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咸豐六年春，太平天國軍攻江西，湘軍餉源困竭，國藩因奏請旨飭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轉飭道府等官，於上海抽釐專濟湘軍之用，經江督、蘇撫議駁未得行，惟湖南巡撫駱秉章在湘設局抽釐，年得八、九十萬至一百一、二十萬不等，以分濟東征湘軍[1]，《湖南通志》述釐捐之始亦同，惟記釐局初設在咸豐五年，鹽茶局在六年，其略云：
（咸豐）五年湖南巡撫駱秉章接準部咨，遂以是年五月於省城設釐金總局，檄署鹽法道裕麟總理局務，並遴委各員鄉紳襄辦，復選派紳士分赴各府州縣，會同地方官次第試行。始自潭州，以及常德、益陽、湘陰、安化、湘鄉、攸縣、衡州、衡山、邵陽、新化、武崗暨澧州之津市，辰州之浦市，靖州之洪江其各州縣口岸並酌設分局，而以城局總之，仍飭各守巡道就近督率辦理，抽釐章程由省局員紳傳集客商，酌中議定，頒發各局。權市獲利之多寡，以定捐釐之輕重，生意微者，免抽分局，官紳各就地方情形斟酌照辦[2]。
壬秋以湖南釐金大倡於郭嵩燾，總局則由其弟佐之，府縣各釐則舉貢生、童生任之，院司僅列銜而已。其後由陸增祥總省局，始委權官員，諸舉貢、生童亦皆以保薦得官。秉章雖建此制，實由國藩僚友門生銷核，壬秋譏為：「彬彬乎衣冠簿書，有上下等威[3]。」。湘軍建制既廣，視釐金為養命之源，咸豐十年五月曾國藩奉旨署理兩江總督，始奏請仿照湖南章程設立全省牙釐總局，遴委道府大員專管，不歸藩司收款，復仿照湖北章程督撫分辦牙釐錢漕以錢漕歸巡撫經收，而自收釐金以濟軍餉。其咸豐十年五月三日〈擬設江西糧台及牙釐總局片〉云：
再，臣蒙恩簡署江督，與平時事勢不同。江南舊治既被久踞，皖南、皖北均屬殘破之區。目下蘇、常新失，遍地賊氛，幾無下手之處，自應汲兩湖為籌兵之源，而以江西為籌確之源。查臣自成豐三年至今，均係自設糧台，自辦報銷，以本無地方之責也。今擬札委江西藩司總辦糧台，仍添委道府數員，幫同辦理。其自，咸豐芋年至十年五月，由臣分作三案造冊報銷。啟臣接總督印務以後，即由江西藩司衙門報銷，以專責成而免牽混。至江西歲入之款，除錢漕外，專恃牙稅釐金。臣現咨商撫臣毓科，仿照湖南章程，牙釐另設一局，遴委道府大員專管，不歸作藩司收款。復仿照湖北章程，督臣、撫臣分辦牙釐錢清，各臻勇躍，仍互相通融，互相稽考，以期無誤餉需；此後江西通省錢漕，應歸撫臣經收，以發本省綠營及各防兵勇之餉。通省牙釐，歸臣設局經收，以發出境徵兵之餉。似此眉目分明，庶官吏各有職守，銀錢出入，滴滴歸源，杜絕影射浮冒諸弊。除酌派會辦糧台及專司釐局各員、俟與撫臣商定開單會奏外，所有現設江西糧台及牙釐總局各緣由，理合附片陳明，伏乞皇上聖鑑。訓示施行。謹奏[4]。（五月十九日奉到朱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
按此摺多追認前事，國藩未署江督，糧餉仰食他人，私建釐卡報銷，所在多有[5]，私卡太濫，剝削擾民，而各軍赴戰，報銷亦難，國藩深以為憂，故於吳城設報銷局以備銷劾[6]。大抵萬人之軍，皆自設釐卡以助餉，若並未設釐，即數千人仍不免挨餓，故左宗棠有婺源、景德二卡，張運蘭有街口一卡，而曾國荃皖省大通一卡[7]，月釐四萬餘串（錢），更為進圍安慶諸軍餉源所繫，安慶既克，湘、楚、淮三軍分進金陵、浙江、江蘇，餉源亟需開拓，同治元年，國藩復奏請特派大員馳赴廣東辦理釐金，專供蘇、浙、皖三省湘軍之餉，穆宗詔允所請，以副都御史晏端書赴廣東辦理，而湖南官紳也設立東征籌餉局於長沙，《湘軍志》以「東餉」視之，其說云：
方釐金之興，雖津邏訶索，固不敢問達官朝使舟，然諸貴宦家人姻戚僕從多被譏留，不能公漏私。言事者輒以病商害民為詞，交章請罷征，曾國藩初授江督，軍餉無出，增湖南釐稅十之三，號為東餉[8]。
考壬秋之語，所謂「東餉」者，當湖南東征局之釐也，然此釐實於鹽、茶諸貨物除納本省釐金之外，再增抽半釐以專供皖南北湘軍之用[9]。壬秋云：「增湖南釐稅十之三，號為東餉」云云，其言誤。
釐局所募，實為軍餉大宗，就其興辦的江西、廣東、湖南東征局三者而言，江西釐局共解七百萬餘兩，廣東釐局共解一百二十萬兩，湖南東征局二百餘萬兩[10]。湖南《湖南通志》記東征局所收款云：
計自咸豐五年設釐金局，咸豐六年設鹽茶局，試辦以來，至上年（光緒十年）十二月底止，總計撥解藩庫軍需局銀一百七萬九千五百八十九兩有奇，足典錢二百四十七萬一千二十五串有奇，均經陸續支發軍餉，臣時加體察，市廛如故，商賈生計較從前稍豐，而百貨價值漲落隨時，民間亦未稍形苦累，方兩局初設之始，吏胥反儈及未得入局之人，未免造作謠言，多方詆誹，鄉曲迂陋之輩，亦或隨聲附和，希冀阻撓，近見各口岸卡局每月榜示各數，與報省局略無參差，省局隨撥藩庫，軍需局支應軍餉，略無停待，群疑盡釋，心已帖然，各處城鄉市價漲落與從前未抽釐金之時，並無歧異[11]。
抽釐助餉之舉，初衷實為取商財以支軍，但行商貨物既騰貴，則坐賈之貨必倍蓰，大江細流不遺，鄰省貨卡再取，層轉摧剝，其弊也濫，故商賈裹足，往來不興，貨捐竭之於前，釐吏逼之於後，雖三湘五湖之窮，可抽百萬之餉，蘇浙皖贛之富，月抵貧省年貢，抽釐之害，官書咸略，然物議沸騰，終不可掩，曾國荃於此復辯駁「設卡太濫」、「抽餉擾民」二事云：
臣維釐金一事本屬創行，收支款目既無定額之可循，贏絀情形實難一概以相例，卡局既多，事目又雜，如執一成之法嚴為稽覈，罅漏必多更增。巡撫毛鴻賓覆奏查湖南辦理釐捐之初，經前巡撫駱秉章參稽輿論，體察情形，仿唐臣劉晏引用土流之法，不歸署衙，不假手吏胥，力除關卡陋習，湖南地方瘠苦，本非富商大賈輻輳之區，是以歷來并未設立貨關，與湖北江西等省地大物博情形迥異，而綜計每歲所入雖衰妄不同，大約總在百萬內外……前湖北撫臣胡林翼創辦北省釐捐一皆仿照湖南成法，臣屢任之後，留心查訪其中節目，或尚須隨時變通，而大綱實為盡善，今若裁撤分卡，專歸地方官經理，則窒礙茲多，弊端愈甚……又湖南號稱澤國，洞庭以南港汊紛歧，設卡處所無從控扼總要，勢不能不設分卡，春夏水漲之際，總分各卡復多，未能扼要，又不能不設稽查卡，分卡為終歲往來之地，稽查卡則隨水勢之漲落為撤留，此皆擇其不可少者，始行舉辦，仍隨時查看情形，如無稗補，即便停撤，凡過卡貨物，核算清楚，收明釐金，立即填票放行，毫無阻滯，在此卡完釐之貨，經過彼卡查驗貨票相符，不重抽計，湖南通省卡局，不過數十處，相安已久，商民俱無異言，倘一律議撤，則坐賈或從而遷移，行商必因之繞越，不獨釐局總卡恐成虛設，而釐金之有無不同，即物價之輕重互異，奸巧者每網利以自私，良懦者或向隅而受累，是有損於軍餉並無益於商民[12]。
所謂「凡過卡貨物，填票即行」、「在此卡完釐之貨，不重抽計」云云，實為遁辭，湘軍釐卡者，乃「抽民不抽官、抽商不抽鬼（洋人）」，且一卡完訖，他卡再剝情事，所在多有，自有榷稅以來，聚歛無過此者，較諸「長毛」關捐[13]，敲剝亦遠為嚴重，沈梓《避寇日記》清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記「抽商不抽鬼」事云：
鬼子所能霸占者惟「官兵」耳，若「長毛」則無益也，自上海至此共過五關，惟得勝關係「官兵」所守，並不看船，不報稅，自此以來，過「長毛」關，皆看船報稅，雖鬼子且奈之何哉！
寧波赫德商行（W&G.M Hart）一歐洲籍雇員曾從南京經絲產區，取道徽州茶產區至上海貿易[14]，其咸豐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平天國天曆四月十四日）的日記述其在太平軍海關繳稅之狀云：
辰五時出發到上海，七時過一個稅卡，中午又過一個稅卡，下午四時過第三個稅卡，繳費為稅票蓋印，三處都沒有收稅[15]。
張德祥《賊情彙纂》亦略記太平軍關稅云：
詢曾過賊關賈人曰：賊之抽稅，無一切章程則例，其報船料也，以船長一丈抽稅千錢，所載之貨分粗貨細貨，粗貨船長一丈，抽稅錢二千，細貨倍之，大率以鹽、布棉花、煤、米為粗貨，絲、綢、蘇貨為細貨，抽稅之後，給偽船票一張，如遇賊黨，竟可免虜劫[16]。
較諸太平軍剝歛不多，清軍卡兵率玩法剝削，曾於太平軍中任職的呤俐（A.F Lindley）在《太平天國親歷記》亦記清軍釐卡索餉的惡狀云：
我在回返揚子江的沿途，受到所謂釐卡的侵擾較前往仙女廟時更為頻繁。每隔二三里就在河灣附近見到一所簡陋的小茅草棚，長竹竿上挑著一方污穢的白布，上面寫著紅黑兩色大字，表明這是個官家的巢穴（按：當為「抽釐助餉」四字）。一些滿臉煙容、卑鄙下賤的清兵，放下他們的煙槍和賭具，抓起粗劣的抬槍和長矛，跑出來高聲喊叫，要我們的船老大「松錨」付稅，也就是說用他們的污穢的手來進行勒索。遇到這種情況，皮（呤俐的嚮導）和我就不得不拿起鳥槍走上艙板，把這些貪婪的傢伙哄走。他們只好含怒地喃喃罵著「洋鬼子」，回去吸鴉片和聚賭，希望下次可以獲得好的獵物。這似乎跡近偷稅，但事實卻完全不然。我們在仙女廟裝貨上船前，早已向稅吏繳清稅銀。並且，自仙女廟至瓜州有十五個到二十個釐卡，全都勒索超過法定的稅銀。中國人常向我說，各省督撫將徵斂事責之屬員，任其勒索。這些清朝官吏率有足夠的兵勇去強行敲詐，所有來往木船付錢之後始得放行，小民哀告無門，因為他們只能向督撫申訴，可是各省督撫本身就是藉此發財起家的，這是中國遍地腐敗政治之一端[17]。
呤俐之言，或有過實，惟太平軍關稅所得，已難確考，但太平天國江西九江之卡，一月不過數千，折銀不過數兩，蘇、浙船釐，一船亦不過數千，較諸湘軍釐捐，不啻天壤，蓋湘軍釐局所征，以廣東居首，江西次之，湖南再居次，廣東月釐可達二十萬兩，曾國藩同治元年三月四日〈致沅弟季弟〉書即記其數云：
請欽派大員專抽廣東全省釐金，余奏派委員隨同籌辦，專濟蘇、浙、皖、鄂四省之餉，大約所得每月在二十萬上下，勝於江西釐務也，此外實無可生發，計今年春夏必極窮窘，春夏當漸優裕[18]。
上書云粵釐月達二十萬兩，湘、贛釐捐雖不及此，當有可觀矣。亦可釐卡徵歛之眾，國荃所謂「不擾民」云云，實屬空言也。
[1] 《駱秉章自敘年譜》云：「（咸豐六年）四月，湖南照部議在彬宜設局抽鹽釐貨釐……後澧安省城暨各府皆設釐局，每年共得釐金或八、九十萬，至一百一、二十萬不等，湖南兵餉始覺稍紓。」詳〔清〕駱秉章：《駱秉章自敘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6月），頁82-83。
[2]〔清〕曾國荃等編：《湖南通志》（台北：華文書局，1967年4月《影印清光緒十一年重刻本》），卷59，頁1413下左-1414上右。
[3] 王闓運：《湘軍志》（長沙：岳麓書社，1992年8月《點校湘綺樓詩文集本》），頁784。
[4] 〔清〕曾國藩著、唐浩明編：《曾國藩全集》（長沙：岳麓書社，1995年12月8刷）《奏稿》，頁1152。
[5] 咸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加彭玉麟片〉云：「接迪庵（李續賓）信，言湖口三卡釐金，渠每月可分錢三四千串，即解敝營以資協濟云云……此款若蒙閣下惠解，望多解現錢為荷。」可知其已在湖口等地設釐卡。同前注，《書信》，頁681。
[6] 咸豐九年一月十一日〈致彭玉麟書〉云：「報銷局定議設立於吳城。」同前注，《書信》，頁823。
[7] 考皖省設釐，始於江南江北兩岸設鹽茶牙釐各局，其徵收商稅以抵補關稅。咸豐初年，蕪（湖）、鳳（翔）兩關因兵燹停廢。至咸豐十一年十月，江督曾國藩飭設總局於省城，專派司道大員管理，其稱為百貨釐者，以對專案另辦之茶釐而言也。後復於蕪湖壽州，兩處分設總局，均派道員駐局，以為各卡綱領，猶是南蕪北鳳兩關之遺意也。詳安徽通志館編：《安徽通志稿‧財政考》（台北：成文書局，1989年8月《影印1934年鉛印本》），卷15，葉1右，至於皖省開設海關概況，實有大通、安慶、蕪湖三地，據《安徽通志稿‧外交考稿》云：「本省交通之埠有已設關開埠者一，蕪湖是也，有初允停泊上下客貨，旋允開埠而迄未開者一，安慶是也，有但允停泊上下客貨者一，大通是也，查上列三埠對外關係，均係中英煙台條約內所載明，蕪湖允開口岸，大通允作停泊處所，安慶如之，安慶之允開口岸則在光緒二十八年。」《安徽通志稿‧外交考稿》（台北：成文書局，1989年8月《影印1934年鉛印本》），葉15左。
[8] 王闓運：《湘軍志》（長沙：岳麓書社，1992年8月《點校湘綺樓詩文集本》），頁786。
[9] 據曾氏〈湖南設立東征局請頒發部照摺〉、〈陳明請停辦湖南東征局片〉云：「咸豐十年長沙設立東征局，於本省釐金之外重抽半釐。」是就本省釐金之外，再增百分之五也。
[10]按：據同治十三年湖南巡撫王文韶〈議復湘省難設西征局書〉所言，湖南東征局自開局至裁撤，共收銀三百六十五萬餘兩，錢八十二萬餘串，其每月定解款為三萬兩。東征局成立於咸豐十年八月至同治四年四月，前後共五十七月（咸豐元年閏八月）月三萬兩計，則共一百七十一萬兩，然湘軍實有額請，如吉字大營會攻金陵，增募軍隊，復求增餉於東征局，然其數是否為常數，無明文可考，此二百萬兩之數據羅爾綱《湘軍新志》所述。詳羅爾綱：《湘軍新志》（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5月《影印1939年排印本》），頁118。
[11] 〔清〕曾國荃等編：《湖南通志》（台北：華文書局，1967年4月《影印清光緒十一年重刻本》），卷59，頁1414下左-1415上右。
[12] 〔清〕曾國荃等編：《湖南通志》（台北：華文書局，1967年4月《影印清光緒十一年重刻本》），卷59，頁1415下右，頁1416下右。
[13]清人張德祥《賊情彙纂》記太平軍關榷之制云：「前在九江問陳作霖之子口供云：九江榷稅一月不過數千錢，無非附近貧民小賈於數十里之內成（承）載客船，實未經見，以此類推，其龍江關之稅不能多獲可知，是賊之榷稅，似有實無也，賊之榷稅寥寥，然賊之交易頗足資賊。」詳〔清〕張德祥著、中國史學會編：《賊情彙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據南京圖書館藏盔山精社點校本》），頁277。，可知太平天國稅賦似未有釐捐，但有海關船稅：今可考的有蘇福省在蘇州設立的海關，在常熟徐六涇內設的蘇關，外口設的海關，白茆口龍王廟的水陸兩關，浙江省在寧波設的天寧關，在長興縣夾浦鎮設的夾浦關等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北京：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11月1版2刷），頁957。
[14] 按：此地時為太平天國蘇福省所轄。
[15] 見梁從誡譯，塞克斯編著《太平天國問題通訊》，是說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北京：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11月1版2刷），頁958，清人陸筠《海角續編》亦記太平天國的商稅云：「於城外各鄉要路皆設偽卡，每遇船隻過，檢查有無貨物完納稅，稅過，給以稅票，在本境或過他卡，俱可照票另出錢百文，加用偽印，不必再完。」
[16] 〔清〕張德祥著、中國史學會編：《賊情彙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據南京圖書館藏盔山精社點校本》），頁276。
[17]〔英〕呤俐（A.F Lindley）著、王元化、王維周譯：《太平天國親歷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1版），頁343-344。
[18] 〔清〕曾國藩著、唐浩明編：《曾國藩全集》（長沙：岳麓書社，1995年12月8刷），《家書》，頁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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