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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功成?──古寧頭戰役最高指揮官論爭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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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功成?

──古寧頭戰役最高指揮官論爭述評

 

「國防部98史政學術論文徵集:古寧頭戰役一甲子」特優獎

 

陳伯軒*

 

摘要

 

古寧頭戰役對於台澎金門的防衛有重大意義,卻在事發卅年之後,產生了許多的爭論。七○、八○年代,沸沸揚揚的爭持,其中最核心的問題卻是湯恩伯與胡璉二人在此次戰役中的表現與功過之爭。本文在前人討論的基礎上,試圖爬梳綜整各家說法。並且對於這些筆戰的文章進行一番分析與討論,以了解這些爭論的現象本身所隱含的意義或價值。

 

前言

 

民國卅八年國民黨政府輾轉來台,中共為了達到解放台灣的目的,開始對我國進行逐島攻略的戰役企圖。由葉飛為司令的第十兵團於八月十七日兵分三路,攻克福州。九月初,葉飛親率八個師南下,於泉州招開作戰會議,討論攻佔金門、廈門的計畫。經過一番考量與周折,十月廿五日共軍突襲部隊渡海犯金,於金古寧頭附近搶灘登陸。敵我雙方戰火瞬間引爆,歷經前後三日,我方獲得空前大勝。一般稱這次戰役為「古寧頭戰/大捷」或「金門保衛戰」[1]

國軍從對日抗戰到國共內戰,烽火連天,煙硝遍地,古寧頭戰役無論在規模或是時間長度上均不起眼。然而此次戰役之所以受到重視,那是國軍在一連串節節敗退的頹勢中,第一次大獲全勝的戰役,不但挽救了當時搖搖欲墜的士氣軍心,護衛金門也為中華民國的正朔留下了一脈生機。簡言之,古寧頭戰役的關鍵意義,乃是建立在「時空」因素上的[2]

除了探討古寧頭大捷的時代與歷史政治意義外,檢諸以往的論著,也有針對此次戰役中特殊的軍團進行討論者,例如龔建強撰寫〈「金門之熊」與古寧頭大捷〉討論當時戰車部隊在共軍編組突襲時,於搶灘上岸時給予迎頭痛擊,不但首戰便重創犯敵,更為全島守軍爭取了極為寶貴的反應時機,「之後,我戰車部隊更在全軍發起反擊其間,在在發揮雷霆萬鈞之勢,屢次重挫犯敵於陣前,為我反擊部隊排除障礙使攻擊進展得以順利進行,並取得最後的勝利」[3],田玉仁〈民國38年金門保衛戰時裝甲部隊運用之研究〉[4]也是同樣的主題;此外〈古寧頭大捷的勁旅──尖刀團〉[5]、〈尖刀團奮戰古寧頭〉[6]則側重在討論尖刀團奮勇對抗共軍的英勇氣概。另也有專門針對胡連將軍率領的第十二兵團進行討論,如〈胡連將軍與第十二兵團〉[7]、〈談十八軍徐蚌會戰之失敗暨胡連上將與金門古寧頭大捷〉[8],由十二軍團成立、編訓、重組,乃至於在古寧頭戰役上的貢獻等,都有論列。〈「古寧頭戰役」與「八二三戰役」之比較研究〉[9]一文則從時空背景、中共企圖、戰爭型態、國軍致勝原因、中共戰略戰術缺失、兩岸關係與兩者的歷史意義等諸多面向,對這前後兩次的金門保衛戰進行分析比較。

然而,在以上的討論之外,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很特別的問題。古寧頭戰役對於台澎金門的防衛有重大意義,卻在事發卅年之後,產生了許多的爭論。七○、八○年代,對於古寧頭戰役的討論一度熱絡,卲德潤在198610月於《中外雜誌》發表〈湯恩伯贏得古寧頭大捷〉一文,由此文之前言,對於當時論爭激烈可見一斑:

當時我曾寫了一封長信給「傳記文學」的劉紹唐兄,表示我個人看法,並對老友劉毅夫兄的文章有所批評。紹唐兄很客氣的回我一封信,說明此事已引起各方熱烈反應。他陸續收到文稿及投書十數篇之多,某單位兩次電囑,「此事已引起不良影響,希勿再刊登。」他只有暫停發表,把我的「投書」影印備參,原件退還給我。[10]

從這段敘述我們可以得知,當時論爭的狀況非常激烈,甚至有人認為已經造成不良影響了,可以推想,那時或許也存在許多爭執與筆戰。

那麼,古寧頭大捷本來是舉國歡騰的事件,日後的追念也應該充滿了讚揚與感念,究竟是什麼問題產生了莫衷一是的紛爭呢?首先,當時的最高指揮官是誰?其次,胡璉帶領的十二兵團是否有決定性的影響?論爭一起,其他相對紛紛擾擾的問題也逐漸被提及[11]。沸沸揚揚的爭持,其中最核心的問題卻是湯恩伯與胡璉二人在此次戰役中的表現與功過之爭。本文在前人討論的基礎上,試圖爬梳綜整各家說法。並且對於這些筆戰的文章進行一番分析與討論,以了解這些爭論的現象本身所隱含的意義或價值。

壹、        眾說紛紜:最高指揮官之爭

民國六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是金門大捷三十週年紀念日,也是國軍轉敗為勝,國家轉危為安,而值得紀念的日子。過去金門大捷之日,每年都有若干的活動與報導,但很少人有寫文章;如有,亦很少有不同的意見,更不會有爭論;而目前不但議論很多,且爭論亦不少;而引起爭論最大的原因,就是胡璉將軍所著『泛述古寧頭之戰』的一篇文章」[12]。鄭遠釗的這段敘述,明確指出關於古寧頭戰役的許多爭論,乃從胡璉將軍的《泛述古寧頭之戰》[13]而起。《泛述古寧頭之戰》為胡璉將軍生前遺著,只有在少數友人間流傳,並未大量發行。胡璉於1977622,因心臟病發逝世,享年七十一歲。同年11-12月,《傳記文學》第315-6期,刊登《泛述古寧頭之戰》。流通既廣,相關的討論也蜂擁而起,遂造成了許多議論與爭執。

鄭遠釗〈上海保衛戰與古寧頭大捷〉一文,針對古寧頭大捷的原因進行探討時表示:

當時負責指揮金門地區陸海空軍作戰任務的指揮官湯總司令恩伯將軍,既未表示自己的功勞,亦未發表古寧頭之戰的書刊,……,而且湯將軍已於四十三年逝世,事隔二十三年,時間久了,人們自然淡忘了。……事實上胡璉將軍事在古寧頭戰役結束後才到達的,所以胡將軍並不是當時的指揮官。[14]

鄭氏此文,乃是針對王禹廷在《傳記文學》所發表的文章〈從軍人到大使〉與胡璉將軍遺著《泛述古寧頭之戰》而提出質疑。接著,王禹廷遂以〈「上海保衛戰與古寧頭大捷」讀後──敬達鄭遠釗先生〉一文回應,表示當時胡璉接受長官陳誠的命令任金門防衛司令官,率部前往接防,湯恩伯將軍調回台灣。胡璉十月二十四日夜間,由基隆搭輪船赴金,羅卓英同行佈達監交。二十五日下午傳到金門,因風浪太大未能登陸。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到湯總部,接到前線指揮作戰的高魁元軍長電話報告:戰事仍在激烈進行中。「胡將軍感覺重任在肩,並未顧慮指揮權形式上的交接,立即馳往湖南高地前線(高軍長及在此地),躬親指揮」[15]。王禹廷的說詞,可以說完全參考《泛述古寧頭之戰》的說法,亦即表明當時在湖南高地時,指揮官為胡璉,而非湯恩伯。

柯遠芬〈記古寧頭戰役──胡璉將軍扭轉乾坤及有關重要史實〉一文,並未強調最高指揮官的歸屬,然而作者從加入十二兵團追隨胡璉將軍開始敘述,暢談胡璉對十二兵團的訓練與打造,到了金門保衛戰上,第十二兵團的「第十八軍於抵達金門部署完畢,第十九軍船團到達卸載同時,匪軍亦開始進犯金門,合兩軍之力,始將匪軍全殲,如果當時兵團缺少一個軍時,那古寧頭的戰史,就可能重新改寫了」[16]。依照柯遠芬的敘述,古寧頭戰役之所以大獲全勝,關鍵在於隸屬於第十二兵團的第十八軍與第十九軍及時支援,而指揮第十二兵團的胡璉將軍,自然功不可沒。此文未提及古寧頭戰役的其他部隊,連其他軍長都被忽略了,完全將焦點放在胡璉身上,可說是備極推崇。

197910月,《傳記文學》刊登了四篇關於古寧頭戰役的文章。李守孔〈金門古寧頭奏捷三十周年〉一文,針對最高指揮官的問題,他主張「金門保衛戰發生前後,第十二兵團司令官胡璉尚未到達戰地,所部第十八、十九軍均暫歸第二十二兵團司令李良榮節制。十月二十六日上午,胡璉到達後,始由胡氏直接指揮。期間各將領判斷敵情正確,反擊敏捷,爭先殺敵,並不因指揮官之更易而稍受影響」[17]短短一句「並不因指揮官之更易而稍受影響」,看似輕描淡寫,卻把作者認為的事實說了出來。劉毅夫〈細說古寧頭大捷〉表示,「當時指揮金門、廈門的最高指揮官的湯恩伯」[18],但細覽全文,對湯恩伯的著墨少之又少,較側重於胡璉與高魁元在此次戰役中的貢獻。王禹廷〈旋乾轉坤的古寧頭大捷〉並未討論到最高揮官的問題,然而全文對於胡璉將軍亦是讚譽推崇,認為「若非十八軍先期增援,金門原有的守軍,勢難達成任務。若非十九軍適時趕到參戰,十八軍亦難獨奏其膚功。若非胡璉將軍親臨指揮,十二兵團的戰力,亦難作高度的發揮。所以說古寧頭之捷,由組軍到臨戰的決勝,實在是胡璉將軍艱難締造的結果」[19]

對於最高指揮官的爭論,進行較詳細的說明者,為同期文章卜幼夫發表的〈金門古寧頭大捷採訪追記〉,他在文中強調,湯恩伯才是指揮整個戰役的最高指揮官:

就我當時採訪所知,指揮此一戰役造成金門古寧頭大捷的統帥,並非十二兵團司令官胡璉將軍,而是福州綏靖公署代理主任湯恩伯上將,事情的真相是:廈門十月十七日失守後,金門戰事發生以前已決定易帥,原任湯恩伯上將尚未移交,新任胡璉司令官沒有到任接事,就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共匪發動攻勢,進襲金門,湯恩伯上將奉命暫緩離金,擔任總指揮。胡璉將軍本人,廿六日中午到達金門,廿七日凌晨一時,戰事結束,廿八日下午,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陳誠召集了師長以上的軍事會議,宣佈湯恩伯上將調職,由胡璉將軍接任,其正式官銜為福建省主席兼金門防衛司令官、,廿二兵團司令官李梁榮將軍亦同時調回,會議結束,陳辭公當天飛返臺北。三十日,湯恩伯上將協副司令官萬建藩、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羅卓英將軍、李良榮將軍等一行十七人,乘二八八號運輸機,由金門凱旋飛抵臺北。[20]

這段詳細的敘述,表明了在時間點上,古寧頭戰役暴發至結束,湯恩伯將軍仍然是金門防衛司令,也就是當時最高的指揮官。胡璉將軍雖然已接獲命令準備交接,卻因戰事爆發而未及完成佈達。廿八日下午才完成佈達監交,在時間點上,古寧頭戰役業已結束。

只是,爭論並沒有因此結束,楊書麟於197912月發表文章〈也談古寧頭大捷──並就教鄭遠釗、張蘊深、卜幼夫三先生〉一文,裡頭提到:

卜幼夫和鄭遠釗兩先生,不是說「這一戰役的最高指揮官是湯恩伯將軍」,就是說「湯恩伯指揮整個戰役」,把胡璉將軍給一筆抹煞了,說胡璉是戰事結束以後才到達戰地的,這絕對不是事實……。[21]

……湯將軍在金門戰役最初的最高指揮地位是不容懷疑的,可是到了十月廿六日上午十時,胡璉將軍到達金門根湯將軍見面,由羅卓英副長官宣布,交接防務以後,指揮權便告轉移了。有人硬說防務交接是十月廿八日陳辭公在會議席上宣佈才算數,十月三十日,湯總部和二十二兵團部離開金門的那一天,才算正式交接,這種說法簡直不通之至。實際上正因為軍情緊急,陳辭公才會調整部署,正式的命令早已下達,並派羅卓英副長官與胡璉將軍同來,佈達監交以示鄭重,防務交接不同於職務交接,而且在戰況激烈之時,難道還能容許擺儀式,奏軍樂,行禮如儀的那套程序,才算交接嗎?所以說,胡璉將軍未到以前,湯將軍當然是最高指揮官。胡將軍來到接替以後,胡就成了最高指揮官了。[22]

依照楊書麟的看法,金門戰役的最高指揮官,先是湯恩伯,而實際指揮權在於高魁元軍長手上,待胡璉到來,最高指揮權便轉移到胡璉將軍手上了。隨後白天霖也附和此說法,在〈「也談古寧頭大捷」讀後──並就教鄭遠釗、張蘊深二先生〉中,主張「反擊部隊均屬十二兵團,由先到戰地擔任金東守備的高魁元軍長統一指揮……,但胡璉將軍到達戰場以後,這個最高指揮權就自然轉移了」[23]

1986年鄭遠釗復於《中外雜誌》發表〈為湯恩伯辯誣(上)(下)〉,撥開紛亂的評論,直接就胡璉將軍《泛述古寧頭之戰》提出質疑,鄭遠釗認為,依照胡璉自述,當胡璉到達湖南高地時,雖然立即指揮部隊,但所指揮的部隊僅是十二兵團,而非金門所有的部隊,「因為十二兵團之上,還有福州綏署(簡稱湯總部),平行的有二十二兵團(李良榮),以及裝甲兵、砲兵、要塞等部隊」[24]。依照鄭遠釗的說法,他認為《泛述古寧頭之戰》的描述模稜兩可,曖昧不明,因此造成了許多的訛傳與誤解。正如李福井所說:「湯、胡都在湖南高地,羅卓英如佈達命令,監督交接,這是臨陣易帥,兵家大忌。照胡璉的說法,監交已完成了,湯恩伯也在現場啊!到底怎麼交接的,何以不提?又寫的恍兮忽兮,不清不楚。羅卓英難道會在胡璉到達金門一個小時之後,就把指揮權交給他嗎?這在戰場的準則好像說不通的,為什麼胡璉又說的那麼曖昧呢?因為不提湯恩伯才可以寫得曖昧」[25]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引述至此,我們不禁懷疑:真理真的愈辯愈明嗎?如果要繼續追索資料,仍然有反覆辯駁的文獻可供羅列陳述,而這些當年撰文討論的作者,若是到了今天,再談論此一問題,相信也仍然得不到一個最終的答案。只是我們總是相信,真相只有一個。也總是認為,至今又過了十幾二十年。而今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並不需要重複過去的窠臼,捲入當年的漩渦。反而,藉由留存下來的這些檔案,提供了我們理解「最高指揮官論爭」的一個架構與參照。從而理解我們(包括這些筆戰的作者)認為的「史實」,說不定,曖昧的同時更接近真實。

貳、        歷史現場的強調與呈現

上一節本文討論古寧頭戰役最高指揮官論爭的相關文獻資料,從時間的順敘排比,可了解各自所主張的結論並不相同。然而,隱藏在引文之中,更多的是逃匿於文字之外的,往往比那些結論式的判斷更暗藏玄機。當每個撰稿人為這段戰史發聲的同時,必然期待著自己可能是「比較客觀的」、「比較接近事實的」。要獲得讀者對他們的認同,哪裡有比親自經歷來得更具說服力?因此我們不時可以讀到這些作者強調自己是曾經參與此戰的人員:

金門最具光榮歷史的兩次戰役「古寧頭大捷」和「八二三砲戰」,我都躬逢其盛。……謹先將古寧頭戰役的經過,憶述如後,尚希中外雜誌讀者諸公指教。[26]

筆者因當時親歷是役,故印象較深,擬就見聞及,以紀其實。[27]

筆者是參加上海保衛戰,及古寧頭大捷兩次戰役的老兵之一,願就個人所知作一見證[28]

有因筆者有幸於役其中,時為兵團副司令官,故願將若干未曾公開的史實公諸於世,以聊盡位國家保存史料的責任[29]

這些文字都表明自己是親身參加此役的將士,然而他們對於當時戰役的情況描述各有側重,同樣是強調親身參戰,樊開印便說鄭遠釗文章所描述的狀況「與筆者親身經歷的事實有部份出入」[30]。除了強調親身經歷外,也有在撰寫文章的過程中,強調自己與所論當事人的私誼。如邵德潤〈湯恩伯贏得古寧頭大捷〉在前言部分談到:「當時我曾寫了一封長信給《傳記文學》的劉紹唐兄,表示我個人看法,並對老友劉毅夫兄的文章有所批評」[31]。之所以要強調「好友」,言下之意,乃說明他提出批評並非個人意氣之爭,而是位了真相而辯。同樣的狀況,卜幼夫撰寫〈金門古寧頭大捷採訪追記〉討論當時最高指揮官的問題時,也談到與湯恩伯及胡璉的關係:「就私人關係來說,我與胡璉將軍認識較早,……而與湯恩伯將軍素昧平生,直到三十年前在金門古寧頭大捷後,隨慰勞團到金門前線勞軍時才見面,那是僅有的一次」[32]。卜幼夫強調他與胡璉將軍認識較早,與湯恩伯將軍素昧平生。按照他的邏輯,則他並不需要替湯恩伯將軍說話,可見他乃是忠於事實才提出最高指揮官是湯恩伯的說法。

無論是強調親身經歷,或是強調自己秉持專業與客觀而至私人交情於不顧,細心讀來,這些論述的方法與策略,並不能真正有效地代表他們掌握的就是無庸置疑的實情。卜幼夫與胡璉認識較早,不代表他與胡璉交情較好;與湯恩伯僅見過一次面,也不代表他不會替他說話。對於親身經歷戰事的人來說,天外飛來的秘辛或軼事,似乎也干擾著我們對於真相的理解。楊書麟便曾意有所指批評湯恩伯將軍的指揮能力──

可是他的指揮才華,究竟如何,就非我這個小參謀所能瞭解,我在這裡只說一個故事,當高魁元將軍在湖南高地指揮作戰,打的非常激烈的時候,湯將軍巡視到那裏,曾對高有所指示,兩個人的意見似乎有點不同,大概高將軍正在貫注全力於作戰,有他的一套構想,可能認為湯的指示不大適切,却又不便反對,乃對他說:「請先生親自來指揮好嗎?」楊維翰將軍看見大敵當前情勢不妙,就對湯說:「先生我們到別處去看看吧,這裡就讓高軍長全權處理好了。」這時我站在他們身邊親見、親聞,於是湯將軍就帶著我們走了,湯將軍以前帶過大兵團,指揮作戰立過大功,可是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以前打敗仗不見得是他指揮的不好,這次打勝仗也不見得就是他指揮的高明。[33]

楊書麟用故事來「暗示」[34]湯恩伯將軍在金門古寧頭戰役的功勞,似乎不如大家所談的那麼大,特別強調「指揮能力」,與最高指揮官的歸屬之問題也有著曖昧的諷刺。如要更刁鑽地看待這段故事,我們當然也可以質疑,儘管湯恩伯與高魁元的意見不合,也不能就斷定湯恩伯的指揮能力有問題。楊書麟說「以前打敗仗不見得是他指揮的不好,這次打勝仗也不見得就是他指揮的高明」,那麼這段話不也是可以用在胡璉將軍身上嗎?

無論是強調親身經歷或是強調屏除私情,無論是支持湯恩伯或讚揚胡璉,我們這樣刻意刁難地質問,似乎落入了文字遊戲。然而,必須理解的是,當我們從他們的文章中找出這麼多可供「解讀」的空間,那便代表這些文章的自身存在了太多模糊的元素。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那便是深陷其中的各家,都篤信著歷史的事實堅定不移,而且真相只有一個。像是王禹廷認為,如果不作進一步的解說,「倘因此而使歷史真相湮沒,豈不歉疚萬分?」[35]鄭遠釗更在文章開門見山地說:「春秋史筆,在於求真」[36]。田興柱《金門戰役》也說,「金門戰役已過去五十年了,叱吒風雲的長官,甚多作古,尚存者已是耄耋之年,淡泊名利,一切爭議都隨時間而飄散。但歷史是千秋大業,更貴在『存真』,故把有爭議性的幾個重要問題,列舉『事實』與『史料』僅供研究者參考」[37]

無論是所謂的「真相」或「求真」,都強調真實。然而這些評論者都忽略了一點,即便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但事情發生之後向後演繹的情況會非常複雜。在這些文獻資料中,有許多作者強調親身經歷古寧頭戰役。他們對於那段歷史的親身體驗本身是無可取代的第一手資料,然而當這些經驗要呈現出來,自然必須透過語言作為傳達的媒介。在透過語言轉達的過程,就不可避免地遇到失真的狀況。傳統史學往往將史料分成一手史料與二手史料,並一再強調一手史料在價值上優於二手史料[38]。但從某個角度看來,一切都是二手史料,都是經過某種程度處理過的,因此不能屬於嚴格意義下的一手史料。「即使是當事人或目擊者的現身說法,我們可以說這些證據是直接的嗎?眾所周知,許多當事人都必須以文字或語言的形式表達其內容,而這些存留下來的文字或語言,多少經過當時人的選擇及整理,此種史料的性質,已經是一種『再現』(re-presentation),與所謂的二手史料或間接史料的差異,並無本質上的太大的不同」[39]。這麼說來,以上這些強調親身經歷古寧頭戰役的人,他們所闡述或撰寫的文章內容,與那些記者側面採訪,或者與旁人的整理闡述,其實並無二致。

歷史事實發生之後,就算不依賴文字記錄,單憑著「記憶」是否就能確保那是純淨無污染的事實本源?其實不然,Daniel L.Schacter The seven sins of Memory提醒我們,自以為牢靠的記憶,也可能犯下失神、空白、糾纏等七種失真的狀況。很多時候我們對於某些事件的認識或回憶,很可能收到有意無意的「暗示」而導引,「由於暗示可能帶來有害影響,我們更該認清,回憶過去並不僅是在腦海裡啟動或喚醒沉寂的線索或畫面,而是涉入更為複雜的三方互動:目前的狀況、自己預期能記得的事、真正來自過去的回憶。暗示技巧會讓這三項因素的平衡產生變化,使目前情況變得比過去真正發生的事來得更為重要」[40]。因此,如果我們能毫不費力地記起某事,而且連細節都歷歷在目,我們自然會比較信任自己而非別人的記憶。自己記憶有多清晰,自己能直接掌握,但對別人的記憶卻做不到,因此我們容易走上自我侷限之途,堅持自己的觀點才是唯一的真實[41]

參、        歷史文本與文學化

歷史在於求真,不同於文學依賴於想像與創造。因此,愈是接近歷史現場的人事,愈有參考價值。這確實是我們以往所接受的訓練及觀念,正如同鄭遠釗所謂「歷史或戰史的編纂,與寫小說或寫文章不同,如果我們把寫小說或文章做為歷史或戰史的題材,那就會失去求真求實的精神」[42]。但是我們看待這些討論古寧頭戰役的文章,就算他們那份求實的心意值得敬重,卻不代表他們所發表的文字能不受語言本身的複雜多義而干擾。〈細說古寧頭大捷〉一文,本身就充溢了許多劉毅夫自己添加的形容。譬如談到胡璉將軍前往金門卻無法下船時的描述:

他乘的是一艘運粮船,在狂風巨浪前進非常困難,在船上聽見砲聲,才知道共匪已在金門登陸。當時他真想能有一架直升機把他由船上接到金門,他雖然相信十八軍長高魁元,也相信十八軍所有的袍澤,但人不在金門戰場,其擔心的情形可想而知。[43]

看似純粹描述的文字,其實暗藏了許多價值判斷。歷史不是不能有判斷,但是這段文字的判斷顯然無法在於純粹的旁觀。整段文字營造胡璉擔憂戰況的心情,對他的心情有許多著墨與刻劃,而這種筆法已經跨入文學創作的領域,一如接著談到捷報的電話時,劉毅夫這樣寫到:「此為使胡璉最滿意的聲音,如於今日,……在電視上做新聞快報播出,那將是全國最歡迎、全世界最重視、共匪最難受的聲音」[44]。依照常理判斷,胡璉心情的焦急與聽到捷報後的喜悅,劉毅夫的描寫都不外乎人情之常。但純就文字呈現而言,畢竟是多了許多撰述者的主觀意識與情緒,這些情緒本身也是一種隱含的判斷。

撰寫史傳史評,究竟語文學創作有著什麼關係,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常識的理解下,科學求真,史學也求真。因此,歷史與科學就被某些學者結合,認為歷史本身就是一種科學。但是,我們又常常喊著「文史不分家」的口號。歷史身為一門學科,究竟比較親近科學的領域,還是比較接近文學的範疇[45]

雖說這是個複雜且具爭議的問題,但是我們從這些討論古寧頭戰役的論文發現,這些作者再怎麼求真求實,也不勉授到撰寫體裁的限制與引導。或許有意為之,或許根本不自覺。談到十二兵團支援金門大捷的事情,會讀到這樣的敘述:「至十月,舟山、金廈防務告急:第二編練部又奉令改編為第十二兵團,主力增援金門,另一部增援舟山,遂有後來的金門大捷」[46]。這句子描述顯然把十二兵團支援金門古寧頭戰役與古寧頭大捷因果連繫了起來,而一個「遂」字,強化了這個因果邏輯的必然性。然而這篇文章是刊登在《中外雜誌》的〈中外名人傳〉中替胡璉寫的小傳。那麼對於史實的描述與詮釋,自然會受到傳記文學的影響而有所篩選。鄭明娳研究現代散文類型時表示,傳記文學必須深入傳記人物的心理層面而予以刻劃,不獨以鋪陳事功為足,描繪出其人生形像,更要注意到整個時代背景[47]。也許上述這篇名人傳算不上嚴謹的傳記(文學),但是其文章敘述內容與方式,不可避免受到約定俗成的傳記體裁制約和暗示引導。授到撰寫體裁影響的不只是出現在傳記體,楊書麟〈也談古寧頭大捷〉駁斥「胡璉將軍是在古寧頭戰爭結束才到」的說法時,曾舉證:「胡將軍來到接替以後,胡就成了最高指揮官了,不然的話,前年胡將軍逝世,總統的褒揚令,中國國民褒揚狀,俞大維、黃杰兩位國防部部長合寫的紀念碑,就不會有『督戰古寧頭,一舉殲滅來犯匪軍』。『保衛金門古寧頭戰功彪炳』『率部迎擊殲滅犯匪於古寧頭』等褒語佳評」[48]。楊書麟所舉的輓聯或褒語,其實本身也是種體裁,主導著題詞的內容。

討論古寧頭戰役的這些作者,有一部分是新聞從業人員,他們以自身信守的新聞專業,期望帶來詳實的報導或紀錄,而這些報導或紀錄也容易成為後人研究時所徵引採納的論據。昨天的新聞是今天的歷史,新聞公正客觀的要求,理念上與歷史求真求實的態度是一致的。所以當年的新聞報導自然也就很順理成章地成為論述者引用的論據來源了。鄭遠釗就曾在文章中引用民國381030的頭版報導:「湯恩伯將軍今凱旋臺北 向陳長官報告兼匪經過」,並找出影印報刊縮影[49]。但是新聞報導本身能夠是超然客觀,能夠指陳這些論爭者心中唯一的事實嗎?同樣是《中央日報》,在胡璉將軍離世的時候,曾有報導:

功勳彪炳的胡璉將軍,是有名的戰將,民國三十八年,共匪進犯金門時,他在古寧頭一舉把犯匪殲滅,獲得輝煌的勝利。[50]

三十八年共匪進犯金門時,將軍親臨古寧頭,一舉殲滅來犯匪軍。[51]

「一舉殲滅來犯共軍」的描述,何其英雄氣概!但是如此敘述,似乎將當時的戰功太過於概化了。簡單的概化是可怕的陷阱,「一舉殲滅」的描述,顯然在胡璉將軍逝世的新聞上,本身就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美化。

歷史與文學之所以有著如此糾葛的關係,就是因為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一樣,必須依賴語言來傳播其作品。甚至有些學者認為,歷史學家所用的語言不能過分專業化,否則就無法與廣大的讀者溝通[52]。這也是李守孔撰寫〈金門古寧頭奏捷三十周年〉所提到的:

有關金門戰役的文字,歷年來報紙刊物記載甚夥,限於篇幅多未能作扼要之分析;而國防部先後出版「金門戰役」、「古寧頭殲滅戰」、「金門保衛戰」等書,以及主持該戰役之第十二兵團司令官胡璉軍所著「泛述古寧頭之戰」,第十九軍長劉雲瀚將軍所著之「紀念金門古寧頭之役」,內容雖甚詳盡,唯係戰史體例,其價值甚高,但不適合一般大眾閱讀[53]

姑且不論李守孔先生所撰寫之文章是否符合他的自許,但是適合一般大眾閱讀確實為他撰寫此文的目的。要讓大眾閱讀,就必須夠通俗,因此不能使用太過專業的體例或術語。弔詭的是,撰寫史學文章時,若不能夠在某些地方堅持專業的方法和原則,反而是力求通俗,即有可能使文章流入泛化與概化的問題中。若又要以吸引讀者作為前提,加深了歷史的文學化也就不足為奇了。

因此,回過頭去看這些對古寧頭最高指揮官相關爭論的文章,便愈發令人覺得滑稽。一方面強調客觀地追求歷史唯一的真相,另一方面又想顯示自己不是個吊弄書袋的冬烘,也不是個關在象牙塔裡的學究。既強調史學求真,又強調文學之美。殊不知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衝突關係:

準此以觀,田興柱先生新著《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允稱信史,因為其當年身歷其境、參加此一戰役之歷史見證人,故其感受之深切,非局外人所能想像。五十年來,著者憑其堅忍不拔之毅力,不斷發掘蒐羅有關史料,鉅細靡遺,不可勝數,可謂旁徵博引,博極群書;憑其在軍事上之戰術修養與卓越才識,做全方位之論述,令人信服;又憑其文學素養造詣之高深,真才實學,錦心繡口,通篇絕妙好辭,膾炙人口[54]

這段讚美之辭,可說是囊括了前面討論的許多特點:相信歷史只有唯一的真相、強調親身經歷、蒐羅鉅細靡遺的史料……,但同時地,又稱讚作者具有高超的文學造詣,替他的史學論著錦上添花。

回到對古寧頭大捷的討論,本文的最後,借由一個名詞釋義,來解釋整個古寧頭大捷,本身的指涉就是一個已然「文學化」的結果:

古寧頭的殘匪是二十七日凌晨最後殲滅的,這是事實;但為何稱二十五日為金門大捷,而不稱二十七日為古寧頭大捷?就是因為二十五日匪軍的主力已被殲滅而已。目前有人稱二十五日為古寧頭大捷,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二十五日古寧頭並未大捷。目前稱古寧頭大捷,而不稱金門大捷,可能是受了泛文的影響。[55]

鄭遠釗主張古寧頭大站最高指揮官為湯恩伯,但支持胡璉將軍的人卻主張胡璉將軍為第二階段的指揮官,並強調胡璉親臨湖南高地對整場戰役最關鍵的影響。鄭遠釗則認為,古寧頭並不是當時的主要戰場,那時再古寧頭的只是一股殘餘的勢力。早在胡璉到達以前,勝負已大致底定。因此,鄭遠釗表示,我們談論到這場戰役,應該以「金門大捷」或「金門保衛戰」代替「古寧頭戰役」或「古寧頭大捷」。

查考現在討論這場戰役的文獻,兩種用法並行,而又更常以「古寧頭戰役」指涉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的這場發生在金門的保衛戰。鄭遠釗或許對這樣的稱呼不能認同,倘若就文學語言的角度來看,以「古寧頭」指涉「金門保衛戰」是一種名符其實的「借代」──所謂的借代,就是指在談話或行文,放棄通常使用的本名或語句不用,而另外找其他與本名密切相關的名稱或語句來代替。除了使文詞新奇有趣之外,還可以突顯事物的特徵,使要表達的命題更為適切、精緻與深刻[56]。換言之,若以「金門保衛戰」作為通行的名稱,又容易混淆「古寧頭戰役」與「八二三砲戰」。因此,無論我們在古寧頭戰役最高指揮官論爭的命題下,是支持胡璉或湯恩伯,都已無可否認「古寧頭戰役」的本身,就如同它的名稱一樣,早已成為眾說紛紜、各自表述的一段文本了。

結語

在後現代氛圍充斥的此時,對於史學研究方法也有很大的衝擊。首先,後現代主義取消了對真實和事實的追求;歷史知識只是一種解釋或解讀,沒有真實的歷史可言。第二,沒有必要搜求所謂原始檔案材料,因為沒有第一首與第二手史料的區別,這些都只是文本而已。第三,沒有必要唯尊古人或歷史事件的當事人,因為他們的作品或記憶不一定與事實更接近[57]。換言之,我們想要告訴讀者的是,不要企求一個唯一不變的真相,因為這個世界本然模糊如此,曖昧的同時更接近真實。

古寧頭戰役至今已愈一甲子,每年逢周年紀念,便有不少大談古寧頭戰役價值與意義的文章湧現。陳年舊唱,如出一轍。但若能更用心檢視古寧頭戰爭研究史上這一段論爭,就會發現,看似相同的情況背後,其實存在了許多的差異。本文的態度與立場並沒有打算論證與追求唯一的答案。而是試圖保持一定的距離,看待這段論爭,從史學與文學的離合關係上,解釋之所以產生論爭的諸多原因。

更重要的是,回到古寧頭,或是戰爭史的立場來看。一場戰爭的勝利有許許多多烈士英勇奮戰、不惜犧牲生命,絕對不可能因為少數一兩個人而能獨竟全功。偏偏,我們所認定的那種「唯一真實」的歷史是很殘忍的,「一將功成萬骨枯」,連那高高在上的將軍究竟是誰都搞不清楚了,而那些拋頭顱灑熱血,英勇殺敵抗戰的無名眾生,又如何受到史家的青睞?一將功成,究竟誰是最高指揮官那麼重要嗎?口口聲聲說要還給歷史真相,那麼誰能奠慰其他無名的英雄呢?真相不一定只要一個,當我們怎麼樣也沒有把握說出最終的真理時,何不持著更寬廣遼闊的詮釋視野,讓眾聲喧嘩百花齊放,看似紛亂的嘲雜,或是是更為多元的思考與關懷。或許,我們也更有可能在這當中,學會消解歷史的同時,也學會尊重歷史。

 

參考書目

一、   專書

1、   古偉瀛、王晴佳:《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北:巨流圖書,2000

2、   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金門: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2003

3、   李福井:《古寧頭戰記》,台北:稻田出版社,1999

4、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2增訂三版,。

5、   鄭明娳:《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7

6、   CantorSchneider合著,凃永清譯,《史學導論》(How to Study History),台北:水牛出版社,1997初版六刷。

7、   Daniel L. Schacter著,李明譯:《記憶七罪》(The seven sins of Memory),台北:大塊文化出版社,2002

二、   期刊論文

1、   丁宗裕:〈古寧頭大捷記〉,《中外雜誌》第226(197712),頁121-122

2、   卜幼夫:〈金門古寧頭大捷採訪追記〉,《傳記文學》第35卷第4(197903),頁32-36

3、   王文稷:〈談十八軍徐蚌會戰之失敗暨胡連上將與金門古寧頭大捷〉,《陸軍學術雙月刊》第442(200206),頁15-27

4、   王禹廷:〈「上海保衛戰與古寧頭大捷」讀後──敬答鄭遠釗先生〉,《傳記文學》第33卷第5(197811),頁73-76

5、   王培堯、王健:〈中外名人傳(七十五)〉,《中外雜誌》第412(200106),頁77-83101-103

6、   田立仁:〈民國38年金門保衛戰時裝甲部隊運用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第492(200704),頁4-16

7、   白天霖:〈「也談古寧頭大捷」讀後〉,《中外雜誌》第27卷第1(198001),頁30-31

8、   安後暐:〈古寧頭戰役之經過與分析〉,《軍事史評論》第7(200006),頁1-51

9、   李守孔:〈金門古寧頭奏捷三十周年〉,《傳記文學》第35卷第4(197910),頁11-15

10、   周雋生:〈古寧頭大捷的勁旅──尖刀團〉,《國魂》第407(197910),頁20-21

11、   卲德潤:〈湯恩伯贏得古寧頭大戰〉,《中外雜誌》第236(198610),頁85-87

12、   邱仲麟:〈當公雞碰上米粒──古寧頭戰役探析〉,《軍事史評論》第7(200006),頁53-76

13、   柯遠芬:〈記古寧頭戰役──胡璉將軍扭轉乾坤及有關重要史實〉,《傳記文學》第34卷第3(197903),頁139-142

14、   黃亞:〈尖刀團奮戰古寧頭〉,《軍事雜誌》第48卷第3(197912),頁56-64

15、   楊書麟:〈也談古寧頭大捷〉,《中外雜誌》第26卷第6(197912),頁36-40

16、   劉雲瀚:〈泛論古寧頭大捷與時代意義〉,《光復大陸》第132(197712),頁9-14

17、   劉毅夫:〈細說古寧頭大捷〉,《傳記文學》第35卷第4(197903),頁16-21

18、   樊開印:〈我對古寧頭大捷的體認〉,《自由談》第31卷第7(198007),頁8-16

19、   鄭遠釗:〈上海保衛戰與古寧頭大捷〉,《傳記文學》第33卷第5(197811),頁66-72

20、   鄭遠釗:〈我所知道的「古寧頭大捷」〉,《自由談》第21卷第2(198002),頁7

21、   鄭遠釗:〈為湯恩伯辯誣(上)──金門大捷真相〉,《中外雜誌》第235(198609),頁71-74

22、   謝信堯:〈「古寧頭戰役」與「八二三戰役」之比較研究〉,《黃埔學報》第42(200203),頁97-125

23、   蘇鑑:〈胡璉與第十二兵團〉,《中外雜誌》第203(198412),頁112-116

24、   龔建強:〈「金門之熊」與古寧頭大捷〉,《陸軍學術雙月刊》第439(200203),頁4-15

三、   專書論文

1、   唐震:〈序〉,《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金門: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2003年。

四、   報刊

1、   〈湯恩伯將軍今凱旋臺北 向陳長官報告兼匪經過〉,《中央日報‧要聞》,1949310,版1

2、   〈胡璉將軍病逝〉,《中央日報‧國內新聞》,1977624,版3

3、   〈政院呈請褒揚胡璉〉,《中央日報‧要聞》,1977922,版1



* 時服役於陸軍第六軍團關渡地區指揮部砲兵營砲一連(陸軍禮砲連)。

[1] 嚴格說來,「古寧頭戰役/大捷」與「金門保衛戰」在指稱上有廣狹不同的指涉,牽涉對此段戰史的不同理解,或認為二者同實異名,或認為二者理應區別,詳細的問題在文後會進行說明,此處暫不旁述。

[2] 關於古寧頭戰役的意義與影響討論甚夥,不妨參考安後暐:〈古寧頭戰役之經過與分析〉,《軍事史評論》第7(200006),頁1-51、邱仲麟:〈當公雞碰上米粒──古寧頭戰役探析〉,《軍事史評論》第7(200006),頁53-76、謝信堯:〈「古寧頭戰役」與「八二三戰役」之比較研究〉,《黃埔學報》第42(200203),頁97-125

[3] 龔建強:〈「金門之熊」與古寧頭大捷〉,《陸軍學術雙月刊》第439(200203),頁5

[4] 田立仁:〈民國38年金門保衛戰時裝甲部隊運用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第492(200704),頁4-16

[5] 周雋生:〈古寧頭大捷的勁旅──尖刀團〉,《國魂》第407(197910),頁20-21

[6] 黃亞:〈尖刀團奮戰古寧頭〉,《軍事雜誌》第48卷第3(197912),頁56-64

[7] 蘇鑑:〈胡璉與第十二兵團〉,《中外雜誌》第203(198412),頁112-116

[8] 王文稷:〈談十八軍徐蚌會戰之失敗暨胡連上將與金門古寧頭大捷〉,《陸軍學術雙月刊》第442(200206),頁15-27

[9] 謝信堯:〈「古寧頭戰役」與「八二三戰役」之比較研究〉,《黃埔學報》第42(年月),頁97-125

[10]周雋生:〈古寧頭大捷的勁旅──尖刀團〉,《國魂》第407(197910),頁20-21

[11] 田興柱曾列舉古寧頭戰役引起爭論的幾點問題:「(一)胡璉將軍到達金門的時間?(二)金門大捷的時間?(三)胡璉接替金門防務的時間?(四)高魁元將軍是否統一指揮金門的所有部隊?(五)金門戰役最得力的部隊?(六)如無十二兵團的增員是否會失敗?(七)俘獲匪軍及武器最多是什麼時間?(八)最後殲滅敵軍的部隊?(九)湯恩伯總司令當時是不是在金門等等。」其實統整鄭氏爭論的問題,其中核心關鍵便是「金門戰役最高指揮官是誰?」見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金門: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2003),頁142

[12] 鄭遠釗:〈我所知道的「古寧頭大捷」〉,《自由談》第21卷第2(198002),頁7

[13] 本文提到《泛述古寧頭之戰》時,為求統一,除引自於他人文章之外,一律使用書名號《》。

[14] 鄭遠釗:〈上海保衛戰與古寧頭大捷〉,《傳記文學》第33卷第5(197811),頁66-72

[15] 王禹廷:〈「上海保衛戰與古寧頭大捷」讀後──敬答鄭遠釗先生〉,《傳記文學》第33卷第5(197811),頁75-76

[16] 柯遠芬:〈記古寧頭戰役──胡璉將軍扭轉乾坤及有關重要史實〉,《傳記文學》第34卷第3(197903),頁142

[17] 李守孔:〈金門古寧頭奏捷三十周年〉,《傳記文學》第35卷第4(197910),頁15

[18] 劉毅夫:〈細說古寧頭大捷〉,《傳記文學》第35卷第4(197903),頁16

[19] 王禹廷:〈旋乾轉坤的古寧頭大捷〉,《傳記文學》第35卷第4(197903),頁30

[20] 卜幼夫:〈金門古寧頭大捷採訪追記〉,《傳記文學》第35卷第4(197903),頁32

[21] 楊書麟:〈也談古寧頭大捷〉,《中外雜誌》第26卷第6(197912),頁36

[22] 楊書麟:〈也談古寧頭大捷〉,《中外雜誌》第26卷第6期,頁36-37

[23] 白天霖:〈「也談古寧頭大捷」讀後〉,《中外雜誌》第27卷第1(198001),頁31

[24] 鄭遠釗:〈為湯恩伯辯誣(上)──金門大捷真相〉,《中外雜誌》第235(198609),頁72

[25] 李福井:《古寧頭戰記》(台北:稻田出版社,1999),頁114

[26] 丁宗裕:〈古寧頭大捷記〉,《中外雜誌》第22卷第6(197712),頁 121

[27] 劉雲瀚:〈泛論古寧頭大捷與時代意義〉,《光復大陸》第132(197712),頁9

[28] 鄭遠釗:〈上海保衛戰與古寧頭大捷〉,《傳記文學》第33卷第5期,頁66

[29] 柯遠芬:〈記古寧頭戰役〉,《傳記文學》第34卷第3期,頁139

[30] 樊開印:〈我對古寧頭大捷的體認〉,《自由談》第31卷第7(198007),頁8

[31] 卲德潤:〈湯恩伯贏得古寧頭大戰〉,《中外雜誌》第236(198610),頁85

[32] 卜幼夫:〈金門古寧頭大捷採訪追記〉,《傳記文學》第35卷第4期,頁32

[33] 楊書麟:〈也談古寧頭大捷〉,《中外雜誌》第26卷第6期,頁36

[34] Daniel L. Schacter指出:「記憶易受暗示,是指個人往往將外在具誤導性的資訊融入個人回憶之中。暗示和錯認有密切的關聯,因為將誤導性的事物轉換為錯誤的記憶,免不了張冠李戴。……受到暗示而遭誤導的回憶可能和真實回憶一樣栩栩如生」。見Daniel L. Schacter著,李明譯:《記憶七罪》(The seven sins of Memory)(台北:大塊文化出版社,2002),頁165-166

[35] 王禹廷:〈「上海保衛戰與古寧頭大捷」讀後〉,《傳記文學》第33卷第5期,頁75-76

[36] 鄭遠釗:〈為湯恩伯辯誣(上)〉,《中外雜誌》第235期,頁72

[37] 田興柱:《金門戰役》,頁178

[38] 樊開印撰寫〈我對古寧頭大捷的體認〉批評鄭遠釗〈我所知道的古寧頭大捷〉時表示,「作者鄭遠釗先生,根據李守孔先生之《中國近代史》、《湯恩伯將軍傳》、卜幼夫先生的〈金門古寧頭大捷採訪追記〉等文所載,作為古寧頭大捷是湯恩伯將軍之功的證據,筆者以為是大有商榷的事。因為以上三文,皆只是私人著作中的個人看法,他們既不是第一手的原始資料,而且又不是已被有關方面所認可的正式文件,這在史料的採證上,似應加以認真研究後才可以採用。」樊氏所強調的「第一手資料」或是「有關所認可的正式文件」,便是認為第一手資料或權威資料優於二手資料的看法。見樊開印:〈我對古寧頭大捷的體認〉,《自由談》第31卷第7期,頁16

[39] 古偉瀛、王晴佳:《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北:巨流圖書,2000),頁238

[40] Daniel L. Schacter著,李明譯:《記憶七罪》,頁188

[41] Daniel L. Schacter著,李明譯:《記憶七罪》,頁219

[42] 鄭遠釗:〈我所知道的「古寧頭大捷」〉,《自由談》第21卷第2期,頁13

[43] 劉毅夫:〈細說古寧頭大捷〉,《傳記文學》第35卷第4期,頁21

[44] 劉毅夫:〈細說古寧頭大捷〉,《傳記文學》第35卷第4期,頁21

[45] 相關問題不妨參考CantorSchneider合著,凃永清譯,《史學導論》(How to Study History)(台北:水牛出版社,1997初版六刷),頁255-272

[46] 王培堯、王健:〈中外名人傳(七十五)〉,《中外雜誌》第412(200106),頁81

[47] 鄭明娳:《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7),頁281

[48] 楊書麟:〈也談古寧頭大捷〉,《中外雜誌》第26卷第6期,頁36-37

[49] 此則內容為「確悉:此次坐鎮金門,指揮三軍,獲致大捷的福建綏靖公署主任湯恩伯將軍,將於今(三十)日下午二時自金門飛來臺北,向陳長官報告此次金門大捷作戰經過,並請示機宜。某某部羅司令官聞也偕行」。新聞見《中央日報‧要聞》,1949310,版1。除了這則新聞標題之外,鄭遠釗另外引用了二十六日,第一版頭條新聞標題為:「金門島保衛戰揭開 我陸海空軍戮力出擊 登陸頑匪消滅殆盡」。二十七日,第一版頭條新聞標題為「兩萬犯匪無一生還 金門國軍大捷」。三十一日,第一版新聞標題為「金門奏凱歸來 湯恩伯昨抵臺 今後軍事由胡璉坐鎮負責指揮 希望臺胞以全力支持金門前線 晉謁總裁報告兼匪經過」見鄭遠釗:〈上海保衛戰與古寧頭大捷〉,《傳記文學》第33卷第5期,頁69-70

[50] 〈胡璉將軍病逝〉,《中央日報‧國內新聞》,1977624,版3

[51] 〈政院呈請褒揚胡璉〉,《中央日報‧要聞》,1977922,版1

[52] 古偉瀛、王晴佳:《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頁115

[53] 李守孔:〈金門古寧頭奏捷三十周年〉,《傳記文學》第35卷第4期,頁11

[54] 唐震:〈序〉,《金門戰役》,頁2

[55] 鄭遠釗:〈我所知道的「古寧頭大捷」〉,《自由談》第21卷第2期,頁10

[56]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2增訂三版),頁355

[57] 古偉瀛、王晴佳:《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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