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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確認、人倫互動與義命分立

 

一、前言

前一講我們提到一個問題:道德需不需要配備才能?這個問題內在關懷在於強調我們能不能夠在有善心的情況之下,有能力去完成善行。如果用一個簡化的公式來說(我必須聲明,這是非常簡化而有問題的,但只是為了以清眉目、方便討論):「善心+能力→善行」。這種思考試圖避免的問題在於,我們不能徒有良知,還得有良能。當然這樣的問題可能出現一些爭論,譬如有人舉例,我們遇到了一個受傷的人,縱使沒有能力急救,但是我們可以協助幫忙打電話叫救護車,這當然也是一種是善行。不過這樣的例子很容易就找出破綻了,因為「知道打電話叫救護車」以及「會打電話」都是一種「能力」,要完成這樣的「善行」就似乎就不能沒有求助的能力。

也有人設計了一個情境,畢我們都是凡人而不是神醫,連醫生都有無法救治的重症病人,那麼在這個情況下,沒有能夠救活人的能力,也沒有能夠救活人的結果,難道就是不道德或不夠道德的嗎?根據這個問題,我試著回答的方式是,當我們在討論道德與道德能力的問題時,能夠預設的當然是人類所能夠獲得的能力。如果是超出人類所能夠獲得的能力,這便會超出我們所要討論的道德規範之中,畢竟那就不是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此外,這樣的問題也預設了一個比較狹隘的框架,那就是「把人救活」是比較「好的」,但是根據很多現象來理解,我們就可以發現很多時候讓病人減輕痛苦、安寧過世,遠比把他救活更好。所以一個醫生面對束手無策的重症,能夠讓病人盡可能地減少痛苦,其實也是一種道德能力的展現。

當然,還可以直接從理論層面進行思考,也有人會說,這樣的道德思考比較偏向「去做了什麼」,是一種外向的、外顯的道德行為,但是道德的評斷不一定只是外向的、外顯的,那還有消極面的不做甚麼、避免做什麼。譬如說,二○二○年的此時,全球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大爆發,為了避免疫情擴散,政府宣導大家「不要」出門、「不要」參加集會活動、「不要」出國等,在此時此刻,我們覺得這樣做是一個具有「公德心」的舉措,因此是符合道德的涵義。

從這麼「做與不做」的兩面性來談論,我覺得頗有說服力。它看起來比較不像是在否定,而是在周全這個理論。但是,還是有一個面向可以去收編這樣的質問,那就是「不做」也是一種「能力」,無論是通俗的或學術的道德的定義當中,「不傷害別人」常常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而這個正是用否定的表述方式展現出來的能力。

二、愈是喜歡的,愈要小心:無欲則剛

在儒釋道的諸多思想範疇內,克制與轉化自己的偏欲私情,一直都被視為心性修養上很重要的行動方針: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

顏淵是孔子很讚賞的學生,安貧樂道,不遷怒、不貳過。單單這個不遷怒,我們日常就不容易做到 。常常我們哪裡不對勁、不高興,就趁機發火,目的只是想發洩情緒而已。我們沒有人會承認自己脾氣差,會承認自己心眼小。但就在自己發脾氣、動心機的當下,我們脾氣難道不差、心眼難道不小?顏淵修養的境界平實而高遠,很了不起。他向孔子請益如何達致道 ,孔子回答:「克己復禮」 。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每個人都有欲望,但過多的欲望是很可怕的 

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欲望會是我們的弱點,是在入伍新訓的時候。我是在二○○八年八月到宜蘭金六結新訓,在溽暑天中,進到新訓中心剛開始有諸多的不習慣。起初我理所當然覺得凡事都應該要配合軍中的規定,他們怎麼規定我們照做就行。過了幾天之後,我開始觀察到教育班長為了安撫大家躁動的情緒,每每在交付工作時會附帶一些條件:讓你們抽菸、讓你們打電話、讓你們投販賣機、帶你們去萊爾富(可以吹冷氣)。當時我感受最深的是抽菸這件事,我雖然不抽菸,但可以想像菸癮是一種很明顯的生理反應,很多有菸癮的人沒有辦法壓抑這個欲望,所以他們一有機會能夠抽菸就一定要完成。我每每看到早晨起床後,一群人在吸菸區排排站好,中間擺著一個軍用的臉盆當菸灰缸,就覺得場面非常的荒謬。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一群人抽菸是這個規規矩矩地站好的,但是在軍中,你要抽菸就按照規定來排隊站好。後來下部隊的時候,抽菸的狀況沒有像新訓單位管這麼多,但有幾次連上發生的一些軍紀問題,值星官下令全連禁菸,最後也都不了了之,那些長官都很清楚明白地說,禁菸會出大事,因為刻意壓抑大家的欲望,恐怕會造成管理上的反效果。

像是菸癮這樣的欲望,其實是很明顯可覺察到的。那些長官或是教育班長,經驗老成,也很清楚怎麼樣利用這些願望來協助約束與規訓部隊。從這樣的案例當中,就明白了一件事情:凡是你愈喜歡的,就愈是自已的弱點。別人只要觀察到你的欲望、設法挾制這樣的欲望,或是以此引誘煽動,我們很可能就把持不住了。更何況,我們活著還有很多其他的欲望,有的明顯外放,有的幽微內藏。因此,克己復禮並不是一句迂腐的教條,這在提醒我們應該要練習節制自己的偏欲私情。

談到克制欲望,有兩句話很有名:「無欲則剛」、「人到無求品自高」。正是一個懂得節制欲望的人,所以才能夠做到無求。因為你無求於人,不用在那裏委曲求全,哈腰鞠躬賠笑臉。那我們該怎麼做到克己復禮呢?孔子所言也沒什麼高遠的理論,就是一些很平實的行動指南:「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從日常生活的視聽言動來約束自己,就是一種了不起的修養方針了。

回來講「復禮」,禮有一種秩序的意義。復,是恢復、回歸的意思。言下之意,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本來是有次序與秩序的。但是因為偏欲私情,讓我們溢出了應有的邊界,終究導致混亂。說到守禮,聽起來非常拘謹、嚴肅,但是其實如果我們能夠從小地方開始慢慢培養起,久而久之,我們就能夠習慣,習慣之後就不會覺得拘謹了。 

三、關係確認與人倫互動:正名、忠恕、與親親之隱

勞思光的《中國哲學史》在論及孔子的思想時,畫出了仁、義、禮的相互關係,從來他提出了三個引申的理論:正名、直道、忠恕。正名為「禮」的延伸、直道為「義」的延伸、忠恕為「禮」的延伸。

「正名」可以說是孔子思想當中蠻重要,也很常被提及的一個觀念。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對此做了一個歷史情境上的解釋--外在因素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內在因素:「名不正則言不順」(《論語‧子路》)、綱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方法:「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

正名的概念,若說得白話淺顯一點,就是追求名實相符的意思。假設我們以人際關係來做類比,今天你與你喜歡的人相處得很好,兩人互有心意、非常融洽。有一天你問對方:我們算是在交往嗎?對方回答:名分重要嗎?重要的是我們快樂就好。如果是這樣的回答,你們可以接受嗎?

有不少的人不能接受這樣的互動,為什麼?因為你們認為「名分」不只是確立一個關係的「名稱」,而且包含了大家剛剛討論的:歸屬感、責任感、安全感。雖然我們追求實際相處上的良好互動,但並不代表我們只要這樣的良好互動而不要「名分」。

當然,孔子的正名思想不會只是在談愛情關係,他更多地是座落建立合宜的政治秩序與家庭人倫關係。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的身分有不同需要恪盡的職責。正名思想還從另一個方向討論,就是我們要賦予實際的行動以確實的名謂,所謂「言不順則名不正,名不正則事不成」。

另外,談到「正名」,對於我們的政治議題而言,是很重要的。如果問你們的國族認同?你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你的國家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這些問題之所以會成為台灣政治上爭吵不休的議題,就是因為我們的國家有其非常錯綜複雜的歷史淵源與情境。其實這些問題就是在追求「正名」,正視我們的名稱與實際的情況必須相符。

其次我們先來談談耳熟能詳的忠恕之道,這算是「仁」的延伸。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

朱熹《論語集注》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簡單地說,盡自己的本分就是忠。那什麼是本分呢?我們每個人都不是孤立的人,而是在一個社會網絡關係中產生的人。在這個關係的社會中,我們具有許多不同的身分,可能是父母、子女、員工、上司、情人、仇人等等。這不同的身分都會有其相應的責任,恪盡職責就是一種「忠」的態度。不過真實的人生沒有那麼簡單,因為我們處處都會發現不同的身分、責任會互相衝突。這彼此之間有時候就是沒有辦法兩全其美,那到底該怎麼選擇,就真得是非常為難的事情。因此我們應該要把這個問題放在心上,不同的身分之中,可能需要劃出大致的順序,找出優位性來。

至於恕道,就是一種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換位思考。我們常常把體諒、原諒、寬恕、體貼等詞彙掛在嘴邊,其實真正要做到是很難的。我親身體驗到這件事情,是在陸軍禮砲連服役的時候。二○○八年十二月底跨年,我自願留守在營區中,因為難得有機會在軍中跨年,我們當時得營區在永春坡,旁邊就是一○一大樓了。不過當時連長決定要利用跨年晚會的時間開放營區舉辦懇親,讓親友可以入營區烤肉與看煙火。身為負責康樂活動的政戰文書,我便因此忙得不可開交。我還記得當時不但每個人都需要繳費,我還在嚴寒的時節裡發高燒,卻依舊得準備這些事情。等到最後煙火放完,眾人鳥獸散後,留下了滿地的垃圾與代收拾的設備,只留下了當時待命留營的七個人收拾,我們整理了兩三天才把場地收拾乾淨。

等待收假的時候,某次我跟同梯的弟兄聊到這事情,兩個人起了爭執。主要是我抱怨他們來參加活動的人,怎麼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呢?如果人人可以把自己的垃圾帶走,或是留下來幫忙收拾,這麼大的場地其實花個二三十分鐘就完全乾淨了。但是當時這位弟兄非常不開心地說,他們好不容易拜託親友來參加,已經過了晚上十二點了,還得趕著回家,怎麼好意思拜託對方等待場地恢復呢?既然我們是留守待命的人員,幫忙收拾營區也是分內之事,怎麼可以把責任怪在他們頭上。

這樣的爭吵在當下頗為激烈,但是各持己見,必沒有什麼共識,我們彼此也是漸行漸遠。後來一直到隔年的五月,那時遇到了端午節,又要準備一次端午節懇親會。這次由於我們已經剩下一個多月的在營時間,後面有很多學弟可以幫忙,所以我便帶了一群學弟幫忙布置場地,準備開放營區讓家屬參加活動。軍中的懇親常常是這樣的,如果有家人來參加,就可以提早離營放假,所以我那次就央請學妹來參加。活動結束正在離營宣教的時候,我忽然意識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場地並沒有人收拾。而此時我滿懷著就要可以放假的雀躍心情,儘管想到曾經埋怨別人不留下來整理活動場地,可是在當下我真的很掙扎。就在此時,我開始為自己的行為找出合理化的藉口:場地是我布置的,難道還要我自己收拾嗎?學妹花了一個下午來參加活動,怎麼好意思還要讓她等下去呢?每每當我想到一個理由說服自己可以安心離開時,我就會聯想到當時跟同梯爭吵的事故。巧的是,端午節懇親那一次,那位弟兄並沒有家人來參加,所以他就必須留下來收拾場地,全部弄乾淨之後才能放假。

我確實後來轉頭就走了,並沒有留下來。但是這是個非常寶貴的經驗,因為常常說要「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實際上我們的「身」真的很難「易地而處」,而因緣巧合讓我有這樣一個幾乎雷同的情境換位思考,才知道當初別人的為難是怎麼一回事。當然,可以說我的心性修養與行動力都還不足,但以此故事我們需要知道的是,道理真的不要只是空口說白話,面對那些看起來「理所當然」的「教條」,其實我們應當更謙卑地去理解與體知,並努力地一點一點地練習。

最後有一個比較複雜、歷來討論也很多的問題,涉及到對於「直道」的理解,也就是親親之隱: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無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

這一則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樣不就是沒有法治的觀念嗎?其實這個問題很有趣,我也常常在想,當我的私人倫理領域與公共社會領域產生衝突的時候,我們該如何選擇?但是同學必須要了解,我們現在談的公民社會或法治觀念,在孔子那個時代未必有這些觀念。在孔子的思想中,家庭人倫是非常基本且重要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說法,提供了我們一種理解傳統儒家人倫觀的參考。也就是父子關係在眾多不同的人際關係與責任中,具有優位性。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優先考慮的父親的角色不同於陌生人、路人、鄰居。為了展現這樣的優位性,我們必須為這樣的關係承擔某些責任。其實類似的問題在《孟子》也有「鼓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的情境討論: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盡心上》

關於這個問題討論已多。可以參考曾暐傑教授的〈我爸偷了七億贓款我應該舉報他嗎? 「親親相隱」的當代哲學論辯(上)〉、〈你爸殺人了你該怎麼辦?「親親相隱」的當代哲學論辯(下)〉以及詹康教授的〈「親親」不是只有「相隱」〉等幾篇文章。曾暐傑的文章詳細地把當代哲學類似的觀念都放在一起討論,而詹康教授則提醒我們,親親的方式並不是只有「證之」與「相隱」兩個選項而已,還有很多更好的方式可以展現出合宜的親親之道。

四、好人未必有好報:義命分立

今天一開始要討論的一個觀念算是蠻了不起,自我要求非常嚴格的一種說法,就是「義命分立」、「義命對揚」。「義」是指「正當性」,那「命」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命」就是客觀環境所給予我們生活的種種限制,這種限制往往是我們無可奈何、很難改變的。譬如說,各位同學上了大學都要修大一國文,這是規定,並不是你們可以決定改變的。又或者,你們會被分配到哪一位國文老師,這位國文老師上課的風格、內容等等,常常不是你們可以決定的。也許對某些同學而言,我講課的內容與風格並不是你能夠接受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可能會導致你學習動力低落或是成效不彰,如果最後被當掉了,未必原因在你身上,而是因為你在修習國文課的這事情上受到了許多的限制,這就是「命」。

我們很容易從一件事情的結果好壞來考量我們對於這事情付出的多寡,假設因為種種因素讓我們得知結果不會成功,我們還會努力嗎?在儒家思想中,我們應該努力的考量只在於「義」,也就是「正當性」。既然這件事情具有合理性、正當性,我們就該努力,那麼我們就不必去考量最後的結果是否成功或失敗。

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就是子路所言:「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即使知道「道不行」,還是要「行其義」,這樣的要求真的非常嚴格。漢代有個思想家董仲舒,他發揚這個道理說:「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就是同樣的道理,注意這句話的「功利」二字,這裡提醒我們不要計較事情的「功利」而改變我們認為應該具有的道德實踐。(《漢書‧董仲舒傳》是作「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較之下似乎「不急其功」比「不計其功」更貼近人性。

前面提道道德的能力時,我們用了一個比較攏統的公式試圖表達能力的重要性:「善心+能力→善行」,然而當我們加入了「義命分立」的概念之後,就明白這樣的理解還是有漏洞的。因為一件善行能不能夠遂行與成功,除了能力之外,還有客觀環境的種種限制,也就是「命」。我們的才能再強,也不一定能夠抵抗命定的限制。如同白居易的詩云:「由來才命相折磨」(〈酬微之〉)、「自古才難共命爭」(〈和夢得〉)。因此,縱然有為善的動機、有為善的能力,但是事情是否真能如願遂行,其實當中有許多的阻礙。從這個角度來看,道德評價的問題似乎就不宜完全落實在最後的結果是否完成。因此,對於才能的角色落實在道德評斷上,我認為才能可以說是完成善行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義命分立的概念,落實在我們日常人際交友的行為中,也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發。我們不妨思考一下,我們交朋友的動機是否具有功利目的?我們常常會覺得,我對某某人很好,他也應該對我好。似乎我們的相處是處在一個對價關係中,因為我對你很好,所以也期盼你對我很好。當然,就人之常情而言,似乎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以一種比較嚴格的自我動機檢視而言,人與人之交往的動機,如果夠單純,我們可以試著把自己對別人的好就單純是我想對他好而已。《世說新語》有一則故事是這樣的: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世說新語‧方正》)

這是一種蠻難得的交友方式。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顯示一種即使你對我表現得很生疏,我想要表現親密就表現親密。現在我們每個人在交朋友的時候,動不動都說,不喜歡熱臉貼冷屁股,好像自己一定都是熱臉,別人都一定是冷漠。如果我們真正喜歡一個人,其實可以不要有這麼多的功利式的期待。好像對方是要回報你。

同樣的,依照儒家的思想,我們平日常常說「好人有好報,壞人有壞報」,這也是儒家思想所不認同的。因為我們成為好人的原因,是因為成為好人是應該的,而不是因為我們期盼著做善事會有好報。我們不做壞事也是應該的,並不是因為害怕有惡報。我們世俗當中的報應觀念,很多部分還是源自於佛教思想。

這樣的說法似乎很嚴格,也很難做到。但是如果願意仔細想想,這是一種把價值自我內建的行事風格。我們自身就是我們的目的了,我們不會成為滿足另外一件事情或是滿足另外一個人的過程與手段。同樣地,如果我們以此對待我們的朋友,我交朋友是因為他值得我交往,而不是想從他身上得到什麼,那麼這是一種非常尊重他人的做法,難能可貴,也相當深情。 

Chen Pen 2017年7月11日

 

「自為目的」的人際關係

 

一○六年大學指考的作文題目「在人際互動中找到自己」,就我臉書的同溫層看來,顯然遭受到很多嘲諷與責難。這當中固然有大家對於學測、指考作文制度的不信任,而題目在面對群我關係的探討時,預設了一個「找到」,擺明了有某種限定的框架。

儘管,我認為這裡的「找到」完全可以不必要是對人際互動的肯定。佛家說「逆增上緣」,大抵是指某些逆境是為了增進我們的修持工夫。人際之間的相與,有人長袖善舞、有人左右逢源、有人抗拒、也有人閃躲,就算如許多人所批評那樣:真實的人生,我們往往於人際互動中迷失了自我。那麼,從這樣的迷失覺醒,遂而決定要捨棄不必要的人脈,當然也是另外一番體悟與找到。

當然這遠遠不夠。如果只是靠著逆向思考從一個被限定的題目轉個彎,固然有展現創意的可能,卻失去了開闊批判的視野。「在人際互動中找到自己」這個題目之所以令人憎惡,那是它預設了一段「別有目的」的人際關係。無論這「人際互動」是正面或負面地「找到自己」,人際互動只成為了「手段」。

人,是自為目的的。人與人之間的來往周旋、思想交流、情感確認,本身就是目的。從來就不應該存在一種因為什麼緣故而要交朋友的想法,這樣的發想,只是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降低成為一種「用途」。

但用途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為太有用、太好用了。每個人又都有許多不同的角色,有時候不同身分、時機、位置容或互相牴觸,這個時候練習公領域與私領域分開,才更好掌握分際。

至於願不願意這樣做,那就是每個人的價值選擇了。

五、 結語

最後的部分,我要談一個比較重要而艱難的觀念:樂。這一路談下來,我們對於孔子的思想相當大的程度是鎖定在「禮」的問題上。但是我們卻不可以忘了,「禮樂」的概念是一體的。「禮」常常給人一種印象,就是它區別了不同的人所歸屬的不同的身分、位置甚至是階級,並且從中理解彼此之間的關係。因此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儒家思想好像很喜歡去劃分人的差異性與社會身分。這某個程度上來說是確實的,但是儒家思想也以「樂」的思想作了很好的調和,「,禮別異」(《荀子‧樂論》)這句話很概括性地描摹了禮與樂的性質差異。其實關於儒學的樂論思想,是非常龐大的議題,也有車載斗量的研究,要再談得更深,只能有待來日。但我卻想用一個例子來解釋「,禮別異」的情況。

今年正好遇到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武漢肺炎)肆虐全球,近日在台灣與中國都有藝人發起翻唱一首流行了三十多年的勵志歌曲〈明天會更好〉。過去中視電視台曾作了一個簡單的報導,挖掘出當年錄製〈明天會更好〉的背景與內幕。報導中提及,在1985年的時候,那時張艾嘉召集演藝圈近六十位歌手一起錄製。然而當時幾位天王天后要齊聚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據說當時的唱片公司為了歌手獨唱的句數多寡、MV裡露面的秒數長短,私下已經開始角力。但都被李壽全製作人「我自有安排」擋回。最後呈現的歌曲,六十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有獨唱。為了呈現最完美的歌曲,歌手彼此之間不計較排名、彼此搭配和音,最後完成了一首號稱最成功的華語公益團體。

當然唱片公司的計較是有其利益考量,但是若撇開商業考量不談,不同歌手之間的資歷、實力等,如同「禮」所規範的位份差異。然而,當他們要完成一首美好的歌曲時,一切的差異都必須相互協調讓渡,讓渡給最終的樂章。是音樂團結了大家,盡可能地消弭了尊卑倫理,最終完成了一首經典歌曲。

以這樣的案例說明「禮」與「樂」的關係,儘管片面而淺顯,但我只是要提醒,儒家思想對於樂的主張,不應該被忽視。《禮記‧樂記》:「仁近於樂,義近於禮」,也很巧妙地呼應了我們談論的「仁-義-禮」關係,的確我們會覺得音樂、仁愛都是比較偏向感性層面,而正義與禮儀似乎是比較偏向理性規範的層面。

 

Chen Pen 2017年7月28日 

 

在別人的節奏中確認自己的節奏

 

今日的擊鼓課程,第一次來到了分部的練習。今日到課只有兩人,老師便讓我們二人輪流練習主旋律與伴奏,一方面說明雙部的對位,另一方面也練習培養默契。

按照我們初習的曲譜,伴奏由小堂鼓出演。在此曲目中,小堂鼓的節奏單一且規律,看起來很簡單,但卻輕忽不得。當我在演奏小堂鼓時,我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同樣的節奏,我卻不自覺會愈打愈快?

「因為它單調啊,我們容易被更有節奏感的聲音吸引過去。」

老師的回答之後,順便問了我,雖然我會感覺愈打愈快,但終究沒有變快,仍然合拍,為什麼呢?還在細細體會,老師便告訴我,「因為你在聽主旋律的節奏,主旋律與伴奏,其實在互相節制。」

確實如此,在這規律一致的節奏裡,也許我真的有那麼一毫秒感到自己變快,但是旋即又有同樣一毫秒讓自己慢了下來。電光火石的那一瞬間,是什麼樣的因素讓我調整自己的速度?是節奏,是我關注到與我合奏的夥伴的節奏。

咚的一聲,似乎有什麼清亮的聲音在心底震撼。

近日初讀《禮記》,雖然頗有收穫,卻不免對於「禮節」有許多思考與疑惑。尤其在當代的政治文化情境,探討「禮節」是一個不討好的議題,它似乎被理解為保守、規訓、陳腐甚至是墮落。當我練習著伴奏,對著規律的節奏於瞬間升起的不耐,那種情緒正是對於規規矩矩的「節度」的反動與對抗──「為什麼一定要這個樣子?」有一個不服從的聲音,在我們的本性中蠢動。

我們也曾想過自行其是,那當然是率性、自然,甚至可以灑脫、任真。不過,就像是主旋律與伴奏的節奏會互相牽引,總還是在某個關鍵的時機抑制了我們的衝動。在我們相互節制的同時,看似壓抑了天性,卻是為了與他人共同譜出更和諧的旋律。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是在相互抵制或取消,而是在別人的節奏中確認自己的節奏。

孔子說:「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我似乎又多了幾番明白。

 

 

--20151014日,於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實用中文」講授

--20200330日,於臺北大學「儒釋道與現代生活」講授

--20200331日增補

 

【延伸閱讀】

 

1. 曾暐傑〈 我爸偷了七億贓款我應該舉報他嗎? 「親親相隱」的當代哲學論辯(上)〉https://philomedium.com/blog/80026

2. 詹康〈「親親」不是只有「相隱」〉https://philomedium.com/contributions/80045

3. 〈你爸殺人了你該怎麼辦?「親親相隱」的當代哲學論辯(下)〉https://philomedium.com/blog/80975

4. 侯迺慧:〈從知命到委命——白居易詩命限主題中才、命、心的角力與安頓〉,《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25期(2019年3月),頁71-109。

5. 中視新聞:「最成功公益歌〈明天會更好〉傳唱逾30年」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AF9BM7S5Y

陳伯軒〈讀《禮記》劄記(十):〈樂記〉〉http://mypaper.pchome.com.tw/popo968/post/1371934913

台長: 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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