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你的鬱鬱不樂，讓我也鬱鬱不樂！
龍應台以台北市文化局長的身份，寫了一篇素書樓錢穆先生故居開放的文章： 「錢穆故居開放─歷史的諷刺 難以迴避」，登在聯合報2002/03/29 民意論壇上。
對不起，龍應台女士，你在文章中所宣洩的「鬱鬱不樂」，正是我對你的鬱鬱不樂！
錢穆先生當年素書樓，是不是涉及侵佔公家宿舍，自有法律規定可以公開公評的討論。包含當年素書樓的地目，房屋所有權、使用權，如何會借給錢穆先生一家居住的「沿革」等等，都可翻檢資料，說分明。在你寫的「百年思索」一書裡，已經有很多讀者，對你「錯置時空脈絡」指摘陳水扁當年如何處置錢先生素書樓的作法有所指證，居然，你現在還繼續說，「也就是說，我們的民主政治可能比從前的專制體制更缺少文化的溫柔與深沈，這是多麼令人鬱結不安的印證。」
這樣的言論，還真讓人更加鬱鬱不樂！
什麼是文化的溫柔與深沈？？難道就是默默吞下這樣帶拐子的抹黑坐實指控？？
黃大洲市長任內，陳水扁和其他民進黨議員清查市產佔用問題，查出一籮筐侵佔問題。不只錢穆一家，還有其他一堆。到現在也還沒有解決完。在素書樓這樣案子上，查出，錢穆一家住在市產上，將近三十年沒有付過一毛租金。問題吵開，錢穆視為其恥辱，搬出素書樓。
問題是，查市產侵佔，該不該？
問題是，錢穆個人覺得受辱，一般市民是否可同情的接受：這就是對文化的不尊重？
問題是，該不該遵守公家和私物間那道界線？
問題是，對於一個「文化大師」的尊崇，或是任何一個對社會功績彪炳人士的「尊崇」，是不是該以跨越法律規範的界線來表現？？天子庶人在法律前一律平等。這樣的理解有困難？
問題是，現在的馬小白市府把市產素書樓當作一文化紀念館，也依然不能改變當年市產侵佔使用的混亂。
問題不是錢穆先生一個人的「風骨」問題，而是，一個現代民主法治社會裡「現代公民」的素養問題。
好吧，讓我們舉個例子說吧，德國社會學大師，魯曼退休後，他的專用研究室和他所有研究助理的辦公室一樣淨空交回，給接他位置的教授繼續使用。魯曼還配有一間小辦公室，因為，德國教授是終身公務員身份，即便不接講座，還是可配到辦公室。沒有人，會因為魯曼長達三十多年的研究貢獻，而說，他用過的辦公室就給他用，給他的家人繼續用。公家所有物，自然歸於公家，使用者，能夠使用權僅止於職務相關而來的附帶福利。
核心問題不是你在文中「封建貴族」和「自由民主」兩重概念與理性運作v.s權力專斷的對舉。對不起，我得說，你根本沒有搞懂現代民主政治的運作的價值，也沒真搞懂，錢穆先生整個國史論述的對話敘述脈絡。
所有當年的位高權重者，佔據台北市府公有房舍，有多少是碰不得改不得？對公產房舍，視為私家禁臠，絲毫不受職務上下影響，從大官到下吏都一樣。一碰，就變成權力的霸道，民主的粗暴？這是什麼樣的混亂邏輯？倒是這樣迴避公私界線的方式去講「尊崇」，讓我感受到的還真是封建裡的酸腐氣和自視身份的傲慢。
對不起，歸還公家宿舍，跟文化裡的粗暴與溫柔沒關係。錢先生，對傳統文化的掌握開啟了當代歷史研究許多方向，我承認錢先生的史學成就，也受益甚深。但是，我對於，傳統知識份子作之君作之師，那種從上對下的單線指導的傳統，保持距離；我更對那種上位者自視身份混淆該有的公私份際，當作是優遇尊崇的態度，敬謝不敏！
至於，我們該如何對待「紀念館」？特別是針對個人的文化紀念館？這是另外一個脈絡，與市產侵佔與否不相關，也不必互為因果來論證文化、民主的粗暴與否。這更跟「缺乏歷史智識而蠻幹強為」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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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個人對素書樓的重新開放，變成一個文史哲講堂，沒有任何異議，甚至還覺得是個立意極佳的設計。但是，馬英九和龍應台可不可以不要這麼粗糙的玩弄文化符碼？
尤其是馬小白，身為台北市長，如果他的措辭言說，正如媒體報導：
「他表示，素書樓產權歸陽明山管理局，在錢穆返台前原作為招待外賓之用，絕無侵占公有財產之事。他表示，錢穆一生重視名節、兩袖清風，堅持自行出資興建，但由於未即時辦理土地登錄，以致誤以為是公有房舍，因此他特別還其公道，讓一生重視名節的錢穆，在歷史上有清白的定位。」
「馬英九表示，當年在中央與地方的民意代表不當指控下，以錢穆數十年來評論歷朝興衰、陟罰臧否，人格上絕不容許這樣的污點，於是以九十幾歲高齡毅然決定匆匆搬離；這樣侮辱一代大儒的行為，讓我們整個城市蒙羞。馬英九說，素書樓的重新開館，不僅要發揚錢先生治學風格，也是要平反這宗公案，並繼續弘揚錢穆在文史哲方面的成就。」
何來「不當指控」？錢先生的學術地位，又何曾受這樣房舍問題撼動絲毫？這樣曲意的要為公產侵佔的事實「平反」，那種討巧媚俗的急切，讓人看了還真不忍卒睹。
是不是公有地「侵佔」，白紙黑字很清楚，哪有外界是否「誤認」的問題？
錢先生，本人在當初或許沒有任何侵、佔、私、意。在老蔣時代，房舍問題根本是上面說了算數，哪有真正的公私分界？就連故宮，宋美齡進出庫房如入私家宅院，何曾想過公私之分？錢先生，過世前在意房舍事件影響清譽，是文人珍惜自身風骨的介懷。從他絕然搬離的硬氣，比起那些至今還在乞死白賴公家宿舍的退休大爺，又如何能真正減損錢先生人格半分重量？？
馬小白，你的措辭，卻讓人看破你骨子裡的封建。就算錢先生評論歷朝興衰、臧否政治、褒貶歷史人物，成為一代史學大師，但是，碰上現代公民社會裡的任何爭議，不該也不會有半點言論和行為的免死金牌。
追查公產侵佔問題，正是台灣走向一個民主社會制度化的過程之一，也可說是個社會朝向理性化管理的一個切片。當年追查的有問題侵佔還不只錢穆一家，我記得還有彭孟緝的房子，還有宋美齡的花園，還有大直官邸等等。
問題在於，第一，該不該清理公產侵佔的問題？清查、追蹤公產侵佔的問題，到馬小白上台以後，就自動在媒體上銷聲匿跡。到底，現在台北市產，還有多少被侵佔的事實？沒人知道。（台北市的土地問題，只看到，巨蛋要蓋，北市府要拿土地和別縣市換。還有，忘了哪一天的新聞，提到北市府想拿下松山機場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到底整個北市土地和都市計畫的整體規劃在那裡？為什麼沒有人追查幾個大賣場何以能在住宅區取得那麼大的商業用地？）
第二，該不該建立起一套可以遵循尊崇優遇的「福利制度」？這個問題，其實，到今天都沒有解決。副總統官邸房舍問題一再被媒體炒作，譏笑挖苦有之，吵租金吵桌子椅子品味有之。媒體面對公家房舍問題，沒有一個公私職務劃開的報導準繩。反倒是針對個人針對個案，處處特例報導處理。
今天，政治人物在這件事情上，可以用到「社會」要還「公道」這樣的字句，還真讓人啼笑皆非。
再講，龍應台，我無法忍受你割裂論述脈絡粗糙白目的手法。
當年，國史論述，除了胖胖腳所提，必須面對馬列史觀的那套歷史分期，乃至奴隸、階級鬥爭的歷史論述。還不能不提，錢先生的國史大綱，成書於三十年代；在那樣時空背景下，當年任何傳統教育出身的知識份子都得面對擁抱或拋棄傳統、是否向西學取經的天人交戰。他們要回應近代中國如何面對西方十九世紀以降發展出來的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實質帝國侵略，還得面對當時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政治現實。民國20-30年，整個中國有多少人受國民教育？有多少人受傳統教育？錢先生，面對時代困局，在寫國史大綱之時，對那種從下到上的沒有教育基礎的工農改革運動，沒有半點信心。他在國史大綱裡，透露出贊成老蔣訓政的訊息；也一再在他的政治論述和歷史評論裡，表達以知識份子為中心的人治傾向。他在評論歷代政治演變時，不斷反覆辨析思想文化界的影響。但是，錢先生不曾區分過，思想界的眾家學說雜陳，並不直接等於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政治內涵。他也不曾真正理解過歷史上「社會」這個面向。余英時寫錢穆乃是一生為故國招魂！壯哉斯言！
但是，錢先生所招來之故國之魂，轉到台灣本地，卻被嵌進入另外一種脈絡。老蔣急切要在台灣本島建立起中華文化的正統論述；尤其比之於中共文化大革命十年，我們老蔣政府，對抗式的搞出一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急急切切讓陳立夫弄了四書道貫，文化基本教材，當年那個中學生不唸不背不考？？撇開錢先生的學術問題，錢先生在社會上的國師地位，不能不說是在那樣的政治脈絡上確定下來。
今天龍應台，乃至媒體報導評論帶拐子，講貴族封建裡的理性運作，討論對文化大師的禮遇優容，來對比現在民主政治運作的缺失。為什麼不看看老蔣政府何曾真正尊重過文化？要講政治裡的禮賢下士，老蔣政府如何對待一生耿介的殷海光？如何對待胡適？老蔣一路行來的政治操弄何嘗真正瞭解過知識份子的質量？老蔣對待錢先生何嘗是真心奉為君之師？？
錢穆先生論述裡封建貴族的理性運作，不是也不該用來對比於現在的民主政治的操作。任何制度能夠運作，自有其內部理性因素，也有其結構上的限制。貴族封建制度能夠解決什麼樣的現代社會問題？？龍應台，你這樣切斷脈絡，把封建貴族v.s自由民主兩重概念與理性運作v.s權力專斷的對舉比賦，不但發於文章，更在素書樓開放記者會上宣之於口，如此錯亂顛倒，不但讓人鬱鬱不樂，更讓人氣悶生厭！
※ Pips的話：
Caffen的鬱鬱不樂已過賞味期，特以保鮮膜存封留念。
附圖為挪威畫家Edvard Munch (1863-1944)名作：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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