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與電影(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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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小說：瑣碎言談的。

班固《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頭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泯。市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這裡說說明了小說的特性：
1.它是允許虛構的，然而依據儒家的標準，虛構本身就降低了它的價值。
2.士大夫和正人君子不為也，它的讀者和作者只閭里百姓，社會中下層。
3.它可反映出平民百姓的想法，以補充士大夫的認識。)

因小說是小道，故歷來小說都不入於文學的領域(儒家的觀念：文不能載道，就是不入流)，小說只能做為娛樂產品，小說家也不敢在創作上署上真名。

古代小說範圍很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雜錄、叢談、辨訂、箴規、志怪、傳奇。

小說處在這樣低下的地位，造成創作者產生兩種態度：
1.以極輕浮隨便的態度創作，將它視作「遊戲筆端，資助談柄」的文字遊戲。
2.為小說的存在尋求價值，引申孔子所說的「必有可觀者」，強調小說可以「資治體，助名教，供笑談，廣見聞。」可以「懲惡勸善，幼存鑒戒，不可謂無補於後世。」

這兩種創作態度，必然的將產生出小說的「怪」、「奇」，即以趣味為主。
強調勸懲教化，人物也忠奸善惡分明。而忽略角色內心的探索。

小說的地位之提升，要到了晚清梁啟超提出「小說界革命」。小說因應著「救國」的政治需要，而使許多文人加入小說作者和讀者的行列。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突出了小說在政治革命與啟蒙的地位：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小說對道德、宗教、政治、風俗、人心都有「不可思議之力量」。「小說之支配人道」，有「熏、浸、刺、提」四種作用力量－－把小說推崇為「文學之最上乘」

（梁啟超等人虛構西方「以小說治國」的幻影－－出於改革政治需要）。

梁啟超提倡「新小說」與「政治小說」：小說和晚清救國運動連在一起，成了政治工具。
(「小說界革命」本身就是政治需要的產物，目的是教化民眾、改造社會、拯救國族)－－這樣的運動幫助解除了鄙視小說為小道的傳統觀念。

「新小說」的目的，是為了進行啟蒙與教化民眾，改變他們的愚昧狀態，故讀者對象尤以婦女與市井小民為主，所以小說必須「俗」－－提倡白話。

五四時期，小說做為啟蒙的意識，對魯迅等影響很大。魯迅－－棄醫從文→「小說救國」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文學革命」→「政治革命」。

※ 五四小說家的文學觀與晚清「小說界革命」的文學觀不同，晚清仍以「文以治國」或「文以載道」的儒家文學觀為思想核心。而五四作家則接受西方小說的文學觀，強調「文學的獨立性」，個性的解放，社會與現實人生的反映，如胡適提倡白話→提倡獨立自主的人格→讓個人自由自主地說出自己想說的話。


理論支援：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國族建構：印刷資本主義通過「印刷語言」(如報紙、書、小說等)進行思想交流和播散，使得所有讀者在「印刷語言」的連結下，於「可見與不可見」中，形成了想像共同體。
在此，安德森借用了班雅明(W.Benjamin)的「同質的、空洞的時間」，表現傳播的同時性質，加上語言的同質性，將由此可召喚出想像的共同體來。而國族，是由共同體的想像所建構出來的。(EXP：國旗、紀念碑等，也是想像共同體的國族表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