,針對福利國家體制提出中間偏左的改革理論,很大程度上,提供英國工黨布萊爾爭取中間選民的策略。然而老左派強調國家福利提供者之角色至新右派關於縮減給付、支出與福利私有化的論述中,英國卻在此「第三條路」上走得相當艱辛。
這條中間偏左實靠右的道路,對於一個左、右二派均有相當發展歷史的英國來說,其引發之爭議與抗爭罷工浪潮,正批判著布萊爾的新工黨政權正當性。而鐵路私有化後所引發民營部門只顧及利潤極大化的爭議,預告著充斥政治意涵的「第三條路」可能的挫敗。
換言之,英國的群眾運動不斷向兩方面修正。一是重新探討老左派之「國家全面干預」所引發的道德危機。另方面,社會運動正嘗試顛覆布萊爾名為非左非右的「第三條路」,實乃承襲柴契爾夫人新保守主義的本質。在「第三條路」的理論支撐下,布萊爾調合社會正義與政府效率的企圖,也在其教育政策架構中,昭示了企業資本關於教育的侵蝕,深化了社會階級的差距,烙印化了只有能力就讀一般水平以下學校的家庭與學童。在布萊爾華麗政治語言的背後,英國社會漸有能力反省在「第三條路」情境下空洞的公共政策架構。這些經驗隱含著在政府再造過程中必須謹慎面對資本階級重創「第三條路」的可能性。
反觀台灣,並未有左右二派辯證的傳統,甚至幾乎不存在左派論證的空間。新政府於執政前,雖與勞工運動及弱勢團體結合,執政後,卻顯現著較過去威權體制的國民黨「黨國資本主義」本質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態勢。綜觀新政府上台後,除將「新中間路線」當作解決統與獨的政治路線口號外,對於攸關社會弱勢團體的福利政策,缺乏深刻的公共議題設計與辯論。相較於西方國家(特別是以英國為例),台灣社會對新政府偏離其在野時對台灣社會運動的承諾,所做出的反動,很大程度上,被朝野政客日復一日的政治惡鬥給消磨掉。這隱約指出台灣社會運動關於自身建構意識形態的侷限性,同時亦顯示台灣政治人物缺乏深沉的反思能力。
細觀新政府人事佈局上過多的政治考量,過少的社會人道主義該有的反省,已從其與財團過度緊合的關係中,窺見其仍有「資本主義國家」傾向,且更將意識形態國家置於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邏輯上。當財團勢力延續舊政府時代的運作方式介入新政府政治權力鬥爭的場域時,昭示了「新中間路線」不過是口號價值罷了。這是當前新政府面臨最嚴肅的挑戰,亦是在父權文化情境下最沉重的包袱。而新政府似乎尚未正視台灣先天不良的政治環境,政商掛鉤依舊,這是為何即使將「新中間路線」強加於紀登斯的「第三條路」上,仍顯窘困之因。
無論紀登斯的「第三條路」是否已然於政治場域中褪色。關乎國家角色、個人主義及資本主義面向間交錯之左、右二派意識形態的對話,值得台灣社會運動重視。當高喊「新中間路線」的同時,吾人企盼已然築基而非顛覆於威權體制與家父長制上的台灣民主化,新政府更應深刻反思在「新中間路線」之後,其立場是否正向社會中的上層階級不斷地靠攏?(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公共管理系助理教授)
 
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
http://big5.chinataiwan.org/tsh/mtxy/hx/200708/t20070801_396220.htm

以提倡“第三條路”聞名的英國社會學家、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紀登斯在4月中旬訪問了台灣,他在四天行程中會見了陳水扁,並進行了公開演講。此事又一次引起了人們對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的議論。
紀登斯在台灣受到了“國師”級的禮遇。陳水扁稱,“作為阿扁的經師,紀登斯教授當之無愧”。據陳水扁說,他的“新中間路線”是受了紀登斯的“第三條路”的影響和啟發而形成的。1996年12月,陳水扁到英國、比利時、荷蘭展開“學術、政策之旅”時,曾應紀登斯之邀前往倫敦政經學院,以《台灣新中間路線:一個全新的政治視野》為題作過專題演講。後來在參加2000年“總統”競選時,陳水扁正式喊出了“新中間路線”的口號。陳水扁毫不諱言,這個口號的提出,與他最後的勝選關係甚大。
4月15日,陳水扁在會見紀登斯時談到他的“新中間路線”,說台灣雖無左、右派的爭議,但卻有獨統、族群、省籍等問題,有些問題並非截然的二分,可以超越意識形態,試著調和省籍、獨統、市場經濟與社會福利、個人與集體利益等。4月16日,陳水扁在一次視察過程中,又對他的“新中間路線”進行闡釋,聲稱“新中間路線”不是在左、右派中間劃一條線,而是透過接觸、溝通,調和左派與右派、市場經濟與社會福利、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矛盾與對立。
在這陣“紀登斯旋風”中,台灣報紙上對“第三條路”和“新中間路線”的談論一時甚囂塵上。人們指出,紀登斯的“第三條路”是基於西歐尤其是英國的社會現實,為解決全球秩序變遷所產生的問題而提出的一種方案,它最關注的是“現代化”主題及“全球化”帶來的變遷。“第三條路”自我標榜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其基本價值觀是所謂保留社會正義、立足平等、尋求個人與社會的新型關係、尋求對於權利與義務的重新定義以及“無責任即無權利”和“無民主即無權威”的兩項倫理規則,目標據說是幫助世人在時代重大變遷中找到自己的方向。“第三條路”企圖超越傳統上激進與保守的對立取向,為解決其關注的問題尋找新的可能性和另類方案。簡言之,就是要“在兩極中間取中道而行”。有人認為,從具體的歷史層次看,台灣沒有西歐意義上圍繞福利國家路線與市場經濟路線的左、右派爭議,因此紀登斯的“第三條路”並不等於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但從抽象的理論層次看,“第三條路”尋求另類解決方案的主張,與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又可以說是相通的。
與此同時,人們也指出,“第三條路”一直受到質疑,並已為政客所利用。有人批評“第三條路”是一個難以捉摸的政治計劃,既沒有內涵,又缺乏方針,不能有效地響應當今世界面臨的政治議題。在批評者的眼裏,“第三條路”既非左非右,又時左時右,其所依據的,僅僅是如何取得最多選票的投機主義,而並非要給世人指出正確的方向。一些政治人物慣於向選民描繪動人的願景,但光說不練,言行不一,令人生厭。他們拿不出施政成果,卻在自身立場和競選策略上看風駛舵,伺機取巧,把“第三條路”當作一種政治行銷術,當作一種吸引中間選民選票的選舉工具,往往在不清楚交代自己政治主張和施政成果的情況下,以中庸之道的捍衛者自居,並把政敵說成是極端分子。這就使得原來對“第三條路”有所期待的中間選民,不能不採取“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仔細地檢驗這些政治人物的政治作為。
對陳水扁和他的“新中間路線”,人們也不能不作如是觀。4月26日,在陳水扁會見紀登斯之後不久,台灣《聯合報》的社論就質問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究竟實踐了多少。社論說,儘管台灣多數民眾都在追求社會安定,但個別政客卻始終操縱對立議題,民進黨實踐“新中間路線”的意向並不明朗。從陳水扁上臺早期的核四爭議,到最近的8吋晶圓政策,政府都沒有迅速響應“中間民意”,反而使爭議延宕不止。陳水扁屢屢宣示要致力於族群融合和推進兩岸和平交流,但至今進展緩慢。就紀登斯的論述核心——“全球化”議題而言,民進黨政府雖侈言台灣不能自外于“全球化”潮流,但對於經貿、文化的開放卻要假“本土化”之名而處處設限。社論更指出,台灣長年處於政治紛爭之中,以統獨對立為軸心的各種爭議耗費了大量社會資源,陳水扁拿不出什麼真正“新中間路線”的成績單,而“新中間路線”卻片刻不離陳水扁及其身邊那些政治人物之口,這真是一個諷刺。
  那麼,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又有什麼妙用呢?
首先,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是為他的“漸進式台獨”服務的。不久前,在“汪辜會談”時值九週年之際,大陸海協會研究部在《尊重歷史才能彰顯誠信》的文章中指出,陳水扁把兩岸是否堅持“九二共識”之爭,說成為“兩岸對九二會談過程與結果解讀的爭議”,企圖將“九二共識”議題化。從這裡,人們可以看出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是怎樣為“漸進式台獨”服務的。事實上,陳水扁也企圖將一個中國原則議題化。這種對任何涉及兩岸統一的重大歷史事實和原則問題都作議題化處理的手法,正是“新中間路線”在統獨問題上的具體運用。儘管統獨問題事關民族大義,事關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能否被損害和分割的大是大非,根本沒有什麼“中間路線”可走,但陳水扁卻要以“新中間路線”作為解決統獨矛盾的政治口號,企圖在兩岸關繫上謀求統與獨之外的另類解決方案,表面上“中庸”、“溫和”之貌可掬,實際上是在為“漸進式台獨”製造保護傘,無非是抗拒統一,以拖待變。
其次,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是為他的政治手腕服務的。今年初,陳水扁在桃園參訪宏基集團時,對人說他從政二十年來“一直在變,非變不可,但絕非善變”。這是在愈來愈大的輿論壓力下不得不作的一種自我辯護之辭。其實,陳水扁是否“善變”,不能由他自己來“一言以蔽之”,人們只能從大量的事實中尋找正確的答案。別的不說,只說陳水扁在上任之初,曾信誓旦旦地表明他不再從事自己所屬的執政黨即民進黨的黨務活動,而要做“全民總統”;但曾幾何時,他在去年底的“立委”選舉中就不顧一切地為民進黨拉票,現在更要以“全民總統”之身,兼任“台獨”政黨民進黨的主席,把自己說過的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不是“善變”又是什麼呢?所以,國民黨主席連戰公開質疑陳水扁的誠信,並要求陳水扁說清楚他在“一身二任”的情況下如何處理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問題。此外,陳水扁一面侈談超越意識形態,一面卻堅持以意識形態挂帥來阻撓兩岸關係的發展,干擾兩岸經貿、文化的交流與合作,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事實證明,陳水扁是一個多變、善變的人,人們對此早已自有公論,陳水扁也應有自知之明瞭。只是陳水扁為了他的政治前途,要對自己這種反覆無常的政治手腕加以美化和偽裝。於是,令人感到含糊不清、捉摸不定的“新中間路線”,便成了陳水扁十分合適的外衣。
再次,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是為他的選舉目標服務的。如前所述,陳水扁深知紀登斯的“第三條路”已被政客們用作吸引中間選民選票的一種選舉工具,他在2000年競選“總統”時提出“新中間路線”,根本的目的就是希望吸引中間選民,贏得選票。結果他如願以償了。陳水扁上臺後,一些人認為他可能重走李登輝的老路,一些人質疑他在臺聯黨出線後自失立場,一些人指他“有企圖,沒方向”。而無論哪一方面的民眾,大都懷疑陳水扁正在玩弄兩面逢迎的把戲,以求自保。在這種情況下,陳水扁這次藉會見紀登斯之機煞有介事地重申他的“新中間路線”,其根本目的顯然又是為了追求連任。至於他是否能像2000年般如願以償,那就不得而知了。(楨:還有二顆子彈的奧步啦!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4143034/20080303070246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0014370/20071210062819
2008-04-28 0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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