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翼巷 願望越用越薄，回憶越釘越厚。

　　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我在大學校園裏具體執行所謂「不看電視、不聽新聞、不關心國家大事」的象牙塔生活。會知道這個事件，是因為無聊的外宿生活裡，我拿了一台美國來的收音機，天天播放ICRT，藉以聊表自己的知識氣息。

　　大部分的新聞我是聽不懂的，所以對於連續數天都出現的Tien-An-Men Square，自然而然留下印象。不久，鎮壓的新聞流進我的中文世界裡。我聽見柴玲啜泣著說：「軍隊與坦克開進了校園，把我們同學，輾成了肉餅。」一個民眾擋坦克的畫面，在新聞裡不斷播放。

　　那個年紀我剛看過未秧歌不久，心中有隱約的納悶，以為抗戰時期的學生比較成熟、滿腔熱血、死有重於泰山，而我周圍的同學和我自己，除了畫圖做模型外一無所知，活得渾渾噩噩。我的愛國情操自從民歌時期為「龍的傳人」激昂過後，久未更新，不知道該如何連貫侯德健已經在天安門廣場參與靜坐並且「沒有看到一個死人」是怎麼回事。更渾然想不通鐵幕之內同年齡的大學生們，竟然能向政府對話要求民主，竟然仍保有革命的情懷！

　　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跨進停在校園裡的捐血車。好幾位同學都是生平頭一次通過血紅素測試，因為護士也充滿熱情偷偷放寬條件。我還記得捐完血後在滿校園的海報板上尋找認得的簽名與留言。每找到一個，便感到風雨同舟的熱血澎湃，彷彿存在於這個世上忽然難得的有了意義。後來聽說，那些血袋僅能運達香港，因大陸方面缺乏接收單位而堆置，捐款也是，找不到可以收受的對象。後來對岸只好婉拒這邊的捐獻。

　　次年，台灣這邊的野百合學運也塑出了象徵的符號。我想許多台灣學生和我一樣，也希望自己是有熱血有志識的革命青年。不過台灣政府沒有鎮壓，學生的訴求剛好跟新上任的總統想法一樣，紙紮百合的動作尚且拾慧於天安門的民主女神塑像，野百合學運的革命情懷大大壟罩著趕時髦的陰影，無法燃起我的熱情。我也讀了方勵之的「我們正在寫歷史」，深覺對岸師生對民主與歷史的使命感，遠不是我能望及項背。他們是生於憂患，我卻是死於安樂。

　　這個死於安樂的老草莓因為知道畢業即失業，所以找了海外的學校，繼續寄生。在海外的某一年，紀念六四的系列節目裏，意外看到探討新聞採訪的真實性與引導性，節目裡質疑：柴玲受訪時早已安全撤離至旅館中，如何能「看見」坦克車是否輾過學生？如果徒步撤退的侯德健在廣場沒法親眼看見一個死人，那麼柴玲所說的話，是否是她從新聞聽來的？如果重播畫面裡的那個人足以阻擋一列坦克，為什麼別的坦克會將同樣無辜的平民輾過？那時我ㄧ度以為，天安門事件可能是西方列強對鐵幕中國不信任之下渲染而成的故事。

　　同樣那幾年裡，中國大陸的製鞋業席捲全球，紐時有個精采的標題說「吾爾開希穿的鞋子可能是王丹做的」扼要報導大陸使用廉價的囚犯勞工製鞋，大量傾銷美國。

　　後來六四不知不覺便過去十年，那天我正好隨同事們前往學校附近午餐，汽車收音機裡播放了許多熟悉的片段，眼前也是熟悉的校園，但是十年這個單位，和眼前緩緩走動的學生，都令我感到陌生，彷彿熱氣蒸騰的海市蜃樓。

　　我在網路上醉生夢死，有一天赫然搜尋到許多天安門事件的照片檔案。一張張血肉模糊，肝腦塗地，腳踏車扭曲的廢鐵與不辨人形的碎肉攪成一塊，蒼白的學生摀著傷口流下長長鮮血，達姆彈炸傷的肌肉紋理清晰可辨…終究是八九學運當時新聞說的是真的！我沒看過這麼殘忍噁心的畫面，也慶幸我不必看見。那些傷者，不知如今安在。那些情懷，不知是否播下種子。北京依舊對六四不做說明，任憑自由世界猜測傷亡數字。

　　吾爾開希胖了，柴玲胖了，我也胖了。比起這些鬆垮垮中年人形狀的人，還是做過幾年鞋子的王丹比較像民主鬥士。台灣政論節目裡侃侃而談的競選人物，也出現了來自「學運世代」的清新角色，也有人是被鄙夷的「早在當年學運時就可以看出是野心份子」。但無論野百合學運是民主革命，還是時髦盲從，畢竟也成為末代熱血，往後更難復得見了。2008年一群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改名的自由廣場抗議，訴求恰恰與剛下台的政黨雷同，名稱也很切題叫野草苺學運。電視名嘴公開勸誡他們「運動訴求正當性不夠，無法引起群眾同情」，不久也真的漸漸被新聞淡忘了。我想不起他們是否也有紙紮的野草苺做為精神象徵，但覺比野百合的時髦還令人難以認同，像是被直銷公司洗腦的信眾、吹笛手蠱惑的兒童——滿懷熱情，看不出意義。我想，處身在這個承平世代的新鮮草莓，想要找到存在感、活出意義來、表達年輕力量什麼的，比起起碼見證過戒嚴、髮禁與聯考的那一輩，又更難吧。當外在環境沒有太大的不德，抗議也就無法立足。沒有值得犧牲的災難，成就不出可歌可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