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7-08 06:47:29 | 人氣(1,754) | 回應(22) | 上一篇 | 下一篇

《經濟學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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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均和林祖嘉、李誠、周行一合著的《經濟學的新世界》(天下文化,2002)只不過是二本又大又厚的「簡明的」「新」經濟學入門書(真有天下式的簡單明白的寫作風格)、有啥好評的?別被它的以下宣傳迷了:

「二十世紀人類在最後十年的轉變,助長了「全球化」、「新經濟」、「知識經濟」、「網際網路」等新現象與新名詞的誕生。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免費)資訊,以及加入WTO之後的新情勢,我們正身處在一個內外都在變化的「新」世界。
面對經濟「新」世界,研習經濟學科的讀者,必須要把握住正在轉變中的「新」經濟思潮,把自己變成一個與時代脈動同的步觀察者。
這是一本簡明的「新」經濟學入門書,除了討論應有的基本知識之外,特別側重討論在經濟領域中一些新的演變:如知識經濟、市場失靈、風險、勞動市場、人力資本、套利與報酬等。將幫助讀者在第一時間,掌握住現實生活中對新經濟現象及新經濟問題的了解。」

你搞錯了,本文所評是麥肯齊(McKenzie, Tullock)的《經濟學的新世界》(桂冠,1985)。

啥「經濟學的新世界」?明明是從經濟學的「供需原理」和「成本效益」來「看」世界。

原來是《經濟學眼中的新世界》,難怪作者<序言>會說:「在本版中,我們加上一章討論新發展出來的領域──社會生物學…我們希望讀者們能從中獲取東西,以便將來過上任何在傳統領域之外的問題時,均能以經濟方法去處理,不管這些問題是在公共生活中,或是在他們自己的私人生活中。」

那又可改書名為《社會經濟學》了!不過書中以「供需原理」和「成本效益」來解釋學生作弊、性交易、約會、婚姻育兒、男女同工不酬、竊盜…未免有點不道德和政治不正確了?

快樂就好,不然要依前評《快樂經濟學》的「不快樂」的「七大因素」:家庭關係、財務狀況、工作、社群和朋友、健康、個人自由,以及個人價值觀等過生活嗎?

你是豬啊!(在此不是侮辱豬,而是反諷Mill在《功利主義》的名言:「做一個不滿足的人比做一個滿足的豬好;做一個不滿足的蘇格拉底比做一個傻子好」)分不清「不爽的道德快樂」和「很爽的不幸福快樂」嗎?
 
經濟學>百度百科
 
經濟學的起源
JEL分類系統
經濟學學派列表
一些經濟學概念
經濟學概述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學科分類
經濟學的本質
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經濟學前史──古代經濟思想的發展
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的經濟思想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
資産階級經濟學的發展和演變 
 
  經濟學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行爲及如何將有限或者稀缺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的社會科學。
  經濟學的英語Economics是由希臘文οἶκος [oikos]而來,意思是家庭、家族、財産權(family, household, estate)以及νόμος [nomos], 或法律(custom, law)組成,從逐字上來看是指家族管理(household management)或是政府的管理。
經濟學的起源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近代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在亞裏士多德時代的觀點是:政治學、倫理學、政治經濟學三位一體,諾貝爾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說道: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學科曾經認爲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經濟學學科分支
JEL分類系統

  JEL分類系統,是美國經濟學會《經濟文獻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所創立的對經濟學文獻的主題分類系統,並被現代西方經濟學界廣泛采用。該分類方法主要采用開頭的一個英文字母與隨後的兩位阿拉伯數字一起對經濟學各部類進行“辭書式”編碼分類。
  例如,C71爲“C:數理和數量方法”類中,“C7博弈論與討價還價理論”中的有關“C71:合作博弈”的內容。
  A: 經濟學總論和教學 (General Economics and Teaching)
  B: 經濟學思想流派和方法論 (Schools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C: 數理和數量方法 (Mathematical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D: 微觀經濟學 (Microeconomics)
  E: 宏觀經濟學和貨幣經濟學 (Macroeconomics and Monetary Economics)
  F: 國際經濟學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G: 金融經濟學 (Financial Economics)
  H: 公共經濟學 (Public Economics)
  I: 衛生經濟學,教育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J: 勞動經濟學和人口經濟學 (Labour and Demographic Economics)
  K: 法律和經濟學 (Law and Economics)
  L: 産業組織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 企業管理和商務經濟學;市場營銷學;會計學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Business Economics; Marketing; Accounting)
  N: 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
  O: 經濟發展,技術變遷和增長 (Economic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Growth)
  P: 經濟系統 (Economic Systems)
  Q: 農業經濟學和自然資源經濟學 (Agri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R: 城市經濟學,農村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 (Urban, Rural and Regional Economics)
  Z: 其他專題 (Other Special Topics)
  以上所列爲對開頭字母的一級部門分類,具體的細致分類請參照外部鏈接中有關美國經濟學會《經濟文獻雜志》分類系[1]的連接。
  西方經濟學
  微觀經濟學(個體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總體經濟學)
  計量經濟學
  經濟學方法
  經濟學史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資本主義部分
  世界經濟學
  社會主義部分
經濟學學派列表

  重農學派 --稅收思想(魁奈是重農學派的創始人和首領。有人曾認爲古爾奈也是創始人之一,但古爾奈除了經濟自由放任的主張外,並沒有樹立任何重農學派的主要論點。魁奈無疑地首創了重農主義所有的理論。他的代表作《經濟表》,就是這一理論體系的全面總結。
  18世紀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圍逐漸出現了一批門徒和追隨者,形成了一個有較完整理論體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別,而且是一個有明確的綱領和組織的政治和學術團體。他們有定期討論學術問題的集會,有作爲學派喉舌的刊物—《農業、商業、財政雜志》和《公民日志》。
  杜爾哥是繼魁奈之後的重農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響但不是魁奈的門徒,也幾乎沒有參加所謂“經濟學家”們的派系活動。他的《關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農主義的重要文獻。他發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黨的論點,使重農主義作爲資産階級思想體系的特征有更加鮮明的表現。在他那裏重農主義發展到最高峰。)
  李嘉圖學派
  馬歇爾學派(劍橋學派) - 新古典學派 - 新劍橋學派 - 凱恩斯學派 - 新凱恩斯學派
  德國曆史學派
  奧地利學派 - 新奧地利學派 - 貨幣學派
  供給學派 - 供給面學派
  一般均衡學派
  芝加哥學派
  公共選擇學派
  美國制度學派 - 新制度學派
  經濟學家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克拉克經濟學獎獲得者
  經濟學家列表
一些經濟學概念

  勞動價值
  剩余價值
  博弈論(賽局理論)
  邊際效用
  均衡價格論
  有效需求
  理性預期
  貨幣主義
  馬克思主義
  凱恩斯主義
  新自由主義
  古典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
  外部效應
  聖彼得堡矛盾
經濟學概述 

  詞源及其演變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于希臘文 oikonomia,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爲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1615年出現了以“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爲名稱的第一本書,即法國重商主義者A.de蒙克萊田(約1575~1621)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後的政治經濟學》。在整個重商主義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局限于流通領域,但也包括國家管理。到了重農主義和英國古典學派,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轉向生産領域和包括流通領域在內的再生産,從而接觸到財富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規律。古典政治經濟學已經同政治思想、哲學思想逐漸分離,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其論述範圍包含了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大部分領域。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近代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在亞裏士多德時代的觀點是:政治學、倫理學、政治經濟學三位一體,諾貝爾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說道: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學科曾經認爲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
  17~19世紀末,政治經濟學逐漸被用作研究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理論科學的名稱。K.馬克思和F.恩格斯通常也都沿用這個名詞。但是,他們不僅對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進行了深刻的根本性的變革,而且在曆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貫穿于人類曆史的各個發展階段,從局限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擴展爲整個人類社會的各種生産方式。只研究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生和發展的政治經濟學,稱爲狹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人類各種生産方式及其發生和發展的政治經濟學,稱爲廣義政治經濟學。
  19世紀末期,隨著資産階級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演變,即更傾向于對經濟現象的論證,而不注重國家政策的分析,有些經濟學家改變了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英國經濟學家W.S.傑文斯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1879年第二版序言中,明確提出應當用“經濟學”代替“政治經濟學”,認爲單一詞比雙合詞更爲簡單明確;去掉“政治”一詞,也更符合于學科研究的對象和主旨。1890年A.馬歇爾出版了他的《經濟學原理》,從書名上改變了長期使用的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名稱。到20世紀,在西方國家,經濟學這一名稱就逐漸代替了政治經濟學,既被用于理論經濟學,也被用于應用經濟學。
  在中國古漢語中,早有“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資産階級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1830~1898)最先把economics譯爲“經濟學”;中國的嚴複則譯爲“生計學”。到1903年以後,中國學者才逐漸采用“經濟學”這個學科名稱。30~40年代,有的經濟學家在編寫和翻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時,則稱爲“政治經濟學”或“新經濟學”。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經濟學界大多數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稱爲“政治經濟學”,而對政治經濟學以外的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則使用“經濟學”一詞。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爲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研究對象

  在階級社會裏,經濟學是一門具有階級性的科學。一般來說,持有不同階級立場的經濟學家,對同樣的社會經濟現象,往往持有不同的觀點,研究時也有不同的目的和側重點。對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資産階級經濟學家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之間,就有不同的定義。例如,對于作爲整個經濟學科的基礎的理論經濟學,在資産階級經濟學界比較流行的一個定義,認爲它研究人們既定的目的與具有不同用途供選擇的手段之間的關系,即認爲人們要滿足的欲望是衆多的,而一定時期作爲滿足欲望手段的資源總是有限的,用于某個目的就不能用于其他目的,經濟學就是要研究人們在以有限的資源滿足衆多的欲望時怎樣作出合理的選擇。在這裏,人們之間的剝削關系,資本剝削勞動的本質,就被掩蓋了。當然,資産階級經濟學家對理論經濟學的對象還有其他種種說法,但是它們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強調經濟學是“超曆史”、“超階級”、“超政治”的,從而,它適用于任何社會和任何曆史時期。這類定義的主旨,顯然是要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說成是永恒的、普遍的。盡管在資産階級經濟學中,有時也揭露以至譴責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性質及其矛盾,但其目的還是企圖經過各種改良的、修修補補的辦法,使它永存下去。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一般稱爲政治經濟學。關于它的對象,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間,雖然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認爲它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生産關系體系,即在一定的生産資料所有制前提下包括生産、交換、分配、消費諸關系在內的經濟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在階級社會裏,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是在于揭露各個階級社會的階級剝削。有的則認爲它研究人類社會各個階段上生産方式的發生、發展以及滅亡的規律,因此,它既要研究生産關系,也要研究與之相結合的社會生産力的性質、狀況及其發展規律。事實上,就是主張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産關系的經濟學家,也不把生産關系作爲孤立的研究對象,而是同社會生産力結合起來研究。同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認爲,政治經濟學既然是以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生産關系(或生産方式)作爲研究對象,那麽,它既是一門理論的科學,也是一門曆史的科學。它不僅要研究資本主義生産關系(或生産方式),揭示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必然爲社會主義所代替的規律;而且要研究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或生産方式),特別是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産關系(或生産方式),揭示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性質及其運行的規律,以及社會主義生産關系(或生産方式)的發生、發展及其走向共産主義的必然性,爲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服務。
  至于以理論經濟學爲基礎的應用經濟學,它的研究對象是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的經濟活動(如農業、工業、商業等)、或涉及各個部門而帶有一定綜合性的專業經濟活動(如經濟計劃、財政、貨幣、銀行等)、或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活動(如企業的經營管理)及其相應的經濟關系。應用經濟學就是要研究這些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特殊規律性。由于各種經濟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經濟關系中進行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有資本主義的應用經濟學,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有社會主義的應用經濟學。由于所有應用經濟學都以一定的理論經濟學爲基礎,或多或少地要受到經濟學家的階級立場和觀點的制約,這樣,就有資産階級的應用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應用經濟學的分野。但是由于資産階級經濟學主要研究在社會化大生産和商品經濟支配下的經濟活動,因而它們的某些分析內容和分析方法,撇開其資本主義剝削內容,也有可資吸取和借鑒的地方。
  經濟學作爲多種經濟學科的總稱,除了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外,還包括其他許多門類和分支,它們也都各有自己的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經濟學的方法,有兩個層次的含義。一是指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或哲學基礎。就這個含義來說,資産階級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著不同的方法論。一般來說,資産階級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是反曆史主義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或機械唯物主義的。當然,這並不排斥有些資産階級經濟學家或者資産階級經濟學的某些內容,由于尊重客觀事實和經濟現象的本質聯系,也會不自覺地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這個方法論要求實事求是地、從矛盾的發展變化中、從事物的相互聯系中研究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經濟關系。同樣,這也不排斥某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或者某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由于對實際情況調查研究的不深入或認識上的主觀片面,有時也會在某些方面背離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這一科學方法論。
  研究方法的另一層次的含義,是指研究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經濟關系及其規律性的具體方法,如抽象的方法,分析和綜合的方法,歸納和演繹的方法,質的分析和量的分析等等。這些方法都是在人類認識客觀事物的長期過程中形成的,在經濟學研究中,都被廣泛運用。只是不同階級、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在運用這些方法時的指導思想,即方法論基礎或哲學基礎有著差別。同時,這些研究方法對于經濟學的各門學科,也都具有普遍性。只是由于不同的經濟學科在研究對象上有所差別,因而在運用這些研究方法時,也會有所側重,有所不同。
  經濟學各門學科在研究方法上出現的一個新趨勢,是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分析。這是由于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複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現代計算機技術的出現,使運用數學方法分析日趨複雜的經濟數量關系和處理大量的經濟統計數據成爲可能。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于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學科分類

  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深化,人類經濟活動的內容愈來愈複雜、豐富,專業化程度愈來愈細密;同時,各種經濟活動之間、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聯系,也愈來愈緊密。適應這種情況,經濟學的研究範圍也愈來愈擴展。一方面,從帶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論經濟學中不斷分化出帶有應用性的和獨立的部門經濟學、專業經濟學等分支學科;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經濟學科內部各個分支相互交叉的學科以及經濟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學科之間彼此聯結的邊緣學科。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學研究的深化,對分析的精確性的要求愈來愈高,出現了研究經濟數量的分析和計量方法的學科;爲了總結曆史經驗,爲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統的曆史依據,出現了各種經濟史的學科;爲了追溯和總結經濟理論本身的發展演變,出現了經濟思想史的學科。這樣,就在社會科學中逐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門類分支繁多的經濟學科體系。
  關于現代經濟學的學科分類,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根據各自經濟發展的特點和經濟學科的發展狀況,各有自己的門類劃分。綜合兩類國家的經濟學科發展現狀,大體上可以分爲如下幾個門類:
  理論經濟學 論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爲各個經濟學科提供基礎理論。
  在資産階級經濟學界,理論經濟學通常稱爲一般經濟理論,它分爲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兩個分支。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爲視野,以經濟活動總過程爲對象,考察國民收入、物價水平等總量的決定和波動。其中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波動(經濟周期)理論又是宏觀經濟學的兩個獨立分支。另外,與經濟增長理論密切聯系的發展經濟學,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現在也已成爲宏觀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微觀經濟學研究市場經濟中單個經濟單位即生産者(廠商)、消費者(居民)的經濟行爲,包括供求價格平衡理論、消費者行爲理論,在不同市場類型下廠商成本分析與産量、價格決定理論、生産要素收入決定即分配理論等。此外,福利經濟學等也已成爲理論經濟學的獨立分支。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即政治經濟學,如前所述,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的生産方式或生産關系的發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的,包括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原始公社、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壟斷前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生産方式三個部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生産關系作爲研究對象的,但生産關系是不能與生産力脫節的,中國近年來一些經濟學家爲了重視發展生産力,認爲應建立一門以社會生産力爲研究對象的生産力經濟學,但尚在研究探索之中。
  經濟史 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曆史時期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發展演變的具體過程及其特殊規律,爲總結曆史經驗和預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提供依據,也爲研究各個曆史時期形成的經濟思想、學說、政策提供曆史背景。經濟史按地域範圍劃分,有國別經濟史(如中國經濟史、英國經濟史等),地區經濟史(如歐洲經濟史、拉丁美洲經濟史等),世界經濟史(以世界爲整體,研究世界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按部門或專業來區分,有農業發展史、工業發展史、銀行發展史等;按曆史分期,有古代經濟史、近代經濟史、現代經濟史之分。關于世界經濟現狀及其發展趨勢的研究,實際上屬于現代經濟史範圍(這部分內容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經濟百科全書》)。經濟史如同理論經濟學一樣,要受研究者的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的影響。
  經濟思想史 或稱經濟學說史。它研究各個曆史時期出現的經濟觀點、經濟思想、經濟學說及其産生的經濟政治背景、所起的影響、所占的曆史地位,以及各個人物、各個學派之間的承襲、更替、對立的關系等。作爲一門評價和分析各個時期各個階級各個學派的經濟思想、經濟學說的學科,它顯然也要受到研究者的階級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制約。經濟思想史一般包括作爲經濟學前史的古代經濟思想的發展。資産階級經濟學的産生、發展、演變,以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産生、發展等幾個主要部分。按國別劃分,這個學科也可分爲中國經濟思想史、英國經濟思想史、美國經濟思想史等。
  經濟數量的分析、計量方法 包括數理經濟學、經濟數學、經濟統計學、經濟計量學等學科。資産階級經濟學家出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需要,比較注重各種經濟現象之間數量關系的分析。自19世紀70年代起,就有一些經濟學家應用數學推導經濟理論,建立數理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數理經濟學得到進一步發展,廣泛應用現代數學方法建立了各種靜態的、動態的、微觀的、宏觀的經濟模型。與之相聯系的一個分支是經濟數學,它側重闡述現代經濟分析中運用的各種數學方法,這實際上屬于應用數學範圍。經濟統計學是一門建立較早的學科,是統計方法在經濟數值處理和分析中的應用。30年代初,一些經濟學家進一步把經濟理論、數學方法和統計方法三者結合起來,建立經濟計量學,用以建立計量模型,估算參數,分析各種經濟變量之間複雜的數量關系,驗證經濟理論,進行經濟預測,規劃有關政策。結合質的分析,適當運用數學方法和統計方法對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進行量的分析,可以增強各類經濟學科的精確性,增強制訂政策和計劃的科學性。現在,這類有關經濟數量分析、計量方法的學科在社會主義國家也已受到重視並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應用經濟學 主要指應用理論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各個專業領域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規律性,或對非經濟活動領域進行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個經濟學科。它大體上可分爲如下幾個分支:
  ①以國民經濟個別部門的經濟活動爲研究對象的學科,如農業經濟學、工業經濟學、建築經濟學、運輸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等。
  ②以涉及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而帶有一定綜合性的專業經濟活動爲研究對象的學科,如計劃經濟學、勞動經濟學、財政學、貨幣學、銀行學等等。
  ③以地區性經濟活動爲研究對象的學科,如城市經濟學、農村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區規劃、生産力布局)等等。
  ④以國際間的經濟活動爲研究對象的學科,如國際經濟學及其分支:國際貿易學、國際金融學、國際投資學等等。
  ⑤以企業經營管理活動爲研究對象的學科,如企業管理、企業財務、會計學、市場(銷售)學等等。
  ⑥與非經濟學科交叉聯結的邊緣經濟學科,如與人口學相交叉的人口經濟學;與教育學相交叉的教育經濟學;與法學相交叉的經濟法學;與醫藥衛生學相交叉的衛生經濟學;與生態學相交叉的生態經濟學或環境經濟學;與社會學相交叉的社會經濟學;與自然地理學相交叉的經濟地理學、國土經濟學、資源經濟學;與技術學相交叉的技術經濟學等等。這些邊緣經濟學科主要研究這些非經濟領域發展變化的經濟含義、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從中找出它們的規律性。
  應用經濟學的分支學科,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不斷擴展、不斷充實的。應用經濟學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經濟實踐,離不開理論經濟學的指導,但它們的發展反過來又豐富了理論經濟學的內容,起著指導實踐的作用。
經濟學的本質

  (一)經濟學使用科學的方法

  經濟學家使用的方法在很多地方和自然科學家們使用的相同。兩者都試圖建立用于解釋和預測的理論或模型.。例如,一位天文學家建立星體運動模型來解釋星體爲什麽在它所在的位置和預測它未來的位置。同樣地,經濟學家也建立經濟模型。
  爲了解釋和預測,經濟學家建立了一些經濟模型,用以表示各種經濟現象背後的經濟關系。例如,市場供求模型表明需求、供給和價格之間的關系。盡管大多數模型也能用文字加以描述,但在經濟學中一般用圖表或數學的形式描述更爲直觀。
  經濟模型是通過對經濟現象的原因做出一些相關假定之後建立起來的。例如,經濟學家通常假定,消費者收入增加時需求會增加。這些假設一般是基于對現實經濟生活的觀察,根據對特殊現象的觀察做普通論述的過程稱做歸納。在作出有關假定的基礎上,經濟學以圖表或數學函數把相應的關系表示出來,這就是經濟模型。
  建立模型的目的是爲了解釋經濟現象。人們可以使用模型來說明經濟現象發生的原因。例如,通過模型,經濟學家可以說明發生通貨膨脹的原因,指出是工人的工資上漲太快還是進口的原材料價格上漲所致。
  經濟模型的另外一個作用是預測。例如,如果對某商品的需求增加,它的價格會上漲;人們的收入提高,對某種産品的需求會增加多少等。預測過程事實上就是一個推理過程。在推理過程中,經濟學家不得不設想其他因素保持不變,例如,對某種商品的需求增加會導致商品價格上漲,這是基于該商品的生産成本沒有下降的假設做出的推理。
  當然,一個經濟模型的有效性還要接受來自于實踐的檢驗。經濟學家要根據是否成功地解釋和預測現實經濟現象來對模型進行評價。如果預測是錯誤的,首先要檢查推理是否正確;如果推理正確,那就必須對模型進行改進或用其他預測更爲准確的模型來代替。有時盡管模型的預測不准確,經濟學家也想把這個模型保留下來,因爲它有助于深入考察經濟的運行。例如,可以實現效率、增長和公平目標的理想化經濟模型在現實中幾乎是不存在的,但通過它卻可以對現實世界有更多的認識,比如認識它的不足等。

  (二)經濟學是社會科學

  盡管經濟學和自然科學使用的模型相似,膽經濟模型並不像自然科學中的模型那樣可以作出准確的預測,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經濟學中不可能做有條件控制的實驗。物理學家建立模型後可以用嚴格控制條件的實驗室實驗來驗證,然而經濟學家在研究經常變化的環境和個人、團體、機構等之間複雜的關系時,爲了發展合理的簡單化模型,他們不得不做簡化的假設,比如一個常用的假設是“其他情況保持不變”。然而,與物理學家不同,經濟學家事實上不能讓那些被假定爲不變的有關條件保持不變。
  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有點像氣象學等一些自然科學。由于衆多因素影響氣象系統的過程和發展,氣象學家不得不做出各種簡化,以便得出較爲簡單的預測。不過,隨著近年來衛星和計算機的使用,大氣預報越來越精確。在經濟學中也是這樣,在計算機協助下,經濟學家發展了更複雜的模型,從而增強了經濟學的預測能力。
  人的行爲之間的差異是經濟模型面臨的又一個嚴重的困難。盡管在相似情形下人們會做出類似的反應,但這些行爲卻時常會有一些差異。例如,做投資決策時公司對膨脹率會怎樣做出反應?這依賴于公司商業信用狀況等不可預測的因素。在經濟模型中,人們的行爲往往被假定爲相同,這就導致模型不可能得出精確的預測。
  由于這些原因,經常學中不同的模型之間差別很大,每一種所做假設不同,得到的結論也不同。結果,經濟學經常存在著很多爭論。在現實社會中,不同的政黨可能和不同的經濟學思想相結合,左派政黨所借用的模型認爲要減少失業,政府必須進行幹預;右派政黨所持模型則認爲如果政府減少幹預,更多地依賴于自由市場經濟,就可以減少失業。

  (三)經濟學和政策

  經濟學家在幫助政府制定經濟政策中起很大作用,爲了考察這種作用,有必要區別實證和規範的觀點。
  實證的觀點是對事實進行描述,它要說明的是有關現象是什麽的命題。實證命題可能對也可能錯,不過可以通過事實來加以檢驗。“失業在增長”,“明年通貨膨脹率超過6%”,“政府降低稅收,會增加進口”,這些都是實證命題。
  規範的觀點是對價值判斷的一種描述,它要說明有關應該是什麽的命題,比如該做什麽和不應當做什麽,關于事情是好還是壞,值得贊賞還是不值得贊賞的觀點。“對富人比窮人收更多的稅”,“政府應當減少通貨膨脹”,“老齡養老金應隨通貨膨脹率增加而增加”,這些都是規範命題的例子。它們不能簡單通過事實證實或證明爲正確還是錯誤。
  經濟學家通常用實證的方式對政策起作用。他們可以分析特定政策的影響,指出兩種政策中的哪一個更可能達到目的,但他們作爲經濟學家不說哪一個政策目標更可取。例如,經濟學家可能會爭論增加政府開支是否會減少失業,增加通貨膨脹,但他們不能說政策是否值得贊賞。也就是說,經濟學家也不能做規範的判斷,與其他人一樣,經濟學家也不比他人有更多的精神權力。
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各種社會活動和各種社會關系的理論和曆史的多種學科的總稱。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除了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之外,還有政治、法律、軍事、教育、道德、語言、藝術、民族、宗教、家庭等方面的活動和關系。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在所有的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經濟活動是其他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經濟關系也是其他一切社會關系的物質基礎。因而,除了哲學之外,經濟學,特別是作爲理論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就成爲社會科學中的基礎科學,成爲人們認識社會、改造社會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任何階級或學派的經濟學,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某種哲學作爲自己的方法論基礎或指導思想。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作爲自己的方法論基礎的。當然,經濟學各個學科也爲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生動、具體的材料,對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之間辯證關系的研究,也能豐富後者的內容,推動後者的發展。
  經濟是社會的基礎,政治、法律等是社會的上層建築。一個社會的政治、法律等,歸根結柢都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都是爲維護自己的經濟基礎服務的。資産階級的國家制度、法律等,是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而確定的,是以維護整個資産階級的私有制財産和經濟利益作爲任務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和法律等,則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而確定的。就是以維護人民的整體利益,維護生産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導地位和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作爲任務的。這種經濟基礎與作爲上層建築的國家制度、法律等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使研究人類社會的經濟基礎的經濟學和研究國家制度、法律等的政治學、法學等緊密聯系起來。經濟學要聯系國家制度、法律等上層建築來研究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政治學、法學等要聯系所要維護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來研究各種國家制度、各種法律等。這種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關系,也同樣適用于經濟學與以其他的社會上層建築作爲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學科之間。
  經濟學與社會學、心理學等也有密切的聯系。人們的經濟活動與經濟關系是決定一個社會結構的基礎;而經濟活動又以相互間結成一定經濟關系的個人作爲生産的基本成員,以家庭爲消費和生活的基本單位,由此結成錯綜複雜的社會活動網絡。人們的生産活動和消費行爲都有一定的心理動機,並受行爲習慣的影響。但是人們的心理狀態和行爲狀態,也往往是以一定經濟利益的考慮爲基礎的。
經濟學前史──古代經濟思想的發展

  經濟學作爲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産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曆史時期,有不少思想家對當時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發表見解,形成某種經濟思想,但是沒有形成系統,並常與他們的政治、法律、倫理、宗教等思想混雜在一起。因此,古代經濟思想的發展,可以稱爲經濟學前史。
  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在以曆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古中國和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曆史文獻最爲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的經濟思想

  古希臘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貢獻中,有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論和亞裏士多德關于商品交換與貨幣的學說。色諾芬的《經濟論》,論述奴隸主如何管理家庭農莊,如何使具有使用價值的財富得以增加。色諾芬十分重視農業,認爲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好職業,這對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以後法國重農學派都有影響。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從人性論、從國家組織原理,以及從使用價值的生産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爲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這個社會分工學說,縱然旨在爲他設想的奴隸主理想國提供理論根據,但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提出了一個理論分析。這種分析與中國古代管仲的“四民分業”論和孟軻的農耕與百業、勞心與勞力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倫理學》兩書中有關經濟思想方面的貢獻,不僅在于他指出了每種物品都有兩種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與其他物品相交換,而且說明了商品交換的曆史發展和貨幣作爲交換媒介的職能,指出貨幣對一切商品起著一種等同關系即等價關系的作用,從而成爲最早分析商品價值形態和貨幣性質的學者。但是他對追求貨幣財富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都從公正原則出發持否定態度。
  古羅馬的經濟思想,部分見于幾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圖(公元前234~前149)、瓦羅(公元前116~前27)等人的著作中。他們論述奴隸制農莊的管理和農作物的種植技術,把農業放在社會經濟的首位,贊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但是古羅馬對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是羅馬法中關于財産、契約和自然法則的思想。古羅馬早期有十二銅表法,以後在帝國時期有市民法(適用于羅馬公民的民事法律)和萬民法(適用于帝國境內的各族人的法律)。在這些法律中,古羅馬法學家對于財産權、契約關系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買賣、借貸、債務等關系都有明確的解釋,這些思想對于中世紀的“公平價格”概念和以後資本主義社會中關于一切經濟行爲都基于私有財産權的經濟思想,而有重大的影響。萬民法所依據的普遍性原則和自然合理性,以後逐漸形成自然法則思想,成爲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來源。
  西歐中世紀雖然經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從11世紀開始才真正建立起來。中世紀的學術思想爲教會所壟斷,形成所謂經院學派。經院學派主要用哲學形式爲宗教的神學作論證,但也包含某些經濟思想,用來論證某些經濟關系或行爲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後來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興起,教會不得不回答當時社會上出現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貸款利息的正當性問題,一是交換價格的公正性問題。貸款取息與教義抵觸,教會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後來迫于大量流行的貸款取息的現實,經院學派不得不采取調和態度。如13世紀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原則上反對貸款取息,但認爲在貸者因出貸蒙受損失,或借主逾期未還,或以入夥方式貸款等情況下,可以收取利息。關于公平價格的概念,在古羅馬法學家著作中提出過。在中世紀神學家中較早論述公平價格的是大阿爾伯特(約1200~1280),他認爲公平價格是和成本相等的價格,市場價格不能長期低于成本。托馬斯?阿奎那基本上接受這個看法,但加上了許多主觀因素。對這兩個問題,在中世紀並未形成有說服力的觀點,但爲以後的經濟學家提出了研究的課題。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

  在秦統一中國和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帝國前的戰國時期,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學術思想空前繁榮的局面。諸子百家競相著書立說,其中最著名的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他們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的封建經濟思想以至中國封建經濟本身的發展,起著深遠的影響。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自己的特點,因而反映這個制度要求的各家經濟思想以及以後的演變,與西方古代的經濟思想比較,除在重視農業生産、社會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處而外,也有它自己的特點。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經濟思想,主要如下:
  “道法自然”的思想 這是道家的經濟思想。道家所說的“道”不單指自然界的道,同時也指人類社會的道。道家從自然哲學出發,主張經濟活動應順從自然法則運行,主張清靜無爲和“小國寡民”,反對在當時日益發展的封建等級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禮制和法家所主張的刑政。這種經濟思想在漢代司馬遷的著作《史記?貨殖列傳》與《史記?平准書》中得到闡發。司馬遷反對當時桑弘羊爲了增加財政收入而主張封建官府壟斷鹽鐵等重要工商業的經營,主張農工商各業應任其自然發展。道家這種經濟思想後來傳到西歐,對17~18世紀在西歐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響。
  義利思想 即關于人們求利活動與道德規範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利”主要指物質利益,“義”是指人們行動應遵循的道德規範。義利關系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長期爭辯的一個問題。儒家承認求利之心,人人皆有,因而不反對求利,但是他們把義放在首位,認爲求利活動應受義的制約,主張重義輕利,先義後利。這就是說,要把合乎封建等級利益的規範,作爲求利的前提。盡管當時(如法家)和以後也有重利輕義或義利結合的主張,但是儒家貴義賤利的理論,卻占統治地位,成爲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僵化教條,妨礙了人們對求利、求富問題的探討和論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
  富國思想 中國古代思想家爲使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富強,提出了各種見解或政策。孔丘提出要“足食足兵”,孔門有若(公元前 518~?)提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這是儒家早期的富國思想。以後商鞅在秦國變法,提出富國強兵和“重本抑末”政策,他是法家富國理論最早的提出者和實踐者。商鞅和以後的韓非,認爲農業是衣食之本,又是戰士之源,發展農業生産是國家富強的唯一途徑,因此,富國必須“重本”。同時,他們認爲工商業是末業,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會使人人避農,危害農業生産,因而主張“禁末”。不僅如此,他們還主張“強國”就須“弱民”,即采取刑賞的手段,使生産者把除了生活和再生産所需之外的生産品,上交國君,私人不得保有多量財富。《管子》的富國思想,在“重本”一點上和商鞅、韓非相同,但對“末”有不同理解,認爲要限制的只是“刻鏤”、“文章”的工事。它把商、工與農、士同列爲四民,四民同列,重點是在分工。此外,《管子》主張富國必須富民,認爲“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以後,荀況在儒學的基礎上吸收各家的富國思想,著有《富國》專篇,提出了較爲完整的富國理論。他“重本”,但也肯定工商各業在社會經濟中起作用,只是說對商賈的數量要有所限制;並明確提出富國必須以富民爲基礎,主張“上下俱富”。富國之策,受到漢以後曆代思想家的重視。到宋代,李覯著有《富國策》十篇。富國思想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史上具有獨特地位,這與中國長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這一特點有著密切關系。
  賦稅思想 對土地課征賦稅是中國封建社會農産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國思想家經常論述的主要問題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後,對農業生産改爲按所有田畝課征賦稅。因此,中國古代的經書、史籍如《尚書》、《周禮》、《國語》等,常有關于田地分級和貢賦分等的論述。管仲相齊時,提出“相地而衰征”的賦稅征收制度,即按土地好壞差別征以不同的稅額,體現了使納稅者負擔公平的原則。儒家在賦稅問題上主張“薄稅斂”,即減輕農民的賦稅負擔,但荀況不是象孔丘、孟軻那樣主張恢複“藉田以力”的“公田”制來達到這個目的,而是追隨管仲的思想,認爲“相地而衰征”是“王者之法”,因而主張“等賦”,即按田地優劣制定賦稅的等差。這些都表明中國古代思想家在公元前就有了樸素的級差地租觀點。
  平價思想 即關于穩定物價的思想。中國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這方面的論述。如《周禮》一書很注意對市場、物價進行管理的問題,提到當時官職中有司市、賈師掌握“平市”、“均市”、“成價”、“恒價”等事。戰國時代,李悝、範蠡鑒于谷價大起大落對農民和工商業者都不利,提出國家在豐年購進糧食,在歉年出售糧食的“平糴”、“平糶”政策,使糧價只在一定範圍內漲落。《管子》的《輕重》篇,則從貨幣流通量影響物價的角度,提出國家可利用收縮或投放貨幣的政策來平抑物價和積蓄重要物資,同時也可用來作爲打擊富商大賈囤積居奇操縱物價活動的手段。漢武帝時,桑弘羊實行的平准、均輸政策,主要目的也在于平抑谷價。這一平價思想也被用于國家儲備糧食的常平倉制度和救濟貧民的義倉制度。
  奢儉思想 古代王公貴族生活的奢侈或節儉,關系到財用的匱乏或富足,稅斂的苛繁和薄簡,因此,對待消費應提倡“儉”還是“奢”,這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經常論述的一個問題。一般來說,黜奢崇儉是中國封建時期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思想。先秦儒家,把“禮”作爲區別奢儉的標准,反對各個等級的人有超禮制標准的消費,超過即被指責爲奢,其目的是維護消費方面的等級制。墨家和道家也都主張黜奢崇儉,只是區別奢儉的標准不同于儒家。墨家主張不分等級,以維持生命健康需要爲消費標准;道家則以原始時代簡陋的生活條件作爲理想。秦漢以後,黜奢崇儉成爲對待消費問題的封建正統教條。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也出現過一些相反的觀點。如《管子》一書的《侈靡》篇,就論述過富有者衣食、宮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開支,可以使女工、木工、瓦工、農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貧民得到就業和生活的門路,也可使商業活躍起來。這在當時確是一個頗不尋常的觀點。它從經濟活動各方面的相互聯系來考察消費問題,提出了消費對生産的反作用的卓越見解。對這一思想,北宋範仲淹(989~ 1052)和明代陸楫都有所闡發。陸楫明確反對禁奢,認爲擴大消費是增加貧民生計的重要途徑;儉只能使一人一家免于貧,而奢則能“均天下而富之”。這種學說是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已有相當發展的反映。
  除上述幾種主要經濟思想外,中國古代思想家還有其他方面的經濟觀點,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財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盡其利、民盡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來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大都是爲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服務的,但也有些思想是爲擴大商品生産與交換、發展社會生産力開辟道路而提出來的。
資産階級經濟學的發展和演變

  隨著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産生和發展,相應地出現和形成了資産階級經濟學。

  19世紀中葉前的資産階級經濟學

  重商主義 16~17世紀是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這一時期商業資本的興起和發展,促使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國內市場統一,並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外貿易的擴張積累了大量資金,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爲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勃興提供了條件,正是在這一時期産生了代表商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義思想。重商主義原指國家爲獲取貨幣財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紀末以後,在英、法兩國出現了不少宣揚重商主義思想的著作。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爲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但是重商主義的研究只限于流通過程,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
  古典經濟學 17世紀中葉以後,首先在英國,然後在法國,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爲工業生産的主要形式。重商主義已經不適應日益壯大的産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這時,封建制度還嚴重阻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産階級面臨的任務是對封建勢力作鬥爭。這種鬥爭要求從理論上說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怎樣使財富迅速增長,探討財富生産和分配的規律,論證資本主義生産的優越性。由此,産生了由流通過程進入生産過程研究的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的先驅是英國的W.配第和法國的P.布阿吉爾貝爾。配第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觀點,並在此基礎上初步考察了工資、地租、利息等範疇。布阿吉爾貝爾認爲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是財富的源泉。
  出現于18世紀50~70年代初的以F.魁奈和A.-R.-J.杜爾哥爲主要代表的法國重農學派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産的第一個系統理解。他們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農業來概括資本主義,用租地農場主的生産經營活動來分析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稱重農學派爲“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
  A.斯密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傑出代表和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他所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把資産階級經濟學發展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他批判了重商主義只把對外貿易作爲財富源泉的錯誤觀點,並把經濟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産領域。他克服了重農學派認爲只有農業才創造財富的片面觀點,指出一切物質生産部門都創造財富。他分析了國民財富增長的條件以及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支配著社會經濟活動,他反對國家幹預經濟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則。他第一個系統地論述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並指出利潤和地租都是對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扣除。但由于斯密受到資産階級立場和方法的局限,他錯誤地把資本主義看作是永恒的制度,認爲通過人類的利己之心和“看不見的手”可以實現社會的和諧,並且在價值論和分配論上表現出許多矛盾和混亂的觀點。因此,在他的理論中既有科學的見解,也有庸俗的成份。
  D.李嘉圖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建立了以勞動價值論爲基礎、以分配論爲中心的嚴謹的理論體系。他繼承斯密理論中的科學因素,並作出了重大發展。他堅持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産中耗費的勞動決定的原理,批評了斯密在價值論上的二元觀點。他強調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闡明財富在社會各階級間分配的規律,認爲全部價值都是由勞動生産的,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余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余額,由此,他闡明了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對立。此外,李嘉圖還論述了貨幣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的比較成本學說等等。李嘉圖的理論反映了英國産業革命時期工業資産階級的利益和要求。李嘉圖理論體系的根本缺陷是不懂得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曆史性,和斯密一樣把資本主義看作是永恒的自然的制度,從而造成了理論上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他不能解決怎樣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說明資本和勞動相交換以及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等問題。但總的說來,古典經濟學到李嘉圖達到了頂峰,對後來的經濟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古典經濟學産生于西歐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處于上升發展的時期,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新興資産階級和沒落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矛盾雖然已經出現,但還處于潛伏狀態,資産階級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封建制度及其殘余,爲發展資本主義開辟道路。在這種條件下,古典經濟學還能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內在聯系和矛盾進行較爲客觀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成份。古典經濟學最主要的貢獻是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從而成爲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一個重要來源,但由于階級和曆史的局限性,他們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古典經濟學的庸俗化 古典經濟學在19世紀初發展到頂峰的同時,也開始著它的庸俗化過程。這反映了西歐産業革命初期階級矛盾的特點。法國的J.-B.薩伊和英國的T.R.馬爾薩斯是把古典經濟學庸俗化的創始者。薩伊閹割勞動價值論,發展了斯密的三種收入決定交換價值的庸俗觀點;他還從效用價值論出發,轉到生産費用論,進而建立“三位一體公式”的分配論。他還提出“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市場法則,根本否認資本主義存在供求脫節和普遍生産過剩的可能性。馬爾薩斯在將斯密學說庸俗化的同時,同李嘉圖進行激烈論爭,他抓住李嘉圖在價值論上無法解決的難題進行抨擊,並力圖否定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和關于利潤來源的學說。J.密爾和J.R.麥克庫洛赫則以斯密和李嘉圖的信徒面目出現,采用注釋和通俗化的形式將古典經濟學庸俗化。
  1830年後,法國和英國的資産階級在政治上占據了完全統治的地位,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鬥爭從幕後走上前臺。從此,古典經濟學日益被庸俗化。在19世紀中葉,庸俗經濟學的主要代表,在英國有N.W.西尼爾(1790~1864)和J.S.密爾;在法國有F.巴師夏等。他們仍然自稱是斯密、李嘉圖的繼承者,但實際已抛棄注釋、曲解的手法而進一步采取補充、折衷的形式,對古典經濟學進行根本性的修正。J.S.密爾雖然受到社會思潮的一定影響,但他的理論體系卻是19世紀上半葉各派庸俗經濟學的大調和大綜合。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中的若幹應用》一書,是19世紀中葉以後的幾十年間西方最流行、最有權威的經濟學教科書。他的體系在某種意義上是宣告古典學派的資産階級經濟學時代的終結。
  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的資産階級經濟學
  19世紀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的矛盾加劇。工人運動的高漲和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傳播,給資産階級的統治以極大的沖擊。在這種形勢下,資産階級經濟學抛棄古典經濟學的外衣或以古典經濟學批判者的姿態,建立新的庸俗學派了。
  曆史學派 19世紀上半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遠遠落後于英法。在這個特殊的曆史條件下,出現了以國家主義F.李斯特爲先驅的德國曆史學派。曆史學派分爲舊曆史學派和新曆史學派兩個階段。以W.羅雪爾爲創始人的舊曆史學派活動于19世紀40~70年代。他們反對19世紀中葉以前的英法傳統經濟學,以曆史歸納法反對抽象演繹法;以曆史反對理論,否認經濟規律的客觀存在;以國家主義反對世界主義;以生産力的培植反對交換價值的追求;以國家幹預經濟反對自由放任。隨著7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出現了以G.von施穆勒、A.瓦格納(1835~1917)、L.布倫塔諾(1844~1931)等爲主要代表的新曆史學派,他們在上述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改良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因而被稱爲“講壇社會主義者”。
  邊際效用學派 這是19世紀70年代初出現在西歐幾個國家的一個庸俗學派,以倡導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爲共同特點,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兩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爲基礎的心理學派或稱奧地利學派,其主要代表爲奧國的C.門格爾、F.von維塞爾和E.von柏姆-巴維克等;一是以數學爲分析工具的數理學派或稱洛桑學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國的傑文斯、法國的L.瓦爾拉斯和V.帕累托。邊際效用學派在美國的主要代表是J.B.克拉克,他在邊際效用論的基礎上提出邊際生産力分配論。這個學派的主旨是宣揚主觀唯心主義,否定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爲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辯護。當代資産階級經濟學家把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出現稱爲“邊際主義革命”,即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這個學派運用的邊際分析方法,後來成爲資産階級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新古典經濟學 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他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繼承19世紀以來英國庸俗經濟學的傳統,兼收並蓄,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産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産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爲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爲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這是繼J.S.密爾之後庸俗經濟學觀點的第二次大調和、大綜合。他用漸進的觀點分析經濟現象;用力學的均衡概念和數學的增量概念分析商品和生産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價格的決定;用主觀心理動機解釋人類的經濟行爲;在靜態、局部均衡分析的框框內引進時間因素等。他用均衡價格論代替價值論,並在這個核心的基礎上建立各生産要素均衡價格決定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分配論。他頌揚自由競爭,主張自由放任,認爲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這個理論體系的實質是在掩蓋資本主義的剝削,抹煞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及其他許多矛盾。新古典經濟學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爲典範。
  制度學派 這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出現的曆史學派變種。它的主要代表有T.凡勃倫、J.R.康蒙斯、W.C.米切爾等。他們把曆史學派的方法具體化爲制度演進的研究,否認經濟理論的意義,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姿態出現,提倡改良主義政策。
  此外,在北歐出現了以K.維克塞爾(1851~1926)爲代表的瑞典學派,提出與馬歇爾不同的理論體系,強調投資與儲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論,在這一時期的資産階級經濟學說中,占有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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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俠
總覺得 &quot道德(ETHICS)&quot 在現代社會中
經常顯得與其他行為與理論格格不入
幾乎可以這樣說吧
從現在到未知的將來
道德似乎永遠不可能成為顯學
2007-07-09 15:26:19
版主回應
中國從孔孟以來講了二千多年的道德
結果如何?
2007-07-10 07:22:05
塵俠
補充說一下
其實只是台灣離孔棄儒
最近有許多包含已開發國家
都在研究孔子儒家思想呢
2007-07-10 16:32:11
版主回應
孔子學院嗎
可能更重視其中文

日本第一和亞洲四小龍時代
曾流行過一陣研究孔子儒家思想
如今的東方經典風,益加時尚化

另參本館:販賣古典 論語與中國風
2009-03-26 10:53:04
圖博館
林毅夫: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西天取經”的信念

【本文為林毅夫教授在2017-5月13-14日他歸國任教3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林毅夫賜稿觀察者網發布,首發於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官方微信號】
  各位老師、同學、朋友們,大家上午好。
按照安排,讓我來談談對中國經濟學理論發展與創新的看法,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論述。
  首先,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經”的信念。其次,揚棄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創新,中國經濟學界怎麼來創新?
  這裡我想談中國經濟學界創新的三個來源:1,中國的經驗,2,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3,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和範疇。然後我想用我這些年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作為一個例子來說明,怎麼樣從這三個來源來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最後是一個簡短的結論。
  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西天取經”的信念
我常講我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第六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從天朝大國變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一個受到列強欺凌的國家。作為知識分子追求的是國家的富強,民族的複興,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
我過去跟很多與我同時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識分子一樣,認為西方之所以強大一定有他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學會了以後,就可以貢獻於國強民富,也抱著“西天取經”的想法。
  學經濟學對我來講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經世濟民。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在北大拿到碩士學位以後,有機會到當時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殿堂的芝加哥大學去學習,去時我還特地帶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經的拓片懸掛在寢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學學習時覺得收穫很大,因為學到的理論在邏輯上非常嚴謹,因果關係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邏輯來看中國出現的問題可以解釋得非常清楚。
2017-05-19 17: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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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我在北大學習時就經常聽到老師講,自己接觸時也看到,在國有企業裡的工人沒有積極性,為什麼沒有積極性呢?從芝加哥學習到理論就很容易解釋,因為當時中國推行的是八級工資制,干好和乾壞沒有什麼差別。按照現在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如果一個工人的勞動投入多少和工資收入高低沒有關係,那當然就不會有積極性,我覺得這樣的解釋非常的合理。
  另外,比如說在中國改革初期出現的“倒爺”現象,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道理來看也很清楚,當政府對價格進行扭曲時,政府就必須用行政計劃的方式配置資源,但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放開了市場,出現市場價格比計劃價格高,自然就會有很多人想方設法從政府那邊去“倒”計劃配置的低價物資賣到市場去套利。
  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學上學時非常努力,認為這套經濟學理論很有道理,拿這套理論到中國來可以改造中國,讓中國的經濟發展得更好。
  1987年回國時我信心滿滿,認為已經學習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理論,用這些理論可以指點江山。但是在1988年時,我碰到了一個很大的衝擊,當年中國出現了18.​​5%的通貨膨脹,這是中國從1949年以來最高的一次通貨膨脹。第二高是1985年的8.8%。那出現18.5%的高通貨膨脹怎麼來解決呢?
  我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最新的、最先進的理論認為應該提高利率,這樣投資的成本增加,投資的願就會減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後,儲蓄的意願會增加,當前消費的意願也會減少。投資和消費都減少,總需求就會減少,通貨膨脹率就會降下來。
理論上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國政府當時沒有提高名義利率,採取的是靠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頓,用砍投資、砍項目的方式來減少投資需求。導致的結果就像理論預期的那樣,出現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例如當時的新大都飯店正在蓋新的17層樓,因為治理整頓,這個項目就被砍掉了,那個樓一直不能封頂。從這種角度來講當時中國政府是很不理性的,所用的政策是很愚笨的。
2017-05-19 17: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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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可以寫文章去宣傳,政府應該提高利率,不應該用治理整頓的行政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可是我又一想,從1978年到1987年連續九年,中國平均的經濟增長速度是9.9%。連續九年的高速增長,在一個轉型中國家應該講是絕無僅有的。
  當然亞洲四小龍也曾經有過這樣的高速增長,但他們是比較小、體制比較完善的經濟體。中國當時是大的經濟體,而且是轉型當中的經濟體,能維持這樣高的增長速度,那政府的決策者一定是很理性,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貓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長、兩年高增長,不可能連續九年高增長。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為什麼要用行政干預的方式,而不靠市場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後來仔細了解以後,原因是當時有很多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國有企業都在資本很密集的行業裡,資本密集的行業最重要的投資成本跟經營成本是資金的價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麼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就會有嚴重的虧損。如果大型國有企業有嚴重的虧損,政府怎麼辦?就只好給予財政補貼。可是如果財政補貼的話,財政赤字就會增加,就要增發貨幣來彌補財政的赤字。貨幣增發以後不是又要通貨膨脹了嗎?
  這時我突然想到,原來在芝加哥大學讀的那些理論,假定所有企業只要經營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貨膨脹用提高利率的辦法,讓那些管理不好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經濟的效率,又可恢復市場均衡一舉兩得的好辦法。但是當時中國政府面臨的限制條件不一樣,既然限制條件不一樣,採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當然就會不一樣。
  1988年對我來講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從一個篤信“西天取經”的知識分子變成了後來我常講的要研究中國問題,必須有一種“常無”的心態,必須把現有的理論都拋開,自己來研究中國經濟現象背後的限制條件是什麼,決策者的目標是什麼,有什麼限制條件,然後考慮決策者採取的措施是什麼才是合理的。
2017-05-19 17: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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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在1988年的通貨膨脹研究中,我去了解為什麼有很多的國有企業、為什麼那些國有企業很大型,又資本密集。後來了解到,其實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的複興。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洋務運動開始,到孫中山,到毛澤東他們那一代人,一直到我們這一代人,都認為要讓中國富強起來,就要有先進的生產力,也就是要有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而這些先進的產業都是資本密集型的​​。
  但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建國初期是一個一窮二白的社會,資本很短缺。在資本非常短缺的經濟中,去建立資本很密集的現代化大產業,這是違反比較優勢的,這些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就沒有自生能力。
  既然沒有自生能力要把它建立起來,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護補貼,就如我跟蔡昉、李周,在我們合寫的《中國的奇蹟》一書中所講的,由於發展的戰略目標和經濟現實之間的矛盾,形成了宏觀政策上的扭曲、資源上的計劃配置,以及在微觀經營上剝奪了企業自主權的三位一體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看法。
  有了上述的認識以後,反思一下,我覺得我們其實是非常幸運的,中國政府能夠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來推進改革。因為我在美國讀書以及讀書回來以後,看到整個學界的看法是計劃經濟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場經濟過渡。計劃經濟要向市場過渡,就應該按照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以休克療法來推行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
  從理論來看這種主張非常嚴謹、自洽,轉型國家就是因為沒有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而效率很低。當時學界的共識是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必須將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實施。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實施,而是漸進的、雙軌的,所導致的結果會比原來計劃經濟還差,會有資源的錯誤配置,尋租行為會更加猖獗,腐敗的現象會更多。
2017-05-19 17: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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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有的理論來講,中國推行的漸進雙軌的改革被認為是錯誤的,但是,卻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的發展。而當時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去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他們的知識分子跟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是希望國家好的,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的蓋達爾,他生前我曾經和他見過多次面,他是一個很誠懇的,很熱愛俄羅斯的經濟學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療法的結果是怎樣?是經濟崩潰了、停滯了、危機不斷。
  而且,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在華盛頓共識指導下進行轉型的其它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一樣,普遍遭遇到經濟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也就是說現有的理論是不能指導我們怎樣比較好地轉型。
  後來我又發現不僅轉型的問題是這樣子的,在發展問題上也是這樣的。
我們知道發展經濟學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應運於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才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個子學科。第一波思潮是結構主義,當時的分析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落後、發達國家所以發達,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國家那些先進的現代化大產業。
  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其實領導人的目標都是一樣的,就是要很快建立跟發達國家一樣現代化的先進大產業。但是,現代化的先進大產業在發展中國家一直沒有發展起來,倡導結構主義的經濟學就認為是市場失靈所致。
  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推行的都是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戰略去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而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發展比較好的亞洲四小龍,推行的政策則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的小工業開始,他們沒有推行進口替代,而是出口導向。
  從主流的結構主義來看,這種政策是錯誤的,發達國家發展的是先進的生產力,這些經濟體發展的是落後的生產力,這樣是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的。但是現在反過來看,成功追趕上發達國家的就是那少數幾個,他們推行的是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發展戰略的經濟體。而推行從主流理論來看是正確的發展戰略的那些國家沒有一個成功,雖然他們把現代化的大產業建立起來了,但很快經濟都陷入到停滯,接著危機不斷。
2017-05-19 17: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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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想起來,這個道理也不難理解,因為去西天取的經都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出來的。學習理論的目的在於“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發達國家學來的理論確實可以把發展中國家的現像說得很清楚,為什麼落後,為什麼會有資源​​的錯誤配置,為什麼會有尋租行為。
  但是如果真的按這些理論去做,結果都跟理論的預期相差非常遠。原因是什麼?理論是不是適用,決定於理論的前提和條件,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必然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經濟社會制度等作為前提。這些前提跟發展中國家不一樣,因此,把那些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用必然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所以,作為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希望理論成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或者工具,就應該自己根據發展中國家的現象,了解其背後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論。
  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三個來源
要提出新的理論必須要有揚棄,也要有繼承。中國經濟學界如果要推動中國自己的理論創新與發展,怎麼來進行?我認為,首先必須以中國的經濟現象為理論創新的來源,其次,要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來認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第三,在研究中要採用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這樣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交流溝通。
  首先,新的理論總是來自於不能用過去的理論解釋的新現象。如前所述,中國的發展和轉型中的許多現像不能簡單地用現有的主流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學界必須深入了解中國經濟現象背後的道理,不能看到一個現象就簡單套用現有的理論。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現象背後的道理,自己構建理論來解釋,這樣提出來的理論才能發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其次,現實的社會經濟現象總是很複雜,怎麼來認識?我認為必須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指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明確提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這是馬克思從長期的歷史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指出發展階段不同,關係經濟運行的各種制度安排、組織、價值等上層建築也就不同。
2017-05-19 17: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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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現象,把發達國家的上層建築作為暗含的前提,就像姚洋院長在今天上午的開幕致辭中所指出的,沒有看到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則明確地提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階段不同而必然有結構差異,中國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和現象時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把結構的差異性作為研究的切入點。
  第三,為什麼我主張採用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來進行研究呢?有兩個原因:
一是,只有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研究出來的成果才能夠跟學習現代經濟學的學界交流、溝通,才能讓他們了解、認識、接受中國經濟學家提出來的理論,否則中國經濟學家研究出來的成果別人看不懂,也就不可能認識、接受。對國外是這樣,其實對國內也同樣,改革開放以後,國內大學開設的經濟學課程不是直接翻譯自國外大學通用的教科書,就是根據國外大學的教科書來編寫,學生學的是西方主流的範式,如果不是用同樣的範式來做研究,取得成果很難被理解和接受。
  二是,在一定的結構下經濟怎麼運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非常少,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的理論研究的主要是為什麼一個社會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轉變的道理,但是,馬克思主義欠缺在一個階段裡經濟怎麼運行的研究,而這正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所以,在藉鑑現代主流經濟學時不僅要藉鑑其研究範式,還要參照其研究範疇,研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怎麼運行。
要根據中國的現象來提出新的理論,是1988年我發現不能用西方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來治理中國的通貨膨脹以後就認識到了,中國的前提條件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異。在推動中國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時,要以中國的現象為研究的對象應該不會有多大的爭議。
但是,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理論是兩個不同的體系,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和範疇如何結合在一起來推動中國的經濟理論創新?我認為結合點是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的要素禀賦和其結構。
2017-05-19 17: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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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什麼是經濟基礎?是生產力和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到底由什麼決定的呢?實際上跟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有關,如果這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土地和勞動力都密集的傳統農業,或者是勞動力很密集的輕加工業,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不僅生產力水平低,而且,這樣的產業也決定了資本跟勞動的關係。
  首先,這樣的產業資本使用的非常少,僱傭的勞動非常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溫飽線上掙扎,資本擁有者比較富有,在資本和勞動的關係中就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反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而且,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當中資本使用非常多、勞動力相對少,使用的勞動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資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強,資本家對勞動者的控制是小的。
  但是,什麼因素決定一個國家以勞動力密集的產業或以資本密集的產業為其主要產業,是因為在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要素禀賦和其結構不一樣。在一個落後的國家一定是自然資源或勞動力相對多、資本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是資源相對密集的就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勞動跟資本的關係就像前面討論的。反之,到了比較高的發展階段,資本積累多了,勞動力變成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勞動和資本的關係也如前所述。
為何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禀賦結構會決定該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是因為只有一個經濟體中的產業所使用的資本和勞動的多寡和其要素禀賦結構的特性相一致,這個產業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業要素生產成本才會最低,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才能在不需要政府的保護補貼下獲得社會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的能力。
  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國的奇蹟》中開始使用,並在1999年和譚國富合作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政策負擔,責任歸屬和預算軟約束”一文中正式定義的概念。
2017-05-19 17: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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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強調一下,現在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範式是馬歇爾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中搭建起來了的。當時為了搭建這個框架,他做了很多簡單化的暗含假設。這些簡單化的暗含假設包括沒有交易費用,信息是充分的,信息都是對稱的等等。
  在馬歇爾之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相當大部分是將這些暗含假設放鬆。例如,科斯在經濟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費用,而發展出新制度經濟學;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費用,斯蒂格利茨、斯賓塞和阿科爾洛夫等引進了信息不對稱而發展出信息經濟學。
  仔細想起來馬歇爾還做了一個暗含的假設,就是一個經濟體中的企業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就可以獲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但是,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如第一節中討論的資本密集型國有企業由於所在的行業違反比較優勢,沒有保護補貼是活不了的,因此,有必要在分析發展和轉型問題時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這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範式的一個擴展。
  提出一個經濟體在某個時點的要素禀賦結構,決定了這個經濟體在該時點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該產業決定該經濟體在那個時點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並由此決定合適的上層建築的觀點也同時擴展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經濟基礎如何影響上層建築,以及上層建築如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主張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必須相適應,但是馬克思沒有討論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現代經濟中是由何因素決定。
  所以,提出在現代經濟中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由該經濟體的要素禀賦結構所決定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來決定,也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在分析現代經濟的運用上的一個貢獻。
2017-05-19 17: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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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是2009年我在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一周年時正式提出。但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則肇始於1988年對我國高通貨膨脹的研究,並經1994年發表的《中國的奇蹟》、1997年發表的《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2001年芝加哥大學的“D•蓋爾•約翰遜講座”、2007年劍橋大學的“馬歇爾講座”、2011年耶魯大學的“庫茲內茨講座”而逐步成型。
  新結構經濟學是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現代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範式來研究,一個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決定生產力水平的技術和產業,和決定交易費用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製度安排,等經濟結構及其演化過程的決定因素和影響。
  新結構經濟學以要素禀賦和其結構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以企業自生能力作為微觀的分析基礎。引進了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之後,對發展、轉型和經濟運行,都會有很多和主流的理論不同的看法。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既然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有賴於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需要從勞動相對密集、資本使用相對少的傳統產業,不斷地轉型升級到資本相對密集、勞動使用相對少的現代化產業。
  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既然是內生於該階段的要素禀賦結構,要從勞動比較密集的產業往資本比較密集的產業升級,條件是什麼?既然產業結構是內生於要素禀賦結構的,那就要先改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要素禀賦結構的狀況。
發展中國家是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豐富。那怎麼改變這個要素禀賦的狀況?這就是我常講的,必鬚根據每個發展階段的要素禀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
  因為如果發展的產業符合比較優勢,企業具有自生能力,其要素生產成本在國內、國際的比較中會處在較低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合適的硬的基礎設施和作為上層建築的軟的製度安排,交易費用也會低。
2017-05-19 1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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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會在國內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有了競爭優勢就會創造最大的剩餘,可以用來積累,而且,資本的投資回報會最高,家庭和企業都會有最高的積極性將剩餘轉變為儲蓄來進行投資,這樣資本的禀賦增加的會最快,資本就會從相對短缺逐漸變成相對豐富,產業也就會不斷地從勞動或資源相對密集逐漸升級到資本相對密集。
  所以,新結構經濟學對發展的看法和作為發展經濟學第一波思潮的結構主義看法不一樣,結構主義忽視了產業結構是內生的,必須先改變內生現象的外生條件,才能夠把這個內生現象真正的改變過來,結構主義的失敗原因就在於這一點。
  從轉型的角度來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後,就可以對發展經濟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主張的休克療法為何失敗和轉型過程中的一些矛盾現象,提出合理的解釋。
  中國漸進雙軌制改革,避免了社會政治的不穩定
社會主義的國家開始轉型時,當時主流經濟學有個共識認為休克療法是最好的方法,漸進雙軌則是最糟糕的方式。
但是如果從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來看,發現在轉型之前有一大批違反比較優勢的重工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休克療法取消掉所有保護補貼,這些企業會破產,產業會垮台,會有大量的失業,造成社會、政治不穩定,任何當權者都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的持續;另外,那些都是先進的產業,許多和國防安全有關,為了國防安全,政府領導人也會認為這些產業一定要存在。
結果前門把那些保護補貼都消掉,後門又把那些保護補貼以更隱蔽的方式引進來,其效率更低。漸進雙軌的轉型從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會造成資源錯誤配置繼續存在及腐敗的惡化,認為這是最糟的轉型方式,但其實是最務實的。
承認原來的國有企業沒有保護補貼不能活,那就老人老辦法繼續給予保護補貼,同時放開原來被抑制、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准入,而且不僅准入,還要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幫這些產業解決交通基礎設施和經營環境不良的問題,結果取得了經濟的穩定和高速增長。
2017-05-19 1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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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轉型績效的反差只有從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才能解釋清楚。現在國內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在轉型期經濟上取得的成績是因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但如果只是因為從計劃向市場的過渡,蘇聯、東歐推行的比我國徹底,績效應該比我國更好,但他們怎麼卻是經濟崩潰停滯?而我們的半拉子轉型反而是穩定和快速發展!
另外,轉型中的很多現象,例如預算軟約束,這個概念是科爾奈提出的。他觀察東歐國家的國有企業,虧損的時候國家總會給予補貼,幫這些企業度過難關。他認為這是國有產權造成的,只要是國有,國家和企業之間有父子關係,企業一有虧損,國家就只能給予補貼。
從企業自生能力的視角來看則不是這樣,這些現代化大產業是國家要發展的,是國防安全和現代化的需要,但是這些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必然會有虧損,這種虧損可稱為戰略性政策負擔;這些國有企業不僅有戰略性政策負擔,因為在轉型之前政府動用了很多資本來投資現代化的大產業,但創造的就業的機會非常少,為了就業的需要,政府就把大量的勞動力分配給企業,變成了一個崗位有三個工人、四個工人,所以,這些企業還承擔著就業的社會性政策負擔。
有戰略性政策負擔,或者社會性政策負擔,所造成的虧損誰來負責?應該是政府。但是,政府不參加經營,有信息不對稱,不知道這個虧損實際是多少,所以,就只能把所有虧損,包括經營性虧損也承擔起來。
認識不同,提出的改革策略就不一樣。如果認為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是產權的問題,那私有化就好了。如果預算軟約束是政策性負擔造成的,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應該先把社會性政策性負擔剝離,然後,創造條件快速積累資本使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國有企業變成符合比較優勢,把戰略性政策負擔也消除。
沒有了政策性負擔,政府就不再對企業的虧損負責,也就能夠釜底抽薪地消除預算軟約束。實際上,蘇聯東雖然推行了私有化,但是,私有化以後政府還對政策性負擔所造成的虧損不能擺脫責任,還要繼續給予補貼,私營企業尋租的積極性比國有時高,今天蘇聯東歐對私有化以後的國有企業的補貼反而比原來還多。
2017-05-19 1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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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路徑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負擔的思路來進行的,先把社會性負擔剝離,並逐漸地讓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快速發展起來,資本積累就會很快,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地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種保護補貼消除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價格信號完全由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來決定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有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經濟結構不同和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後,對發展和轉型的認識就會和主流的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認識不一樣。而且在經濟運行上也會有很多不同的認識。
  金融是經濟運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現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經濟學主張發展大銀行、股票市場、風險投資等。這對發達國家確實很需要,因為他們發展的產業和技術在全球的最前沿,資本很密集,而且,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發明,風險也很大。
所以,發達國家必須有能夠動員很多資本又能分散風險的金融安排,全國性的大銀行、股票市場或者是像納斯達克那樣的二板市場對發達國家而言都是合適的。
但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是不是合適呢?發展中國家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集中在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密集,資本需求量少,而且,生產的產品以及使用的技術是成熟的,產品的市場也是存在的,主要的風險來自於企業家有沒有經營能力。
所以,發展中國家金融所要動員的資本的規模和所要克服的風險和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小銀行、大銀行、股市、二板市場等金融安排在動員資金、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合適的金融安排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應該不一樣的。
人力資本也是現在經濟運行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要素,人力資本理論是芝加哥大學對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最重要貢獻之一,有多位諾獎獲得者認為決定現代經濟增長的最主要決定因素是人力資本。
2017-05-19 1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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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發展階段不一樣,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也是不一樣的。發達國家的產業在世界的最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的升級都必須自己發明新技術、新產業,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依靠引進。
不管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需要人力資本,但發明比引進所面對的不確定性高出很多,發明所需要的人才和引進所需要的人才在處理不確定上的要求不同,顯然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也不一樣。
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和教育的水平相關,所以,在發展中國家並非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好,人力資本的結構應該適應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特性。
不僅在經濟運行理論上新結構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的經濟學在許多方面會有不同的看法,還可以對一些被主流經濟學作為“基準”的理論有新的認識。
例如,貨幣中性理論,認為貨幣政策的寬緊只影響價格的水平,不影響經濟增長。這是芝加哥大學對經濟學理論的最主要貢獻之一。但是,引進發展的機制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視角以後,貨幣就不見得是中性。
  為什麼呢?因為經濟發展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都需要投資。投資決定於資金的成本,資金的成本決定於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貨幣的發行寬緊有關。
如果貨幣政策很緊,利率就會非常高,投資於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成本高,投資就會少,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慢。反過來講如果貨幣比較寬鬆,利率就比較低,創新的成本和意願就會比較高,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意願和速度就會比較快,這樣貨幣就不是中性的。
在芝加哥大學的貨幣中性理論中,並沒有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貨幣政策寬緊當然只影響價格水平的高低,不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但是,如果放在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中,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是靠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從一個階段不斷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的過程,就會發現貨幣不是中性。
2017-05-19 17: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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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貨幣政策寬緊需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技術的可能性相適應,如果過度寬鬆超過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可能性,那麼,就會導致通貨膨脹,對創新者是一種補貼,對儲蓄者則是一種稅負,會有收入分配的後果。
因此,在平衡貨幣政策寬緊對推動經濟發展和通貨膨脹的代價之間需要有個平衡,會有一個最優的貨幣增長速度。這個速度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什麼不同呢?
發達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靠自己發明,發展中國家可以靠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會比發展中國家的速度慢,因此,發達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應該比發展中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慢。
  另外,像凱恩斯主義認為在經濟下滑時應該使用積極財政政策來創造需求以穩定經濟。西方主流經濟學包括芝加哥大學的理性預期學派則反對這種觀點,認為在經濟下滑時用積極財政政策搞投資創造就業,家庭收入會增加,但是將來政府需要償還投資的資金,就需要增加稅收。
將來增加稅收,一般消費者為了平滑現在和未來的消費,現在就要開始增加儲蓄,而出現“李嘉圖等價”,即政府增加政府財政赤字去創造就業,但是,消費者會增加儲蓄減少消費,結果投資增加消費減少,總需求並不增加,並不能阻止經濟下滑,帶來的只是政府財政赤字的不斷增加。
但是如果把結構的概念引進來,看法就不一樣。經濟發展的過程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政府對基礎設施的完善負有責任。
在經濟下滑的時候,失業率高,與其發放失業救濟不如投資於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創造就業減少失業,這樣基礎設施投資的機會成本較低,而且,當時各種原材料的價格也低,投資的成本也比在經濟發展正常時低。
並且,這樣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消除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的瓶頸,等走出危機以後,經濟增長的速度還會加快,政府財政稅收會增加,可以用未來增加的稅收來還債,避免出現“李嘉圖等價”的問題。
2017-05-19 17: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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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結構經濟學把這種反週期財政政策的思路稱為“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瓶頸比發達國家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下滑時,使用“超越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改善基礎設施的機會比發達國家多,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礎設施的完善上可以比發達國家更積極。
同時,在發生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時,也可以用全球的基礎設施的投資來作為走出全球危機的辦法。用基礎設施投資作為反週期的政策措施,以及用全球的基礎設施作為治理全球經濟危機的倡議,我在世行工作時就提出,現在國際上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國際發展機構支持。
  四、結語
很高興在今天慶祝我從教30週年的大會上讓我有機會來談談我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發展的看法。回想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立,1995年舉辦成立大會那年,我曾應邀在《經濟研究》創刊40週年時寫一篇祝賀文章,提出“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主張以規範的方法來研究本土的問題,指出這樣的研究成果就是對經濟學發展有國際性意義的貢獻。
在文章中我還提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會在21世紀轉移到中國來,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的命題。這個命題是根據從亞當•斯密提出《國富論》以後,世界經濟學的中心最早在英國,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則轉到美國,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
為什麼著名的經濟學家會有這種時空的集中?原因是經濟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經濟現象的抽象,一個理論的重要性決定於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什麼是重要的經濟現象?出現在世界經濟中心的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現象,研究這個國家的現象所提出的理論就是重要的理論。
2017-05-19 17: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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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以後,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逐漸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在世界經濟中心研究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因此,隨著經濟中心的轉移,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也跟著逐漸從英國轉移到美國,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也就更多地出現在美國。
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國應該會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那時中國的人均GDP還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中國還會繼續比較快速地發展。隨著世界經濟中心向中國轉移,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像也將會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
沿著我前面提出的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來研究中國的經濟現象,可以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轉型、運行等有很多新的認識,這既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機會也是中國經濟學家的責任。
這樣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在繼續前進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實質和背後的原因,貢獻於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而且其他發展中國家過去跟我們一樣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依靠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指導,普遍在發展轉型上遭遇各種挫折,未能擺脫貧困,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
發展中國家跟我們有較為相同的條件,來自於中國的理論對解決它們的問題也將會有比較大的參考借鑒價值,有助於佔世界總人口85%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黃益平老師在前面致辭時說我追求“知行合一”,“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認識到了就應該去做,確實這是為什麼1979年我會從台灣到大陸來,也是為什麼1987年我會放棄美國的工作機會回到中國來。
既然我認識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社會的責任,那就應該回到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來貢獻自己的所學。然而,我現在覺得作為社會科學家“知行合一”是不夠的,因為按照我們所學之“知”去“行”,經常事與願違。
2017-05-19 17: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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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主張社會科學家應該秉持的是“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論去實踐的時候,能夠取得所預期的“改造世界”成果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理論。所以我現在主張“知成一體”。
怎樣實現“知成一體”呢?按王陽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觀察、分析和歸納,社會經濟現象則是社會中行為主體行動的結果,所以“知”是依靠觀察研究社會經濟中的“行”而得。“用知踐行”,學習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應該用學到的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實踐,這是“用知踐行”的意義。
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應該用行的結果來檢驗理論,只有能夠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所以說“以成證知”。最好,只有能被“成”驗證的“知”,才是“知成一體”能夠“改造世界”的“知”。
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將再度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在中國快速復興的發展和轉型過程中,許多現像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的,中國在未來的經濟運行中遇到的許多問題也可能是史無前例的,作為中國經濟學家我們是坐在理論創新的金礦上,我們應該有自信和自覺來挖掘中國這座理論創新的金礦,提出一套新的理論。
用這套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實現民族的複興,也可以幫助跟我們條件相似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讓他們實現跟我們一樣的經濟蓬勃發展,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美好世界的願景。
  回應
很好,幸虧他當年抱著籃球從對岸游過來,給大陸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
真是先行者,30年前就有最符合中國實際的人生觀價值觀
http://www.guancha.cn/LinYiFu/2017_05_19_409052.shtml
2017-05-19 17: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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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流經濟學在醜化市場2018.2.11中國經濟50人論壇 張維迎

  我認為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不是美化了市場,而是醜化了市場。市場的有效運行根本不需要經濟學的那些假設。用了這些假設,人們就會用假設的現實性評價市場,這就敗壞了市場的名聲。
  1、經濟學的本來面目
....
  亞當·斯密的理論總結起來有兩個,一個是分工理論,一個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但是非常遺憾,自《國富論》發表100多年後,經濟學就開始慢慢走得有些偏。大概從1870年代開始,主流理論放棄了亞當·斯密研究的發展、分工、技術進步,轉而關注市場均衡和財富的分配。這樣一種模式,簡單地定義為新古典經濟學,也就是現在主流經濟學的模板。這個模板出了問題,則在它上面所做的研究都是扭曲的。
  2、主流經濟學的謬誤
  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也叫新古典經濟學,按數學語言講,核心內容就是求解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即證明了在一定條件下,市場交易能夠實現資源最優配置,使社會福利最大化。但是,這個結論依賴於很多假設,這些假設主要包括:
  首先,每個人是同等且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在亞當·斯密那裡是沒有的(楨:?) ,亞當·斯密只認為人幹事是有目的的,他沒有假定人有很高的計算能力。到馬歇爾開始,認為人會深思熟慮。最後發展到現在的理性預期學派,認為普通人的計算能力相當於計算機。
  其次,經濟活動沒有外部性——意思是你做任何事,後果全部由你承擔,不影響他人。
  第三,技術、資源、偏好是已知的。這個社會有什麼可用的技術大家都知道,企業在可用的、可知的技術中作選擇。
  第四,規模報酬是遞減的,不存在規模報酬遞增現象。這和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是衝突的,因為分工專業化會帶來技術進步,帶來規模報酬遞增。
  第五,信息是完全的、對稱的;信息是所有人共享的。
  第六,競爭是充分的、完全的。任何一個行業都有無數個小企業生產相同的產品,每個人只能是價格的接受者,在給定的價格下決定賣多少、買多少,而不能影響市場價格。
  最後,所有的變化都是外生的。
  在這樣的條件下,根據最優化方法,證明了市場在帕累托意義上有效。也就是說,在這個狀態下,除非有人受損,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得到好處。在這個過程中,亞當·斯密最關心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問題被拋棄了,只剩下均衡以及實現均衡的條件。
2018-02-12 09: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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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市場的有效性是在這些假設上證明的,而在現實中,幾乎所有這些假設條件都不滿足,所以,一個自然的推論是市場會失靈,只有通過政府乾預,才能恢復市場的有效性。這樣,本來要證明“看不見的手”有效性的理論,變成了反市場的理論。
....
  經濟學有這麼多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受數學應用的束縛。數學本來是經濟學研究的工具,促進了經濟學的發展,但現在,經濟學幾乎變成了數學的奴隸。所有經濟問題都以數學上可處理來設定,如果數學上不能處理,就避而不談。亞當·斯密的分工交易、規模經濟等重要理論,經濟學家們放棄了,只剩下均衡,就是因為數學上沒辦法處理分工和技術進步。企業家這麼重要,應該說是市場經濟中最主要的推動力,但在主流經濟學中看不到企業家的身影,也是因為沒辦法用數學來模型化企業家的決策。
  9、經濟學的曙光
  經濟學是不是一塌糊塗,沒希望了?曙光還是有的。要理解市場,不得不說奧地利學派。我認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是目前為止對市場經濟理解最透徹、最正確的經濟學說。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市場是個動態過程,而不是靜態均衡;市場是企業家不斷創造和利用新信息,發現和獲得盈利的協調過程;證明市場的有效性根本不需要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條件。
  回應
張維迎中國經濟學家的良心,說實話.
說實話的經濟學家有人不喜歡!
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早就破產了。
張維迎又長又臭的水貨
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8-02-11/zl-ifyrkuxt4220366.shtml
2018-02-12 09: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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