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27 07:41:59 | 人氣(2,939) | 回應(12) | 上一篇 | 下一篇

《東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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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不存在《東方主義》

到底不存在《東方主義》(立緒,1999)還是不存在「東方主義」?

當然是不存在「東方主義」,「主義」是意識形態的東西,當然不存在了。

不需加「主義」,薩義德認為「東方」就是「西方」虛構創造出來的再現(p.29)。

那到底存不存在嗎?

你喲,凡夫一个!才会問如此實在的問題。薩義德是借用傅柯的知識權力學,認為「東方」是「西方」的知識與權力核心所虛構創造出來的(p.37)。

原來是後現代的解構啊,那連「西方」一道解構完就算了。

那可不!姓薩的可很不滿這些後現代/解構主義者,他認為个人的論述和行動,非但不會被解構掉,而且要大声的替弱勢者對有權者嗆声,如此才能爭取到「正義、解放、平等、自由」(《知識分子論》,三聯,2002,p.4)

薩死了,但又何曾替中東爭取到「正義、解放、平等、自由」了?(那《東方主義》也是沒用、不存在了)還是傅柯看得開,畢竟見多了老牌革命國──法國的所謂爭取「正義、解放、平等、自由」,革命嘛,誰的命都会革掉,但就革不掉霸權。

照你的意思,革不掉就不需要抗議、批判了?

不是這樣的,就像人必死,然道要幻想个永恆不朽、然能才能好好的過日子嗎?同理,不去幻想「正義、解放、平等、自由」、也能日也批夜也判呀!

你很能「無所為而為」,但世人沒有一可為的依歸、怎可能為它賣命?

這就對了,大凡為「xx」賣命的,最後不是出賣「xx」、就是被「xx」出賣了,不管這「xx」有多「普世价值」。

講了老半天,到底什麼是「東方」?

啥都是,只要與「西方」不同調的,理性/非理性、民主/非民主、資本主義/非資本主義、現代/傳統、道德/邪惡、文明/落後~所有能滿足西方的、即便充滿異國浪漫情調的都是。

你這樣說我就了解了,張藝謀電影裡的鞏俐不就活形像了。

下賤的中國豬!才會幹出如此髒事,丟人丟到奧運閉幕式(女子xx樂坊?)了。

那你怎還說、台灣遭到中國的後殖民?

我來幫台獨說,台灣不只遭到中國的後殖民,連台灣也在後殖民自己,「原住民」「客家人」「台客」「中國豬」~所有「假」台灣人都正遭「真」台灣人的後殖民。

別這麼硬綁綁的,「後殖民」也非「一無是處」,被殖民者也能利用殖民者的一些要素創造出新生命。

對!咱「台客」就是如此。

原來「吃苦當吃補」,好个精神勝利法,只怕是「老大吃肉你喝湯」。

管它是什麼,只要不是難以下嚥的《東方主義》就好了。
 
 
另參本館:《格格不入》《文明衝突》
 
 
東方主義>維基百科
 
東方主義是西方對近、中及遠東社會文化、語言及人文的研究。它亦可意為西方作家、設計師及藝術家對東方的模仿及描繪。以東方主義形容西方對東方的研究是有負面意思的,在“西方”的知識、制度和政治/經濟政策中,長期積累的那種將“東方”假設並建構爲異質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思維。在一些激進作品中,東方甚至被認爲是西方的對立面;即將所謂的“他們”(They)表現成“我們”(Us)的反面。對東方主義最具影響力的批評莫過于愛德華?薩義德[1],他用福柯的話語概念考察了東方主義,並試圖闡明權利如何通過話語起作用、權利如何産生認識,以及關于“東方”的認識本身如何表現了社會權利關系。
 
持偏見態度的人被認爲是時常有意無意地抱著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帝國主義態度來理解東方世界,又或對東方文化及人文的舊式及帶有偏見的理解。東方主義的描述性表達無一例外地將地中海以東各國家社會的多種生活進行了對象化、本質化和刻板印象的方式處理。對立化的表現有:
敵視(the xenophobic):專注于他者的威脅性和可憎性(如暴君、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等,東方男性成爲墮落無恥且被妖魔化的對象)。
異域(the xenophilic):關注他者具有吸引力的一面(如閨房、面紗、藝妓等,東方女性被描繪成爲放蕩、被動且頗具異域風情)。
 
薩義德與東方主義

薩義德於1978年在他富爭議的名著《東方主義》裏清晰表達並宣揚了這個觀點,批評這種學術傳統以及一些現代學者,例如普林斯頓大學的Bernard Lewis教授,和文明衝突論學者,耶魯大學教授塞繆爾?P?亨廷頓博士。薩義德認為,東方主義屬於西方建構產物,旨在為東西建立一個明顯的分野,從而突出西方文化的優越性;而在法國和英國要讓東方國家如阿爾及利亞、埃及、印度成為殖民地的時候,這種思想形態便在政治上有利用價值。
薩義德認為,這種建構及論述,與那些國家的真實面貌幾乎毫無關係。即使西方人要重新認識東方,他們大都跳不出這種論述的框框。
有學者總結薩義德的觀點如下:“薩義德曾以伊斯蘭研究爲中心分析過歐洲的東方學,他把這種學問視爲一種根據東方在歐洲西方經驗中的位置而處理、協調東方的方式,在這種方式中,東方成爲了歐洲物質文明和文化的內在組成部分,是歐洲自我得以建立的它者。對于歐洲而言,東方既不是歐洲的純粹虛構或奇想,也不是一種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種被人爲創造出來的理論和實踐體系,蘊含著漫長歷史積累下來的物質層面的內容。”[2]

參考注釋
^ (簡體中文)鮑勃富蘭克林等(2008).《新聞學關鍵概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42.ISBN 978-7-301-14082-6. 
^ (簡體中文)東方主義、民族區域自治與尊嚴政治——關于“西藏問題”的一點思考.汪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96%B9%E4%B8%BB%E4%B9%89
 
 
東方主義與文化霸權:全球性閱讀
 
林倫全、黃世明、王玉芬、劉品岑(南華出版所研究生)
 
第一章  文化霸權
一、大眾媒體的批判研究產生的背景
二、文化霸權、陣地戰與知識份子的角色
第二章  東方主義
一、薩伊德「東方主義」
二、西方影劇的東方主義
三、「東方主義」浪潮
第三章  全球性閱讀
一、流行文化
二、世界體系理論
三、何謂全球化
四、全球傳媒體系與新自由主義、文化帝國主義
五、全球性閱讀--以迪士尼動畫電影【花木蘭】為例
參考資料
 
  第一章  文化霸權
 
一、大眾媒體的批判研究產生的背景
 
根據學者張錦華的研究,批判研究之所以能在一九七○年間受到學者普遍的重視,自然有 其社會歷史及學術背景。分述如下:
(一)就時代背景而言:
1.大眾媒體在一九五○及一九六○年已成為極為龐大的資訊機構,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美國 電視晚間新聞,更成為全社會的焦點,民眾對媒體的依賴愈發殷切,政治機構對媒體的運用也愈發敏感,同時在六○年代普遍在歐美各國發生的社會抗爭、暴動、種族衝突、勞資 糾紛、學生運動、反戰示威,甚至政治醜聞(水門案件),使得媒體在社會動亂年代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引起許多爭議。
2.政治傳播學者布魯勒(Jay Blumler)即指出,當時的社會危機也引發了媒介危機,許多 社會團體認為媒體扭曲了他們的本質。參與柏克萊大學學生運動的吉特林(Todd Gitlin) 即曾就當時主要的電視及報紙如何矮化、窄化「民主社會學生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組織的情形寫成《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一書(1980)。
(二)就學術背景而言:
1.在激烈的社會衝突及媒體角色的爭議中,多數傳播學者保持價值中立的實證主義者形象 而置身於外。但亦有少數學者們懷疑,僅從短期的行為態度層面驗證傳播的效果,恐怕是學者們的劃地自限。一九七○年傳播學者重新反省行為主義研究模式,嘗試不同的研究途徑,有的人將傳播效果的觀念,從短期的態度改變擴及長期的認知塑造層面,有的則企圖從鉅觀的社會結構角度解釋傳播的功能,但具顛覆性的觀點是批判研究的出現。
2.傳播批判研究對主流傳播研究典範的挑戰,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專集《發酵中的園地》(Ferment in the Field),以及一九八五年國際傳播協會(ICA)在夏威夷召開的以「典範對話」為主題的年會中,世界各國學者均有熱烈的討論及爭議。但無可否認的,傳播批判研究基於深厚的哲學傳統,以社會權力的主控來關照媒體社會功能的解釋及分析,確實在實證傳播研究所分析的個人效果之外,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思考面的,它是傳播研究無可忽視的學術領域。
 
※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之批判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和霍克海默(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eimer),早在一九四七年就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大眾媒體大量生產傾銷的大眾文化現象,提出著名的「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批判。
(一)文化工業的界定:
所謂文化工業是強調所有的大眾媒體均為具有相同的商業目的和經濟邏輯的企業體系。現有的政治經濟勢力主導此一體系的基本目的,不同的媒介工作者不可能超越這個體系結構,他們存在的理由,就是肯定他們是整個文化工業的一部分。
(二)在資本主義的結構下,文化工業具商業本質:
其產品並非藝術,而只是預備在市場上出售的商品,其製造目的並非滿足真正的需要,而僅是以交換為目的。文化工業者從不揭示其物化(fetishism)本質,甚至刻意隱瞞其功能。
(三)文化工業的產品對閱聽人有絕對的決定力量:
此派納入了佛洛伊德的理論,解釋現代人的身體、心靈如何受到資本主義及文化主義這個幫凶的限制而倍感無助,人們甚至無法知覺自己所相信的意識形態,就是奴役自己的意識形態。即使人們偶有反抗統治的需要,也會被既有的意識形態所壓制。
(四)「文化工業」觀點的缺點:
雖然文化工業這個名詞揭櫫了媒介同時具有商業及文化事業的雙重特質,並對媒介作品和閱聽人作了較細緻的分析,然而,這個理論與其他假意識理論相同,仍然以結構決定論的觀點為主,不但阻礙了對文化產品特殊性的分析,對人類的解釋也過於被動。這樣機械式的解釋更無法分析歷史變遷、社會衝突、以及人類解放 之奮鬥途徑,其批判力因而大大減弱。
 
二、文化霸權、陣地戰與知識份子的角色
 
(一)統治之所以是統治
 
一個政權如何有效地實行統治?這不僅是一個政治學的基本課題,同時也是一個現實的問題。通常,一個政權﹝尤其是外來的政權﹞要對一個地區展開統治,軍事的暴力鎮壓和壟斷是第一步,接下來就是政治部門和行政部門的建立。對一個外來的殖民政權而言,建立一個能夠支撐其所需,甚至能支援母國的經濟體制乃是在軍事統治之後另外一項重要工作。最後,也是最長遠的工作,就是在文化和意識上形成軟性的統治基礎。
一個政權的原始本質是合法的暴力壟斷集團。但是一個政權要有效地、長時間地實施統治,物理意義上的暴力往往不常作為外顯的統治工具。最好的方式是,讓被統治者在從一開始對暴力的恐懼轉化為對統治集團心理上、意識上的同意和臣服。在這個意義之上,統治之為能,已經不只是淩駕在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之上鐵板一塊,目標清晰的惡魔黨首領;而是化身成被統治者所看、所聽、所說的任何東西。
所以,政權不僅是統治意義上的君王,還是一個「現代君王」。Gramsci在談到政黨或政權的角色時,有以下的話:
現代君王,即君王的神話,不可能是某一個真實的人,一個具體的個人,它只能是一個有機組織,一個複雜的社會因素,由於他的存在才可使集體的意志…採取具體的形式。這種有機組織已經在歷史的發展中產生出來了。這就是社會中最首要的細胞,在這一細胞中,集體意志之萌芽聚集起來,力圖成為普遍和無所不包的東西﹝Joll,James《Gramsci》,石智青編譯,1994年,桂冠出版,臺北﹞。
這個現代君王,不是某個特定的個人,而是一個權力集團,一個「歷史集團」﹝historical bloc﹞。所以,換了特定的統治者,並不足以撼動整個統治基礎。這個集團有其自身的政治意志、有其自身的生命力。統治集團生命力的來源,除了政治、經濟之外,就是Gramsci口中的「文化霸權」﹝culture hegemony﹞。
文化霸權最直接,最具系統的管道就是媒體與教育。這樣的統治形式不僅是軟性的,還軟到讓人樂於在這個霸權的統治之下。我們在繽紛亮麗的氣氛之中讓統治集團的意志成為我們的意志、統治集團的詮釋成為我們的詮釋。不過,霸權之所以是霸權,就代表一定的壟斷和壓制。統治集團在掌握發言權和詮釋權之後,讓被統治者打從心裡欣然接受統治者的意識、文化和道德觀。 
 
(二)陣地戰
 
Gramsci在獄中反省義大利長達一世紀的革命經驗之後,使他認識到,義大利的共產革命將比1919和1920年沈重壓迫下的事件的進程還慢得多。結果,他提出了一種理論,認為歷史的發展,尤其是革命的發展,是積極和消極的兩個階斷交替進行的過程。法國革命的鉅變和拿破崙時代都代表著積極的革命階段,但伴隨而來的則是消極時期。1848年,再次出現積極革命時期,該世紀後期,尤其在1870年之後,社會變革則又採取不同的形式。
「正如在軍事藝術一樣,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政治藝術中。」Gramsci運用它所喜歡的一個軍事的比喻寫道:「運動戰﹝the war of maneuver﹞逐漸變成陣地戰﹝the war of position﹞,人們可以根據和平時期的精心技術準備程度來判斷是否可以贏得整個戰爭。」
Gramsci指出,革命黨的重要職能,也在建立自身的文化霸權。首要要做的就是創造新的政治意志,並且在思想、意識和文化上建立有別統治集團的領導權。革命的產生在Gramsci的眼中不是一蹴可及的,而是在「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時期,建立在各個領域的「陣地」,透過對民眾觀念逐步的改變來建立文化的領導權。
 
(三)知識份子
 
在建立新的文化霸權的過程中,Gramsci特別注意知識份子的角色。因為,知識份子是既有文化霸權教育體系下最直接的產物。知識份子本來是為統治集團所用的工具,但是也是敵人堡壘內最具力量的掘墓人。
Gramsci說:「與文化霸權之間的所有關係必然是與教育學之間的關係。」該教育過程的成功程度將由新的民意,或由Gramsci的話說,由集體的民族意志﹝collective national will﹞之確定程度來決定。為了可以創造一個新社會的「民族意志集團」,知識界就有必要與群眾緊密連結,知識份子的觀點就要接受一般觀念的檢驗。「由於這種有機聯繫,雙方的感受和情緒才能互相理解……只有那時,才能產生『歷史集團』。」
這種新的知識份子,也就是Gramsci口中的「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具體的形象是:新型的知識份子已不再是雄辯家,不再是人們感情和情緒的外部和瞬間活動的煽動者,而是作為締造者,組織者、「永恆的推動者」,而不僅是以說客的角色來參與實踐生活。
    Gramsci在撰寫《獄中紮記》時,反省義大利的革命運動。他得出的結論是,一個能創造新的政治意志,建立新的文化領導權,進而達成政治經濟體制的總體變革的「歷史集團」,需要有自覺的知識份子在漫長的時間裡一步一步建立「陣地」,在觀念、在思想中慢慢啟動革命的列車。
Gramsci非常欣賞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思想家馬基維利。馬基維利的許多思考幫助Gramsci建立了「現代君王」的概念。不過,在二十世紀,革命將由集體而不是個人來發動,因為個人「秉其自然,不能維持長久並缺乏有機性。」馬基維利筆下所向披靡,「既像狐狸又像獅子」的君王已不復存在。歷史的創造必須由集體的意志、集體的行動來完成。在看似分殊的陣地之中,團體中個人涓滴的努力才是建立新領導權的基石。
 
第二章  東方主義
 
一、薩伊德「東方主義」
 
薩伊德所言「東方主義」乃謂西方人所建構關於東方的認知與話語系統。東方被置於西方文化的權力話語之下,即東方在「東方主義」的話語、權力網絡中被「他者化了,成為被批判、被研究、被描寫的對象。這種話語的基本操作模式是一整套的二元對立模式:東方主義視野中的東方總是那落後原始、荒誕無稽、神秘奇詭,而西方則是理性、進步、科學、文明的象徵。
當然嚴格地來說,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涵義比上面所概括的要複雜些。在《東方主義》導言中區分了三種「東方主義」,並指出他們是相互依存的。首先是作為一種學術統與一系列學術機構的東方主義。在這個意義上,包括了任何教授、書寫與研究東方的人;其次是一般意義上的東方主義,它是「以『東方』與『西方』之間所做的一種本體論與認識論的區別為基礎」的思維方式。
因而非常多的作家、詩人、小說家等等都是這個意義上的東方主義者。第三個意義上的東方主義具有更明確地歷史與物質規定性。這種東方主義是指透過建構東方的陳述,把關於東方的視點權威化,描述它、講授它、定位它並進而統治它的一整套話語系統及其協作機構。以致於「任何一個書寫或作用於東方的人,如果不接受東方主義所強加於思想與行為的限制,就不能書寫或作用於東方。」也因如此,這個被建構的「東方」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東方。
從知識的角度上來看,這樣的論點有可能是政治性的嗎?薩伊德認為,沒有人能發明一種方法使學者能與生活環境分開,他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活動與其學術活動必定是無法分離的。因此從根本上來說,人文知識依然是政治性的。 
但是揭示西方關於東方的知識建構性質顯然並不是薩伊德的主要目的。如果得出的結論說「東方」本質上只是一種觀念或沒有相應現實支持的知識建構,這就大錯特錯了。觀念、文化、歷史若不聯繫背後的現實權力關係,就不能的到認真的理解。東方與西方從根本上而言是一種權力關係、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
薩伊德反覆申述的中心思想就是:話語的支配權力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其他權力處於千絲萬縷的聯繫中。因此東方主義並不是一個自然地理方面的事實,東方式西方的建構物。它不是什麼露骨的政治權力直接對應的話語,是透過政治權力、文化權力、道德權力、知識權力等的複雜交換而形成的。於此,薩伊德引用的葛蘭西的「文化霸權」(hegemony)。東方主義就是這樣的一種文化霸權。它的影響並不透過暴力統治強加於人,而是透過葛蘭西所謂的積極贊同(consent)而起作用。由於這樣的觀念強而有力,更有可能剝奪一個具獨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獨立自由地看待事物的可能性。 
 
二、西方影劇的東方主義
 
西方電影作品涉及東方元素時,一直以來都是個敏感話題。除了民族意識膨脹的討論外,在學術圈裏往往也能引發理論激蕩。「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詞就是這一現象的產物。“東方主義”,意指西方世界在不了解的前提下對于東方的情調、元素的挪用(Appropriation)。類似的例子在美國電影裏屢見不鮮。
我們仔細分析好萊塢電影,長久以來,中國與東方人在好萊塢電影裡的形象,常呈現認識論的暴力和不均衡的文化霸權。早期可能是因為觀眾多是白人,所以戲劇中根本沒有東方演員的出現,東方人物在電影中只是一種點綴式的擴張觸角,講幾句簡單的臺詞,例「彗星撞地球」裡面的日本演員松田聖子,在畫面出現數秒鐘,說了句「I want to go shopping.」。
甚至東方人在好萊塢電影裡常被野蠻化,妖魔化,例「傅滿洲」這電影,傅滿洲是穿著滿清的長袍,留著長長的指甲,會點法術,電影中被塑造成一個有法力、邪惡之人。另外一個就是「蘇絲黃的世界」電影,蘇絲黃雖是女主角,但她卻是飾演一名妓女,遇見了一個美國人相戀。後來美國人離開她,她獨守空閨,活在絕望痛苦中。好像一輩就守著這個白人,等著他來救贖她,她變成了這個白人影子,他的一個ghost wife。
像這種描寫方式在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或是百老匯歌劇「西貢小姐」中亦再再重現。日本藝妓蝴蝶夫人和一個美國大兵相戀生子。後來美軍從日本撤軍,大兵離開了她。等到後來美國大兵回來看她的時候,他已經帶著美國太太,來的目的也只是把從前的私生子帶回美國扶養,蝴蝶夫人因而絕望自盡。另一部電影「龍年」(The Year of Dragon),尊龍主演的一部電影。這電影,中國人變得比較有知識,尊龍英俊、普斯頓大學畢業、英文流利。可是尊龍在這部電影飾演的角色,擺脫不了壞人的形象。後來尊龍的女朋友愛上電影裡白人男主角。白人男主角是從越戰退伍的一個警察,而他其實有某些越戰的戰爭症候群,心理不是很平衡。後來這個警察追剿尊龍所領導的幫派,尊龍的女朋友便「棄暗投明」的變成了警察的臥底。結局可想而知,當然是這個美國警察把尊龍制伏了。雖然說在「龍年」之後,中國人變得比較聰明了,可是他還是繼續演像壞人之類角色。
幾年來,美國多元文化的興起,全球化及媒體資訊的流通,好萊屋電影中的「華裔」或「中國」也有了相當的改變。導演王家衛、吳宇森、演員周潤發、成龍以動作片打進了好萊屋電影市場。或是像最近李安所導的「臥虎藏龍」,還拿走了好幾個金像獎的獎座,引起媒體關注。
像李安的電影可以視為一種跨文化的電影形式,我覺得李安的「臥虎藏龍」有幾個特色,可視為一種跨文化工業的成功。第一,他利用好萊塢的電影技術及拍片流程,把中國的武俠片和武俠小說的想像,或是一些炫奇招數的情節,突破技術上的障礙,呈現出以前武俠片所無法表現出來的視覺境界。第二,他電影中人物刻畫其實並沒有特別突顯中國人物的細節或作歷史的考究,這一點,他和胡金銓大相庭逕,不過李安他自己本身可能有自己的考量,由於他拍這部片是為了走向國際市場,打進好萊塢的,如果過多深刻的描述及歷史細節反而會造成外國人在觀賞影片的時候形成一種文化上的障礙,所以其實李安在這方面作了部分的妥協,否則會讓別人失去興趣。
第三,他成功的因素是和美國製片公司的發行網站掛勾,突破了國際行銷的瓶頸。其實一開始李安的資本籌措有困難,到了最後才在美國找到投資公司,願意幫他把資金補足,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願意跟美國的製片公司合作,像是在宣傳、廣告、行銷策略、甚至於奧斯卡金像獎的密集造勢活動,美國的製片公司比較有經驗,也有現成的模式可依循,也比較有財力而可以把影片推向國際舞臺,所以李安的「臥虎藏龍」算是一個跨國文化事業成功的例子。
 
三、「東方主義」浪潮
 
《東方主義》出版了以後雖然獲得巨大迴響,也為薩伊德贏得了巨大的聲譽,使之成為西方學術界的明星人物;但同時也遭致激烈的批評。其中最主要的批評是其中薩伊德在援引後結構主義者傅柯理論時所出現的矛盾情節。也就是說,當薩伊德說東方主義歪曲了回教世界或整個東方世界時,他所隱含的前提是:存在著一個真正的客觀對象─東方或回教世界;但同時,他又經常引用傅柯等激進的後結構主義者觀點,斷言世界上沒有任何客觀的知識與知識對象,任何知識與知識對象都是認知主體建構與創造的。任何知識,尤其涉及異類的知識,都必然是一種歪曲與建構。所以批評者說「東方主義的非真實性問題並沒有得到任何真實性的答案。」 
由於薩伊德的後結構主義立場,他不可能在批評東方主義的同時把真實地再現東方的特權賦予自己。同時又有批評者批評其批判東方主義的立足點何在?他能夠用什麼樣的東方去取代東方主義的東方呢?如果薩伊德的命題─任何知識都只能是一種政治知識,那麼,「某種形式的東方主義不僅是我們所有的,也是我們所能有的一切」。 
針對這些批評我則認為不盡如此,首先就批評者說「東方主義的非真實性問題並沒有得到任何真實性的答案。」來看,我們可以這麼想: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答案?是的,薩伊德在《東方主義》就有明確的說,他並不是在尋找東方主義的替代物。他只是從各個角度攻擊東方主義話語。也就是說,對「東方主義」而言,我們增加了思考的方向,同時增加了自省的能力。我們將因此較以前不容易受「東方主義」的宰制、支配,也許我們無法拒絕使用東方主義或東方的概念,相對地我們提高了警覺性,我認為這樣的貢獻並不比找到一個新的東方主義替代物(答案)來的少。
再者,有批評者提到薩伊德的矛盾性。在這樣的矛盾性下,我仍然認為薩伊德提出的觀點的價值並不在於能否再現東方的真面目,而在於他將這樣的矛盾赤裸裸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因為過往的東方主義論述,正是將這種矛盾隱藏起來、視而不見,循著一種霸權式的態度將之建構而成,而其隱晦不明的前提則是「只有一個唯一的真相,(倘有其他異議)東方主義就是真相」。今天的薩伊德則是拆穿了其中的弔詭處,展現了其中矛盾的特質。如果說真要找答案,這並不是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中所要作的。
對於其他非得得到一個答案的人來說,可能會大失所望,不過我倒是建議這樣的人可以想想為什麼非得得到一個答案不可。而不是這將答案暫時擱置在時空中,靜靜地觀察,事實的真相可能會是什麼?──答案是會隨著時空而改變的。
 
第三章  全球性閱讀
 
一、流行文化
 
提到流行文化,許多人或許耳熟能詳。書店的擺設櫃中有此一分類,網路商店的銷售項目中列此一項。然而,究竟何謂流行文化呢?
臺灣地區,民眾大量接觸流行文化,單單看電視一項大約佔去一個人一生的9年時間。1999年內政部資料顯示12-18歲青少年中有70%每天接觸電視節目,主要看的是劇集、卡通與綜藝節目;有30%的青少年表示有閱報的習慣,而閱讀內容則是集中在娛樂版(70%)。約有3成的青少年聽廣播,主要收聽的節目類型以流行歌曲為主。
聽到「流行文化」一詞,最常被聯想到的往往是休閒娛樂活動,但流行文化並不僅僅是娛樂或商品,它同時夾帶著一陣陣強而有力、所向披靡的主流思潮。流行文化所觸及的對象自幼及長、童叟無欺,不僅媒體時常報導的青少年文化包含在內,周休二日所引發的休閒風、大街小巷耳語不斷的八卦話題以及今年秋冬時尚等議題,皆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你我都無所置外於一波又一波的流行浪潮。
流行文化同時也代表了時興的社會話題、看法與感覺,當我們與他人一起討論著Hello Kitty或者是Spa、佩帶天珠、減重、塑身…等共同話題時,人們的價值往往隨之成形;並且在參與討論或活動(如排隊購買Hello Kitty)的同時,生活的步調及時間的安排也隨之運作。
流行文化傳統上被視為威脅精緻文化的低俗文化,特徵為「規格化」(量大即美)、刻板印象化、速食化、重複主流價值、造假虛幻化與物質取向。然而自1960以來,隨著社會的開放與階層的消弭,流行文化也可被視為社會民主化的多元現象。流行文化主要依賴大眾媒體廣大通路的本質而達到「催眠」的效果-無意識順服地養成主流的文化品味與消費。
青少年流行文化,因其創造的專屬流行語、迥異於成人的穿著打扮與特殊的消費習慣而受矚目;但流行文化事實上並不僅僅是商業機制運作的結果,也牽涉到人的心理需求。參與流行文化、討論流行議題,實際上便是人們以文化消費的形式參與社會活動,在此同時並獲得參與感及安全感。而這樣的現象對青少年而言,其影響力與重要性遠大於對成人的影響。
 
二、世界體系理論
 
社會學者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於1970年代初期發展出世界體系理論,以解釋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以及“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間複雜的連結關係等現象之起源。世界體系理論這種多領域的研究方式,將焦點置於世界體系的成長及其當代過程的歷史研究。
現代世界體系”起源於約五百年前的西歐(Wallerstein,1979)。由於是以跨國的資本主義貿易為基礎,所以也稱之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Capitalist world–economy),資本累積的動力,促使資本主義下的生產者為了勞動力、原料及世界而相互競爭。當這種競爭隨著一再重覆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有所盛衰時,世界的不同地區也相繼被併入此一不平衡擴展的世界經濟。
不平衡的發展將世界分為三種相互連結的社會型態。中央(核心)社會專事工業的生產及分配、具有相對而言較強的國家(states)、強大的資產階級、大量的薪資勞工階級,同時深深介入非核心社會的事務。就另一極端來看,邊陲地區的社會則專事原料的生產、國家較弱、具有少數資產階級及大規模的農民階級,用時深深受到核心社會的影響。介於兩者間之社會形式“半邊陲”地區,同時具有核心和邊陲社會的特色,通常,半邊陲社會或是指上昇中的邊陲社會,或是指沒落中的核心社會。由於半邊陲地區阻斷了核心和邊陲的兩極化,因此穩定了體系,核心與邊陲間在政治、經濟上的相互關係,被認為正是核心發展而邊陲不發展的緣由。
世界體系理論的基本預設之一,就是必須就一個整體來研究世界經濟,對於體系中任何組成元素之社會變遷的研究(組成元素可為民族、國家、地區、種族團體、階級),首先都須將此一元素在體系中定位。在分析上典型的組成元素是「國家」。因此,形成了世界體系理論二重的研究讓題。一方面,該理論檢視其組成元素(如國家)內的動態變遷,對於體系的演化和體系中其他各種元素的運轉有何影響,另一方面,該理論檢視世界體系本身的動態變遷,對於其各種組成元素的內部動態和社會結構有何影響。
關於世界體系的發生及演化所作的個案研究,使對於各種體系組成元素及全球的整體構成的分析更加理路明晰。辯論的重點環繞在對體系的測度、解釋及對於體系及其組成部份的解釋,並且集中在兩個主要議題上:(1)邊陲的“低度發展”對形成核心的發展而言,有何種程度的必然性,而其方式又為何。(2)究竟是市場(外生)因素或社會結構(內生)因素(尤其是階級),是變遷的主要媒介。
由於幾種相互糾結的爭辯,使得世界體系的文獻更加複雜。而爭辯的焦點,集中在社會主義國家在當代世界體系中的角色,世界性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低度發展是否為核心發展之必然結果,各種政策對世界體系演化的影響,以及世界體系理論是對馬克思理論的有效引伸還是粗率的扭曲。
儘管有這些爭辯,世界體系理論導引出許多對長期社會變遷的研究。這些研究採用了各種社會科學的技術,也出現在各類的出版刊物上。在世界體系理論興起的最初十年,該理論發展出自己的期刊《評論》(Review),而且由於專注於全球性和歷史性因素對理解當代社會生活之變遷和過程之重要性,因而對社會科學提出了重大的貢獻。
 
三、何謂全球化?
 
全球化發生了嗎?它對現代社會發展的意涵如何可能?全球化所指涉的主流論述和視野為何?相對的,為什麼在西雅圖WTO的大會上會有左派大規模的反全球化示威,而其所對立和凸顯的問題和議題為何?並且,這些爭論的視域對臺灣社會有何影響?或者就臺灣主體性的立場而言,它們具有何種捲入、辯證、自主發展的指標與批判意義?
表面上,全球化所為人熟悉的表現於近年世界貿易組織為首的經濟全球化面向上,世界經濟發展成為主體,而由其所「衍生」的諸種「問題」則只是次要的或邊際成本的角色,根據這個邏輯,全球化偏重於以經濟為導向的問題視野。事實上,全球化對現代社會發展的意涵與影響絕不只是在經濟面向,WTO下雖可說是全球化中重要的推動角色,但它更精確的可說是全球化的結果。也就是說,WTO所代表的經濟全球化,僅僅是全球化浪潮中和結構中的(行動)因素和結果之一,並且,它經常隱含著經濟霸權支配的自由化論述進行著,而此種主流論述則受到嚴重的挑戰。
何謂全球化?全球化的因素涵蓋了政治、經濟、科技、勞動、文化工業、媒體、生態環境和社會認同等面向,這些因素之間互為系統性的影響,而驅動全球化的軸我們就無法再以馬克思下層建築(科技、經濟)影響上層建築(政治、文化)之教條主義來理解,無寧從社會系統分化、生產和互動的角度來觀察它。也就是說,全球化的發生源於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的系統整合發展,因此,全球化不僅發生於現在,而早就濫傷於三、四百年前。根據 U. Beck,當下所形成的全球化是指向一個動態、辯證的過程,由政治、經濟和跨國行動者所運作、發展跨越、穿越民族國家主權與管制能力的行為,如跨國企業、國際組織、全球網絡化的非營利組織(NPO/NGO)(如Greenpeace)等。因此,全球化強調超越國家、跨全世界性的組織活動,它穿透、踰越了國家間的界限,並且形成動態的連線,按照此說法,全球化的範疇相當廣泛,我們以類型分析之。
值得探究的是,全球化既然是指涉全球性行動之動態連線,我們不禁要繼續追問,依此邏輯,全球化行動絕不再僅僅是普遍化、依單一類型發展的命題,它牽涉到的則是多采多姿、異質多元之世界各地社會內涵,因此,R. Robertson提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正引發這個面向的解釋與想像。用中國的古話來說,全球化是「經」,全球在地化是「緯」,前者是橫向的動態連線,而後者是扣緊在地特色之動態縱深,二者相生而存,但也相剋對立而激發出新的發展。
 
(一)橫的全球化、縱的全球在地化:相生相剋?
 
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在邏輯上一方面是「普遍的特殊化」,另一方面是「特殊的普遍化」,形成弔詭的發展狀態。普遍的特殊化意指全球同質、趨於同一內涵的行動普及於世界各地,以好萊塢電影或WTO皆是最佳的例子,相對於此,特殊的普遍化關係到區域或地方特質的異質性或多元性,能演化為全球所普同接受的現象,以蘇格蘭或臺灣原住民音樂為世人所流行接受而言,其凸顯地方(特殊)的自主性意涵,並形成與全球交融的現象。也就是說,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並非割裂、對立的兩面,依循其各自的邏輯進行運作,相反的,它們是互為辯證的橫向、縱向動態,相生而存。
既然是相生而存,在義理下是否必然相剋而生呢?事實上,全球化現象所帶出的論述,除了市場自由主義者結合帝國霸權支配的思想,更重要的是點出了在地化(localization)的主體精神與自主反省意義。全球化既然源自於在地的內涵,因此,在地者的行動不諦是全球化的實質材料,問題是,在當代全球化的主流價值中,不可能完全涵蓋各種在地的異質內涵,因此,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就引出了當代全球化主流價值論述和霸權支配機制由國際強權所掌控的事實。進一步的說,全球化和在地化的辯證弔詭,被操縱為霸權支配之全球化假象,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或文化上到處可以看到操縱的影像,Beck 抨擊此種假像式的「全球主義」論調,事實上是夾著經濟自由主義的幻思,企圖替資本投機者、跨國企業、跨國壟斷媒體塑造一個「美好的」、「無(關稅、文化)障礙」、「無(國家、社群)保護壁壘」的世界市場主義、帝國文化壟斷主義。
上述的全球化假像或危機,引爆了其和在地化精神的嚴重矛盾,許多國家、族群、社群或個人皆覺醒到不可逆阻的全球化趨勢可能再度被扭曲為帝國支配弱勢者的工具,因此,全球在地化運動也衍生了其覺醒、自主意識的行動邏輯,凸顯其主體性意涵的行動、論述位置和權力。換句話說,全球化現象所涉及的是世界複雜事務或價值的重新洗牌,其內含的扭曲危機卻觸動了在地化主體性的要求,各國弱勢群體(包括國家、工人、婦女、生態運動者)紛紛注意到自主權力的保障,因此,一場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鬥爭就出現在千禧年前夕的歷史舞臺上。我們也可以觀察的說,此二者的動態經緯關係失衡,因此,從相生相蘊轉化為相剋相蘊的階段,在地化似乎成為當代自主性實踐理論的代言。
 
(二)全球化類型與風險
 
          當代全球化的發生,和所有歷史事件一般,是系統發展的偶然(contingency),根據Robertson的劃分,本世紀的全球化以人類登陸月球之科技發展為分水嶺、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成立、蘇聯解體與東西冷戰對峙時代的結束、Rio召開世界地球環境高峰會議、CNN媒體國際化、伊拉克危機與全球關注、超國家的生產形式、勞動形式、亞洲金融危機等等,皆凸顯全球問題的網路化與連結化。換句話說,這些超國家形式的政治、金融、軍事、經濟、科技、生態、勞動、生產、人口流動問題已逾越了舊有民族國家、資本主義與國際分工架構的邊界和能力,因此也形成了世界性的風險和問題解決的挑戰。
全球化因此不但是文明發展的趨勢也是危機,全球化所構成的分化整合複雜性內涵,由於愈來愈脫離人類解決事務之舊有範疇和制度,也由於其牽涉的變數和不確定性愈來愈高,所涉及的價值爭議愈來愈大,並且必須面臨判斷和決定(解決)要求的時限愈來愈短(甚至要求即刻解決)。因此,其承擔的風險和挑戰也愈來愈嚴峻,因為,人們已失去舊有的控制、計算、操桿的保障,全球化之複雜向度如混沌理論一般,變數稍一增加,則可能全盤動盪。亦即,全球化時代宣告人類進入高度不確定性、計算性失靈、控制性失靈的風險年代中,並且造成世界性的風險社會(world risk society)階段。
以金融全球化為例,一九九七年倫敦外派駐新加坡之金融操作員的不當操作,除了造成其百年老牌公司的倒閉,也引發了全球金融的振盪,更間接的觸動了東南亞金融秩序的潛在弊病與風暴;再以生態全球化為例,九七年印尼森林盜砍引發大火所造成的區域性霾害,飄洋渡海,形成東南亞各國嚴重空污與老人和兒童死亡案例,並迫使位於新加坡之矽晶圓廠停止生產,除了在生態面上,也在經濟面上損失不貲。這二個簡單的例子意謂著全球化風險與複雜的內涵與日俱增的情形。
           以下區分四個全球化類型加以討論,其中將定位在經濟、科技、生態、政治、文化等五項資源分配不均、風險與在地化自主覺醒的角度:
 
(一)國家經濟到全球經濟
 
國家經濟(Volkswirtschaft)通常指經濟面向的生產、消費、勞動、流通的範域集中於以民族國家的疆界之內,自Adam Smith的「國富論」論述以來,經濟學為首的社會科學所觀察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變動,也是以上述民族國家內的範疇為基本單位。事實上,國家經濟的宣稱在現實上也不斷受到質疑,所謂純粹的國家經濟觀早就受到批評重商主義、帝國主義、跨國企業(康采恩)人士的攻擊,甚至在社會科學上,Karl Marx洞察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對世界市場的壟斷張力,造致全球勞動者集體被剝削的處境;Wallerstein 舉出世界體系理論下核心國家、半邊陲國家、邊陲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矛盾,皆隱約的透露全球經濟的生產邏輯逾越了民族國家的想像。
全球化經濟在當代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視,是因為循著市場自由主義邏輯之資本主義的擴張和對社會的衝擊面遠遠超過過去,舉凡金融、電訊、資訊網絡、生產形式、消費形式、生態、社群和文化認同、社會安全體系所受到的變動和影響,複雜性與不確定性相當高,皆非單一主義國家所能自行運作和解決,也就是全球化經濟及其衝擊面向逾越了民族國家的疆界,全世界各地區被捲入此種網絡的連結,而變成其中之一的節點,因此,必須依賴全球機制的建構,學習處理介於國家和全球之間問題的模糊地帶。
以生產理論而言,從福特主義到後福特主義的發展,致全球一致標準化的生產線管理、作業程序、大眾消費產品,發展為小規模生產設施、技術專業彈性化、產品個人化、分眾的消費模式,皆衝擊到原有的國際分工下的投資、生產、消費模式,更連帶引發了市場秩序及社會秩序的變動。
          全球化經濟當下的表現正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擴張運作,在以美國為主導下之「國際新秩序」的資本主義(市場自由主義)全球化,儼然如新重商帝國主義的再現,在西雅圖世界經濟論壇會議集合了全球一千大企業的老闆,這些企業產值佔全球產值的五分之四,外加三十三國的領袖,其所企圖建構的全球經濟-跨國企業和無障礙(關稅、文化)貿易機制,保障的卻是全球不到20%的富裕人口。P. Kennedy在其「全球化經濟未來的隱憂」一文開宗明義即指出,全球化經濟在世界人口版圖中呈現弱肉強食的不正義,並質疑其是否能吸收佔地球人口百分之六十開發中國家的求職者勞動問題,以及其隨之而來的全球生態環境承受成長的破壞壓力,而這事實上是人類未來的關鍵。
          雖然如此,不乏有替全球化辯護之聲而形成的弔詭爭論,福山‧法蘭西斯認為全球化是這些地區現代化的擡轎者,跨國公司對當地外資的投入和建廠,不僅創造就業機會,並威脅面對競爭的地方資本家,同時其勞動條件和環保條件皆優於當地國內企業的無效率和充滿親族主義的貪污腐化、政治掛鉤。福山所點山的全球化經濟優點事實上無法完全否認,就國際勞工和環保標準談判中拒絕採高標準規範者往往是第三世界窮國,這也是其所樂意佐證的;但面對此種全球化經濟的弔詭,我們不應忽略了前述強國支配、制定規範的霸權事實。
          全球化經濟實際上呈現高度弔詭的難題,面對全球結構性失業的問題,Beck批判的指出,資本家刻意的利用資本流動和資本外移的手段,逃避母國勞動、環境成本及稅收的監督,將資本流向低管制、低勞動環境成本的國家,而造致了大量結構性的失業,並進一步破壞了各國社會安全體制的保障基礎,因為長期以來之經濟、福利、勞工、環境、社會安全的既存基礎被侵蝕掉。並且,此種資本流通無祖國的發展,造成資本家何處有利益即外移產業於何處,完全無庸受到原有社會責任的限制,引此導致了「無工作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out work)時代的來臨。Beck的這個批判是相當嚴厲的,亦即,以WTO為藍圖的全球經濟規範,無疆界市場代表資本、勞動和商品的迅速、任意流通。
資本流向低度管制國家進行生產,毫無設限的將商品輸向開放的各國市場,資本家卻不須負擔生產地的社會、環境成本,因而,自由貿易和流通卻代表著各地勞動空洞化的危機,今日在甲國、明日就可能在乙國,大量的結構性失業者意謂著全球化經濟的高度不正義。我們可以從西雅圖以來屢次大規模的反全球化示威中,解讀到人們這股不安的訊息和在地化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霸權的精神。
 
(二)科技發展與全球網絡化
 
全球網絡化的關鍵除了價值、制度和經濟的因素外,莫過於科技的進展,科技的發展和競爭形成全球網絡的互動狀態,使得全球問題機制進入了新的階段。以最受到重視的通訊、傳播技術、生物科技及環境工程科技為例,分別衍生新的全球問題視野。
          一般說來,科技的進展似乎為人類提供積極、正面的功能,而在科技樂觀決定論者的眼光中,科技是驅動和解決全球人類文明進步的核心,但從目前的經驗觀察,科技進展不但未完成等同於人類工業文明的進步,反而遞生不少風險,Beck稱之為「風險交明化」或「全球化風險」,因為科技雖帶來人類活動的便捷,但其所產生對生態的侵略性、事務的複雜性及難以控制駕馭的危機卻形成棘手的問題和危機。
          以通訊、傳播技術而言,其應用在人類經濟、社會活動上產生相當便捷的功能,金融與資本流通、華爾街股市和全球股市的共振現象、傳播全球網絡的建立(如CNN、NBC)、網際網路的興起等皆是科技帶動人類活動全球網絡化的例子,但金融與資本流通不可控制的變數和複雜度因此陡增,或造成全球性振盪。CNN或NBC為代表的傳播帝國主義現象,充斥美英主流價值的主導和支配,侵蝕全球各地傳統文化和價值內涵,進而蘊生社會認同和青少年不當次文化的問題,此種內含式的風險絕非傳播、通訊技術所可釐清,但事實上全球化文化霸權的事實已成為風險文明時代的結構,任其批判無法撼動。
          目前宣稱全球化表徵的網際網路,如Kennedy所指出的,明顯的呈現人口地圖和科技差距的現象,根據統計,全球只有百分之二點四的人口連結網際網路,而東南亞兩百人中僅有一人上網,阿拉伯國家是五百人有一人,非洲則一千人才有一人。考慮這個現象,我們可以理解的科技支配,尤其在快速發展的知識經濟時代中,將對目前已呈現貧富不均的地球人口版圖形成更嚴重的成長落差,加大了科技-富有國家和落後-貧窮國家間的鴻溝。諷刺的是,目前美國所強調的「新經濟」概念,正是以知識、資訊技術為本,網路經濟為要素的成長模式,可以想像科技成為帝國霸權支配的手段和工具。
          或許有人會認為此種現實發展趨勢毫無批判意義,但莫忘了在世界經濟論壇中和場外的反全球化示威中有一趨同的議題(甚至在臺灣先前所舉辦的二千年全球資訊會議),即當以資訊、科技、知識經濟為新的生產形式來臨之際,有相當比例的全球傳統工人將成為首當其衝的犧牲者,當資本家高唱新經濟、科技產業競爭,連帶透過日益風潮的合併/競爭策略,「誰」都可能變成被淘汰的弱勢者,而這也是科技驅動全球化所產生之新社會不平等課題。
 
(三)生態風險的全球化
 
         科技之全球網絡化也形成另外的弔詭狀態,科技應用到全球各地工業,卻形成累積性的生態環境破壞,造致全球的暖化(溫室效應)和臭氧層破洞危機,而有趣的是,這種生態風險的全球化現象又往往須借助於科技如環境工程技術。生態風險全球化隨著科技的進展也日益棘手,若我們比較先前全球化不同階段的爭論,至少千禧年前夕的全球化問題中,環境風險首次成了世界注目的焦點。
           一九九二年於裏約地球高峰會議所發表的「永續發展」共同宣言,正是全球生態惡化的警鐘,同時,永續發展意義下生態風險全球化也涵蓋了二組意義,即解決環境問題一方面必須經由國際間協調機制不斷的努力(官方,如京都二氧化碳公約),因為全球生態風險已逾越了任何單一國家的疆界和能力,但事實上卻貫穿式的侵蝕每一國家、地區人民的健康,生存基礎;另一方面,全世界層出不窮的環境災害卻愈來愈須要仰賴屬於非營利部門/非政府組織(NPO/NGO)的生態、環境、消費者運動團體共同的把關和監督,並且,其有全球串連的趨勢,尤其是面對世界性的議題。這也顯現在地化的行動精神。
          以基因科技所帶來全球生態、健康安全的高度不確定性為例,全球在地化意義下各國環境運動部門的結盟、擴大議題、法制抗辯行動的努力,終於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視,在二千年一月聯合國官方於蒙特婁召開的生物安全議定書大會中,以美國為首的基因作物生產大國(邁阿密集團)即被迫讓步,同意基因改造的動物、植物、微生物及其相關製品的進出口,擬具相關的規範。可惜的是,反基因科技之全球在地化運動在臺灣並未興起,值得我們進一步的反省。
 
(四)文化全球化V.S.文化在地化
 
         文化全球化表面上似乎是一般不可逆轉的潮流,尤其東歐共產主義國家解體之後,西方資本主義政制完全的宣告歷史意識形態爭執的終結,但其實際上充滿理念上和實際上的弔詭。
正如杭廷頓在其「文明的衝突」書中,宣稱未來人類的戰爭是不同文明之間的對抗所引起,這種洞察式的宣告事實上戳破了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夾其政經優勢,對其他地區國家政治價值、體制的指揮與規劃的統治、支配,動輒以世界和平、人權外交遂行其政治經濟的實質利益。就文化的普遍性邏輯來說,全球事實上須要共通的人權理念體系,但目前的難題是,由於西方與非西方國家之權利價值認知的差異和實際運作的落差,導致價值體系無法正確交融互動,凡事以西方價值為優越的態度,更阻礙了全球在地化邏輯的發展,即全球化須源於各地多元差異的在地化價值。缺乏全球在地化的實踐,文化全球化則易淪為西方霸權支配的晃子。
           除了較高層次的價值普遍化與特殊化問題外,文化全球化亦經常有文化商品全球化之嫌。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批判的要旨在於通俗、娛樂文化利用傳媒的大量複製,正迅速的淹沒人們傳統價值的認憶和認同。而在這一波全球化過程中,文化工業結合商品的蔓延,滲透到世界各地。文化全球化事實上是全球文化價值體系的普遍化和地方文化多元價值體系的特殊化之「去與回」的過程,但如果德國人遺忘了其優美的歌德傳統,而一昧的流行麥當勞和臺灣小調音樂的商品組合;或印度人捨棄其婆羅門優良價值的內涵,而一昧追求法國式浪漫電影和義大利的服飾品牌,則坐實了文化全球化僅為資本家掩耳盜鈴的工具。
            因此,我們必須細心的解讀Robertson「全球在地化」的意涵,Robertson觀察到全球化不只是歐美強勢文化同質化全球的過程,也包括了其他在地特殊文化向世界散播或抗爭其價值、象徵意涵的異質化過程。世界的麥當勞化、迪斯耐樂園化並非於全球各處皆複製同樣的消費風格,而是資本家會借由地方特殊的脈絡生產出「符應」地方的消費風格和熱潮,秘魯的總統就職引發暴動和阿拉斯加愛斯基模人的生活方式,是經由CNN二十四小時連線的報導,也可以引發世人的關注和興趣。
事實上,Robertson所點出的觀點在於,現實的全球化發展中很難有單一的世界觀和價值邏輯支撐整個不斷往前辯證的體系,這也是全球化可能多元內涵之處。不過,這個論點並未隱藏住文化商品化或霸權支配的背後邏輯,因為目前的全球化過程中並未真正澈底實踐普遍化和特殊(在地)化互為牽盪的實質,而是如J. Friedman所指出的,文化全球化表面上看是一個強勢文化移植全球的過程,但其實是各在地特殊文化藉由不同文化策略的手段運用同一機制,進而在全球場域中彼此相互影響的過程,最明顯的是商品和市場。
 
四、全球傳媒體系與新自由主義、文化帝國主義
 
美國學者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在2000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討論未來全球傳媒發展方向的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全球傳媒體系與新自由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的演話,而後美刊《每月評論》在2001年3月號上全文登載了該演講的內容。該文對全球傳媒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它與新自由主義、文化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分析。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人們普遍認為當前的歷史時期是一個具有全球化、技術革命和民主化特點的時期,而傳媒與信息系統在這三方面起到了主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沒有一個全球性的商業傳媒體系來促進全球市場的發展、刺激消費者的價值觀,那麼要實現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則是不可能的;技術革命的核心就是加速數據傳播;而現在之所以不可能再恢復過去的極權國家以及獨裁制度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隨同全球化市場一起出現的新的傳播技術不僅可削弱、甚至還可消除那些擁有極權的領導人的權力。
那些為資本主義制度唱讚歌的人們認為,人類社會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鼎盛時期,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關起門來坐下來,讓市場和技術去發揮它們神奇的作用。然而社會主義者和投身於社會激進變革的人們對這種觀點則持極大的懷疑態度。全球化這一概念通常被用於描述某種無情的自然力量,現在人們賦予了它意識形態方面的內容,所以是一個易使人誤解的概念。現在一個更好的術語是新自由主義,這一概念指的是國際國內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而這些政策有利於商業在受到最小阻力的情況下,在所有社會事務上佔統治地位。
要實現這一目標,保持龐大的政府機構,以更好地為公司的利益服務;同時還要盡量減少任何可能破壞商業和富人利益的機構。新自由主義概念幾乎總是和這種信念交織在一起,即深信市場比其他任何途徑都更有能力採用新技術來解決好社會問題。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核心問題就是需要解除對商業傳媒和信息市場的管理,這實際上意味著要對商業傳媒和信息市場進行再調整,以更好地服務於公司的利益。
如果把當前的時代理解成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時代,而不是一個簡單的全球化時代,那麼這一時代就不再是一些無法控制的自然力量所作用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制度下鬥爭發展的最新階段。
 
(一)全球傳媒體系
 
在80和90年代之前,各國的傳媒體系都以擁有本國的無線廣播、電視和報業為特點,同時也進口一些電影、電視節目以及音樂和圖書。而現在這一切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在過去幾年中,一個全球性的商業傳媒市場已經形成。
當前全球傳媒市場具有兩個明顯而又互相關聯的特點。首先,這種狀況意味著佔優勢地位的公司(幾乎都是美國公司)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向全球擴張,世界主要傳媒公司越來越把它們自己看作全球性的企業。其次,集中與合併已成為當今社會發展的定勢,在某些傳媒領域裡,權力正變得越來越集中。例如,美國現在的教育出版市場僅由4家公司壟斷著,而在1980年卻有24家公司活躍在這一領域裡。傳媒領域裡的合併行為現在還在以迅猛的速度發展。
僅在2000年上半年,發生在全球傳媒、網路和電訊領域裡的合併活動就達到了3000億美元,這一數字是1999年上半年的3倍,並高於前10年數字的總和。現在傳媒公司尋求發展的思想非常明確,若非迅速擴大,否則被其他公司兼併。
幾乎沒有哪個產業裡集中的程度像傳播業這麼驚人,現在世界傳媒市場僅由7家跨國公司壟斷著。這7家公司在15年前都不是傳媒公司,而在2001年它們幾乎都已擠入世界3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之列。它們擁有美國主要的電影製片廠、美國全部的電視網絡公司(除1家外);它們控制著全球音樂市場的80%-85%、全球衛星廠播領域;它們在圖書出版和商業雜誌出版業佔有很大的比重;它們幾乎擁有全部或大部份美國乃至世界的商業有線電視頻道;它們在歐洲電視傳播領域佔有重要的比重。
傳媒領域裡產業集中的現象仍在擴大。正像美國新聞公司的總裁彼得.徹寧所說:「在到底內容最重要還是發行最重要這一問題上,一直都存在著很大的爭論,而我認為,最終規模是最重要的。」徹寧的新聞公司也許是最具向外擴展特徵的企業,它所擁有的衛星電視網絡覆蓋了亞洲、歐洲和拉丁美洲;它的衛星通訊電視佔據亞洲30個頻道,並用7種語言播出;它擁有中國鳳凰衛視45%的股份,並通過鳳凰衛視進入到中國4,500萬個家庭;它在過去幾年間的廣告收入增長了80%。美國新聞公司現在擁有的資產有: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福克斯電視廣播網、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電視臺、有限電視頻道、雜誌、130多家報紙以及職業運動隊,但這些還不能完全概括美國新聞公司所擁有的全部財產。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產業集中現象呢?人們通常的解釋是,這是由於技術發展所造成的,例如通訊技術的迅速發展,不僅使得在過去看來不可能實現的全球性傳媒帝國變成可能,而且還為其提供了有利的發展環境。這一解釋與認為技術發展造成了全球化的解釋一樣,至多也只是解釋了這一現象的部份原因。其實對利潤的不斷追求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真正原因,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顯著特徵。技術中並沒有隱含著任何產生新自由主義的因素,例如,新的數字通訊技術可被用來提高公共服務設施,如電視的質量。但是因為有了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電視這個過去在很多國家屬於非商業的領域,突然間變成了各國商業發展的對象,而且已經成為全球傳媒體系的發展核心。
當傳媒業在美國和英國這樣重要的國家裡擺脫了國家控制而自由發展後,世界各國立即加以效仿。而像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它們為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上的投資和買賣鋪平了道路,也為由幾家大傳媒公司壟斷全球傳媒體系的結局打下了基礎。傳媒市場是一個在10年內年收入可望達到萬億美元的市場,所以傳媒公司必須變得更大、更加多樣化才能降低風險和提高生產利潤的機會。如果情況像這樣發展的話,那麼那些現在位於傳媒領域最上層的公司就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加入20-30家世界大公司之列。
新自由主義論點的支持者們總是爭論說,在文化貿易上所設置的條例和障礙傷害了消費者的利益;他們還認為,國家的補貼抑制了具有競爭能力的傳媒公司的發展。現在各國都存在著一些強大的帶有商業性質的傳媒遊說團,他們認為,與其維持貿易間的障礙,不如打開國界,因為這樣他們可從中更多受益。
也許最能理解全球商業傳媒體系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密切關係的途徑是看一下廣告的作用。廣告是那些大公司在經濟上所付出的一項重要花費。商業傳媒體系是商業公司把他們的產品推向世界的必不可少的傳輸帶,如果沒有商業傳媒體系的存在就不可能實現全球化。全世界廣告花費的3/4最終都落入了20家傳媒公司的口袋。自電視對商業廣告敞開大門後,在過去10年裡,廣告花費飛躍增長,其增長速度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的兩倍多。例如,拉丁美洲在2000-2001年中花在廣告上的費用增長了幾乎8%。
觀察全球傳媒體系的發展還需要注意一點,即除了幾家超級跨國公司外,全球傳媒市場還由70-80家二級地區性公司環繞著,這些公司中的1/3或1/2來自美國,而其餘大部份來自西歐和日本。它們都是它們各自領域裡的巨匠,排列在世界千家大公司之列,年收入都在10億美元之上。這些二級公司,就像一級公司一樣,也需要跨出它門本國的國門。
所有二級公司幾乎都不反對向全球體系發展,這在發展中國家也不例外。例如,墨西哥聯合電視公司、阿根廷的《號角報》集團公司等公司都在世界60-70家最大傳媒公司之列,它們各自控制著它們國內的傳媒市場;它們和世界級的大傳媒公司和華爾街投資銀行有著廣泛的聯繫;它們還在世界範圍內,特別是在說同種語言的地區裡進行商業活動。這一現象所造成的結果是,發展中國家的傳媒公司都趨向於支持商業政治活動,並且支持擴大全球性的傳媒市場,而這一點卻和這些國家裡大眾的意見相抵觸。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全球傳媒領域裡僅存在著部份競爭。許多大傳媒公司都擁有相同的股東或董事會成員,並互相擁有彼此的股份,「合併熱」和相互擁有股份已構成了「一個令人眩暈的複雜關係網」。這樣做,不但可降低競爭和減低風險,還可獲得更多的贏利機會。西班牙一傳媒公司執行總裁曾說過,我們的策略「不是和其他國際公司競爭,而是加入到它們中間去」。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性傳媒市場更像是一個企業聯合體,而不像在經濟教科書裡所指出的那樣是競爭之地。
當今的傳媒公司更接近於約瑟夫.熊彼特所稱的高壟斷階段裡的合作式競爭者,而不像大多數經濟理論裡所描的那種自相殘殺的激烈競爭的傳統式競爭者。這些大公司的首腦們都相互直呼其名,而且定期舉行對話。即使是那些彼此不太友好的公司,像默多克公司和時代華納公司也明白,他們為了更大的利益,彼此必須合作。而且所有的一級和二級傳媒公司都是通過他們所信賴的幾家投資銀行,如摩根銀行和高曼銀行,相互連接在一起的,而這些銀行操縱了大多數傳媒公司的合併行為。例如,這兩家大銀行在2000年第一季度參與了價值4,500億美元的52起傳媒電訊業的合併交易活動;在1999年全年則促成了價值4,330億美元的138起這樣的合併交易活動。
這些有意識的合併行為並不僅僅影響了經濟活動,它們還使大傳媒公司成為國家、地區乃至世界事務中強有力的政治說客。全球傳媒體系並不是「自由市場」或自然法則的產物,而是一系列重大國家政策起作用的結果。這些大傳媒公司在國家起草相關法律條文時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美國,傳媒公司的遊說團以他們能說服政客的能力而聞名。例如在2000年,大傳媒公司與那些認為中國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的人作鬥爭,說服政府打開了與中國貿易的大門。傳媒公司還有其獨特的優勢,那就是它們控制著新聞業,而在一個自由社會裡,民眾正是期望通過這一領域看到有關傳媒政策的討論與批評。然而結果是,傳媒公司通過它們所壟斷的新聞對來實現為自己服務的目的。
 
(二)全球傳媒體系與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理論不僅是一個經濟理論,而且還是一個政治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一個典型的民主體制社會裡,商業佔主導的模式將是最行之有效的。但這個社會必須是一個政治體制相對薄弱的社會,而且社會各階層、特別是窮人和工人階級非政治化的程度要較高。從這一點我們可以了解到,為什麼現存的傳媒體系對新自由主義理論如此重要,其原因就在於這樣的體制可營造出一個虛假的政治文化氛圍,這種氛圍允許商業佔主導地位的機制順利運行,而不會被冠之以極權國家,也不會遭到公眾的反對。
這種觀點看上去似乎和有些人的觀點相矛盾,這些人稱全球性聯合企業對文化事業、特別是對過去一直被任人唯親的腐敗體制所控制的國家傳媒和那些對傳媒實行嚴格控制審查的國家(如亞洲的部份國家)的文化事業有積極進步的影響。事實上,當前建立全球商業傳媒體系是個相當資產階級化的主張,因為當這種體系一旦涉及利潤因素,就不再遵守自由的準則了。一旦統治建立,全球傳媒體系在政治上就會變得保守起來,因為大傳媒公司是現在社會結構的最大受益者,任何在財產分配和社會關係上的改變,都將不符合它們的利益。
有時這種偏見是很明顯的,像默多克這樣的集團霸主直接把它們新自由主義的政治觀點強加於它們的下屬機構。但這種偏見時常是微妙的。用戶至上主義、階級不平等和所謂的「自由主義」常被認為是自然的、甚至是慈善的行為,而政治活動、公民價值觀和反市場活動則被忽視。最好的新聞定位於商業階層,適合於這一階層的需要和利益。除了幾個例外,留給大眾的新聞常常是一類由傳媒大公司所提供的廢話。
墨西哥一傳媒公司的前任總裁說:「墨西哥是一個由謙虛而且非常客易受騙的階級組成的國家,而且永遠不會停止受騙。電視有責任給這些人帶去娛樂,使他們從他們悲慘的現實和困難的前途中解脫出來。」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媒體文化的結合往往可以促進一個深入的非政治化體制。人們只要看一眼美國的現狀就能看到這一點。
 
(三)全球傳媒體系與文化帝國主義
 
全球傳媒體系和文化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在70年代,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動員起來和西方霸權的文化帝國主義展開了鬥爭。第三世界國家通過發展「新世界信息通訊秩序」計劃,表明了他們對西方控制新聞文化領域的焦慮,他們擔心這種統治會使得新獨立的國家無法擺脫殖民地的地位。在歐洲也能聽到類似的、擔心美國控制整個傳媒體系的焦慮。
1999年美國電影、電視的出口額上升了22%,而世界最賣座的125部電影幾乎全部是由好萊塢製作的。甚至像法國這樣的「文化民族主義」國家裡的10大賣座電影中的9部,都是由好萊塢的電影公司製作的。對於許多歐洲電影製作者來說,要想成功,就必須使用英語拍電影,還必須採用好萊塢電影的製作模式。
但是隨著傳媒領域變得越來越集中化、商業化和全球化,認為傳媒公司僅是美國文化的傳播者的觀點也更加不可信,因為這些全球性的傳媒公司都是一些跨國公司,它們的股東、總部和業務分佈在世界各地。所以說最好把全球傳媒體系理解成是促進共同商業利益的一個整體。不管這些公司是由日本人還是法國人擁有,也不管它們的總部是沒在紐約、德國還是雪梨,它們在本質上並沒有明顯差異。從這種意義來說,基本分歧並不存在於國與國之間,而存在於各個國家的富人與窮人之間。
然而,如果我們就此認為全球傳媒體系使得國家不重要,也是錯誤的。當代大部份資本主義活動,如投資和僱用,都主要是在國家範圍內進行的,而且國家在代表資本利益方面起著主要的作用。實現全球一體化是執行美國政府竭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方針的結果。還有一點更重要的是,美國是以其軍事力量作為強制實現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後盾,又以那些以美國為基地的大公司和投資者為這一計劃的發號令者。托馬斯.弗裏德曼曾說:「如果沒有一個隱蔽的拳頭,市場這只隱蔽的手永遠也不會奏效。這正像是,如果沒有F-15戰鬥機的設計者——麥克唐納.道格拉斯,麥道公司就不可能發展興旺。有把握使世界接受矽谷技術的隱蔽的拳頭就是美國的陸軍、空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
 
五、全球性閱讀--以迪士尼動畫電影【花木蘭】為例
 
(一)文化的全球化與文化移轉
 
今日我們可以藉著網際網路、電話、甚至是衛星而立即連絡到彼此,於是有次序的時空觀念、原本的比鄰若天涯的國家,其秩序與關係已打散與重整,成為在世界經濟、政治與文化方面變為一個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整體過程,稱為全球化。
        以文化而言,全球化意味著一種全球文化的誕生,也呈現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認為全球化是被西方統治的文化,本土文化有被同化的危機,所以文化全球化實際上就是本土文化的西方化。另一觀點,民族國家仍然有其自主性,騎本土文化仍可與西方文化抗衡,全球化已成為不可抵擋的趨勢,但全球化不能脫離本土化,全球化與本土化都是相對的,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
       其實文化全球化與本土化是文化移轉的形式,而所謂的文化移轉,是指不同文化相遇時,一個文化為了自己的需要而改造其他文化,據為己用的過程。文化移轉的概念是由媒介參與的文化生產形式,大部分從組織的層面上來分析的,其文化可以是強勢文化,亦可是弱勢文化。對於資本主義環境中,文化移轉的目的,通常是以獲得利潤為動機,所以文化生產者為了得到閱聽大眾的認可,於是在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尋找一種平衡。
 
(二)迪士尼化(美國化)與花木蘭的東方圖像
 
西方作為全球化力量中心很少借鑑發展中國家的文化,而且絕大部分發展
中國家也沒有能力將自身文化加以全球化,對於像美國國內文化市場,擁有自給自足的能力,一些美國的媒介組織如好萊塢、迪士尼,認為本土的是美國的,而美國的即是全球的,產生強烈的優越感。
    《花木蘭》是迪士尼首次取材於亞洲故事,但為何要改編這個中國古老故事呢?其原因為1.讓全球的閱聽眾感受到迪士尼產品的多樣性,及一種全球化的印象。2.因為這些故事,在當地(中國)已為民間普羅大眾所熟悉,可以減少製作的風險。而且迪士尼動畫片多年以來運作模式,已產生一套高效率的生產公式,其要素有正義戰勝邪惡的故事,可愛的小動物夥伴、愛情故事、有趣的笑料等等。這些要素在《花木蘭》一片中依舊有其公式化存在,如可愛有趣的小蟋蟀和木須龍,及花木蘭與商將軍之間的愛情。
當迪士尼確立這個異國化的故事時,同時也需要符合文化移轉時本身需求,以下面的例子來說明:
對於中國人而言,《花木蘭》的故事是一個表揚孝道的傳說,木蘭是為了盡孝道而代父從軍的。但是中國孝道是內含尊敬與服從父母,甚至是一種傳統制約的觀念(履行做為兒女的義務),這些對於外國觀眾來說,實在無法充分理解與具有說服力。所以在動畫片中呈現了木蘭是為了表現對父親的愛,而且父女間的親情是雙向與親密的,並非中國孝道中強調單方面的給予和付出。另外,迪士尼也將木蘭設定為追求榮耀家庭與國家而奮戰的巾幗英雄,因為追求榮耀是全球文化中普遍的觀念。
當片中木蘭唱起「什麼時候我才能展現那個真正的自我」時,也表現出從軍這件事是不僅是表現對父親的愛,也是為了追求實現自我,迪士尼讓木蘭這個角色呈現出女性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特性,讓全球的觀眾能接受這個勇敢、特別的女孩。
        既然這是異國的故事,於是當然也需要具備一些東方的圖像,於是迪士尼僱用了臺灣藝術家來監督與設計角色、華裔編劇負責編寫整個故事和對白、中國音樂家加入了長笛、古箏核二胡等樂器,成功地塑造出木蘭為鵝蛋臉、櫻桃小嘴的中國典型美女的形象,對白與音樂也讓觀眾掉入異國情調中。
但是為什麼要用東方圖像而非中國圖像這樣的字眼呢,因為其實片中部分的畫面,呈現出受日本藝術的影響,如櫻花繽紛的場景、日本舞蹈的影子等等,因為西方意識型態中有一幅東方的圖像,如用薩伊德的話來形容,這是一幅「想像」的圖像,而這幅圖像與地理上的東方是無關的。
 
(三)文化雜交與全球化優勢
 
       《花木蘭》這部片子已經不是單純屬於某一國的文化,它已經成為跨文化的文本,例如:舊與新、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女性服從與女性的解放、孝道的奉獻與父女雙向溝通等等。而且受迪士尼公式、屬性與中國、日本藝術影響,無論是在內容、形式上的產生了文化雜交,也形成了全球文化。
        而迪士尼這個世界性的品牌的建立,也成就了文化全球化的市場,其優勢如下:
迪士尼經過多年努力,完成遍佈全球動畫片發行與相關商品的發行網路,建立起世界性的信譽。而且對於質量注重,也願意投入巨額的資金,在全球競爭上確實有戰略優勢。
迪士尼採取國際分工的模式,將劇本、故事提綱和聲道送給亞洲的動畫工作者,請他們繪畫,拍攝和裝配,但製作前期的工作主要是在美國完成。為了使商品全球化,迪士尼將市場策略本土化,利用宣傳地區的影是明星來作市場推廣和配音,甚至配音時,將當地的俚語運用於影片的對話和歌曲中,為了讓當地觀眾更容易接受與融入。
 
(四)結論
 
雖然以《花木蘭》為例來說明全球性閱讀,但它並非僅是一個特殊案例,還有許多其他媒介如:MTV、電視、流行音樂、電影、圖書等等,都有文化移轉與全球化的相關案例,固然《花木蘭》這個案例是一個優勢文化如何將一個弱勢文化中的元素加以改變的過程。
但文化移轉是一個雜交過程,在今日的每一個國家中可能都會產生,因為在全球傳播時代,不同的文化相互影響,文化邊界開始模糊化,也開始不斷的改寫。許多人讚美這個時代全球化所帶來的多元豐富與便利性,但也有人會認為,這樣情況,彷彿是「東方主義」底下那個被矮化的弱勢文化悲哀,所以無論你是樂見全球化的來臨,還是在思考如何發展自身文化的優越,在全球文化佔一席之地,全球性閱讀潮流,已經無法抗拒其洪水般侵襲。
 
參考文獻
 
6、陳蹈文,<文化移轉:中國花木蘭傳說的美國化和全球化>,新聞研究,第六十六期(民90年1月)  
 
【推薦網頁】:
 
2. 文化侵略下的喪失
http://mail.scu.edu.tw/~lynn/個人網頁資料/論劍/原住民.htm
4. 從韓流看亞洲流行文化的流轉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30315_76_68688.html
 
  同學心得
 
92143011  葉宗勳
擴張是生物本能,文化生成於人,同樣也存有擴張的本性,文化霸權或文化侵略看似負面,但其實是文明發展中能量醞釀的自然地滿溢。文化沒有好壞之別,只有受與不受。我們習慣本位思考地來看待異於自身的文化,以我們的價值來衡量異己文化。東方主義反映的是西方本位觀點下的東方認知,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有東方本位下的「西方主義」。
本位主義讓我們意識到文化的差異,感知到文化之間的衝突與妥協,但我們並不須為文化強弱之間的轉換感到優越或焦慮,弱肉強食是自然界運行的法則,文化的興衰同樣也適用這套規則,成長速度愈快的文化,在成長過程中累積的能量愈多,釋放出來的力度跟著愈為強勢。
面對衝擊的一方,若自身的能量不及於彼,自然會受到壓抑。根基雄厚的還能苟活延續,底子稍差的,在這個過程中悄然消逝也是種必然的結局。對抗強勢文化的感脅,最好的方式就是成長的比它更快,而且得更快速於以往成長,才能有力量反撲,甚至取而代之。但若無法如此,自然地消逝也未必是遺憾的結局。擺開本位立場,沒了舊的弱文化,還有新的強文化、異文化,在其中,我們至少不是別無所依。
 
92143001高雲換
東方主義簡單說就是,因為東西方權力的不均衡,使西方人認為東方是西方的「他者」,即東方是西方的一面鏡子,那西方在鏡子裡看到什麼?看到一個自戀投射的形象,也就是我把東方化成我的影子,讓東方來投射我對異己的恐懼、厭憎、焦慮等等;或者投射我的異國想像,自戀情節。東方甚至有的時候會被附屬化,或是液化、妖魔化。這種不均衡關係常表現在觀視關係和文化的不平等。
全球化趨勢之下,不論是歐美,或是第三世界國家,均有一種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夾雜的情況,而且全球化其實和在地化是相互糾葛相:它們看起來好像有些相對性,但是又有一些相互為用的吊詭性。像麥當勞它如果要打入臺灣的市場,它一定要和在地文化結合,像Hello Kitty的促銷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前一陣子麥當勞送Hello Kitty,大家深更半夜起床排隊搶購。我覺得它不只是在送那布娃娃而已,我想它的 ideas, stories, and images都與在地文化做了結合。Hello Kitty有一對是穿著中國禮服舉行中國式的婚禮,其它像是麥當勞賣一些當地的產品像照燒豬排堡、酸梅湯等等,所以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和在地化一定要做一種吊詭性的結合,以帶來更大商機。
在全球化趨勢下,西方帝國主義者和跨國資本主義者經由資本主義機器不斷複製消費慾望,來攫取文化空間,以利其文化工業的輸出,形成「文化霸權」。而現今臺灣很多現象都移植於歐美霸權,造成文化生態是輕薄速簡,橫向移植的,不講求長久的累積,長遠的規劃,也沒有耐性深入沈潛、深耕實栽。
那麼,從以上的現象促使我們去省思文化霸權下,種族、性別、以及文化生產過程中不均衡的權力關係,也促使我們去思考第三世界的文化工作者如何利用、翻轉現有文化機制和文化混雜的交界地帶,不斷創作,使其藝術作品的擴散與收視成為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與協商。
【參考網站】
1、全球化浪潮下的國際中文版雜誌
2、全球化與文化霸權~~交通大學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
 
92143014 黃薇蓉
由於英美學界最早後現代興起興趣的是在文學界,所以學者通常以英美文學裡後現代概念的形成,來界說後現代概念的形成。依這樣的說法,後現代這個概念形成於1950年代的南美洲文學裡。
後現代這個概念主要用來反映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政治經濟文化的新生事物;同時後現代這個概念主要用來對抗現代,或是說用來對抗現代主義。通常,依此看法,後現代這個概念形成於1960年代末期,也有人更精確的說形成於1968年。因為,一方面1968年時許多新生事物已經形成(如:電腦,影訊傳播事業,化工產品);另一方面1968年前後,整個世界發生許多大事,看得見的如:法國的學生革命,美國的嬉皮與反戰運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不容易看見的如:美國經濟結構(內容與地理位置)的變遷,新左派在學界擡頭等等。
通常在1960年代末期後現代概念的內涵有:
1.新的人文描述方法(後現代文學)
2.樂觀的反戰,享樂主義(嬉皮文化)
3.反對現代主義,挑戰現代主義的政治經濟霸權(這包括反美)
4.後殖民概念與政治經濟再結構啟動
5.「反對文化霸權」這種概念啟動了
而東方主義是強調西方帝國的殖民主義與被殖民的「東方」,在文化論述中所產生「他者」對位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後殖民時期的文化自我殖民關係,仍然普遍存在於東西方社會的文化認知系統,也夾帶正面與負面的作用。在臺灣談「傳統」、「民間」或「民族」藝術這件事情,很明顯地我們也把「自己」轉化成「他者」,這個「他者」是西方人主體關係下的「他者」。 在西方文化藝術院形式介入我們傳統社會之後,很明顯的我們原來的主體文化藝術,很快地退位為傳統,民間和民族的範疇,不僅被邊緣化,甚至異化為「他者」。
近代崛起「文化研究」雖然在有些國家相當學理化和文本化,但從臺灣的立足點展開,臺灣的「文化研究」應該不只是在反省西方的東方主義。同時「文化研究」也應該是一種自我批判與具體行動的計劃。否則,臺灣的「文化研究」是否也只是「東方主義」的深化而已?
參考網站:
本網站介紹美國文學批家紹薩依德的生平及其思想!
 
92143012蔡秉羲
文化霸權必須和革命階級、政治意識自主性一起來談,文化霸權的概念打破了經濟革命的一元論以及矛盾、不確定的二元論,並打破以上層建築的方式來解讀意識型態(Gramsci)。文化霸權的任務可以透過各種階級來完成,是各階級間的共同任務,不具有必然階級性質,但如果某一階級不能實現它的作用,其任務自然地就由另一階級所取代,某一階級的勝利,並不能只從經濟基礎得到保證,同時也取決於進行文化霸權領導的能力。
文化霸權的作用在於消除不同階級間或一階級內部的利益緊張或對抗分裂,取代了階級關係。沒有文化霸權的實現,利益將集中在某一階級上,造成不同階級間的對抗,使民主無法實踐。
民主的革命能動性就在於社會內部的多元差異性,但是多元差異性又容易造成文化霸權政治的形成。新的對抗是抵抗文化霸權實踐下的生活、官僚及媒體造成社會同質化。由於社會中的多元差異,使得社會的對抗不是二元化,造成文化霸權的實踐困境。自由和平等往往是互相矛盾的,自由主義的捍衛個人自由,反對國家界入,這創造了文化霸權的性質,但這種赤裸裸的利益分歧與對抗將難以表現出文化霸權所展現出的平等外表。
文化霸權的實踐是破壞差異,分解每一立場的特殊性,這時對抗或差異就不是透明、完整存在的了。不過差異間也彼此地互相對抗著。差異對抗的形式和該社會結構有關,一個社會愈穩定,差異點就愈多,其對抗也就較難成功,因不同的差異互相對抗著,例如先進工業社會;反之在不穩定的社會中,差異性較少,其目標是一致的,但差異性就減少了,例如第三世界國家。 
文化霸權得以實踐是以社會的內部差異、對抗、社會變動與不一致性為前提,並企圖改變這個前提,雖然不同的差異對抗對象反對文化霸權對他們的收編,但吊詭的是他們還是必須透過文霸權的實踐方式來取得自主性,所以自主權和文化霸權並不是對立的,也只有通過文化霸權的實踐,這個總體,差異才能更明顯表現開來。
文化霸權的實踐,使得對立分化的界線愈來愈含糊,這時多元與差異性在文化霸權下成為民主革命的訴求,因為文化霸權的實踐不斷地在建構同質性的接合發展,以維持國家的鞏固性。 
參考資料&推薦網站:
1、文化霸權的政治、經濟邏輯-若幹反省與提問 http://mail.nhu.edu.tw/%7Esociety/e-j/22/22-06.htm
2、展望「華文文學」的「前景」? http://myweb.hinet.net/home2/sunmoonstar/cria_3.htm
3、葛蘭西、霸權、與教育社會學 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11/11-7.htm
4、文化霸權抑或誤讀?……關於傑姆遜上海演講的爭論 http://www.grass-root.org/jameson/jameson13.htm
5、走向一種全球性的後殖民批評 http://www.booker.com.cn/big5/paper18/48/class001800001/hwz215788.htm
 
 

另參本館
《花木蘭》《大紅燈籠高高掛》(一) 《大紅燈籠高高掛》(二)《紅高梁》(一) 《紅高梁》(二) 《黃土地》(一) 《黃土地》(二) 《霸王別姬》
《文明衝突》《美國的霸權泡沫》《霸權還是生存》 《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電子殖民主義》《自由主義的終結》《文化批評與華語電影》《全球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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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衝
陳宜中觀點》誰在製造文明衝突?06/10/06

敗訴之後,丹麥的穆斯林團體準備了一份長達43頁的說帖,逕自前往中東地區大吐苦水。中東的伊斯蘭領袖當然不是省油的燈,他們對歐洲境內穆斯林移民的處境沒有太多理解與同情,但對以色列的惡行惡狀與西方強權的中東政策卻早有不滿。丹麥漫畫事件,遂令這班領袖覺得機不可失,終於逮到一吐怨氣的大好機會。除了鼓動攻擊丹麥(或所有北歐)大使館、抵制丹麥貨、發動所謂的聖戰和聖裁之外,他們還舉辦了諷刺漫畫比賽,藉以嘲諷猶太人本就該被屠殺。
反種族主義、反西方帝國主義,無疑是正當的訴求。不過,當這種訴求以否定「大屠殺」存在、或以發動追殺令的面貌出現時,任何稍有理智的人──無論再怎麼同情中東人民的苦難──大概都會感到不安,也難以同意。中東人民的「反西方」,值得我們以嚴肅的態度賦予同情的理解。但部分中東政客與宗教領袖以「反西方」、「反西方言論自由」之名來正當化其專制行徑,卻又是另一回事。
當部分中東的伊斯蘭領袖試圖從漫畫事件榨取政治利益、以「反西方」之名鞏固專制的同時,丹麥方面也開始拼命地向歐洲傳媒發出「文明衝突」的動員令。雖然英國媒體置之不理,但德國、法國、荷蘭的主流媒體卻積極響應。於是乎,歐洲突然冒出了一批以「絕對的言論自由」之守護神自居的評論家,把衝突形容成是「言論自由」對抗「極權主義」、「先進的歐洲文明」遭逢「落後的穆斯林」。這群極度偽善的西方論者與中東的神學暴君相互呼應,形成了一種你儂我儂的共犯結構──名之為「文明衝突」。
自從荷蘭一位導演因其電影冒犯了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而遭謀殺後,荷蘭穆斯林移民的處境便每下愈況;穆斯林移民遭到不斷的污名化,彷彿他們全都是兇手的共謀。在德國與法國,穆斯林移民也同樣被認為是「棘手問題」。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的趨勢下,穆斯林移民淪為弱勢中的弱勢,雖有救濟金可領,但失業率相當高;再加上911事件後「西方」與「穆斯林」之間敵意的上升,將穆斯林移民「整合」進西方社會的任務,顯得愈發困難。與此同時,反穆斯林、排穆斯林的聲浪水漲船高,使得以往的中間力量也日漸向右傾斜。
當然,這些「背景」不足以說明為什麼遭到穆斯林移民恐怖攻擊的英國不願加入「文明衝突」的行列,而德國、法國、荷蘭的主要媒體卻熱情投入。但無論如何,由於德國和法國是歐盟的支柱,這兩國的政治走向必然舉足輕重。也就是說,如果炒作文明衝突的只有丹麥與荷蘭,或甚至再加上挪威與義大利,這都還不足以左右歐盟的政治氣氛。而一旦德法主流媒體也暴露出類似傾向時,有識者便不得不高度關切了。
要製造所謂的「文明衝突」,其實一點也不困難。只要雙方一口咬定「文明衝突」確實存在,並且不斷火上加油,那麼這種衝突就會從無到有,甚至變成不共戴天。沒錯,中東的暴君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確實是「文明衝突」的積極鼓動者,但這卻不表示歐洲各界便必須隨之起舞、對號入座。就丹麥漫畫事件來說,除了丹麥右翼傳媒及政客要負最大的責任外,與「文明衝突」共舞的那些歐陸人士亦難辭其咎。
偽善、太偽善
稍微了解西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言論自由稱不上是什麼西方文明的內在產物,而是宗教殺戮、以及近兩百年來弱勢人民不斷追求自由、平等的歷史產物。提倡宗教寬容的洛克,對羅馬天主教徒和無神論者毫無寬容可言;提倡思想與言論自由的康德和穆勒,從不知「絕對的言論自由」(1960年代以後的一項發明)是為何物;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就連散發和平主義手冊都會被扣上「叛國罪」。質言之,沒有兩百多年來前仆後繼、由下而上的爭權、維權運動,就沒有今天我們所理解並享有的言論自由權利;而且,靠不斷鬥爭所爭取而來的言論自由,必須時時刻刻努力維持,否則就有著隨時被收回、被限縮的危險。假使言論自由果真是西方文明或文化的內在產物,那奴隸制、納粹的集中營、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濫用、對穆斯林的歧視,也同樣是西方文明或文化的內在產物?
事實上,在那些急忙表態、急於羞辱穆斯林的歐洲評論家之中,絕大多數平常根本就不是什麼「絕對的言論自由」的鬥士。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為了配合「文明衝突」的演出,歐洲議會竟然大言不慚地宣稱「絕對的言論自由」是所有歐洲人的基本堅持。這種說詞,看在某些真正主張「絕對的言論自由」的論者眼裡,簡直就是自欺欺人、不知所云。
在歐洲幾個較具政治影響力的國家,如德國、法國和英國,輿論界及知識份子向來對美國某些主張「接近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論者及其說法,持著保留的態度或甚至嗤之以鼻。沒錯,言論自由對於歐洲各國來說,確實是一項重要的基本自由;但另一方面,主張「接近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歐洲論者,實有如鳳毛麟角。丹麥,是個顯著的例外。但就英國、德國、法國乃至〈歐洲人權公約〉的相關條文而言,我們幾乎可以論斷:相當於「炸彈客穆罕默德」的仇恨言論,實處於法律邊緣的灰色地帶,不僅有觸法之虞,而且就算真被起訴、被定罪,也稱不上是什麼「牴觸歐洲文明或文化」的表現。
常識告訴我們,主張維護「言論自由作為基本權利」未必表示支持「仇恨言論的完全自由」。以筆者的了解,主張「仇恨言論的完全自由」者集中於美國東岸,其中又以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杭士基(Noam Chomsky)最為著名。但在歐洲思想界,則幾乎找不到這種立場的代表性人物,因為歐洲各界普遍認為這種美式立場太過天真。當然,拒絕接受「仇恨言論的完全自由」,並不表示反對「言論自由作為基本權利」。 2006年2月13日,英國哲學家歐妮爾(Onora O’Neill)在《衛報》為文指出:〈歐洲人權公約〉第10條對言論與表達自由的保障,並不是絕對的。該條文的第二部分強調:因為這些權利的行使須「伴隨義務與責任」,所以在「必要」時得立法加以限制,以保障其他重要的基本權利與公共旨趣,這包括「他人的名聲或權利」。在歐洲,歐妮爾的見解其實早已是ABC。那些放言高論「絕對的言論自由」的歐洲論者,又真會不知道嗎?
在法國與德國,針對仇恨言論或群體毀謗的相關立法早已行之有年。根據1972年7月1日修正通過的法國出版法,任何以特定種族、民族、宗教群體及其成員為對象,煽動歧視、仇恨、暴力或進行毀謗,都在該法的禁止範圍內──無論煽動者或毀謗者的意圖何在。1975年,一位期刊編輯僅因為寫出「採用外來移工不利於法國經濟」的觀點,便遭到起訴,並被定罪。
與法國相較,德國的相關規定更為嚴苛。根據德國刑法第130條,凡是傷及社群尊嚴的仇恨、嘲諷或詆毀言論,只要有破壞和平之虞,都在禁止之列。此法的保障對象除了種族與族群外,也包括宗教社群與文化結社──穆斯林作為宗教社群當然也在保障之列。德國之所以禁止「否認大屠殺」的言論,背後的最主要理由即在於保障猶太社群免受仇恨言論的攻擊。從維護言論自由的角度來看,法國與德國的這些法律似乎太過嚴苛;這些法律要是出現在今日美國,幾乎肯定會被美國最高法院判決違憲。但重點在於:不論這些峻法的好壞或對錯,只要其繼續存在於法典之中,法國和德國各界就沒有正當理由以「接近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為名,一口咬定「炸彈客穆罕默德」這類言論沒有觸法之虞。而歐洲議會,當然也沒有正當理由高談什麼「絕對的言論自由」。
當一些歐洲論者自以為是地隨著「文明衝突」起舞,大言不慚地以「絕對的言論自由」羞辱穆斯林的「落後」,他們所暴露出的不外乎是種族主義、文化傲慢、政治道德的墮落與極度偽善。
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
在丹麥漫畫事件中,英國只有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報轉載了漫畫(各刊出一則);其中一個是卡地夫大學的學生報紙,刊出漫畫後遭到強烈抗議而急忙把刊物收回,並公開道歉。有意思的是,英國媒體不但清一色拒絕轉載漫畫,就連言論的口徑也頗為一致。他們強調媒體必須自律、必須有社會責任感,並反對英國政府加強言論管制。除了批評丹麥漫畫煽動仇恨外,他們亦指陳言論與新聞自由的高度重要性。
英國不是極權國家,所以當英國媒體(包括狗仔媒體在內)出現這種相當一致的反應時,難免讓人十分好奇。一個看法是:英國打了伊拉克,又發生倫敦爆炸案,使得社會各界非常重視穆斯林移民社群的感受,並致力於降低敵意。這種說法似乎頗為可信,但這次英國媒體的「紀律嚴明」或許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
就在丹麥漫畫事件鬧得如火如荼的同時,英國國會修正通過了一項〈種族與宗教仇恨法案〉,用來填補1976制訂之〈種族關係法案〉中存在的漏洞。前面提到,法國與德國的相關法令除了保障種族與族群外,也明文保障所有宗教社群。但英國的〈種族關係法案〉卻並未把宗教團體列入,因此無法適用於近年來最受仇恨言論所苦的穆斯林社群。有趣的是,雖然法國和德國早就有了可以用來保障穆斯林的反仇恨法條,但卻似乎不想用以保護穆斯林;而布萊爾政府求之不得的正是法國和德國的那種峻法,以便嚇阻、懲罰「擺明了就是在污辱」穆斯林的仇恨言論。
按照布萊爾政府所提出的草案,無論種族或宗教仇恨言論者的意圖為何,也不管這些言論的直接後果為何,只要是「鹵莽的、不負責任的」(reckless),都有可能被起訴、被定罪。這個草案的基本精神與德國法國的峻法並無二致。套用工黨領袖慣用的術語,就是「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你要是講不負責任的話,言論自由權利就有可能不存在。
過去,英國政府從不怯於動用〈種族關係法案〉起訴種族仇恨言論;而種族與宗教仇恨草案的目的,正在於進一步加強英國政府管制仇恨言論的力道。在英國,這類法律最主要的預期作用在於「嚇阻」。為了嚇阻,必須殺雞儆猴,不能放著法律不用。
除了新法西斯團體外,新聞媒體當然也是英國政府想要嚇阻的主要對象。而以工黨政府的作風,要是哪家媒體因刊登了丹麥漫畫而引起喧然大波,確實不無可能變成眼中釘,或甚至成為起訴的對象。再者,英國媒體並不希望看到布萊爾政府的草案以其原有面貌通過,因此擔心要是不慎闖禍,就有可能使國會最終通過該一峻法。這個重要因素,似乎也部分說明了為什麼英國媒體在漫畫事件中,表現出相當程度的自我節制。
〈種族與宗教仇恨法案〉直到2006年2月才告塵埃落定。布萊爾政府的草案闖關不成,遭到了否決,最後通過的是英國國會幾度修正後的版本。雖然這一版本同樣將宗教社群納入適法對象,但是明訂唯有「意圖」明確的仇恨言論才得以被定罪。相較於草案以及先前的〈種族關係法案〉,這個〈種族與宗教仇恨法案〉終於清楚地將「意圖」列為定罪的必要條件。就此而言,該法稱得上是言論自由權在英國的一次勝利。
儘管如此,英國政府卻還是可以動用〈種族與宗教仇恨法案〉起訴「炸彈客穆罕默德」這類仇恨言論。在英國,被告者須承擔相當程度的舉證責任。因此,〈種族與宗教仇恨法案〉的「意圖」條款,充其量只略為增加英國政府的不便而已。在可預見的未來,英國政府可能會繼續加強其嚇阻戰略的力道──尤其針對仇視穆斯林的言論。
2007-12-20 09:21:58
CNN評 東京好色 首爾懶 台北是貪吃之都
2011年5月4日 蘋果日報
【施春美、陳如嬌、陳家齊╱綜合報導】《聖經》中有七種罪,CNN新推出的旅遊休閒網站「CNNGO」昨據此列出七個可讓你犯下七種罪的亞洲城市,東京為「迷色」之都,首爾為「懶惰」之都,台北也被列為「貪吃」之都。台北市民認為北市處處有便宜的小吃攤,應是美食天堂而非貪吃之都。北市市場處官員也指樂見北市以美食吸引旅客來台觀光。
昨CNNGO網站列出七個亞洲城市及相關的七種罪:台北貪吃、南韓首爾懶惰、菲律賓馬尼拉驕傲、中國深圳貪婪、日本東京迷色、印度新德里嫉妒、北韓平壤憤怒。
該網站的文章指出,台北市號稱有十八條滿是小吃攤的夜市美食街,到處都是臭豆腐的味道,「每道小吃只要一到兩美元(約二十九到五十八元台幣),怎能讓人不貪吃?」首爾的南韓人則是被網路遊戲黏在椅子上,榮登最懶惰的城市。
另外,東京被評為最讓人迷色的城市,因為這個擁有超級色情產業的大都會,從色情漫畫、AV女優到銀座街頭一間間的「風俗店」(色情行業)。從虛擬到實體,東京絕對可以滿足你任何的情色需求。
北市饒河街夜市「福州世祖胡椒餅」老闆吳玉成昨說,貪吃太誇張了,北市到處有夜市,吃得很便利,該稱讚才是。台北市民潘若德說,北市處處是小吃攤,價格又便宜,晚上肚子餓,不愁無處買消夜,應是「美食天堂」非「貪吃之都」。北市市場處長丁若亭說,北市府樂見以美食吸引觀光客來台旅遊。
台北被列為貪吃之都,美食家韓良露昨對此一笑置之。她說,英、德、美國等盎格魯薩克遜民族不重飲食文化,像台北、義大利、法國等重視飲食文化的國度處處可見小吃攤,「飲食是歡愉的來源,應多元化、分量少,才能充分享受。」
來台北旅遊的東京人村上先生說,東京隨處可買A片,Love Hotel(愛情賓館)也很多,「這城市有情色,卻沒有伴隨而來的犯罪。不管東京或台灣男,誰不愛看A片?」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宗教系訪問學人、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前教授游謙認為,CNN以《聖經》上的七種罪描述亞洲七個城市,確實有趣,但也凸顯西方對東方文化認識太粗淺,不了解七個城市的發展來由。
他分析:華人飲食文化多元,人們藉飲食聯絡情感;日本性產業過於氾濫,確實予人淫慾之感;「我曾有女性友人單獨出遊日本,被日本男性誤以為援交妹,頗感不舒服。」
2011-05-04 08:42:54
阿楨
西方主義:敵人眼中的西方 (博雅書屋 2010)

  內容簡介
  讀過薩伊德的經典之作《東方主義》,不可不讀《西方主義》
  自從西方勢力擴張以來,非西方地區就開始醞釀一種反西方或仇恨西方的「西方主義」,最典型的即為九一一恐怖攻擊。
  西方主義像是個簡化論,它的偏執只是把東方主義者的觀點完全顛倒過來,發展至今,其影響之深已遠甚於東方主義。西方主義者所想像、妖魔化的西方社會或文明是:沒有靈魂、墮落、聚斂錢財、無信仰、冷漠無情、傲慢、唯物主義、機械性和無根的世界主義。在此論述下,西方自然是邪惡的,「我們」則是聖潔的,為了保衛聖潔的我們,必須阻擋西方,甚至摧毀西方。這種反西方的偏執之路,有著長久的歷史,令人訝異的是,它不是源自伊斯蘭教或東方思想,實際上,它根源於西方。從十九世紀的德國和俄國,到二十世紀的日本、中國、東南亞和中東等地,作者追蹤西方主義的起源與傳播,是極富啟發性的作品。
  作者簡介
  伊恩.布魯瑪 Ian Buruma 生於荷蘭,於萊頓大學(Leyden University)研究中國與日本文學,在東京的日本大學藝學部(Nihon University College of Art)學電影,在日本居住了七年。曾任《遠東經濟評論》派駐香港的記者、為倫敦《旁觀者》雜誌工作,以及為《紐約書評》定期撰稿,是知名評論家。著作《伏爾泰的椰子》和《西方主義》,曾分別入圍1999和2005年的歐威爾獎(Orwell prize)最後決選書。現為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的人權學教授,出版過多本日本主題的書,如《鏡像下的日本人》。其他著作有:《罪惡的代價》、《阿姆斯特丹的謀殺:電影人梵古之死與寬容的限制》等。
  阿維賽.馬格利特 Avishai Margalit 普林斯頓的喬治凱南高等研究院教授,以及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哲學名譽教授。猶太的政治哲學家、著名倫理學家,著有《記憶的倫理》(The Ethics of Memory)、《正派社會》(The Decent Society)、《偶像崇拜》(Idolatry)等。
  目錄
書評
第一章 對西方的戰爭
第二章 西方之城
第三章 英雄與商人
第四章 西方的精神
第五章 上帝的憤怒
第六章 革命的種子

另參本館:《東方主義》《東方主義與中國威脅論》《文明衝突》《今日的伊斯蘭》
2012-05-19 12: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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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翻譯:後現代、後殖民與解嚴以來的台灣文學
劉亮雅 中外文學 ; 34卷10期 (2006 / 03 / 01) , P61 - 84
  摘要
自一九八○年代中期以來,在台灣文學場域裡先是有後現代,接著則是後殖民引領風騷,兩者很長時間各擁一片天,彼此角力或合作,時而產生中間混雜地帶。參與後現代與後殖民熱潮者從學院裡的外文系、比較文學、中文系等科系學者,到新銳或重量級文學家、批評家,到主導文學風向的副刊、雜誌、期刊、出版社主編與編輯。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都來自西方,引進台灣必然涉及文化翻譯問題,以及它們與台灣既有的思想和傳統的連結關係。尤其後現代,甚至引發移植方式適切性的論辯,廣泛來說後者也屬翻譯問題。本文試圖對後現代與後殖民的翻譯效應做歷史脈絡式的研究,並探索此文化翻譯如何主導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兼及放到文化層面看待此文化翻譯。我將探討:翻譯的後現代與翻譯的後殖民涉及了哪些論戰、議題、效應和影響?兩者所激盪出的多元身分認同又包含哪些議題和交鋒?而媒體和出版生態在後現代與後殖民熱潮中扮演什麼角色?又如何影響了文學書寫?

機會主義的經典人物陳芳明 by古遠清 (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

曾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陳芳明,2011年11月2日在台北舉行他的新書《台灣新文學史》上下卷(聯經出版公司)發佈會,引來一片掌聲和罵聲。陳芳明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學者?
  吃國民黨「文藝營養品」長大
陳芳明在大學讀書時,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所舉辦的「戰鬥文藝營」的風頭人物。他的老師啞弦在事後回憶時,含蓄地指出陳芳明是吃過國民黨「文藝營養品」成長起來的文藝青年。正因為如此,他年輕時堅守一個中國原則,心儀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學,最瞧不起的是所謂台灣文學,認為吳濁流主辦的《台灣文藝》是如此「瘦脊」和粗糙,遠遠比不上中國30年代文藝。基於對「台灣無文」的偏見,他對充滿中國意識的餘光中詩作高度迷戀,以至成了餘光中的「護院武師」和頭號餘光中研究專家。
1974年9月,陳芳明到美國華盛頓大學求學時,給自己定位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大中國沙文主義者」。這可從他1971年參加《龍族》詩社及由他起草的《新的一代新的精神》可看出,陳芳明所崇尚的是地道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
  高戰鬥性高焦慮性的台灣意識論者
正是這樣一位才華橫溢、批評的解剖刀「特別銳利而且偏鋒」的詩評家,自從在美國讀了外國人柯喬志宣揚台獨的書《被出賣的台灣》,和通過秘密通道結識了海外台獨精神領袖彭明敏,
2017-04-08 18: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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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1980年8月至1984年春以「放棄學位,放棄友誼,放棄國家」的代價加入許信良在美國辦的台獨雜誌《美麗島週報》陣營後,便迎來了生命中一場淒厲粗暴的大雪,由此告別長江黃河,改弦易轍從「文學評論」、「歷史重建」、「時事月旦」、「詩文創作」四路夾攻,以論戰的方式,並以從事歷史研究為名和超過百萬字的政論宣揚台獨的理論主張,大肆鼓吹台灣文學的獨立性,還由此剔除「餘光中情結」,並寄了一封「絕交書」給余氏,以至成了「高戰鬥性、高焦慮性的台灣意識論者」。
……..
  被自己的台獨戰友譏之為變色龍
………
  一種弔詭現象
……..
台灣戰後「轉折而多變」的特質,足以在對台灣文學的建構有重要貢獻的陳芳明的身上找到縮影。「也由於陳芳明個人相當完整而特殊的際遇,我甚至認為有必要更大膽地進一步預設:掌握了陳芳明各個時期的起承轉合,就能抓住戰後台灣社會的變遷脈動,特別是知識份子的浮游心影。」「是的,尤其台灣意識不明、國族認同不確定之下,陳芳明應該會是個『經典人物』」。

掙不脫學術依賴,文學史永無出路!

  評邱貴芬〈從戰後女作家的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
邱貴芬開頭第一句就令人哭笑不得:『許久以來,一部完整無瑕底台灣文學史的出現,是台灣知識份子共同的願望。』
  試問什麼叫做「完整無瑕底台灣文學史」?有哪一部歷史可以用「完整無瑕」來形容?難道邱貴芬對歷史的認知竟是如此天真到幾近無知的地步?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任何一個歷史系的大學生都可以指出此言之虛妄,我可以立刻在此保證:這樣一部「完整無瑕」的台灣文學史永遠不會出現。
  ………..

周寧:另一種東方主義:超越後殖民主義文化批判

摘要:西方文化傳統中,有兩種“東方主義”,一種是否定的、意識形態性的東方主義,另一種是肯定的、烏托邦式的東方主義。 前者構築低劣、被動、墮落、邪惡的東方形象,成為西方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一種“精心謀劃”;後者卻將東方理想化為幸福與智慧的樂園,成為超越與批判不同時代西方社會意識形態的烏托邦。 後殖民主義文化批判只關注否定的、意識形態性的東方主義,遮蔽了另一種東方主義。 肯定的、烏托邦式的東方主義,在西方文化中歷史更悠久、影響更深遠,涉及的地域也更為廣泛。 它所表現的西方世界觀念中特有的開放與包容性、正義與超越、自我懷疑與自我批判的精神,是西方文化創造性的生機所在,也是我們在現代化語境中真正值得反思借鑒的內容。
2017-04-08 18: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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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文學專題
台灣的後現代主義研究史及其「再問題化」

後殖民表示著殖民的終結或者再延續,終結的是政治上的,然而文化、經濟是無法完全根除的,只能再延續,而後現代這樣的文化情境,正是後殖民情境中無法根除的文化現象,所謂的後現代,也不表示是現代的終結,而是將現代導向一種不確定的不確定性之中對現代進行抵抗,可說是現代的延續,而非終結。
  誠如廖炳惠的觀察台灣的後殖民和後現代都不是純粹的,這其中當然有複雜的歷史因素,使得台灣的後殖民和後現代形成一種難以區別的狀況,陳芳明認為,後現代文學一詞並無法概括八○年代以後發展出來的台灣文學,他認為,要討論今天文學的多元化現象,必須把文學作品放在台灣社會的脈絡中來閱讀。陳芳明將台灣的文學放入台灣殖民史的角度來觀察,認為台灣的文學應該是殖民文學,因此,他認為八○年代後的文學盛況,很難定位為後現代性格,所以他以後殖民文學來概括八○年代台灣文學百花盛放的現象。而劉亮雅則認為後現代及後殖民都是被譯介入台灣,本來並不屬於台灣的,而劉小新引用伊果頓《後現代主義的幻象》中對後現代主義所提出的重要疑問—後現代主義對快感、碎片、身體、無意識和大眾化的關注究竟能否指出一種新的政治前途?
  如果後現代是具有政治意涵的,那是否可以概括八○年代後期勃興的眷村文學、原住民文學、環保文學、同志文學這些多元多種多樣的台灣文學呢?這真是個大哉問,現實的情況就是,台灣曾經是被殖民的國家,這是怎樣也無法抹滅的符號,這樣的殖民不侷限於政治上的殖民,而在經濟、文化方面也宰制了台灣,這其中牽涉了意識型態的變造與馴化,知識的生產與文化再製也與殖民息息相關,就連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奠基之作《東方主義》亦是吸收了西方的文化養份的東方的邊緣知識份子薩伊德寫出來的,東方的知識份子能夠不靠西方的文化或是其它的支持而創造出一個新的理論嗎?並且被西方認可嗎?如果薩伊德的理論不是被西方鑑定過,並認可的,會有可能只靠邊緣如薩伊德這樣的知識份子就可以迅速傳播第三世界嗎?
  後殖民社會有一個重要的特色就創新、重建,但也有對於創新、重建可能失敗的焦慮與恐懼,也就是說獨立的期望同時也是一種沉重的歷史重擔。為了抗拒遺忘,所以就產生重建記憶的書寫,像是新歷史主義的大行其道會不會是為了遺忘或是抵抗過去而書寫的呢?
2017-04-08 22: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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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台灣異於西方沒有被殖民過的現代社會所產生的「後現代」情調所最大的不同之處,但值得注意的是,後殖民的興起很大的一方面在於解構霸權,從邊緣出發,去中心,所以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即使國家內部本身未被其它強權殖民過,但是其內部還是會有強權/弱權之間的內部歧異,譬如黑人與白人之間不對等的權力便會引發推翻霸權的邊緣聲浪,推翻之後的重建新的黑人秩序和曾被殖民的國家所面對的不正是相同的問題?我的疑惑是會不會其實西方也沒有真的純粹的後現代,其中也挾雜了後殖民的成份?而後現代或是後殖民這樣的問題,其實不是曾被殖民國的國家所專屬的呢?
  〈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課程報告
授課老師:陳建忠 教授
報告者:白依璇
  ●題解
廖炳惠一文,主要是指出台灣文學有過度在意「後現代」還是「後殖民」的傾向,於是他由西方理論脈絡切入,認為「後現代」的理論框架,其實並未有一定的定義,因此我們不必有在「後殖民社會」中談「後現代」去中心的焦慮,而廖文本身亦有傾向「後殖民」的意味,只是如何開闊地看待台灣文學中「後現代」,是他更急欲解決的,換言之,包含多元文化的多中心,則是他所期望的願景。
  ●摘要
※ 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後,多元文化活絡,使用理論亦多元生發,然而在此過程當中,理論的詮釋、爭奪與使用,也就是形成發聲權力的競逐。
※ 這十年間來,以「後現代」傳播最為明顯。
※ 一個後現代主義生成的後蔣時代:八○年代末期,後現代在台灣走紅。
※ 進入八、九○年代,「後現代」受到「後後現代」、「酷兒理論」、「後殖民理論」及「後李登輝時代」的挑戰,而逐漸式微。
  ※ 在上述的背景框架下,論者提出五個問題:(頁四四─四五)
(一) 何以有人會認為「後現代主義」不再適用於環球與本土之文化評論中?
(二) 台灣是否屬於後殖民情景?
(三) 必須揚棄後現代,才能談後殖民的問題嗎?
(四) 有可能重建後現代之批評譜系,以便彌補種族中心論及認知條件之局限?
(五) 如果當前歐美的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均不確切,無法具體描述台灣社會,這兩種思考方式,能提供什麼借鏡?
  ※ 多個後現代主義者,被互相指涉的狀況:如詹明信、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布希亞(Baudrillard)或哈伯瑪斯(Habermas)的學說。
2017-04-08 22: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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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代初期,許多論者指出後現代趨於疲乏,例如:諾貝爾文學獎帕茲(Octavio Paz)認為:「把目前的景況稱做『後現代』,還是依照現代定位;這樣就是掉進直線狀時間的陷阱,而這卻是我們已經擺脫的敘述形態。(轉引自頁八六)」等諸如此類的反思,在國外有多位學者提出。
  ※ 以台灣文學、文化作為切入點:陳芳明認為八○年代台灣才進入後殖民時期。廖炳惠指出自己有條件贊同,因為陳的主要批評對象是去主體中心的運動,他並未完全否定後現代主義的流動變異性及其美、法社會內外的詮釋空間。
  ※ 陳芳明的脈絡為:後殖民主義強調文化主體之重建,透過敘事去記憶、架構本土歷史,不容後現代主義加於此,乃至於造成涵納及淹沒的可能。
  ※ 廖炳惠的回應為:陳芳明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台灣某種後現代主義的版本,簡化、去歷史脈絡的後現代通俗版。論者更進一步地認為,這種見解暗示了對於歐美歷史座標的批評,因為國內文化人士大多移植於此(即:美國,甚至中國),忽略了本土內外的殖民發展情境。
  ※ 廖炳惠再提問:「後殖民」是否也以歐美特定歷史為其座標?而且與新殖民主義(或文化帝國主義)產生錯綜的共謀與對話關係?台灣的「後殖民」情況能與印度、非洲、南亞、中南美洲的後殖民經驗相提並論嗎?如此一來,後現代主義的晚近發展是否可提供出路或至少某種程度的再思索?或者,換另一種方式來說,若台灣既不能用後現代也無法用後殖民的架構去適當描述,那麼我們如何對待這兩種理論陣營不斷修正的做法,勢必將揚棄,另起爐灶?或以寄居、挪用的方式,與之對質?並把「翻譯的後現代性」(translated postmodernity)此一未完成的計劃,針對翻譯於不同語文社群中的番易、變動,重新發明其文化對應物之政治意涵,再深入探討?(頁四八─四九)
  ※ 台灣後殖民情境的多重曖昧性:在「祖國」被視為漢奸,又有時也藉著「日本人」的名義通商,以獲得較大的利益。其次,台灣一直被視為邊陲位置,從清廷割讓到國民黨撤退來台,都是如此的,吳濁流《南京雜感》及其小說《亞細亞的孤兒》都表現了多重流離的失落感。
  ※ 孤兒意識的再延續:一九四七、一九七一年又更加複雜,二二八及退出聯合國是台灣邁向後殖民史的兩大障礙,加上政權不斷造成內部殖民的問題,使得台灣市民社會和公共文化的萎縮。
2017-04-08 22: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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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上述狀況,在某特種特定範圍內,某些作家專注於修辭取巧、文類交混以及無法決定性別與國族認同等流動投機的面向上,去敘述眷村族群、政客言行、情色主體、書寫景觀、後設語言等片面真理,這也是陳芳明的批評對象。
  ※ 廖文指出了另一種面向的思考:一九四五年後,台灣未能真正進入後殖民,而後現代成為一種替換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面,台灣對於後現代的吸收與扭曲,基本上和殖民和後殖民是密切相關的。
  ※ 論者認為以台灣的狀況來說,「不同之現代性」可能更適用,這是為了凸顯出台灣各族群之間的差異,以展示台灣多元文化的圖像。
  ※ 日治時期,台灣留學生、藝術家、文化人士等東京等地旅遊,接觸到各地的中國現代經驗,以翻譯、挪用的方式,帶動台灣公共文化的發展。文化人士(如:吳濁流、江文也、劉錦堂等)的往返之間,構成台灣後現代、後殖民的前導,論者認為這部份可再深入討論。
  ※ 晚近學者提出「抗衡現代性」(counter modernity)及「多重現代情景」(multiple modernities)都可讓我們重新反省台灣的現代、後現代及後殖民經驗,並可延伸到其他地區的華人社群。
  ● 延伸思考:
(一) 就廖文的思考方式,我們會發現廖炳惠認為台灣沒有純粹的後現代主義,而是後現代和後殖民交混的狀況。置入台灣文學的立場來說,台灣文學之中有後現代主義的體,卻只得其體而不得其魂。或是,換一種問法來看待此問題,為何台灣不能有魂體兼之的後現代主義文學,是應該第三世界的身份問題,還是另有它因。
(二) 若如廖炳惠關心的視角切入,後現代和後殖民都必然考慮到現代性的問題。那麼,分開討論了話,在台灣語境下,什麼是後現代的現代性問題,什麼又是後殖民的現代性問題。兩者之間,又如何交混出當前台灣文學中的現代性問題。
(三) 從廖文的行文脈絡看來,台灣政治語境亦被他置入在現代性問題,亦及民主化過程被視為現代化的一環(或者,可以試著討論廖文為何要把政治納入考量)。由此,生成的論點是台灣其實是後殖民社會,但他對於後現代文學有相當包容。換句話說,台灣文學在他的論述下,應採取後殖民式的解讀路徑。那麼,要是我們要用後現代來詮釋台灣文學的後現代主義文學,如此研究將把台灣帶向何處?那麼,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顯然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2017-04-08 22:58:10
圖博館
台灣究竟獨或統,一直以來都是大家爭論不休的點,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中將陳芳明與陳映真關於後現代與後殖民之間認定的差異做了一個明確的解說,陳芳明將台灣新文學史上的分期作以下分隔:日治時期是殖民階段;光復後稱作再殖民時期;而解嚴後則是所謂的後殖民時期,再者,他認為後現代主義是舶來品,不適合解釋台灣的文學現況,只有後殖民才是台灣本土產物。關於這點,劉亮雅認為陳芳明沒有明確分開文化與政治上的後殖民。
  對於統派的人(諸如陳映真、呂正惠)而言,不認同陳芳明的說法。站在左翼統派的觀點,台灣文學分為諸多面向,實可視為後現代而非後殖民。對於國族上的認同差異度,自此可見。廖炳惠站在較中立的角度,融合雙陳觀點,明確點出認同中國的人自從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是後殖民;而本土派以1987年解嚴開始視為後殖民階段。廖炳惠提出較有見地的是在眾多討論中,大家忽略了原住民這一環。
  總的來說,劉亮雅追隨廖炳惠說法,採取較中立的態度;後殖民主義有著本土反抗精神,其論文以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就已經有後殖民主義,而後現代主義雖然是舶來品,在台灣有被誤用的情況,但是卻也挑戰著戒嚴體制的一元化為論述基準。
……….
  越談不清楚的問題越多人參與談論,對我來說,上次的混戰發生在王文興,而這次發生在後現代的討論又更為混亂。
  關於臺灣文學中後現代主義的內涵,每一個評論者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路脈絡,或有人相信臺灣已臻於後工業及高度資本主義化社會,將後現代在臺灣的發生及發展視為理所當然者,如:羅青;也有人認為臺灣的後現代主義因歷史背景與後殖民主義緊密糾葛,如:陳芳明、劉亮雅等,不過更為有趣卻不免令人眼花撩亂的是,即便是這些論者雖然都同意臺灣的後殖民與後現代之間具有複雜關係,但兩者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大家仍是各有見解,而這些見解有時還無可避免地挑釁了相同立場戰友們的論述。
  不過這些同中有異的現象出現倒是一點也不奇怪,畢竟不論是後現代主或是後殖民,在概念上都是舶來品,就算與臺灣的歷史背景或社會實況都能產生或多或小的肆應關係,但他們的原初概念多半都是引介而不是發自臺灣本身的,當然也就無可避免地產生了許多論者所提及的「翻譯」問題。但事實上,「翻譯」即「再造」,原本不屬於臺灣社會脈絡的概念在引介的同時必然與原初產生差異。
2017-04-08 22:58:57
圖博館
就認識論而言,為了使讀者了解這些外來的概念,譯者必須從自身的社會脈絡中找尋恰當的服膺物件,才能透過物件媒介使讀者對其所欲引介的想法有所想像及理解,因此,某程度來說翻譯是另一種創造,而讀者其實接收的是帶有相當翻譯者色彩的再現。這種情況或許可以用來說明現階段臺灣文學中,關於後現代的眾說紛紜,論者為了向讀者說明所謂的「後現代」,因此從「所身處的社會脈絡中」搜尋適合的解釋,論者當然無法跳脫自身經歷,也就無怪乎,羅青以為臺灣的經濟環境足以發展後現代,而陳芳明、劉亮雅、廖炳惠、廖咸浩等也各自演繹了後現代與後殖民之間的關係。
  更穿鑿附會地來說,這樣的翻譯現象某種程度上也算是演繹了臺灣的後現代及後殖民:論者在跨界接收外來概念的同時,臺灣的後現代及後殖民並未全然地嫁接理念原型,透過翻譯,論述(有意或無意地)偏離了原型中心;同樣地,透過翻譯,論述(有意或無意地)建構出更適合用於解釋臺灣的理論主體。然而,或許是因為論述的時間不夠充裕,即便參與的論述量極大,但是缺乏了時間的沉澱,許多討論仍就擺盪不明。當然也可能不是時間長短的緣故,很有可能不論花上多久的時間,理論只會更加繁雜而不是沉澱,畢竟臺灣社會結構在短時間之內快速更迭,擁有繁複的政治、經濟、族群等異質性,致使不同的論者將對後現代及後殖民進行不同的解釋,在去除理論原型的同時建構出不同的論述途徑,然後大夥將永遠離同一個討論平台越來越遠,這也無怪乎現今從理論到作品,各自展演出了絢爛多樣的景緻,但在他們之間對話的可能性似乎又不如各說各話,即便是最為明顯的諧擬、戲仿也未必提供了原典開口的機會,而這樣的情況,臺灣的後現代主義尤其如此。
  究竟何時可以結束這一場混戰呢?還是混亂(駁雜?!)就是後現代該有的樣子?(其實我比較想打句點。)
http://tai.tl.nthu.edu.tw/stu/viewtopic.php?CID=26&Topic_ID=19
2017-04-08 22:59:35
春藥哪裡買
2020-01-10 01:08:18
是 (若未登入"個人新聞台帳號"則看不到回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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