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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辛亥革命先烈，为追求民主继续奋斗

【编者的话】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世界各地的华人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5月28日和29日，来自世界各地近50位中外人权民主活动人士和专家学者，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召开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与中国当代民主革命-纪念“六四”二十二周年》大型研讨会，探讨中国民主之路。这是一次中国民主革命力量的大聚会。

会议由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柏桥主持。在会上发表演讲的有：辛灏年、封从德、 熊焱、黄翔、赵岩、羊子、刘国凯、李大勇、易蓉、韩连潮、刘国华、郭保胜、 孙云、卞和祥、叶宁、李凤智、张凯臣、李勇、伍凡、Greg Autry、 John Kusumi、孔令熙、唐柏桥等知名人士，还有远道而来的缅甸民主勇士Tim Aye-Hardy和Nay Tin Myint。演讲的内容丰富多彩，我们将选登部分发言。

刘国凯：武昌起义革命志士的气魄光照中华

谢谢唐伯桥先生组织这场研讨会，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忱参与！我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表达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内心充满对民主革命先辈的缅怀和崇敬。

记得好像曾看到这样一个说法：辛亥革命的首役武昌起义，只是一场小小的兵变。对这种说法我完全不能赞同。兵变这个词在华语词汇中略涵贬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陈桥兵变”。公元959年，后周朝庭接到边报，说北汉联合契丹南侵。后周幼年皇帝的朝庭急招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迎敌。赵匡胤率兵出京城开封几十里到达陈桥驿，就授意军队哗变，把黄袍披在他身上，要他做皇帝。赵匡胤于是回师废周，建立宋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

我们细看历史，武昌起义从质来说，不是军队哗变。规模也不是小小的。武昌起义推翻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帝王政治，民国由此深入人心。政治质量意义非凡。武昌起义的得来也非常不易。那场胜利饱涵民主革命烈士的心力和鲜血。

1911年1月，同盟会谭人凤来武汉与共进会领导人孙武、胡锳等商讨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谭人凤生于1860年，时年已51岁，参加过镇南关起义。以这样的年纪还到处为革命奔走，真令人敬佩。胡锳1884年出生。虽只25岁，但已多次为革命入狱。先是由于创革命秘密团体“科学补习所”被捕过，后又因参加秘密革命组织“日知会”被捕。出狱后投新军第八镇工程兵八营当兵，在军队中做秘密发动工作。

他们商讨之后，未获明确结论，谭人凤回到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筹划武汉地区起义的计划又被提出。 1911年8月武汉地区两个最大的秘密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最终决定联合发动起义。这段期间四川保路运动激荡。 9月21日，清廷令武汉部分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此时武汉新军约七千余人，其中参加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和倾向革命的兵士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可见多年来革命志士在军队中发展的积极成果斐然。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有双方负责人和各标营代表六十余人参加的联合会议，议决了发动起义的计划。起义日期走为1911年10月6日(中秋节)。后起义日期又延至10月11日。

10月9日，孙武在共进会机关制造炸弹，不慎爆炸。巡捕闻声前往搜查，受伤的孙武等人虽迅速脱逃，但起义的文件、印信、旗帜等重要机密被搜走。清廷湖广总督立即下令全城戒严，按址搜查革命机关，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当日下午5时左右，在武昌起义总指挥部的蒋翊武、刘复基等起义领导人闻讯决定提前于当晚（10月9 日）十二时发动起义。但是傍晚总指挥部被清廷军警包围，刘复基等被捕，提前起义计划未能及时传达。 10月10 日晨，清廷立即杀害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革命党人。消息传开，许多革命党人和发动起来的新军兵士自忖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拚死求生。当晚七时许，新军工程第八营二排长陶启胜（忠于清廷者）发现属下一名班长金光龙（秘密革命党人）荷枪实弹，这是军队规则不允许的，便非常怀疑，要缴他的枪。金光龙在跟陶启胜等的搏斗中大叫“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一位名叫程定国的秘密革命党人决然响应。开枪射击，打伤陶启胜等。霎时间，许多革命组织成员的新军士兵数千人群起行动，武昌起义由此引发直至胜利。

武昌起义绝处逢生，看似有偶然性，但其实必然。它是一大批青年革命志士多年来所作艰苦革命串连工作的必然成果。

牺牲在革命前夜的刘复基，出生于1884年，20岁时加入华兴会，参与长沙起义。起义失败流亡日本，后加入同盟会。 1906年回国，大力发行《民报》宣传革命思想。为加强革命党人的武装力量，投笔从戎，加入湖北新军。彭楚藩出生于1887年，早年务农，参军后加入文学社，就义时大呼革命口号。杨洪胜出生于1875年。 1903 年加入新军。参加反清革命组织——振武学社。 1910年秋，该社遭破坏后，加入文学社。 10月9日杨洪胜在秘密往工程营交送枪弹时被军警发现，受伤被捕。当夜被清督署审讯严刑拷打，不但未供出丝毫秘密，而且大骂满清。

又如起义的重要指挥者熊秉坤，出生于1885年。早年做过码头搬运工。后投新军，加入“日知会”。 “日知会”被破坏后又加入“共进会”。经过多年串连，发展秘密组织成员多达两百多人。这是熊秉坤当夜敢于响应程定国第一枪，大举行动的重要原因。

再如起义的另一位重要指挥者吴兆麟，出生于1882年。 16岁时投新军为兵。 1905年就加入“日知会”。 1906年考入新军参谋学堂，1909年以最优等生毕业，升任队官。武昌起义，以其声望和指挥能力发挥巨大作用。辛亥革命后退出政界，潜心从事工程实业。 1938年武汉沦陷，吴兆麟坚拒日本侵略者的高位诱降，体现出高度民族气节。 1942年忧愤国事而逝世，这是后话。

武昌起义的革命志士不但在起义前做过长期的艰苦工作，在起义中抛头颅洒热血，而且在起义成功之后也继续在流血牺牲。著名的“首义三武”（蒋翊武，孙武，张振武）中两“武”死于袁世凯的残杀。由于张振武（出生于1977年）激烈反对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1912年8月袁世凯派兵突然捕捉张振武，并强诬他犯有贪污罪，立即将其枪决。蒋翊武（1884年出生）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逃亡，被袁世凯追杀于广西全州。

武昌起义的革命志士们就是这样一大批出生于19世纪的70后，80后的青年人。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

中国共产党人有没有参加辛亥革命的呢？如果说出生于19世纪90后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由于年龄原因未能赶上辛亥革命，（1911年毛泽东18岁，其实也可以赶上）那么，共产党中的五老（或六老）呢？何叔衡1876年出生，徐特立1877年出生，吴玉章1978年出生，谢觉哉1884年出生，林伯渠．董必武1886年出生，他们应该赶得上，可是他们没有这份光荣记录。 （吴玉章参与四川保路运动）当然也有一位共产党人有这个记录，就是1887年出生的李六如。他1921年底加入中共，虽非创党，但也是最早期的共产党员。可是他一直被共产党冷藏。 1957年他出了本书，名叫《六十年的变迁》，记录了他在武昌起义前在新军中的秘密活动和对辛亥革命的参与。也可能就是由于李六如是共产党人中唯一正儿八经参加过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者，才遭到共产党终生的冷遇。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除了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外，还应具体缅怀辛亥革命先烈，革命志士的光辉事迹。他们浩气长存，其气魄光照中华青史。我们今天在继续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艰难历程中，时刻应以他们的事迹为榜样。满清100年前已被革除，可是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共产党专制今天依然存在。中国民主革命仍未成功。一切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人们还需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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