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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彼之矛,攻“李”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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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且人
时 间:2002-12-21 12: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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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彼之矛,攻“李”之盾


细读李敖一家之书,无疑是不够的。所以要找比李敖的书还好的书,但是找来找去,却失望的很,许多现代学者的著作,都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原因,在知识结构上,多多少少的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可见文革之类的政治性运动,对大陆学人造成的伤害,确实值得深思。然而,像何清涟、徐友渔、朱学勤、钱理群之类的学者,不论是在为文上,还是在为人上,却有不少可以自豪的地方——大陆人的自豪,毕竟在同属中国的天之下,大陆这边仍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与台湾的一流斗士的不屈不饶相比,令我等后还辈不至于羞愧的无地自荣,鉴于此,我打算把最近整理的一些有关李敖思想的反对声音,一一细列——当然,是在我阅读范围内的细列:



李敖对“人民”一词,无疑是充满着反对意见的,这些,细读李敖作品的人都可以看到,像李敖“骂”——人民知道个屁——可见李敖对人民的“文化水平”的总体看法,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也许同样与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把“人民”无限高抬一样,李敖在痛快的行文中,也把思想引入了一个偏见的误区——至少我现在是这样认为的,现把我对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意李敖见解的缘由,由一篇文章说起,列文如下:

在薛毅的《就精神问题致摩罗先生》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与张承志把人民推向神圣的位置,你把人民置于脚下,同样是非常可疑的。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着的人们,千差万别,民间既可以藏污哪垢,也能延续精神的火种。每个人经验不同,与不同的人建立联系,但谁也无法论证,他所见到的人们的特点就是人民的特点。因此,任何对于人民的判词都是虚拟的、想象的,是在过度的行使知识分子的演说特权。既然这个词不能在我们的言论中消失,那么,我希望他是一个不正确的开放性概念:人民既不能在我们之上,也不在我们之下。而对于一个持精神自由立场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人民的关注理应转化为对每一个具体的生命的关注。


——在钱理群的文集中,曾把这文章专门引用,并写读后感如下: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心即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在这方面,本世纪的中国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训,本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发现”里,即已经包含了“底层人民价值的发现”,但在这以后的发展中,却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偏差。在一些左翼知识分子那里,由对底层人民的理想化发展到“人民至上主义”;而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人民至上”主义是必然要变作“人民代言至上”的,最后就导致了专制主义。而另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则把对“多数专政”的警惕,发展成对人民的全盘否定,进而脱离了广大人民,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根本性弱点——而在同一本钱理群的文集(《拒绝遗忘》)中,也在一文章中,对中国的民间思想者,“人民”内部的思想者,进行了专题探索——《民间思想的坚守------篮子:<山崖上的守望>序》,曾就被排除于主流思想群体、学院与体制外的民间思想者,做了痛快淋漓的阐述, 篮子作为人民内部的思想者,写到自己是思想的困守者,困而守,其对真知的信仰与热情,确实打出了 “人民”中的异类牌:“困守者从来都是以集体的方式,别无选择,无可违拗的进入命运预定的角色。当他们习以为常,不声不响的辗转于那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的艰苦与繁巨、沉重与压抑、痛苦与失望、庸俗和琐屑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沉着与平静,是怎样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呀~!”




李敖一直很少提鲁迅,在他的著作里,鲁迅此人李敖只有“偶尔”的论及,但也是批评居多,现从有限的对鲁迅的批评里——如批评鲁迅的杂文情绪内容太多、鲁迅拿国民党的钱之类的——也谈一下不同与李敖的看法,这是我由何清涟女士的书中发掘的“抗议”李敖对“鲁迅”批评最有力的一番见解:

在何清涟的一文章《学者与生存环境——答<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问》一文中,一名曰杨盛先的记者,曾问到:本报记者曾采访过李敖先生,他说胡适比鲁迅好的多,因为鲁迅拿着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薪水,却要去骂国民党。那么学者的生存状态的选择是否会影响到他的学术批评的力度呢?以下是何清涟的回答: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首先,任何一个政府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说鲁迅所处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有这种意识,现代的知识分子应该将这种关系分辨的很清楚才对。其次,拿了“政府的薪水”就不该批评政府,这是那一家的逻辑?更何况鲁迅拿了薪水,也干了职业所要求的活,付出了劳动。他并没有将言论自由的权利与劳动一起出卖给政府。前一阵我到日本,连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在大谈应该加大对政府批评的力度,促进政府的改良。而日本知识分子与欧美知识分子相比较,受到的自由主义精神的浸染显然要少得多。第三,正如我在前面谈到过的,任何学者都没有办法超越自身所处的环境的限制,这实在需要生存智慧与技巧,很少有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有一点却是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做到的,即与政治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某些人对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理解很奇怪,总以为在支持还是反对两者之间,非此即彼。他们没有想到还有一种“费边社精神”,即不合作,不激烈对抗,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政府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责任。第四,我认为胡适与鲁迅两位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完全是不相同的,没有必要在褒扬一个人时就非要批评另一个人。要容忍文化的多元性,也要容忍学者治学方式的多元性。我们缺乏这种精神,大批判的传统的思维习惯:每当别人有新著问世时,他们不是去看别人的原创性与新的突破点,而只是在字里行间努力寻找缺陷与漏洞,然后再进行批判。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一开头作者就堂而皇之地宣布:我做了几十年学术研究,自己虽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但进行学术批判的能力还是有的。这样的文字居然能够不知羞耻地写出来,实在只能令人感叹中国学者生存状态太恶劣了。




何清涟的这篇文字,我个人认为,有失有得,失之处在于对李敖的知之不深,比如最后——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一开头作者就堂而皇之地宣布:我做了几十年学术研究,自己虽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但进行学术批判的能力还是有的。这样的文字居然能够不知羞耻地写出来,实在只能令人感叹中国学者生存状态太恶劣了。——这类的文字,也比拟不伦的作为影射李敖的话,实在有她失败的地方,须知,李敖的学术成绩,从已知的来看,在史学资料方面、评价历史人物方面,都有不少“仰之弥高”的地方,而且,李敖生前的大部分精力,向信仰献身于黑牢,投入于积极救世的快意恩仇中,与何清涟所持的“费边社”哲学人生观相比,自然无何清涟以往《现代化陷阱》之沸沸扬扬。但李敖现在,闭门而绝客,一心于中国思想史的写作,相信等李敖的学术著作出炉后,一定可叫何清涟之类的对李怀有求全责备心理的人无话可说。另外,我认为这篇何的文字,其可取之处,乃在于就中国的实情,把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做了深刻的剖析,毕竟人人都像李敖那样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不能人人都做到李敖那“份”的基础上,有人仍在大陆仰望星空,至少是不失知识分子本色了吧~!李敖对吴祖光的态度——见之于魏明伦的《台北识李敖》——很是看重,但换了鲁迅,李敖的态度未免就有些不相称了~!对鲁迅的看法,我择善而取,也要站在何清涟的立场上,对李敖有所保留一番了!

台長: 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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