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年來的對台政策是失敗的
形勢的無情發展，已經迫使人們面對一個現實：我國領導人二十年來試圖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是徹底失敗的。如果這一點在有些人那裏還有疑問的話，且讓我們回顧一下有關基本事實：
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的對台政策沒有贏得台灣島上的人心。這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事實。二十年來，不僅沒有贏得人心，而是逐漸失掉民心，中國政府在台灣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每況愈下，在今天降至最低點。十幾年前，當台灣民眾剛剛開始有機會訪問大陸或接觸來自大陸的資訊時，他們或者出於對國民黨反共八股宣傳的逆反心理，對新中國社會帶著一種敬意和好奇心理，或者出於對國民黨腐敗黑暗統治的厭惡，他們希望在祖國大陸看到一個光明、溫暖、精神上清潔健康的社會－－總之，一個與台灣社會完全相反的社會；在八十年代，台灣的書攤上出現了祖國大陸的學術書籍，追求進步的台灣青年以看大陸書籍、認識簡體字為榮，台灣青年侯德健、林毅夫投奔大陸，就是一種象徵。然而，隨著八十年代出現的、後來愈演愈烈的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否定和醜化，也隨著中國大陸學習“台灣模式”的發展經驗，台灣的社會弊病也出現在大陸，並且愈演愈烈，甚至趕超台灣，祖國大陸在台灣民眾中的形象越來越差，到九十年代，發生了根本的質變：彷彿過去國民黨對祖國大陸的一切污蔑宣傳都被來自大陸的資訊所證明是真實的。台獨思潮在九十年代的膨脹，是和祖國大陸在台灣島內的感召力的喪失緊緊相聯的。
如果說“台灣民眾”的提法過於籠統的話，我們可以具體看，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的對台政策，在台灣各個政治派別、各個社會階級、各個省籍族群中，都達到了什麼感召效果。總的來說，是一無所成，甚至適得其反。台灣主要的政黨和政客，包括被長期“寄望於”的台灣統治集團，無一認同“一國兩制”，幾乎全都將兩岸關係定位於“兩國論”或類似的表述，這已經被他們各自的立場表態所證明了。再看社會各階級。被中國領導人所重視、拉攏的台灣大中資產階級，其實是台灣資產階級中最國際化、最買辦化的部份，他們對中國的內心態度，完全和國際上最反華的美日統治者站在一起。台灣的中產階級處在自由主義和西方民主的意識形態統治下，他們把中國政府和解嚴前的國民黨的腐敗獨裁統治完全等同起來，因而不認同任何形式的“統一”。作為人數最多的下層民眾，他們在過去二十年中從未是我國領導人爭取的物件，他們中有很多人受族群法西斯主義和台獨“民粹主義”宣傳的蒙蔽，更不理解“一國兩制”，在兩次台灣“總統大選”中，把選票投給李登輝和陳水扁。再來看不同的省籍族群。台灣的本省人被台獨勢力宣傳為“中國外來政權”的受害者，在缺少有效的、針對性的言論回擊之下，他們接受了這種宣傳，不認同祖國大陸，而近十年來，台灣的很多外省人也接受了這種宣傳，產生了“外來壓迫者”的罪責感，因此，為了解脫自己，在擁護台獨時表現得比本省人更積極。
即使是在台灣認同統一的團體和派別中的右派或中間派，對我國領導人的具體對台政策也非常不滿，他們親眼目睹這種政策在台灣的失敗。比如，具有統派觀點的《海峽快訊》評論到：“從鄧小平到江澤民，一成不變表面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實質上是更寄希望於國民黨上層與一些投機政客的對台政策手段，即使不是完全破產，也已經是在此次台灣選舉中碰得頭破血流。”（註一）（先後被鄧小平、江澤民接見過的李遠哲便是這樣一位投機政客）最後，台灣還有一小部分反帝、關心工農的進步團體，他們主張統一，反對台灣成為美日帝國主義圍堵中國大陸的工具。比如，台灣勞動黨的綱領這樣寫到：“有過光輝歷史的台灣人民革新運動，唯有在經由第一期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第二期追求新民主主義變革目標，到第三期國家統一、兩岸人民共同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歷史推演中，才能最終完成台灣人民革新運動長達一世紀的歷史任務。”然而，這又與我國領導人的“一國兩制”－－“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相矛盾。由於二十年來從未對代表工農利益的統派予以支援，這部分勢力已經被嚴重削弱。
總之，二十年來的對台政策的兩大中心內容，即“一國兩制”的和平橄欖枝，與“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軍事威懾，對台灣島內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都沒有奏效：“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沒有得到台灣社會任何階層、任何團體的理解，沒有爭取到任何同盟和朋友，反而被國民黨統治者和台獨勢力所看穿，被他們當成中國領導人不急於統一、沒信心、沒能力統一的證明；而“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聲明，不但沒有威嚇住台獨勢力，反而因此在民意戰上輸給台獨政客，使他們的政治行情一再漲價，台灣民眾也沒有因為武力威脅而回心轉意，反而更加和祖國大陸離心離德，使兩岸隔閡、誤解加深。
再來看二十年來為實現祖國統一創造了那些國際條件。二十多年前，祖國統一存在著極其有利的國際條件：中國在國際上是第三世界的道義領袖，我們的朋友遍天下。解放台灣、回歸社會主義祖國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一當時世界大潮流的題中應有之義。在當時，台灣是美國政府手中的麻煩，而不是中國政府手中的麻煩。這些，都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獨立自主的革命外交政策的果實。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情況完全顛倒了過來，新中國的崇高外交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諂媚強權、嫌貧愛富、短見勢利的“實用主義”外交，在世界各地和台灣統治集團以金錢爭奪外交的結果，是到處被動挨打，隨時隨地都要擔驚受怕地提防台灣統治集團的銀彈外交、過境外交、升旗外交，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和西方政府的交往中，中國領導人更是處處被動挨打，台灣問題反而成了美國政府時刻敲詐中國的王牌。
最後一個基本事實是，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在統一問題上的思想、語言優勢喪失殆盡。二十多年以前，國民黨當局像害怕洪水猛獸一樣害怕台灣同胞接觸大陸的人民、書刊、思想，中國的社會變革、思想意識甚至影響到西方國家，轉而影響那裏的台灣留學生，造就了保釣、追求統一的進步一代。今天，情況也顛倒過來了：我國領導人不敢理直氣壯地為自己的社會制度作辯護，台灣政客在那裏假惺惺地聲稱“自由民主統一中國”，而我國領導人卻只能說：“只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其次，我國領導人對二十年來台灣社會的巨大變化茫然無知，對台獨意識形態不去做調查研究，以想當然的方式去理解，報刊上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隔靴搔癢，自說自話，通常批不到點子上。《海峽快訊》評論道：“（大陸）對台單位競相出版豪華而又重覆但不知物件何在的對台宣傳刊物，不斷接待反反覆覆都是相同的以鼓吹統一為業的政客、學者，一成不變地提出同樣的宣傳論調，以致相當多的台灣民眾感到反感。” （註二）
總之，二十年來，祖國統一的各方面工作，不是進步了，而是退步了，並且退到了一個面臨國土分裂的極其危險的地步。目前，有關對台政策的爭論，絕大部分歸結於：是依靠“和平談判”，還是依靠“武力解決”這兩個選擇，或者說，是“主和派”與“主戰派”之爭。然而，這裏的看法是：把全部策略歸結為這兩個選擇，這件事本身，正是二十年來對台政策失敗的高度寫照。本文的觀點，既不支援“主和派”，也不完全支持“主戰派”，而是從兩種觀點所都忽視了的角度看問題，從而認識到：“和”與“戰”，不過是問題的現象，而不是問題的本質，正如同解放戰爭中，北平和平解放，與天津經過戰鬥解放，一“戰”一“和”，儘管形式不同，而本質上是相同的。而二戰中蘇軍出兵東歐，與一九六八年蘇軍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儘管形式上都是戰，而本質上則是相反的。本文所要做的，就是透過現象，研究本質。儘管對台政策失敗的徵兆，是最近幾年才顯露出的，然而，本文下面的分析指出，失敗的深刻原因必須追究到二十年前開始的對台政策的轉向。下面，分別就五十年來前三十年與後二十年統一台灣的策略、相關外交政策，以及思想宣傳戰略幾方面分析。（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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