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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06 15:51:05| 人氣2,014|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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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凳上的書簡》—— 攜觀眾一起尋找出路

 

越洋觀賞何應豐的作品,確實很奇妙。問及一些台北觀眾朋友,他們頗欣賞導演的手法,好奇也驚喜。對非故事敘事方式,一時有很多想像,在置滿符號的劇場空間,觀眾能看到的必然是超越了與作品對應的哈維爾《獄中書》的涵,而與當下對應的又不只是政治上的,更多是指涉人與人之間的愛。何應豐從香港帶着他及梵谷合編的《空凳上的書簡》到台北,並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邀請合作演出似乎也有一種如同演出內單向收信的女者一樣,從被書寫(觀看)的身份轉化為行動者,尋找出路的渴望,嘗試與台北觀眾交流,一起創造作品。

 

對看慣何應豐作品的我而言,《空》形式上沒甚驚喜,或者比他以前的作品,沒有很多打破劇場形式的欲望及舉動,導演一直以來挑釁及質疑觀眾位置的行徑大為褪色,除了「她」(梁菲倚)最後問觀眾在看什麼外,其對劇場燥動不已的形象減弱不少。但也因此少了一份抗拒觀眾的感覺,少了那份從前不需要觀眾讀懂演出的高傲,或不斷質問觀眾為什麼不更投入更用力去觀看他的作品的燥動。取而代之的是,導演在演出初始便坐到台前,向不認識他的台灣觀眾解,他渴望的劇場是述生命的場域,故向每位觀眾分派一封從《獄中書》中節錄出來的信件,請觀眾讀後再自行放回台上重要的道具行李箱。演出時演者不斷提起放下的行李箱便變得異常地具有重量,觀眾不單理性上知道它載有信件,更因閱讀而了解內容,如此演者像是帶起觀眾一部分的情緒走到演出之中。經過十三封信構成的分場,到了結尾,演者又邀請其中一位觀眾走到台上,讀出第十四封信,觀眾讀信的聲音成為了演出部分,讀出一份唯世獨立,才能盛載愛的重量的寄望。當然這也是莫比斯的風格,他們總給人一種很重視觀眾的形象,像今次一樣讓觀眾真實地參與其中,包括行動上與心靈上的。比對何應豐去年在大劇院上演的《大鬧天宮》,縱然場上有關富士康女工的象徵俯拾皆是,但那種僅見符號不見脈絡的編排,演者各自發功沒多交流的演繹,着實把觀眾拋離於劇場之外。當我環視觀眾席,看到多少橫臥倒頭,便暗叫悲哀。

 

《空》依然充斥了大量需要觀眾自行解讀的符號,除了與主題有關外,帽子與燈,閉路電視與衣櫃,空凳與台中央的一盤沙,或者觀眾可在感性上將之連繫,但這些道具最終只是擺設,演出甚少令它們有所轉化,如閉路電視永遠只是指涉外在世界的一件象徵物,從來不是劇場內的一部分。且五位演者前半部也是各自演繹,沒有特定焦點,觀眾需要不斷觀察整個劇場,自行欣賞散落四周的演者。在本質上沒有故事性關連的十四封信(分場)內,觀眾可感受到的只是從被囚男人送來的信,及女者從中回應不同的情緒,以致整個演出在內容及結構上沒有任何延伸或進展,而只是十四片漣漪,供人自行處理。然而因在地方不大的小劇場內,這種散焦方式還未致令觀眾失焦,觀眾可迅速察看大部分的細節,加上五位演者的能量澎湃,配合上述觀眾參與演出的部分,劇場洋溢着由導演、演者、觀眾共同構成的和諧感。演者把抽象的容,以高度凝煉的肢體及聲音演繹出來,觀眾也默默的,聚神細賞,縱然在無固定焦點的場有時會迷失,但整體氣氛是觀者演者融和,一起鑽進未有形狀的思緒之。這樣的觀賞經驗不常有。

 

正因為文本散焦而沒多脈絡,作品的構成及延續責任便全在演者身上,致五位演者更是全情展示能量。在梁菲倚與陳柏廷入神地對話之間,舞者蘇淑跳起一斷內心的掙扎,黃子翎則在一旁盡吃,無聊地等待無聊的再來,而張藝生則在場內拋擲石頭,時而狂舞,靈魂掙脫被囚玉身來探頭省察的形象很突出,從整體氛圍上他才是劇場能量的核心,一個靜止,一陣狂笑,牽引其他演者甚至觀眾。值得一提,何應豐過往的演出很多時要演者抽離,變回演者自己,以「我」的身份叩問觀眾幾許,卻時常因為之前的演者對他與我的轉換拿捏不準,減弱了叩問力量。然而今次演繹回應信件的「她」的梁菲倚,卻嘗試演出「她」之餘,更在自身與「她」之間再舖陳一個作為演者,與她感同身受的「我」,令我在演出上具體地見到梁菲倚本人省察着這個演者角色「我」,再以溫柔的距離回望「她」,乃至哈維爾的前妻奧爾嘉。當她問及觀眾的身份時,幾重層次同時並置,交融,着實精彩。

 

 

觀賞場次2013111  730pm台北師範知音劇場

 

文章已刊於《Art Plus》12月

台長: 肥力 feli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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