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r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願你們每天都愉快地過著生活，不等到日子過去了才找出它們的可愛之點，也不要把所有合意的希望都放在未來。~居里夫人~

就大部分情況而言，我們的記憶功能已經游刃有餘。不過在犯罪或意外事件中，記憶突然變得重要起來，就連細微末節也得錙珠必較。暴徒是蓄鬍的，還是一點鬍渣都沒有？他是五呎八吋，還是五呎十一吋？當時是紅燈，還是綠燈？凱迪拉克的車闖過紅燈，是黃燈還是紅燈？這些在我們看來似乎不是那麼重要的細節，竟是左右民事或刑事案件的關鍵。

接著，我們發現一件謀殺或是車禍案件發生之際，實際經驗整個事件的人往往並非控方、辯方及審判者(法官與陪審團)，而吊詭的是決定真實為何的卻是這些實務工作者，更雪上加霜的是工作並非像打字這般簡單，原因在於人類能力有其極限，審判者沒辦法如漫畫中的哆啦a夢乘坐時光機到達案發現場，然後詳實記載下每一個細節。

於是我們可能宥於能力不足，無法找出真正的事實；甚至可能更糟糕地錯誤認定事實，最後就是造成真正該負擔民事或刑事責任者逍遙法外並連帶使無辜者平白成為代罪羔羊，淪為司法缺失下的祭品。接著我們將宣告司法正義已死，而正義女神也將如同失貞的皇后，任由人民輕視與糟蹋。

實際上為了發現真實，我們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實際經驗事件目擊證人上，但本書的作者卻要以一個心理學家的角度告訴我們這將充滿危險。作者稱之為「被記憶欺騙的目擊證人」，他寫道：「目擊證人的指認是對被告最殘忍的證據。當目擊者將手指指向被告說：『我親眼看到他做的。』那這案子可真如一位檢察官所講的，是『銅牆鐵壁，密不透風』。因為，目擊證人若絕對肯定他們所言屬實，我們怎能不相信他們在宣誓之下所作的證詞？畢竟，他們何必撒謊呢？」

「噢，就是這個字眼：撒謊。就是這個字眼讓我們偏離了理性的軌道。你要知道，將手指指向無辜被告的目擊證人，並不是一定在撒謊，因為他們的確相信自己的指證為真；他們眼前的那張臉，就是犯罪者的臉。無辜之人的臉，已經變成犯罪者的臉了。這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但我門的記憶確實可能產生天衣無縫的變化，而我們以為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我們全心全意相信的事情，不見得就是事實真正的過程。」

作者以「我們的記憶真的完好無缺嗎？」質疑向來美國實務上陪審團過度相信目擊證人的謬誤，她用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對陪審團而言，除了還冒著熱煙的手槍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事物比真正目擊案件過程之證人的言詞更加有力。」而「目擊證人的證詞之所以具有證據價值，是因為一般有個觀念，認為人類心靈是個精準記錄器和儲存槽。一般人堅信，我們的記憶其實被保存得完好無缺，我們的思維本質上是無法抹滅的，而且我們絕不可能真正遺忘對事件的印象。」

然而這是真的嗎？妳還記得昨天妳去了那裡？做了什麼？或許妳會回答我去過一家餐館吃飯，到公司上班後喝了一杯拿鐵，或是晚上和某某摯友去那裡看了電影等等，不過妳可以精準記得餐館老闆當天的穿著？到底有沒有蓄鬍？有多少人喝了拿鐵？有誰抱怨拿鐵不好喝？看電影時旁邊坐的人長什麼樣？幾點幾分時有人離座？

這種妳看來細到不行的瑣事竟然就是一件法律案件破案的關鍵，可是我們的記憶卻不是那樣捧場，不是遺忘，就是不敢肯定。作者下了另一個結論「真相就在記憶的褪色和扭曲中悄然流失」為什麼呢？她說：「人腦弄錯了細節，不是因為人類記性不好，而是人類記憶正常運作的結果。當我們嘗試記起某件事時，我們並不是將整個記憶原封不動地從『記憶區』裡取出來。那個記憶，事實上是從儲存的資訙片段重建起來的；其中的任何空隙，則下意識地以推理的資訙予以補滿。當所有的片段整合一個合理的整體之後，就成了我們所謂的記憶。」

看了這本書後我們發現原來真相是如此難尋？原來我們平常恨得牙癢癢的殺人兇手可能並非真兇？原來有那麼多因素可以讓被害人或是目擊證人作出錯誤指認？原來當正義女神在我們腳底號哭時，我們正沾沾自喜地以為我們破了大案？原來一切的真相可能都是捏造過的謊言？原來．．．．．．我們的憤怒手刃了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