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護領域之所以形成制度，乃源自刑事政策思維的具體化而來，故關於刑事政策的基本概念，恐怕是研習觀護學理所不可或缺的前提。其中，「罪」與「刑」的概念，攸關刑事政策在觀護制度的設計與對映，許多措置的背景更是緊貼著「罪」、「刑」的概念而走，故有加以辨識之實益，然因二者概念皆屬抽象，經常讓人產生模稜兩可的混淆，爰此特予提出區別。
「罪」與「刑」的概念，經常可見於刑法、犯罪學、刑事政策等學科出現，但因為學者間基礎立場的不同，對於「罪」、「刑」概念的強調程度也就有落差。例如：「刑法學」的重點多傾向於「犯罪論」及「競合論」的學說比較，「刑罰論」的部份通常只是蜻蜓點水簡略帶過；「犯罪學」則是側重在犯罪原因及犯罪現象的研究，不甚強調「罪」、「刑」的區分；「刑事政策」雖然特重犯罪預防的探討，但是一般研究者並不會刻意針對「罪」與「刑」來論述，尤其各國刑事政策均受當地民風文化的影響，加上政治力量及輿情壓力的介入，所謂「刑事政策」這門學科，難免就會偏移而不甚忠於學理的原味。正因為如此，本書乃強調必須自創本土的觀護學理，積極回歸觀護中心思想，始能形成精準的專業概念。茲摘述「罪」與「刑」的基礎概念如次：
第一、「罪」是「刑」之所以成立的前提。
論「刑」之前必先確立有「罪」，此乃法治國家刑事訴訟程序恆須遵循的道理，法官欲就行為人之行為論罪科刑，起碼要具備幾個條件：案件既經檢察官起訴使行為人成為被告、被告犯罪嫌疑罪證確鑿該當刑事實體法所規定罪名之構成要件、被告具備故意或過失且無免責事由。換言之，「行為」未被確立屬於刑事實體法所規範的「犯罪行為」之前，「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並不成立，更無所謂「刑」的存在。
第二、「罪」與「刑」的概念在立足點就已經不同。
「罪」是對於「行為」的塑型；「刑」是對於「行為人」的塑型。「罪」是否成立，必須先檢視「行為」的態樣是否該當刑事實體法所規範的構成條件；「刑」則是在「行為」具備可罰性之後，對於「行為人」的苛責與追究。在刑法思潮趨向「行為人刑法」（Täterstrafrecht）之現代，多數國家均在其刑事實體法注入「特別預防」的精神，所以歐陸法係國家設有「保安處分」的規定，海洋法系國家則創設多采多姿的「中間處遇」制度。我國承襲歐陸法係國家而制定「保安處分執行法」，即隱含趨向「行為人刑法」之意，從而所謂的「刑」，除了狹義的「刑罰」以外，尚包括「保安處分」在內。易言之，「罪」與「刑」之設計，應該分別以觀才是。
第三、刑法目的論在「罪」與「刑」的取捨有別。
承前，今日刑法思潮趨向「行為人刑法」之故，刑法目的論的取向也就不再駐足於「應報」、「威嚇」之點，國際間多數採擷兼顧「一般預防」（General prevention）與「特別預防」（special prevention）的「綜合理論」（Die Vereinigungstheorien），從而使現代刑法的功能朝向多元化的角度發展，除了傳統明刑弼教的「應報」、「威嚇」功能之外，還包括「矯正」、「治療」、「保護」及「修復」。環顧我國刑法的設計，即具備上開各項機能。例如針對性侵害犯罪者、吸毒犯、酒癮犯的身心輔導、治療與監護；又如針對犯罪被害人專設的被害回復、賠償及犯罪被害保護與補償的相關法規，在在顯示我國刑事法系刻正朝向多元角度而發展。
而為使法院於科刑時嚴守責任原則，我國刑法更在第57條明定以行為人之責任為科刑基礎。換言之，刑法在「論罪」與「科刑」的取捨，其實已經分別就「行為」與「行為人」採取不同的觀點設計了。「論罪」聚焦在行為的態樣與社會危害性，「科刑」則側重於行為人的身心狀況、社經背景、犯後態度、可矯治性與可修復性。從而，傳統的「罪刑相當原則」在今日刑法綜合目的論之下，已經被微幅的適度調整，產生了許多例外的情形，刑法第19條第1項「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欠缺辨識……能力者，不罰」的規定，即屬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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