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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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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不了,為何福山能將民主自由與平等正義、自由主義的小政府與強行政等相互矛盾的東西,全統合於其所謂的絕對真理一一歷史的終結一一資本主義民主?

有啥不了的,如前評《文明衝突》所言:「凡此種種可知,杭氏其實是美國主義者,他前後的不一反應了,之前有見於美國盟友大多因急於現代化而陷於紊亂,相對社會主義國家則穩定,為美國利益故強調秩序。冷戰之後,民主自由的要求瓦解了蘇東,繼經濟現代化後民主化有成的台灣和南韓等,又成為杭氏用以對付中共、北韓、新加坡等對美帝不滿者的棋子。由此可知後進國一定要從自己出發,找到適合自己可大可久的發展之道,而非隨著他人節拍起舞。而在這一後一前的主張,卻是相互矛盾。在《第三波》時他樂觀地認為應在非西方推动民主,但到《文明衝突論》時則悲觀地認為不可,而只能遏制非西方以保護西方民主及耶教文明」唄!

原來如此!從美國國家主義或許更能洞見邪者以下複雜的歪理:

《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是美國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本書全面論述了20世紀下半期人類在迅猛的科技發展的條件下,社會意識形態、道德倫理觀念,以及文明演進模式等發生的相應變化,從黑格爾哲學出發,重新提出並闡釋了“曆史的終結”的社會科學概念,認爲自此之後,“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作爲社會進步的常識而爲世人所普遍接受;不論人們所處的社會正處于何種形態,這一人類理念的實現

《21世紀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弗朗西斯‧福山曾因預言以民主自由和全球資本主義作為“歷史的終結”而聞名于世。因此,他最新出版的著作的命題——構建新的民族國家——才使人如此始料不及。福山認為,歷史的終結決不會是一個自發的進程,治理有方的政治實體作為它的前提條件貫穿于這一進程的始終。他相信︰“軟弱無能國家或失敗國家已成為當今世界上許多嚴重問題的根源。”
福山從國家概念的廣泛重要性入手研究國家構建,他不贊成公共管理學這個概念,並且研究了造成當代國家弱化的原因。在本書的最後,他研究了弱國家對國際秩序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以及國際社會可能對其進行干預的理由。(楨:美入侵並續占阿、伊的歪理之一)
第一章 國家概念正在缺失的範圍
一 有爭議的國家作用
二 範圍與強度
三 國家的職能範圍、力量強度與經濟發展
四 傳統理論的新詮釋
五 制度的供給
六 對制度的需求
七 越搞越糟
第二章 弱國家與公共行政的黑洞
一 制度經濟學及組織理論
二 組織目標不明確
三 委託人、代理人與動機
四 權力下放與自由裁量權
五 放棄與重新撿起
六 組織模糊條件下的能力建設:政策意義
第三章 弱國家和國際合法性
一 新帝國
二 對主權的侵犯
三 國家構建
四 國際層面上的民主合法性
五 超越民族國家
第四章 小而強的國家

面對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思考——兼評福山的《國家構建——21世紀的治理與世界秩序》<<社會主義研究 >>2007年05期賀東航
一般認爲,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學者是主張限制國家角色的,而同屬于這一陣營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卻提出要強化國家的本質.福山的著作無疑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極爲重要的訊息,即在國家體制構建方面的知識存在嚴重疏漏,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更深刻闡明了國家體制構建的重要性.本文以國家構建理論爲基礎,對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體制建設進行嘗試性探討,並梳理相關理論成果,結合中國的現實,提出國家構建未來發展的目標.

歷史終結論”與布什的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04年08月17日 國際在線

冷戰的突然結束使許多國際關係學者感到震驚。隨之而來的是各種關于世界新格局觀念的涌現,這種現象在美國尤甚。有人甚至說,冷戰結束後是一個出預言家的時代,而美國則是一個出預言家的國家。在來自美國的預言中,弗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屬樂觀派,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被劃歸悲觀派。“9·11事件”以後美國進行的兩場戰爭似乎使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驗證,但福山一直堅持認為這一現實更近乎是歷史的終結。在筆者看來,與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相比,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與布什政府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政策的相關性更強,更值得人們警惕。
何謂“歷史終結論”
“歷史終結論”最早源于福山1988年所作的一次題為“歷史的終點”的講座。隨後,他在講座的基礎上寫成論文——《歷史的終結?》。1989年,美國新保守主義期刊《國家利益》發表了這篇文章,標志“歷史終結論”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係正式出籠。
事實上,這篇敘事有余而推理不足的論文最初並沒有引起學界的關注。《國家利益》雜志當時甚至強調:文章只代表福山個人的觀點,與雜志社無關。但很快,隨著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一係列事件的發生,“歷史終結論”一夜之間獲得了現實“驗證”,從而引起關注。
1992年,福山將他的觀點進一步發展,撰寫並出版了《歷史之終結和最後一人》一書。在書中,他向全世界宣讀了一份據稱來自西方的“福音”:20世紀80年代世界上發生的一係列重要政治事件並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更是歷史自身的終結;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完成,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並即將成為“全人類的制度”。
福山在強調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勝利的同時,也承認“目前的勝利並不代表以後再也沒有事情發生,目前的自由主義還只是在思想或意識領域取得勝利,離在現實物質世界的勝利還很遠”。顯然,他對于西方“自由”、“民主”全面勝利之途的艱辛有清醒的認識,但對資本主義當下鏡像的“美好”及其在物質層面業已“勝利”的定性卻是毫不置疑的。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定性成為其“歷史終結論”的立論基石。
“歷史終結論”的政策相關性
對于“歷史終結論”,持批評態度的人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它的科學性和預見性兩方面。一方面是對福山觀念的理論來源進行批評。另一方面則是揭露福山所認為的“業已大獲全勝的資本主義自由世界”的弱點,以此證明福山所認定的這種歷史終點具有可疑性。不過,這種批評卻沒有注意到福山政治哲學觀念的另一重要方面:即它的政策相關性。
事實上,“歷史終結論”的政策相關性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就得以體現。福山所認為的世界最終是“民主資本主義”的觀念,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就成了一種真正的政策訴求,成為克林頓政府政策的三個核心——經濟、安全與民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克林頓政府之所以發動科索沃戰爭,推行所謂的“民主”就是一個重要誘因。
布什政府上臺後,以新保守主義的政治理念作為政策指針。新保守主義以自由市場經濟觀念為基礎,認為在一種政治背景中只有一種經濟體係可以立足。這種政治背景就是所謂的“自由民主”,這種經濟體係就是所謂的“全球化自由市場經濟”。新保守主義的這種觀念基礎是福山政治哲學的映照。而美國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大力推行的對當地“民主”制度的改造,似乎正是走向福山“歷史終結論”極力鼓吹的“民主”與“自由資本主義”這一“歷史終點”。
“二元世界觀”危險性值得警惕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把伊斯蘭文明甚或是伊斯蘭文明與儒家文明的聯合作為基督教文明的敵人,其潛在的一個重要觀念就是文明的西方世界與非文明的其他世界的衝突,這是一個活生生充滿敵對感的“我對他者”的二元世界觀。事實上,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也體現了這種二元世界觀,只不過更加隱蔽罷了。
首先,福山將人類社會的終點歸結為所謂的“自由民主”與“市場資本主義”這一單向性的、行進式的邏輯,毫無疑問就將現有的世界分為涇渭分明的兩部分:一部分是所謂已經到達歷史終點的、堅持“自由民主”與“市場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另一部分是應該走向這一歷史終點的其他國家。也就是說,在福山看來,世界已經具備敵視的潛在可能。
其次,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文發表10周年之際撰文宣稱,10年來國際政治與全球經濟中沒有任何東西足以挑戰他的結論。他堅持認為所謂的“自由民主”和“市場資本主義”是現代社會的惟一選擇。這種路徑惟一性觀念排除了歷史發展的其他路徑,使其二元世界觀具備敵對可能性。
福山政治哲學的政策相關性毫無疑問就將上述兩個方面的敵對性納入現實世界中,而布什政府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戰爭以及對中東地區所做的“民主”改造就是實例。
人類歷史上,二元世界觀一旦上升到政策的層面,帶來的往往都是災難。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中隱含的這種邏輯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其危險性更是值得我們警惕。 (肖歡容 作者單位:北京廣播學院國際關係學係)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8/17/content_1803971.htm

台長: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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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默:BBC談“西方崩潰”,台灣英美派“公知”怎麼辦2017-06-12

4月,BBC刊載《西方文明可能以何種方式崩潰》一文,闡述西方的現代危機,很精彩。對於西方人能深切檢討自己,我們必須表示敬意,因為不斷地自省,是先進文明的特徵。
  西方即將崩潰說,其實早有人預警,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1918年-1922年出版的《西方的沒落》。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反西方主流的“進化”歷史主義,主張“循環”歷史說,預言西方文明必然衰敗的結局。
有別於這次BBC的文章以經濟、生態、財政面向看問題,斯賓格勒以文化的面向,剖析歷史與未來。由這兩種論調的差異,可見歷經了100年的全球化發展,人們對歷史解釋的變遷:百年前大家談民族主義、文化形態,今天則以不同的角度,回頭分析民族、文化與文明的危機。
  西方沒落一說,隨著全球化史觀的發展,已有相當多的論述。若以10年前與今天比較,西方的全球史觀,已有將中國從邊緣轉移至核心探討的趨勢。不過,絕大部分還是以“西方中心”為主流敘事模式,並以一種“特例”的眼光,看中國崛起現象,尤以英美知識圈最為明顯。歷史到底是“線性進化”或是“循環發展”這個問題,因為中國文明重回聚光燈下,而益顯突出。
  斯賓格勒的歷史循環理論,從來不是西方學界的主流看法,然而,傳統中國卻一直都謹守循環史觀,例如一般市井小民也聽過的“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古代中國從未主張(或彰顯)歷史趨勢是線性進化,而我們反覆強調循環論的文化基因,早在諸子百家時代就已確立,爾後的思想主軸儒、道、佛,也都一致​​地認為循環才是真理。
  換言之,我們從來不相信歷史會往某一方向直線發展而不回頭,但這卻是近代西方史觀的基石,斯賓格勒算是非常特別的例子。這便是中西文明顯著的差異之一。
  在21世紀後,種種跡象顯示西方文明的發展確實遇到了瓶頸,甚至危機四伏,高度複雜而脆弱的全球經濟網路,以及在民粹猖獗下西方核心價值的挫敗,各種崩潰論便應運而生。當西方人開始認真思考“民主、自由的社會將會失敗,而像中國這樣擁有更強大的政府的國家將是贏家”時,暗示著循環史觀可能要再次挑戰線性史觀的權威性,說白了,西方視自由民主為進步價值,且不會走回頭路這一看法,受到現實的嚴重挑戰。
2017-06-13 1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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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等vs 秩序、平衡
在文藝復興後,西方思想界將自由與平等雙重價值,拉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並搭上海權時代與工業化的浪潮,散播至世界各地。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對“自由”的那種宗教式狂熱,影響深遠,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也在西方社會風行草偃。相對於此,東方的中國,思想核心則是秩序與平衡,這兩項中華文化里的最顯著的概念。
  另一方面,籠統地說,西方講究個人主義,中國講究群體主義,這在歐洲始終無法建立統一政權,而中國始終追求一統的面向上,多少也可看出明顯的不同。個人主義加上自由與平等,成為西方民主制度與自由貿易的基礎,與西方核心價值,並透過霸權主義得以實現西方“線性的進步”。直到如今,經濟的巨輪轉動趨於停滯,連帶使得根植於此的西方價值也岌岌可危。看崩落的自己,看崛起的中國,西方人開始找中國秘方圖存。
  其實,中國秘方無他,秩序與平衡而已。
現代中國的全球經濟戰略,講究國與國之間的互利互惠,就是一種平衡的觀念,這與300年前西方文明以掠奪崛起,大異其趣。在《西方文明可能以何種方式崩潰》一文中,以羅馬帝國的崩潰為例,警示現代西方社會是在走過度擴張的老路,最終要超過自己能負擔的規模,反向內塌。
以我們的角度來看,就是“失衡”。在中國的史書上,歷代知識分子也痛批同樣擴張過度的漢武帝,民窮財竭的結果,還是得走上內縮。漢武帝前後兩個治世,都是在外患與經濟問題之間找到平衡的顯例,而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漢族)總有反對擴張的傾向,原因就是對失衡與失序的反感。
  所以,當中國說自己不會成為第二個美國,西方人不大相信,就是因為不了解文化基因的差異。我們說的“王道”,中華文化圈內的日韓或許還能理解,在西方人主流的“線性”思考裡,特別是英美霸權裡,是不一定能找到這種東西的。那麼,為何深受英美教育洗禮的部分台灣“公知”,死抱“中國威脅論”,也就不難理解。
  由於歷史因素,台灣從兩蔣時代就偏英美,在那個中國人自信陷入谷底的時代,英美在各方面都是進步的指標,尤其是美國,影響力穿透到今天依然不墜。兩蔣尚有復興中華文化之志,但始終沒有突出的成果,小蔣更是用西方思維將台灣經濟拉拔起來而耗儘後半生,再無餘力著眼於文化。
  也由於經濟的起飛,中產階級興起,而產生了許多留美與留英的知識青年,他們在李登輝時代,帶回了英美價值,推動台灣在經濟以外層面的變革,這裡不妨稱其為“英美派公知”。
2017-06-13 10: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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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光譜上,“英美派公知”斷裂成兩種人,偏藍者要復興中華,偏綠者要台灣獨立。他們與政治光譜相近的族群有所不同,在藍營,土豪是土豪,公知是公知,深藍是深藍。在綠營,皇民是皇民,公知是公知,深綠是深綠。
  部分藍綠英美派公知,被兩陣營內的主要勢力所排擠,藍者如趙少康,綠者如陳文茜。不依附黨內當權派的他們,都被排擠出黨,而由於知識背景類似,這些棄黨公知卻因思想上的合拍而走到了一起,藍公知染綠,綠公知染藍,反而成了不知是藍是綠的特殊族群。
  重點是,這些“英美派公知”,在藍綠光譜外,也支配了部分輿論,在幾個政論節目中,總不乏他們入列高談闊論,紙媒社論上亦然。當你看到主張台灣瑞士化的陳文茜與統派也親,或曾高喊中華的趙少康在綠媒有一方天地,或許感到些許錯亂。其實,只需要知道這些公知自有一把超越藍綠的尺,刻度就是英美價值,即可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成長背景,一方面是國民黨的“恐共”,一方面是本土獨派的“反外來政權“,再一方面則是貶低中國的英美教育。
  上一次曾談到台灣民意蹺蹺板,藍公知屬於藍胖子,綠公知屬於綠瘦子,他們雖自成一格,卻都不願離中間太遠,更不願坐在尾端。所以對統派而言,這些公知們也是讓台灣民意向綠傾斜的重要因素。而我們所在意的,是他們對中國的排斥性,以及他們的影響力。
  “英美派公知”的限制與失職
兩岸當前的重大問題,是信息的嚴重不對稱,這在20年前,或許還不嚴重,但在大陸迅速變化的今日,台灣民眾對大陸的無知狀態,就很危險了。要理解這種全世界都比台灣還了解大陸的詭譎現象,公知當然要負責,尤其是那些走中間路線,並掌握了媒體發言權的知識分子。
2017-06-13 1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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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派公知”都是聞過所謂“香甜”空氣的精英,他們幾乎都是西式“自由民主派”,在價值優先的心態下,認為大陸相對落後的思維支配了他們對兩岸問題的看法。無論藍綠,他們堅信台灣可以在價值觀上保持領先,並透過行動影響大眾思維。對於今天台灣的民主困境,公知認為是台灣的問題,而非西式“自由民主”的問題,只要將時間拉長,台灣社會終能擺脫民粹的糾纏。
  可是,英國脫歐了,特朗普當選了,公知自己也陷入了困境。全世界標榜最“自由民主”的地區,也為民粹所困,那麼,台灣的民粹真的只能看成台灣的問題嗎?就我的觀察,公知們仍然認為那是特朗普的問題,而不是西式“自由民主”的問題。要檢討,就檢討那些反對西式“自由民主“的人或現象,絕對不能質疑西式“自由民主”本身。這種現象,加深了兩岸的鴻溝,大陸發展得再好,都不能跨雷池一步。
  我並不是說,西式“自由民主”全是錯,但從台灣經驗感同身受,這個制度確然大有問題,而不能都歸諸於台獨意識形態的綁架。在BBC這篇文章裡,從幾種角度看西方文明危機,最能讓台灣民眾有感的,肯定是經濟層面。當經濟車輪轉不動,“自由民主”這類價值,就會搖搖欲墜,這可從民眾普遍希望郭台銘出來領導看出端倪,因為郭老闆象徵的就是高效率——必然要折損西式民主制度的高效率。公知們應該先將英美那些看似秀麗的價值放一邊,問自己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台灣人感受最有希望的年代,是不是“自由民主”被壓抑的年代?
  是,小蔣時代是一般民眾覺得最有希望的時代。自由有限,民主沒有。進入自由民主後,沒有任何領導人,能再重拾希望。以如今台灣的民主機制,能產生有遠見的政策嗎?
  英美派公知被西式“自由民主”綁架可以理解,但眼睜睜看著民進黨公知蔡英文,以所謂“進步的價值”掩飾其對經濟發展的無能為力時,你們應該要檢討的不是只有蔡英文,也要檢討“進步的價值”。
2017-06-13 10: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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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之所以當選,顯示美國財富分配嚴重失衡,惹毛了中下階層的民眾,多元社會的包容性背後,隱隱藏著仇恨的種子,有心者只要一把火,原先傲人的價值,一夜燃燒殆盡。
  同樣的特朗普,日前宣布退出巴黎協定,“英美派公知”們批評其自私自利時,也不要忘了提,中國大陸現在的再生能源,佔總發電量21.05%,換言之,西式“自由民主”,可不見得能產生良知。兩岸信息要對稱,才能減少錯誤認知,這是公知的責任,不要讓民眾以為台灣就一定代表進步,事實並非如此。
  思想僵固的不是統派,而是獨派
一般英美派公知,大都看不起統派,以為主張統一的人思想老朽,拋不開“黨國體制”,甚至批評為過時的“大中國主義”。不過我們知道,台灣總是跟在西方人屁股後跑,最滑稽的現像是,當西方精英開始注意中華文化的優越面時,台灣精英才回神拍大腿,這是我們的啊。換言之,要“英美派公知”認同中國,還得西方文明走前面先點贊才行。
  幾年前,書市多得是英美精英寫的中國崩潰論,公知們也談得津津有味兒,現在這種論點已經顯得可笑,西方輿論逐漸轉向,公知們才勉強跟風。這顯示“英美派公知”,大都對中國傳統所知有限。這是當然的,因為你們認識的中國,是洋人口中的中國。其實,台灣關於中國傳統的信息,有相當多的保存,我們的史觀、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藝術、我們的文字,隨便挖都是一堆寶,西方人現在有點看懂了,“英美派公知”們還在狀況外。
  大一統的“大”字,要以“尊”字解,而不是“統很大”的意思,這個概念出現於《春秋·公羊》,當時還沒有統一帝國的存在。雖然漢儒有解成大統一帝國的說法,但其原意比較近似現在的歐盟。故而,“統一”的思想,可以有很多維度的解釋,一國兩制,是大一統,美國聯邦制也是大一統,“大中國主義”有何不妥?怎麼會老朽?
2017-06-13 10: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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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的彈性,其實遠少於統一,所以思想僵固過時的,反是獨派。
  未來西方能不能突破瓶頸,避免沒落,其實一定程度跟中國經驗有直接關係,“英美派公知”們要知道,連了解“自己”的途徑都要依賴西方人,真的不值得誇耀。自己的史書自己翻,因為,西方精英也正在翻中國史。
  回應
 這些人就是西方主子麵前矮人一等,自己同胞面前高人一等,這就是典型的沒有獨立人格。什麼“主體意識”,都是假的,骨子裡的奴性才是真的。龍應台就是最好的例子。做西方人的二等公民當慣了,發現看不上眼的大陸三等公民卻翻身做主人了,自己不習慣
 還是那句話,有些人跪久了,看見別人和主子站著,就會對站著的人充滿莫名的仇恨。
 有一種說法是“港台是被西方馴化的社會”很形象。
2017-06-13 1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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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為:話語自信——回望六年前與福山的那場辯論

2017.6.12,觀天下講壇特邀當年辯論的主角張維為教授,與大家一起重溫激辯風雲,暢談中國構建話語自信的重要性。活動當天共計十幾家媒體出席,逾百名觀眾慕名前來,報告廳賓客滿座,氣氛十分熱烈。現將張教授發言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2011年6月,也就是六年前的這個時候,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先生應《文匯報》和上海春秋研究院的邀請,與我進行了一場很有意義的辯論。
  福山是西方著名的自由派學者,其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讓他一舉成名。他的基本觀點很簡單: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類歷史的最高階段,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終結了。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崩潰似乎印證了他的觀點。辯論主辦方本來請他來談“國際秩序中新興國家的作用”。但那天他抵達上海文新大廈的貴賓休息室時,對大家說“我今天想談談中國模式”,這讓大家感到有點驚訝。因為福山對中國模式有多少研究,大家並不熟悉。
  這些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西方話語的滲透無孔不入,特別是政治學、經濟學、新聞學、法學等。在與福山先生辯論前,我也看了一些中國學者與他的對話,恕我直言,那不是對話,而是“匯報工作”。我們那些學者關心的是中國哪一天才能達到美國民主和法治水平。這種甘當西方學術打工者和搬運工的弱者心態使許多西方學者來到中國如入“無人之境”,就像美軍入侵伊拉克那樣,所向披靡,在任何問題上都被看作是專家,觀點被廣泛轉載和引用。
  但我從來沒有向西方學者“匯報工作”的習慣,我對在場的文匯報負責人輕輕地說了一句,給他一點中國震撼吧。當然,辯論當天我們雙方都保持了禮貌和克制,我對福山也很尊重,但雙方觀點分歧很大,辯論很激烈。
  當時我們在五個大問題上做了某種預測,現在六年過去了,時間不算長,也不算短,讓我們做個“中期評估”吧。我們一起回望一下,究竟誰的預測更靠譜。我自己對做學問的要求是經得起實踐的檢驗,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2017-06-13 10: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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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預測是關於阿拉伯之春與中國的。大家知道阿拉伯之春是2010年12月爆發的,然後整個2011年全年,從突尼斯到埃及,再到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等等,席捲了整個中東北非,可以說是如火如荼。當時福山從他的理論推導,認為中國也可能經歷阿拉伯之春,因為中產階級的崛起,必然尋求自由民主,這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我認為不可能,並以埃及為例,做了一些判斷預測。下面我放一段當時辯論的視頻。
  “至於中東最近出現的動亂體現人們好像要自由,而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是那個地方的經濟出現了大問題,我去過開羅,去過4次。20年前跟上海的距離大概是5年,現在比上海落後40年,一半的年輕人沒有就業,不造反行嗎?而且我自己對中東的了解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千萬不要太高興,這會給美國的利益會帶來很多的問題。現在叫中東的春天,我看不久就要變成中東的冬天。嚴格講那個地區還沒有成熟到中國的辛亥革命時期,所以路漫漫。出現什麼樣的問題什麼樣的結局我們會看到的。”
  後來我查了一下,我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明確預測“阿拉伯之春”將變成“阿拉伯之冬”的學者。我們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是國家高端智庫,有人問我國家高端智庫的標準是什麼,我說那你要看中央有關文件,但我個人體會有一條重要的要求就是要能提出前瞻性的、一錘定音的建言,“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就是這種一錘定音的建言。
  為什麼我的預測比福山更準一些?因為我相信中國人講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相信鄧小平講的“聽過槍聲和沒有聽過槍聲的士兵,是完全不一樣的”。只要你相信實事求是,就一定會得到同樣的結論。那就是政治研究一定要有實地考察,要接地氣,了解一個地方的政治文化。
  我去過四次埃及,在普通埃及人的家裡都住過。我知道,在埃及乃至中東任何一個國家如果真的實行一人一票,那麼選上來的一定是伊斯蘭政權,這樣的政權是好是壞,我不想就此進行任何價值評判,但是迄今為止,伊斯蘭政權還沒有成功找到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道路。
2017-06-13 1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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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年到歐盟進行智庫交流,今天歐洲最頭疼的問題就是上百萬中東難民。我說,如果你們當初能夠聽取像我們這樣中國學者對“阿拉伯之春”的判斷,也許就可以避免這場危機,但現在為時已晚。我們在英國時候跟他們講,你們完全可以反思一下,究竟自己犯了什麼錯誤,這個危機跟你們自己有什麼關係?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我們去年12月和德國學者進行人權對話,他們說中國應該幫助歐洲解決中東難民問題,我說,可以的,但有一個條件,歐洲必須首先承認錯誤,承認自己干預別國內政,支持阿拉伯之春是錯的,否則你們還會犯同樣的錯誤,那結果可能不是一個敘利亞,還會有三、五個敘利亞。這就是中國的話語,我們非常坦然地跟他們談這些問題。
  第二個預測是關於美國的政治制度。其實福山到中國來,他的態度還比較謙虛,因為美國金融危機帶來了很殘酷的負面影響,所以他也知道美國民主制度出現了很多問題,但他還是堅持這是一個非常成熟的製度,可以糾正自己的問題。而我則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前工業革命時期的產物,美國的政治改革比中國更為迫切。如果美國不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今後選出的總統可能還不如小布什。
  實際上,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挺喜歡小布什,也挺喜歡特朗普,原因就不多說了,但關鍵是多數美國人的感受不一樣。
  不久前在北京參加一帶一路峰會,碰到一位美國智庫的學者,他說特朗普是我們的恥辱啊,他會說“習主席是個好人,他跟我談朝鮮問題,談了十分鐘我懂了”。你想一想,如果你們的國家主席說,“美國總統是個好人,他給我談古巴問題,談了十分鐘,我懂了”,你們會是什麼感受?
  他還說,你看特朗普和澳大利亞總理通電話,把電話機扔了。在眾目睽睽之下,不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握手。他還要退出190個國家參加的巴黎氣候協議,這會激怒全世界。結果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包括許多美國的盟友,都在向中國靠攏。我倒是比較同意美國前總統拜登的說法:“唐納德,趕快長大呀!”
2017-06-13 1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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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預測是關於民粹主義的。我當時明確表示,我看衰西方民主制度,一個重要原因是它難以解決“低智商民粹主義”問題,美國的製度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福山當時是這樣回應的:“美國最偉大的總統林肯有一名言'你可以在一段時間欺騙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時間欺騙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時間欺騙所有人'。對於一個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他們有自由的言論權、評論權。從長期角度來說,人們最終還是會做出正確的抉擇”。
  我當時一邊聽,一邊心裡在想:這個福山呀,有一點“簡單天真”。我當時是這樣回應的:“您很樂觀,認為美國會吸取經驗教訓,不被民粹主義左右。但我自己覺得隨著新社交媒體的出現,民粹主義會越來越嚴重,這是一個大趨勢。一個國家也好,一個社會也好,垮起來是很快的事情,不是簡單的一個體制問題”。
  從2016年的英國脫歐的公民投票和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這些黑天鵝現象來看,西方民粹主義思潮確實愈演愈烈,金錢的捲入,新媒體的捲入,最終西方這種“低智商民粹主義”可能會毀掉西方的未來。至於林肯的表述在哲學層面是對的,語言也是詩一般的,但現實很骨感,政治有時間維度,也有空間維度和成本維度的,這好像說你今天丟了手機,別人寬慰你:沒關係,你的手機一定還在地球上。
  在第四個預測上,我們存在重大分歧,那就是關於歷史終結論本身。福山是“歷史終結論”的作者,我對他說,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這應該是第一次在大庭廣眾之下,一個非西方學者明白無誤地、零距離地、同時也是彬彬有禮地對他說了這番話。我放一下當時的視頻,請注意福山聽我這番話時臉上的表情。
  “我這個觀點自己還沒有寫出來,我正好和福山教授的觀點相反,我認為不是歷史的終結,而可能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從人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方這個制度在人類歷史上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為什麼這樣說,往前推2500年左右,當時在雅典有一些很小的城邦民主制度,最後被斯巴達打敗了,之後兩千多年'民主'這個詞在西方基本上是一個貶義詞,大致等同於'暴民政治'。近代西方國家在完成現代化之後,開始引入一人一票這樣一種民主制度。
2017-06-13 1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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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民主制度發展到今天,我覺得有幾個大的問題實在是解決不了,第一個就是它基本沒有'人才'的觀念,就是治國誰都可以,只要是選上來的。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像美國這樣的國家也承擔不起,小布什一弄就是八年,這樣的損失是很大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福利永遠只能往上走,永遠下不來。像中國這樣進行銀行改革、國企改革是不可能的。第三個問題是社會越來越難以整合,過去的西方發達國家還可以整合,大家用票決制,你51%票,我49%票,51%票就贏。但美國的社會現在也是一個分裂的社會,投票輸的一方不認輸,繼續為難作梗。第四個問題我叫作低智商的民粹主義(simple-minded populism),不能為自己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利益進行考慮,連美國這樣的國家今天都面臨這樣一種危險。
  所以我想起了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他的特使到中國來想要進行貿易,但我們當時的乾隆皇帝非常傲慢,他覺得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絕對是最好的,是十全十美的國家,不要向人家學習任何東西,是歷史的終結。結果我們就一下子落後下來。我現在覺得西方很多人也是這樣的心態,這樣的心態是從西方的角度考慮,他們真的可以到中國來好好看一看,觀察一下中國怎樣在三十多年裡面如何不停地進行改革,有些改革雖然很小,但是不停地進行。
  西方覺得它的製度還是最好的,實際上這個制度問題越來越多,西方民主的發源地,希臘已經破產了,英國的財政債務佔GDP的90%,也接近破產了。所以今天我們總理正好訪問英國,準備投資,英國人就非常高興。
  關於美國,我自己做了一個簡單的計算,9·11襲擊損失了1萬億,兩場不聰明的戰爭損失3萬億,金融危機損失了8萬億。美國現在的債務是10萬億到20萬億。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美元國際貨幣壟斷地位的話——這個地位也不是永久的,美國這個國家就已經破產了。”
  我曾經在一個視頻《中國人,你要自信》中提到我們跟英國學者有過交流,他們質疑我們的政治制度,我當時就說我們可以競爭。但我沒有想到英國衰落得這麼快,從去年脫歐公投,到最近英國新首相梅姨要冒險搞中期選舉,結果是悲劇性的。英國實際上存在很多問題,而且民粹主義越來越嚴重,也帶來了很大的代價。
2017-06-13 10: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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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英國學者說,我是真的替你們擔心,我非常鄭重地向你們推薦中國的協商民主模式。因為其實贊同和反對脫歐的支持率其實差距很小,在這個情況下不適合公投,而是協商。再這樣公投下去,十年後大不列顛是否還存在都會是一個問題。
  我預測西方今天這個民主模式可能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曇花一現。這個預測是否準確有待證明。我曾經多次撰文分析過西方政治制度的基因缺陷,今天時間有限,就不多闡述了,我相信我的預測將經得起歷史檢驗。
  第五個預測是關於現代化是否會導致文化趨同。西方政治學有一個主流觀點,隨著全球化、自由化,世界各國的文化都會走向趨同,從生活習慣(如喝可口可樂、吃肯特雞)到政治追求(如追求自由民主)。但我認為不是這樣的。下面再放一段當時辯論的視頻:
“現代化導致文化趨同,這是西方政治學的一個觀點。但從經驗角度來分析的話不一定靠得住。以中國為例,比如大家都以為中國人都在忙著現代化,忙著賺錢,突然前兩年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大家都在裡面找到了感覺,這是非常具有中國文化傳統的歌,美國人不會唱的。中國人傳統的核心是家的概念,中國人為家庭會付出不知道比美國人大多少倍的犧牲。換句話說不管現代化發展到什麼程度,一個民族的文化精髓,核心的東西是不會改變的,也不應該改變,否則世界就變得非常枯燥了,特別像中國這樣一種強勢文化,怎麼改變得了?一個是麥當勞文化,一個是八大菜系文化,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他不可能征服你,而是你要想辦法收編他,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的看法。”
  “我是很欣賞英國政治哲學家埃德蒙·伯克,他的觀點一貫是任何制度的變更一定要從自己的傳統來延伸而來。我自己覺得,為什麼我們尊重自己的文化,核心是文化底蘊的背後是智慧。智慧不等於知識。我們今天的知識比起過去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我們今天小學生的知識可能都超過了孔子超過了蘇格拉底,但是智慧並沒有增長多少。我想我有一個善意的建議——但福山教授不會接受:您講的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要素——國家、問責制和法​​治,恐怕上面還要加上一個'某種智慧'。
2017-06-13 10: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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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我觀察美國,美國打了這麼多仗,從戰術上來講,是贏的,但從戰略上講幾乎都沒有贏,實際上某種程度上是智慧的問題。越南戰爭是這樣,阿富汗戰爭是這樣,伊拉克戰爭也是這樣,還有其他的戰爭,所以我覺得恐怕要更多地強調一些智慧的原因。
  不久前我去德國講課,一個德國經濟學家跟我講了一段故事,說最近默克爾總理問他,為什麼德國沒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德國的經濟學家說:總理呀,你不要擔心,有一流的經濟學家,就不會有一流的經濟了。換句話說是經濟學出了問題,出了很大的問題。在西方產生的社會科學中,我自己覺得經濟學可能是相對而言更接近一點真理的科學,因為它最接近自然科學,什麼都可以用數學模式來表示。坦率地講,我覺得西方延伸出很多的社會科學,如政治學,跟經濟學相比恐怕離真理更遠,所以我們要大膽地探索話語的創新,這點我跟福山教授是一樣的,他現在也在衝破傳統的西方政治學的範圍,從他這本新書就可以看到,他是用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考古學等等綜合地來探討。我覺得這種努力很值得肯定,我也非常尊重,儘管一些觀點我不完全同意。
  當然我自己也好,我認識的朋友也好,我們想做的事情是走得更加遠一點,我們確實是在質疑整個西方的話語體系。我們覺得在這樣的努力中,我們並不是要證明我們怎麼好,西方怎麼差,也不是希望西方證明他怎麼好,我們怎麼差。我是覺得我們需要有一種人類社會的努力來解決現在世界面臨的巨大挑戰,從消除貧困問題,到文明衝突問題,到氣候變化問題,到城市化帶來的弊病等等新的問題。西方的智慧確實不夠用了,東方的智慧應該作出自己的貢獻。”
  我這番講話中有兩點,請大家特別注意。
第一點,我說中國文化是八大菜系文化,美國文化是麥當勞文化,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他不可能征服你,而是你要想辦法收編它。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文化自信。麥當勞文化有其長處,如標準化製作、統一的中央廚房、明亮歡快的色彩等,但麥當勞文化就是麥當勞文化,它的深度、廣度和厚度是無法和八大菜係比擬的。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它是世界上連續時間最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結合。我最近推出的《文明型國家》就是全面論述這個觀點的。
2017-06-13 10: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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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任何一個成功之處,包括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後面都有數千年文化的積澱,同時又藉鑑了其他文明的長處,所以它一定是超越西方模式的。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有其特別的規模效應,今天的中國事實上正在重新界定什麼是現代化,什麼是現代性,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良政,就像觀察者網正在重新界定什麼是一流的時政網站。
  第二點,福山認為現代政治秩序需要三個要素——國家、問責制和法​​治,我建議他再加上“某種智慧”。如果說今天他來問我,“某種智慧”指什麼,我大概會這樣說:在21世紀的政治制度競爭大概主要看這麼三點,這也是我對中國模式的一種總結。
  一是看你這個國家有沒有一個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如果這個國家有這樣的力量,勝出的可能就比較大,如果沒有,走衰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坦率地說,中國有,而美國已經沒有了。
  二是看你能否既發揮好市場的作用,也發揮好政府的作用,使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經濟才能真正成功。單靠市場經濟,或單靠政府的作用,都無法真正成功。
  三是看一個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在21世紀所面臨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的挑戰,沒有這樣的能力,你的社會將是分裂的,你的體制將是僵化的。世界各個國家都需要改革,而真正能夠推動改革的國家好像只有中國和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
  正是基於以上三點的比較,我更看好中國模式。
  最後,我再談談我個人對福山的評價。他的優點和不足都很明顯。
  先說優點。首先,在西方自由主義學者中,他的心態更為開放,更加願意聽取不同的意見。他現在幾乎每年都到中國來,對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功,多次作過高度的評價。他私下也講過,他之所以經常來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時候,沒有預料到中國的崛起​​,他想了解究竟是什麼原因帶來了中國的崛起​​。在這方面,他比我們國內很多自由主義學者要強得多。
第二,他也在努力突破西方政治學,特別是戰後形成的西方政治學過於專業化的局限,努力推動跨學科的綜合性政治研究。他《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涵蓋了歷史學、考古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諸多領域。這代表了社會科學未來發展的方向。中國研究,或者叫中國學,也應這樣去做,非綜合,非跨界的研究根本說不清中國道路。
2017-06-13 10: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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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福山原來是新保守主義陣營的大將,但他明確反對伊拉克戰爭,並因此而宣布與新保守主義陣營分道揚鑣。當然,他這種立場也源於他的認知,他反對龐大的社會改造工程,認為那才是保守主義的核心原則。在這一點上,他既是有見地的,也是有原則的。
  不過,他的不足也很明顯。首先,他還是無法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影響,特別是黑格爾的線性歷史觀,還有黑格爾的西方自由與東方專制論,實際上當年中國學者嚴復就批評黑格爾,認為這種理論導致了西方對非西方國家的奴役。
第二,他缺少中國人講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精神,他喜歡理論推演,這本身不壞,也是學者都要下功夫做的事情,但中國人說“知行合一” ,一定要接地氣,否則會犯常識性的錯誤,比如他說中東之春,背後是龐大的崛起的中產階級,這些國家哪裡有什麼龐大的中產階級。
第三,他缺少對“歷史大勢”的準確把握,他比一般的西方政治學者高明很多,他關注到中國的崛起​​,並且在不同的場合讚揚中國奇蹟,這和國內公知全然否定中國的一切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他還是邁不出這一步,就是世界正在迅速地進入後美國時代、後西方時代,而中國的全面崛起是世界進入後美國時代、後西方時代的一個主要標誌,代表了世界發展的“歷史大勢”。
我今天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回應
福山只是西方主流話語“政治正確”之下,被選出來的喉舌而已。
告訴大家一個秘密,其實福山是戰忽局的高級幹部,直接受張局領導的!
有個社科院的朋友說美國製度好,不依靠人,制度成熟,即使選出一個白痴,美國的社會都能正常運行。我微微一笑說,是的,你是對的。但是這裡我有一個問題,他選了一個白痴,美國社會沒有問題,接連選了2,3個,也沒問題。那接連選了5個白痴總統,10個白痴總統能?他無言以對。我們的社科工作者,其實很單純,人云亦云,自己不加獨立思考。沒有什麼麼完美的製度能擋住“低智商的民粹主義”的。
http://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17_06_13_412940_3.shtml
2017-06-13 10: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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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G1到G0 美國會走向衰落嗎2017-08-02 經濟日報社論

美國會走向衰落嗎?這是一個在本世紀初沒有人會想問的問題,但近幾年來,卻開始出現在不少人特別是西方人的心頭,甚至成為西方學術界及政策界討論的話題。之所以如此,可能與三個現象有關:一、從「G1」到「G0」的巨大反差。所謂「G1」,指的是1991年蘇聯解體後到2000年即上世紀的最後十年,美國國力臻於巔峰狀態。「G1」意味著獨領風騷,是美國號令天下誰敢不從的年代;但2000年之後,因一連串挫折與戰爭,美國國勢略現式微,與此同時,新興金磚國家興起,正是「周天子式微,群雄並起」,「G0」意味著群龍無首。短短不過20年,美國發展的勢頭,反差極大,讓人不能不聯想到美國的氣運是否出現了拐點。二、一連串與美國直接或間接有關的事件,如2008年的金融海嘯、「伊斯蘭國」組織的形成、英國脫歐以及川普現象等等,也給人一種美國開始不祥的感覺。當然最具體的應該是,三、美國GDP在全球的排名,極可能在十年後被中國取代,這可是美國已經坐了一百多年的位子。
  美國的國運國勢該如何觀察分析,這不僅是美國的事,也是全球的事。「周天子式微,群雄並起」,這一句中國古語中的兩個概念,其實並不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係。周天子本身可以式微,與群雄有沒有並起並不必然有關,當然也可能兩者並存,從而加快周天子式微,但在觀察分析時必須將兩者分開。
  先看「周天子」也就是美國本身。美國自1493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始,然後在1776年獨立建國,再到今天,前後500年光景,從開疆拓土到完成統一,從驅逐歐洲勢力到向全球伸展勢力,終至於發展成所謂「G1」的全球單極強權,先後依恃的是五種實力:一、惡實力。殺戮印地安人,無償取得土地;大量輸入非洲黑奴,做為廉價勞動力。這是美國做為全球強權的「第一桶金」;二、軟實力。建國大政治家為美國百年基業建構的一組價值與一套憲政體制,不但是美國國力歷久不衰的保證,也是美國自全球吸納人才與資本的最大磁石;三、硬實力。全球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一國軍費超過全球其他所有國家軍費之總和,軍力投送也覆蓋到全球每一角落;
2017-08-02 12: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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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陰實力。對不順從的他國政治人物與政黨,或消滅之,或推翻之,或和平演變之;五、虛實力。美元做為國際貨幣,自1971年宣布與黃金脫鉤之後,美國即享有了一個可以毫不負責任、卻可無限量印鈔的貨幣霸權,從此占盡全球便宜。這五種實力,每一種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但卻未必都能永恆持續。惡實力之固不可再,陰實力的難度也將愈來愈高,今後仍可恃者剩軟實力、硬實力、虛實力三者,尤其是虛實力中的美元。但美國的美元與美軍及美債之間存在著一種循環邏輯,美軍靠美債來支持,美債靠美元來保證,美元又靠美軍來力挺,此一循環必須永遠順暢,否則美國霸權即無以為繼,倒過來,美國也必須永遠維持霸權,此一循環才得以順暢持續。現在的挑戰與疑慮是,此一狀態還能維持多久?這樣的形勢當然不免與「群雄並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了。
  再進一步看軟實力,這一套曾被美國福山教授自詡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與體制,運作迄今,看來也並非完美無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財富分配上的巨大缺陷,似乎並不能靠美國式的民主選舉體制來加以矯正,反而因為選票與鈔票的微妙結合,更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分化。此一現象也正在引起西方知識界的質疑與反思。
  曾雄霸全球一個多世紀的日不落國英國,國運由盛而衰是20世紀的大事,美國會不會步其後塵,是21世紀的大事,從現象觀察及邏輯分析,已不能完全排除此種可能,雖然如李光耀在《李光耀觀天下》所言,美國即使走下坡,也將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但無論如何,對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國際社會,如何默察大勢,避免掉入「路徑依賴」的陷阱,還是一個必須認真面對的政治考驗。
2017-08-02 12: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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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仁巍:中國模式——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戰
斯坦福大學歷史系學生,2017-08-09

“西方政治體制的缺陷從未像今天這樣清晰地展現給世人”,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日當天,新加坡《海峽時報》在報導中如此評論道。眼下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迫切需要得到人們的解答——在今天這個集權主義回潮的時代裡,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在西方,人類史通常被理解為一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逐漸擴散普及的歷史。人們認為,自由民主政治體制可以確保選舉獲勝者俱備專業的社會治理能力、有強烈的責任感而且能有效代表選民利益。
  這種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樂觀自信在20世紀下半葉達到了頂點。在西方,當時人們普遍認為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處於向自由民主制度過渡的進程之中。隨著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四·二五革命)開啟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雖然美國曾以普及民主為名發動了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但毋庸置疑,美國仍然是全球自由民主政治體系中最有影響力的國家。
  在過去幾十年裡,大多數脫離集權體制的國家最終並未能形成真正的民主機制。而在這一過程中影響更為深遠的是美國的衰落,這個曾被尊為民主燈塔的國家,其政治已經陷入了嚴重的衰敗和混亂。美式自由民主的衰落以及中國中央集權的廣泛優勢日益被外界所了解,這兩個因素使自由民主這一意識形態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自由民主將很難再恢復昔日的主導地位了。
  近些年來,美式自由民主顯得日益缺乏社會代表性,而且使政治越來越低效,政治人物也越來越缺乏擔當——而這些正是自由民主制度曾引以為傲的優勢所在。
  我這裡所謂民主政治的衰敗,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美國政治精英群體的思維已經僵化,這集中體現在“政治極化”方面,這意味著政治人物的主張已經無法代表大多數選民的聲音。這一“極化”的政治僵局又因美式“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而變得更加惡化。
  所謂“三權分立”,最初創造這一制度本意是為了避免一方權力過度集中,可近些年來,該制度反而成了弗朗西斯·福山所謂“否決政治”的實施工具——若要使立法程序停在某個環節其實有很多辦法,這導緻美國政治僵局幾乎無解。“政治極化”再結合“三權分立”造成的“否決政治”,美國政治機器注定無法有效運轉,任何立法程序都難以順利推進。
2017-08-10 11: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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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更嚴重的問題在於,過去幾十年來,各利益集團對美國民主制度造成了實質威脅。
  第三,近來最引人矚目的便是約翰·亞當斯所擔心的“多數人的暴政”正在成為現實,這股民粹主義大潮不但藉民主制度橫掃歐洲大陸催生極右翼勢力崛起,而且在美國已將唐納德·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推上了總統寶座。
  民粹主義運動對自由是一種傷害,它為我們詳細展示了反同性戀、反墮胎以及伊斯蘭恐懼症的真實樣貌。從席捲歐美的這股民粹大潮中,我不禁看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影子——民主所導致的民粹可能引發極為慘烈的災難,我們永遠不應忘記奧斯維辛集中營裡那堆成小山一般的屍體。
  自由民主國家的典范美國正經歷著嚴重的政治衰敗。如果在過去,這不過意味著美國將被另一個西方民主國家所取代。例如,20世紀上半葉,衰敗的英國就是這樣被美國取代的。
  然而,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歐美在全世界的優勢地位很可能將難以為繼。一個非西方國家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各領域的全面崛起,其經濟規模將在未來幾年內超越美國,這個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陷入困境時,中國模式所體現出來的驚人的行政效率以及各項政策在民意上廣泛的代表性受到了世界各國的矚目,主張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學者們已經從中國那裡感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西方的話語體系裡,中國是個典型的社會主義國家、非民主國家。多年來,中國在諸多方面被西方國家廣為詬病,他們認為中國是個不民主的專制國家。然而,中國模式已經在西方這個自由民主的大本營引發了激烈的討論——中國依靠自己的治理模式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即便在遵循西方自由民主的國家裡面也沒有哪個國家有能力像中國那樣在如此多的領域裡取得如此高水平的成就。
2017-08-10 11: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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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幾十年裡,與美國政府相比,中國政府更有效地代表了普通民眾的利益,而且獲得了人民更充分的信任。在一篇名為《黨的生命》的文章中,中國學者李世默指出,中國政府在執政過程中體現出了高度的專業能力並對民眾的需求做出了快速的反應。他在文中繼續寫道:“在中國共產黨執政至今的六十幾年裡,這個政黨表現出了傑出的適應性,真正做到了與時俱進”。
此外,他還在文中提到了毛澤東主導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鄧小平1978年開啟的經濟改革。美國政府的低效與中國政府的與時俱進和執行力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精英領導體制,只有那些有實際工作經驗而且工作能力經受過嚴苛考驗的官員才有機會脫穎而出獲得升遷”,李世默在文中寫道。他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例指出,習主席在進入中央政治局之前,曾從縣委副書記一步步做起,在經歷了多次工作變動後才最終肩負起中央重要領導崗位的工作。在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之前,他管理過的人口總數超過了1.5億,美國總統特朗普僅憑此前做生意的經驗是無法與之相比的。
  西方一向認為,多黨選舉制度是一個政黨執政合法性的唯一來源,而中國模式向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快速的經濟發展是一個政府獲得民意支持的重要原因。而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進行的一項調查,有87%的中國受訪者對國家當前的發展方向充滿信心;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美國人對國會的支持率僅有21%。
  另外,一些人認為,中國政府獲得民意支持的原因僅僅在於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其實這個觀點也是偏頗的。李世默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結束後將這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從泥淖中拉出來使之起死回生並實現了大範圍的現代化,這項功績是比實現經濟增長更重要、更持久的執政合法性來源”。
2017-08-10 11: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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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執政合法性這個問題。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西方主導地位的終結與全球新秩序的誕生》中有力地論證了,中國所實踐的其實是另一種現代化模式。在中國社會裡,“國家”彷彿是儒家文化里“家庭”一樣的概念,一個中國人對國家的歸屬感與對自己家庭的歸屬感之間有著某種相似性。在中國,人們並不特別期待政府追求外部目標,國泰民安尤其國家的穩定和團結才是“家長”最重要的分內之事。
  馬丁·雅克認為,這種將國家視為家庭的思維習慣導致中國人認為自己與國家之間(不同於西方社會中公民與國家之間單純的法律關係)存在某種天然的血緣文化聯繫,而一個把國家管理得井井有條的政府就像一位嚴父慈母般的“家長”,自然就被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賦予了西方政治話語中所謂的“執政合法性”。對西方人來說,這的確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但它與西方那種通過多黨競選得來的執政合法性一樣,都是有意義、有價值的。
  雖然中國政府並非經過多黨競選產生,但事實證明這個政府比美國政府更加高效、對社會更有責任感而且更能代表社會各群體的利益。也許,人們應該將中國的體制當作一種“有限自由的民主制度”。在不復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中國政府卻比美國政府更成功地用精心起草並通過詳細討論和試驗確定的各項政策實現了人民大眾的利益。
  當年蘇聯解體時,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價值地位曾是不容置疑的,可如今卻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在過去幾十年裡,被視為向民主制度過渡的100個國家中,僅有20個左右勉強取得了成功。而更深刻的挑戰來自中國,中國並未採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卻取得了比自由民主國家更大的成功。
  我們必須放棄20世紀的思維了,我們曾以為所有國家終將不可避免地實施自由民主制度,現在看來這一觀點還是太武斷了;我們曾以為自由民主制度可以確保選舉獲勝者俱備專業的社會治理能力、有強烈的責任感而且能有效代表選民利益,這樣的觀念也已經被殘酷的現實否定了;而更使人們對自由民主制度喪失信心的是“民主的最大惡夢”——右翼民粹主義思潮。這一思潮正在歐洲和美國攻城掠地,上世紀30年代,歷史曾給過我們非常慘痛的教訓。
2017-08-10 11: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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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由民主制度通過“多數人的暴力”每隔8年便把人們拖入另一個威斯坦·休·奧登所謂的“不誠實的年代”,那麼中國所實行的“有限自由的民主制度”是不是更加可取呢?
.....
  回應
 西方人總有一種迷失,就是一定要用xxxx才行,或一定有萬能的xxxx模式。西方人會有這種迷失,從歷史上看,多半是受到單一的一神教宗教影響,要知道,制度這種東西,必須因地適宜才可以,而且要與時俱進。不過目前中國也有諸多唯制度論,無論是親西方的,還是親我黨的,其實骨子裡差不多.....
 美國學界對現狀的反思一如既往的不著調。1、美國政治精英根本不存在“政治極化”,美國左右都表現為精英化、脫離大眾而趨於左右不分才是正解。所以也就不存在福山的所謂“否決政治”,川普之決斗方與其說是一黨不如說是面對民主共和兩黨。2、把川普當选和“多數人暴政”掛鉤簡直就是對人民的污衊。川普被銹帶群眾推舉上台是美國人民由華爾街運動的街頭抗議走向政治抗議的必然.
2017-08-10 1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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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斯•福山:為什麼民主的表現如此糟糕? 2018-08-12《國外理論動態》

《民主雜誌》在撒母耳•亨廷頓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剛剛進行完一半時發行了其創刊號,恰好是在柏林牆倒塌之後和前蘇聯解體之前。此時南歐和大多數拉美國家已經發生了轉型,而東歐國家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脫離共產主義,與此同時,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民主轉型剛剛開始展開。
  總體上,在大約45年的時間裡,民主化在全球範圍取得了顯著進展,實行選舉的民主國家的數量從1970年的35個增加到2014年的110個。
  但是,就像拉裡•戴蒙德所指出的,2006年以來發生了民主的倒退,從那時開始,“自由之家”統計的民主測評綜合分數每年都在下降。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使人們期待著阿拉伯世界置身於第三波民主化之外的狀況將走向終結,結果卻惡化為埃及重新恢復了原有的統治,利比亞、葉門以及敘利亞陷入無序狀態,與此同時,伊拉克出現了新的極端伊斯蘭運動,即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ISIS)。
  我們是否正在經歷全世界朝著更大範圍民主發展的總體運動的短暫挫折,就像股市調整一樣,還是說近年來發生的事件標誌著世界政治的更廣泛變化以及真正的民主替代方案的出現,這一點很難確定。
  無論是哪種情況,我們很難不認為近些年來民主在世界各地的表現是有欠缺的。這樣的表現一開始出現在最發達和最成功的民主國家,即美國和歐盟國家,它們在2000年代後期經歷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看起來陷入了一個增長減緩、收入停滯的時期。此外,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從巴西、土耳其到印度,也對本國在許多方面的表現感到失望,從而經歷了本國人民的各種抗議運動。
  在我看來,在過去的一代人時間裡,許多民主倒退現象發生的關鍵取決於一個重要的因素,它與制度化的失敗有關,這一事實就是許多新興的和現存的民主國家的國家能力跟不上民眾對民主問責的要求。與從威權主義政體轉向定期舉行自由而公正的選舉的政體相比,從世襲制或新世襲制國家轉變為非人格化的現代國家要困難得多。沒能建立起治理良好的現代國家是近期民主轉型的“阿喀琉斯之踵”。
2018-08-14 09: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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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些定義
現代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結合了三項基本的制度:國家、法治和民主問責。
這三項制度中的第一項——國家——指的是對在限定疆域內發揮其權威的強制力的合法壟斷權。國家將權力集中起來並將其用於維護和平,保護共同體免受外部敵人的入侵,執行法律,以及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
法治是一整套體現著共同體的價值的法律,它們不僅對公民具有約束力,也對行使強制力的精英具有約束力。如果法律不能限制強權者,那麼它就相當於執法者的命令,從而只是構成了依法統治。
最後,民主問責力圖確保政府行為符合整個共同體的利益,而不只是迎合統治者的私利。這通常是通過自由而公正的多黨選舉這樣的程式來實現的,儘管程式問責並不總是與實質問責一致。
  自由主義民主在這些存在潛在矛盾的制度之間尋找平衡。國家產生和運用權力,而法治和民主問責力圖限制權力,並確保權力的行使符合公眾的利益。缺少約束機制的國家屬於獨裁政體。而一個處處受到限制、沒有任何權力的政治體則處於無政府狀態。
  就像亨廷頓曾經指出的,在一個政治體能夠對權力進行約束之前,它必須能夠先行使權力。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話來說:“軟弱無力的行政管理無非是糟糕的行政管理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而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論理論上有何說辭,實際上就是一個糟糕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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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只是選票嗎?
民主≠西方民主,民主是個好東西,但西方民主不是。民主精髓就是人民當家作主,老百姓的意志得到貫徹執行,西方民主不過是形式主義,只強調流程,卻無法保證結果。
https://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18_08_12_467807_4.shtml
2018-08-14 0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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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西方在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輸給了中國? 2018-08-17 法意讀書

西方學者以及權威人士愈發擔心,中國規劃的“一帶一路”倡議(B&R)可能進一步改變全球戰略佈局,從而對北京有利。基礎設施貸款成為其影響全球的主要杠杆。由中國雙邊貸款機構——中國國家開發銀行(CBD)與中國進出口銀行(CEXIM),以及新成立的多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所資助的基礎設施專案規劃網路的輻射範圍可謂是史無前例。
  中國人往往高估了基礎設施專案正面的經濟溢出效應,而低估了其無論是在經濟、社會還是環境方面的潛在危害。相比之下,西方的措施則更具事務性,並且對特定項目的經濟、社會與環境方面的後果所應有的注意上都下足了功夫。這些保障措施符合發展中國家普通民眾的利益。西方政府以及其施加影響的多邊機構,例如世界銀行,如果不想讓這一領域聽任中國壟斷,就必須考慮如何使他們的保障過程更加靈活。
  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建築公司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國際基礎設施行業的主導。作為北京鼓勵海外投資的“走出去”政策的一部分,這些公司的項目幾乎完全由中國政府支持的雙邊貸款機構資助。2002年諸專案佔據了約四分之一的發展貸款行業(以總資產計),到2016年已經發展為行業的四分之三以上。
  同年,國開行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的總資產已經增至六家主要國際和區際開發銀行合併資產的3.5倍左右,即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泛美開發銀行與國際金融公司。
  在解釋是什麼推動這一趨勢的時候,西方觀察員總是提及在基礎設施方面中國相比西方的三點優勢:第一,中國是一個不需要聽從利益相關者的專制國家;第二,中國的外交政策策略通過基礎設施貸款擴大影響力;第三,中國有支撐建築公司的國內產業政策。
  過去二十年裡,美國發展機構飽受左、右派的國內政治質疑的約束。保守派指責他們的開支或者公司福利過度浪費,而自由派批評他們的投資決策並不足以解決環境或者社會問題。
  儘管這些無疑都是促成因素,它們都不足以解釋中國在這一領域的成功有多徹底。儘管中國政策性銀行貸款的增長最初集中於像委內瑞拉或者埃塞俄比亞這樣的其他專制國家,如今中國機構也為民主國家的專案融資,比如它們在巴爾幹和東歐建立的道路網路。
2018-08-20 10: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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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可能設法利用基礎設施獲取外國影響力,但這種外交影響往往被誇大化了。預期貸款對借款人來說很有吸引力,但項目一旦完工幾乎不再提供任何的優勢。儘管精英們在短期內可能會受到影響,大量中國項目極度疏遠當地居民,最終遭到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這種情況已經在阿根廷、緬甸和斯里蘭卡發生過,獨裁者或者民粹主義領袖在那裡達成的協議使得這些領袖與中國人都蒙羞。
  西方模式重在規避風險
如今西方開發機構背負著過去歷史的負擔,在那個年代他們實際上是為東道國借款人提供服務的唯一的銀行。潛在專案總是被評估以確保它們的總收益超過經濟成本,進而確保貸款能被實際清償。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這種計算方式就開始納入了環境、安全和其他成本而非僅僅是被經濟學家稱為“負外部性”的財務支出。
這些舉措對於世界銀行的貸款項目的影響顯著。實際上,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又稱世界銀行)的貸款承諾從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年平均超過250億美元降至2000年到2009年的166億美元。下降的原因在於世界銀行專案中要求過於嚴苛的信託和社會/環境保障措施,這些措施減緩了銀行貸款並增加了借款人的有效成本。
因此,世界上最大的發展機構開始從基礎設施貸款業務中退出,這時中國的政策性銀行正好進入行業。
  一個更好的東方模式?
對於東道主借款人甚至中國本身而言,新近占主導地位的中國模式是否是發展基礎設施更好的舉措?中國政策性銀行的新紀錄已經開始顯現,但它幾乎沒有達到所有可能性的指標。幾十年來,中國在國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最近它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份額已經變得不可持續。到了2016年,中國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有形資產投資總額)超過了GDP的45%。該國內基礎設施建設與中國地方債務的陡增同時發生,同時於2014年和2015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政府都在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並最終要求國內銀行以“協商”後的利率為地方政府債務的再融資以交換主權的方式擔保。這樣雖然成功避免了危機,實際上卻將中國地方政府的壞賬記到了國家的帳簿上。
2018-08-20 1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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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歷讓我們對海外貸款有了一些瞭解,同時也得到了一些重要的訓誡。第一,接受中國海外投資的交易對手不是地方省份,他們是主權國家。如果海外舊賬堆積如山,中國政府解決問題將會力不從心。第二,對於海外項目而言,中國不一定能像國內項目那樣,獲得基礎設施建設所帶來的所有有益的經濟外部效應。相反,海外的中國企業要想獲得它們就必須與它們的東道主競爭。
  西方觀察者指責中國的政策性銀行利用了“債務陷阱外交”,比如從委內瑞拉獲得超過6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貸款,從斯里蘭卡獲得超過80億美元貸款用於被證明在經濟上不可行的專案。但這都並不能解釋中國政策性銀行顯然在兩地都損失了巨額資金的事實。一份粗略的評論表明,世界上到處都是中國資助的財務上不可能運行良好的基礎設施。這就意味著資助他們的貸款要麼不能清償,要麼由東道國的主權擔保而成為了貸款人的負擔。委內瑞拉這樣的國家似乎是在剝削中國,但事實上並不是那樣。
  中國政策性銀行提供的貸款一般都有缺乏透明度的特點;他們的絕大多數的專案都是經過直接談判後直接執行的。通常貸款的條款和要求到底是什麼並不清楚——更重要的是,無論這些貸款是通過主權擔保的,還是“無追索權”的,都意味著貸款只能由專案本身來擔保。如果貸款方違約,貸款人將自陷囹圄。這種模糊性甚至使得東道國難以計量其債務的規模,同時中國的政策性銀行也很難準確地評估其風險加權的債務。
  如果中國的貸款專案的實際目的是為了建立國際影響力,可以說這種目的是基本上不可能達成的。如今,許多接受中國貸款最多的國家與中國的雙邊關係不是最好的,反而是最糟糕的。中國在斯里蘭卡大規模的投資是最顯著的例證,陷入債務泥潭的地方機構對中國產生了強烈的抵制。除了巴基斯坦這樣的極端個案以外,中國“一帶一路”的最大受援國之一的南亞國家已經轉向印度、日本或者美國進行戰略調整。
  更好的西方模式
西方的貸款機構所應該做的不僅僅是等待中國的貸款項目走投無路,多邊基礎設施貸款機構必須進行重組,考慮到它們已經不再是貸款人唯一可行的選擇。西方發展專案貸款的下一輪反覆運算應當促進採購的透明化、競爭性以及並非由隱藏主權擔保的無追索權的融資,而不應當基於推進專案的進度而對東道國施加過於繁重的要求。
2018-08-20 10: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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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方式的替代性方案可能是同樣的項目,只不過沒有這些機構所努力推進的保障措施和分析計算。執行這些要求的責任必須由東道國自己來承擔。為了推進海外專案的迅速發展,必須保護西方貸款機構在國內免受政治干涉。
這將不需要發展機構在基礎設施方面展開惡性競爭。如今西方發展機構被束縛到無法進一步實現創設它們的宗旨的地步。中國只不過在彌補這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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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在全球,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如果單從基建本身來講,幾乎都是“賠錢”的。基建,大多是投資巨大,回報期超長。所以無論是中國和西方,基建往往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債務的一個重要產生原因。中國現在依靠自己的優勢,通過發展和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繁榮的戰略,來實現共贏。西方國家在現在缺乏資金和決策力時,本來可以和中國一起協同配合,提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力,來為自己的經濟增長尋找新的動力。但可惜的是,除了一部分有識的政治家以外,更多地是類似福山這樣的政治正確的人。不僅不參與,合作,反而是冷嘲熱諷,甚至是搗亂,破壞。
 福山作為一個學者真的墮落了,這一切只源于自己精心編織的皿煮滋油的肥皂泡破滅了,但又找不到支撐自己結論的依據,只好通過歇斯底里與胡言亂語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他的意思就是,我們西方建設不了的,是因為我們設法避免社會衝突加劇,你中國建設的了的是完全沒有世紀效用的東西。真是神邏輯啊,你西方國家就是建設也沒見這些落後國家有公共領域有啥起色,因為你們的算盤都是計算資本利益的。而中國的建設不光是帶動當地的投資變化也惠及當地民眾的生活需要,更不會強加給別人任何條件。而你們達不到目的的情況下就施之暴力,還用民主掩蓋你們掠奪的本質。
 福山和其他西方觀點代理的學者差不多,就是避而不談西方為什麼減少在發展中國家的基礎投資的最核心的原因。那就是由於西方國家的政治正確和高福利,沒有錢了。不要說是在發展中國家,就是本國的基建都嚴重缺乏資金。
2018-08-20 10: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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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孩子、富家子與瀕臨破碎的美國夢 2018-10-07 復旦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軍鋒

我們生活的世界已被逼入“特朗普時代”:民主無節操,撕逼無底線;民選總統公開食言,自由媒體謊話連篇;霸權國家嫁禍於人、出爾反爾、蠻不講理、不顧吃相;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出乎意料之事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三觀時時被刷新,道德底線一再被下調;教科書上學到的概念框架紛紛失效,“專家”不說人話,“教授”淪為笑柄;由於受到反復刺激,我們的神經感覺麻木且遲鈍,卻感到莫名地失落加憤怒:表達立場吧,卻發現情節迅速翻轉終被尷尬地打臉;宣示主張吧,卻發現只能徒增噪音的分貝,原來自己只不過是在語詞的陷阱中堆砌著貧乏和無意義。我們不禁要問:在浮躁焦慮喧囂分裂怨怒等諸多症狀之下,一定潛藏著某種深層的與日俱增的社會危機。
  “特朗普時代”的主體並非特朗普總統本人,即便幸得冠名,特朗普卻稱不上這個時代的首要締造者,它毋寧是之前數十年美國乃至西方政治、社會危機長期積澱的衍生物:美國人曾經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日趨陷入黨派傾軋的旋渦無法自拔,競選淪為公開的金錢遊戲,政府職位被政客明目張膽地拿來作為權錢交易的籌碼,利益集團彼此掣肘,致使亟待解決的公共政策議題只不過是政客們為贏得職位的華麗許諾;顯得振振有辭,實際卻是語詞的泡沫;民生艱困、社會嫉怨,政客們卻在自己一手編造的美詞麗句構築的幻象之中非常醉且非常美,意識形態僵硬,公職家族化,國家軟弱,政府低效,法律制度陷入功能性失調式的政治均衡,政治衰敗日趨明顯……。
  對此,政治學者福山業已作出了系統診斷。可惜國內知識界要麼囿於某種意識形態慣性,要麼為派性立場裹挾,福山的著述只是被斷章取義、隨意用來為各自的立場背書罷了,致使其無法真正進入福山的現實關切和理論視野。即便特朗普的“意外”當選也未能使他們在智性上獲得絲毫的長進。
  如果說福山對締造“特朗普時代”的政治根源作出了全方位診斷,派特南則通過《我們的孩子》對其背後的社會根源給出了系統分析,該書副標題“危機中的美國夢”傳達的正是作者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深切危機意識,
2018-10-10 10: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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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2000年發表的《獨自打保齡:美利堅社群的衰頹與重整》相比,《我們的孩子》字裡行間透露出深深的焦慮、傷感甚至悲憤,眼看自己深愛的祖國疲態日顯,貧富懸殊導致的機會鴻溝愈演愈烈,窮孩子和富家子完全生活在兩個天差地別的“美國”:富家子住在寬敞的臨湖別墅裡,日常瑣事有保姆管家打理,高牆門衛,錦衣玉食,享受最好的教育,在父母親戚鄰里朋友的助力下籌畫著美好的未來;而那些底層的孩子卻生活在毒品氾濫、暴力橫行的貧民區裡,連基本的人身安全都難以保證,穩定的家庭、良好的教育以及與之密切相連的充滿希望的前途,對他們來說無異于天方夜譚,生存對他們而言不過是無奈的掙扎,他們的人生是一曲曲在他們出生時即已被寫定的悲歌。
  《我們的孩子》針對的是當下的美國,折射的卻是未來的美國。眼見國勢日頹,江河日下,帕氏不由悲從中來,《我們的孩子》無疑是派特南的一部發憤之作。在對美國社會長期且持續的觀察研究中,帕氏目睹美國人的社會關係網不斷塌陷,人們彼此隔離,個人淪為一個個孤島,階級差距不斷疊加,由此帶來的機會鴻溝與日俱增,下層階級通過努力改善自身境遇的外在條件相繼喪失,他們的下一代的前途早早地被定格在貧困、羞辱、絕望之中。
  在過去四十年裡,美國社會組織紛紛解體,人們日趨淪為孤零零的原子化個體,他們彼此疏離、冷漠,整個社會消極被動、一盤散沙,對此,派特南不無憂慮地寫道:“在常規環境下,群眾對政治穩定僅有微乎其微的威脅,而且這僅有的危害也會因群眾自身的冷漠而化解。在這種情形下的政府可能不那麼民主,但至少可以保持穩定。
  而一旦陷入嚴峻的經濟或國際壓力,就好像20世紀30年代席捲歐洲和美國的那種壓力,原本‘消極被動’的群眾可能在一夜之間變得歇斯底里,值此之世,就會有反民主的煽動政客用極端的意識形態來操縱群眾。”不幸的是,2016年大選以及特朗普的上臺,最終使派特南的上述隱憂一語成讖。現在想來,當初派特南在大選臨近尾聲在美國政治學界發起針對特朗普的連署簽名,絕非出於一般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分歧或黨派立場分野,實在是傷心到底無法釋懷不能已於言的憂憤之舉。...
https://www.guancha.cn/renjunfeng/2018_10_07_474500.shtml
2018-10-10 1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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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是個聰明人,可惜把歷史念歪了 2018-10-21 觀察者網
美國文學批評家、哈佛大學英文系教授路易士•梅南德

1989年2月,芝加哥大學為法蘭西斯•福山辦了一場關於國際關係的講座。時年36歲的福山剛好處於事業變動期,此前他在加州聖塔莫尼卡市的智庫蘭德公司擔任蘇聯外交政策專家,而不久後他將赴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務院履新擔任政策規劃司副司長。
在蘭德公司時,福山的工作是對蘇聯的具體政策進行剖析。而在芝加哥演講時,引起了歐文•哈裡斯的注意,後者在華盛頓一本名為《國家利益》的期刊擔任編輯。哈裡斯提出將講稿發表出來,於是1989年夏天這篇題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問世,一舉改變了美國外交界。
福山的論點是,隨著蘇聯行將就木,除自由主義之外的最後一種意識形態選項已被否決。此前法西斯主義已在二戰中被剿滅,如今共產主義正在從內部瓦解。中國等國家雖仍自稱信仰共產主義,但政治和經濟改革正在邁向自由主義秩序。福山在書中說,黑格爾曾預想過這樣一個時刻,完全理性的社會和國家形態將獲得勝利。而今隨著共產主義被征服,主要大國向單一的政治和經濟模式趨同,黑格爾的預言終於得以實現。未來的國際關係將“共同市場化”,世界將達到自我平衡的穩定狀態。
即便在眾多不入流的雜誌當中,《國家利益》也只是個小角色。1985年,它由新保守主義領軍任務歐文•克裡斯托爾創辦,到1989年發行量只有6000本。出了專門研究蘇聯的學者圈,幾乎沒人知道福山這個名字,也沒人考慮過末世終結論。但“歷史終結論”仍然得到了主流媒體的賞識,詹姆斯•阿特拉斯在《紐約時報雜誌》上刊登了關於福山的簡介,他的文章在英國和法國引發辯論,並被翻譯包括日語和冰島語在內的各種語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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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冷戰後這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歷史看,亨廷頓的理論,都應驗了,而福山膚淺的神棍理論,則幾乎全盤破產。亨廷頓的才是美國的先知。
 西方人都是遊牧民族的思維方式,內心深處只相信窮兵黷武。福山、亨廷頓都是些極其淺薄的傢伙!這些人能上了美國和西方的政治的檯面,也真是西方文明的災難!
 哪裡是福山念歪了歷史,福山是不過是其背後勢力的台前表演者,猶如國內的某些經濟學家,不過是既得利益集團手中木偶,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在背後勢力的財力支持下,成名成家,最終服務的還是既得利益集團
https://www.guancha.cn/LouisMenand/2018_10_21_476251.shtml
2018-10-22 10: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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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希望美方也有美國版的“四個自信”

2018-11-30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日前,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發表了題為《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的報告。報告稱,中國試圖對美國智庫、高校、媒體及各級政府機構進行滲透,施加影響,破壞美國民主價值。中國政府是否看到了這個報告?有何評論?對報告哪一部分有異議?
  耿爽:你經常來我們記者會,應該知道,作為一條原則,我們一般不對媒體、智庫、專家、學者的觀點、評論和文章、報告作出直接和具體回應。所以,這裡我只原則講幾句。…….
  法蘭西斯•福山等32位專家發佈報告,渲染“中國滲透”
11月29日,法蘭西斯・福山、戴雅門(Larry Diamond)、葛來儀(Bonnie Glaser)、黎安友(Andrew Nathan)、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裴敏欣(Minxin Pei)等32位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聯名發表重量級報告《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以213頁的篇幅分析所謂“中國大舉滲透美國,獲取政治經濟利益”的問題。
  該報告由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和紐約亞洲協會共同贊助,並由非營利組織安納伯格信託基金運營的陽光之鄉信託(Annenberg Foundation Trust at Sunnylands)提供資金,歷時一年半完成。
  該報告宣稱,中國雖然未試圖干預美國的選舉,也沒有像俄羅斯那樣在美國社會製造混亂或挑起兩極分化,但中國在眾多領域的干預比俄羅斯“更為聰明有力”。通過巨大資金支持,中國“積極滲透美國的政治圈、教育機構與美籍華人社團”。美國民主制度的開放“成了一個漏洞”,讓中國得以“挑戰甚至損害美國的自由、規範和法律”。
  據美國媒體報導,參與撰寫該報告的學者很多一直是美中接觸的主要宣導者,對中國懷有“深厚感情”。包括前駐華大使洛德等。前奧巴馬亞洲首席顧問、蘭德公司研究員麥艾文(Evan Medeiros)稱,該報告證明了一整代中國專家的“覺醒”。
  《環球時報》11月30日針對該報告發表社評《駁“中國滲透論” 同時努力消蝕它》。以下是摘錄: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從上到下沒有改變美國和西方國家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野心,也不認為我們具有這樣的能力。中國政府希望對美國和西方社會產生某種影響的唯一目的是減少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誤解,讓中國與他們的友好合作更順利一些,避免節外生枝。
2018-12-01 09: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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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這份報告再次顯示,美國社會對中國的整體心態出現變化,簡單說就是美方的戰略自信因中國崛起而出現了消蝕,他們看中美之間同一件事的感受與從前比大不一樣了,這是美方不安的最大原因。
  面對美國人的心理變化,我們同時不認為中方需要開展一場大的論戰,指責美方的“小心眼”。美國人的心理變化已經現實發生,而中國有在不損害我方利益情況下進行相關調整的一定空間。北京不妨在對美文化交流中開展這樣的一些調整,作為表達我方善意的姿態,同時加強雙方溝通。如能基本消除“中國滲透論”,有可能成為中美和中西關係實現改善的突破口。
  中美都需認識到,只要兩國有大規模交流,相互影響就不可避免。其實中國對美影響的前鋒是中國產品。那些產品物美價廉,其背後的中國文化和價值元素支援了它們在美國社會的競爭力,也使西方社會感受到多重壓力。
  而隨著西方產品、公司組織形式越來越多地進入中國,對中方的影響更是不言而喻的。中國只要西方產品和企業,完全拒絕它們背後價值觀的“滲透”,也不太可能做到。
  中國擴大對外開放是一個巨大、艱難的課題,它是中西社會越來越全面的互動過程。中國一要堅持對外開放的戰略善意,二要不斷增加開放過程中面對各種衝擊的承受力。這種承受力是中國對外開放條件下戰略定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另外,中國開放的結果需要形成國際社會多數成員認可的“共贏”。那樣的話,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在國際上,我們的對外開放都會鞏固政治上的可持續性。
  中美需相向而行,它的應有涵義很可能比中美社會目前對它的認識都要寬泛。雙方存在很深隔閡的領域還是挺多的,而消融那些隔閡,雙方都需不斷做出努力。
  回應
咱們的高校和社科研究機構才是被滲透得慘不忍睹……
你要知道改開後是強調中國全面向西方學習的時代,造成這樣的客觀結果是歷史必然。
2018-12-01 09:31:32
阿楨
社評:美國務院想用“文明較量”誘騙西方 2019-05-05 環球時報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日前說,國務院正在以“與一個真正不同文明的較量”想法為依據,制定對華策略。這一動向在美國也引起不少反對聲。
  看來在蓬佩奧的主持下,美國務院真的正在推動美國對中國的根本敵意,也就是對中國文明的敵意。
  斯金納所提到的計畫,顯然是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帶有對中國文明的歧視。這同時也是對西方文明錯誤的提煉,因為文明的基本方向是和諧、包容、共贏,而不是相互排斥、唯我獨尊和炮艦外交。
  即使與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概念的上世紀90年代初相比,今天的世界也有了巨大的不同。文明的隔閡、分歧仍然會有,但文明發生有國家力量參與組織的巨大衝突卻越來越難以思議。如今處於不同文明的群體在生活層面不斷融合與一體化,利益相互交織,只要彼此能有基本的相互尊重,不同文明很難形成西方世界中世紀的那種深仇大恨。
  斯金納說,過去的大國衝突、包括美蘇冷戰,一定程度上都是“西方內部較量”,而與中國之間是美國首次面對“非高加索人”的超級強國競爭。
  美國務院此時拉起“文明較量”的旗幟,其首要目的大概是想要拉攏其他西方國家,促使那些在對華問題上態度搖擺的國家站隊,與美一道遏制中國。
  然而我們相信,除了華盛頓少數狂熱的政治精英,這個世界上歡迎“文明較量”到來的人一定少之又少。
  華盛頓真的在為西方文明操心嗎?美國這兩年的表現恰恰是在嚴重傷害西方文明,西方世界普遍認同的國際行為準則已經被華盛頓踐踏得面目全非了。
  中國社會一直對西方文明保持著敬意,向西方學習是中國近代以來知識份子的集體信條之一。中國與西方的摩擦主要集中在我們反對西方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中國人沒有在文明層面唯我獨尊的認識,更沒有讓中國社會價值體系主導世界的野心。
  因此“文明較量”是個偽命題,不可能出現,美國到底想在遏制中國方面走多遠,那是另一回事。儘量往中美的中間地帶站要比站到美國一邊參與遏制中國,更符合西方乃至世界各國的利益,這是國際政治常識。蓬佩奧和他領導的“中情局化的”國務院是想誤導和欺騙整個世界,但世界可不會那麼傻。
2019-05-07 10:04:33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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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的普世口號不管用了就又想出了文明衝突,美國不能代表西方,也不可能代表世界。利用文明差別進行挑撥離間,製造仇恨,在當今世界已經行不通,因為人類發展到今天,不再閉塞,不在愚昧,不再盲從。

朱雲漢:從全球史視角看中國再興與人類的未來
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本文根據臺灣中研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朱雲漢教授2019年3月12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國•政大講堂”所作專題演講《中華民族再興的全球意涵》整理。
我們無論是從100多年前中國屈辱的近代史作為回顧的起點,還是從最近70年中國民族快速復興的過程出發,都需從全球史的架構來理解中華民族再興對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意涵。在這基礎之上,我們才能展望未來。中國70年來走的道路,當然有曲折,但也有很多方面是史無前例的,突破了過去各種不同文明曾經創造的歷史,中國肯定要超越他們。
如果中國繼續保持既有的發展軌跡,那麼她必然會進一步影響到人類社會的未來,實際上她已經開始在深刻地影響全球社會,以及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不僅如此,這一作用將來還會更關鍵,而且她的關鍵程度甚至會超過歷史上美國所起的作用。......但是美國花了多少時間才讓自己的GDP增長了36倍呢?他總共花了117年,也就是中國的工業化追趕速度是美國的3.9倍。所以為什麼英文世界的媒體經常說“China Speed”。什麼叫中國速度?這就是中國速度,史無前例,尤其是在那麼幅員遼闊的版圖之上建設“奇跡”的速度。
https://www.guancha.cn/ZhuYunHan/2019_05_06_500355.shtml
2019-05-07 10:13:30
阿楨
商務部副研究員彭波:為什麼中美摩擦不會因文明差異而激化? 2019-05-15 觀察者網

5月15日,以“亞洲文明交流互鑒與命運共同體”為主題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在京召開。會議前夕,4月29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基倫•斯金納在智庫“新美國”召開的論壇上語出驚人,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來制定對華戰略。斯稱:美正與中進行一場“文明與種族的較量”“這是我們第一次面臨一個非白人/非高加索人種的強大競爭對手。”
(一)亨廷頓心目的“文明的衝突”是什麼樣子?
與很多想像的不一樣,亨廷頓最擔心的並不是伊斯蘭,而是中華文明。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構想了一個中國聯合伊斯蘭挑戰西方+印度的圖景。
(二)為什麼中美之間不會因為文明差異而激化?
因為,兩者之間不容易找到直接對沖的地方。
比如說西方文明相信“三位一體”,信奉基督耶穌。穆斯林同樣尊重基督耶穌,但是認為他只是先知,不是神。於是雙方不合,大打出手。天主教與新教都是基督教的一支,但是為了若干細小的差別,爆發過多次血腥的戰爭,如“三十年戰爭”等等。同樣是東正教徒,為了能否崇拜“聖像”,雙方也是勢不兩立,你死我活。
而這樣的事在中國不容易發生。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願意信的人可以信,不信的人也可以不信,都沒有關係。
西方有些觀察者看出了這個差別,他們說中國人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基督教是:“己所欲,施於人。”
“改變異端信仰的熱情和好戰精神,從從使徒時代到現在,積極傳教—直是基督教會的主要特點。而且,為了使異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救,基督教會總是會不猶豫地使用武力。”(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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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社會只是領先了200年就自以為會永遠領先下去“歷史終結了”,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奧匈帝國輪流統治過中東歐數百年,後來也不都衰落了?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90%的時間是領先於西方的,中國也從未對西方有過什麼威脅,之後自然會回到原來的位置,這是中華文明的特質。
 一神教特性,創造了一種話語,即西方世界代表了文明,非西方世界是非文明的,愚昧、無知甚至野蠻。在這邏輯下,就有了17世紀美洲印第安民族的滅絕;18世紀整個非洲大陸被西方殖民;19世紀對亞洲的征服,印中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歷史上野蠻民族殺戮和征服文明社會一遍遍的重演,話語權非常重要。
2019-05-16 09:36:26
阿楨
《紐約時報》專欄省思 別說最偉大 美國更像發展中國家

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美國《紐約時報》2019-07-02發表專欄文章「別再說美國偉大」!
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這個說法洗腦了無數愛國人士,出現在卡通、電影、漢堡廣告等等,這個迷思根深蒂固,不容質疑。美國過去的確做了很多很棒的事,例如民主、送太空人登月、提升大學的形象,甚至塔利班都送他們的學生進美國大學就讀。
衡量偉大並無唯一方法,但是在OECD中的排名可以視為是一個指標。OECD可以說是36個國家組成的俱樂部,這些國家多半是富有的西方民主國家,當中也具有多元性,美國是最富有的,但同時也最貧窮。貧窮比例達18%,比西歐更接近墨西哥的貧窮率。128萬美國小孩生在貧窮中,幾乎等於5分之1的孩童人口。高中自然科學的水準,美國排名19。閱讀排名20,數學更僅排名30。美國健康醫療方面的支出最多,尤其是來自私人的經費。但是美國人卻更容易生病、活得更短、身材更肥胖。和全球相比,美國嬰兒也有較高死亡率,甚至高於波士尼亞。
讓美國自傲的民主,僅有56%的美國選民前往投票,丹麥和澳洲等國都有接近80%的投票率。但選舉受到幹預、自來水不能直接飲用、市民不信任便服員警、公共設施衰敗。這些都是可以在巴基斯坦、奈及利亞等國家見到的景象。
文章接著諷刺的表示,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之外,究竟在何種場域排名第一?事實上,有很多!民眾持槍比率、大規模射殺慘劇、看電視、被診斷的藥物沉癮、監獄人口。還有環境破壞的程度也接近第一,僅次於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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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美式「個人主義」「自由經濟主義」,更造成貧富懸殊!
2019-07-03 09:09:03
阿楨
美利堅的DNA裡,“美國”與“世界第一”是同義詞 2019-07-13 觀察者網
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教授馬丁•雅克, 復旦中國研究院訪問教授

  馬丁•雅克:非常高興再次來到“思想者論壇”,由於我只有7分鐘,所以每講一點我只會花60秒。
  第一,當今全球化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中國的崛起。上世紀80年代,全球經濟的中心在歐洲沿岸,或者說是在大西洋兩岸。如今人們預計到2050年世界經濟的中心將在中國、印度這一帶。
  第二,中國對全球化的理解(特別是華為的成長模式)與西方完全。上世紀70年代發展中國家占全世界GDP還不到1/3,到2000年時已達50%,目前占59%。與此同時。胡鞍鋼教授預測2030年會占2/3。
  第三,早期多極化一般是指歐美等作為一極的政治實體,而我認為多極化興起的過程也是發展中國家崛起的過程,也意味著地區主義(regionalism)的興起。
  第四,中國在崛起,多極化同時,兩極格局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第五,自上世紀8/90年代全球化興起以來,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起到主導性作用。可是情況變化得很快,在發展中國家被我所謂的“發展實用主義”取代了。
  第六,美國正在從全球化中抽身。在美國人能夠心平氣和地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之前,這個世界將會陷入一種越來越不穩定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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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領先兩百年而已,中國領先幾千年,近代落後不照樣被揍。還領先的基因,沒這回事。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不是不講民主,而是不再迷信西方式民主了。
 發達國家依靠自由民主而實現發達,發展中國家擺脫不了神權、君權、特權的束縛,只能釆取實用主義而取得一定程度的追趕式發展。
 發達國家依主要是依靠殖民和人口貿易,自由民主不過是他們發達之後的偽裝!並以此忽悠發展中國家。具體可以去看17-20世紀西葡英法德美是怎麼成為世界一霸的,世界學習自由民主的100多個國家,只有韓日等國成功,其他的都被忽悠成“南斯拉夫解體”“蘇聯解體”“阿拉伯之冬”之類的東西了
2019-07-14 08:33:44
阿楨
普亭掌權20年 俄國從自由走回獨裁 2019-08-10 聯合報

俄國總統普亭九日掌權滿廿年。廿年前,俄國總統葉爾欽提名普亭為總理、並指定他為總統接班人時,普亭還只是知名度不高的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局長,對處理政務少有經驗,幾乎沒人料到,廿年後,普亭仍大權在握,並在國際舞臺上舉足輕重。
法新社報導,俄國電視節目主持人史瓦尼澤在普亭剛上臺時,經常訪問普亭,他說:「普亭剛執政時,俄國雖然窮,而且犯罪率高,但仍是自由民主的國家,但普亭掌權廿年後不再自製,實際上成了帝王。」
普亭支持率高達六成八,但其實俄國經濟停滯和生活水準下降,已讓他的支持率失色不少。最近幾周,反對派在首都莫斯科發動幾波示威,當局逮捕數千人,是二○一二年民眾抗議普亭回鍋當總統以來,俄國當局規模最大的鎮壓行動。
現年六十六歲的普亭面臨接班問題。分析家波夫特指出,普亭不太可能在二○二四年任滿後完全放棄權力,可能會創建新機構,由普亭擔任首長,繼續領導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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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被西方騙了太多次。葉爾欽一味討好西方,結果北約東進,威脅俄國生存。烏俄是同一斯拉夫民族,又被西方拉去當反俄先鋒。
普亭受俄人愛戴,因為他不像戈爾巴喬夫、葉爾欽―樣跪舔美國和西方,西方就培植反對派,罵他獨裁。
葉爾欽喊民主自由、市場改革,上臺後的休克療法,使俄國經濟崩潰。葉爾欽一心討好西方希望得到援助,得到的是北約擴張一巴掌。
2019-08-10 09:03:21
威爾剛
感謝分享!

http://www.yyj.tw/
2019-12-20 14:15:47
是 (若未登入"個人新聞台帳號"則看不到回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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