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家為石岡九房村（厝）的望族，黃家先祖生元公在清乾隆時期隨父親渡海來台，生有五男五女。這五個兒子的名字的第三個字分別以榮、華、富、貴、全命名，為五大房，於是稱為黃五常派。五大房的演字輩，以及士字輩的子孫，有多人留學同志社，動機緣由大致呈現以下的樣貌發展。
黃家子弟中首推同志社之門的是一房的黃演淮，長老教中學在學中的他，根據筆者合理的推斷，不僅是受到畢業自同志社的長中師長、學長的影響，另一方面他的堂哥四房的黃演烺，當時也在京都帝大攻讀博士學位，彼此有所照應下，因此選擇了京都，並且進入了與長中關係不錯的同志社中學。
屬於組合教派的同志社，雖然與長老教派的長老教中學派別不同，不過彼此親善的關係，台灣的南北兩個教會學校，都願意推薦學生前來就讀。至於神學院的部分，這二校有志神職的學生，則大多往東京的明治學院大學，或者是日本（基督團立）神學校及此校改制後的東京神學大學攻讀。同志社校友周再賜的哥哥，台人第一位留學日本的學生周福全即是一例，他在擔任台北大稻埕牧師的父親周耀彩的鼓勵下，1895年的12月赴日就讀於明治學院普通科，返台後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
黃演淮同中畢業（昭2，1927年）升入同志社專門學校高等商業部，再考入同志社大學法學部，畢業後（昭8，1933年）由偽滿政府的法政大學派往京都帝大研究所研究二年，著有《國際法概論》乙書。歷任東北長春法政大學教授、台中縣立民眾教育館館長、台中縣立圖書館館長、以及台中縣立家事職業學校校長。在大學的末幾年，他的弟弟演敏，也從長老教中學轉到同中就讀了兩年，演敏同中畢業後（昭8，1933年）考入滿洲醫科大學，後服務於該大學附屬醫院擔任內科醫師、歷任鐵路醫院的醫師、分院的院長。民國三十八年回台，在故鄉石岡開設博愛醫院。
同樣屬於一房的演馨、演舫兩個親兄弟，哥哥演馨由京都中學校轉入同志社中學，畢業後（昭6，1931年）考入同志社大學法學部，預科讀完後轉考立教大學經濟學部。立大畢業後曾在日本外務省服務，返台歷任華南銀行業務部調查科長、各分行經理、總行業務處長。歌喉相當不錯唱男高音他，受到學習音樂的堂嫂，即四房黃演燎（大阪帝大醫學博士，台灣大學醫院副院長）日藉夫人的影響，對於音樂頗有造詣。曾在台北參加了他的同鄉呂泉生籌組的「台北文化研究社」的合唱團，1949年加入的時候，也就是呂泉生發表膾炙人口的『杯底不可養金魚』的那一年。
至今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杯底不可養金魚』這首歌曲主要是闡示二二八事變之後，台灣居民應該不分本省、外省的地域觀念，有如喝酒「剖腹來相見」敞開心胸---豁潐啦！這般豪邁爽快才能彼此融合一起。
黃演舫公學校畢業，也循兄長的路線，負笈日本進入同志社中學，五年的學業修滿畢業後（昭9，1934年）返台。他曾擔任石岡庄役場的書記、九房厝部落會長、石岡鄉民代表、以及台中縣的第一屆參議員。
二房的黃演熾讀長老教中學後，晚他的堂哥演淮一年進入同志社中學，同中畢業（昭3，1928年）再入同志社專門學校高等商業部。大正十四年至昭和九年期間，他們九房村的黃氏就有五位的堂兄弟，在同志社的各個學校就讀。畢業後（昭6，1931年）學成歸國，黃演熾先在工商界發展創業，再參加台中縣議員的選舉，從第三屆蟬連至第七屆，在第七屆時並膺選為副議長，後又更上一層樓的以該選區最高票當選增額國大代表。
在『同志社政界校友』篇中，筆者曾介紹過蔡江寅與黃演熾兩位校友，以全票連袂當選過該縣的正、副議長，增添了一段同志社台灣校友的佳話。其實他們兩人分屬台中縣的紅、黑兩派，這是當時的統治者，為了制衡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的一種槓桿原理，所設計出來坐收漁翁之利的方法呢！雖然經由時任第一屆縣議員的蔡江寅提出質詢，一黨獨大的台灣各縣市政治生態，似乎都逃不了這種為求恐怖的平衡，讓上位者隔山觀虎鬥的畫面。
一房的演字輩，光復後曾任官派石岡第一屆鄉長的黃演懋，在日據時期他的兩個兒子也曾留學同志社。長子士章石岡國校畢業後留學於同志社中學，畢業後（昭18，1943年）返台曾任九房村村長，石岡鄉公所秘書十餘年，為家鄉服務貢獻不少。次子士丕也循兄長的升學管道，在昭和二十年（1945年）自同中畢業，光復後擔任富春國民學校的老師，將一生的青春奉獻於教育工作。
在校友會上，筆者見過相貌堂堂的黃演熾，與多位名重一時的校友，如監察委員的林亮雲、宗教界大老的陳溪圳、運動界大家的柯子彰…不分名望一同拿著歌譜，真誠的大聲唱著同志社的校歌，溫馨的畫面彷如回到學生時代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動！這種不為名譽、金錢所拘束的平等心，就如同許多台灣校友經常回憶起學生生活時所說的：「在同志社的校園裡，感覺不出與日本學生有什麼樣的差別。」原來『新島精神』陶冶了同志社的每一位學生，就是出了校門仍保有一貫自由、平等的思想的緣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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