紓緩痠痛別狂貼藥布 醫... Porsche全系列車出清數位串流風暴強勢來襲 同鄉會莫琪中:到百色就...
2007-06-26 06:53:46 | 人氣(6,376) | 回應(121) | 上一篇 | 下一篇

別侮辱民眾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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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兩岸官員都很會侮辱民眾智商。

河南貪官自首 批評聲不斷【世界日報╱本報香港2007.06.17電】

中共要求黨員在6月29日前主動交代「權錢交易」,河南省率先公布已有近千名官員主動交代,自首貪官「人均貪污款」八千多元人民幣。這項舉動引起外界批評聲不斷。
據東方日報分析,沒有人會相信河南省貪官「人均貪污八千」,更多人相信當地官員是「吞九牛吐一毛」。河南省將此視為「反腐政績」,並大書特書,不但令人噴飯,更難以取信民眾。
據分析,官員上繳些微贓款,既保個人前途,又可為上司造勢,皆大歡喜創雙贏,中紀委「最後通牒」大有可能演變為貪官「護身符」。
中國官場腐敗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河南省曾揭發一名外號叫「杜二蛋」的腐敗縣委書記,百姓就此編民謠說:「打開電視不用看,全部都是杜二蛋」,意思是說,電視新聞中亮相的官員,幾乎都是有貪污劣的「杜二蛋」,可見在百姓心目中,官員腐敗很具有普遍性。
河南還有民謠稱:「工資基本不動、煙酒基本奉送、吃飯基本靠請、老婆基本不用」,貪官的形象十分清晰。
根據以過去查處的貪官為例,河南省鄭州市前市委書記王有傑貪污一千多萬人民幣,前河南平頂山市新華區區委書記杜欣受賄一千多萬人民幣。這次河南官方公布的數據被網民認為是侮辱民眾智商。
上訪人的神經和國家的權力 BBC
 
北京大學教授孫東東'老上訪專業戶,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的言論,引起軒然大波。輿論炮轟之下,孫東東日前終於在網上發出致歉聲明。
孫東東是北大法學院教授,又是國家衛生部專家委員,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主任。可以算得上是個'國家級權威'。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的說,不說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
"偏執型精神障礙屬于需要強制的一類,因為它擾亂社會秩序。他們為了實現一個妄想症狀可以棄家舍業,不惜一切代價上訪。"
中國的特色
上訪可以說是一個中國特色。在北京和各省會大城市的權力機關外,到處可以見到衣衫破舊的訪民。
他們帶著厚厚的申訴材料,臉上刻滿滄桑。他們許多人為了籌集資金上訪而傾家蕩產,可以說是"不惜一切代價"。
他們中有郭玉香老人,為了拯救蒙冤被判死刑的兒子,八年上訪。終於使兒子走出監獄。
還有佘祥林的母親楊五香,為了救陷入冤獄的兒子上訪卻因此被關押九個月,最後含冤死去。佘祥林牢獄11年最後無罪釋放。
他們的執著不是因為什麼'偏執型的精神問題'而是因為國家的司法制度出了問題,司法濫權使她們的親人蒙冤。
權力的濫用
現在孫東東對他的'不慎'言行表示道歉了。然而,認定上訪者是精神病應該強制關入精神病院的卻遠遠不止孫東東一個人。
中國的許多官員不僅這樣想而且早就在這樣做了。
山東農民孫法武進京上訪時,就被他當地的官員抓回並送入精神病院關了20多天。直到寫下不再上訪的保證後才被放出。
還有截訪,把上訪人截住關進'黑牢'或集中進所謂的'學習班'。
再不聽話,還有炒家,或乾脆以危害治安為名關進牢獄。
這些恐怖手法已經成了一些政府官員對付上訪人的常規手段。
由此看來,出問題的不是訪民的神經。這種國家權力的濫用才是問題的關鍵。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990000/newsid_7990800/7990866.stm
 
中國縣委書記“大接訪”2008年07月31日中國新聞周刊

  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全國範圍的縣(市、區)委書記大接訪活動,從7月開始次第展開。根據要求,各地將對各種矛盾糾紛集中進行拉網式排查和化解,對反映出來的問題,要求登記建冊,落實責任,跟蹤督辦。區別于過往的曆次大接訪,對排查出的重大疑難案件,此次還將實行縣(市、區)委書記帶頭包案制,全程參與,直至徹底解決
  ★ 本刊記者/王維博
  6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在全國開展“縣(市、區)委書記大接訪”活動,全力推進群衆信訪問題,尤其“事要解決”,“要爲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創造良好和諧的社會環境”。
  其後,中紀委、監察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信訪局,先後出臺《關于違反信訪工作紀律適用〈中國共産黨紀律處分條例〉若幹問題的解釋》和《關于違反信訪工作紀律處分暫行規定》,正式實行信訪工作領導“問責制”,16種信訪工作中的違紀行爲將被追究領導責任。
  這是中國第一次就信訪工作責任追究作出系統規定,也是近年來第一次對某一領域違紀行爲,同時發布黨紀、政紀處分規定,進行責任追究。
  在基層“前沿”,一個縣委書記如何解決複雜的信訪問題,大接訪的效果又如何?7月26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走進了河北省元氏縣的現實。
  嚴控非正常進京上訪
  元氏縣是石家莊市23個區縣之一,古屬趙國,是一個有著2000多年曆史的老縣,因爲曾是趙國公子元的封地,故名元氏。“農民好習武,民風淳厚、強悍”,是縣裏一位副處級幹部對此地民風的評價。
  站在縣委大樓8樓辦公室,可以看到對面市民廣場上有居民帶著孩子散步, “不知道哪塊雲彩會下雨,稍有粗心就可能出亂子。”中共縣委書記李義增皺了皺眉頭。
  進入7月,全市開展“縣委書記大接訪”,李義增就再沒有回過他位于石家莊市區的家,“吃飯在一樓食堂,上班和睡覺都在8樓辦公室”。
  “全縣幾乎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放在安保和穩控上了。”雖然遠離京城,但奧運同樣牽動著這個縣級政權的每一根神經。
  李義增把全縣四大班子的領導全部排班,輪流到信訪局接訪,除了每月一到兩次的接訪外,四大班子更多要下到所承包的鄉鎮去排查“潛在的上訪戶”。
  “每個周末都有人加班,許多下鄉排查的幹部幹脆就住在了鄉下。”縣委常委、縣委辦公室主任王勇軍說。
  全縣久拖難決或多次上訪的重點戶,李義增都爛熟于心,已派出專門領導包案解決。
  但是,不斷傳來的各地進京上訪的簡報仍然讓他緊張。
  6月28日下午3點,中央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聯席會議召開了“全國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電視會議”,部署在全國開展“縣(市、區)委書記大接訪”活動和中央國家機關在奧運會期間組織幹部下訪工作,全力推進群衆信訪問題“事要解決”。河北省和石家莊市規定,凡發現進京“非正常上訪”,相關責任領導須帶著“檢查”進京接人。
  按信訪條例規定,上訪者不得越級上訪,並且要到規定的信訪部門,因此相當一部分進京上訪者由于不了解這些規定,被作爲“非正常”上訪者,由當地政府接回。
  “從7月10日開始,全省已有十余個縣、區因爲非正常進京上訪而被通報。”李義增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除此以外,河北省還有“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票否決,凡是因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考核落後或群體性上訪後果嚴重的,相關責任人的“評先”資格將被一票否決。
  盯事——元氏縣的“穩控”努力
  與其他距京較近的市縣一樣,元氏縣也有上訪的“傳統”。
  “村民都很淳樸,但性格很強,喜歡認死理。”縣委辦主任王勇軍說。從元氏到石家莊有30公裏,到北京也只有300多公裏,村民花30元錢就可以進京。很多村民“一有事就要上北京說”。
  縣委書記李義增認爲,導致上訪的原因,主要是利益調整和資源分配引發的矛盾,“基層幹部責任心不夠、處理能力差也成了上訪的另一促因”。
  “只要不是權限不夠,村民的問題大部分都能解決。”李義增說,“一些幹部處理問題不公開、不公道、不作爲、有私心。”
  曾擔任縣信訪局長的張月辰說,元氏縣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縣,土地問題是導致上訪的主要矛盾。2004年以前,村民因耕地被占或土地糾紛而上訪占總量的40%以上。
  “産業園的建設、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的建設也加劇了土地糾紛。”張月辰說,許多占地補償款被鄉鎮挪用,或分期償付,爲村民上訪埋下了隱患。
  同時,隨著石家莊市“退二進三”戰略的實施,約數十家化工醫藥産業轉移到元氏落戶。大批企業的湧入爲當地帶來豐厚的利稅的同時,給環境也帶來壓力,企業與村民之間矛盾不斷。
  加上國有企業改制、城市拆遷,2003年左右,元氏縣曾一度成爲石家莊有名的上訪縣。高峰時,每年上省進京上訪達上百起。
  “居民上訪的目的是爲了解決問題。”在李義增看來,穩控的精力不是放在盯人上,而是放在盯事上。
  從2004年起,元氏縣嘗試把信訪關口前移,實施法制指導員和村民事務代理制,要求縣領導負責到村,以求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李義增還立下規矩,縣委、政府領導幹部每兩月至少到信訪局接訪一次。
  據元氏縣信訪局近三年的統計,從2005年開始,到縣信訪局上訪由557批次下降到去年的372批次。但今年開始,上訪再次增加,僅今年1至7月,就有475批次。去年到省市上訪共66批次,今年僅上半年就有42批次;去年到北京上訪的數字是21批次,今年1到7月份就有9次。
  進入7月份,信訪量猛增讓地方官員們擔憂,許多多年前的老事,已平息的舊事又重新出現,成爲新增上訪案件。
  “書記大接訪”將上訪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縣裏,從7月5日到28日,在縣信訪局登記上訪的有97批次。元氏縣信訪局局長梅慶芳稱,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一倍多,去年7月份的接待量是47批次。
“進京接人”的成本
  官員們承認“接人”成本巨大。
  “只要是正常到規定的地方登記上訪的,比如國家信訪局的,一般是不會打電話要求底下接人。”元氏縣信訪局原局長張月辰說,他們去接的主要是在國家規定的上訪登記部門以外,例如天安門廣場、新華門、釣魚臺、外國大使館等地。
  曾多次到北京接人的張月辰回憶,北京市南三環的馬家樓是他經常去的地方,“一排一排的大廠房被改成上訪者‘分流中心’,每個省都有一間,凡不到規定的地點進行上訪的都會被警方送到這裏。”
  張月辰介紹,上訪者進入分流中心,都會被一一登記,由分流中心通知所在的省或各地駐京辦去“接人”。分流中心每天下午五點關門,關門之前還沒有被接走的將給予放行。張月辰說,很多時候,他們接到通知趕到時已到了下班時間,而上訪的人已被放走,他們只好住下來,“跑遍京城去尋人”。
  “一去一回,光過路費和油費就要一千多,期間還不算工作人員在京的住宿費和招待費。”張月辰說,平均接一個人的成本大約是一千到三千元。
  上訪者只需花50元左右就可以進京“告狀”,而地方政府要把其接回來,一個人至少要付出高出其數十倍的成本。
  除了“分流中心”,張月辰也經常到北京南站附近“上訪村”去接人,有一次他甚至在南二環的橋苑賓館住了半個月。
  “不僅成本巨大,大多數時間都由包案領導、責任單位負責人和所在鄉鎮派出所組成一個小組,每次都要四到五個人一輛車,分頭在北京找人。”張月辰說。
  據元氏縣委辦公室主任王勇軍說,北京當地的值勤民警在街上發現上訪者,都會將其帶到派出所進行登記,“民警們登記非正常上訪者都會記入考核,有時會幫忙代爲看管幾小時,因此我們去了,總免不了請人家吃頓飯表示感謝。”
  有的上訪戶不願跟著車子回縣裏,縣裏去的人只好花錢在北京陪著,直到將其勸回。
  王勇軍介紹,該縣有一對姓裴的兄妹,因不服省高院的判決,屢次進京上訪,其所在的鄉鎮平均每年要花兩三萬元去“接人”,而該鎮一年的總經費只有20萬元。
  書記“權力”與信訪問責
  7月15日是縣委書記李義增的接訪日。當天早上8點剛過,他就帶著縣委辦主任趕到信訪局。“爲了讓他幫我記一下,免得自己忘了。”李義增說。
  據李義增回憶,接訪當天,他一共接待了20撥,有七八十人。從上午8點多一直到下午兩點,“期間有幾次想去廁所,但由于人太多,只好憋住了。”李義增說。
  “當天來登記的人明顯比平時多,”縣信訪局長梅慶芳說,書記接訪當天現場解決的有14起,另外7起也都責成相關部門給了明確答複。在李義增看來,縣委書記接訪能起效,一是因爲手中有“權”,再就是他所能調動的公共資源較多。這兩項能督促幹部責任心,有利于直接解決問題。
  也有地方的縣委書記抱怨,這兩項解決問題的“撒手鐧”都比原來有所減弱。
  地方官員的邏輯是,近幾年,縣裏許多職能部門如國土局、技術監督局、食品藥品監督局、工商局等紛紛“上挂”,其人事、財政都歸並到市裏或省裏。從約束幹部這一項來看,縣委書記的“權”是在減弱,而隨著縣辦國有企業的陸續改制,黨政一把手可調動的公共資源減少了。
  “與前幾年相比,此次大接訪更多要依仗書記個人影響和處理問題的協調能力。”李義增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稱,“現在老百姓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越來越強,書記找政策和法律答複問題,不能做‘三拍’(拍腦袋、拍胸脯、拍屁股)領導。”
  信訪局的幹部,更擔心由此而來的上訪潮。“書記接訪的成效本身就是一個宣傳效應,7月份的上訪量一天比一天多,8月份估計還要多。”梅慶芳說。
  李義增把書記接訪比喻爲“大合唱”,不是“獨角戲”,能把上訪者留在縣裏,總有辦法解決。
  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教授陳秋明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書記接訪,直接的目的是借助‘一把手’的推力促使問題解決,而更深層次地看,是爲推動信訪問責制度鋪路。書記大接訪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解決問題的關健還是完善信訪制度本身。”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31/134916036000.shtml
 
百姓有冤要伸 越級上訪怨誰

內地赴京上訪人群近年長盛不衰,早已成為當局的心頭之憂。「十一」前夕,中央政法委罕有地以問答形式發表意見,強調「不同的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應由不同級別的政法機關分別受理、辦理。當事人應逐級反映問題,越級上訪不利於解決問題」。
這份意見顯示,官方仍將訪民列為針對的對象,又將越級上訪的責任單方面歸咎於訪民,以為只要教育好訪民,越級上訪就會自然消失。這一立場在網上遭到廣泛非議,有網民批評政法委「打偏對象,找錯原因定錯位」。
所謂越級上訪,是指公民越過所屬轄區走訪上級政府投訴,直至趕往北京,在「天子腳下」告狀伸冤。四年前,當局頒布實行《信訪條例》,明文規定「不得越級上訪」、「上訪不得超過五人」。事實上,一紙空文難阻「上訪潮」滾滾而來,尤其各地赴京上訪愈演愈烈,京城訪民每日最多可達十萬人規模,其中不少是超過五人的「群體上訪」。每逢節日慶典,當局為了「維穩」,不得不出動大批警力趕盡各地上訪者。
誰也不能否認,上訪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無論越級還是不越級都應受法律保障。和四年前出臺的《信訪條例》相比,今次政法委沒有否認「越級上訪」具合法性,並決定派出信訪巡迴組到各地直接受理民眾信訪,這些都是進步,而且從社會長治久安而言,當局確應著手解決大規模越級上訪的頑疾。
打偏對象 找錯原因
但是從維護公民權利的現實來看,越級上訪仍是老百姓能採取的最高效維權模式。這是因為,地方行政資源有限,信訪大多石沈大海;基層官員腐敗墮落,權力部門化,不能秉公處理信訪案例;機關部門相互推諉,信訪不能及時處理。地方政權公信力殆失,群眾利益沒人保護,越級上訪自然成為平頭百姓窮盡一切手段後的無奈選擇。換言之,如果在基層能討回公道,合理解決,誰願意舟車勞頓越級上訪?
對此,連公安部信訪辦副主任李竹紅也曾經承認,上訪群體八成都是農民,絕大多數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他們的訴求多有道理,不會有人平白無故地赴京上訪。
有人曾作過統計,雖然九成九越級上訪者無功而返,但是每天仍有數以萬計的農民奔波在上訪路上。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原因就在於這些年來,一方面改革、發展、法治、和諧的口號從上到下喊得震天價響,另一方面卻山高皇帝遠,基層政府和村級組織的管治權不為民用,每天都製造出傷害百姓利益的事情和矛盾,野蠻拆遷、佔地和侵權現象比比皆是。
百姓頭上一片天。社會不公,貧富懸殊,民眾利益屢遭「官商集團」侵犯吞噬,當權者除了拖就是哄,叫人如何嚥下這口氣?不平則鳴,有冤要伸,越級上訪,群體上訪,實在怨不得老百姓。政法委應該有責任教育官員,為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番薯。
 
上訪>維基百科

上訪,或信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有的政治表達形式。意即向上級政府反映意見、官方(警方)的不足之處、冤情、民意,或提出要求等等。
通常可以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一條爲上訪制度的法律淵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爲,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條例
1996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訪條例》,對信訪、信訪人、信訪事項等都作了明確的解釋。信訪,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採用書信、電話、走訪(應當推選代表提出,代表人數不得超過5人)等形式,向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所屬部門(以下簡稱各級行政機關)反映情況,提出意見、建議和要求,依法應當由有關行政機關處理的活動。
信訪人可向上級政府機關提出對政府的意見,官員失職、瀆職和侵害權利問題、批評、檢舉或投訴,或所有侵害到其自身利益的行為。而第四十一條亦規定,任何人不得報復、打擊壓制或逼害信訪人,保留信訪人提出意見的權利。
信訪條例第十條亦規定,信訪人的信訪事項應當向行政機關或其上一級的行政機關提出。若果信訪人不服結果,也可以自行向其再上一級的政府機關提出,如果該政府機關認為合理,即可接受。所以越級上訪在中國法律上,應是合法行為。
2005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又頒布了新的《上訪條例》。新的上訪條例規定,上訪人有權面見機關負責人,並可憑證查問上訪的處理情況。同時,上訪工作會納入公務員體系,並會對瀆職和打壓上訪者的官員進行處分。
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再次頒布新的《上訪條例》。這一次的上訪條例比從前嚴苛,包括禁止闖入政府大樓、禁止威脅和傷害官員、禁止擾亂公共秩序、禁止傳播謠言、禁止捏造事實等。有不少人認為中共2006年的上訪條例是針對六四事件的上訪潮而頒布。
 制度弊端
有不少學者都評論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上訪制度。一般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偌大的國家,政府的非中心化和權力分散問題嚴重;中央政府極其量只能管理到縣級的事務,地方官員擁有非常多的權力。這樣便增加了官員在「山高皇帝遠」的情況下瀆職的機會。很多學者認為,人治色彩過份濃厚,是信訪制度的弊病。由於信訪沒有一定的途徑,所以也沒有特定的制度管理,很容易出現官僚作風,甚至壓迫、恐嚇、毆打信訪人的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多級政府制,也成為了信訪制度的弊端。一個普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上面就有鄉(鎮)、縣、市、省四級政府,才到中央政府。對於一些在鄉郊地區的國民,有時更多了一級「不是政府的政府」——村委員會或村共產黨支部。上訪的最終目的就是到北京去反映情況,但這樣對於一個普通百姓來說是異常艱難的事。第一,是路程遙遠;第二,是經費問題;第三,是上述的瀆職或壓迫信訪人問題。雖然中國在法律上容許越級上訪,但實際上,很多這樣的例子都給打回票。很多人認為這是中國打壓百姓的手段之一,利用上訪的繁複手續嚇怕希望反映意見或檢舉的人民。
制度承受的壓力
不少國際人權組織,如國際特赦組織、中國人權等,都對中國官員壓迫信訪人的行為表示反對,並指責說這是侵犯人權的表現。國內亦有不少要求中國政府正式廢除信訪制度,或大規模改革信訪制度的聲音。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8%A8%AA

北京上訪村見聞:中央舉措起作用 上訪人數趨穩  2007年01月22日 瞭望   
   2007年 1月9日上午,北京豐臺區幸福路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訪接待處,二樓盡頭南側的一間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和李玉梅(化名)談了一個小時:“已經離婚了,你怎麽能住到人家家裏”,“那套房子比分給我的要好”,“可是你這樣做不合情理啊!我們幫你去做工作,把差的錢補給你?”
    來自遼寧的李玉梅堅持上訪了十年。離婚以後,她希望分到前夫父母家的一處房子,代替法院判給自己的那套舊房子。
    “這是老戶了”,接訪處的工作人員在李離開之後,告訴《瞭望》新聞周刊。“每一個來反映問題的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難處,我們的工作就是傾聽他們的訴求,盡一切辦法協調解決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訪接待辦公室的附近,還有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辦、全國人大常委會來訪接待辦,它們都坐落于北京市南二環和南三環之間,靠近永定門火車站。進京上訪人員集居在這附近五六百畝的空間內,形成北京的“上訪村”。
    “上訪村”幾乎成爲中國信訪情勢的“晴雨表”。前幾年,這裏的上訪者曾經人滿爲患,“最近兩年,這兒的人明顯少了。”一名在接訪處維持治安的警察說。
    去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利益訴求機制”;此前,有關領導人多次指示要加強基層基礎工作,把矛盾和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當地。“上訪村”的“村民”人數變遷,折射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種種舉措對協調各方利益、調處社會矛盾已經起到作用。
 
    “上訪村”所見所聞
 
    和來這兒上訪的許多人一樣,李玉梅也居住在“上訪村”。這裏不僅靠近最高法、國家信訪局和人大常委會的來訪接待部門,周圍還有大量廉價平房可供出租,成爲上訪人員的天然聚集地。
    走進“上訪村”,垃圾隨處可見,污水在路面上恣意流淌,經過北方冬天的夜晚,又凝結成一塊塊黑色油膩的冰漬。路邊是破舊的平房,透過布滿塵土的窗戶很難看見陰暗的裏面;有的木門上寫著“旅館住宿5元/人”,黑紅的漆字潦草而斑駁。
    拐過一條胡同,在一塊稍顯空曠的沙石地上有不少簡易窩棚,都是用木條、棉絮、塑料布等搭建而成。在背風的角落裏,地上淩亂地鋪著幾床棉被。這也是一個個上訪者棲身的地方。
    62歲的李貴榮在這樣一個角落裏傴僂著身子,穿著近乎黑色的棉服,脖子以上裹著兩條破圍巾,只把眼睛露出來。“條件好的可以住旅館,我們沒錢只能睡這兒了。”時近中午,她把牆腳塑料瓶裏的水倒進地上的鐵鍋,又從一個陳舊的帆布包裏抓出兩把米,開始就地做飯。
    做飯的“竈臺”用幾塊磚塊在路邊壘成,每隔十幾米就有一個。這時,其他“村民”也正用這種竈臺燒水做飯。火苗閃爍、煙霧彌漫。
    相比之下,從陝西來上訪的周小婷日子要稍稍好過一些。依靠父母和兄弟的經濟支持,她在北京呆了十多年,住在附近一間平房裏。推開屋門,立刻看見一張床橫在面前,床頭擺了張小桌子,屋子裏的空地就只夠轉身了。
    “每個月房租要交三百,中午一般在攤子上吃兩塊錢一碗的面條。”40歲的周小婷說起這筆開銷來顯得心疼。她的一個老鄉剛搬到房租更便宜的郊區大興,但她還在猶豫:“來回坐公交車,還得花錢。”
    周小婷沒搬走的原因還在于她不想每天起早貪黑地趕路。現在她每天早上一般7點起床,因爲信訪處領表時間從8點開始。即使那天並不去領表,她也會按時到接待處去轉轉,“找好心人說一說”。
    在這裏,上訪的人自發形成了與接訪單位基本相對應的秩序。在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處門口,一位來上訪者告訴《瞭望》新聞周刊:“早上先領表,填好以後再交進去,然後去大廳等著被喇叭喊名字。”
    國家信訪局接待處緊鄰著人大常委會的來訪接待處。門口的上訪者三五成群,共約百來號人,上訪者低沈的交談聲隱約可聞。偶爾有幾個上訪者高聲說了一陣,盡管顯得非常激動,但沒有引來太多人的注意。他們中間,有的是拿著材料等待進門,有的是過來交流信息。
    在最高法接待處,領表的地方隊伍有一二十人,大廳裏有300人左右。每個人都擡著頭,盯住面前不斷更新滾動的大屏幕。
    “高法指定地方法院辦理的案子都會公布在屏幕上。除了上訪人的名字,案件號,高法將每一個受理案件發回地方辦理,都將地方法院直接辦理人的姓名和辦公電話公布,訪民們可以現場打電話過去證實。”有關工作人員介紹說。大屏幕是2003年立起來的。
    來自各地的訪民集中在“上訪村”,無形中成爲另一種思考和行爲生態環境。在這裏,每隔10米就能看到一個牌子,寫著“打字複印”、“標准裝訂材料”、“法律咨詢、代寫文書”等,以及“有專家、記者、律師及有關人士爲您代理”的字樣。
    “上訪村”裏很多人都互相認識,老鄉之間聯系更緊密一些。如果有貌似記者或是學生的陌生人在村子裏轉悠,會有人主動上前打招呼,拿出自己的材料,讓“想想辦法,向領導反映反映”。
    爲上訪者准備的各類“咨詢”複印材料到處可以買到,包括“信訪條例”、“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等幾十種,還有“十六屆六中全會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決定”等國家大政方針的最新內容。中央各機關和各大媒體的通訊錄、網址等公開信息也不難購得。即使是對于大字不識的農婦,一切看似繁複的程序性問題都可以得到解答。有的人甚至做起生意,解釋新《信訪條例》的著眼點有何不同;也有人幫助分析案情,將上訪流程大概列出來。
    上訪者們反映的各種問題中,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最近的則在2005年,而普遍的物質生活貧乏是“上訪村”的一大特點。
    但留在這裏的人仍在堅持。來來去去的上訪者中,通常的抱怨是自己的“冤情沒人管”,都盼望“冤情”一朝得雪。支持他們的,是心底裏對信訪體系上的期望。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1/22/content_5637425.htm
 
北京上訪村調查:6成訪民欲引起中央領導重視 2009-6-26   
 
2007年4月7日上午,于建嶸又一次走進了東莊,這個在中國版圖上目前不同于一般意義的村莊。
于建嶸已經說不清自己來東莊多少次了。作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爲評估新《信訪條例》實施近兩年來的績效,他和課題組成員從2006年12月起,便將“家”搬到了這個因聚居上訪者而“著名”的村莊,住進了村裏一個只有4平方米的小屋。從此,于建嶸和上訪群衆吃住在一起。碰到有人問他是做什麽工作的,于建嶸自己就說“我是上訪的”。
4個月後,通過對560名上訪者進行訪談和問卷,兩份調查報告寫了出來。調查結果讓于建嶸和課題組成員多少有些失望。調查報告顯示的情況表明:新《信訪條例》實施近兩年來,一些地方政府壓制上訪群衆,甚至變象打擊報複的現象依然存在,信訪形勢不容樂觀。
獨特的“上訪文化” 顯現“上訪村”
東莊位于北京永定門地區,這裏緊鄰北京南站,交通便捷,“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人民來訪接待室”、“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人民來訪接待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訪接待室”都聚集在這方圓幾百米的地方。因此,這裏成了進京上訪者聚居的首選之地。
年過古稀的上訪者商學珍就住在東莊,而且一住就是3年多。
3年前,已經從山東省濟南市再生物資公司退休的商學珍因一起感情糾紛被打傷。直到現在,商學珍還是一直犯頭疼,大小便失禁,並伴有遺精現象。他到公安局報案後,公安機關經過法醫鑒定,認爲構成輕微傷,屬于治安案件,不構成刑事犯罪。但是又多收了他60元鑒定費。爲此,商學珍懷疑公安機關弄虛作假,隨後他向公安機關索取法醫鑒定結論書又遭到拒絕。拿不到法醫鑒定結論,他到法院起訴又被拒之門外。無奈之下,他踏上了漫漫上訪路。
和商學珍一樣住在東莊的上訪者衆多。社科院的調查報告數字顯示,“上訪村”平時大約有2000名訪民,而“兩會”或國家重大政治活動前後,人數會增至萬 人。這個龐大的上訪群體在上訪村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上訪文化”。
在“上訪村”,訪民的生活條件十分惡劣。由于長期上訪,他們沒有絲毫收入,只得以乞討和撿拾垃圾爲生。露天居住的訪民舉目皆是。在“上訪村”路邊的小攤上,國家頒布的各種法規應有盡有,大到《憲法》、《信訪條例》、《拆遷法》,小到各地頒布的法規、規章,不一而足。小攤上最引人注目的東西是以上訪者的上訪經曆爲藍本而改編成的《上訪歌》。有一位訪民還當著記者的面用家鄉的沂蒙小調唱起了《上訪歌》,唱到傷心處,聲淚俱下,很具有感染力。
社科院的調查報告認爲,進京上訪人員長期聚集在一起,會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比如,上訪人員的相互影響,對各自的案件傳遞一些錯誤信息,造成各種傳言流行,在這裏容易形成自發組織上訪的“集體行動”。
 
近六成群衆“告禦狀”爲給地方政府施壓
 
2005年5月1日,新《信訪條例》正式實施。“把問題解決在基層”的原則曾短暫緩解了上京信訪的形勢。此後,各地紛紛開展“變上訪爲下訪”及“大接訪”的活動,以圖消除進京上訪。
然而,社科院的調查顯示,許多上訪者是由于對答複不滿意或者對地方領導人不信任,再次進京上訪。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一些訪民已經把“上訪村”作爲一個社區組織,他們堅信只要能引起中央領導重視,自己的問題一定就能夠解決。
社科院的調查也表明,超過60%的訪民希望通過進京上訪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問題可以直接解決。而且也確實有訪民因上訪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而解決了問題。
2004年底,農民張麗反映她家的一個臨時房屋被拆遷,但是她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在上告這個問題的時候,爲了增加分量,順便把村幹部、鄉幹部在退耕還林補償款等方面的問題,也抖出來了。因爲她所在縣在國家信訪局外面有人截訪,所以通過在京打工老鄉的幫助下把狀紙遞進去了。結果,引起了國家信訪局有關領導的重視。該縣信訪辦立刻責成她所在的鄉政府解決,但前提是不要再來北京告狀了,並給了她200 元錢,讓她回家。回去後,賠償問題圓滿解決。
在調查中,課題組同時發現,大多數訪民也知道通過上訪直接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不大。他們上訪的主要目的是催促辦理。超過半數的訪民希望得到中央的批文。60.71%的上訪者進京上訪的目的主要是把問題反映到中央來,讓中央知道情況。還有 59.77%的訪民表示,到北京上訪的目的是給地方政府施加壓力。
于建嶸告訴記者,由于在基層上訪過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些上訪者的信訪訴求已經發生改變。在他們看來,他們在信訪過程中所形成的問題要比最初他們要解決的問題嚴重得多。此前要反映的問題解決與不解決已經變得無關緊要。
58歲的黃進安原來是一個包工頭。1999年6月,他承包了河南省駐馬店市豫劇團住宅樓工程。然而,工程完工後,60萬元的工程款對方分文未付。爲此,雙方不惜對簿公堂。黃進安最終勝訴。官司打贏了,法院卻不執行,黃進安還是拿不到一分錢。無法面對300多名民工討要工資的目光,黃進安開始背井離鄉到北京上訪。
8年過去了,黃進安的案件成了一個“懸案”。然而,他給記者的材料中,更多是反映他在上訪過程中的不公待遇。在和記者的訪談中,他反複叮囑記者:“我的案子不重要,我們上訪群衆的真實生活你一定要反映反映。”
處理信訪過程中 也有腐敗現象
新《信訪條例》問世前,社科院曾經對信訪現狀做過一次調查。報告顯示,少數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攔截上訪人進入上級黨政機關已是公開的事情。
這一嚴重問題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視。爲此,新《信訪條例》將保護信訪人的權利確定爲信訪工作的重要原則。新《信訪條例》實施後,一個最明顯的變化是,國家信訪局的信訪大廳及周邊都出現了保安站崗,不允許地方接訪人員再攔截上訪者。
然而,在許多地方,上訪量一直是上級政府及政府部門對下級考核的重要指標。如果上訪量高,特別是越級上訪和集體上訪的多,地方政府領導就會被追究責任。一位基層接訪幹部說:“集體訪、個人訪達到了多少起,上面就批評,甚至換位子,摘帽子。”
社科院的調查報告顯示,在“截訪”這條路被堵死的情況下,爲了避免增加基層的上訪記錄,向上級信訪機關接待部門有關人員送禮拉關系應運而生。
中部地區某縣一位接訪人員說:“請客送禮,登記了可以消掉;不請客送禮,一旦上級信訪部門登記上就沒有辦法補救了,或者說補救的難度就更大了。所以,信訪接待人員不得不想辦法與上級信訪部門的人員拉關系,請客送禮。河南某地黨委下達正式文件也稱,“銷賬是無奈之舉,是最後一招,也是最直接的花錢買穩定。”
《信訪法》,化解信訪 困境的現實出路?
《信訪條例》出臺後,信訪群衆對其寄予厚望。社科院的調查數據表明,有多達81.26%的訪民學習過《信訪條例》。然而,新《信訪條例》實施近兩年後,只有18.8%的信訪群衆認爲應當加強信訪部門的權力,大多上訪群衆認爲現行信訪制度應當徹底改革。有36.65%的訪民認爲應撤銷各級信訪部門;還有41.73%的訪民認爲應當由人大代表來負責接訪,並協助處理問題。
其實,上訪群衆提出的徹底改革現行信訪制度早在兩年前學術界就有過激烈的爭論,但新《信訪條例》的修改最終采取了“擱置爭議,規範爲主”的原則。
社科院的調查報告認爲,改革現行信訪制度在上訪人群中同樣産生爭議表明,目前信訪制度改革傳遞給社會的信息較爲混亂,需要對信訪改革的方向加強研究和宣傳。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要進一步把信訪的救濟的功能分離出來。
于建嶸負責的課題組的方案是,將目前散存在各職能部門的信訪資源合並到人民代表大會。
于建嶸認爲,信訪制度的功能,本質上應該是一種法律監督和行政監督,而法律監督和行政監督正是人大機構的主要和基本的職能之一。信訪的發生,主要是政府機關和司法機關執行法律中發生了問題,讓執法機關、司法機關自身進行監督,很難産生良好的監督效果,讓人大實行“異體監督”,是人大對一府兩院所進行的法律監督和行政監督的組成部分,是人大的基本職能之一。
民革中央調研部研究員蔡永飛贊同于建嶸的建議。但是他同時提出,必須先制定一部《信訪法》,對信訪工作的性質、定位、作用、機構設置、機構職能及運作程序等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
蔡永飛認爲,現有國務院的《信訪條例》只適用于行政機關,範圍狹窄,法律效力也比較低。而規範和調整信訪活動應當是體現和實現國家根本政治制度、保護和規範公民基本權利的規範,應當是憲法性規範,必須由全國人大進行立法。
蔡永飛大膽建議,在全國人大建立對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的“全國人大信訪監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全國人大機關中不設辦事機構、不直接接待來訪,而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信訪局隸屬于這個委員會,作爲辦事機構,接待信訪。這樣,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信訪機構就是中央信訪機構,上訪人員到省城上訪就等于到了首都。
能否化解目前嚴峻的信訪形式,僅僅靠制定一部《信訪法》夠不夠?于建嶸認爲,還必須加強國家的法制建設,樹立司法的公正、公平和權威。然而,大多數法律界人士對此持消極態度。“只要老百姓頭腦中的官本位意識、青天意識和政府萬能意識還存在,信訪問題就難以得到真正的解決。”
 
回應
 
信訪就是熬鷹---通過繁複的程序與漫長的等待消磨上訪者的意志,所以很多上訪者會出現精神問題。
譬如北京信訪部門的排隊叫號,爲何要排那麽長的隊?不能電腦叫號嗎?不能多安排些接訪人員嗎?不能預約挂號後電話通知信訪者嗎?很多信訪者挂上號後要等20多天才能叫到自己的號,如果叫號時沒能及時趕到,號碼就會被作廢,改叫下一個排隊號碼,原來的人要重新排隊再等個把月。等了幾個月就算幾時被叫到號,與接訪人員面談的時間也就10來分鍾,然後一紙介紹信轉到信訪者所在地市的辦事機構,不能解決問題。 
 
【梁倫生】 對上訪問題?本文只認識了表皮!其內在沒有看到!當今的信訪已經成爲了反動勢力企圖借此拆共産黨臺的工具了!據我了解:在土改時被滅收地主的房屋?在當今的《物權法》之下,地主的子孫們都想要收回自己的産權!因此,這個問題不是信訪能解決的問題?也不是當今法律能解決的問題?更不是人大監督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政黨想要推翻另一個政黨的問題!並且,這些變相的上訪問題已經成爲了反對毛澤東時代的法律依據!並且,這些上訪人都有後臺和雄厚的經濟支撐,對那些熱愛毛澤東時代的上訪者都惡言以罵:“你想要解決你的上訪問題就立即把你的毛主席像取下丟到茅坑裏”!“就是他遺留下來的上訪問題”?“你還唱共産黨好呢?就是共産黨把你害到今天的程度的”!等等難聽的話?……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06/91433.html
 
人肉搜索成中國反腐利器 仍需制度防貪
 
【大紀元2009-3月30日報導】近來「網路舉報」成為中國大陸反腐工作的一項利器,網友踴躍揭發貪官污吏及貪腐行為,多名貪官也因此被查處法辦。但網路舉報引發不少問題,杜絕貪腐的根本之道還是要從建立制度著手。
據中央社報導,「人肉搜索」最近在大陸網友間十分風行,「人肉」一詞聽起來有點嚇人,簡單講就是透過網路力量去找人,也就是網路搜索。一種方式是利用網路上既有的資訊,例如媒體、政府網站上已公開的個人或單位情況;另一種則是知情網友相互間上網爆料,在網上提供或公開自己知道的他人或單位情況。人肉搜索對於一般民眾的影響不大,通常會被網友選中成為搜索對象的,不外乎是問題官員、緋聞人物、犯眾怒的人或單位等。
報導稱,去年10月底,深圳海事局原黨組書記、副局長林嘉祥涉嫌在公共場合猥褻女童,蠻橫撒野、大放厥詞等劣行在網路上曝光,引起眾多網友不滿。網友展開人肉搜索,將林嘉祥的姓名和身分曝光。不久林嘉祥遭到撤職。  
去年12月10日,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對於開發商低於成本價銷售房產將進行查處。周久耕的談話引起各方批評與質疑。有網友對他的觀點不滿,發起「人肉搜索」,進而指責他抽高價菸、戴名貴錶、開高級車,建議紀委進行查處。
周久耕的所有言行都被攤在陽光下,當地政府對他展開調查,發現他涉嫌使用公款購置高級香菸等奢侈消費行為,隨即將他免職。 
據報導,除此之外,「江西新餘、浙江溫州出國考察團事件」、「史上最牛的中部地區處級官員別墅群案」、「湖南株洲糧食局局長濫用職權案」等類似事件,都在網路舉報下曝了光。
網路舉報導致貪官的荒誕行為全部曝光,同時也鼓舞眾多參與人肉搜索的網友。有網友直言,「以後公安部要通緝什麼人、反貪局要調查什麼人,完全沒有必要多費人力物力,只要充分利用網路,發動一次人肉搜索,就可以搞定。」
大陸社會學家認為,林嘉祥、周久耕被罷官事件,凸顯了網路的反腐力量,網路監督已成為最廉價的民間反腐利器。  
據悉,北京「法治日報」一篇文章還指出,民間網路監督隊伍使網路成為網友表達反腐訴求的一個重要渠道,而一些紀檢監察部門每天都在網上監測腐敗線索,成為他們獲得線索的一個重要途徑。
不過,網路監督也存在不少爭議,如侵犯隱私權、虛假資訊、扭曲誇大等令人詬病的問題。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白建軍說,網路反腐成為官方借助的力量,官方可以透過網路發現腐敗線索,老百姓也可以此來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但前提必須是依法,否則就會造成負面影響。
經驗顯示,大陸貪官一旦東窗事發,被查獲的往往是珍貴名玩、華屋美舍、名貴煙酒以及數以千萬計的來源不明財產等,按照他們的正常收入,不可能獲取如此多的財物。因此,實施公務人員財產申報制或許有助於杜絕貪腐官員及貪腐行為。
官方人民網的調查也顯示,對於反腐倡廉工作,90.1%的受訪者認為有必要實行「領導幹部財產公示制度」。
http://www.epochtimes.com/b5/9/3/30/n2479498.htm
 
中國的腐敗真的那麽可怕嗎? 2004年11月18日 人民網  
 
    早就想寫這篇文章,一直太懶沒寫。這兩天這個壇子上揭中國醜的文章很多,大家看到後來估計覺得中國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都無可救藥了,爛透了。然後對中國徹底喪失信心。可是,真的有那麽嚴重嗎?
    前幾天,我偶然和我們系的一位意大利同學聊天時提到,中國有一個縣,有座橋垮了,發現縣裏的縣長、副縣長對此有責任,貪污受賄了,結果把他們全抓了起來,判死刑的判死刑,判死緩的判死緩。把他驚訝得眼睛都圓了。等我再告訴他近期有一位副省長因受賄判死刑,他更加不信了。他說這種事在意大利絕對不可能發生,不是貪污受賄不會發生,而是這麽高級別的官員被判如此重的刑不可能發生,在他們那,頂多下臺,或象征性的判幾年,過不了幾天就被假釋。然後他就給我講起了意大利的貪污腐敗,這下輪到我驚訝了。他說,意大利的絕大部份的建築項目在招標時都有行賄發生,垮樓的事情時有發生,北部的腐敗情況稍好,南部簡直就是腐敗的天堂,黑幫的樂園。在南部,做任何生意都要有黑幫的同意,而當地的警察,法官和政府官員,都是一家。黑幫在街上任意槍戰沒人管。他的一位導師有回在南部的一條大街上,後面有人很禮貌地請他讓開一下,然後從容的拔搶向前面的人射擊。聽起來就象看電影教父一樣。我問他,你們沒有法律管這些事嗎?他苦笑了一下說,羅馬人定下了世界上最好的法律,可是又有什麽用。再說,鑽法律空子還不容易,有時候爲了能給一個殺人犯定罪,國會會吵上好幾年,可是幾年一過,按法律規定,這人就可以回家了,于是殺人犯大搖大擺走了,只剩下傷心的受害人家屬。美國在很多人眼裏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是不是真的很廉潔呢?我看不一定。看過一部講一位優秀警察的電影,是一部根據真實的人物改寫的電影,是AL PACINO演的。這位警察是六十年代末全紐約唯一不受賄的警察,因此成爲了他所有同事的眼中釘,而且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市長反映這個現象,都被擋了回來,最後終于在一次執行任務時因爲同伴見死不救而差點被罪犯打死,愈後堅決地離開了警察行當。我在芝加哥呆過,期間芝加哥就出了警察集體受賄案,而且是長期受賄。在克利夫蘭呆過,期間又聽到了克利夫蘭警察集體受賄案。在美國的俄亥俄州有個小鎮,叫YOUNGSTOWN,我經常坐車經過這個小鎮,看上去非常平靜,最近才聽說這個小鎮的政府從上到下都爛透了,以至于現在法院斷案子都要從聯邦政府調請。這樣的小鎮在美國不是特例,這種比較窮、被白人避之遠遠的小城市這種事很正常。而且這些事我往往都是在當地的新聞和聽人轉述中發現的,美國幾大電視臺的黃金時間的新聞裏幾乎從來不播。全國有影響性的幾家大報也不登。
    這裏說的是美國社會的基層的腐敗,憑良心說,美國的基層腐敗情況比中國還是好些。原因是中國是個人情社會,辦事講人情而不講制度,而美國人的人情觀念較淡漠,所以辦事容易公事公辦,沒有講人情的傳統。另外,中國的基層腐敗很多是因爲制度不合理造成的。比如說戶口制度,是基層腐敗的一大源泉,如大學畢業分配,因爲有戶口限制,掌握著留京,留滬指標的老師就往往以此爲要挾,成爲了賄賂的目標,要是大家都可以留京,留滬,誰來賄賂他們。還有,手續上不必要的麻煩,辦個什麽事兒要這個開證明,那個開證明,又沒有制度對開證明的人進行約束,結果爲了開幾個證明就要向領導送禮。要是手續簡化又有詳細明確的制度,受賄就會制止。制度的不健全,如會計制度,和技術手段的落後,如重要部門間不能聯網,及時了解信息,也是基層腐敗的一大原因。另外,中國那麽多人,收入少,資源緊張,設施落後,也造成腐敗,比如醫院病床不夠,就得賄賂大夫照顧照顧,農村裏的農機不夠,到秋收時哪個村賄賂農機局多,哪個村就能搞到農機。只要經濟發達了,制度完善了,技術進步了,基層的腐敗是可以大量減少的,而最直接影響老百姓生活的,是基層腐敗。    
    至于高層腐敗,我是指省級以上官員的腐敗,我認爲中國是遠遠不及美國的。爲什麽會給人一種中國的高層很腐敗的印象呢?主要有兩點原因,第一,中國對腐敗的定義比較嚴格,很多在國外是合法的事,在中國算腐敗。比如美國的各種大選,候選人的各種資金都是由各大財團提供,往往是上千萬上億,這算不算腐敗,我說算,可是在美國是合法。前兩年把中國拎出來說中國也參與競選資金,那是因爲中國的地位太敏感,而洛杉磯時報上說臺灣每年給競選人提供了不只多少經費,也沒人來查。另外,爲了查克林頓的桃色事件,花了四千八百萬,錢都上哪去了,不可能沒有貪污,連美國記者都懷疑。比如查總統的桃色事件,有沒有必要去那麽多地方取證,不是變相旅遊是什麽?還有到歐洲取證的,更是荒唐。前兩年有位能源部長下臺了,因爲動用巨額公款到處旅遊,也就下臺了事,在中國就該坐牢。至于賄賂國會議員,就更加普遍了,每到要討論一個法案時,就有大量的團體花大價錢去遊說。比如美國校園槍殺案那麽多,可是要通過個買槍者要查背景的法案都是難上加難,爲什麽,因爲家裏都有槍的大老板們不樂意。此外,一些大公司邀請議員們赴宴,打高爾夫球,不小心‘輸’給他幾千幾萬的事就更多了。說句老實話,我看見紀委曆數的胡長清的犯罪事實,我覺得他要在美國當副州長收了這麽些禮根本不會有事,頂多下臺名聲變臭。我還在別的網上看見在澳洲,政府部長從公司手裏收下一座別墅都算合法的事呢。
    中國高層令人覺得腐敗第二個原因,是輿論宣傳的緣故,一有點某高官腐敗的消息,港臺報紙就馬上天天報道,而且是真是假都由他們說。他們最愛用的字眼就是“據傳”,“據說”,“據消息人士說”,反正就是造謠他們也沒責任。有人會說了,如果國內的報紙不封鎖消息,就沒人會去看港臺的報道了。其實不然,很多案子在剛剛查辦的時候,都是應該封鎖消息的,這在西方也是這樣,否則的話會給辦案帶來麻煩,涉案人也會聽風聲逃走,或改供詞。事實上我國的幾個大案子定案後都是在媒體上公布的。只是港臺的報紙爲了賣錢,又抓住中國老百姓痛恨腐敗的特點,所以添油加醋,反正所說也沒人來駁他,搞得大家以爲中國高層多腐敗。此外,還有民運和海外勢力造謠的“功勞”,編造這個的兒子協款在外,那個的女兒在美國投資移民,其實這個根本就沒兒子,那個也沒有女兒。無非還是利用了老百姓的心理作用。說到中國老百姓痛恨腐敗,我覺得中國人比外國人對腐敗更敏感,一方面是過去受腐敗之害太深,差點亡國,另一方面是建國來經曆了三十多年的廉潔時期,改革以後一下子出來這麽多腐敗分子有些不習慣。所以對腐敗的輿論特別敏感。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沒必要太悲觀,其實在我看來,中國的最高領導階層是世界上比較廉潔的,中國的反腐敗,也是嚴厲而卓有成效的。(作者: 興國)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4-11/18/content_2233647.htm
 
出國才知道:美國比中國腐敗100倍   2009年02月09日 新浪教育
  當真正踏上美國國土以後,當我真正生活在這個傳說中的民主自由人權集大成的美利堅合衆國的時候,我才發現,我長期向往的,彩虹似的美國在我面前坍塌了。我腦子裏曆經十幾年反複思考形成的右派理論,民主自由人權理念堆積起來的右派理論坍塌了。我看到的是一個赤裸裸的資産階級獨裁專政、一個赤裸裸輿論洗腦、種族中心主義、貪污腐敗濫用職權橫行、社會寄生蟲暴富的美國。中國改革開放後新生的社會問題,社會醜惡現象美國一個也沒有解決,而且比中國更嚴重。破舊的馬路、昏暗的城市、肮髒的貧民窟、饑寒交迫的乞丐、泛濫的毒品、毫無前途的黑人兒童,給白人擦皮鞋的老者。.....與此對應的是白人富人的奢華、懶散、揮金如土......我眼前的美國,是一個富人的樂園,是一個充滿欺詐、缺乏誠信的社會;是一個無産階級根本沒有翻身機會的社會;是一個法律只維護富人權益,漠視窮人利益的社會;是金錢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的現實已經被老百姓無可奈何的接受了的社會;是一個對腐敗、濫用職權熟視無睹的社會。
  但是,美國這個毫無民主自由可言的資産階級專政國家,居然可以成爲世界最強大的國家!這是爲什麽?難道民主、自由、人人平等,真的是國家強大的根源嗎?我不再相信了。我是到了美國以後,我越來越多地發現新聞封鎖的正面作用。我越來越覺得專制獨裁、媒體洗腦、愛國主義教育、種族中心主義才是國家強大的根本,而毛澤東才是真正讓中華民族崛起的英雄。美國人一生下來,第一件學會的事情也許是叫“媽媽”,但是第二件事情就是愛國,第三件事情就是陪伴他們一生的傲慢的文化優越感。
  美國的電視新聞遠不如中國開放,對國外發生的事情是“只報憂不報喜”。中國出現了非典、艾滋並車禍、水災,美國新聞是很樂意報道一下的,至于中國取得了什麽建設成就,美國從來就不會宣傳這些。美國電視裏所說的“國際新聞”往往只是美國在國際上又幹了些什麽,美軍又在中東幹了什麽而已,美國人從骨子裏就認爲這世界就是他們主宰的。
  美國的公共圖書館裏介紹中國的資料也基本都是醜化,都是民運臺獨漢奸們搞出來的成果,電影、回憶錄應有盡有。美伊戰爭之前,CNN、ABC、FOX一天24小時不停地轟炸洗腦,醜化薩達姆政權,編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謊言,而正是這種新聞媒體的輿論一致,維護了美國資産階級政府對外戰爭的合法性。
  美國這種近乎于偏執狂的教育方式維持了美國的大國地位。也正是這些不折不扣的洗腦手段,驅使著單純的十七八歲的孩子們上戰場打仗,坐著飛機去國外殺人和被殺。而對外戰爭又進一步給美國帶來大量武器訂單,和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完成資本主義生産,消費,再生産,再消費的循環。當我親眼看到這些現實的時候,我的民主自由夢被徹底擊垮了,是美國,這個偉大的國家使我越來越傾向于支持中國。
  生活在國內的中國人,對中國社會不滿,對腐敗不滿,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著不滿情緒。我對中國的現實社會也有不滿。但是我反對崇拜美國,美國的制度根本解決不了中國的社會問題。我也反對推翻一黨制,多黨制大選只能使中國走向分裂。我也認爲中共應該向美國學習,但是首先就要學習美國怎麽給老百姓洗腦,學習美國的厚顔無恥說一套做一套,學習美國的好勇鬥狠,學習美國搞世界霸權,獨裁暴政。
  回來再說兩句美國的腐敗吧。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美國不同,所以,腐敗的表現方式當然也就不同。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搞市場經濟,拜金主義橫行,貪污錢,挪用公款,這就算腐敗了,而美國的腐敗表現形式是:小布什、切尼這樣的國家領導人,可以驅使軍隊和媒體這些國家機器爲自己的石油公司牟利。這才是真正的體制上的腐敗,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腐敗。
  錢,是交換價值體系中最公平的標准,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支柱。但是,錢也同時帶來了“異化”,在金錢面前,人不再是人,而是貼上了價簽的商品。政治變成了金錢較量的政治,人變成了用錢來衡量的人,法律也變成了只有錢的平等,沒有人的平等。在美國,有錢人犯法可以保釋,可以不坐牢,甚至還可以高價聘請律師逼迫窮人原告庭外和解。當一個國家的一切一切,所有所有,全都用金錢來衡量時,腐敗就徹底合法化了,因爲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就是個腐敗的社會,就是個爛透了的社會。
  美國說中國控制輿論,其實美國比中國還要控制輿論。美國打伊拉克的確欺騙了美國人民,現在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武器竟然是最原始的“刀子”。美國的法律其實是在維護資産階級的個人利益而已。美國人均國民生産總值很高,可是一個比爾蓋茨就個人擁有幾百億美圓啊,沃爾瑪家族是上千億美圓,大多數錢還是擁有在少數人手裏。此外,美國的民主算什麽,沒地位,沒聲譽,沒錢,誰選你!
  在美國有種族歧視,在中國卻沒有,反而那些少數民族卻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顧。在美國,婦女結婚後就得跟丈夫姓,在中國卻還是獨立的。在美國"Mrs."還是美國女士奮鬥多年努力得來的。
  中國雖然落後,雖然有不足的地方,但中國人民還是一直在努力創造美好的生活埃不管怎麽說,中國目前還是自古以來最好的朝代。至于民主,中國還不敢立即實現,畢竟中國的敵人太多了,現在還不是時候。美國攻打一個國家的時候,總是利用政府的反對派!
 
誰在窺視中國腐敗發展?
  
窺視腐敗發展,有人幹這種事嗎?有!不但有,而且世界統一,步伐一致。  
中國的腐敗大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幾乎成了不辨的事實。按不少領導的話說,如此下去,則快要到了亡黨亡國的地步。那麽,又是誰在暗地裏窺視呢?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和世界上一切反華、反共勢力。  
  中國腐敗了對他們有好處嗎?可能有君子有所不知,其實好處可大了。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亡我之心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僅從武力上就較量幾回了,可他們打贏了嗎?沒有,中國實在是不好打。實踐證明,使用武力很難達到他們的目的,解決不了問題。但是,不滅中國行嗎?這對于美國來說那又是絕對不行的,中國那麽大,人口那麽多,關鍵又搞社會主義,這人多又加上社會主義,美國算得很清楚,他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必然要受到威脅的,所以不可不除對于他們來說是後患的中國。  
  其實自從中國誕生的那天起,他就開始了封鎖,欲將中國封殺在搖籃中,然而中國有個毛澤東,達到目的實在是難。毛澤東有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當時的計劃經濟,經濟發展速度之快,美國看得很是清楚,如果中國高速發展就一定對他有威脅,有了這樣的預見,不破壞中國的發展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美國是只紙老虎,根本就不把美國放在眼裏,只管搞他的社會主義,不管你美國從哪裏進攻,他照打就是,美國也真的奈何不了他。從朝鮮、從印度、從越南,從哪裏來就從哪裏打回去,一點都不客氣,武力真的是一點都撼動不了他。  
  中國要強大,美國很害怕,害怕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受到威脅,但又不甘休,坐以待斃。所以,明的不行就來暗的,于是就有了“和平演變”的策略出臺,並且從五十年代開始,就把希望寄托在了中國官員腐敗的身上。只要中國有腐敗,美國就會有希望,在硬來不行的情況下,這也是唯一有效的辦法。當然,中國腐敗分子不會承認,或許不少善良的人也沒看清,但是實際上已經擺得很清楚。明顯的事實就是,腐敗殃及且禍害著全國的老百姓,他們怨聲載道,已經到了不罵腐敗就不是中國人的地步,現今的中國找不到一塊沒有人罵腐敗的地方。  
  也不知道大家看沒看到這樣的現象,譬如中國抓個小偷,美國都要關注,要求你講人權,而對于腐敗卻竟然不出聲,能不讓人覺得奇怪嗎?抓到政敵致命的弱點,而不做攻擊的政治家有嗎?況且全世界的中國所有敵人對這一點都不出聲,真的好似暴風驟雨前的寂靜一樣。大家看,美國對腐敗不出聲,所有的西方國家也不出聲,搞臺獨的陳水扁、李登輝不出聲,連達賴也不攻擊,這是世界難得的統一,如此步伐一致到底爲什麽?就是腐敗會帶來他們靠武力無法得到的收益。這也是他們不用投入而可以獲得利益的希望所在。  
  只要腐敗在中國得到發展,他們就暗自慶幸。只要有腐敗,中國的經濟就可能遭到比戰爭還要大的破壞;只要有腐敗,早晚會激發起人民對政府的不滿,那就正中了他們的下懷。如果人民一旦起來反貪,那是什麽力量也阻擋不了的,人民對腐敗不滿情緒一旦爆發,那是原子彈也代替不了的威力。如果真的到了那天,他們就有魚翁得利的可能。蘇聯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嗎?他們不費一槍一彈,只找了個代理人,利用群衆對腐敗的不滿,就把十月革命的政權給結束了,這一結果,讓蘇聯人民吃盡了資本主義的苦頭。如今他們同樣也想在中國重溫舊夢,但是在中國搞起來就不會那麽容易了,中國是有過毛澤東的地方,至今人民還沒有放棄毛澤東思想,還在擁護社會主義,加上他們在中國的代理人還沒有成長起來,所以,陰謀還不能得逞。可是,他們不會死心,把顛覆中國的希望寄托于腐敗和腐敗者身上。  
  中國作爲他們的政敵,腐敗這麽大的痛處不捅,不是不想捅,而是希望爛得更大更深,等待時機。看來全世界的反華反共勢力如此一致,對此不出聲不是奇怪,是在統一忍耐,有更大的陰謀在後面。看來這就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顛覆中國的一個策略,居心叵測。中國的腐敗真是黃雀在後啊!不知當局看清否?諸君看清否?  
  國家就是毀了,對于腐敗分子來說也是無關要緊的事,可是,我們老百姓能沒有國家嗎?再說國家毀于腐敗分子的手上,對得起千千萬萬革命先烈嗎?這個國家可是他們用頭顱和鮮血換來的啊!不知還有人還記得他們嗎?還會有人想起政權是他們用頭顱和鮮血換來的嗎?要知道腐敗分子所掠奪的人民財富,也許比日本鬼子八年搶的還要多,人民能不憤怒嗎?他們把國有資産私有化,到處搶農民的土地,難道能夠讓他們這樣下去嗎?真的就忍心讓我們的國家就毀在他們手上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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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反腐倡廉60年:變與不變   2009年09月29日 檢察日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以來的歷史,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也是一部反腐倡廉史,一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同腐敗現象和腐敗分子作堅決鬥爭的歷史。梳理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反腐倡廉歷程,我們可以用“四個不變”和“五個變化”加以概括。“四個不變”即黨和國家對腐敗嚴重危害的清醒認識始終不變,堅決懲治腐敗的態度始終不變,反腐倡廉的領導力量不變,反腐倡廉的依靠力量不變。“五個變化”即我們黨和國家反腐倡廉的思路、手段、方式、目標、格局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在與時俱進。
 
上篇:新中國反腐倡廉60年的“四個不變”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黨同各種消極腐敗現象是水火不相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國家性質決定了各級國家機關和全體國家工作人員,要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天職,而不能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新中國成立60年來,由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人民政府,始終對腐敗的嚴重危害保持著清醒的認識,領導和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定不移地反對腐敗、厲行廉政。
  1、認識始終不變:腐敗是執政興國的天敵
    腐敗問題,並非中國獨有,也並非今日才有,而是一個幾乎與人類社會並存的全球性頑症。
    誕生于內憂外患之時的中國共產黨,視腐敗為自己的天敵,從星火燎原到奪取政權,從改革開放到執政興國,一直對腐敗的性質和危害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對腐敗現象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從炮火硝煙中走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從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向北平進發,去迎接一個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臨行前,毛澤東意味深長地對戰友們說:“今天是進京‘趕考’嘛。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新中國開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國家機關,必須厲行廉潔的、樸素的、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工作作風,嚴懲貪污,禁止浪費,反對脫離人民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
    1952年1月4日,毛澤東親筆修改的《人民日報》社論指出:“對于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嚴重現象,如果不加以徹底肅清,它們就要腐蝕我們的黨,腐蝕我們的政府,腐蝕我們的軍隊,腐蝕一切財政經濟機構和一切革命的群眾組織,使我們的許多幹部人員身敗名裂,給我們的國家造成極大的災害,一句話,這就有亡黨、亡國、亡身的危險。”
    改革開放後,我們黨對腐敗危害的清醒認識一如既往。1980年12月,針對黨員幹部不正之風問題,鄧小平指出:“我讚成陳雲同志講的,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1982年4月,面對來勢洶湧的經濟犯罪,他又指出:“不過一兩年的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幹部被腐蝕了。……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麼,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
    江澤民也多次從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論述腐敗的性質和危害。他強調:“腐敗現象是侵入我們黨和國家機關健康肌體的病毒。如果我們掉以輕心,任其泛濫,就會葬送我們的黨,葬送我們的人民政權,葬送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大業。”
    進入新世紀,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在和平建設時期,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夠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的話,腐敗就是很突出的一個”。
    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鮮明指出:“堅決反對腐敗,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
  2、態度始終不變:對腐敗堅決懲治絕不姑息
    對腐敗性質和危害的清醒認識,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為執政黨的新中國對腐敗現象和腐敗分子採取堅決懲治、絕不容忍、絕不姑息的態度。
    1951年11月,一疊厚厚的卷宗交在了毛澤東的手裏:在天津地區擔任黨和政府主要領導職務的劉青山、張子善蛻化變質,貪污巨款。公審大會召開前,有人提出是否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毛澤東說:“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他還說:“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
    1952年2月10日,“新中國反腐第一案的兩聲槍響”震驚大地、回蕩不絕,從而拉開了新中國成立60年來波瀾壯闊的反腐敗鬥爭的序幕。
    據統計,僅2003年7月至2008年12月,紀檢監察機關共審結違犯黨紀政紀案件85.2萬件,處分88.1萬人。而檢察機關在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間,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其中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13929人(包括廳局級930人、省部級以上35人)。2008年,檢察機關共立查職務犯罪案件33546件41179人。其中,立查貪污賄賂大案17594件,重特大瀆職侵權案件3211件,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687人,其中廳局級181人、省部級4人。
    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嚴肅查處了陳良宇、劉方仁、高嚴、田鳳山、韓桂芝、王懷忠、徐國健、荊福生、劉志華、杜世成、王有傑、鄭筱萸、陳同海、孫善武、孫瑜等一批大案要案,充分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反對腐敗的堅定決心。
    繼今年初召開的十七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提出“加大查辦案件工作力度”後,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再一次要求“加大查辦違紀違法案件工作力度”。一位中央紀委委員認為:“突出強調要加大查辦案件工作力度,充分表明了我們黨堅決反對腐敗的鮮明態度。”
  3、領導力量不變:堅持黨對反腐倡廉的領導
    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在中國這樣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多民族大國,離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後果不堪設想。
    開展反腐敗鬥爭,推進反腐倡廉事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黨的性質與宗旨,決定了黨與各種消極腐敗現象水火不容;黨在新中國成立後取得執政地位,決定了新中國的反腐敗鬥爭,也必然和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有序進行。不論是建國初期的“三反”“五反”運動,改革開放後打擊經濟領域的嚴重犯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反腐敗鬥爭,還是新世紀以來對反腐倡廉建設的總體部署和穩步推進,都始終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正如有評論提出的那樣:“只有在黨的領導下才能保證反腐敗鬥爭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發展。這是全黨和全國人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得出的科學結論。”
    2008年1月1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是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根本政治保證。各級黨委是反腐倡廉建設的責任主體,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擔負起全面領導反腐倡廉建設的政治責任,以更加堅決的態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推進反腐倡廉建設,以更加紮實的工作、更加明顯的成效取信于廣大幹部群眾。
    反腐敗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這既是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總結,也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治理腐敗的決心和信心。
  4、依靠力量不變: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反腐敗
    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開展反腐倡廉工作是必然的選擇。而這一偉大事業,必須也必然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
    早在1945年,在面對黃炎培關于中共能否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的提問時,毛澤東明確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在今年9月11日召開的“新中國黨風廉政建設60年理論研討會”上,中央紀委副書記張惠新指出:“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只有全黨全社會共同參與才能有效防治腐敗的道理。60年來,我們黨緊緊依靠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堅持不懈地與各種消極腐敗現象作鬥爭,純潔了黨的組織和隊伍,保證了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健康有序發展。”
    的確,新中國成立60年來,在反腐敗的道路上,我們黨強調“人民群眾對領導機關的監督”,始終是沿著這條民主新路闊步前行的。特別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確定的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中,“依靠群眾的支持和參與”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統計數據顯示,在檢察機關近年來查處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中,80%以上都是群眾舉報的。
    北京市委黨校教授羅忠敏說:“民主監督是反腐敗的關鍵,依靠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這既是反腐敗的需要,也是人民參與管理國家事務、保證國家權力正確運行的重要方法。”
 
下篇:新中國反腐倡廉60年的“五個變化”  
 
    世界是發展變化的,中國共產黨關于反腐倡廉的認識和實踐也是與時俱進的。新中國成立60年來,黨和政府在堅持反腐倡廉的清醒認識、堅定決心、領導力量、依靠力量不變的前提下,不斷調整和完善反腐倡廉的思路、手段、方法、格局和目標,使之不斷適應新形勢和新任務的需要,使反腐倡廉工作得以有效推進和健康發展。
  A、思路變化:從群眾運動到依法治腐
    黨和國家的反腐敗思路,有一個從領袖號召和發動群眾運動反腐向依法治腐常態反腐的轉變過程。
    在建國初期,由于執政經驗不足,再加上革命年代搞群眾運動的慣性,我們黨主要是靠發動群眾運動來反腐敗:建設初期,毛澤東發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後,又發動了幾次運動,如新“三反”“五反”運動、“四清”運動等。應當說,開展這些運動,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必要的,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正如武漢大學政黨研究所所長丁俊萍教授所言:“這些運動的矛頭,幾乎都指向幹部、黨員中的貪污腐化、以權謀私、官僚主義等脫離群眾的不正之風和消極腐敗現象。但由于這些運動是在階級鬥爭擴大化背景下進行的,所以也誤傷了一些人。”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反腐倡廉也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教授張增田通過統計分析發現,“此前最為倚重的運動反腐從此被否定”,反腐倡廉開始採取依靠法制、依靠制度進行反腐的新模式。
    鄧小平在多次講話中都強調“不搞運動”。“不搞運動”,對于出現的貪污腐化和濫用權力現象如何解決?1985年,鄧小平說:“我們主要通過兩個手段解決,一個是教育,一個是法律。”1992年,他在視察南方時的談話中強調:“對于幹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的專門反腐敗機構———黨的紀檢機關、檢察機關、行政監察機關恢復重建。黨中央多次修訂黨章,出臺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等重要黨內法規。國家頒布新的憲法並多次修訂,制定了《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監察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公務員法》、《行政處罰法》、《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等法律法規。中國政法大學郝建臻博士認為:“我國已逐步建立起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相結合的反腐敗制度體係。”
    從此,反腐倡廉走上依法治腐———依靠黨紀政紀法紀和制度反腐敗的新軌道。
  B、手段變化:從打擊為主到注重預防
    不論是建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還是改革開放後的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反腐敗的重點都放在“嚴厲打擊”腐敗分子和“側重遏制”不正之風上,而查處大要案打“大老虎”更是90年代前期反腐敗工作的重中之重。
    這些打擊腐敗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總體上處于一種治標的層面上,除惡務盡的決心和行動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有的領域腐敗依然易發多發,甚至有的腐敗分子敢于頂風作案。這種現實促使黨和國家在不放棄打擊和治標的同時,探尋新的反腐手段。
    十四大以後,反腐倡廉開始由側重遏制到注重預防的結合和轉變,從側重治標到注重治本的結合和轉變。預防和治本,開始被黨和國家領導人屢屢提及———
    1993年,江澤民明確提出懲治腐敗,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持之以恒”。1994年,他又提出“要根據揭露出來的問題,查找原因,總結教訓,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加強管理”。他在黨的十五大上指出,反腐敗要“堅持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2002年,在黨的十六大上,江澤民再次強調,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方針,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黨的十六大將十五大時的“反對腐敗”的提法,進一步發展為“反對和防止腐敗”,預防腐敗從此擺到了反腐倡廉的重要位置。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反腐敗問題上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治本。2004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反腐倡廉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2005年1月,胡錦濤在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指出,堅決懲治腐敗是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要體現,有效預防腐敗更是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要標志。在黨的十七大上,他再次強調“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
    隨著黨和國家越來越重視預防腐敗工作,專門的預防腐敗機構也相應建立:2000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成立了職務犯罪預防廳;2007年9月,國家預防腐敗局正式挂牌成立。
  C、方式變化:從被動應對到主動出擊
    針對建國初期出現的“貪污浪費的狂瀾”和官僚主義問題,毛澤東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針對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經濟犯罪“這股來得很猛的風”,黨和國家開展了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的鬥爭;針對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至90年代前期出現的“官商”、“官倒”問題,又開展了清理整頓公司的工作……60年來,黨和國家反腐敗工作的一般模式是:出現什麼腐敗,就及時打擊什麼腐敗;什麼問題突出,就集中治理什麼問題。盡管這種反腐敗的方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畢竟是疲于應付、被動應對。在反腐敗中如何化被動為主動?改革開放的經驗告訴我們,就是要“釜底抽薪”,實施改革,創新體制、制度和機制。“只靠運動式的懲治腐敗是不可能從源頭上遏制腐敗的,有效的策略是加強廉政制度建設,特別是要重視廉政制度的改革創新。”中南大學廉政與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滿春教授說。
    實踐證明,改革是最有效的預防和治理腐敗的方式。如在經濟領域,著名反腐敗學者何增科通過研究認為,上世紀80年代初主要是利用高檔消費品的票證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差價搞腐敗,實施價格改革,放開消費品價格後,這種腐敗就大為減少了;80年代中後期至90年代前期出現的“官商”、“官倒”問題,主要是因為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的存在,實行價格並軌後,這一腐敗也消退了;針對當年出現的黨政機關、政法機關和軍隊武警部隊經商辦企業的問題,中央不僅明令“脫鉤”,而且實行了“收支兩條線”等改革措施,這個領域的腐敗也得到了有效解決。
    中央及時總結這些經驗,提出通過深化改革有效防治腐敗,把工作思路由單純地亡羊補牢調整到著力未雨綢繆上來,實現由淺層面到深層次的結合和轉變,既注意對腐敗結果的治理,又強化對源頭的治理,著力解決深層次問題。
    在黨的十五大上,江澤民明確提出:“通過深化改革,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十六大上,他強調:“創新體制,把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
    2005年1月,胡錦濤在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強調,繼續以改革統攬預防腐敗的各項工作,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體制,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同月,中共中央印發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實施綱要》指出:“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體制,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把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用發展的思路和改革的辦法防治腐敗。”
    在這種反腐思路的指引下,黨和國家大力推進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財稅金融和投資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規範和完善工程建設招投標、土地使用權出讓、產權交易、政府採購等制度。這些改革措施正在發揮著或已經發揮了反腐治本的作用。
    “堅持改革創新,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是黨風廉政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山東省委黨校教授魏磊認為,“改革是黨風廉政建設的必由之路和根本途徑。”
D、目標變化:從清除腐敗到控制腐敗
    新中國成立60年來,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砥礪磨煉中,黨和國家對反腐敗的目標定位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在建國初期,毛澤東提出:“老虎不捉凈不許收兵。”在改革開放後的一段時期,我們黨強調:“對一些嚴重危害社會風氣的腐敗現象,要堅決制止和取締。”“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有能力逐步克服並最終消除這些現象。”至于“根絕腐敗”、“清除腐敗”,在社會上更是不絕于耳。
    根絕腐敗、徹底消除腐敗,表達了黨和國家反腐敗的堅定決心、人民群眾對反腐敗的良好願望,但腐敗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古今中外的反腐敗歷史表明,腐敗在進入階級社會後至目前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中,是不可能根除和消滅的。反腐敗,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最科學最務實的反腐敗目標是遏制腐敗、有效控制腐敗。
    對此,改革開放後,我們黨的認識越來越清晰。
    在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就指出,打擊經濟犯罪“是一個長期的經常的鬥爭”。1989年,他提出:“我們要反對腐敗,搞廉潔政治。不是搞一天兩天、一月兩月,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
    在90年代初,江澤民指出,要充分認識反腐敗鬥爭的“緊迫性、長期性和艱巨性”;“反腐敗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一定要樹立持久作戰的思想”。2000年底,在一次講話中,他對滋生腐敗現象的因素進行分析後指出,“這些土壤和條件不是短時期就可以鏟除的”,“我們必須不懈地與腐敗現象進行鬥爭,努力把它減少到最小的程度”。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繼承前人反腐倡廉理論成果的基礎上,科學總結十六大以來的反腐敗實踐經驗,創造性地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設”的概念,並把它作為黨的“五個建設”之一。在十七大上,他強調:“全黨同志一定要充分認識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
    2008年1月,在十七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他再次提出,把反腐倡廉建設貫穿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個領域,體現在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各個方面,不斷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引向深入。在這次會議上,他明確提出要“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強調“努力把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程度”。
    “把腐敗控制到一個比較低或者很低的水平,是一個科學的務實的目標選擇。”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說。
  E、格局變化:從應急單打的戰術反腐到構建懲防腐敗體係的戰略反腐
    “新中國成立60年來,中國共產黨已經形成了一套反腐倡廉戰略思想,為反腐倡廉建設指明了方面。”西安交通大學廉政研究所副所長李景平教授認為。
    新中國成立60年來,針對特定時期存在的突出腐敗問題,黨和國家都會果斷採取措施進行應對和治理,如開展“三反”“五反”運動、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清理整頓公司、清理整頓樓堂館所、治理公款大吃大喝、治理公款出國旅遊等等。這些反腐敗措施當然都是必要的,但都帶有“應急單打”的色彩。如何才能改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面?
    經過科學總結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反腐敗經驗,在新的世紀,我們黨和國家不僅在思想上認識到“反腐倡廉是一個社會係統工程”,而且理論更加豐富,實踐更加有效。尤其是黨的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的反腐倡廉已由以前的應急抓的戰術反腐轉變為構建懲防腐敗體係的戰略反腐。
    2005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實施綱要》;2008年5月,又印發《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2008-2012年工作規劃》,明確提出了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的指導思想、基本要求和工作目標。
    指導思想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切實貫徹維護黨章,以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主線,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全面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緊密結合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制度建設,根據新的時代條件和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以改革創新精神整體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建設各項工作,為實現黨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決策和戰略部署提供有力保證。”
    基本要求是: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堅持改革創新、開拓進取;堅持懲防並舉、重在建設;堅持統籌推進、綜合治理;堅持突出重點、分類指導。
    工作目標是:“經過今後5年的紮實工作,建成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基本框架,拒腐防變教育長效機制初步建立,反腐倡廉法規制度比較健全,權力運行監控機制基本形成,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體制改革繼續深化,黨風政風明顯改進,腐敗現象進一步得到遏制,人民群眾的滿意度有新的提高。”《工作規劃》將《實施綱要》確定的教育、制度、監督、懲處四項工作部署拓展為教育、制度、監督、改革、糾風、懲處六項工作部署,從而形成了對懲防腐敗體係建設的總體布局。
    《實施綱要》和《工作規劃》的出臺,對我國的反腐倡廉建設意義重大,正如中共中央下發的通知所言:“《實施綱要》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指導性文件。”“《工作規劃》是今後5年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建設的指導性文件。”
    從此,反腐倡廉實現了由單項工作到綜合治理的結合和轉變,由應急抓到經常抓的結合和轉變,既對已經出現的問題一個一個地解決,又著眼于全局和長遠,堅持係統治理和整體推進。
 
結論: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理論已形成
 
    提出加強以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為重點的反腐倡廉建設,是我們黨深刻總結建國60年以來的反腐倡廉實踐經驗,準確把握我國現階段反腐倡廉形勢得出的科學結論,是我們黨和國家反腐倡廉由被動到主動、由自發到自覺的必然成果,標志著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理論(內容包括指導思想、戰略方針、目標任務、基本要求、總體布局、依靠力量、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等等)已形成,標志著我們已逐步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仆仆風塵一甲子,江山萬裏美如畫。“趕考”一甲子,中國共產黨考出了好成績。
    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強調加快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建設,指出:“必須充分認識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嚴格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加大教育、監督、改革、制度創新力度,更有效地預防腐敗,不斷取得反腐敗鬥爭新成效。”
    中國共產黨居安思危、拒腐防變,面臨新的“趕考”———以喜慶新中國60華誕為新的歷史起點,又開始了新的徵程,開始了新的“趕考”,正在雄姿英發地書寫著新的答卷…… (王治國 李雪慧)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09-09/29/content_12124973_3.htm
 
另參本館: 中國式媒體監督 人肉搜索 《黑金》 《《中國廉政史》 《行政腐敗》 《利益團體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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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文件延燒 習近平毫髮無傷2016-04-09 世界日報

對銳意反腐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而言,家中姊夫擁有離岸公司,似乎非常不利。設立這類公司經常被指為隱藏來歷不明巨額財富和安排資金出逃海外的把戲。不過分析家指出,習近平也許會因為掌握政治權力,得以控制言論和媒體而毫髮無傷。另一原因在於,民眾和他的潛在政敵都認為,舉凡領導人的家人難免都有或多或少的腐敗。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提出的報告說,習近平的姊夫鄧家貴在2004年和2009年透過巴拿馬莫薩克馮賽卡(Mossack Fonseca)律師事務所先後購買了一家和兩家境外公司。但在習近平2012年接任總書記之前,這三家公司已分別解散和停止運作。
分析家表示,巴拿馬文件對習近平家人的財務經營內情,並無太多新揭露,因而進一步限制了所能產生的衝擊。另一個對習近平有利的事實是,他的反貪行動打下了一些大老虎;而且眾所周知,他以往即曾約束家人的非法行動,除了要求他們出售在企業持股外,據一些省級領導人透露,習還曾親自告訴這些各省一把手,他不會為家人的所做所為背書。
儘管莫薩克馮賽卡律師事務所外洩的文件也揭露西方民主國家政治人物的秘密金錢交易,習近平卻能免於西方政治人物因此受到的檢驗。不過「華爾街日報」指出,習近平上任後肅貪掃腐深得民心,但巴拿馬文件曝光,也會重創「習大大」的威信。
儘管如此,在最新相關報導傳出不過數天的情況下,仍無法完全排除因此造成某些長久影響的可能性。習近平聲譽受損,可能會使他在明年連任總書記後籌組新領導班子,或安排2022年他下台後的接班人馬時,遭遇出其不意的困難。
此外,他在領導中央各機構以及推動反腐倡廉所遭遇的挑戰時,也可能因此處於劣勢。
  回應
習兄算「乾淨」的啦,要不要看看美國政客、罪犯、流氓企業是怎麼玩花樣的 ?Rothschild 直接上第一線告訴你。呵呵。
放你媽的華爾街大屁 中國大陸啥事都沒有 就只是你美國CIA搞的陰謀小九九 鬼才會上當
2016-04-09 12: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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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前11月共追逃908人追回贓款23億

2016.11.16下午3時許,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百名紅通人員”頭號嫌犯、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走下飛機舷梯,跨越13年、輾轉多國的逃亡生涯宣告終結。
  截至11月,今年“天網”行動共從7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908人,其中外逃國家工作人員122人,追回贓款23.12億元,“百名紅通人員”10人。2014年1月至2016年11月,共追回外逃人員2442人,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397人,追贓金額85.42億元人民幣,“百名紅通人員”已歸案37人。新增外逃人數進一步下降。
凝聚國際反腐敗合作共識,完善雙邊反腐敗執法合作機制
  對外逃腐敗人員和外流腐敗資產“零容忍”、國際反腐敗追逃追贓體系和機制“零漏洞”、各國開展反腐敗追逃追贓合作時“零障礙”——今年9月,G20杭州峰會通過的《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提出的新概念獲得了一致認可。這是在APEC《北京反腐敗宣言》基礎上提出的升級版“中國主張”,體現了中國在反腐敗國際合作舞台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
  今年以來,我國秉持主動開放、合作共贏理念,主動設置反腐敗國際合作議題,增加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僅在G20杭州峰會上,就有《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二十國集團2017—2018年反腐敗行動計劃》和成立二十國集團成員國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三項重要成果獲得通過,並寫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公報》。
  我國還先後與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反腐敗機構建立友好關係,不斷完善雙邊反腐敗執法合作機制。11月21日,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JLG)第十四次會議在京舉行。隨著楊秀珠回國投案自首,中美在JLG框架內確定的5起反腐敗重點追逃案件中已有3起案件所涉犯罪嫌疑人回到中國,接受法律審判。
全國絕大多數市縣均成立追逃辦,四級協調網絡基本形成
  2014年,中央追逃辦成立。從2015年起,31個省區市均成立了追逃辦。目前絕大多數地市一級和縣一級地區均成立了追逃辦,中央、省、市、縣四級追逃協調機構網絡基本形成,追逃追贓隊伍不斷壯大。層層建立外逃人員數據庫,堅持追逃、追贓、防逃三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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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得好!
2016-12-09 10: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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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峰:碰到偏執型上訪者,還得當一回心理醫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鄉村江湖》2016-11-29

【觀察者網: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上映後引發熱議,更有人將其稱為當代中國的“官場現形記”。主人公李雪蓮在一級一級上訪中,將縣、市、省三級政府攪得雞犬不寧,然而其最初上訪的理由卻很難說是合理、合法的。導演馮小剛近日在接受采訪時,說這是一則社會寓言,想說的道理便是“ 官員不擔當就是腐敗 ”。但是,面對不合理的上訪,政府如何應對才算“有擔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柏峰在長期的田野調研中,發現並總結了偏執型上訪,他指出信訪不僅是法治事業的一部分,更是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偏執型信訪很難在法治框架內解決,卻又不能不接待,信訪部門在雙重責任下容易陷入兩難境地。】
  上訪是社會治理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已經引起了學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早期的研究多是在維權的視角下進行的,認為上訪是民眾針對政府的一種維權和抗爭形式,並在此前提下討論其政治影響和社會後果。
  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越來越發現,這種認識框架誇大了上訪的政治性,誤解了上訪的政治意涵。近來的一些研究主要從治理的角度出發認識上訪問題,探討上訪頻發的治理根源,研究了不同類型的上訪,並提出了分類治理的思路。本文沿著這一思路,分析所謂的偏執型上訪。
  在基層調研中,常常聽到基層幹部和群眾說,不少上訪人心眼小、認死理,他們將這種上訪歸結為上訪人的性格偏執。偏執型上訪,不一定是當事人的法定權利受到了侵犯,常常是因為當事人固執於自己的訴求,執著於想像的正義,或者是在缺乏明確法律規定的灰色領域遭遇利益分配不均問題。此類上訪有當事人性格偏執的因素,但這不是全部,一部分上訪人是在上訪過程中變得越來越偏執的。
  作為一種治理現象和問題,僅僅用上訪人的性格因素加以解釋是不夠的,需要深入探討偏執型上訪及其治理的機制。本文將以作者在長期的田野調研中積累的經驗質感為基礎,試圖展現偏執型上訪的基本特徵,展現其複雜性,探討其被不斷生產出來的體制原因和社會基礎。
  偏執型上訪的幾種典型
調研中,我不止在一個地方調研聽說,有村民因妻子在外打工跟人私奔,而向信訪部門尋求幫助;有的人做生意虧本了,或者在外受騙上當,都去找信訪部門。信訪部門當然沒有辦法也不應該解決這樣的問題。
2016-12-09 10: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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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偏執型上訪人屬於社會弱勢群體,也許他們真的走投無路,但無論如何,強求信訪部門解決這些問題,可能都是偏執的表現。具體來說,典型的偏執型上訪存在於下列幾種情形中:
  第一,鄰里糾紛引發的上訪。在眾多被基層幹部和群眾認為偏執的上訪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鄰里關係和日常瑣事而上訪的,這些瑣事有的不涉及利益爭端,有的有所涉及但利益標的並不大。鄰里糾紛的緣由各種各樣,有相鄰關係中排水、灌溉引發糾紛的,有共用圍牆引發糾紛的,有宅基地界線引發糾紛的,有採光引發糾紛的,有鄰居違法建設引發糾紛的,也有日常口角引發糾紛的,還有因羨慕妒忌引發糾紛的等等。這些緣由往往成為當事人上訪的事由,而這些事由的依法解決並不一定能讓當事人息訪。
  上訪事由不過是鄰里糾紛的一個“出氣口”雙方針對的不一定是事由本身。有時上訪事由的解決不僅無法平息鄰里糾紛,甚至可能激化矛盾,成為另一方當事人新一輪上訪的緣由。鄰里糾紛往往具有“延伸性”糾紛不是由一次矛盾衝突、一個明確的標的所導致的,其背後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社會背景,投入了當事人的深厚情感或激烈情緒,從而容易導致偏執型上訪。
  正因此,類似的事情發生在不同人身上,會導致不同的反應。通常不會引發糾紛的事由,在有“過節”的鄰里關係中就可能成為長期積怨的爆發點,引發激烈的糾紛,甚至導致刑事案件的發生。鄰里糾紛適合用“延伸個案”的方式加以解決,需要與糾紛當事人的過去關係狀況和未來生活相結合,與村民對糾紛的整體看法相結合。因此,鄰里糾紛引發的上訪,接訪者一般強調通過調解渠道解決,從根源上平息矛盾。
  第二,村莊派性引發的上訪。所謂村莊派性,就是對村莊事務持有不同的看法,這種不同看法因村委會、黨支部的選舉而在村莊內激發出政治性矛盾。派性在村莊生活中導致的上訪非常普遍,或者說,在村莊派性的競爭和鬥爭中,上訪是一種具體的可利用形式。村委會選舉往往是村莊派性鬥爭最激烈的平台,村莊對上級政策的實施也可能成為派性鬥爭的平台。
  在這些場景中,只要上訪可能增強自身派性的力量,有利於派性鬥爭,它就可能被用上。這種上訪往往針對村委會選舉不規範,村莊決策不民主、不透明、不規範,集體土地承包合同不規範、不合法,村務管理混亂,村務、財務不公開,村幹部作風問題、貪污腐敗問題,等等。
2016-12-09 10: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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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上訪事項往往涉及全體村民的利益,上訪人的訴稱往往虛實都有,但大多缺乏明確的證據。在地方政治社會生態中,這些違規現象較為普遍,基層幹部和群眾對這種違規已經建立起了一種“正常化”的特殊“預期”真正核查起來牽涉面太廣,耗費過多資源,影響社會關係的穩定,影響基層當下工作的開展。而且,上訪人一派可能也曾經在“台上”擔任村幹部,同樣甚至更嚴重的存在自己上訪聲稱的那些問題。
  正因此,在派性嚴重的村莊里,常常出現輪番上訪,兩派或幾派互相拆台的情形,各派都日漸偏執,投入了自身派性的情感和追求。村莊派性引發的上訪中,上訪人以法治或政策的名義上訪,其最終目的是派性鬥爭,鬥爭的雙方都會表現出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姿態。
  第三,偏信“政府責任”引發的上訪。所謂偏信政府責任,是指上訪人堅持認為,政府或公立事業機構對某事項應當承擔責任,而根據通常認識、制度規定或法定鑑定程序,政府並沒有明確責任。上訪人不接受制度規定或法定鑑定程序得出的結論,也不接受解釋和勸說,堅信自己的判斷,偏執的要求政府承擔責任。
  例如:武漢山鄉的老上訪戶劉某,1989年其妻在鄉衛生院做節育手術一段時間後身體不適,檢查後確認為下肢深靜脈血檢,但是醫院複查後認為與節育手術無關。多家醫院鑑定都是相同的結論。但劉某夫婦就是不認可,多年堅持上訪,多次赴京上訪。再如,同在山鄉的老上訪戶的劉某某,其被確診為食道癌晚期的妻子,在其兒媳婦計劃外懷孕二胎被處罰的當天死亡,劉某某一直堅持認為其妻死亡與計生處罰有關,要求政府承擔責任。
  類似這種上訪,缺乏政策和法律上的依據,按照程序作出的鑑定也不支持上訪人的訴求,政府不可能承擔上訪人所宣稱的那些責任。有些上訪案件的發生時間距離未遠,尚可能通過各種鑑定程序、調查程序明確責任。一些發生時間久遠的事項,政府已經不可能通過鑑定程序、調查程序來確定責任的歸結和承擔。缺乏法定程序的認定,政府當然不能也不應該主動承擔責任。在這種情形下,面對偏執的上訪人,政府便無法洗脫“罪名”;信訪工作人員很容易陷入無處用力、無法息訪的狀態。
  第四,偏信“正義”的涉法涉訴上訪。所謂偏信“正義”是指上訪人堅持認為,自己訴求的實現,才是正義的實現;只要自己的訴求尚未得到滿足,就會堅持不斷上訪,聲稱司法不公正、法官徇私舞弊、警察徇私枉法,要求政法機關重新受理、再審自己的案件。
2016-12-09 10: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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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上訪案件往往經過了各級政法機關多次審查,政法機關難以在法律範圍內滿足上訪人的訴求,這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些是正常的訴訟風險,應該由當事人承擔不利或敗訴的後果,但當事人不理解、不認可法律的風險分配和製度安排,堅持認為政法機關應當不計一切去查明真相。
  有些是案件發生時蒐集、固定證據不及時,導致時過境遷後真相難以查明,這其中可能有當事人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有政法機關方面的原因。政法機關方面的原因可能示當時調查取證程序不規範、不完善、不嚴密,也可能是受當時科學技術水平和應用範圍的限制,未能及時取得有效證據,還有可能存在違法、腐敗現象,當事人的懷疑合理,但現在又無法證實。
  從治理的角度去看,各種情形都屬於社會正常現象。但在具體案件中,這些“正常”現象導致了當事人生活的重大悲劇,意味著他們生活的重大轉折或挫折,當事人從心理上就是不接受,因此堅持上訪,尋求自己心中的“正義”。
偏執型上訪主要存在於以上幾種典型情形中,但並不是說,以上情形的上訪都屬於偏執型上訪;而且,偏執型上訪的案件範圍非常廣泛,上述典型列舉遠遠不夠。偏執型上訪,甚至很難構成一個治理性概念,更不可能構成一個法律性概念。
  偏執型上訪的發生,還源自上訪人的期待與製度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上訪人期待從現實制度體系中尋找訴求滿足的突破口,而這種期待與製度現實之間的張力是無法彌合的,這也是偏執型上訪的治理困境之所在。
  從日常生活的遭遇或常理而言,偏執型上訪人也許有諸多讓人非常同情的事由,很多人也確是走投無路。但從法律或政策規範去看,偏執型上訪的訴求很難被容納進法治範圍之內。仔細分析這種類型的上訪,它具有一些顯著的特徵:
  第一,偏執型上訪的訴求屬於無理的範疇。以上訪訴求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為標準,上訪可以分為有理上訪、無理上訪、協商型上訪。有理上訪是當事人的法定權益受到侵犯的上訪,無理上訪是當事人訴求明顯不合法、不合理的上訪,協商型上訪是合法性比較模糊的上訪,上訪人不一定有法定權益受到侵犯,其上訪可能改變法律和政策規定。
  放在上訪的這一分類體系中,偏執型上訪應屬無理上訪。這是對上訪事項和行為的性質進行規範性的大體判斷,不涉及上訪人的動機、生活境遇、社會環境等外在情況。
2016-12-09 10: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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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偏執型上訪與無理上訪中典型的謀利型上訪有著巨大的差異。謀利型上訪中,當事人的動機和出發點是藉上訪謀取利益,他們明知自己的上訪訴求不合法、也不合理,但因抓住了基層政府的弱點而可以藉此謀利。
  偏執型上訪與此不同,他們可能在上訪過程中得到了小恩小惠,得到政府的扶助,但他們在理念和動機上是堅信自己上訪是追求“正義”只是這種“正義”基於他們的個人理解,這種理解與製度環境有著巨大的偏差。不過,由於動機是內在於個人的,很難探測,所以有時上訪人的心態到底是謀利還是偏執,並不是太容易區分,甚至可能出現上訪人兼具兩種心態的情況。
  偏執型上訪與維權型上訪在性質上截然不同,前者屬於無理上訪,後者屬於有理上訪。但兩者在上訪的理念和動機上有著高度類似之處,上訪人都堅信自己的上訪行為是維護權益、尋求正義。只不過,維權型上訪建立在正確認知的基礎上,而偏執型上訪建立在錯誤認知的基礎上。接訪者往往對偏執型上訪人做過多次解釋說服工作,並不能改變上訪人的認知偏差。
  例如:十堰李某長達十多年的涉法上訪,起因是其獨子傍晚在街頭被人故意傷害致死,案件一直未破。李某堅持認為,害死其兒子的是時任某區公安局副局長張某的侄子,案件不能偵破是因張某阻礙辦案。這起上訪案件曾經幾級政府督辦,沒有實質進展,無法證實上訪人聲稱的事項,也無法說服上訪人息訪。
  類似的刑案“失獨”者持續、偏執的上訪頗為多見,他們一門心思多年堅持上訪尋求正義,要求政法機關查明事實、偵破案件。他們“失獨”的遭遇非常值得同情,但在法律的框架下,查明事實、偵破案件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存在多方面的風險,並非所有的刑事案件都能偵破,尤其是時過境遷後,上訪人所堅信的“正義”很難實現。
  偏執型上訪與協商型上訪也有著明顯的區別,偏執型上訪所針對的事項在法律框架內不具有可協商性,是政府按照既有法律和政策無法解決的。同樣是“失獨”者的上訪,刑案“失獨”者上訪與一般的“失獨”者上訪訴求有所不同,其上訪的性質也有所差異。
  刑案“失獨”者往往是要求政府查明案件,為死者伸張正義,只不過受各種條件限制,政府無法滿足其訴求;而其他原因的“失獨”者上訪,往往是要求政府對他們承擔養老責任,屬於協商型上訪,這是政府通過制定政策、修改法律可能做到的。
2016-12-09 10: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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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失獨”者因自然和社會風險失去了獨生子女,他們明知政府並沒有法定責任來完全負責他們的養老,但認為他們年輕時響應了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號召,只養育了一個孩子,而今失去了惟一的孩子,因此希望國家承擔扶助責任,提高扶助力度和標準。
  第二,偏執型上訪人的心態是偏執的。本文不是在醫學上討論偏執心態,而是從日常生活、常情常理出發的討論,因此所謂的偏執並不必然是一種病態,也不必然是貶義的,僅僅意味著與通常的認知有所偏差。
  這種類型的上訪中,當事人往往對自己的認識過於自信,難以甚至拒絕進入常情常理的判斷邏輯,也難以進入法律和政策的邏輯;對與自己不同的案情理解和觀念認識非常排斥,對有不同觀點和看法的干部和群眾懷有敵意;容易將自己上訪或訴訟的失敗歸咎於他人的刁難和腐敗,容易將自己想像的成分加入案情表述中;容易將自己所認定的道理和理解的法律絕對化,不顧及其他人所認定的道理和理解的法律也可能有合理成分。
  而且,長期上訪的經歷會加劇偏執心態。長期上訪會使上訪人逐漸脫離日常生活的軌道,長期奔波在上訪的道路上,會使其在老家的社會關係日漸生疏,以至於成為村莊或社區裡的“怪人”在當地群眾中很難獲得認可,從而成為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亞社會群體成員。隨著他們上訪的時間越來越長,當地群眾越來越沒有興趣聽他們的故事,他們能夠被外界傾聽的機會越來越少。
  而上訪人在一起則可以建立新的社會聯繫,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群體,他們在上訪過程中相互照應、相互傾訴,從而強化新的群體生活建構。侯猛對最高法院附近的訪民的調查研究證實了這—點。這種群體生活不同於日常的社區生活,是一群有著怨氣和不滿的人,他們的情緒在互相傾訴和共同行動過程中會被強化,多數人在其中會變得更加偏執。大體來說,上訪時間越長的人越偏執。一是性格越偏執,越是會堅持上訪,不達目的不罷訪;二是上訪過程中,偏執性格會不斷被強化。
  偏執型上訪人常常很敏感,對上訪事項針對的人、接訪者、協調者做過高的要求,又難以相信別人的動機和願望,容易對他們的行為作過度的負面誇大解讀,將正常行為解讀為負面行為,將過失的不當行為解讀為故意的侮辱和傷害,不能客觀地分析形勢,出現問題後容易從個人感情出發,主觀片面性強。
2016-12-09 10: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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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前述武漢某鎮知名老上訪戶劉某,在接受我們訪談時,堅持認為幾家醫院“與節育手術無關”的複查結論都是政府乾預的結果。劉某的妻子還拿出一本醫學書籍的複印頁來證明其病情與節育手術有關,筆者仔細閱讀後,理解書籍中表達的意思是,腹部手術後容易發生下肢深靜脈血栓的並發症,在中國其統計概率是0.5%~10.5%。劉某妻子在手術後可能確實有不舒服之處,但其下肢深靜脈血栓的發病在很久之後,很難認定其與節育手術的因果關係。當筆者向劉某表達如此理解時,劉某頓生敵意。上訪人的偏執心態正是這類上訪治理的困境所在。
  第三,偏執型上訪人投入了大量情感。偏執型上訪的特別之處,不僅僅在於上訪人心態的偏執,更在於其訴求中寄託了很多個人性和感情性的因素;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上訪人難以說服自己罷手。
  一些上訪人之所以容易走向偏執,與其生活境遇往往分不開。具體生活境遇使他們將上訪事項看得非常重,因此投入了過多的精力和情感。情感性的投入,使得上訪事項帶有了爭議訴求之外的豐富意涵。當事人往往將上訪事項及其處理,與愛、恨、情、仇、名譽、榮譽、生活意義等緊密聯繫在一起,從而使訴求本身對當事人的分量加重,問題的解決就更加困難,且訴稱問題的解決不一定真能達到息訪的目的。
  由於上訪事項附加了太多的情感和意義訴求,不能獲得所設想的正義,上訪人就似乎走投無路,這種實際處境會強化上訪人的持續用力。耶林曾指出,人們訴訟的目的,常常並不在於微不足取的標的物,而是為了主張人格、名譽、法感情以及作為人的自尊。這用來形容偏執型上訪,也許更為貼切。但無論如何,因自身境遇將情感強加在上訪事項之上,進而強求信訪部門來滿足其訴求,都只能說是偏執的表現。
  上訪人之所以會在上訪事項中投入大量感情,除了個體性的性格原因之外,更主要可能是狹窄單一的社會生活空間導致的。儘管當前社會生活處在高度開放和多元的空間中,但這僅是就整體而言的;對於很多人而言,生活空間仍然較為狹窄,生活形式也遠遠談不上多元,對超出自身生活經驗和體驗之外的事物缺乏理解,甚至本能性地拒斥。
2016-12-09 1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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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執型上訪人多是如此,對超出自身生活體驗的現象和說法懷有強烈的抵觸和敵對情緒。由於生活空間單一而狹窄,這一空間中小事的分量就變得非常重。鄰里之間的小糾紛上傾注了個人、家庭甚至家族性的人格,其勝負輸贏變得極其重要;村內的一點小事,都可能意味著不同村莊派系佔有風頭或受到壓迫。
  在這種社會空間中,傳統時代的理念被抱緊不放,風險社會的理念很難被接受,對政府和司法仍按照傳統的定勢思維來提要求,很多要求在現代社會中實質是一種苛求。而且,由於生活空間單一,意味著缺乏發展機會和上升空間,就很容易導致上訪人楸住問題不放手,不達目的不罷休,他們缺乏別的機會,而所擁有的時間卻較為充裕。
  總結來說,偏執型上訪的訴求屬於無理上訪的範疇,上訪人不是法定權利受到了侵犯,其上訪訴求也不具有協商性質,卻偏執地要求政府滿足其訴求。與通過要挾政府來謀利的謀利型上訪的主觀動機不同,上訪人偏執地認為自己在尋求正義。當事人在上訪過程中對上訪事項投入了大量的情感,這加劇了他們的偏執,給問題的解決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政府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內,沒有能力滿足也不應該滿足這些偏執的訴求。
  依法治訪與群眾工作
在現有法律和政策的製度框架內,偏執型上訪很難解決。偏執型上訪的訴求寄託了上訪人的很多情感性因素,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上訪人難以罷手,會變得越來越偏執。而上訪治理體制不可能簡單照顧上訪人的感情,滿足他們的訴求。因此,在上訪訴求和政府治理之間會存在巨大的鴻溝,上訪人的訴求無法在法律和政策等製度框架內得到滿足。而且,上訪人常常會將上訪過程中所遭受的挫折作為新的上訪事由,要求政府承擔責任,這種訴求很難獲得相關製度的支持。
  在鄰里糾紛引發的上訪中,當事人雙方的關係處在長久的時間鏈條中,他們之間的互動是多面向、多層次的,而法律和製度框架往往只能針對能夠被格式化的事項和訴求,其他訴求很難被納入考量範圍,例如,雙方都明白卻不能被證據所證明的事由。這種上訪往往需要通過調解方式解決,而上訪之前往往已經過多次調解而無效。一旦無法調解成功,問題就會變得非常棘手。在諸多上訪中,上訪人聲稱的“政府責任”和“司法正義”常常只是上訪人自我定義的,而非法律和政策框架所能容納的。
2016-12-09 10: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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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莊派性引發的上訪中,當事人所訴求的事項往往非常多,很多事項年深日久,難以查實,也難以否認,查實或否認的成本也特別高;有些事項相對容易在製度框架內判斷是非,但也會遇到更為複雜的問題。在法律和製度執行流於形式的基層社會,按照某個上訪人的訴求對特定事項給出製度框架內的規範判斷,很可能導致擴大效應,上訪所針對的對方當事人也可以對類似事項進行上訪。
  不同派系之間互不相讓,派性的背後有群體性的情感和榮譽,這些都會加劇雙方的偏執。在這種情況下,相應某一個上訪訴求,啟動對某一事項的審查,意味著政府會陷入繁重的工作中,從而使得基層政府陷入村莊派性鬥爭中難以自拔。而且,不管是一個還是多個上訪事項的解決,並不能使村莊派性鬥爭停止,甚至會成為進一步激化派性鬥爭的導火索。
  偏執型上訪很難解決,但政府又不能不加以回應。對無法正面解決的問題,信訪工作所能做的就是在維穩思路下,不斷地做思想工作,力圖以情感人、以情動人,並在民生政策範圍內,對當事人進行特別照顧;在重要時期,為了確保上訪人不赴京,也會採取強制措施來限制上訪人的人身自由。
  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前夕,筆者在某區調研時,區裡正對老上訪戶開辦“法制學習班”其中的10位老上訪戶至少有7位應屬偏執型上訪。基層政府的信訪工作措施處於灰色狀態,甚至一些措施有違法嫌疑,且容易導致負面後果,擴張了信訪訴求,誘導了謀利型上訪,加劇了治理困境。站在基層黨政的角度,這些問題可以歸責於維穩取向的體制及其壓力。
  既然偏執型上訪屬於無理上訪的範疇,為何不能讓整個黨政系統都置之不理?在西方社會,每天都有很多社會抗議發生,政府對其中的多數都無需直接進行個案回應。中國的黨政系統是否也可以這樣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中國,信訪不僅僅是法治事業的一部分,更是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法治國家建設的進程中,信訪毫無疑問屬於法治事業的重要構成部分,信訪的法治化也被提上日程,依法治理信訪的口號在學界逐漸成為主流。最近幾年,各級政府出台的文件都強調信訪工作依法治理。例如,2014年4月,國家信訪局印發的《關於進一步規範信訪事項受理辦理程序引導來訪人依法逐級走訪的辦法》,要求信訪部門引導來訪人依法逐級走訪,推動信訪事項及時就地解決。但是,法治化的信訪製度設計,大多只能對信訪工作部門提出要求,對上訪人的作用則不夠顯著。
2016-12-09 10: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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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的意見》,首次從中央層面提出了建立涉法涉訴信訪終結制度;2014年中央政法委轉發《關於健全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的實施意見》,正式建立涉法涉訴信訪終結制度。但從湖北J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實踐來看,依法終結案件後,當事人上訪的腳步並未停止,信訪部門仍需接待。
  上述現象表明,信訪製度不能完全按照設想的法治機制運轉。這背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製度傳統中,信訪從來不僅是一項政法或法治工作,而且是一項群眾工作。
  1949年以來,政權的人民性、群眾路線、群眾工作一直為黨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視,並為領導人不斷強調。
毛澤東強調,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鄧小平指出:“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是我們的傳家寶。”“必須同群眾打成一片,絕對不能同群眾相對立。”
  江澤民則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作為黨的目標,將“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工作的衡量尺度。
胡錦濤則明確要求“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
  習近平強調“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要使全黨同志牢記並恪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信訪工作從一開始就被當做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人民性不斷被強調。1951年5月16日,毛澤東轉發中央辦公廳關於處理群眾來信的報告時寫道:“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繫的一種方法,不要採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
  在本輪上訪潮來臨之初,針對進京訪增多,胡錦濤曾批示提出“五個必須”:“必須提醒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必須帶著深厚感情做工作,必須堅決貫徹黨的政策,必須努力把問題處理在當地,必須加強協調配合。”
2016-12-09 10: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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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創新群眾工作方法解決信訪突出問題的意見》則提出:“推動信訪工作制度改革,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進一步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鞏固和擴大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果,夯實黨執政的群眾基礎,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群眾工作意味著無限責任。信訪作為群眾工作,信訪部門就不應拒絕來訪群眾,從而導致其實質上承擔了無限的責任。群眾工作與法治工作當然有著不同的要求。法治工作要求按照法律規則和法律程序辦事,將信訪當做法治工作來做,就是要將信訪(尤其是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導入行政和司法程序處理,保證當事人合法有據的訴求,在行政及司法程序和時限內得到滿足;同時,對於不合法的訴求,可以按照行政及司法程序予以拒絕;對於已經按照程序終結的事項,當事人再提訴求的,可以予以拒絕。
  但是,信訪作為群眾工作,這意味著接訪人不能將上訪人推向社會,有理訴求要滿足,無理也要做好說服教育工作。當事人不停下訪與鬧的步伐,就說明接訪人的說服教育工作沒有做好。站在群眾的立場上,利用信訪渠道進行的活動有其政治正確性,即使其違背法治原則,也不能予以譴責或懲罰。這樣一來,信訪部門的責任實質上就是無限的,不可能停留在法治規則限定的範圍內。群眾工作,暗含了執政黨無限責任的倫理,它不受法治原則和程序原則的約束,這與現代科層運作是有衝突的。
  群眾工作意味著政治性。從中央的角度出發,信訪工作涉及黨與群眾的血肉聯繫,承擔了重要的政治功能,任何將上訪人推向社會的行為都會影響黨群關係,從而傷害黨和政府的人民性和群眾基礎。
  因此,中央要求必須從黨群關係的政治高度來做好信訪工作。但上訪潮確實又越來越接近中央的承受極限,導致上訪渠道的擁塞,因此,中央只能通過行政壓力要求地方和基層黨政投入更大的精力來解決信訪問題,要求基層無論如何都要將問題解決在當地,以緩解中央的壓力。如此,政治要求就以治理的形式表現出來。
  也就是說,中央通過黨政體制將自身的政治壓力轉化成基層黨政的治理性壓力。在這種壓力下,基層政府必然青睞維穩取向,甚至成為維穩型政權。這種壓力不僅僅通過黨政系統的一系列考評、問責制度來實現,中央還在意識形態上對地方和基層佔據話語權,那就是領導人講話中的一套群眾工作話語,要求地方黨政領導和信訪工作幹部“走群眾路線”關心群眾疾苦,解決群眾的困難。
2016-12-09 10: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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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工作的話語主要針對領導和信訪幹部,而法治工作的一套話語則同時對上訪群眾和接訪幹部。上訪群眾則可以“創造性”的運用這些話語,法治話語對自己有利時就運用法治話語,在法治話語無效的地方,繼續運用群眾工作話語。黨政領導和信訪幹部需要同時承擔法治體系和群眾工作體系中的雙重義務和責任。
  其實質就是,上訪人可以在法治體系和群眾工作體系中自由選擇有利的權利,信訪部門卻需要同時承擔兩種體系施加的雙重責任。理想的狀態當然是,法治體系和群眾工作體系中,上訪人和接訪人的權力(權利)和義務(責任)是平衡和重疊的,這樣就可以以法治的方式來做群眾工作。
  但是一些群眾的觀念沒有變化,他們尚不能普遍接受法治體系的權利義務界定,不願意接受現代社會和法治體系所帶來的種種風險。在這種背景下,他們的諸多訴求,明明是日常生活中應當自己應付的事項,是市場經濟中個體應當承擔的風險,是法律訴訟中個體應當承擔的不利後果,卻偏執的要求黨和政府負責。那些在法治體系中看起來很荒誕的訴求,群眾工作體系卻不能迴避,因為在這種體系和思維中,黨和政府是一切責任的終極承擔者,黨政系統永遠也不能推開群眾,不能置群眾的苦難於不顧,更不能拋棄群眾。
  群眾工作體系最早源自戰爭時期,建立在“人民——敵人”二分法的基礎上,這一分類方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就演化成了“人民——壞分子”的結構,人民中有先進分子(積極分子)和一般群眾(落後分子),二分法就被具體化為“先進分子(積極分子)——一般群眾(落後分子)——壞分子”三分法。
  群眾工作要解決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對待群眾要用說服、教育、批評的方法;但對壞分子,需要用鬥爭的方法,並依靠廣大群眾的支持來進行管理,依靠多數人的支持來約束極少數人。其實質就是區分好人和壞人,對壞人實行專政和鎮壓。然而,法治社會和法治體係是不區分好人與壞人的,無理上訪人也談不上是壞人,何況他們確實有著令人同情的生活遭遇,沒有依據也沒有道德資源打擊他們。他們是社會的失敗者,不是壞人,因此需要的是安撫,而不能是打擊。
2016-12-09 10: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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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穩壓力下,服務於治理目的,限制上訪人的人身自由的做法,那是萬萬見不得陽光的,因為這些做法不僅政治上不正確,也不符合法治的要求,法治方式必定是政治正確的。正因此,應對偏執型上訪,信訪部門就只能不斷耐心地做說服和教育工作,從民生和社會保障的角度進行安撫。這種安撫滿足不了上訪人的訴求,還導致一系列的治理性問題。但是,除了這樣,還能做什麼呢?
  信訪功能的再思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信訪製度的建立,有深化新政權合法性的客觀需要。信訪製度作為群眾工作的一部分而存在,它通過群眾動員來實現意識形態認同,從而承擔政權合法化功能。
  群眾反映問題,政府調查後予以解決,能實現“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形態承諾,它的行為手段本身能使人們看到黨“密切聯繫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意識形態效果;信訪的互動過程中,社會底層群眾與國家會產生直接接觸,國家以信件、解釋等向上訪人直接宣傳政策,從而實現社會動員,並由此深化政權合法性。這一效果今天仍然存在,雖然信訪形勢和信訪製度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遷,但群眾工作這一基本框架並未改變。
  新時期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執政黨面臨政治合法性流失的風險,因此,始終在意識形態上強調其與群眾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強調“執政為民”信訪依然是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然而,面對新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形勢,不再可能通過社會動員來深化政權合法性,而需要通過糾紛解決和權利救濟功能來實現。社會底層受到冤屈、有著怨氣的群眾,通過上訪反映各種問題和糾紛,在中央和上級的壓力下,地方政府出面協調、著力解決這些糾紛,從民生角度出發對弱勢群體進行權利救濟。
作為一種糾紛解決和權利救濟的方式,信訪調動了上級政府的資源,可以解決一些不能受法律格式化,不適合訴訟渠道解決的糾紛,相比於訴訟有其優勢,尤其對於底層弱勢而畏懼訴訟、不適應社會風險的群眾而言。
  在此基礎上,學者認為信訪的功能從群眾動員轉向了糾紛解決和權利救濟。這種看法有其實踐基礎,但從偏執型上訪的應對來看,當前信訪的功能遠不止於此。信訪工作人員所起到的作用更像是心理治療,更多屬於社會工作的範圍,承擔了社會工作的心理疏導功能。很多信訪幹部談及接訪,都強調熱情和耐心的工作態度,以及在其中遭遇的種種委屈。綜合來說,具體如下:
2016-12-09 10: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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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待上訪時,要始終熱情。偏執型上訪人渴望理解與尊嚴的需求尤其高,溫馨的話語可以讓他們心平氣和;
  要禮貌接待,門好進、臉好看、話好聽,來有迎聲、問有答聲、走有送聲,放下架子、平等相待、專心傾聽,同上訪群眾進行朋友般的交流;
要寬宏大量,遇到上訪人情緒激動、哭啼吵鬧、威脅謾罵,要寬容理解,經得起罵、受得住氣、耐心勸慰、細心勸導;
  要尊重人格,自始至終使上訪人感受到受人尊重、被人理解,消除心理隔閡,拉近心理距離,融洽接談氣氛,在心理上產生親切感和信任感;
  要始終耐心,善於傾聽當事人繁瑣的陳述,忍受其中的重複,從中抓住訴求點;
要顧及上訪人的面子,不直接駁斥批評其錯誤認識,而注意講清道理,引到其轉換立場看問題;
  要善於抓住心理需求,做到以情動人,真心為上訪人著想,以誠待上訪人,力所能及的幫助上訪人。
  對上訪人的偏執訴求,要耐心細緻地說明情況,體貼入微地解釋原因,做好法律、政策宣傳解釋工作;
  對上訪人的不平衡心態,則要帶著感情耐心做好說服工作,通過積極的溝通和勸導,進行有效的心理疏導,引導他們正確看人看事,正確對待困難、挫折和榮譽,以良好的心態面對困難和壓力。
  從信訪部門的工作狀態來看,針對偏執型上訪,他們實際上充當了心理醫生的角色,承擔了心理疏導和乾預的功能。偏執型上訪人存在多方面的心理狀態問題,對小事情耿耿於懷,在社會變革中感到心理不平衡;無法接受現實中的殘酷風險,在忙碌的上訪中麻木自己;一些人甚至因上訪可以讓政府官員緊張,從而獲得存在感和心理慰藉。
  信訪工作人員常常很難解決具體問題,其工作主要是應對和預防纏訪、鬧訪的發生,做好信訪人心理健康教育、疏導工作。優秀的信訪工作人員,更多需要運用心理科學,採取科學方式疏導上訪人的情緒,幫助上訪人克服危險心理傾向
2016-12-09 10: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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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一些地方已經意識到信訪製度承擔的心理疏導功能,並作出了相應制度回應,如《北京市信訪條例》規定,國家機關可以聘請律師、心理諮詢師、相關領域專家、社會誌願者,為信訪人和國家機關提供法律和其他專業知識的諮詢服務。
  心理疏導功能本應該由社會工作來承擔,信訪渠道卻承擔了這一功能,這有著社會轉型的深刻背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黨和政府曾經對人民作出了各種承諾,至今仍然不斷承諾。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國家具有濃厚的“父愛主義”特徵,包辦一切,包括群眾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對群眾、對社會承擔了幾乎無限的責任。
  當前,中國正向市場經濟國家邁進,國家與社會逐漸出現分化,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很多政府職能被剝離,轉由社會承擔,但這主要發生在製度層面。在意識形態層面,為了增強政權合法性,仍然強調黨和群眾的關係,強調黨和政府的倫理追求,這使得黨和國家不能完全卸下無限的責任。
  處於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可以運用這些意識形態承諾,基於傳統社會主義政權的“父愛主義”來向黨和政府提要求,從而突破國家法治和政策的製度設計,要求政府承擔責任。信訪是他們可以運用的重要渠道。對此,背負了倫理責任和體制壓力的基層黨政信訪系統,無法從制度上調和上訪人訴求與國家法治之間的張力,無可奈何地陷入了對偏執型上訪的應付中,其重點就是永無休止的心理疏導和乾預。因此,從外在去看,信訪製度就承擔了心理疏導功能,充當了現代國家中社會工作的角色和職能。
  回應
 我知道我沒理,我要有道理早就到法院去告你們去了!
 是這樣的……走信訪的人很多都明白,他要是能告贏直接就去法院了,來信訪就是“我這個事情法院肯定不支持,所以來找你們,你們得給我解決”。
 想起某個學者提出的“上訪群體90%患有精神病”
 人家說的是大實話。去中央上訪的,往往是地方上訪N回的。能解決問題的,早就解決了。解決不了的,最後堵塞到中央,確實是99%是精神病。我爸在市委辦公地外就見過這種根本沒法辦的例子:一個老幹部的遺孀嚷著要解決落實政策給分房子——當初不是沒分,而是分的不夠大,但是老頭子當年工作的機關已經被撤消了,所以這事就黃了,然後老太婆在市委大院門口罵街。
2016-12-09 10: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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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訪和相關部門背了太多的黑鍋,如果在法律框架內能解決的,信訪和相關單位能不解決嗎?一些法律上模棱兩可,而情理上說得過去的事情,信訪和相關單位一般也會解決。可是,明顯超出法律規定不合情理的,怎麼解決?給了權力和政策解決了嗎?苦口婆心的解釋、千百天的做工作,只要沒解決、不合意,無理信訪人就是要上訪要越級上訪,這樣能怪基層信訪部門?明明是現行信訪製度缺陷和上級的轉移壓力讓無理信訪人有恃無恐,卻要基層信訪負責?有這樣的道理嗎?
 說句不好聽的話:信訪製度在建國的時候到現在已經走完兒了歷史使命,原本就是因為當時中國教育落後,法制觀念落後,所以監督這些政府機構才出台了信訪工作。可是問題是現在要求的是依法治國,而信訪製度卻恰恰跟依法治國是相違背的。也就是信訪是上級主管機構對下級的行政干預。而不是依靠法律法規進行依法裁定。從現在看信訪已經不能適應這個時代了。不能再搞這種人治的問題。也就是把信訪變成一種監督形式,而不是參與者。
http://www.guancha.cn/ChenBaiFeng/2016_11_29_382177.shtml
2016-12-09 10: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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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2016.12.10 新華網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6.12.9就我國歷史上的法治和德治進行第三十七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法律是準繩,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依法執政基本方式落實好,把法治中國建設好,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習近平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範社會行為、調節社會關係、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律有效實施有賴於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
  習近平強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條道路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強調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治國理政規律的深刻把握。
  習近平指出,要強化道德對法治的支撐作用。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就要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為全面依法治國創造良好人文環境。要在道德體系中體現法治要求,發揮道德對法治的滋養作用,努力使道德體系同社會主義法律規範相銜接、相協調、相促進。要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內涵,注重培育人們的法律信仰、法治觀念、規則意識,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營造全社會都講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環境。
  習近平指出,要運用法治手段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法律是底線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要加強相關立法工作,明確對失德行為的懲戒措施。要依法加強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失德行為的整治。對突出的誠信缺失問題,既要抓緊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徵信系統,又要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懲戒機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對見利忘義、制假售假的違法行為,要加大執法力度,讓敗德違法者受到懲治、付出代價。
  習近平強調,要提高全民法治意識和道德自覺。
  習近平指出,要發揮領導幹部在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中的關鍵作用。
2016-12-11 11: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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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宏遭女粉絲強力騷擾:幻想是他妻子,多次言語攻擊

據新浪娛樂2016.12.2日報導, 17日,王力宏在南京某商演中壓軸獻唱,卻遭到歌迷“襲擊”,引發網友關注。19日,王力宏工作室通過微博曬出襲擊者多次在王力宏出現的地方露面,進行言語攻擊。視頻裡還稱,女子一直幻想是王力宏妻子,兩人在一起五年,以此為由多次騷擾王力宏。
王力宏被扔來的礦泉水瓶擊中腹部(資料圖)
“我們在一起五年了……你說我們會有家……”
  12月19日,王力宏工作室通過微博曬出視頻資料,視頻顯示,襲擊者多次露面在王力宏出現的地方,對他進行言語攻擊。王力宏工作室稱:“謝謝大家對2哥王力宏的關心!多年來,高瑞霞女士不斷騷擾2哥與家人,每次出現都試圖攻擊他。工作人員阻擋時都會因此而受傷。昨天很遺憾沒能保護好在台上的2哥,不幸中的大幸是2哥無大礙。請看以下的高瑞霞騷擾王力宏剪輯視頻。如有看到她,請親們幫忙通知現場保全或私信謝謝。”
   從曝光的視頻看,此女子多次在公眾場合高呼是王力宏妻子,表示在一起五年了,並大喊為什麼不敢面對她,還試圖攻擊王力宏,都被工作人員攔下。網友看到視頻後,留言評論“不瘋魔不成活!”
  回應
你們要知道眾多信訪者就是這樣的神經病,政府說他們神經病你們就不信,有關明星的就是精神病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關切你的利益,內心OS這長的還沒我漂亮,怎麼可能是王力宏老婆呢
  說的有道理!
http://www.guancha.cn/Celebrity/2016_12_21_385377.shtml
2016-12-22 11: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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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式腐敗”看“打鐵還需自身硬”的必要2017-01-06海外網

摘要:以美國式腐敗為鏡子,我國的腐敗既不“合法”,也沒有那麼強的“系統性”。
  在大家的印像中,美國可能是世界上比較清廉的國家,在多項國際清廉指數排名中也位居前列。但這只是傳統的定義和解讀,如果換個視角和思路,我們會發現美國其實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它的腐敗更加隱蔽,更加高明,也更加系統。其最大的特點就是披著“合法”的外衣,並且主要體現為金錢對於政治的“合法”控制。
  美國“合法的系統性”腐敗有其必然性。第一,美國的法治可以說是美國社會各界最基本的遊戲規則。這有賴於從美國建國之初開始逐漸養成的朝野各界對法治規範的認同和遵守。與歐洲的傳統社會結構不同,美國社會較少受到傳統的羈絆,因此在一批相對平等的殖民者當中,伴隨工業革命的興起和現代社會原子化和理性化的趨勢,契約和法治精神逐漸形成。但是美國社會並不否定個人利益的追求,甚至將後者推崇為資本主義的最核心的價值。這樣,市場經濟的“經濟人”假設和邏輯逐漸吞噬政治,並適用於政府的工作人員。相應地,政府中的個人,包括政治家、官僚等,都與“經濟人”一樣是理性的、自私的,在政治市場中追求著個人的利益最大化。
  其次,美國社會建基於西方自由主義傳統。該傳統否認存在高於個人價值判斷的共同體的“善”或者共同的“追求目標”來要求或引導每一個社會成員,因此,公意 、公共利益等概念都被這種傳統列入拒絕之列,也就沒有能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先鋒黨。這就為整個社會被各種利益集團和利益勾連所瓦解和吞噬奠定了基礎。一個集中的體現就是美國富人階級對國家權力的控制,並主要通過三個機制來實現。一個是特定家族、集團和產業通過與國會相關委員會、監管機構和執行部門打交道而實現其特殊利益。二是通過資助非盈利的政策諮詢機構,如基金會、智庫、政策討論組織等等而實現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和對公眾認知的塑造。三則是通過向政治候選人的競選捐款影響選舉結果從而保證符合其利益的選舉人獲勝。鑑於美式民主選舉的特點,選舉時的各種造勢、廣告成為影響選舉結果最重要的因素。而這些都為民主退化、金主上位鋪平了道路。
2017-01-07 09: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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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報社論「自由之家」沒看到的台灣亂象2017/2/3

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日前公布2017年世界各國自由度報告,台灣自由度得到91分,超越美國的89分,總得分首度超越美國。評分指標中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都得到「最自由」的評價,自由程度也是10年來首次躍升至「最自由」。這張成績單確實令人高興,畢竟台灣的好,不能靠自吹自擂,而是要透過外界客觀的評比才算數,自由之家的年度評比讓台灣這幾年在民主化的努力上,得到了應有的肯定。
  根據「自由之家」自由度報告的說法,台灣的公民自由程度提升,原因是媒體的獨立性及學術自由近年來的表現,這包括了2016年媒體對選舉的報導,也因此,從1為最自由、7為最不自由的標準來看,將公民自由程度從去年的2提升為1。也因為這兩項指標,使得台灣整體自由程度也從去年的1.5提升至1的最自由。「自由之家」這樣的詮釋,倒還頗耐人尋味!
  回顧「自由之家」過往對台灣自由度的評比,很少像今年這樣的友善。過往20年,台灣在民主化的改革上不論付出多少努力,「自由之家」給的評價都不高,特別是在藍營執政的年代,哪怕做出再多的改革,都很少得到正面的肯定,而從過往報告中的若干論述與評價,也不難發現「自由之家」在台灣的訪談對象,多以親綠營人士的觀點為主,而去年的政黨輪替結果,立即讓台灣獲得較高的評價,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在評價全球民主與自由的評比上,「自由之家」從不是唯一做評比的非政府組織,其他同步也在做評比的機構,還有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以及經濟學人的民主指數等,要比較他們之間的公正性與否,其中的觀察角度之一,就是檢視其所選評的指標,例如經濟學人民主指數所評比的項目,就包括公民自由、選舉情況、媒體自由、參與程度、民意、政府的運作、腐敗情況和穩定性等多個項目,而「自由之家」則只選擇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兩項,也就僅憑這兩個指標,「自由之家」就直接將全球所有國家評定為「自由」、「部分自由」或「不自由」,坦白說是有相當程度討論空間的。
  特別是,「自由之家」這次在肯定台灣的公民自由程度上,特別提點的是媒體的獨立性及學術自由。學術自由不談了,這原本就是普世價值,台灣學界的努力不可能到去年才大幅提升,「自由之家」特別強調這一點很耐人尋味。
2017-02-04 12: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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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媒體的獨立性,就有更多討論空間了!今天台灣媒體所面對的課題,早就不是什麼獨立於政治權威與否的爭議,而是無所規範的黨同伐異、民粹氾濫與煽動意識型態對立的課題,這種現象不諱言地說,正在一步步腐蝕台灣的民主品質,而「自由之家」似乎完全無視這種現象,是不明瞭還是有其他緣由,就真的不得而知了!
  而對於這個非政府組織,所不能忽視的另一個重點是,這個組織的66%預算來自美國政府的官方預算,主要的來源包括全國民主基金會、美國國際開發署以及美國國務院。其他提供資金來源的若干基金會,也大多有官方的色彩,因此某種程度說他的評價結果部分反映美國政府的意見,也無不可。著名的美國語言學家杭士基(Noam Chomsky),就曾在其傳世名著《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中,直接挑明「自由之家」與美國外交政策的關聯,這個評論正確與否固然值得再討論,但確是有其參考價值的。
  台灣的自由化程度首次獲得「自由之家」較高的評價,還是值得所有台灣人欣喜,這畢竟是所有台灣人共同努力的結果,不屬於哪個黨哪個派的成就,更不是哪個政治領袖的卓越與否。台灣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是否真如「自由之家」所評價的那麼高,台灣人自己的心裡也還是有一把尺的!特別是「自由之家」完全不提「經濟自由」,也不重視民粹政治對台灣公民文化的破壞,如此就算拿到比美國還高的評分,其實也不會有太多良好感覺的!
  回應
 那個"自由"之家是長期收台灣錢,身負民進黨台倭政權委託造謠的垃圾組織,那個垃圾發表的東西只有台灣會去報導,這就是無恥的美國人及無恥的民進黨台倭政權搞出來詐騙台灣人民的東西,除了人渣垃圾一大堆的腦殘井蛙台灣人,地球上沒有其他人會去關心那個垃圾搞出來的屁話!
 寧願得零分也不要今天台灣如此亂象與鬥爭!
 「自由之家」是美國極保守傾右的組織。在國外有人認為他們有CIA的支持。法輪功在全球各地都有發行報紙,他們是否也在背後支持?都有傳聞。
 記者假會,發表報告的是「自冉之家」不是「自由之家」!
2017-02-04 12: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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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商走太近… 「半年前就聽說鄭被調查」2017-02-24聯合報

大陸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在三月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之前落馬。北京消息人士稱,早在半年前就聽說鄭受到調查,應該是中央巡視組赴國台辦調查後,就發現經濟問題。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台商表示,去年七、八月中央巡視組赴國台辦調研,十月通報結果指國台辦監督責任不夠落實,對一些違紀違法人員處理偏輕偏軟。其中最嚴重的是違規拉贊助收捐贈、違規收受禮品饋贈、利用工作關係為親屬謀取便利。這其中,指的就是領導幹部接受台商饋贈。
  當時就傳說,鄭立中事後受到中共有關部門調查,但國台辦一直沒有證實。
兩岸復談後,鄭立中除了擔任陸方談判代表「一把手」的角色,在大陸對台農漁產品採購方面,鄭立中最重要的戰績,也可能是造成他致命傷的,應屬台南學甲虱目魚契作。儘管國台辦操作虱目魚契作多年,但從選舉結果可以看出,台南地區在選票上並未給予反餽,仍是一片綠油油。
  除了可能與台商走太近、台辦查辦貪腐有關,也有兩岸人士認為,近年大陸對台工作失敗,包括國民黨選舉屢遭挫敗、大陸對台採購政策失當等,對台系統須有人負責。
  坊間傳聞,某次鄭立中到台灣參訪,陪同的福建超大農業公司知道他喜愛蒐藏檜木聚寶盆,到烏來風景區途經藝品店時,店家看準這群大陸訪賓是肥羊,一個聚寶盆要價二十萬台幣,這名超大公司的人員只好連夜透過台灣人脈,湊足了現金埋單。
  知情人士說,鄭立中某次到嘉義參訪時,地方人士早已打聽清楚狀況,不等國台辦官員下車,就把秘書拉到一旁的休旅車,打開車門就是一座聚寶盆,指定要送給「你們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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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4 11: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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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社區治理路徑研究:基於蘇南、蘇中、蘇北的比較分析
作者: 金太軍 / 張振波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6-3-15
  內容簡介 • • • • • •
改革三十多年,中國成為經濟總量位列世界第二的大國,社會結構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下,曾領改革風氣之先的中國鄉村卻遭遇治理難題。基層政府與鄉村社區應該保持什麼樣的關係?村民自治如何與政府管理有效銜接?鄉村社區治理中如何實現多元主體有效參與及協調合作?……
本書通過對於江蘇蘇南、蘇中和蘇北三個地區的比較性研究和調查,分析不同類型鄉村治理結構中的多元要素,探究其治理路徑的異同,提出在當前中國“鄉政村治”格局下,“強政府—強社會”的鄉村社區治理模式是較為理想的鄉村社區治理路徑。
  作者簡介
金太軍,安徽全椒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江蘇省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地方政府與公共治理。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重點項目三項,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一項,出版《行政改革與行政發展》《村莊治理與權力結構》等著作三十多部,在《中國社會科學》等刊物發表論文兩百多篇,學術綜合影響力居全國同行前列,獲省部級以上優秀成果一等獎四項。
張振波,山東濱州人,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博士研究生,江蘇省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地方政府與社會治理。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青年項目以及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各一項,在《政治學研究》《中國行政管理》《高等教育研究》《南京社會科學》《江蘇社會科學》、...
  目錄
第1章導論
第2章公民社會與鄉村治理
第3章集體化時期的鄉村社區治理路徑(1949—1978年)
第4章改革開放後的鄉村社區治理路徑(1978—2005年)
第5章新農村建設時期鄉村社區治理路徑(2005年至今)
第6章新時期鄉村社區治理面臨的困境與原因分析
第7章蘇南鄉村社區治理的路徑研究——基於公民社會的邏輯
第8章蘇中鄉村社區治理的路徑研究——基於公民社會的邏輯
第9章蘇北鄉村社區治理的路徑研究——基於公民社會的邏輯
第10章蘇南、蘇中、蘇北鄉村社區治理路徑的比較分析
第11章國內外鄉村社區治理的典型案例與經驗總結
第12章鄉村社區治理路徑創新:“強政府—強社會”模式的構建
2017-04-04 12: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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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與抗爭政治:當代中國鄉村社會穩定問題研究
作者: 應星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0/01
  內容簡介
本書通過幾個案例的比較研究,以中國文化中「氣」這個概念為視角,研究了中國鄉村農民抗爭政治的目標、動力和機制所發生的變化,分析了各級政府在維穩技術和策略上的變化,並探討了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復雜的社會和政治后果。作者試圖以此來克服學界在抗爭政治研究中理性與情感、權利與道義之間的對立,克服在中國農村研究中存在的移植派與鄉土派的對立,從而推進抗爭政治理論和鄉村社會的研究。
應星,廈門大學哲學學士、北京大學社會學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現為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歷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法律社會學、教育社會史等。
  目錄
  第一章 導論/004
一 社會穩定問題的突出/006
二 既有的研究/013
三 本書的視角/019
四 抗爭政治的類型/021
五 研究的方法和材料/026
六 本書的結構/027
  第二章 作為社會行動范疇的「氣」:從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029
一 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氣/033
二 以忍御氣與以氣立人:日常生活中的氣/036
三 任氣行俠:抗爭政治中的氣/047
四 氣在現代中國的變化/052
五 氣及其相關概念:中西方社會的一個比較/056
  第三章 中國當代抗爭政治的結構背景:「氣」的凝聚/065
一 中國社會1990年代中期以來治理方式與利益格局的變化/066
二 「跑馬圈水」與移民問題的凸現/082
  第四章 依法抗爭案例的過程敘事/087
一 山陽移民集體上訪個案/088
二 銀江鎮抗爭性聚集個案/094
三 水城市青山村群體性行政訴訟個案/099
  第五章 「氣」的初始釋放與草根領袖的生成機制/105
一 氣的初始釋放的地方性因素/106
二 草根動員與草根領袖/109
  第六章 「氣」的加壓與草根行動者的組織策略/121
一 「打壓-反彈」模式與「氣」的加壓/122
二 草根動員的結構條件/130
三 草根動員的組織策略/147

  第七章 依法抗爭的行動策略:「氣」的導引/161
一 合法性話語的建構/162
二 行動路徑的選擇/168
三 情理法的交織/195
  第八章 群體性事件:從「氣」到「氣場」/200
一 群體性事件的過程敘事/201
二 「氣場」的六層分布/204
三 兩類群體性事件的比較/212
四 小結/214
2017-04-04 12: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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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當代中國鄉村抗爭政治的影響/218
一 抗爭政治的社會影響/219
二 抗爭政治對抗爭者自身的影響/228
  第十章 結論與討論/234
一 氣對於理解當代中國鄉村抗爭政治的意義/235
二 鄉村社會穩定問題在1990年代前后的變化/238
三 延伸的討論/244
  短評
1.西方的權利視角與中國農民的抗爭政治不太具有親和性,於是應星老師引入“氣”這一概念,希望做出本土化的解讀,可惜沒有紮實的田野,論述總顯得單薄。忍不住和吳飛《浮生取義》做對比,一個個鮮活的故事呈現出來諸如“過日子”“爭口氣”這樣的中國人獨特的情理邏輯,令人折服,相比之下《氣》就顯得有點隔靴搔癢了。2.對基層政府之困境的論述倒是讓我很是感慨,上有上級的維穩目標,下有民眾的利益訴求,夾在二者中間的地方政府往往陷入“打壓-反彈”的惡性循環中。在訪談基層治理部門的時候我也曾感覺到他們的這種“無奈”:小心翼翼地避免衝突發生,但又無力去疏導問題積聚起的怨氣。3.管理者往往陷入“靜態穩定”的誤區,這個道理放在我校也同樣適用。可控範圍內的衝突+合理的排氣閥制度,才是長遠之計啊
  書評
  不管氣不氣,事故都在繼續
本書P186描述的“10.18”事件當時非常轟動,最近同一地點又發生了一起類似事件,也許可以印證本書的某些觀點,由當地人轉述記錄如下:
某機關單位處長級幹部的妻子,在商場買了一件衣服,穿了一周後覺得不滿意,欲退還商場。豈料商場售貨員拒絕退貨,口角隨生,丈夫在旁被激的性起,隨手拿起物甚砸的售貨員頭破血流。事情由此而起,引來大批群眾圍觀,警方隨後到達現場,卻並未立馬帶走當事人遣散群眾,而是要求其表明身份。幹部不是掏出身份證而是工作證(此人當時想法我不得而知),於是小糾紛演繹成官民相對,隨後還訛傳成官員對小民口出狂言:“我是**長(職位名稱) ,想打你就打你,我家有權有勢更有錢,誰都不怕”。滿城風雨,媒體蜂擁。機關單位高度重視速戰速決拿出處理結果以平民憤:個人撤職(領導職務)、事情私了、賠償若干。
2017-04-04 12: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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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提一下這件事的原因在於此幹部就職於司法機關,處理結果卻非常具有“**特色”,真可謂堅持“能判則判,該調則調,判調結合”的原則,內部處理以消民怨,對外賠付以償民損,但實質上這是耗損過大的“堵”而不是有條有理的“疏”,永遠只能在矛盾激發“問題化”後慢半拍的補救,或許這已是現階段最好的做法了但我們一直再提的製度建設在這裡又有什麼作用?
  至於本書,我還是傾向於應星老師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一書中的寫法,至少我可以只看事實敘述部分,略去那些社會學中扯淡的理論分析(社會學應該有理論研究嗎?),本書在社會現實與理論兩部分寫的過於糾結了。至於“氣”的提法,就不能不要那麼形而上?也許有人會覺得有所得,但我覺得修辭的意義大於了實質。

  氣:突破維穩怪圈的新思路

以往應星給人的印像是一個擅長講故事的學者。他的《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三聯書店)以及《村莊審判史中的道德與政治》(知識產權出版社)都是情節精彩的社會學著作。前者講述了三峽庫區某縣興修水電站,以柳坪村為核心的山陽鄉農民為移民賠償的問題集體上訪近20年(1975-1994)的故事。後者是以上故事的前傳,或者“史前史”,講述的是同一個地方在1951年至1976年期間發生的幾起涉及身體和兩性關係的案件。用應星的話講,他的這兩個研究主要想揭示權力在鄉村運作的邏輯:前者展示的是權力運作的當代橫截面,後者描繪的是權力運作的歷史縱深圖。
  在《村莊審判史中的道德與政治》的附錄裡,應星強調過“講故事”(專業說法叫敘事研究)的重要性。他認為,以細微見長、以事件為中心的敘事方法在社會學的定性研究中自有其價值,並且與模糊、變通、流動的中國現實有著特殊的親和性,從而為研究增添了必不可少的生動性。然而當“講故事”幾乎一夜之間成為中國社會學界的新風尚,應星也提醒同行們,沒有哪一種特定方法是社會研究的至上法寶。無論敘事還是統計,無論定性還是定量,方法能否運用,如何運用,不但取決於研究的主題和材料,更取決於特定論述與經驗感知之間的熨帖程度。他說得非常好。的確,沒有感受與抽象複雜事物的能力,缺少真切的問題意識,都會導致社會學失去想像力和脫離現實,最終墮落成為《故事會》那樣的東西。我個人認為,作為以上兩部著作的延續,應星在《“氣”與抗爭政治》中體現的,正是社會學家駕馭題材的優良品質。……
2017-04-04 12: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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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面子”、“關係”、“人情”等中國傳統概念相比,“氣”在當代學界受到的關注不多,以它作為特定視角的學術論著更少。原因在於“氣”的含義過於繁蕪,日常運用過於隨意。試想一下,要從霧氣、景氣、運氣、正氣、鬥氣等等詞裡找出“氣”的某種恆定意思都很困難,何況拿它來建構理論。但是,“氣”本身俱有的模糊性和豐富性,恰好與社會現實有著近乎天然的契合性,吸引著包括應星在內的中國學人去探索。
  應星認為,氣是一種與“激情”類似的東西。他說:“氣在中國鄉土傳統中既不是一種純生理的衝動,也不是一種純利益的反應。它是一種融合了本能與理性、道義與利益的激情,是中國人在人情社會中擺脫生活困境、追求社會尊嚴和實現道德人格的社會行動的根本促動力。”可見氣與西方意義上的激情還有顯著差別。西方傳統有三種馴服激情的方式:抵制、利用與製衡。現代以來,制衡的方法取得成效。人們利用理性,製造出兼具激情和慾望優點,而無二者缺陷的“利益”(interest),用它馴服了激情,最終形成權力、理性和利益三方主導的社會。(《慾望與利益》,赫希曼著,上海文藝出版社)相比之下,中國傳統中有關“氣”的論述混沌不明,向來沒有完整的體系。氣處於有形無形之間,可聚可散四處瀰漫,難以把握。
  在傳統的日常生活中,氣的作用是隱性的、陰柔的、克制的,被儒家倫理壓制著,輕易不能動彈。所謂“養氣”、“忍氣”、“御氣”,無不包含著這樣的意味。與日常生活中的氣相比,公共生活中的氣則相當活躍。氣在民間組織、宗教團體裡能夠成為倫理的一部分,所謂“義氣”;在群體抗爭中氣會從防禦變得具有進攻性,所謂“俠氣”、“匪氣”;在生存環境的壓力下,氣會變得極端和激進,所謂“流氣”、“刁氣”。進入現代以來,特別是1949年之後,當精英階層瓦解,國家-個體的二元結構形成,經過革命倫理、均平思想以及權利意識的層層浸染,氣又成了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鬥氣”。可見,在抗爭政治的框架裡,群體中的氣深受特定地域文化傳統、生態環境和社會結構的影響,不但比“激情”一詞複雜,也超越了“血氣”的一般含義。
2017-04-04 12: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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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應星也沒有忽視“運氣”這種氣。為此他多次批評了於建嶸在《抗爭性政治》(人民出版社)中所持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1990年以後,農民有組織的群體抗爭已經由“依法抗爭”轉變為“以法抗爭”。所謂“以法抗爭”,是一種“旨在宣示和確立農民這一社會群體抽象的'合法權益'或'公民權利'的政治性抗爭。”應星認為這個說法根本站不住腳。他強調,無論條件如何,抗爭始終是高風險的行為。民眾要付出極高的成本,取得成功的機率卻小得可憐。冒險行事固然是必然的,可是如何用“踩線不越線”的技巧增大成功率,既需要抗爭者有不計後果的衝勁,又需要他們進行理性的算計。所以,中國農民群體抗爭具有幾個看似矛盾實則合理的特點:選擇抗爭目標秉持實用主義,選擇抗爭方式時具有權宜性、可計算性,然而一旦選定目標和方式,就會有類似賭博的心態,堅忍不拔,不計其餘。這樣的群體抗爭,是“氣”的抗爭政治,而不是於建嶸所說的政治抗爭。
  應星在刻畫鄉村政治中氣的運行時相當自如,這明顯得益於他的田野研究。“怨氣”因為哪些因素而凝聚,在哪些條件下轉化為“怒氣”,“怒氣”怎樣擴散瀰漫,在怎樣的空間內被什麼樣的道德震撼(moral shocks)事件點燃,發生情感上的閃爆現象,作者把敘事與歸納結合得很好。外部資源如何導入抗爭行動,草根領袖在抗爭政治中起了什麼作用,鬥爭策略有哪些,怎樣避免有人“搭便車”,或是清除“叛徒”和“內奸”,書中也一一涉及。應星還分析了政府對氣的加壓邏輯,批評了各級政府在維穩技術和策略上的粗暴與不智,並強調了氣的導引:抗爭者以情理法作為自己的訴求原則,政府在化解矛盾時也應遵循這一原則。相形之下,應星對氣的概念辨析既不簡潔,也欠明晰——這個工作需要哲學更多的介入才行。所以,我對《“氣”與抗爭政治》相當欣賞的同時也略感矛盾。一方面我對抗爭政治研究中引入“氣”這一新視角饒有興趣。另一方面我又對“氣”的前景頗覺躊躇。因為我認為,在應星的視角與事實之間還有很多空隙需要填充。如果這些空隙填補不了,那麼這種理論就只是對現實的某種“應付”,而非“應對”。
  但無論如何,我從書中感受到的精神始終是應對,而非應付的。在面對現實中險惡詭譎的維穩問題時,應星的身上也體現出“氣”的特質——那是學者的勇氣與志氣。
2017-04-04 12: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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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用全民健身化解農村矛盾效果超乎想像

新華社2017.6.28發表題為《一個“百人上訪村”的健身“解藥”》的評論文章。文章稱,在一些老區基層,全民健身正成為農村治理的新“密碼”,許多鄉親都在體育鍛煉中找到了自身的價值與意義,村民間的關係也得到了極大改善,“以全民健身為抓手化解農村矛盾,效果超乎想像”。原文如下:
.....
鑼鼓隊隊長吳晚鳳曾是村里的上訪大戶、有名的“刺兒頭”,數次去過省城太原上訪。“當初鬼迷了心竅,覺得自己搬遷吃了虧,平常沒事乾就去上訪。”回憶起當初上訪的情景,45歲的吳晚鳳略顯尷尬。她說以前自己鑽了牛角尖,整天只想著鬧事,直到村里建了廣場、搞了鑼鼓隊,她才慢慢醒悟過來,現在的日子不知比原來好了多少。
  吳晚鳳說她如今才真正學會享受生活,而每日的廣場舞和鑼鼓訓練就是她快樂的源泉。“住上了新樓房,過上了好日子,每天有事忙,生活充實了,心情也好了,自然就想開了。”她告訴記者,許多鄉親都跟自己一樣,在體育鍛煉中找到了自身的價值與意義。
不光如此,隨著體育鍛煉火遍全村,村民間的關係也得到了極大改善。
吳晚鳳告訴記者,如今村里人說閒話的少了,相互關心的多了。年前她得了場大病,鄉親們紛紛相助,捐錢的捐錢,出力的出力,讓她十分感動。“如果我沒有和大家一起跳舞,我想不會有這麼多人關心我,在乎我。”她說。
“以全民健身為抓手化解農村矛盾,效果超乎想像。”馮斌說。實際上,隨著山西省28200個行政村體育場地和1196個鄉鎮全民健身廣場“兩個全覆蓋”的實現,健身已經成為基層農村治理的新“抓手”。
  回應
廣場舞維穩:上訪不如跳舞,鬧事不如跳舞
青年網吧維穩,老年廣場舞維穩。
說實話,有這矛盾真是閒出來的!
閒一點不好嗎,你老了不想閒?
老了閒扯淡,什麼東家長李家短,王二麻子少個點,和老了休閒自娛自樂是兩個境界
你不叫老頭老太太跳廣場舞, 有點事兒乾, 難道蓋教堂培養一神教徒麼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7_06_29_415703.shtml
2017-06-30 12: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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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公里村莊》書摘:無理上訪的道理
賀雪峰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專注鄉村治理與建設

信訪製度在當前社會矛盾複雜多樣、僅靠法院難以完全解決的情況下,可以給弱勢群體以權利救濟,可以緩解社會矛盾。正是因為信訪製度能解決可以解決的問題,卻不能解決無法解決的問題,從而形成了信訪製度運轉中的一種均衡。理解這種均衡是理解信訪製度運作的關鍵。
  “滿紙荒唐言”
到農村調研,不經意發現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就是幾乎每個鄉鎮都有幾個老上訪戶,每天或每週都來上訪,其上訪的理由幾乎不成立,訴求根本就不可能解決,或者就沒有什麼明確的訴求。而且他們每次來上訪,聲音都很大,脾氣都很大,根本就不講理。鄉鎮相關部門對這些老上訪戶當然也十分熟悉,十分了解他們上訪的規律,一般會安排人要么洗耳恭聽,要么好言相勸。這個接訪的干部必須極有耐心,語言小心,態度誠懇。上訪戶即使來時怒氣沖衝,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最多也只是石頭砸在棉花上,有力使不上,也就無可奈何。
  這些上訪者大致有以下六種類型。
一是對社會不滿,有怨氣,很生氣,來上訪主要是為了發洩。知道問題解決不了,罵上一通可以解氣。這樣的上訪者,可能隔一段時間來罵上一頓,之後也就沒有什麼事情了,這是最好應對的。
二是有困難要求助,但鄉鎮相關部門根本就不可能滿足救助要求。經常來,天天來,希望碰碰運氣,也給鄉鎮一些壓力,以解決自己的困難。
三是因為歷史遺留問題不解決而堅持上訪,時間久了,忘記為什麼上訪,每週一次到鄉鎮相關部門上訪成了習慣。
四是強迫症式的偏執性上訪。上訪既是反映情況,要求解決問題,又是表達抗議。
五是通過上訪獲得利益。尤其是一些身體、智力有殘疾者,每每通過上訪獲得好處。
六是通過上訪來尋求安慰。
  所有這些上訪者,其訴求要么不明確,要么無法解決,要么解決了又會提起新的訴求。總之,這些上訪者反復出現,週期性出現,其中個別人每次上訪都在鄉鎮政府大吵大鬧,嚴重影響鄉鎮政府正常的辦公秩序。但總體來講,這些提出訴求或表達抗議的上訪以及偏執性上訪,並不違法,這樣的上訪無法解決,也只能持續下去。而反復出現的無法解決的上訪,就屬於無理上訪。
2017-09-06 12:01:03
圖博館
剛聽到這些無理上訪的故事時,我感到很難理解。一個無理上訪的人,每週甚至每天都來鄉鎮政府上訪,政府乾部每次都必須耐心聽取訴求,好言相勸,耐心相待,甚至還要倒茶管飯,安排送上訪人回家,等等。這些上訪者明顯沒有正當理由,卻每週或每天來鄉鎮政府上訪,鄉鎮政府又必須安排專人接待對話,徒耗行政資源。我就想,若這樣的上訪者不是三兩個,而是二三十個,鄉鎮政府所有行政人員都來接訪恐怕都不夠。若有二三百個纏訪人,鄉鎮政府就一定無法運轉下去了。
  奇怪的是,雖然我調研的每個鄉鎮幾乎都有這樣無理的纏訪人,卻也就只有幾個人,而不會很多。幾乎沒有一個鄉鎮政府會有十幾個常年纏訪的上訪人。
  如果只有幾個纏訪人每週甚至每天都來鄉鎮政府上訪,這就好辦。辦法是,鄉鎮政府安排一個耐心細緻的接訪員,每天專門接待這些定期來的上訪者,耐心接待,不能解決問題,也不激化矛盾。不是不解決問題,而是根本不可能解決。關鍵是不要激化矛盾,防止這些上訪變成惡性事件。對於可以解決的上訪,鄉鎮政府是一定要想方設法解決的,絕大多數上訪都已經解決了,少數無法解決的上訪就維持在那裡,不激化就可以了。
  以不變應萬變
......
  回應
贊一個,很現實,道出基層政府的艱辛。
按照現行法律,對於無理上訪戶,也只能這麼辦。這裡可別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無理上訪戶不存在,有些人就是願意為蠅頭小利而糾纏。
2017-09-06 12:02:08
圖博館
印度史上最大規模貪腐案:35名被告全部獲無罪

印度電信貪腐巨案“2G騙局”曾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水門事件”級別的歷史性醜聞。2017.12.21,案件主要35名被告在新德里一家特別法庭宣判無罪,這35名被告包括印度前通信部長安迪穆圖·拉賈(A. Raja)、坦米爾那都省(Tamil Nadu)前省長卡魯納尼迪(M. Karunanidhi)的國會議員女兒卡妮莫茲希(MK Kanimozhi)以及多家電信企業高管等。而作為控方,印度內政部下屬的中央調查局表示將上訴。
  證據不足
  主審法官O·P·薩伊尼在法庭上說:“我可以絕對毫不猶豫地說,控方沒能證明任何一名被告的罪名屬實。”
  印度主計審計長公署2010年11月向議會提交的報告顯示,2007年至2008年,拉賈以低價向多家電信運營商發放第二代移動通信技術(2G)運營執照和軍民兩用運營執照,致使政府蒙受多達390億美元損失。這相當於印度一年的軍費開支。拉賈於同月辭職,2011年2月被捕。在人民黨等反對黨要求下,時任總理曼莫漢·辛格同月同意議會就這一案件展開跨黨派聯合調查。
  中央調查局2011年4月指認拉賈涉嫌共謀、欺詐、偽造和貪污。但拉賈一直否認所受指控,堅稱自己與前任一樣按照“先到先得”的政策發放執照,沒有任何過錯。2012年,拉賈獲得保釋。
  這起電信巨案被稱為“2G騙局”。2012年,印度最高法院對檢方針對“2G騙局”提起的公共利益訴訟作出宣判,以對2G執照的分配行為“違反憲法、過於武斷”為由,吊銷8家企業獲得的122份執照,印度政府同年8月重新競價拍售這批執照。
  堪比“水門事件”
時任印度總理辛格雖然並沒有牽連進訴訟,但他被指責知曉貪腐卻不作為。如今拉賈被判無罪,辛格再次發聲,將整起訴訟案稱為對手的抹黑手段。
  印度媒體稱“2G騙局”是印度獨立後出現的“最大騙局”。2011年,美國《時代》雜誌將“2G騙局”與“水門事件”等共同列為歷史性醜聞。後者導致了時任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下台。
  分析人士認為,“2G騙局”損害了領導聯合政府的國大黨形象,間接影響了此後印度政局。2014年,國大黨在大選中失利,現任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率領的人民黨以絕對優勢勝出。當時人民黨的競選策略之一就是承諾將重拳反腐。
  回應
和印度做生意的最大原則就是不停地賄賂
民主大法好,合法貪腐,無罪正常。
皿煮國家哪來的貪腐,你瞧瞧,分明都是無罪嘛
印度反腐,重拳出擊,蒼蠅老虎,一個都沒打著。
2017-12-23 07:54:33
圖博館
金融最不透明排名 瑞士第1 美國第2 台灣第8 2018-01-31 中央社

根據今天公布的一項指數,瑞士和美國在允許富豪避稅或藏匿財富的金融保密制度上,在全球名列第一和第2。台灣排名第8,首度進入前10名。
根據「租稅正義聯盟」組織(TJN)每兩年公布一次的金融保密指數(Financial Secrecy Index, FSI),瑞士仍然是金融保密制度最嚴密的國家。
美國則從2013年的第6躍升至2015年的第3,進而攀升至2018年的第2,使得洗錢、貪污和逃稅的情況惡化。
法新社和馬爾他獨立報(Malta Independent)報導,金融保密指數涵蓋全球112個管轄區域(jurisdiction),排名第3至第10的管轄區域分別為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香港、新加坡、盧森堡、德國、台灣、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根西(Guernsey)。
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瑞士銀行已繳交數以億計美元罰鍰,並揭露數以千計試圖逃稅的美國人帳戶。
但是根據租稅正義聯盟,美國卻未回饋其他管轄區域,部分州競相降低門檻,推銷極度保密的金融服務,美國排名躍升是個「令人憂心的趨勢」。
租稅正義聯盟在2018年的報告中說:「美國率先運用強而有力的方式,保護自己免受外國避稅天堂之害,卻未嚴肅處理本身吸引非法金流和支持逃稅的角色。」
2018-01-31 09:54:53
jsoujsou
越南如此反腐?胡志明民眾舉報腐敗案件上萬調查僅1人涉腐

  据《越南快報》2018.3.15報導,越南胡志明市日前發起反腐行動,但收效甚微。面對民間成千上萬個腐敗指控,調查人員僅僅發現1個人有腐敗的嫌疑。對此,胡志明市市委書記阮善仁表示“震驚”。
  3月15日,胡志明市當局審閱後認定,政府官員提交的3.7萬多份收入報告不存在腐敗問題。阮善仁對此感到“震驚”,直言“結果可能錯了”。他表示,當地媒體每年發布大約1000篇涉及腐敗的新聞報導,但市政府卻沒有採取行動。
  阮善仁同時指出,胡志明市2018年需要有系統地開展反腐行動,要有所突破,才能向百姓交待。
  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大的城市,約有1300萬人口。胡志明市同時也是越南收入最高的城市。財政部門統計顯示,胡志明市2017年收入約為345萬億越南盾(約合960億元人民幣),比2016年增長13%。
  2017年11月,越南立法給予胡志明市更多自主權,希望該市大力發展,引領全國。得益於此,胡志明市政府不必受制於國家統一政策,可以根據自身情況,自主設定行業專家和科研人員的工資水平,提高公務員工資,並且獨立制定本市的土地和投資政策。
  越南深受腐敗之害。透明國際組織2月發布的全球清廉指數顯示,越南的清廉水平在180個上榜經濟體中排在第107位,其清廉指數為35。最低分0分意味著極度腐敗,滿分100分意味著極度清廉。2017年,越南的清廉指數為33,在176個上榜經濟體中排名第113。2012年,越南的清廉指數則為31。
2018-03-18 11:17:59
jsoujsou
中國上訪

(中共的上訪與古代的下巡有何異同?

同是依情不依法,異是上訪有心理安慰作用!

另參【圖博館】:別侮辱民眾智商 《三農問題》 中國治安)
http://mypaper.pchome.com.tw/jsoujsou/post/1375313496
  相關新聞
陳柏峰:碰到偏執型上訪者,還得當一回心理醫生
《最後一公里村莊》書摘:無理上訪的道理
上訪人的神經和國家的權力 2009年4月8日 BBC
2018-05-28 09:25:52
jsoujsou
法官開房被商人偷拍牽腐敗窩案:市委書記落馬 偷拍者被判刑 2018-07-22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記者近日獲悉,湖南省常德市安鄉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雇傭私家偵探跟蹤偷拍,並舉報多名法官違紀違法的湖南益陽商人吳正戈,因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並處罰金3萬元。同案的私家偵探張李理因犯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並處罰金3萬元。
2015年至2016年期間,吳正戈雇傭私家偵探跟蹤偷拍,並舉報多名法官違紀違法。益陽市赫山區人民法院副院長王茂華與相關女子赴海口、三亞、廣州等地度假的文圖被傳上網路,區紀委調查後,對其予以停職。
隨後不久,有人在網路上舉報:益陽市赫山區人民法院院長謝德清、益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夏小鷹等人在一處會所參與賭博,赫山區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長曹德欽與一有夫之婦在酒店開房。此後,益陽市紀委和益陽中院成立聯合調查組。
2016年7月,赫山區人民法院原黨組書記、院長謝德清和副院長王茂華,作為同一起系列司法腐敗案的被告人,被控徇私枉法罪。
2016年6月,被坊間懷疑為網路舉報人“吳正”的湖南省益陽市地產商吳正戈等人,先後被當地警方抓捕,涉嫌罪名是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罪、騙取貸款罪。
湘安檢(公)刑訴(2017)95號文書顯示,益陽五洲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吳正戈找到了在長沙任私家偵探的張李理、周亮等人,先後在2015年1月~2016年5月期間,通過安裝GPS定位器、駕車尾隨、攝像偷拍等方式,非法獲取了時任益陽中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金凱力的行蹤軌跡資訊,非法獲取了時任益陽中院執行局局長夏小鷹、副局長吳勝均,時任赫山區人民法院副院長王茂華、行政庭庭長曹德欽等人的個人資訊。
2018-07-23 09:18:54
jsoujsou
安鄉縣人民法院的判決指出,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時,不得損害國家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權利。檢舉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同時,公民的個人資訊安全也受法律保護。因此,公民在檢舉搜集證據時,必須通過合法的途徑和方式進行,不得通過偷拍、秘密跟蹤等非法手段來獲取資訊和侵犯公民資訊安全。
  回應
 本案,無論偷拍者出於什麼目的,起到的監督作用是其它方式的有效補充,但是以此理由入刑,讓人懷疑法律給予人民監督的權力是虛偽的。
 我想他們還有其他考慮,比如這事要是不判刑,那麼效仿者會越來越多,有人要拿這種手段去敲詐勒索,甚至栽贓陷害,所以這事也非常不好辦呢。
 文中說安裝GPS、駕車跟蹤、錄影偷拍。那麼如果這些手段合法想想後果太可怕了。
 本案關鍵在於非法的手段取得證據是能被採信的,按西方那一套程式正義不予採信才真是藥丸
2018-07-23 09:20:15
阿楨
復旦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民主國家沒有腐敗? 2019-03-27 觀察者網

  最近,美國連續爆出波音公司、美軍高級軍官和名校招生等各領域的驚天腐敗醜聞,令人咋舌。除了那些吹捧美國民主制度的人以外,其實瞭解美國政治的人不會感到意外,美國的企業、利益集團在立法、決策和政治過程中的嵌入程度極深。中國人到美國觀察政治圈子,如果不是被先入為主的偏見所遮罩,那麼一定會注意到政商之間的曖昧關係何其普遍。
  一、腐敗與制度有何關係?
但是,過去我們常常被告知,美國是個不怎麼腐敗的國家。位於德國的“透明國際”是一家專門研究各國腐敗情況的NGO,據它公佈的“全球清廉指數”,美國不算是十分腐敗。在過去的幾年中,美國排名雖有所下降,從16位跌破20,2018年名列第22位(中國去年是87位,但這個排名根本不能反映真正的腐敗情況)。
  至於原因,一種耳熟能詳的說法就是美國的制度優越性:自由選舉、兩黨競爭、三權分立都有利於克服腐敗。
  究竟什麼制度更有利於克制腐敗,是個值得深究一下的問題。根據流行的說法,自由憲政制度更能防範腐敗,其邏輯是: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權力要受約束、公權力要“關進籠子”→約束權力要靠三權分立和制衡。
  這個邏輯初看起來沒毛病,細究起來全是坑….瞭解了這段歷史,再看看今天美國層出不窮的腐敗醜聞,還會意外嗎?
2019-03-27 09: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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