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解釋當時為何逃離台北的理由。就像分手有時候也得不到對方的答案那樣，只能怪自己時運不濟。
移民到異鄉溫哥華三年之後，再回到台北有一種很奇怪的新鮮感——我變成了返鄉旅客，同時也是歸國僑胞，真是個夠詭譎的雙重身分。
在溫哥華的朋友一個個回流台灣了，之前送機時眼眶都泛著淚光，拉著手說好回台灣時一定要保持聯絡，結果，待我一回到台灣，連自己都忘了有這檔子需求。在國外，華人間的友誼建立在互助上；一回台灣，那種需求不再，很快地被人來人往的忙碌步調給沖淡了。
到台北第一天我戰戰兢兢地聯絡上一位在溫哥華再熟悉不過的長輩，約了隔天一起吃中飯，但一早和旅遊局洽談稿約的公事，也使得整個行程緊湊到讓人抓狂；還好，橫衝直撞的計程車和直線快速下墜的電梯，讓已經習慣慢半拍的我準時到達。
台北繁忙的工作習慣再度讓我想起過去慘不忍睹的上班生活。長輩用餐時頻頻看錶，讓每兩小時一場約會的我更加提心吊膽；餐廳位於地下室，說好來接我的朋友因為手機不通的誤會，好不容易找到人，最後卻在餐廳門口氣呼呼地離去，挫敗的我，走向中山北路趕赴下一場約會。
這位另一掛的媒體友人剛卸下報社高層主管職，在台北之家的陽光中卻顯得神采奕奕。「一天幾個版面的壓迫下，任誰也消受不了啊。」她說。曾經以質感作為工作挑戰和奮鬥理念的我們相談甚歡，對於量化的報紙新聞有點冷感，不過，借用一下外交官員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說法：我們對未來前景維持「審慎樂觀」。
晚餐之後將是返台的最後一夜，因此想見面的、有空的或者無聊的朋友，全在晚餐時約集，所以有舊同事、國中同學、網友和忠實讀者等多種奇怪的組合。面對忠孝敦南林蔭大道旁咖啡館的落地窗，有點像是會見舊情人，心裡有多重記憶混和在一起的百感交集。
越夜越美麗的時段，還是跟有點革命情感的好友工頭約到Plush喝酒。不同於其他人，工頭是我唯一在溫哥華認識、回到台灣還一樣熟絡的朋友，我想或許是因為我們都同時喜愛著台北也欣賞溫哥華，可以在Plush迷離虛幻的高度，一邊遠眺台北燦爛的夜空一邊喝著威士忌，也可以在涼風徐徐的溫哥華西班牙海岸星空下，喝當地自釀的啤酒。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在台北懷想溫哥華，在溫哥華思念台北。
「喂，要加油喔。」很哥兒們的一句勵志小語，還帶著乾杯的敬意。對他來說，當時為何逃離台北到溫哥華避難也同樣很難解釋清楚吧。
與台北舊情復燃的興奮感在那個夜晚瞬間轉為淡淡離愁，一心記掛溫哥華、身為歸國僑胞的我再度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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