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且人
时 间:2003-4-5 15: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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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响起来，为谁、为什么？
从小到大，我只做过两次演讲，而且都是小规模的，对着几十号人的水平，原因主要在我个人方面：为人不外向。之所以做这两次，还很心不甘，第一次是被赶鸭子上架，第二次是为了出一口鸟气。学生上学，大多都上麻木了，不少人的脑神经，都僵硬了，而且怎么弹都弹不醒，甚至让我苦闷，究竟是我对了，还是我错了。
高中时候，高二时有一次文理分班，当时学校的整体气候是绝大多数人往理科跑，文科没什么人爱去。选择理科的都是成绩不错的，脑瓜很灵光的，而文科的学生，大多数是性格散漫，思想游移的。从校长师长到家长，三位一体的压力就压上心头，我发现：一般人都没有格外的兴趣，而自己不同，我不喜欢有关数字的一切道道儿，比较热衷方块字。咬牙切齿一番，终于顶住了压力，进了文班。
第一次演讲便是在刚进入文班那会儿，语文老师看我很顺眼，因我作文之功，对我额外偏爱。才升入高二，学生身上还没有高考的重压，还心有余力玩点花样，花样之一，就是在两个文班中，开了一次小规模的演讲，主题不限，可以畅所欲言，以班为单位，每班分成几个小组。当时我以文章名，小组成员，男男女女就齐刷刷的把目光寄托在我身上，我说我为人上不了台，要我写还成，要我演讲还不如干脆杀了我。本来是五人小组，却成了四对一的局势，后来折中了一下，打算各尽所长，由于此次演讲主要是由语文老师评估优劣，所以由我投其所好，快笔为文，至于谁登台献艺，再计。
等我写好了，小组开始讨论谁上去的时候，大家一看我写的稿子，却又是男男女女齐刷刷把目光投向了我，多数人专制的结论是：这样的稿子，量身定做在我身上，才合体。我写的那份稿子，主要就是谈的选择问题，即在文理分班上，对多数人的心神不定予以开导。当时写的时候，其实我早有预感：搞不好只有自己演讲了。小组成员里边，没有一个人像我那样，因为兴趣而自愿进的文科，多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一次演讲，感觉很不适，手心都出汗了，拿着稿子头也不敢抬一下，教室最后，语文老师在坐。我稿子写的不错，但是从演讲的技巧、艺术上考虑，却不够格调，演讲完我下台时，掌声响起来，我听的出掌声有两层含义：一、稿子写的好；二、客套的表示。后来有几个同学们对我说，想不到你是因为兴趣选择进入的文科，好几个人都对我那样说，我反问了每一个人：难道你们就没有自己的兴趣吗？别人说，有是有，但兴趣不在念书上，无所谓文不文、理不理了。
等我进了文科，却大有压抑之感，大有上当之感。我原以为文科是比较人性化的专业，比起公式、数字来，会有更大的自由。可事实远不如此，文科的东西学深入了，才发现不论在历史、政治，还是语文上，都有一套公式可循，有别于理科的是，此类公式属于非科学性的，是人为预设而不许疑问的，体会出这层诀窍，失望的很。我学习不很按部就班的尽力，常常跑出去租小说看，有一次，班主任突击搜查学生抽屉，看有多少人私下不务正业了，不料到了我那，老师却有意避开，直接查下一位了。可惜当时我不在场，是事后听同学说的，同学眼红的对我说：本以为只有语文老师对你偏爱，想不到班主任也这样！我说：可能是我兜里“闲书”太多了，老师年迈体衰，力有未逮。同学说：我可是随时准备给老师卖力的。
高中那次演讲，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掌声，也许真是在许多人中引起了共鸣，我谈的是一个泛泛的主题，只是比较务实。那时人无所谓选择，我还有选择。
上大二了，这学期开了一门《辩论口才艺术》，老师学中文出身，授起课来婆婆妈妈，舍本求末之误比起别的浑老师，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实在难以置信：一个上课时说普通话都成问题，身势语言只有一种架势的老师，怎么配讲“口才艺术”？！这样教导学生，学生逃课姑且不论，若真学起来，学个屁啊！这门课本来不重要，课程设计上亦在选修之列，可怜当初我一“念”之差：当时选课时，念在开这门课的老师名字好美，以为定是美人相授，不料真相大白之日，才发现“名不副实”之言，岂是“名不虚传”？！
老师还年轻，年轻比起年老的来，在授课上，倒是多了一份学生的参与。参与之一，就是老师令学生课堂上，每人演讲一次，别人大多不当回事，有的甚至上台讲个故事或者笑话，而我却当真了。把本来不必当真的事当真，其实“弄假成真”的深意，要从头说起：
我写的是《八十年代：知识重构与自我启蒙》，依照老师的捧场，是“内容非常好”、“精神值得学习”。单以内容而论，却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然，行家也能看出不足。但我却立意在深远的一层，即是一类青年自觉建构意义的开始。我文章乃“呼吁性”的，望“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世纪的学生，要反思、检讨自己所学的知识——由于本意不在一一清列所学知识，所以只能有角度的择样而选，所以斥马哲、批鲁迅、扬不平、搞破坏。希望说理有力，让人能够接受我“大言炎炎”。
但我却失算了。我原以为，我所写的文章，虽然指归在“呼吁”、立意在“反叛”，但我觉得，同学之中，应该会有一些人，是和我一样的怀有纯纯怀抱的；应该有一些人，是同学中的“同志”。然而绝大部分人，却是知鲁迅，不知有胡（风），更别提周扬和周扬曾干过的事。更有甚者，在私底下说：高中时不就学过吗，胡适不是好东西。
至于我最失望的，是老师和我的一番对话。堂堂大学老师，竟不知徐友渔为谁，且一点不愧的让我在讲台下边提示到：徐徐的徐，友谊的友，渔夫的渔。大学老师水平之高，真被我身临其境的见证了一番。但老师毕竟要显出老师的有两下子啊，于是老师拿出自己所学中文的本行来挑文拣字的说：
“开始演讲时，我一看标题《八十年代：知识重构与自我启蒙》，以为是说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后来看到文章由韩寒说起，才明白原来八十年代说的是‘出生在八十年代’” 。老师拐弯抹角的想摆谱，我才不管他妈的呢，便“敲”案而起，振振有辞的说：“我觉得八十年代这词，按说应该是不会引起误会的一个词，如果常看现在学人流行的文章，应该能把握住这个词语的基本内涵，而且我明显的在后面有‘知识重构与自我启蒙’的补注，明眼人应该很清楚这指涉的是一人群概念，而不是时间概念”
当然，最后还是由老师来生杀予夺，给了我七十分，真是呜呼哀哉！别人上台扯淡两句，讲个笑话，来个故事都八十好几，而我心血之作，却落此等下场，个中皮里阳秋，还不昭然若竭吗？！老师的辩证法式的说辞是：“内容非常好”、“精神值得佩服”；“听不大清”、“身势语言不丰富”。做了一辈子学生，为师之道，同出一辙：老师教育学生合情合理，学生教育老师便无法无天。
不过这都属小节问题，大义不在一师一生之间的斗法，而是我之前略微提到的：一类青年自觉建够意义的开始。八十年代出生的人，路漫漫其修远亦是自然的，但我总认为，我属于清醒的一个，是逐渐摆脱一党官教的一个，是自觉寻找真知的自我启蒙。康德提出“何为启蒙”的问题，人回答说：启蒙就是使人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如果说演讲前我还有定力不够，信心不足的表现，那我演讲后，起码从一种客观性的标志上，我对所学的知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连根拔起的尝试。
但我仍然感受到了那么多的不自由，感受到了那样大的孤寒。我演讲完毕，下来时掌声又响起来了，而且很响亮。课下有同学对我说挺佩服你的勇气， 我说我勇气还不够，起码我没在演讲稿里批《辩论口才艺术》和教《辩论口才艺术》的老师。然我真正感觉到悲哀的是，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理会我的苦心呢？夜深人静之时，辗转反侧于床上，索性不睡了，看时代文艺出版社《李敖谈中国》中的一文章《论所有的宝全压》，开头一段直点全文之睛：
一个拿笔杆的人，在他执笔的时候，一定先该想想：这种言论，给国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这种影响，极可能是长远的、潜在的，也许不会即刻发生作用，因为“文字收功”的效果往往不是很快的。所以做为一个拿笔杆的人，他必须具有一种展望永恒的信仰，信仰他的一举手一发言，都可能直接间接的生出或大或小的作用或反作用，并且这种结果，是“一发而不可反”的。
也许我的文章不能代表“一类青年”，只能代表我自己。那样的话，我想我在犯下“一相情愿”的罪过后，现在是该反省的时候了，无意之中，又触类旁通，在李敖文中受益多多。掌声响起来，为的谁？为我吗？惜同岁之中，有几人会是同志；掌声响起来，为什么？那些为我鼓掌的人，鼓的很响的人，究竟响应了我演讲中的那些？或许只是：一种客套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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